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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苏曼殊《哀希腊》译本分析其译诗特点作者：迟雯雯来源：《青年文学家》2015年第05期摘 ;要：苏曼殊是晚清翻译领域的主要代表之一，其对拜伦诗歌翻译的影响尤其深远。
苏曼殊的译作特点在拜伦的《哀希腊》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对《哀希腊》苏曼殊译本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苏曼殊的写作及译作，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拜伦的诗作及晚清翻译家的译作特点。
关键词：苏曼殊;译作特点;《哀希腊》作者简介：迟雯雯，性别：女，民族：汉，学历：硕士研究生，工作单位：青岛理工大学琴岛学院，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翻译方向。
[中图分类号]：H3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5）-05--01与林纾、严复相比，苏曼殊可能不如他们著名，然而苏曼殊与他们的翻译活动的时代称为晚清翻译“三足鼎立”的时代[1]。
他在向中国介绍英国诗歌作品方面起了开拓作用[2]，并且是中国第一个介绍拜伦文学的人。
他的翻译作品中最著名的就是其翻译的拜伦的《哀希腊》，本文将根据苏曼殊译诗特点对《哀希腊》进行微观分析。
一方面使读者来更好地掌握苏曼殊的写作和翻译风格，另一方面使读者更方便地了解拜伦的视作，同时也能透视晚清各大翻译活动家的翻译风格。
一.译诗特点之一：以四言、五言为主古今中外，学者大都持有“诗人译诗”的观点[3]。
苏曼殊在译诗中更多运用“五言”，因为他自己擅长诗歌写作，对原作者作诗的意境、韵律、特点更容易把握，所以经过他自己作为诗人的用词、音律，他的译作更接近诗歌，优美古雅。
拜伦的《哀希腊》共有16小节，每小节六行，内容上看，该诗渲染了大气磅礴的气氛，悲愤、哀叹之情尽含其中。
从形式上来看比较自由，音律上呈四步抑扬格，抑扬相连，乐感较强。
苏曼殊的译本从内容上看则比较内敛，结合当时中国受侵的背景来看则显得更加悲痛。
从形式上来看，译文为五言，每小节八小句话，用语更加精炼，意味深远，如一些叠词如“滔滔”“ 峨峨”等词的运用使诗作读起来朗朗上口，又有古典美;其中音律也很优美，每小节第二、四、八句韵律一致，非常符合中国古诗特点。
试析拜伦《哀希腊》在晚清民初的两个译本作者：任宋莎来源：《文学教育》2017年第07期内容摘要：本文以拜伦《哀希腊》在晚清民初时期的汉译为例，分析了梁启超和苏曼殊2位译者对此诗的翻译，探讨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语境下，译者对作品的选择和翻译与历史特定阶段的社会政治背景有着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拜伦《哀希腊》译本一.《哀希腊》及其汉译背景简介晚清民末时期，中国的社会各个方面都在经历着重大的变革，而拜伦的诗歌在这个特殊时期被翻译到中国并非随意偶然发生的，也不是单纯地因为其艺术价值，而更重要的是因其所内涵的社会政治性。
在这期间，不少文人学士都受到充满反叛个性和革命精神拜伦作品的影响，对拜伦诗歌在此期间经历了一个翻译高潮，《哀》的翻译为最典型的一例。
《哀希腊》所属《唐璜》第三篇章，共16节，每节6行。
原诗主要是一个游吟诗人所唱之歌，意在激起当时被土耳其统治的希腊人民奋身反抗，重获自由。
此诗情境在如梁启超和苏曼殊等文人看来是十分契合中国当时的社会境地，便无一例外地都想借此诗当一回中国式的“游吟诗人”。
二.梁启超的翻译梁启超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翻译拜伦第一人。
1902年，梁的第一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发布，在此书中，他翻译了《哀希腊》的第1、3节。
这首诗出现在当《新》的两位主人公黄李两君到达旅顺一所客店时，所听到的一首英文歌，这首歌的歌词便是《哀》。
梁分别采用沉醉东风和如梦忆桃源曲牌来翻译这2个诗节。
其后，他通过黄君和李君的对话，插入自己对此诗的理解。
