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盐政经济的剥削机制及其形式上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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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私盐贩卖行为
明清时期的私盐贩卖行为是指以非法手段或私下交易等非正规方式进行的盐贩卖行为。
由于明清时期官盐价格高昂,对人民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因此私盐贩卖行为得到了
广泛的发展。
下面就介绍一下明清时期的私盐贩卖行为。
一、私盐贩卖的背景
明清时期盐业归国家垄断经营,严重限制了盐的流通,使得盐价居高不下,使得很多
人民连温饱都难以维持。
而贪官污吏则利用盐业垄断来大发其财。
因此,私盐贩卖行业就
应运而生了。
私盐贩卖的特点主要是卖盐人员数量多、流通地域广、价格低廉、数量大等特点。
贩
卖者大多是一些草根小商人,他们从官府购买盐后,把盐卖给沿海渔民、山区居民等户外
劳动者。
从而,可以避免官盐过份垄断市场所带来的价格飙升。
1. 对社会的影响
私盐贩卖为社会提供了一种避免垄断影响的生活保障途径。
同时,官庄囤积粮盐的行
为也引起了许多贫民的反感和不满。
私盐贩卖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官盐的价格,增加了百姓的获得盐的渠道,缓解了官庄
垄断的压力,对促进国家盐业、调控盐价具有一定促进作用。
私盐贩卖的大量出现,增加了一部分草根商人的收入来源。
同时,由于私盐贩卖可以
避免官庄的过份垄断,从而形成了一部分独立的市场经济。
为了保护国家盐业权益,明清时期政府分别颁布了禁盐令,要求盐只能由官方出售,
民间私盐贩卖会遭受惩罚。
禁令一开始纪律严明,但是由于官府审查不力,盐商经济发展
迅速,导致官方盐商的盐价过高,很多百姓只能求助于私盐商,私盐贸易也愈发繁荣。
意图相济,实归掣肘——明代仪真掣盐与京掣的纠葛夏强【摘要】掣盐是食盐运销环节的核心,也是多方利益交汇所在.仪真掣盐起初只为控遏私盐,割没折银之后,开始兼有征税的功能.至嘉靖年间,仪真掣盐已经形成了一套复杂的体系,但因盐务官员的腐败而在执行过程中存有掣盐愆期和超掣迭出的弊端.淮南之盐在南京复掣被称为京掣,京掣是景泰年间为辅助仪真掣盐而设,但逐渐变为淮盐销售的瓶颈.万历年间,南北两京关于京掣进行了长期的角力,最终巡盐御史取代南台御史成为京掣的管理者.京掣的变革是明廷立足现实,多方博弈的结果.【期刊名称】《安徽史学》【年(卷),期】2019(000)003【总页数】11页(P20-30)【关键词】明代;掣盐;仪真;京掣;两淮【作者】夏强【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48掣盐是食盐运销环节的核心,也是多方利益交汇所在。
“掣”是抽取的意思,“掣盐”即抽查盐包,秤掣盐斤,验证盐引,核对引数和盐数是否相符合。
掣盐制度是盐引制度的衍生,其渊源是宋代的“批凿验引法”和沿江秤盘局[注]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6—527页。
,两淮掣盐体制成型于元代,当时两淮运司在真州、采石二要津各设批验所。
[注]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22《户部八》,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828—829页。
真州、采石批验所主要在于称验袋,真州批验所还有监督盐袋交易的功能[注]张国旺:《元代榷盐与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37—139页。
,淮南之盐已经出现了“一盐两掣”的雏形。
明代,“两淮盐课足当天下之半”,通州、泰州两分司所产的淮南之盐又占两淮的大半。
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通、泰所产之盐需要经过仪真掣盐和京掣两次掣放,才能进入市场。
