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_第七节郭小川现象

浅析郭小川内心矛盾中闪耀的文学性作者：朱元浩来源：《读天下》2019年第13期摘要：郭小川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时宜的作品中闪耀着文学的色彩，其对文学的探索，尽管不合时宜却打破当时文学发展的禁区，对以后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启迪作用。

关键词：时代精神;《望星空》;迷茫;困惑;抒情诗;《白雪的赞歌》郭小川是一位独特的诗人，一方面，他的笔下写着对祖国对生活的颂歌，可是另一方面，他对艺术的追求又不仅仅满足于此，他也在不断地探索着，他也因为时代而苦恼，他有着自己的徘徊和迷茫。

但是因为这样，郭小川才称得上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充满创作性的诗人，在三十年的诗歌创作史中没有一个可与他相比。

”他自己声称：“我所向往的文学，是斗争的文学。

我自己将永远不会遗忘这一点。

”当然在他的一些诗歌中的确是这样的“我的出发点是简洁明了的，我愿意让这支笔蘸满了战斗的热情，帮助我们读者，首先是青年读者生长革命的意志。

”他的《向困难进军》《致青年公民》组诗都表现出了火一样的革命热情，但是这些都不是他最闪耀的，真正的闪耀着文学的火花的东西应该是郭小川心中的矛盾之间所擦亮的东西。

而后来郭小川自己也说过：“文学毕竟是文学，这里需要很多很多新颖而独特的东西，它的源泉是人民群众的生活的海洋，但是它应当是从海洋中提炼出来的不同凡响的，光灿灿的晶体。

”于是就有了诸如《望星空》《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中》这样的作品，“情感和倾向多少显示出了诗人的‘暧昧性’，他不仅偏离了公共性，诉说他自己，而且在生活中充满了‘诗意’的时代，他提到的‘心将不免忧伤’等不喝时宜的想法”心境不那么昂扬了，诗人在诗中开始袒露出现实的情感的真情流露的东西。

在抒情诗《望星空》中所体现出来的，当时正是“大跃进运动”和“反右斗争”发展越来越激烈的时候，文艺界当中到处都是粉饰太平的气息，小川开始困惑感到迷茫。

诗歌多半是以景写情的，是诗人自我内心的隐晦的展示，他的“情绪”是来自他笔下所赞美的“人世间”，而他又只能是向着星空有节制的轻声耳语，所以当他回到了现实的时候，他又必须是欢快的，积极的高昂的，因为就像诗中所写的“人间”终会胜过“天堂”。

浅析郭小川内心矛盾中闪耀的文学性1. 引言1.1 郭小川内心矛盾的描述郭小川是一个内心矛盾的人物，他常常陷入自我矛盾之中，无法摆脱。

在他的内心深处，有着一种无法言说的纠结和挣扎，让他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方向。

他仿佛被两个截然不同的自己所困扰着，令他感到无助和困惑。

郭小川内心的矛盾主要来源于他对自己的认知和对外界期望之间的冲突。

一方面，他想要追求自己内心真实的梦想和欲望，但他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的压力和社会的规范。

这种内心的矛盾让他陷入了种种困境和抉择之中，难以做出决断。

郭小川的内心矛盾并非简单的黑与白、对与错，而是一种复杂而深刻的内心挣扎。

他在追求理想与面对现实之间徘徊不定，如同一场永无止境的心灵之战。

这种内心矛盾的描写不仅让人感同身受，更带来了作品内在的张力和吸引力。

1.2 文学性的重要性文学性在文学作品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它是文学作品的灵魂和核心，是作品能否产生深远影响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文学性是指作品所体现出的审美情感和艺术特质，是作品所蕴含的文学价值和艺术成就的表现。

文学性不仅关乎作品的形式美感，更关乎作品所传达的思想、情感和人生哲理。

作品的文学性决定了其独特性和永恒性，使其在文学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

在文学创作中，文学性是作品的灵魂，是作品与众不同的标志。

作家通过对情感、思想和人生的深刻思考，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和对世界的观察融入作品之中，赋予作品独特的文学性。

文学性不仅表现在作品的语言、结构和风格上，更体现在作品所表达的主题和意义中。

作品的文学性决定了其在读者心中的位置和影响力，使其成为经典作品，在文学史上永不磨灭。

文学性对于作品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作品的文学性决定了其艺术成就和传播价值，使其能够触动读者的心灵，引起读者的共鸣和思考。

