许倬云《西周史》选载(五)——第七章“封建制度”第4、5、6节(1)

许倬云《西周史》选载（五）——第七章“封建制度”第4、5、6节(1)第四节封建制的层级西周早期不见封建制度的五等爵位号，并非意味着西周没有层级的位序。

正如顾立雅指出，为了实际需要而发展的分封方式，会逐渐制度化而衍生春秋时代分明可见的贵族礼仪。

实则严整的封建等级化及其礼仪，在西周中叶以后己渐渐发展成形。

墓葬习俗即反映这种制度化的等级。

西周早期的墓葬中，至今尚未有商王王陵同级的大墓出现。

由现有的资料分类，最高一级的大墓是浚县辛村的卫侯墓。

墓室大而深，都有槨室和南北墓道，殉葬的礼器与兵器都甚丰富，有车马坑埋车马。

人殉的例子仅一见。

中型墓，见于陕西宝鸡、岐山、长安，河南洛阳、浚县，河北房山、昌平诸处，共二十余座，规模比大墓为小，都有椁有棺，有的并且重椁。

河南洛阳东郊的中型墓并有墓道。

一般都有随葬的礼器和车马器。

大多数中型墓中的礼器因被盗而不能确知器类组合。

最常见的为鼎、及鬲。

墓中常有兵器，当属于中等贵族。

中小型墓则一般无墓道，墓室皆作长方竖穴。

随葬器物少于中型墓，大部分不出车马器。

这些墓葬的主人大约有末级的贵族，也可能是较富裕的平民。

西周早期小型墓，由已发表的资料计算，有140座左右，将近中型墓与中小型墓总和的两倍，其面积均甚小，长方形竖穴以有棺无谆者为多。

随葬品为数甚少，大都是陶器，一般不见铜礼器。

有些全无随葬品，甚至连附身之棺也没有，只用席子裹尸。

这四种墓葬，代表了社会上的四个阶层，但是不见森然有序的礼仪差别。

西周中期以后，亦即穆王以后，墓葬制度呈现系统化的等级位序。

各种铜器出土的数量及组合，逐渐形成一定的比例。

一般言之，甗、豆、盘、匜只出一器，壶出二器，鼎为奇数，按鼎数少一器，为偶数，鬲也随之而增减。

同墓诸鼎的形制、花纹及铭文均相似，只是尺寸依次递减，号为列鼎。

《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

”《仪礼》“聘礼”和“公食大夫礼”都记载了天子九鼎，国君所用。

大牢的肉食种类为牛、羊、豖、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

七鼎大牢是卿大夫所用，比前者的食单中减去鲜鱼、鲜腊。

五鼎少牢，以羊为首，《仪礼》的“聘礼”、“既夕礼”、“少牢”和“有司彻”诸篇均有记载，减去了大牢的牛及肤，是大夫食用的标准。

《孟子》“梁惠王下”：“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后以五鼎。

”也证实了这一级是大夫所用。

三鼎较五鼎的肉类又减去羊及肠、胃，只剩了豖、鱼、腊。

是士一级的食用标准。

《仪礼》“士昏礼”、“士丧礼”、“士虞礼”、“特牲”都如此说，只有“有司彻”的三鼎是羊、豕与鱼。

最低的一鼎食则盛豚，属于士的常食，“士冠礼”、“士昏礼”、“士丧礼”、“士虞礼”和“特牲”均有记载。

用来盛黍稷，偶数，《礼记》“郊特牲”：“鼎俎奇而笾豆偶。

”比鼎数少一件。

传世铜器中也有过列鼎，如颂鼎有三件，小克鼎有七件，仲义父鼎有八件。

考古资料，可由附表列出鼎数多少与墓室大小、棺椁层数、铜礼器数字、兵器种类与数量、车马器与车马之数量等各项间相应关系。

表中未列陕西张家坡第222号墓出土的五件陶质列鼎，及扶风庄白的一批青铜器中的四件铜列鼎，这两处发现，均属西周中期，在穆王以前，当为列鼎制度开始系统化的时候，也是礼仪反映封建已经在制度化了。