明初仪真掣盐基本仍延续元代旧制,景泰以后,明廷逐步改革了仪真等地的掣盐体制,与之同时,在南京也形成了独立于两淮之外的掣盐管理系统,万历时期朝野围绕京掣的改革又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明代内地盐业经济的演变研究盐业经济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明代是我国盐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盐业制度变革的重要时期。
在明代,内地盐业经济经历了从官方垄断到私营经济的演变过程。
本文将通过对明代内地盐业经济的研究,探讨盐业经济演变的过程和原因。
一、明代内地盐业的制度明代初期,盐业在内地实行官方垄断制度。
中央政府设有两司盐政,分别负责东西两路的盐政事务。
地方政府设有州、县盐政,负责本地区的盐政事务。
盐业的收益,是由政府直接管理和领取。
政府制定盐价,并派人监督生产、运输和销售。
此制度下,政府实行大力治盐政策,同时威力强大,监督严密。
因而,内地盐业在此时期内盈利颇丰。
由于盐业的重要性和利益,这种制度一直保持到晚明时期。
二、明代内地盐业的私营化明代中后期,内地盐业开始向私营化过渡。
逐渐出现了属于私人的小作坊或小生产市场,政府开始鼓励私人参与盐业生产和贸易,政府对盐业的管理也相对宽松。
私人盐业逐渐发展壮大,开始挤占官方盐业的市场份额。
最早的私人盐场,最晚出现在明末清初。
明朝末年,长江流域的陶氏家族(主要是高邮陶家)在芜湖盐场开始经营私人盐业。
此后,私人盐场在江南地区迅速发展。
徐温、张献忠此类盐商开始兴盛起来,盐产业逐渐成为私人财产,盐业经济开始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
私人盐场的经营与官府相比,具有灵活性,速度快,成本低等优点。
私营盐场一旦垄断市场,政府会采取一定的措施干预,控制私营盐业的垄断。
如发展政府投资的盐场,收回私人盐场的经营权等。
三、内地盐业的兴衰在明代初期,盐业经济处于盛況,内地盐业收益颇丰,贡盐收入逐年增加。
内地盐业税收成为明代政治经济活力之一。
然而,到了明代中后期,内地盐业经济逐渐式微。
内地盐业逐渐萎缩的原因,在于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生产、交通的飞速发展,工商业经济繁荣,商人和私人盐场逐渐垄断市场,政府无法控制盐价和出售渠道。
另外,外来盐价低廉,占去了内地盐业的市场份额。
四、盐业经济发展的影响明代内地盐业经济的演变,对明代经济、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明清时期的私盐贩卖行为
明清时期,政府对盐的垄断控制非常严格,禁止民间私盐贩卖行为,严惩走私、窝藏
等违法行为。
然而,由于盐的价格高昂,利润丰厚,很多人就想方设法从事私盐贩卖。
为此,他们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手段来规避政府的监管,如:
一、走私盐货。
由于盐在内地的价格相对较高,而在沿海地区、边境地区价格相对较低,因此很多人就趁着这个机会从海外或边境地区购买便宜的盐货,然后走私进入内陆地区,以高价卖出获取丰厚的利润。
他们通常会选择在夜间或隐蔽的地点进行走私行为,以
避免被政府官员发现。
二、假冒政府盐商。
为了规避政府的盐货运输和销售监管,一些人会假冒政府盐商的
身份,将私自运进来的盐货卖给不知情的民众。
他们通常会穿上与政府盐商相似的服饰,
并凭借自己的口才和外表说服买家相信自己的身份,从而卖出假盐。
三、借助特权人士。
一些特权人士可以通过行贿或私下交易等方式,获得出售私盐的
权力,然后将私盐卖给特定的买家获取高额利润。
这些特权人士通常是高官显贵、有权有
势的人物,他们可以通过掌握特定的权力和资源,来保护私盐贩卖行为。
不过,对于私盐贩卖行为,政府的监管和打击力度也非常强。
政府通常会设立封盐池、盐税等机构来实行盐的垄断制度,多重关卡和搜查机制也会防止私盐贩卖者逃避监管。
同时,政府也会对私盐贩卖行为进行惩罚,主要包括处以经济罚款、徒刑或者笞杖刑等惩罚
方式。
总之,在明清时期,尽管民间私盐贩卖屡禁不止,但政府方面也不断采取措施加强盐
货垄断控制和打击私盐贩卖行为。
这场看似平凡但又异常激烈的斗争,最终还是由政府方
面取得了胜利。
