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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廷帝国灭亡的经济原因拜占廷帝国（即东罗马帝国）是欧洲中世纪的最重要帝国，其历史延续千年，该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曾是欧洲和地中海世界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中心，其在地中海东部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之控制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贸易往来，被马克思形象的比喻为“东西各方贸易金桥”。
拜占廷在几千年历史中几度辉煌，但1453年一朝灭亡后，不再复生，其原因复杂，笔者在此只探讨一下拜占廷帝国灭亡地经济原因。
历史的血腥告诉我们，一个王朝的覆灭大都是以战争的失败来宣告的。
在中国，闯王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城，大明覆灭。
在西方依旧如此，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军队攻占君士坦丁堡，宣告了拜占廷帝国的终结。
但历史的经验同样在告诉我们用简单的战争失败来做为王朝的覆灭的原因是对历史得不负责任。
每一个王朝被铁骑踏灭之前，内部早已腐朽不堪。
一个用良柱支撑的房屋，再猛烈的风雨也会岿然不动，但用早已腐烂得柱子支撑的房屋，一场暴风雨后必然到塌。
拜占廷就如同后一个房子，在土耳其攻入之前，它内部早已矛盾重重，潜伏了灭亡危机。
政治制度的僵化，军事实力的下降，阶级矛盾激化等众多因素把拜占廷推入灭亡深渊。
在众多因素中经济原因则是揭开帝国灭亡之谜的一个关键。
拜占廷帝国灭亡的经济原因极其复杂，但在诸多因素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有大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者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而这个主要矛盾正是军区管理下的小农经济的瓦解和彻底破坏。
“经济基础决定上策建筑”小农经济的存在发展为整个拜占廷帝国的强盛奠定了坚实雄厚的物质基础，为帝国的政治、军事提供了基础。
同样小农经济衰败使帝国的政治军事僵化衰退，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速了帝国的灭亡。
7世纪以前的拜占廷帝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明显特征是小农经济比较发达。
拜占廷小农大都拥有小块土地和生产工具，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独立从事个体家庭生产的农村劳动者。
他们的生产和消费活动构成了拜占廷国家发达的小农经济；这些农民作为拜占庭帝国的国家编户，成为国家富税捐役的主要对象。
圣德太子改革：是在日本日趋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形势下，以圣德太子为首的统治者对政治体制的改革，主要规范了朝廷贵族官僚的身份制度，加强朝廷纲纪，崇尚佛教，积极摄取唐朝文化，向中国派遣留学生，谋求与隋建立对等的外交关系。
此次改革主要限于文化精神方面，没有涉及社会根本问题，收效不大，但是它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奠定了中日平等友好邦交，积极输入了中国文化，为日后的大化改新奠定了基础。