只有具有深厚文学性的作品才能被传颂千古，留存于人们的记忆中。

在创作和阅读中，我们都应该注重作品的文学性，珍视文学作品所蕴含的深刻内涵和人文精神，使文学在我们心中闪耀永恒的光芒。

浅析郭小川现象摘要：郭小川现象不仅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在现在也是有很大的研究意义。

关键词：望星空政治郭小川现象，是指因为受时代的影响，前后文互相矛盾的一种文学现象。

要分析郭小川现象，还得从郭小川的成长经历说起。

郭小川，原名郭恩大，出生于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凤山镇（原属热河省）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父母均系教师。

他幼年在家乡读书，随父读过两年私塾。

1933年春，日寇进攻热河，全家逃亡到北平。

这也使得郭小川在少年时代，就背负起了民族国家的重任，在“一二·九”运动后，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是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文艺青年联合会的活跃成员，开始用诗歌作武器，参加了民族解放的斗争。

抗日救亡的经历让他对共产党有了好感，之后他报名参加八路军，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又在在延安马列学院、中央党校三部等单位学习，进修马列主义和文艺理论。

理论的学习，让他对政治有了深入的了解，给他带来了较高的思想理论修养，这也是他后来擅于写政治抒情诗的一个原因。

在他参加工作后，他先后任冀察热辽《群众日报》副总编辑兼《大众日报》负责人；《天津日报》编辑部主任。

又于1955年到1961年任中央作协党组副书记、作协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诗·刊》编委。

这些工作经历使他一直朝着政治的方向发展，无论是他少年的生活经历，还是他之后的工作经验，都和政治脱不了关系，这些都为为他的政治抒情诗创作提供了丰厚的肥料。

有了这些丰厚的肥料，诗人创作起政治抒情诗就游刃有余，他的抒情诗为政治服务，具有较强的政治功能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但诗人也不是一味高歌政治，作为一个基本的文人，他也有自己的思考，不过这种思考却最终被时代扼杀了，这才有了我们学术界流传的郭小川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要溯源于郭小川于1959年创作的《望星空》。

《望星空》的创作，本是为人民大会堂的落成而作，诗人在前半部分自己面对浩渺的星空，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宇宙尽在人手中掌握的怀疑，因为星空是那么无限，而人是那么有限，他望着广阔的星空，不由得感叹自然的伟大，对当时盛行的“人定胜天”思想产生了怀疑，但这种怀疑只是暂时的，因为诗人备受时代的“洗脑”，和迫于时代的压迫，又把这种刚刚萌芽的“反意”给硬生生压了下去，在结尾又来了个大转折，说自己前面的想法是错误的，自己要把星空踩在脚下，又回到了马克思所宣扬的“人定胜天”中。

第10 卷第 2 期2009 年6 月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Yansh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焦虑的意义——论郭小川建国后的心态构成与诗歌理念转变之关系巫洪亮1,2Vol. 10 No. 2Jun. 2009（1.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福州350007 ; 2. 龙岩学院人教院, 福建龙岩364000）[摘要] “焦虑”是郭小川建国后重要的心态要素和精神症候，诗人的焦虑心态和诗歌理念转变之间有着复杂的关联。

确立诗人身份的焦虑促使其诗歌理论和实践探索的自觉，诗歌成为主体复杂灵魂实现独特传达的艺术；双重身份的焦虑使他产生精神危机，诗歌成为主体缓释身份焦虑的艺术选择；道德焦虑则摧毁了他秉持的诗歌理念，诗歌成为主体展示革命忠诚与纯粹的深情表白方式；存在焦虑迎来了主体精神觉醒，诗歌成为主体另辟生存空间、重寻生存意义的“革命武器”。

[关键词] 郭小川；焦虑心态；诗歌理念；意义[中图分类号] I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692 (2009) 02-0106-06在“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的诗歌演变历程一、身份焦虑中，无论是诗人精神世界，还是诗歌文本创作都出现了一系列“独异”的现象，透过这些已然历史化的“现象”，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当代诗歌发展的曲折与艰难，还能更加深入了解当代诗歌的问题与症结。

在这些“现象”中，“郭小川现象”吸引了不少当代研究者的目光。

综观郭小川的研究，人们主要侧重于现象描述而忽视问题的探究，这样也就无法从研究对象中提取重要的命题，深入而有效地揭示“现象”的复杂性。

在郭小川的生命世界里，“焦虑”是他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基本心态要素，同时也是建国后许多当代知识分子重要精神症候。