明朝的税收制度盐铁专卖和吏治改革明朝的税收制度——盐铁专卖和吏治改革明朝(1368年-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期,它的税收制度对于明朝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这个时期,盐铁专卖制度和吏治改革成为明朝税收制度的两大亮点。
本文将详细探讨盐铁专卖和吏治改革在明朝税收制度上的影响。
一、盐铁专卖制度盐铁在明朝是两个重要的经济部门,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明朝中期,朝廷建立了盐铁专卖制度,实行国家垄断经营,使得朝廷能够有效掌握盐铁的生产和销售。
这项制度的实施在税收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盐铁专卖制度能够确保税收稳定。
明朝通过国家垄断经营,规范了盐铁的生产和销售,并且设立了相应的税收制度,使得朝廷能够稳定地获取盐铁税收。
由于盐铁是民众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品,通过对盐铁的专卖,朝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市场供应和价格,从而保证税收的稳定增长。
其次,盐铁专卖制度有助于打击贪污腐败。
在盐铁专卖制度实施期间,朝廷对盐铁经营实行强化管理,减少了官员的权力寻租空间,遏制了腐败现象的发展。
这样一来,税收的征收和使用更加规范和合理,使得财政收入得到有效利用。
最后,盐铁专卖制度能够平衡地区税负。
明朝实行盐铁专卖后,将盐铁的经营权集中于一些重要的盐铁所,通过这些地方的税收分配,使得税负在地区之间得以平衡。
这样一来,可以减少地区间的贫富差距,增加社会的稳定性。
二、吏治改革吏治改革是明朝税收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明初,朝廷进行了一系列的吏治改革,旨在整顿官员队伍,提高政府行政效能。
吏治改革对税收制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吏治改革能够提高税收征收的效率。
明朝通过减少官员的冗员,严格规定征收程序,加强征收监督,使得税收征收的效率得到了明显提高。
官员的廉洁和高效执行力使得税收能够顺利地进入国库,为国家的财政提供了稳定的来源。
其次,吏治改革有助于减轻农民负担。
明朝通过吏治改革,建立了比较规范和公正的税收制度,减少了农民被官员征收过多税赋的情况。
从开中法向折色法的转变,明朝盐政改革,边镇衰落的根源“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
洪武三年,山西行省言:大同粮储,自陵县运至太和岭,路远费烦。
请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
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
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
帝从之。
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
其后各行省边境,多召商中盐以为军储。
盐法边计,相辅而行。
”——《明史-食货四-盐法、茶法》明朝初年,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策略,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国内日益安定。
然而,北部边境由于蒙元残余势力不断试图南下,迫使明朝将大量军力囤驻于北部边境。
同时,受限于南北经济及物产产出的不平衡情况影响,边镇军需需求量巨大,但供给严重不足。
一、设立“开中法”——开粮纳中,边镇愈强为解决这一问题,明朝创立了开粮纳中的制度,即由户部利用食盐的专卖权,根据边境战备粮储物资的盈缺情况,对商人进行招标,往边镇输送军需物资,然后按实际输送情况支付同等值数量的官盐盐引,使商人获得官盐并合法销售。
这就是明朝初年稳定边疆建设的“开中法”。
“开中法”的具体内容有三个方面:首先“报中”,即开中商人按户部榜文所示项目,把物资运到边防戍所,然后取得盐引;其次“守支”,即商人领取盐引后,按规定去指定盐场守候支盐;最后“市易”,即商人支取盐后,再按引文规定,到指定地区销售。