大化改新：是以中大兄为首的改新派在遣唐留学生的影响支持下，以唐代国家为典范，为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律令制国家而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改革改变了政权性质，使之成为封建性质的律令制中央集权国家，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
八色之姓：是天武天皇时期规定的八种不同的姓，这些姓是根据与天皇家的血缘关系的远近顺序赐给的。
赐姓的目的是“更改诸氏之族姓，作八色之姓，以混天下万姓。
这八色之姓的制定，在此后律令制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明确官僚阶级级别的作用。
壬申之乱：是日本古代发生的最大型内乱，天智天皇死后，天智天皇之子大友皇子与天皇胞弟大海人的皇权争夺战，结果大海人获胜，消灭了大友朝廷，反映了改新的时代要求。
大海人即位后，全面推进改革，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
印度教：亦称新婆罗门教，是在婆罗门教的基础上，融合了佛教和耆那教的某些思想，又吸收了印度其他的民间信仰，最终演化而成的。
它是适应封建制产生和发展的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主要内容有信奉吠陀、多神论和业报转世之说。
阇提：是印度中古时期，随着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在吠舍、首陀罗中产生的从事不同职业的集团。
其相互隔绝，不准通婚，内部职业世袭，设立管理机构监督成员遵守规章制度和风俗习惯，违者要受到惩罚。
随着手工业分工的加细，各种手工业阇提的数目不断增加，这种制度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
希吉拉：由于麦加的封建势力反对伊斯兰教，对穆罕默德及其信徒加以迫害，他们被迫迁往麦地那，这次迁徙叫做希吉拉，对伊斯兰教的胜利和阿拉伯统一国家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
罗马恒久不衰的统治力，主要归功于它灵活多变、顺应潮流的政治体制。
但作为政治的强力工具，打垮了难以计数的敌国、粉碎了异族的一次次入侵、镇压了对统治阶层所有反抗的强大军力，同样不容忽视。
本文将主要介绍共和时期到帝国初期、帝国后期以及拜占庭时代罗马军制的变迁，供大家参考。
共和中期（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罗马市民构成的重装步兵与古希腊的都市国家相同，共和初期到中期的罗马军制的基本原则是由市民自备装具服义务兵役。
兵役对罗马市民来说，与其说是一种义务，倒不如说是一种代表荣誉的高贵权利。
尤其在共和初期，军队组织几乎是直接作为政治实体（军人会）发挥作用的。
当时，17岁到46岁的公民全都有义务应征入伍，并按照年龄和所持财产多少被分为4个兵种。
首先，年少和无力自备重装步兵所需装备者充当被称为“维利特斯”的轻步兵。
他们不着甲胄，仅靠头盔和直径约1米的小圆盾护身，以数枝轻投枪和剑为进攻武器。
轻步兵在实战时一般展开于战线的最前方，充分发挥其机动力进行散兵战。
拥有一定财产的青年充当“哈斯塔提”、壮年则被称为“布灵吉佩斯”，这两者构成重装步兵的主力。
他们的装备完全相同，都披挂全副盔甲、手持著名的大型四角方盾“斯邱托姆”，武器为宽剑身的双刃短剑“格拉蒂斯”和两枝投枪――大型重投枪“皮鲁姆”和小型的轻投枪“皮拉”。
这些投枪的构造独特，一旦刺中目标枪头就会折断，以防被敌方反掷回来，除用于投掷外，它们也能充当普通长枪使用。
最年长者以及军旅经验丰富者则属于“托力阿里”，他们的装具与哈斯塔提和布灵吉佩斯相当，但不装备投枪而改为手持一枝被称为“哈斯塔”的长枪。
此外，47至60岁的高龄市民，虽不必服野战军的兵役，但有义务随时应召参加罗马城的守备部队。
除了上述的步兵（米利特斯）外，富裕的市民往往以骑兵或是骑士身份（埃克提斯）出战。