那么，究竟是何种“语境”催生了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焦虑？这种精神焦虑有哪些维度？不同维度的焦虑与创作主体诗歌理念变迁及思想转换之间有何内在关联？简言之，郭小川建国后焦虑心态的意义何在？我们试图以“焦虑”为核心命题，探察1950-1970 年代诗人在特定“政治—文化”语境中，其心态构成与诗歌理念转变之间的复杂关系。

1郭小川诗研读[最终版]第一篇：1郭小川诗研读[最终版]一、作家自述我所向往的文学，是斗争的文学……但是，我越来越懂得，仅仅有了这个出发点还是远远地不足，文学毕竟是文学，这里需要很多很多新颖而独特的东酉，它的源泉是人民群众的生活的海洋，但它应当是从海洋中提炼出来的不同凡响的、光灿灿的晶体。

摘自《月下集·权当序言》，《月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诗是表现感情的，当然也表现思想，但感情可以说是思想的“翅膀”，没有感情，尽管有思想，也不是诗。

当然，我们的“情”是无产阶级之情，是人民之情。

既然是“情”，就必须是从心的深处发出的，无法伪装，伪装的都没有真情实感。

……我以为，音乐性是诗的形式的主要特征。

在语言艺术中，诗的音乐性应当是最强的。

……音乐性不仅限于押韵。

也许可以说，更重要的是“旋律”。

摘自《谈诗》，《诗刊》1977年第12期。

二、重要评价观点可以说，郭小川写诗的时候不纯粹是以诗人的眼光来看待生活，同时也是以政论家的眼光来看世界的。

正因为如此，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非常深刻，反映到诗里就常常有一些含有精辟哲理的诗句像火花闪耀着光辉。

他在50年代写的名满全国的组诗《致青年公民》以至“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诗集《昆仑行》中的一些诗，立意构思都充满了哲理，给人以很大启迪。

然而，郭小川的诗又不是一般的哲理诗，不像一般哲人所发的警句，而是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是有血有肉有情有趣的诗句。

郭小川的诗歌创作有一个发展过程，他早期有些诗形象性显得不足，有时给人以较空较泛的感觉；作者较多注意语言的形象化，而对总体形象的鲜明性和完整性注意不够。

后来他逐渐注意到了这点，尽量避免在诗中发议论，而是努力把诗写得更具体，更有生活气息，更有形象性。

如他最后写的《秋歌》二首（《团泊洼的秋天》、《秋歌》），可以说是最典型的政治抒情诗，但诗中所写秋天的气氛、景物都极具具体形象，在此基础上表现诗人的战士豪情也极为生动感人，这就和一般的政治批判完全区分了开来。

第七讲郭小川、贺敬之与新诗的政治化（50、60年代）五十年代，新诗的发展走向泛政治化的方向。

这种状况经过六十年代，直到七十年代中后期结束。

新诗发展的这种转机与新兴国家的政治观念与文化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一直处在战乱状态，不仅普通百姓对战争深恶痛绝，任何一个政党都希望在自己的政治及军事力量的主导下实现和平与统一。

这不但符合民意，也符合政党主政的目的。

所以，1949年10月的建国，人们对于和平的降临无疑给与了热切而真诚的欢迎。

绝大多数的诗人，无论来自何方，无论政治态度如何，都用他们的诗歌表达了胜利的喜悦心情，甚而于对共产党的领导及其领袖的颂扬。

但是，执政党对于问题的考虑自然与一般民众和团体不同。

在和平的曙光里开展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是当务之急；与此同时展开政治动员与政策实施也是进一步巩固新生政权的重中之重。

纵观建国初二十年的历史，普遍的经济建设与大规模的文化政治运动如并列延伸的两条轨道、蹒跚行进的两条腿脚，迹象显著，步履维艰。

在此过程中，广大的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建设的参与者与思想改造的对象扮演了十分尴尬的角色，处于千难万苦的境况。

当然，无论现实的处境如何，生存毕竟是首要的。

于是，出于自觉或不自觉的调整与选择，在历史的进程中，不同的人找寻“属于”自己的位置，扮演不同的角色，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在文学领域，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呈现了大体相似的特色。

这一部分我们讨论的范围涵盖了五十和六十年代两个十年的时间。

这个时期的诗歌创造普遍受到政治政策的影响，而呈现出“政治化”的色彩。

我们分一般诗歌状况与代表诗人的诗歌创作两大类来讲。

一、一般诗歌状况当然，具体情况又有不同。

政治对于诗人创作的影响，在一些人是紧跟形势，自觉地“左倾”，成为时代的“弄潮者”；一些人是被“形势”牵着鼻子走，而终成时代的“落伍者”；一些人是在建国后的政治环境下开始创作，在情势可能的状况下，努力地追求“诗艺”的“探索者”。

