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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9No.22引言《中庸》作为儒家经典之一，一直为翻译者所重视。
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的《中庸》英译本是早期的翻译版本之一。
理雅各翻译了多部儒家典籍，其中包括四书，即《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且都被收入《中国经典》。
晚清名士辜鸿铭（1857—1928）认为理雅各的翻译不能让人满意，因为“他的文学训练还很不足，没有足够的评判能力和文学感知力”（辜鸿铭2017：2），于是亲自翻译四书，因种种原因，最终只完成了三部，即《论语》《大学》《中庸》。
由于理雅各和辜鸿铭在文化认同、翻译目的上的不同，他们在翻译中国儒家经典时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
理雅各于1815年出生于苏格兰，1831年进入阿伯丁大学英王学院，后获得硕士学位；1837年进入希伯利神学院攻读神学，其间萌发来中国传教的意愿，于是在1838年开始学习汉语。
理雅各语言天赋极佳，此前已经擅长拉丁文和希腊语，这之后长期坚持研读中国典籍。
1840年，理雅各到达马六甲，工作于英华书院，并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
1843年，英华书院迁入香港，理雅各跟随来到香港并从此在香港度过了30年左右的时间。
期间，理雅各广泛地了解中国文化，接触各阶层中国人民。
他曾到广东考察科举考场，大为震撼，并意识到儒家及其经典的重要性，认为儒家经典是了解中国的钥匙（王辉2003：37）。
1847年，理雅各立志研究中国文化，翻译中国典籍，以帮助传教。
辜鸿铭于1857年生于南洋的马来西亚，父亲为中国人，母亲为西洋人。
辜鸿铭从小就展示出极佳的语言天赋。
十岁时，辜鸿铭被一对英国夫妇带到英国培养，并开始了在西洋的求学之旅。
他精通英语、德语、法语、拉丁文和希腊语等9种语言，前后获得13个博士学位。
1881年，辜鸿铭开始系统地学习中国文化，从此走上宣扬中国文化的道路，并在1885年前往中国，做了湖广总督张之洞手下的外文秘书。
他在统筹洋务的同时精研国学。
当时，中国人对外国的俯视已变成了仰视。
辜鸿铭与理雅各英译《论语》版本的对比分析作者：魏聪聪来源：《青年文学家》2018年第24期摘要：创造性叛逆在文学翻译中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策略和手段，它是译者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对原文所进行的二次创作，目的是使译文更加符合目的语的表达习惯以及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
本文将在语言和文化意象两个层面，通过对辜鸿铭和理雅各版本英译《论语》的分析，突出体现辜译版本的创造性叛逆，深入探究在译者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下想要传达的文化信息以及《论语》的内涵和精髓。
关键词：创造性叛逆；辜鸿铭；《论语》；理雅各[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4-0-02晚清时期，西方传教士理雅各因将《论语》翻译成英文版本而获得巨大关注，这一做法为西方各国逐步开始接触和了解中国文化构建了重要的桥梁。
但在辜鸿铭看来，理雅各虽然对中国各类经典作品有广泛深入的了解，但他只是一个不懂得变通的“权威”而已，他所使用的术语是粗糙、不恰当的，译文中的不准确之处随处可见，缺乏对文化整体的揣摩和把握。
因此，以传递真正的孔子及儒家思想并使西方读者更为彻底的理解文本内容为目标，辜鸿铭创造性叛逆地翻译了孔子和他弟子的谈话，尽可能消除西方读者的陌生和古怪感，以期使其翻译的《论语》能够更加贴近目的语读者。
创造性叛逆就是译者在某个特定的创作动机和创作目的的驱使下运用某些技巧和手段，运用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对原作进行重构和再诠释的一种翻译行为。
笔者接下来将从语言和文化意象两个层面对辜鸿铭和理雅各英译《论语》版本的创造性叛逆进行对比分析，希望对今后英译《论语》的研究者起到借鉴作用。
一、语言层面1、贯穿《论语》的核心词——“仁”的翻译据统计，在《论语》中，“仁”大约共出现了109次，是一个使用频率非常高的字，而且每一次的出现并非体现的都是同一种含义，这也就说明“仁”在孔子的心中具有丰富的内涵和与众不同的地位。
《中庸》两种英译本的对比研究作者：钱桂荣刘畅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10年第10期[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对比《中庸》两英译本的语篇衔接特点来发掘译者风格,并探讨译者使用衔接手段的偏好对于译文的影响作用,即有助于译文更准确完备地传达原作者意图和原文的信息。