表中所列的九鼎出自湖北京山的曾国国君墓中，墓已残破，出土九鼎七缺了一殷。

与曾侯墓相当的是河南浚县辛村的卫侯墓，墓道及棺椁俱尚可见，但墓中鼎已被盗。

卫侯三墓中有一墓出土青石编磬的两件，也只有诸侯方可有之。

卫墓附近有车马坑，埋车十二辆、马七十二匹，一车六马，正是国君身分的车仗。

九鼎墓无疑是国君一级的墓葬，与典籍所记相符。

七鼎墓可以上村岭的虢太子墓为代表。

随葬品丰富，车马坑中有车十辆马二十匹。

该墓出土七鼎六，另有一套编钟，正是国君级稍逊一级的体制。

西周五鼎墓有七座，三座为西周中期，两周之际两座，东周初期的两座。

在虢国墓地中，未被盗的五鼎墓有两座也与虢太子墓一样，都是双棺一廓，但规模较小。

有车马坑，各殉五车十马，减七鼎墓的车马数为一半。

出土五鼎四四鬲。

这一级墓主当属于中级贵族。

三鼎墓为数不多，总数不到十座。

长安斗门镇普渡村的长由墓出土了成套礼器及一套编钟。

虢国墓地的三鼎墓，两座规模与五鼎墓相似，一座较小。

都有车马器而无车马坑。

诸墓大都是单棺。

墓主身分，大约是卿大夫以下的低级贵族，相当于士的一级，故可用车马，而不能自具车马。

一鼎墓为数最多，共二十余座，其中五座属西周中期。

墓室较小，单棺有椁。

多数随葬有兵器及车马器，但没有车马坑。

出土礼器为一鼎一。

虢国墓地未经盗掘的一鼎墓有十九座，单棺有椁，有的也有双棺。

出土有一鼎而无。

少数墓有车马器，无车马坑。

一鼎墓外，有十余座西周中期至东周初期的二鼎墓。

但二鼎形制不类，不能算是列鼎。

墓的规模体制与一鼎墓相近，当只能算是同一级的墓制。

礼仪的系统化与制度化，一方面意味着一个统治阶层的权力已由使用武力作强制性的统治，逐步演变到以合法的地位的象征。

另一方面，规整的礼仪也代表统治阶层内部秩序的固定，使成员间的权利与义务有明白可知的规律可以遵循，减少了内部的竞争与冲突，增加了统治阶层本身的稳定性。

相对的，统治阶层也为了安定而牺牲其灵活适应的能力。

西周中期开始的礼仪系统化，在春秋时代演变得更繁琐，同时周东迁以后，王权失去了原有的威望，僭越的事也更常见。

在西周的后半期，殆是封建礼仪走向系统化的阶段。

第五节主从关系礼仪中最重要的自然是策命礼，经由这个典礼，周王对其臣属，赏赐种种恩命，一次又一次的肯定了主从的关系。

事实上，铜器注：此墓为合葬，墓室大小、车马坑以及人殉等都不便计算。

铭文中绝大部分是这种策命礼的纪录，文献中的资料，《尚书》诸篇，全为浩命，《诗经》“大雅•江汉”及“常武”两篇是策命的韵文。

《左传》定公四年周公举蔡仲一段，也属策命的节录。

春秋以后，策命仍不乏见于记载，齐桓晋文两次朝觐，都有王室的策命，其文辞仍一贯的保存了西周策命的格式与语气。

传统经学中治礼的学者，根据三《礼》及《左传》、《尚书》，颇致力于周代王室礼仪的考证。

由现存的金文资料，齐思和、陈梦家有系统的重建了周代策命礼的一般细节。

策命礼通常在王宫的大室或王朝的宗庙举行，也偶尔可在臣下的宫室举行。

王在天未亮即到达行礼的地点，天一亮王就在行礼的“大室”接见受赐臣下。

所谓大室，当即行礼所在宫室宗庙的正殿，本书第二章描述歧山凤雏村周代建筑，前堂后室，堂前有庭，当即可用以说明大室与中庭的位置。

扶风召陈村的西周建筑遗址，时期由西周中期到晚期，正是封建礼制极为严整的时代。

建筑遗址广大，初步看来，是一群高台上四阿重檐瓦顶的大型宫室。

格式虽未必是四合院式的布局，仍有中庭与正堂，两旁有东西室，堂前有崇阶。

在这种建筑举行策命礼，威仪棣棣，也颇为相称。

行礼时，受命的臣下，由其傧相导引入门，立于中庭，王则南向立于东西两阶之间。

策命是预先书就的简册，由秉册的史官宣读，有时秉册是一人，宣读是另一人。

王在当场命令宣读，其口头命令也记入策命中。

策命的命词，则以“王若曰”为起句。

策命详简不一，其内容通常包括叙述功劳，追述先王与臣下先祖的关系，列举赏赐实物及官职的项目，以及诫勉受命者善自步武先人功烈。

以大盂鼎为例，这几段即完全不缺。

《诗经》“大雅•韩奕”：“韩侯受命，王亲命之，缵戎组考，无废朕命，夙夜匪解，虔共尔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接着列举韩侯觐后受赐车马服章，也正合上述策命金文的体例。