报中——守支——市易,构成了“开中法”的全过程。
通过“开中法”明朝有效的保证了边镇地区戍守军队的军需供应,同时也降低了国家财政的支出,并以此带动了原有的官方垄断食盐销售的模式转变为官商并用的模式,有效带动了食盐交易市场的活性。
更有甚者,在通过“开中法”获利的部分商人,为获取更高的盐引利润,开始尝试自筹资金,主动招募劳力前往边镇拓边垦殖建筑商屯。
“自出财力,自招游民,自垦边地,自艺菽粟,自筑墩台,自立保聚。
……边地尽垦,而塞下粟充溢露积,饶于中土”随着盐引吸引商屯的出现,边地军粮价格渐趋于与内陆相差无几,边镇地区的市场也随之繁荣了起来,这更是吸引了大量人员前往边镇定居。
明清时期盐业经济和税收体系中国历史上的盐业经济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但真正形成规模化的盐业经济是在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盐业成为了国家经济和政治的重要支柱,同时也为中国政府提供了丰厚的税收。
一、明清时期的盐业经济明清时期中国的盐业是由国家垄断的。
盐业采取盐务官承辖制度,由盐务官负责管理各地盐务,并且在盐业上有相当大的权力。
明朝时期,盐务官的职位往往是非常高的,而且一般只有富裕的大户人家才有机会担任盐务官。
而到了清朝时期,盐务官已成为军衔、衙门管辖下的中级官员。
盐业的管理包括了盐的制作、运输、销售等方面。
因为官府垄断了盐业,所以制盐的工人是官府的雇员,而采用的方法也是由官府制定的。
同时,为了防止私人贩卖盐,各地还设有海关和关市,用于检验盐的质量。
盐的销售政策也非常严格。
到了清朝时期,盐只能在固定地点销售,并且在这些地点,盐的价格由官府定价。
因此,各地的盐价并不是由市场供需决定的,而是由官方规定的。
这也是明清时期盐业受到非议的原因之一,许多人认为盐价过高,限制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二、明清时期的盐税盐业管理不仅仅对于政府来说是一项利润丰厚的产业,也是一项重要的税收来源。
盐税的征收同样也是由官府统一收取。
盐税分为两种:一种是盐税,即对制盐的原材料产生的税收,这个税收对于盐务官来说是一项重要来源,因为一但盐价升高,他们可以拿到更多的税收;另一种是盐引税,即对于盐商进货的税收,这个税收则是由地方官员来征收的,对于地方官来说,可以通过这个税收来提升自己的地位和收入。
盐税在明朝时期就已经成为了国家的重要税收项,到了清朝时期则更是如此。
大约在清朝时期,盐税的占比已经达到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三、明清盐政变革尽管明清时期的盐业政策受到非议,但管理困难和政府财政收入的需求使得官府很难放弃这个利润丰厚的产业。
然而,在清朝晚期,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西方列强的入侵最终迫使中国政府对盐业政策进行了改革。
1904年,光绪皇帝颁布了人口、地租、盐税歧别由此在全国实行的“清世盐法”。
明朝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动乱明朝经历了数百年的辉煌,但在晚期却遭遇了经济危机与社会动乱。
本文将探讨这一时期明朝面临的经济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
一、经济危机的根源明朝晚期的经济问题源自多个方面。
首先,明初统一后,国家重视农业发展,但经过几百年的繁荣,土地逐渐私有化,大量富豪世家垄断了大片土地资源,导致贫富差距加大,农民生活困苦。
其次,明朝实行钦天监,政府对冶铁等重要行业实行垄断,阻碍了商业的繁荣发展。
同时,明朝严重依赖银两作为货币,但长期对外贸易逆差导致大量银两流失,国家财政困难。
二、贸易与海禁政策明朝实行了一系列限制对外贸易的政策,比如实施海禁,限制了民间与海外的贸易往来。
这种政策给中国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
首先,由于贸易受限,大量商品被滞销,商业活动减少,导致商品价格下跌,商人困境重重。
其次,海禁政策削弱了海外贸易阻碍了外来资金的流入,使得中国财政更加困难。