但当时罗马人的骑术实在称不上高明（他们甚至连脚蹬都没有），因此骑兵一般不用于集群突击，而主要用于侦察和牵制敌人。
拜占庭早期拜占庭拜占庭这个名称最初是指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古城拜占庭。
建于，古希腊商业时代，4世纪时君士坦丁大帝在古城旧址上扩建罗马帝国的的东都，此后，拜占庭城迅速发展成为地中海第一大都市。
从此拜占庭这个名字也因此闻名于世。
拜占庭名族：早起拜占庭帝国的居民基本上有原罗马帝国东部地区各民族构成的，它们包括东地中海地区的各民族，即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希腊人、希腊化的埃及人、叙利亚人、约旦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小亚细亚地区的古老民族。
如伊苏利亚人和卡帕多西亚人等。
还包括西地中海地区的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
可到了6~7世纪早期拜占庭民族构成巨大的变化，首先，拜占庭帝国在非洲的全部领土和亚洲的部分领土丧失于阿拉不人。
所以在这里的居民脱离拜占庭人控制，成为阿拉伯哈里发国家的臣民。
从此开始了伊斯兰化。
其次，斯拉夫人大举迁徒进入巴尔干半岛。
早期拜占庭帝国的语言有：官方语言是拉丁语。
民间语言则包括希腊语、叙利亚语、亚美尼亚语、科普特语等。
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阶段330~610. 中期阶段610~1056 晚期阶段1056~1453。
拜占庭国家历史的开端是公元330年。
这一年君士坦丁一世古城拜占庭为东都‘新罗马’后来改为君士坦丁堡。
新国家还建立了与旧罗马不同的血亲世袭制王朝。
同时在拜占庭帝国有皇帝任免对皇帝效忠并领取薪俸的和地方官僚机构，在拜占庭社会中，形成庞大的官僚阶层。
军队和法律也成为皇帝统治的工具，皇帝称为军队最高统帅，是立法者和最高法官。
同时他把基督教弄成国教。
所以拜占庭在动荡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通过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社会生活各方面改革。
他最重要的成就就是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君主专制制度，这些成为拜占庭帝国千余年历史演化的基础。
早期拜占庭帝国最辉煌的时期是查士丁尼时代。
因为他把当时的内外战争用各种方法解决。
在国内进行了很多改革，首先他颁布了《罗马民法大全》。
后进行了内政改革。
查士丁尼首先通过立法强调皇权至上为了突出皇帝的特殊地位，他提出君权神授的思想。
拜占庭帝国灭亡的原因中世纪的拜占庭帝国曾经是一个地域辽阔,实力雄厚的大帝国。
它处于欧亚非三洲的重要交汇点,在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帝国疆域东起两河流域上游,西至直布罗陀海峡,北达多瑙河和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半岛,南抵尼罗河第二瀑布和马格里布。
首都君士坦丁堡扼欧亚大陆之咽喉,据东西商路之要冲,中世纪著名的“丝绸之路”和海上的“香料之路”都汇集于帝国境内各口岸。
繁荣的国际贸易和丰厚的海关税收,使帝国获得无与伦比的商业利益。
12世纪80年代,一位西班牙犹太旅行者本杰明曾在游记中描写了君士坦丁堡商业贸易的繁荣:“各种各样的商人都到这里来,他们有的来自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米底、埃及,有的来自迦南、俄罗斯、匈牙利、佩彻涅格、哈扎里亚、伦巴第和西班牙。
这是一个忙碌的城市,商人们从海路和陆路来到这里,除了巴格达,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城市可与之相比。