黄李两君的话穿插着《哀》原诗第5节的诗句，梁对以上诗句的翻译散落在李君对此诗的评论语句中，如梁写道：“李君道.这诗虽属亡国之音.却是雄壮愤激.叫人读来精神百倍. 他底下遂说了许多甚么『祖宗神圣之琴.到我们手里头.怎便堕落. 』甚么『替希腊人汗流侠背替希腊国泪流满面.』……还说甚么『奴隶的土地.不是我们应该住的土地.奴隶的酒.不是我们应该饮的酒.』”这些被梁选译的诗句切实地传达了梁本身想要表达的内容，但是梁认为这些诗句还不足以充分地解释这首诗所著的历史背景，以及他为什么不选其他诗节和诗句而独选这两诗节的原因，于是其后他便借李君之口对此诗的做评价，说道：“句句都像是对着现在中国人说一般。
梁启超首译《哀希腊》及其文化内涵回眸20世纪的诗歌翻译历史，拜伦一定是最受欢迎的西方诗歌作家，最脍炙人口的诗作大概就是《哀希腊》。
《哀希腊》广泛地引起了译者的重视，并获得了其他诗歌前所未有的幸运。
有些研究者甚至在国内将其称为“哀希腊百年风流韵事”。
由于其不朽的魅力，翻译史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主要从艺术层面对其进行解读，这仅限于不同译者对翻译诗歌风格的探索和尝试。
笔者认为，《哀希腊》的翻译与本土化的重复，翻译诗与中国新文学的互文关系，使《哀希腊》超越文学领域，沉淀在民族的集体记忆中，融入中国人民的精神思想，成为个人精神自由的象征。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拜伦诗歌在这一特殊时期被翻译到中国并非偶然，不仅是因为它的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它所蕴含的社会内涵。
在这一时期，许多作家受到拜伦作品的影响，这些作品充满了叛逆的个性和革命精神。
在这一时期，拜伦的诗歌被大量翻译，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希腊悼念诗的翻译。
《唐璜》第三章属于对希腊人的哀悼，共十六节，每节六行，原诗大部分为吟游诗人所吟唱的歌曲，意在提醒土耳其领导下的古希腊民众反抗和追求独立。
在梁启超、苏曼殊等学者眼中，这首诗的情况非常符合当时中国的社会情况。
毫无例外，他们都想把这首诗当作中国的“吟游诗人”风格。
《哀希腊》及其文化内涵《哀希腊》是拜伦著名长篇讽刺诗《唐璜》（1819—1824）中的一首插曲。
年轻的唐璜与他父亲的女友唐娜？朱莉娅发生关系，被迫出走，在海上遇到困难，几近饿死，又险些死于海上的食人生番。
唐璜被拋上海岸，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躺在一位女性温柔的爱抚中，这位女性名叫海黛，是一个海盗的女儿。
海黛照顾他直至痊愈，这期间二人互相生出爱慕之情。
然而，她的父亲——海盗头子兰布罗回来后却感到非常生气，将唐璜贩卖为奴隶，后来兰布罗在海上遇难，两人没有了来自外界的阻力，终于举行了婚礼。
《哀希腊》便是在婚礼上由一个古希腊歌手所吟唱的乐曲，歌唱了希腊人过去的光荣与今日的苦难。
妥徽文学ANHUIWENXUE文学试析拜伦《哀箱腊》在进代中国的两个译本究—以马君武、胡适的译作为例任宋莎西华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摘要:本文以拜伦《哀希腊》在近代汉译为例，分析了马君武和胡适2位译者的译本，从格式韵律与政治效应探讨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语境下，拜伦的诗歌被翻译到中国与时代所内涵的社会政治性紧密相关。
关键词：拜伦《哀希腊》译本_、《哀希腊》及其汉译背景简介《哀希腊》所属《唐璜》第三篇章，共16节，每节6 行。
原诗主要是一个游吟诗人所唱之歌，意在激起当 时被土耳其统治的希腊人民奋起反抗，重获自由。
近 代中国的社会各个方面都在经历着重大的变革，拜伦 的诗歌被翻译到中国与时代所内涵的社会政治性紧 密相关。
《哀希腊》的翻译被认为是“影响中国近代社 会的一百种译作”之一，它在当时中国所受到的欢迎 更是被认为是一种“幸运”。
《哀》的翻译为最典型的一 例。
此诗情境在如马君武和胡适等文人看来是十分契 合中国当时的社会境地的，因此，拜伦诗歌在此期间 经历了一个翻译髙潮。
二、马君武的翻译马君武在1905年翻译了《哀》，他是拜伦的崇拜 者，是新学运动和爱国主义的支持者。
马认为拜伦是 英国伟大的诗人，是勇武的骑士和战士。
他呼吁中国 人民奋起抗争，拯救中国。
正是由于他如上的革命行 动，他被清政府通缉。
为了躲避追捕，他四处躲藏，壮 志未酬。
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他选择翻译《哀》的全 部诗节。
马采用中国诗歌的七言古风体译此诗，每诗节由 5个对句组成。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在翻译拜伦这首 诗时所做的改动，暗藏了他自己的理念和思想。
为了 提升这位英国英雄在接受语文化的可接受度，马改写 了这首诗，嵌人了他自己的观点。