前两类基本是三、四十年代成名，进入新时期的“老”诗人，后一类是四、五十年代开始创作的青年诗人。

平静下的沸腾、白日中的流光（评论） ——郭小川访辽诗歌评论杨　洋120世纪50到60年代中国新诗代表人物郭小川，生于1919年，原名郭恩大，出生于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国家危难之际，郭小川在赴延安途中参加了八路军，积极参与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并在抗战过程中开始创作并发表作品。

抗日战争前期的作品《滹沱河上的儿童团员》《我们歌唱黄河》《草鞋》《老雇工》等，虽略显稚嫩，但仍能感受到诗人热爱革命生活的感情。

1941年至1945年，他在延安马列学院等单位学习和工作了四年半，主要从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和文艺理论的研究。

1945年后曾任丰宁县县长。

这一时期他继续业余写诗，在《新诗歌》《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了一些作品。

建国后在中南地区新闻和宣传部门工作。

1955年调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诗刊》编委，开始致力于写政治抒情诗。

“文革”期间曾受到运动影响被下放到湖北威宁五七干校劳动，1976年意外离开人世。

郭小川一生徘徊于战士与诗人双重身份，历经磨难，始终保持着战士的热情与诗人的浪漫。

1960年，郭小川41岁，此时党中央开始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要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接着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1961年初，中共中央又召开八届九中全会，决定集中力量加强农业生产，3月又在广州召开会议，决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随即从中央到地103方掀起了下基层的热潮①。

1961年，42岁的郭小川在东北度过了人生难得的时光，短暂却又难忘。

此前，郭小川曾几次致信上级领导，要求调动工作或休假，均未如愿，这次终于如愿以偿获得宝贵的访辽机会。

厌倦机关工作想要逃离的郭小川，获得了前往鞍山、抚顺参观访问的机会。

这一时期的郭小川创作热情饱满高涨。

在沈阳，他不顾旅途艰辛舟车劳顿，创作了生平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下山》；在煤都抚顺创作了《煤都的回声》、《胜利矿纪事》（四首）、《矿工不怕鬼》、《婚期问题》、《煤都夜景》等五首组诗以及《老矿工的爱情》《别煤都》；在钢都鞍山，创作了《追踪老孟泰的脚步》《鞍钢一瞥》《出钢的时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四首诗。

从郭小川看中国新诗的探索和发展新诗的发展史，始终贯穿着一系列的探索和实验。

如何在深厚的传统基础上发展新的艺术形式，如何使新的艺术形式在表现火热现实生活中发挥诗歌的独特艺术魅力，郭小川为我们走出了一条值得关注的探索道路。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全国曾进行一场旨在发展新诗的艺术形式大讨论。

然而在大量创作活动中，人们却把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的指导思想，衍变为仅在当时的大跃进民歌和学习领袖诗词基础上发展新诗。

在那样的时代氛围中，郭小川新格律体诗的出现，无疑是一道耀眼的闪电。

它不仅证明了新格律诗体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同时，也雄辩地证明：较之_由体，新格律体非但毫不逊色，而且亦不像某些批评者所云：“束缚”诗人的思想感情。

提倡和实践新格律体诗的写作，非但不是什么形式主义或唯美主义，而它却恰恰标志着新诗在努力向诗的内核做一种逼近，一种烛幽探微，一种对诗创作内在艺术规律的发掘和探求。

尚须说明的是，当时人们似乎已公认只有民歌体才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当郭小川体通过期刊和电台等传媒刊布后，它便风起云涌激荡在各种群众的朗诵会上，深得广大读者和听众的喜爱。

这昭示人们：新格律体不仅同样能产生优秀诗作，乃至杰作，只耍能纯熟地加以运用，格律不但不是什么“束缚力”，反而能推动诗思的运行，并帮助诗人迅速完成自己作品的艺术构思。

同时，它还昭示出：杰出的诗人，其作品必然具有多样题材、体裁、手法及风格。

而能够称之为诗歌繁荣发展的时期，则必须是不同流派与不同风格的优秀诗人辈出而且能够并存的；他们的作品异彩纷呈，而气象万千。

郭小川体的出现，不仅使新格律体重新焕发青春，而且它鲜明地昭示出：只有在学习民歌和古典诗歌，学习外国诗歌和新诗自身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来发展新诗，才是真正正确的道路。