三、税收问题与人口减少明朝封建贵族享有免税特权,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
同时,明朝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对商业活动征收高额税收。
这种重税压力促使商家纷纷破产,商业衰退,严重影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
此外,由于长时间的战争与自然灾害,人口大幅减少,劳动力不足也加剧了经济危机。
四、社会动荡的原因明朝的经济危机直接导致了社会动荡。
首先,农民因为生活困苦,纷纷起义。
著名的农民起义如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起义和张献忠领导的大西政权都反映了农民对统治者不满的情绪。
其次,由于商业的衰退,职业商人被迫转行为土匪,形成了一些流寇势力。
这些动乱进一步削弱了明朝政权的统治力。
五、对策与启示针对明朝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动荡,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启示。
首先,重视农业发展与农民的生活状况,减少贫富差距。
其次,积极推动商业发展,减轻商人税收负担,吸引更多资金投资。
第三,放开对外贸易限制,增加外汇储备。
最后,建立稳定的税收制度,减少封建贵族特权,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总之,明朝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动荡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明清时期的盐法运作与管理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盐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由于盐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自古以来就受到国家高度重视,明清时期更是采用盐法进行专营、管理。
本文将讨论明清时期盐法运作与管理方面的内容,从政策制定到具体实施,从盐区的划分到群众反应的问题,梳理盐法如何在明清时期推行与管理。
一、盐法制定明代后期, 刘一璋创制盐法以后,明英宗为之庆赞,后世亦以之为法则。
盐法于明朝,是以内库特制盐, 将盐业纳入国家统一支配的专制政策,控制盐业的流通与生产。
在清代,康熙年间开始实行“内外合修”的盐法制度。
康熙盐法是由盐务大臣孙嘉淦主持制定的,分为五个等级,规定每等级之间的价格、产量等,以尽量确保盐的质量与价格的稳定。
二、盐区的划分明清时期,为了控制盐业,管理员对生产盐的区域进行了划分,并根据不同盐区的特点实行不同的盐法,使每个地区的盐都有所不同。
江浙、山东、广东等都是重要的盐区,江浙盐区主要生产海盐,山东盐区则以地盐为主。
因此,管理盐业的机构根据盐区的不同,有所转变,区域划分不同,管理机构也各自成立,使得盐业变得更为专业化。
三、盐法的财政性质从盐法本身的财政性质来看,盐法管理的财经,主要为政府用于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的经费所以保证盐价的昂贵。
在购买盐的时候,除了购买盐本身外,还会支付盐税。
此外,盐业的专营制度,让官员与商人之间产生了盐利相关的交易。
这次后,原本应该支持国家财政,维持盐业运营的盐利流入了官市,成为了官员们发财致富的一个重要手段。
四、盐法的经营方式盐业生产和经营都遵循着固定的规律。
首先,政府会控制生产和盐矿的部署,盐工无视分工很固定, 工人分工明确, 单纯劳动者和技术合作者分开。
其次,盐业生产和经营也有明确的流程管理。
铜焕行、兑换行、分装行、筛盐行、贩盐行都是盐业生产和经营的关键环节,五、反盐政策由于盐业系统的垄断和管理较为严格,所以在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反盐的政策。
例如,《海关志》中记载南明崇祯年间江苏盐政弊端,“非但逃税,乃避税甚众,自漕至督战、主事、官小二、第三子、提举都不免举手,请定个多名义免税,去到督战处,托住人,捆匹肆货,以权势逼盐判司作文音去赎愿安。