”由于拜占庭扼守着黑海与地中海之间的航道和欧亚两洲之间的陆地交通要冲,使它不得不连年面对多方面的敌人。
早期拜占庭[2]曾面对各个“蛮族”部族(哥特人、汪达尔人等)的进攻;自古希腊、罗马时期以来与其近邻波斯人争夺近东地区的斗争则时断时续,到7世纪30年代方告终止;但阿拉伯人接踵而至,迫使帝国再次进入长期斗争;来自亚欧草原的保加利亚人、阿瓦尔人、佩彻涅格人和黑海北岸的罗斯人也从北方和黑海岸多次侵入帝国的领土;10世纪以后,进入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和进入小亚细亚的塞尔柱突厥人也曾以拜占庭为其主攻目标;11—13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尤其是第四次十字军,打着“圣战”旗号对拜占庭统治区进行了赤裸裸的侵略。
到14世纪以后,只有君士坦丁堡及其近郊土地和希腊半岛及爱琴海上的零星土地还属于拜占庭所有,余者都被奥斯曼人、“拉丁人”和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分割。
最后,是另一支突厥人部族奥斯曼土耳其人,攻克了千年古城君士坦丁堡,将它变为一座穆斯林城市。
尽管拜占庭曾以其顽强的斗争抵制了来自亚洲的游牧民族和新兴阿拉伯民族对欧洲的入侵,保护了西欧中世纪早期文明的发展,被西方学者誉为“基督教世界的东方前哨”;但是,当西方世界日益强大,发展了自己的民族国家之时,拜占庭却成为“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病夫”,任由土耳其人的铁蹄踏着它的衰朽躯体大模大样地进入欧洲,自己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
流光千年——拜占庭帝国当东方的中华帝国发出的光辉照耀着东亚大陆时,此时在西方,有一个庞大的帝国也放射出夺目的文明之光，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这个帝国就是罗马，当公元三世纪时，它已经呈现出苍老疲敝之态了，各地将军自立为王，连连混战，后来这种局面被一个人打破，他就是戴克里先，这与中华的隋朝颇有相似，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统一了中国，并创造了一种新的选官制度，而此时的戴克里先也结束了内乱，并创造了一种新的帝国管理制度，那就是有名的四帝共治制：东西部各两个皇帝，西部皇帝为正职，称成为奥古斯都，东部为副，称为凯撒，，副职为正职的养子或女婿。
在这场危机中，东部和西部由于原本存在的差异而导致了更大的更大的分裂，此时，周边蛮族又伺机而动，使得原本衰落的帝国更加衰亡了，就在危机之时，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帝王，他的名字与凯撒，屋大维，将永垂罗马史，他就是君士坦丁，他的出现不仅给帝国注入了新的血液，还导致了另一个伟大的帝国的诞生，高瞻远瞩的君士坦丁大帝似乎看到了帝国东部的优势，决定在东部新建一个都城，历史证明大帝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个伟大的都城最后成了享誉世界的千年古都，它让帝国更好的对付蛮族和边境的管理，并连通着欧亚大陆的商业和文化线路，也是帝国的政治，文化，商业中心，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帝国屹立千年而不倒，它就是——拜占庭（后被大帝改为君士坦丁堡）。
君士坦丁大帝不仅统一了帝国，新建了都城，还开启了共治皇帝时代，并改革了行政区划分，继续戴克里先的职业世袭制，并大量招募蛮族兵，他的另一个史无前例的举措就是将基督教定为国教，并将皇权凌驾于神权之上。
君士坦丁大帝的出现让罗马这头苍狼仿佛又抬起头来，但是一切可能出现的辉煌随着他的逝去而变得不可能了，帝国陷入了他的儿子们导致的混战中，直到另一个人的出现——迪奥多西一世，当人们以为罗马会再次迎来一个君士坦丁时期的春天时，历史却让它成为罗马的最后一个晚秋。