从宏观上说，这些方面，哪一个方面不能有所偏废。

因此，郭小川体的产生和成熟，在当时的诗坛，无疑是异军突起，因而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郭小川的诗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乃至逐步扩大到国外去。

郭小川一、郭小川的生平郭小川（1919—1976）：郭小川是一位艺术功底深厚、才华横溢的时代歌手，他是以战士兼诗人的形象置身于优秀诗人行列的。

在文学史上，他与贺敬之齐名，代表了我国当代政治抒情诗的最高成就。

他原名叫郭恩大，1919年出生在河北省丰宁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童年时代在父亲的私塾读书，少年时代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参加了八路军，被分配到120师三五九旅，在王震的直接领导下当过文艺战士、政治教员、司令部机要秘书。

1937年18岁入党，1941年被组织上送到延安学习，在马列学院、中央党校进修马列主义和文艺理论。

1945年回到家乡丰宁县当县长，领导了清匪反霸运动和土改斗争。

从1945——文革前，他主要从事党的领导工作和文艺领导工作，当过编辑部主任、宣传处处长、作协书记处书记、《诗刊》编委等，1962年调到《人民日报》编辑部当特约记者，直到文革开始。

文革中，江青、姚文元亲自对郭小川开刀，把他打成了“修正主义分子”、“反动文人”，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和天津团泊洼干校劳动改造，身心都受到摧残。

1975年9月，澄清了事实，他恢复了自由，回到了北京。

1976年1月9日早晨，他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悲痛万分，哭得起不来床，写了一首悼诗寄给了邓颖超，算作他的唁电。

朱德、毛泽东先后逝世以后，他每天泪流不止，以至眼睛发了炎，写悼诗手也写肿了。

1976年10月9日，他去河南安阳看眼病，听到了粉碎四人帮的重要社论，欣喜若狂，正准备回北京开始新的生活，不幸于18日凌晨，被一场意外的火灾夺去了生命，终年57岁。

1976年12月14日，在北京举行了追悼会，王震等400多人参加，收到唁电、唁函、悼诗数百首。

郭小川为人胸怀坦荡、平易近人，生活朴实、为人正派，同事们都称他为“实干家”、“党和人民的好儿子”、“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与诗人”。

二、郭小川的创作道路：郭小川写诗起步也比较早，抗日战争时期写过一些抗日救亡的诗文，参军以后，写过一些歌颂革命斗争的诗和剧本，但是一次过黄河时，都丢掉了。

革命话语中的诗性延展郭小川50年代的叙事诗着力体现了个人在走向革命的过程中内心所产生的困惑和挣扎。

在《白雪的赞歌》和《深深的山谷》这两首爱情叙事诗中则具体体现为主人公在面对爱情与革命的冲突时，内心的痛苦与矛盾。

爱情因其私性本质往往不能完全裹挟于革命的集体话语之中，从而呈现出一种交叉的状态。

郭小川将人性置于革命与爱情这对微妙的张力场内，去触碰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悸动。

本文将从叙事诗的抒情特质来发掘其个人话语对革命话语的消解。

一、个人化的抒情场景我国自古就有“诗缘情”的论述，并形成了抒情言志的传统。

郭小川在他的叙事诗中十分注重对抒情场景的设置。

他说“所有环境的描写和气氛的烘托，都是为了表现人的思想感情。

离开这一点，所谓‘写景’就不但是累赘，而且会损害健康的思想感情。

可是，没有典型环境的描写，甚至没有对大自然的特殊情景的描写，往往不利于抒情的，是会影响思想的深刻性的。

”[1]郭小川笔下的抒情不是空中楼阁。

这些抒情性场景就如同叙事诗的和弦，在与情节和主旨的配合下，演绎出一首首和谐的乐曲。

同时抒情性场景也是诗人的一对谨慎的触碰时代与个人话语的触角。

1.寻找潜在的自我：夜的幽闭下心灵的呼吸夜与昼在郭小川的叙事诗中具有隐喻色彩。

他将人物内心的挣扎置于夜的背景下，书写不被主流认可的个人话语，从而违拗了时代对于标准化、单一化叙事的要求。

“白天”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公共的空间里，为着革命的需要喊着统一的口号，就像土墙上的标语，它既是属于个人的，也是属于时代中每个人的。

个人的独特性被完全抹杀。

而作为一名一直在追求独特性的诗人，这显然是不够的。

因此诗人将自己的笔触伸向黑夜，在夜的宁静中去寻求内心的声音。

夜与昼的同在，正是郭小川身跨“战士”与“诗人”二职的矛盾外化。

在《深深的山谷》中，沉沉的冬夜里女主人公大刘在温暖的小屋里讲述了自己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的爱情故事。