[关键词]语篇衔接;衔接手段;译者风格语篇衔接是语篇研究和翻译研究中必须涉及的课题。
语篇衔接理论发展近30年来,由于研究角度不同,语言学家们对语篇的衔接和连贯的认识也不尽相同。
Halliday和Hasan(1976)认为,衔接的概念可由语域予以补充,因为二者相加能有效地界定语篇概念。
语篇是一段在衔接和语域两方面都连贯的话语:如语篇和语境是连贯的,那么其与语域就是一致的;语篇自身是连贯的,则语篇是衔接自然的,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秦秀白,2002)。
Halliday和Hasan更是将衔接看作是建构连贯大厦的基石(Halliday & Hasan,1985)。
在翻译活动中,译者面对两种语言体系,将原语语篇深层结构中的整体逻辑和语义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单位的同时,还要确保目的语语篇深层结构中的整体逻辑和语义与原语语篇尽可能保持对等或一致。
为了保证语义和风格对等,译者不得不克服语言体系上的差异,对原作中显性和隐形衔接做出必要处理,而这种处理是译者的内在驱动,完全脱离于原作者风格。
译者使用的衔接手段在译文生成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它不仅是原语到目的语表层结构对等的桥梁,也是二者深层结构中语义与语域保持一致的必要手段,更是译者风格的体现。
为了研究译者衔接手段的使用偏好对原作意图的揭示效果,笔者选取了辜鸿铭译和理雅各译,通过对关于语篇衔接的处理进行对比研究,来探讨一下不同译者的语篇衔接偏好对译著的影响。
一、衔接手段的运用。
(一)词汇手段英语词汇衔接关系可以分为两类:同现关系和复现关系(Halliday & Hasan,1976)。
翻译美学视角下审美效果的再现摘要：本文以刘宓庆的翻译美学理论为基础，采用平行语料对比的方法，从语言关、意象（境）关和哲理关三个维度系统分析了欧阳修的散文名篇《醉翁亭记》，旨在通过对比两个英译本如何从这三方面进行艺术再现，以及是否很好地再现了原文的关感。
研究结果表明，两位译者在重现原文美感的过程中，调动了“移情之态”，让译文读者更能欣赏到原文的关。
关键词：翻译美学散文翻译醉翁亭记一、引言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中，散文是与诗歌、戏剧和小说并列的一种文学体裁，随着世界文明的演变而得以不断进化，在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继五四运动后，相继涌现了一大批致力于散文创作的散文家以及他们优美的散文篇章，其中不少被后人奉为圭臬，世代吟诵。
这种现象和散文本身的文体特征息息相关。
就散文来说，它选材广泛，结构灵活，表现手法多样，如叙事、抒情、议论等，主要特点是“体物写志，行散神聚”（杨玉兰，2020）。
因此散文“重神轻形”、“形散神不散”的特点为古代文人墨客创作优秀的散文提供了最佳的施展舞台。
本文选取的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散文大师欧阳修的名篇《醉翁亭记》是创作于他因上书替范仲淹等好友分辩，被贬到滁州时期。
尽管当时他内心抑郁，但还写下了《醉翁亭记》。
文章描写了滁州一带的一年四季不同的自然风光和当地百姓和平宁静的生活。
全文虽以一个“乐”字贯穿，但还暗示出一个地方长官一方面能“与民同乐”，另一方面则在哿情山水背后隐藏着难言的苦衷的哲理情怀。
本文选取《醉翁亭记》以及它相应的两个英译本为研究对象，探讨如何实现哲理散文在其英译中的审美再现。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笔者希望可以通过对哲理散文英译的实践摸索和分析两位译者对此的不同翻译处理中，探讨原文中的美学因子如何在译文中很好地再现。
希望本文的研究对哲理性散文翻译的审美效果的再现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三、中国翻译的美学渊源在方梦之主编的《译学辞典》中，翻译美学被界定为：“揭示译学的美学渊源，探讨美学对译学的特殊意义，用美学的观点来认识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并运用美学的基本原理，提出翻译不同文本的审美标准，分析、阐释和解决语际转换中的美学问题。
从读者接受理论视角论辜鸿铭的英译本《论语》、《中庸》【摘要】译者对读者理解接受的观照关系到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能否顺畅地进行,中西翻译史上有不少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都强调了关注译文读者的重要性。