行礼常在宗庙，诫勉之词常引述祖德，凡此均可反映策命礼是如何的传统化了。

成康之世，周王往往亲命，成康以后，则由近臣内史或尹代王宣命，也足以反映策命礼渐走向形式化的方向。

至于赏赐礼物与恩命的内容，如由一百六十余件有赏赐的金文铭辞统计，赐赏臣下赤市、朱黄、玄衣、赤舄一类服饰有六十余器，赏赐车马及其附件或旂章弓矢的各二十余器，赏赐土地奴仆和玉器的各十余器。

是以赏赐也有一定的差别。

在礼仪制度化时，象征性的赏赐与实物的赏赐同样可为受者珍视。

周人策命礼中大量出现特权象征的服饰旅章，正说明了封建结构已有明确的阶层分化。

不仅王对臣下有策命，诸侯对臣下也可有策命。

如《左传》昭公三年：“郑伯如晋，公孙段相，甚敬而卑，礼无违者，晋侯嘉焉，授之以策曰：……‘赐女州田，以胙乃旧勋’，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

”即是晋侯对臣下的策命。

有一件成康时代的麦尊，记载井侯接受了周王的策命与赏赐，井侯为此对于井侯自己臣下作册麦也赏赐以金，麦为此制作这件铜尊，以为纪念。

又如耳尊：“侯各于耳□侯休于耳，易臣十家。

长师耳对扬侯休，肇乍京公室彝。

”“耳”是“京公”封在“长”地的属下，接受侯的策命。

王对诸侯或高级贵族有策命，诸侯及高级贵族对自己臣属也可以有策命。

阶层化的结构显然已逐渐形成了。

“委质为臣”即是确定新主从关系的手续。

周礼对于宾主双方接受贽礼的形式极为注重。

平等的两方互赠礼物，不外肯定友谊。

策名委质，则相当于确定君臣的关系。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怀公执狐突，要求他召回跟从公子重耳的两个儿子。

狐突的答复：“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

策名委质，贰乃辟也。

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数矣，若又召之，教之贰也。

”可见策名委质的礼仪，正为了确定主从之间的君臣关系。

一旦委质，虽死不贰。

《国语》“晋语九”，晋师围鼓，执鼓子，有鼓子的臣属夙沙釐，自动跟随故主，他的理由：“臣闻之，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委质而策死，古之法也。

”夙沙釐认自己是鼓子的臣属，不是“鼓”这个地方的臣属。

其君臣关系不系于封国，而系于封君。

在这一制度下，君臣关系是特定的，不是由宗族血亲的关系下衍生。

狐突不能干涉二子委质于重耳，正表示君臣关系乃是个人间的约定，不能继承祖先的关系。

更有可注意者，这种层级隶属关系的向下延伸，不仅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建立主从关系，封建的主从与宗族的关系也是相重叠的。

赏赐的恩命，由父子相续，孟：“盂曰朕文考眔毛公仲征无，毛公易朕文考臣，自厥工，对扬朕考易休，用宦兹彝乍厥，子子孙孙其永宝。

”是则父亲立的功劳，父亲亡故了，遂由儿子代父接受。

兄弟对于大宗也是相当于臣属的地位，豦：“豦拜稽首，休朕匋君公伯，易厥臣弟豦井五匙，易表胄干戈，豦弗敢望公伯休，对扬伯休，用乍且考宝彝。

”此处君公伯与厥臣弟对称，伯是长支，弟仍“对扬伯休”称颂长支的福祉，再为祖先制作尊彝。

大约弟支的祖先并不包含在长支之内，是以弟当不是公伯的亲弟，弟大致是小宗对大宗自称。

另一件是父子间赐与的例子，效尊：“佳四月初吉甲午，王雚于尝，公东宫内乡于王，王易公贝五十朋，公易厥顺子效王休贝廿朋，效对杨公休，用乍宝彝。

乌，效不敢不迈年，夙夜奔走，扬公休亦，其子子孙孙永宝。

”此“公”锡儿子“效”受之于王的贝，“效”大约不是承嗣的儿子，遂对父亲不仅当作父，也当作君。

而且自矢忠诚，当系对于大宗的臣属关系。

本章前文曾引了沈子也，沈子是周宗的小宗，正与效尊之情形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