爱情在它绚烂之时也有如晚霞般柔和的色彩，如梦如幻。

正如两人在延河边的甜蜜记忆。

当代文学期末总结第一章 1949------1976文学思潮第一节 50年代、60年代文学运动与文学思潮1、中国当代文学的三个历史分期：新中国成立后前期十七年（1949—1966）；文革十年（1966—1976）；新时期（1976—至今）。

2、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全称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于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

会议听取了郭沫若所作的《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矛盾总结国统区文艺运动，作了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周扬总结解放区文艺运动，作了题为《新的人民文艺》的报告。

大会指出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提出了社会主义时期文艺的新任务，成立了以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的全国文艺界的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会后又接着成立其下属的各个协会。

其中，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选举茅盾为主席，丁玲、柯仲平为副主席。

这次大会标志着中国新文学以此为起点，进入了当代文学的阶段。

3、1953年，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

4、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三次大的批判运动：一、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二、对《红楼梦》研究中主观唯心论的批判。

三、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5、“双百”方针：（名词解释）（1）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之后，陆定一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对这一方针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2）、其具体内容包括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

艺术和科学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3）、文艺界贯彻这一方针，出现了活跃的局面。

6、1965年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直接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第二节、“文化大革命”十年文艺思潮7、林彪托江青于1966年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形成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推助了文革的爆发。

Integration, Conflict and Sut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s and Revolution Shown in Guo Xiaochuan＇ s Deep Valley
作者： 巫洪亮[1,2]
作者机构： [1]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350007;[2]龙岩学院人教院,福建龙岩364000出版物刊名： 大连大学学报
页码： 56-61页
主题词： 郭小川;《深深的山谷》;知识分子;革命;关系
摘要：在“十七年”政治——文化语境中，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出现了创作动机与实
际效果之间有趣的相悖现象。

形成这一现象的诱因在于文本的复杂性，诗歌表层上讲述的是
从“合”到“分”的“爱情”故事，而在深层上则以“爱情”故事为依托。

反观与思索知识分
子与革命之间“融合——冲突——缝合”的动态过程，表层上讲述的是“他者”的悲欢离舍，
深层上叙说的却是“自我”历史记忆及现实体验中的欢乐与痛苦。

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诗性挣脱”与“诗学命运”——浅议建国后郭小川诗歌创作李思捷 河南大学文学院摘 要：在政治话语统治文学秩序的社会环境下，郭小川的诗人身份被时代烙刻下了深深的政治印记，但是郭小川的诗人特质并没有被完全磨灭。

他是一位具有强烈主体意识与创新精神的诗人，他在自己的审美理想指引下独立探究诗歌的本质，在由旧到新这一“诗性挣脱”过程中，郭小川的“诗学命运”也随之发生重要转折。

关键词：诗性挣脱；诗学命运；郭小川作者简介：李思捷（1999.2-），男，汉族，河南禹州人，本科，研究方向：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1-066-01一、“诗性挣脱”的表现“诗性挣脱”主要体现他在诗歌内容上的创新。

郭小川并不只是单纯地讴歌革命战争，赞颂社会主义建设，成为政治的传声筒，把文艺工具化。

他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价值判断没有完全被政治裹挟。

在他的叙事诗歌作品《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一个与八个》等创作中：他把诗歌的叙述主体由集体转向了个人，开始关注个人的境遇与个人的情感，常常把个人与集体的矛盾细腻地展现于人物的心理活动与语言行动上，从而在敌我矛盾中穿插进内部矛盾，使诗歌中蕴含的矛盾复杂深化；在情感表达上，除了把革命建设事业所需要的积极进取精神作为总基调之外，诗歌中还出现了对战争伤感，对时局迷惘，对命运痛惜的消极低迷的情感复调，进而使情感层次丰富化、多样化；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他笔下的党员、战士不再一律是具备完美人格的光辉形象，他们也具有人性的弱点，削弱了英雄化，反而更具有真实性；他还引入了女性视角，把革命与爱情再次结合，构成双向叙事线索，推动情节发展。

他在内容上开辟了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新领域，挖掘了诗歌创作的深度，极具个人特色。

二、“诗性挣脱”的特点1.矛盾性建国后，党加强了对文艺的领导，作协作为进入文学体系的具体组织形态，担负着引导主流意识形态导向和促使文学作品写作规范化的职责使命，这一职责和使命的实现需要有一个富有“战斗力”的人去完成，郭小川被上级看中了身上具有的“战斗力”而调任作协秘书长。