以下便是马翻译的 诗节，展示了他做了哪些故意的改动，以及由于他缺 乏对原文的恰当理解而导致的一些误译。
马把原诗第9诗节中3-4句“Leavebattlestothe Turkish hordes,And shed the blood of Scio's vine!”(Wright,1995)译为“万枪齐举向突厥，流血死耳休来 复”(莫世祥，1991)，与其说翻译，不如说他改写了整 个诗节。
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视阈下马君武《哀希腊歌》翻译研究马君武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翻译家、政治家以及教育家。
自20世纪初期开始致力于翻译,其翻译生涯持续三十余年。
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从事翻译,“发愿尽译世界名著于中国”,为近代中国人民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学术著作,译作涉及英、法、德、日,他的许多译作更是中国首译,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
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翻译的文化转向研究开展的如火如荼,其中操纵学派,多元系统理论是文化与翻译跨学科研究的中流砥柱,而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为翻译理论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它不仅将原文、原作者、译语等考虑其中,同时还考察文化、政治、经济、权利等社会因素与译者之间的关系,这无疑为翻译研究者打开了新的研究视野,从而更科学地指导翻译行为。
本文从布迪厄社会学角度分析了马君武的翻译作品《哀希腊歌》。
《哀希腊歌》选自英国诗人拜伦的《唐璜》第三篇章,旨在激发当时在土耳其统治之下的希腊人民为重获自由起身反抗。
当时的中国和希腊极其相似,都曾有着灿烂辉煌的文明,都遭受着外国侵略,两国的人民都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
本文以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三个主要概念即场域、惯习和资本为依托,分析了马君武的《哀希腊歌》译本及其翻译的社会影响。
首先,本文分析了社会场域和文学场域对马君武《哀希腊歌》译本选择的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腐败衰退,面对内忧外患,马君武以《哀希腊歌》为名,翻译了拜伦的The Islesof Greece,意在号召国人奋勇反抗,免受外族欺侮。
其次,本文透过研究马译《哀希腊歌》所采取的策略窥探了马君武翻译此诗歌的惯习。
清末民初,文学界盛行文言译风,马君武也深受影响,沿用浅近文言即“七言古诗体”翻译了《哀希腊歌》。
马君武不仅改变了原诗的格式和语言风格使之更适合当时国人的阅读习惯,还运用增译、省译和改译的翻译方法,此举极大推进了其译本的普及。
第三,本文研究了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在马君武翻译《哀希腊歌》过程中的作用。
第26卷第5期2007年10月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Zhengzhou I nstitute of Aer onautical I ndustry Manage ment (Social Science Editi on )Vol .26No .52007.10收稿日期:2007-08-25作者简介:张春艾,女,四川成都人,硕士,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从《哀希腊》六译本看翻译规范的变化张春艾(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河南 洛阳 471003)摘 要:图里提出文学翻译是一种受规范制约的活动,他将翻译规范大致分为预备规范、操作规范和起始规范,等等。
《哀希腊》是拜伦的众多诗歌中在中国被译介最多的一首。
文章对比了该诗在不同时期的六个译本,力图从中发现一些翻译规范的变化。