明代盐政经济的剥削机制及其形式上的演变李 珂 明代盐政经济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从洪武初年盐业产销体系的建立到弘治五年(1492年)叶淇的盐法变制为前期;从弘治五年到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纲运法的产生为中期;万历四十五年以后至明亡为晚期。
本文着力探讨前中期开中盐法的剥削机制和表现形式的运作与变化,而晚期的纲运法下启清代盐政之先,另成体系,不在此探讨。
一 明代盐政经济剥削的前提条件明代盐政经济剥削机制得以建立并且运作的物质前提和组织前提,是盐业生产系统和盐货运销系统的建立。
(1)盐业生产系统的建立。
明代盐业的生产系统草创于洪武前后。
“太祖初起,即立盐法,置局设官” 。
“都转运盐使司丙午年(1366年)初置于两淮,吴元年(1367年)置于两浙,洪武二年(1369年)置于河东、陕西、河间长芦、福建,五年置于四川纳溪、白渡二盐马司及四川茶盐都转运司,……盐课提举司亦始国初,亦渐增设” 。
“洪武二年置山东都转运盐使司” 。
“国初盐法设转运司者六、提举司者七、盐课司以百计” 。
盐业生产系统的内部管理结构是一种纵向隶属关系。
都转运盐使司的长官为都转运使,盐课提举司的长官为提举。
“都转运使掌鹾事以听于户部,……凡分司、盐课司、盐仓、批验所各以僚属分任其事,而都转运使总领之。
”“提举掌盐课之事以听于户部,其职掌如都转运使,僚属亦如之” 。
所以,行政系统分为三层:第一层为户部,是盐政经济的中央领导机构;第二层为都转运盐使司和盐课提举司,为各地区盐业经济的总领,直接受户部领导;第三层为盐课司(盐场)、盐仓、批验所等等,这是盐业经济的基层单位,直接控制和监督着灶户的盐课生产与征收,是政府进行盐利剥削的生产基地。
各司的盐课产量都有严格的规定。
“凡天下办盐去处,每岁盐课各有定额。
年终各该运司并盐课提举司将周岁办过盐课出给印信通关,具本入递奏缴” 。
从生产能力上看,“天下盐课以两淮为多,浙次之,长芦次之……”,洪武时,全国总计“岁办旧额一百一十七万六千五百二十五引” 。
这些盐课的生产负担当然就落到了广大灶户的身上。
为了监督和管理灶户的盐课生产与征收,各场灶户被编于严格的组织规范之中。
政府发给灶户的生产资料各有定数,规定了灶丁的盐课各有定额。
“国初立法聚团公煎,丁荡有额,锅盘有数,盐斤有限。
又置有稽煎、稽买、稽卖等簿契” 。
从各场的组织形式上看,“场立官一人,大者二人,团立总催十人” 。
“每场有团有灶,每灶有户有丁,数皆额设。
每团里有总催,即元百夫长,数亦有定,一团设总催十名,每名有甲首” 。
灶户在总催的分管之下,聚团煎烧,以互相保举,防止私煎,由总催负责监督盐课的生产与征收。
各司盐课在征缴和汇具有政治学的理据,那就是强制性;而对于正课和余盐的有偿支付之间存在的差额,则是带有掠夺性质的剥削,无须经济学的理据,体现了封建专制的特色;正课和余盐的收缴是明代盐政剥削机制的根本和出发点,其它剥削形式则是以此为中心展开和演化的。
(2)水乡灶丁和依山灶户的“买办”盐课。
灶户本应以居住海滨地、世代以煎盐为业者充之,但明初却有不少灶户是从其他民户中检派的,他们居住远离海滨盐池,根本不具备煎盐的生产条件。
于是,在淮浙地区便有水乡灶丁和海滨丁之分:“以去场三十里者为水乡灶丁,不及三十里者为滨海丁。
” “水乡灶丁,乃居远亭场,不谙煎晒,用价买办盐课者” 。
在福建运司也按居住地离盐场的远近,分为依山灶户和附海灶户:“附海者为盐户,主煎作,依山者为灶户,供薪木。
” 也就是说,水乡灶丁和依山灶户将自己的盐课份额折为银两和薪木,上交官府,补给滨海丁和附海灶户,由其代为生产,称作“买办”盐课。
这种买办制度也是经过反复变化的。
洪武初,不论远近,一律登场煎盐。
后因窒碍难行,才改为“买办”。
景泰年间曾恢复旧例,成化年间又改为“买办”。
正统二年采用侍郎周忱的建议:“水乡丁岁出米六石给滨海丁代煎。
” 后为方便,改为征银买办:“不谙煎盐者,每引纳工本银三钱五分,解送运使给散灶丁,或年终解送太仓银库及各边支用” 。
买办盐课的制度说明三点问题:第一,政府用扩大盐业生产编户数量的方法来加大盐利剥削的数额。
如福建运司,“上里场额办盐二万二百引,除依山折价解京外,所有附海盐四千三百四十三引俱收在廒,听候派商” 。