郭小川与《新作风》（之一）作者：于佩兰来源：《档案天地》2018年第01期郭小川，男，原名郭恩大，是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中国近代著名爱国主义诗人，同时又是中国作协的老领导、党的优秀干部。

他1910年9月2日出生于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凤山镇（原属热河省）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均系教师。

笔名：郭苏、伟倜、健风、晓船、袖春等。

他幼年在家乡读书，随父读过两年私塾。

1933年春，日寇进攻热河，全家逃亡到北平。

1933年夏，他取名克什格（蒙语：吉祥），考入官费的北平蒙藏学校。

1934年春，用郭恩大名，考入北平东北中山中学。

1935年夏，取名郭偉倜，考入该校高级师范班。

1936年夏，取名郭健风，考入北平东北大学工学院补习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七七事变后，他秘密离开北平，经天津辗转大沽口、烟台、济南到达太原，同年 9月20日报名参加八路军，到前线去，投身到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中，被分配到120师359旅，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由于他对革命忠诚，思想作风朴实，参军后不到两个月，就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从此他把自己的命运同革命命运、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紧紧的连在了一起。

直到1941年初，郭小川一直战斗在120师359旅的军营。

他虽然没有拿着枪冲杀在抗日战场上，但是，他服从党的组织需要，从事政治宣传教育工作。

期间他担任过旅政治宣传科干事，兼任过教导营的政治教员，担任过旅司令部的机要秘书。

创作了《牧羊人小唱》《滹沱河上的儿童团员》《骆驼商人挽歌》《热河曲》《我们歌唱黄河》《我与枪》《疯妇人》等诗歌。

这些诗歌不仅唱出了他对祖国的热爱，对敌人的恨；还唱出了对战斗的愤怒，被蹂躏的悲哀，抒发了他对抗战爆发后严酷现实的具体感受。

1941年至1945年，在延安马列主义学院、中央党校三部等单位进修、学习、研究马列主义和文艺理论，在延安这座革命的大熔炉里，他不仅跟周围的同志学习到了宝贵的革命经验，还锻炼了革命情操，为他以后从事思想理论宣传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他成为中国现代杰出的革命诗人奠定了政治理论基础。

以《望星空》为例浅谈郭小川的诗歌艺术郭小川被诗坛美誉为“战士诗人”。

他的诗歌最突出特色是富有鲜明的时代精神。

作为战斗诗人，郭小川具有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把诗作为“斗争的文学”。

郭小川诗作的另一重要特色是诗情和哲理的完美结合。

郭小川在总结他诗歌创作的经验时说：“最重要的是：多多观察生活、多多思考生活，从生活中慢慢悟出一些新颖、深刻的哲理来，并给予它以诗意的表现。

”郭小川的诗歌在艺术表现手法上长于采用“感物咏志”的象征方式。

而郭小川的诗歌在艺术形式上，进行了多方面的富有成效的探索和创造。

郭小川长于运用和创造新颖的形式，倾注火一样的激情，来书写富含一定哲理及现实意义的时代诗篇。

《望星空》是郭小川抒情诗篇中最富有艺术个性的力作之一，是诗人运用艺术上的抑与扬、虚与实的辨证关系，有意造成诗情的波峰浪谷，以取得出人意料、别开生面的抒情效果的一个成功的尝试。

尽管发表不久就遭到严厉批评，但那也只能说明诗人的作品在当年“高举三面红旗”的大跃进、大浮夸的背景下，成为了某些人眼中的“另类”，却不能否定诗歌本身的内涵。

全诗以“望”为核心，以星空和天安门广场为广阔的背景，展开神奇的想象，从不同的视角去对比天上人间，去透视宇宙与人生，构成了一个属于诗的复合空间，从而有效地书写出多方位多层次的情思。

诗人的用意并不是要赞美星空，否定人间，而是为了使诗取得“意外”和“突然”的抒情效果，特意根据感情发展变化的不同阶段，采取了欲扬先抑（对天安门广场来说）和以虚衬。

（以对星空的虚写来反衬对天安门广场的实写）的艺术手法，使诗情现得波澜起伏，并以汹涌激荡的高潮作结，从而更艺术的用诗来批驳虚无主义的观点，说服人们不要因为暂时的挫折而“惆怅”和“忧伤”，鼓舞人们树立远大的理想，珍惜短暂的人生，努力开创美好的未来。

整首诗洋溢着诗人对人生的热爱，也渗透着浓厚的宇宙意识和人类的庄严使命感，起主旋律是对人生的礼赞，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讴歌。