他死后，两个儿子将帝国一分为二，从此出现了东西罗马帝国，当西罗马在饥荒、经济等内患和蛮族入侵等外患中慢慢覆灭时，东罗马帝国因为本身的经济稳定，朝政较清明度过了这个危机，于是，公元476年，原来屹立着两个帝国的欧亚大陆上只有一个帝国。
奥斯曼各个时期军队图1西安纳托利亚步兵，14世纪早期；急剧衰落的拜占庭帝国从12世纪起，开始雇佣外族士兵在军队服役，这套制度无异于饮鸩止渴，本已不堪重负的军事和财政体制愈加病入膏肓。
这名雇佣兵手持发射希腊火的图芬克吹火管，倚靠防御游牧部落弓箭的拜占庭式大盾，是14世纪拜占庭防御阵地的典型装备。
2奥斯曼部落加齐，14世纪早期；信仰战士“加齐”是土库曼人早期军队的支柱，他穿着的暗黄色水牛皮甲胄和带护耳的毡帽头盔都是源于13世纪的蒙古人。
只有腰间的宝剑属于伊朗风格。
3土库曼部落骑兵，14世纪早期；大多数土库曼轻骑兵没有防护装备或仅有一件薄皮胸甲护身。
图中这名下了马的骑兵是一个指挥官，他还拥有一顶附锁链护面的安纳托利亚铁盔。
1奥斯曼帝国巴尔干亚亚，15世纪早期；奥斯曼帝国的步兵亚亚之中很多人曾是基督徒，他们的装备也能反映出这一点。
这名士兵的罩衫产自意大利，它用皮革和铁片加固，有相当的防护能力。
绑着燃烧弹的标枪可以用来摧毁敌人的攻城机械，战船和木质工事。
2土耳其西帕希，15世纪；封建骑兵西帕希是奥斯曼军队的骨干力量。
西帕希手中的锤矛是穆斯林骑兵的传统武器，他的混合甲相当华丽，前胸还有一块巨大的奖章，战马也有漂亮的马衣披挂，由此可看出这名西帕希的蒂玛相当丰厚。
3奥斯曼步兵，15世纪早期；这名来自苏丹卫队的士兵有一套完备的锁链铁片混合铠甲，这是普通步兵所无法企及的，他的精良武装主要用于攻城，大型的圆盾可以防御弓箭和火器。
值得注意的是，步兵习惯将宝剑挂在肩膀上，而不是如骑兵般拴在腰间。
1瓦拉几亚沃伊尼克辅助兵，16世纪；被奥斯曼人征服之后，巴尔干半岛上的军事装备在原有的拜占庭和西欧双重传统中又加入了土耳其风格。
这名士兵的头盔产自亚洲，铠甲是过时的意大利式，武器和盾牌则是典型的东欧风格。
2耶尼色里，15世纪；由帝国宫廷财政出资供养的耶尼色里兵团，装备虽然简单，但质量卓越。
在贴身的护身铠甲之外，还有漂亮又御寒的羊毛大衣。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那些事儿从帝国时代到全面战争，拜占庭的支持者还是比较多的，这个杂糅东西方文化的国家的确有独特的魅力，不少人也为它的衰落扼腕叹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必然性，虽然质变都是量变导致的，但总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今天要说的就是标志拜占庭从二流变三流的标志——君士坦丁堡的第一次陷落。
一、一、英诺森三世1198年初，罗马教廷迎来了他们的新主，人们在他的就职仪式上可以看出他的虔诚和沉稳，但耳尖的人也可以听出他的野心，这就是梦想成为世界基督教领袖的英诺森三世。
与他的前任不同的是，这个中年人采取了四面开花的方式来拓展他所谓的上帝事业：一方面，他通谕各国，要求各国君主和基督徒组织十字军光复圣地。
可惜多次的失败已让西欧各国失去了兴趣，即便他再次许诺免除参加者一切都罪孽。
无奈本来十字军东征就是政治和尚发动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本来人家一盘散沙还可以抢一把，现在阿尤布王朝已组织起统一的抵抗，这种赔本买卖还是不做为妙。
毕竟有罪还是比没命好。
教皇另一个招数可能就更可笑了，他居然写信给拜占庭皇帝，威胁如果东正教会不听从罗马教廷，就要动武，果然柿子拣软的捏。
可拜占庭不是柿子，而是西瓜，可惜是里面已经开始腐烂的西瓜，这个后面再说。
二、二、丹德罗总督教皇喊干了嗓子，最后发现还是远亲不如近邻，西欧国家里，响应的只有威尼斯。
也许是听说要吞并拜占庭教会，拜占庭的宿敌威尼斯来了兴趣。
总督丹德罗当时已八十多岁，当时属于随时要死的年纪，而且还是个瞎子。
他在威尼斯和各国都有较大的威望，当然不是欧洲人尊重残疾人，他也没写过什么假如给我N天光明，他不仅仅是个老瞎子，事实证明他的心眼要比他的肉眼好使不知多少倍。