关键词:《哀希腊》;翻译规范;图里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750(2007)05-0086-03一、《哀希腊》翻译情况概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西学东渐之风劲吹的中国引进了许多科技类书籍,除此以外,文学作品也陆续译介过来。
其中,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George Gordon Byr on )的诗歌可以算是最早一批被译介到中国的,而其中又属《哀希腊》(The Isles of Greece )最早传入中国。
《哀希腊》是拜伦长诗《唐璜》(Don Juan )第三章中的一个片段,本没有题目,按英文习惯取其第一句为《希腊的群岛》(The Isles ofGreece )。
梁启超于1902年在其《新中国未来记》中根据徒弟罗昌的口述选译了《哀希腊》(时译《端志安》)的第一节和第三节,但并没有为诗命名。
马君武于1905年首次将全诗译出,并将其命名为《哀希腊歌》,其后同时代的辜鸿铭、苏曼殊、胡适、柳无忌和胡怀琛等相继翻译该诗。
新中国成立后,《哀希腊》一诗的复译仍然继续,朱维基、查良铮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用现代白话翻译《唐璜》全诗,其他译者还有杨德豫、周流溪、李继青,等等。
晚清民初时拜伦《哀希腊》汉译的功能解读作者：任宋莎来源：《青年文学家》2017年第17期摘要：笔者以拜伦《哀希腊》在晚清民初时期的汉译为例，探讨了在近代中国历史语境下《哀》诗的翻译文化功能及其翻译伦理功能。
关键词：《哀希腊》汉译；功能解读作者简介：任宋莎（1989-），女，四川省阆中人，硕士，助教，现任职于西华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翻译研究。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獻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7--01一、《哀希腊》的汉译翻译为译入语文化提供了一个“他者”视角，以供后者比较，反思，借鉴和改善。
在翻译中，通过对源语文本的改写，有意地对异文化的误读，进行本体文化的建构，其积极影响便是可以促进译入语文化的文学和社会系统的改革（Lefevere， 1992），可见改写与误读联系十分紧密。
从“改写”到“改革”，从翻译“文本”到“文化”，这个动态的演变过程绝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它涉及两种文化里“语境、历史和习俗等更宏观因素”（同上）。
同时，译者受译入语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所制约，其翻译活动实质上就是一种被“操控”的改写。
这正如《哀希腊》在晚清民初时的汉译的情形一样。
《哀》原诗意在激起当时被土耳其统治的希腊人民奋身反抗，重获自由，而当时中国的社会各个方面都在经历着重大的变革，不少文人学士受到其充满反叛个性和革命精神的影响，认为此诗情境是十分契合中国当时的社会境地。
近代中国的文人学士，如梁启超、苏曼殊、马君武和胡适等，都不约而同对《哀希腊》进行了翻译，与其说是翻译不说是在改写原文，有意地在翻译中对原文进行误读，以期许从而达到建构本土文化的目的。
如梁只摘译了原诗，仅关注此诗的政治内容和革命行动，几乎完全忽视了诗的文学成就。
他认为与其他议题比起来，政治最为重要；苏翻译《哀》诗以此来表达他对于自己国家未来的担忧，其中夹杂着他自己对拜伦诗歌的理解，对原作做了一些改动，却正是符合了中国人民在五四运动中“救亡图存”的呼喊；马改写了这首诗，嵌入了他自己的观点，呼吁中国人民奋起抗争，拯救中国，为其说教目的服务；胡认为翻译必须为社会和人民服务，他翻译或改写的《哀》的一些诗节弥漫着强烈爱国主义情感。
《哀希腊》中译者胡适的惯习探究摘要：本文从社会心理学译者惯习出发, 对胡适的《哀希腊》译本进行深度剖析, 通过对胡适的译诗风格, 个人性格和教育背景以及当时的社会文化大环境进行分析, 进而厘清译者惯习在翻译实践过程中对译者的心理与行为的引导作用, 挖掘更深层次的翻译审美价值。
关键词：译者惯习; 胡适; 哀希腊; 翻译审美;一、胡适翻译成就胡适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 毕生致力于白话文的推广, 自身文学造诣极深。
同时, 他也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 代表译作有拜伦的长诗《哀希腊》、易卜生的剧本《娜拉》, 还翻译了莫泊桑、契诃夫等文坛大家的短篇小说等, 为近代中国在思想解放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胡适主张用白话文来翻译西方名着, 只翻译名家着作, 强调译文的可读性, 因为“用古文译书, 必失原文的好处”。