本文以辜鸿铭的英译本《论语》、《中庸》为例,从20世纪中期兴起的读者接受理论的视角来探讨他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关键词】读者接受理论译者辜鸿铭期待视野策略和方法读者接受理论读者接受理论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一种文学批评理论，主要阐述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强调读者对作品接受理解的意义,把创作过程和鉴赏过程有机结合，形成一个相互联系，互为条件、彼此影响推进的完整的文学过程。
它以姚斯(h．r．jauss)、英伽登(r．in garden)和伊瑟尔(w．iser)等理论家为代表，要求改变过去文学理论中的“作者中心论”，确立“读者中心论”，认为文本因读者的阅读而产生不同意义，而这些有个性的接受应受到重视。
姚斯注重读者的接受对文本意义生成和文学史的研究方法的启示。
他在《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一文中借用并提出以“期待视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s)为基础的文学接受理论，系统阐释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对文学接受的重大意义。
期待视野指读者在阅读理解之前对作品的定向期待，这种期待有一个由以往的阅读经验和记忆所决定的视野。
主要有两大形态：以往的审美经验(对文学类型、形式、主题、风格和语言的审美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较为狭窄文学期待视野和以往的生活经验(对社会历史人生的)基础上形成的较为宽阔的生活期待视野。
读者的期待视野既可能与其阅读实际一致，使其快速完成理解，也可能与其发生偏离或冲突，使读者的理解受到限制。
因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既受到作品的制约，又受到自身主观条件的制约，而这两种制约表现在审美的全过程。
因而衡量一部作品的审美尺度就取决于“对它的第一读者的期待视野是满足、超越、失望或反驳”。
姚斯的理论彰显了对作品审美的一个重要因素——读者接受的重视，强调读者接受的动态性特点。
妥徽文学AN HU IW EN XUE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摹鸿铭英i f《中庸》的选择性适应朱萍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摘要：辜鸿铭《中庸》英译本因地道流畅、文采斐然在西方广为流传，被收入《东方智慧丛书》，并多次重印。
对 于辜译《中庸》，学者褒贬不一。
本文拟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来对辜译《中庸》进行解读和探析，得出了辜译《中庸》适应了辜选译《中庸》的生态翻译环境，适应性地选择了一系列特色鮮明的翻译策略，成功地完成了 一部整 合适应度高的译作，是儒家经典英译的典范。
关键词：辜鸿铭生态翻译学中庸-'引言清末文化名人辜鸿铭是儒家经典英译史上的第一 个中国人，他打破了儒家经典英译这一领域长期由传 教士和西方汉学家垄断的局面。
他在西学东渐的文化 潮流中逆流而上，推崇儒家传统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 的尊严辩护。
他完整地翻译了《论语》和《中庸》，他的译 本广为流传，获得众多的西方读者，对西方人了解中国 文化和中国文明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他的《中庸》译本由英国《东方智慧丛书》分别在1908J912年和 1913年三次重版印行，销路极佳、风靡一时。
对于辜译《中庸》学者专家褒贬不一，王国维在 《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中指出其大弊两条，小弊若干……对辜译《中庸》基本持全盘否定态度;林 语堂则对辜氏《中庸》大加赞赏、推崇至极，他认为辜 氏《中庸》是“如此的卓越聪明，同时又是如此的正确 和明白”，“它使得现代人易于懂得”（黄兴涛，1995: 97)。
近些年，随着翻译界的文化转向，越来越多的研 究学者从多种角度、运用各种理论在各种层面来解析 辜译《中庸》，但是从翻译生态学视角对辜译《中庸》的研究尚未出现。
本文拟从一个新的视角——生态翻译 学的视角来解读辜译《中庸》。
二、“生态翻译学”的内涵生态翻译学是译学界新出现的一个年轻、充满活 力的翻译理论，它是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或 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
其最早于2001年由清华大 学胡庚申教授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