他骨子里就带有威尼斯商人的狡诈和精明，他一面积极准备给养和船只，一方面物色合适人选来组织十字军（毕竟威尼斯陆军不强而且能指挥打仗的比会做生意的少）。
丹德罗不愧是久经考验的老奸商，明明自己想要别人做的，弄到最后不仅不花自己多少钱，还搞得别人好像占自己多大便宜似的。
拜占廷军区制和农兵拜占廷军区制又称塞姆制，是公元７—１２世纪在拜占廷帝国境内推行的军事和行政制度，即按军区、师、团、营等军事序列管理帝国各级行政区域。
这种军政兼容、兵农合一的制度促使拜占廷农兵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对加强拜占廷国防力量，稳定社会经济均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但是，迄今为止，中外拜占廷学者对军区制问题仍未给以足够的重视、特别对军区制的重要历史作用认识不足，没有对之开展必要的研究。
本文试图从军区制的起源入手，对军区制的发展和农兵阶层的形成，特别是对这种制度的历史作用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同仁。
一拜占廷军区制的发展大体经历了试行和推行两个阶段。
公元７世纪中期以前，军区制还仅在拜占廷个别地区试行，此后便在整个帝国境内推行。
目前，已有大量历史资料证明拜占廷军区制形成于公元７世纪。
学者们对此意见也比较一致。
然而，关于拜占廷“军区制”名称来源的认识却不尽相同。
有的学者认为“塞姆（Θεμα）一词源于阿尔泰语Tuman，意为“万人”〔①ａ〕。
这种意见之不可信赖在于，阿尔泰语对希腊语的影响一般认为是从公元８世纪以后开始的，而军区制在公元７世纪末已经普遍存在于拜占廷全境。
更有力的证据表明，这是一个具有希腊语词源的名词，来源于希腊语“Θεζηｓ”一词，据著名的拜占廷学者Ｎ。
伊科诺米基斯考证，该词原意为“花名册”或“士兵名册”〔②ａ〕。
拜占廷皇帝君士坦丁七世（９４５—９５９年）在其《论军区》一书中也明确指出“塞姆”一词来源于希腊语〔①ｂ〕。
军区是由公元７世纪末拜占廷的“总督区”（exarchates）演变而来。
当时，帝国大部分地区推行省区管理，仅有迦太基和拉文纳两城由总督统辖。
这两个总督区是拜占廷中央政府控制西地中海霸权的立足点和重要的贸易港口。
早在公元４世纪，迦太基即发展成为仅次于罗马的西地中海第二大城市。
公元５３３年，拜占廷军队重新控制该城以后，它更一跃成为非洲大政区的首府和当地谷物出口的主要集散地〔②ｂ〕。
而位于意大利中部的拉文纳在公元４、５世纪日耳曼各部落入侵西罗马帝国的战乱中，逐步取代罗马和米兰的地位，成为意大利首府和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廷帝国）在意大利的统治中心。
公元５４０年，拜占廷军队重新控制此城之后，更确定了该城在西地中海的重要地位〔③ｂ〕。
由于两城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它们均于公元６世纪中期被确定为总督区。
其管理上的特征是军政权力合一，由总督区首脑总督控制。
这种体制有别于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５２７—５６５年）统治时期拜占廷地方军政权力分离的省区管理。
两区均受到外来民族入侵的巨大威胁，拉文纳总督区面临伦巴德人的军事压力，迦太基的外部威胁主要来自汪达尔人。
总督区的管理形式有利于总督的一元化领导，使总督统一指挥区内军事和行政活动，便于应付战时的紧急军务〔④ｂ〕。
总督区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军区，并在拜占廷全境广泛推行，与当时拜占廷面临周边民族军事入侵的巨大威胁、边关吃紧的形势有密切的联系。
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拜占廷边疆地区，特别是东部边境便遭到外族不断入侵。
查士丁尼一世死后，局势进一步恶化。