(胡适, 1918) 他的翻译题材选择有着非常鲜明的个人特色且紧跟国际文学趋势。
二、《哀希腊》中译者惯习分析《哀希腊》是拜伦的长诗《唐璜》第三章第八十六节中的插曲, 意在号召希腊人民勇敢地站起来争取独立。
正是这样的创作背景及创作意图使得《哀希腊》成为了当时中国众多有志青年争先恐后翻译的对象, 掀起了近代外国诗歌译介浪潮。
本文将着重从译者惯习这一社会心理角度对胡适译本进行分析。
(一) 译者惯习的提出译者作为人这一社会性生物必然会受到外界诸多因素的影响, 比如个人的生活经历长时间养成的习惯秉性, 个人的审美趣味, 翻译发起者的引导以及整个的社会文化大环境;其次他才是一个译者, 所以人的很多社会性情绪会不可避免地在翻译实践过程中影响译者的翻译心理、翻译行为甚至最后的译品质量。
惯习是生物在长时间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形成的稳定的个人行为倾向, 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行为人的真实心理。
译者惯习承认译者的主观心理和客观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的关系, 是主观与客观世界的调节中介。
有学者认为翻译活动既受翻译规范的影响和约束, 也是个体译者惯习作用下的产物(徐敏慧, 2017) 。
浅析拜伦《哀希腊》在四种译本中的创造性叛逆摘要：在近代中国，拜伦的《哀希腊》先后被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胡适翻译到中国。
由于不同的翻译意图、知识背景、社会环境，不同的译者采用了不同的翻译原则和策略，赋予了拜伦诗不同的中文面貌，塑造了不同的诗人拜伦的形象。
同一文学作品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不同的作者手中获得了不同的新生命。
而意识形态是构成译者前理解的主要因素之一。
这些早期译本揭示了前理解如何使译者们在理解和翻译过程中背离了原诗，并如何将自我想象投射于异域诗人。
关键词：拜伦《哀希腊》四种译本创造性叛逆1.引言拜伦是继“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科勒律治和骚赛出现的英国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
他既是具有理想和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又是孤独和反叛的个人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具有正义感的行动主义者。
《哀希腊》是《唐璜》中的一章，它集中表达了诗人重独立和爱自由的精神。
这首诗中的希腊歌人是一个爱国者，他曾游历世界各地，最后回到自己的祖国，他看到祖国被土耳其统治了三百年，而人民深受其苦却不知反抗，而发出无限感慨。
实际上真正的感慨发自拜伦，歌者的真正身份是拜伦。
梁启超于1902年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根据徒弟罗昌的口述翻译了《哀希腊》（时译《端志安》）的第一节和第三节，但没有为诗命名。
马君武于1905年首次将全诗译出，并将其命名为《哀希腊歌》，其后同时代的苏曼殊、胡适、柳无忌等相继翻译该诗。
新中国成立后，《哀希腊》先后有朱维基、查良铮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用现代白话翻译《唐璜》全诗，其他译者还有杨德豫、周流溪、李继青，等等。
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胡适是近代中国四位在翻译《哀希腊》这首诗中较早和较具有特色的四位学者，本文想通过他们不同的翻译意图、翻译特色来指出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尤其是诗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创造性叛逆。
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了一个术语——“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并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