《望星空》，是一首典型地体现了个人与历史的复杂政系的政治抒情诗。

第八章十七年诗歌主要代表作第八章十七年诗歌主要代表作本章概述：通过本章的学习，着重掌握1949－1978年间诗歌的发展概貌，创作成就和存在的缺失，从中认识当代诗歌发展的规律。

掌握郭小川、贺敬之、闻捷等诗人诗歌创作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并能结合文学史实际做出客观评价。

教学内容：郭小川：生平与主要经历，主要作品，创作分期，主要创作与贡献，叙事长诗与“新辞赋体”；贺敬之：主要创作，诗歌特色，长诗与抒情短诗，对民歌体的借用；闻捷《天山牧歌》，“石油诗人”李季，以及其他诗人。

一、郭小川；1、生平与主要经历；郭小川(1919—1976)，原名郭恩大，河北丰宁县人。

1937年参加革命，赴延安，曾王震将军的秘书、丰宁县长，1949年随军到中南地区工作，解放后担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秘书长、《诗刊》编委等职，长期在新闻、宣传、文艺部门工作，1955年转到诗歌创作上来。

先后发表《致青年公民》、《致大海》、《望星空》、《厦门风姿》等脍炙人口的诗篇。

文革中受到迫害，后期在“五七干校”劳改，写有《团泊洼的秋天》等名作。

最后在“四人帮”被粉碎的欢庆中，不幸因旅社失火而离世。

2、主要作品；以“战士”自许的郭小川是共和国第一代杰出诗人，其五六十年代的创作总体上始终没有超出时代共名的范畴，他的组诗《致青年公民》与贺敬之的《放声歌唱》齐名，是那个时代精神的典型体现。

但与贺敬之不同的是，他并没有满足于传达时代的声音，完全取消自己的个人声音。

虽然在理智上他并不怀疑个体对于历史潮流的服从和投入，但居于独特的体验和思考，他开始了对个人意识与历史潮流的复杂的离合现象的考察。

抒情诗《致大海》、《望星空》和叙事诗《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与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主题，即都是通过短暂的个人感情与历史洪流的矛盾、游离现象，表现个人与时代关系的复杂性。

不过，面对个人与外在时空的复杂对立和矛盾，作者主要表现的还是个人思想、性格和感情上的弱点，对个人的谴责或自我反省是诗人解决矛盾和对立的通常办法，这种内在矛盾几乎贯穿了郭小川的整个创作。

“被质疑的诗”与“被质疑的人”——论郭小川诗学理想及多舛的诗学命运杨珩【摘要】郭小川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成绩卓著的政治抒情诗人,引领过诗歌创作的潮流.然而, 《望星空》、《一个和八个》等作品被认为偏离了文学规范,受到深深的质疑与严厉的批判.1959年之后遭到极端现实严重打击的郭小川,被强制回到文学规范轨道上来,政治命运和诗学命运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此后郭小川的诗歌创作开始转向,遵命写“革命的诗”.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诗歌才华被永远淹没,与他的诗学理想渐行渐远,直至生命的终结也没能实现创作上的再次辉煌.【期刊名称】《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年(卷),期】2015(015)002【总页数】3页(P93-95)【关键词】郭小川;诗学理想;诗学命运【作者】杨珩【作者单位】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广西柳州 545006【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7郭小川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成就卓著的政治抒情诗人，他的政治抒情诗在内容、格律等方面为当代诗坛做出过很大贡献。

现在的郭小川研究者们关注的不仅是郭小川在诗歌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也将关注的眼光投向他多舛的诗学命运与其时的政治话语、文学环境之间密切的和必然的关联。

处在当时那样一个特殊的创作环境，当政治对文学提出强势干预和规范要求，尤其是1957年担任作协秘书长一职之后，兼具“行政官员”和“诗人”双重身份，郭小川在面对1959年之后这段复杂的历史和多舛的诗学命运时，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创作状态：既想坚守自己的诗学理想写个人的诗，又想遵从话语规范的要求写革命的诗。

写个人的诗，显然是要受到质疑与批判，写革命的诗又不符合自己的诗学理想，正是这种矛盾与犹疑，使得郭小川的诗歌创作呈现出复杂而又矛盾的样貌，诗歌创作的生命力在摇摆之中逐渐减弱，诗学理想一度失守。

郭小川在四十年的文学创作活动中，经历过几次重要的人生转折，1959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次。

1955年郭小川由于被上级看中他的“战斗力”，调派他到作协加强作协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