当时，波斯军队从东面侵入拜占廷的亚洲属地，先后夺取了叙利亚、大马士革、耶路撒冷等重镇，兵抵博斯普鲁斯海峡。
同时，阿瓦尔人和斯拉夫部落从北面大举南下，侵入帝国腹地。
西哥特人则在西面夺取了拜占廷的西班牙属地，伦巴德人也迫使拜占廷在意大利的势力龟缩于拉文纳城内〔⑤ｂ〕。
公元７世纪中期，随着阿拉伯人的兴起和扩张，拜占廷的东部局势更加紧张，四面告急，战事不绝，朝野上下惶惶不可终日。
据当时的史家记载，人们惊呼“世界末日来临了”〔⑥ｂ〕。
正是在这艰难危急的背景下，皇帝伊拉克略一世（Herakleios，６１０—６４１年）开始逐步建立军区。
最先建立的军区有亚洲领土上的亚美尼亚和奥普西金军区，其后，基维莱奥冬、阿纳多利亚和色雷斯军区也分别建立。
上述几个亚洲军区在反击波斯人入侵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皇帝伊拉克略一世屯兵东征、最终击败波斯人的基地。
自公元７世纪中期，军区制在帝国境内逐步推行，至公元８世纪中期，拜占廷大部分国土均被置于军区制管理之下，全国共建立六大军区，即除了上述五个军区外，还有位于巴尔干半岛的希腊军区。
此后不久，又逐步组建起海上军区，辖治爱琴海上大小岛屿〔①ｃ〕。
军区虽然是从总督区演化而来，但是又与后者有区别。
其一，它们的管理结构不同，总督区各级权力机构与其他省区无异，仍然保持军事系统与行政系统的相对独立性，只是由总督区的最高首脑总督总揽军政权力。
而在军区内，管理机构采取战时体制，不仅军政权力由将军控制，而且军区的各级权力机构也按军事建制设立，行政权力附属于军事系统。
与总督相比，军区首脑“将军”拥有更大的权力。
其二，总督区制度下没出现稳定的农兵阶层，军队主要是由领取军饷的职业军人组成。
但是军区制下则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农兵阶层，他们成为中期拜占廷（公元７—１１世纪）的社会中坚力量，对于加强拜占廷国力、稳定形势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二拜占廷军区制的推行经历了摸索和试行的过程，军区制在行政管理和军事指挥方面的优势并不是从一开始即为统治集团所认识。
当时，拜占廷帝国受到四面之敌的压力，原驻守北非、两河流域、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和意大利的军队纷纷撤向帝国腹地。
这就促使京城附近地区的驻军和防务重新进行部署〔②ｃ〕，军区制的推行由此逐步展开。
同时，公元７世纪前半期的边疆危机和拜占廷北非、西亚和巴尔干部分领土的丧失，也使拜占廷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不仅作为国家税收和兵力主要来源的小农大量破产，小农经济全面衰退，而且作为国家统治阶级基础的贵族及其大地产也遇到毁灭性打击。
因此，军区制的推行意味着拜占廷社会经济结构的重新调整。
在此过程中，拜占廷王朝采取了三项重要步骤，最终确立了军区制，也完成了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调整。
第一，各地区分别建立新军区。
拜占廷军区制首先是在其亚洲属地上出现的。
公元７世纪初，由于波斯人入侵，拜占廷东部前线吃紧。
随着边防部队的后撤，皇帝伊拉克略在帝国小亚细亚地区首先建立了亚美尼亚和奥普西金军区，其后，其他皇帝又建立了基维莱奥冬、阿纳多利亚军区和位于巴尔干半岛的色雷斯军区。
根据公元９世纪的资料记载，亚美尼亚军区组建于公元６２９年，它包括从幼发拉底河上游和黑海西南岸至小亚细亚中部卡帕多利亚的广大地区，辖治１７个防区，统兵不足万人〔①ｄ〕。
亚美尼亚军区以西，自阿里斯河中下游至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地区为奥普西金军区，它可能先于亚美尼亚军区３年建立，所辖防区略少，地位也略低于亚美尼亚军区，统兵约６０００人〔②ｄ〕。
亚美尼亚军区西南至爱琴海沿岸地区为阿纳多利亚军区，由于它地处波斯人进兵的主要方向，地位极为重要，故与亚美尼亚军区列同一等级，该区有３４个要塞，统兵１５０００人。
色雷斯军区的辖区位于首都君士坦丁堡西侧，其重要性在于防御斯拉夫人的侵扰，由于其作用与上述三个军区比较略差，故史料记载不详。
根据在该地区出土的拜占廷印章，学者们甚至认为它不是独立的军区，或是附属于奥普西金军区，或是由奥普西金军区将军兼任该军区首脑〔③ｄ〕。
基维莱奥冬军区为拜占廷小亚细亚沿海军区，负责防御海上入侵，管理沿海要塞和海军基地，兵力仅３０００人。
由于当时阿拉伯海军势力羽翼未丰，尚未构成对拜占廷的威胁，故而海上军区的作用也不甚重要，其将军的年薪仅１０金镑〔④ｄ〕。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军区的设立是在紧迫的环境中进行的，而不是在和平环境中从容不迫完成的。
早在公元４世纪，君士坦丁一世就在晚期罗马帝国皇帝戴克里先改革的基础上对帝国军队进行调整，将原罗马军团按军事功能重新编制。
到公元５世纪，帝国军队五大主力中，两支驻守多瑙河前线，一支沿幼发拉底河巡逻，两支驻扎首都地区，听候皇帝调遣。
至公元６世纪，由于查士丁尼一世西征的需要，野战军的人数略有增加。
但是，６世纪末和７世纪前半期的边疆危机使拜占廷军队遭到一连串的失败，损失极为严重，帝国西部地区军队的２／３被击溃，东部地区军事力量也有１／７被摧毁〔①ｅ〕。
帝国的军事防务体系遭到彻底破坏，漫长的边境防务线被撕开，大片的领土落入敌手。
残余部队零零散散地撤向内地，并在驻扎地建立起军区。
军区的建立使混乱的局面得到初步整顿，为后两个步骤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第二，完善军区内部组织系统，理顺军事等级关系。
拜占廷军区内军队序列基本上沿袭公元５、６世纪的旧制，但在拜占廷军队遭到重创而节节败退之际，军队内部的组织系统也被破坏。
因此，各军区建立后，首先着手重新确定军事等级编制，调整军队内各级官兵的关系。
由于各军区建立的时间有前有后，其人数也不同，因此在编制上也不一样。
但是，一般看来，军区是由２到４个师（Ｔｏυρμα）组成。
师由５到７个团（Ｂáυδου）组成，其下还设有营、队等下级单位。
团级单位依据不同兵种人数又有区别，若为骑兵，则人数在５０—１００人，若为步兵，人数在２００—４００人之间。
依此推算，人数最多的师级单位大约有３０００人左右〔②ｅ〕。
军事序列的确立有两点重要意义。
其一，军事权力自上而下地取代了地方行政管理系统，使过去行省、地区和村社的行政管理机构或是向军事序列靠拢，或是被军事机构所取代。
地方行政管理的军事化和单一化为军区制提供了行政管理制度上的保证。
其二，在此基础上，各级经济关系得到确定。
根据公元７世纪阿拉伯作家的记载，军区将军的年收入为４０—３６金镑，师长的年收入为２４金镑，团长、营长和队长分别为１２、６、１金镑，一般士兵年收入为１２—１８索里德，相当１／６—１／４金镑〔③ｅ〕。
当然，各军区地位不同，将军的年薪也有区别。
最重要的亚洲各军区为一级，其将军年薪为４０金镑，二级军区将军年薪为３０金镑，最低级军区将军年薪为１０—２０金镑，仅相当或低于一级军区师级军官的收入〔④ｅ〕。
经济等级关系的确立也有助于军区制的确立。
但是，由于拜占廷军事失利、领土减少，以及战乱导致的经济衰退，使中央政府入不敷出，无力逐年支付军饷，于是在军区成立之初，采取每隔３年或４年分批发放军饷的办法，这一点为多种资料所证明〔⑤ｅ〕。
第三，以田代饷，建立军役地产，进而形成农兵。
这一步骤是军区制最终形成的关键，因为军役土地制促进了农兵阶层的发展，而这个阶层是军区制的基础。
应该指出，以田代饷是拜占廷中央政府有地无钱而被迫实施的不得以之举。
公元７世纪上半期拜占廷国土丧失严重，特别是在帝国财政收入中占极大比重的北非、西亚地区的丧失，使国库年收入减少了２／３—１／２以上。
埃及行省的收入长期以来约占帝国财政收入的３／８，加上伊里利亚地区的收入可占帝国总收入的１／３。
因此仅北非地区陷落阿拉伯人之手就使拜占廷损失１／３的收入。
据粗略估算，伊拉克略一世统治初期的年收入仅相当于查士丁尼时代年收入的１／３左右〔①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