依山灶户的买办盐课竟达15875引,占上里场盐课总额的87.5%,这都是将非盐业人口强行编为灶户而得到的额外盐利剥削;第二,政府在两淮、两浙、福建等运司用来支付灶户正课和余盐的米麦钱钞,原来取自于水乡灶丁和依山灶户,而且收多支少,所以年终才有剩银解送国库;第三,这是依据盐课生产制度而演化出来的一种扩大剥削形式,反映了统治者贪婪的本性。
(3)盐课工本支付与开中纳价之间的差额。
政府通过收缴环节,完全剥夺了灶户对正课和余盐的所有权与支配权,然后出榜招商;盐商对于盐货的所有权与销售权不是直接来自于灶户,而是通过报中纳粮的环节从政府手中取得。
政府所以通过盐货收缴和招商报中两个环节,人为地制造商灶购销关系的脱节,因为这其中隐藏着一层引价差额的剥削。
关于引价的一般说法:“洪武初边方招商,纳银八分给盐一引,永乐间改输粟二斗五升,是征之官者薄而贻之商者厚也。
” 明清史家对此多无异议,未见有深究者。
其实这只是当时最低的引价,引价从来就是动态发展的,不可能划归统一。
各司盐质不同,道路远近各异,谷物价格浮动,都是影响引价起伏的因素。
洪武四年二月,“定淮、浙、山东中盐例。
商人输粟临濠、开封、陈桥、襄阳、安陆、荆州、归州、大同、太原、孟津、北平、河南府陈州、北通州诸仓,计道里远近,自五石至八斗有差” 。
永乐时户部尚书郁新为引价问题奏疏言:“往年为北平军储不足,下令开中盐粮。
淮浙盐于北平仓纳米者每引二斗五升,于德州仓纳米者每引三斗五升。
今北平所辖地方米价已贱,若仍准前例,诚为亏官,二处宜通一斗。
” 朱棣采纳了他的建议。
永乐三年(1405年)八月,云南等地招商中纳,“定大理蒙化州五井盐每引米一石三斗,黑盐井每引米二石;金齿军民指挥使司黑盐井每引米一石五斗,安宁井每引米二石;景东府白盐井每引米一石五斗” 。
上述材料可证:二斗五升的引价只是特别时期的特别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引价是因时因地而异的。
虽然很不统一,却也有规律可循。
如洪武四年,内地和边防许多地区的引价则例都在一石以上,甚至数石;永乐时,南北方的引价也都在一石以上。
权且以一石为率做一个计算:政府支付灶户盐课工本每大引四百斤给米一石,支付余盐更是每小引二百斤给米麦二斗,运司将这些盐全部用来招商开中,可是,“洪武初定盐引目内条例:凡两淮运司遇客商贩卖盐货,每二百斤为一引,给与半印引目,纳官本米若干” 。
“官本米”即开中引价,设为一石。
商人纳引价一石米,可得小引二百斤盐,若得一大引四百斤盐,则须纳米二石,政府支付灶户工本为四百斤盐一石米,商人等于多付了政府一倍的工本;若以余盐小引二百斤支付米麦二斗计算,商人纳米一石,政府便多收四倍之利。
政府在盐政立法时精心设计了商灶购销脱节的运作机制,主要是为了这层差额剥削。
(4)开中运销体系演化出的运费剥削。
明清史家常常赞誉开中法的创立:“国初招商中盐,量纳粮料实边,不烦转运而食自足,谓之飞挽。
” 这不过是就国家利益而言的粉饰之词,它只是免除了政府的军饷转运之烦。
山西行省在向朝廷建言开中盐法之时,谈到的原因就是“大同粮储自陵县长芦运至太和岭,路远费重”。
明人章懋在分析开中盐法创立的原因时也说:“以边城险远,兵饷不充而粮运劳费。
” 所以政府就通过开中盐法把这项沉重的运费转嫁到盐商的身上。
宣德九年(1434年)二月丙寅,行在户部员外郎罗通奏疏言:“今运粮赴开平,每军运米一石,又当以骑七护送,计人马资费率以二石七斗至一石,……若商人一人纳米五百石,可当五百军所运,且省行粮二百石。
” 疏中谈到了节省行粮二百石,只是算计了一小部分费用。
若计人马资费,则以五百石乘以二石七斗至一石的费率,那么,商人运米五百石,可省政府开支一千三百五十石,至少是五百石。
而这笔费用就落到了商人的头上,即便是商人有长途贩运的经验,这笔开支也不会打太大的折扣。
所以,盐商为节省运费,遇到偏远的运司和场分,常常不肯前去支盐。
这层剥削是在盐政法规中的隐性剥削,是制度演化的产物。
(5)盐商预纳引价与存积盐的设立。
由于商灶购销关系的脱节,盐商的纳价(边中纳粟)与提货(下场支盐)在时空上是分离的。
因而产销之间稍不平衡,便会出现盐商在边已纳引价,下场后却无盐可支的现象,只好经年排队,守场等候支盐,此谓守支。
政府却为剥削计,有意识地打破这种平衡。
“国初各场灶丁官给本钱,分荡樵采,输盐办课,上纳本色盐斤;边商中引,对灶支盐,而立法止许本年之引支本年之盐” 。
但政府为了支持沉重的军费负担,往往超过实际的盐业生产能力,频繁不断地招商开中。
各司盐课本有定额,“以开中宜有定数,然各边开中数或溢于额外” 。
盐货当然会供不应求,盐商预纳引价,却无盐可支。
宣德以后,“旧引未给,新例复行,致使商贾积年守候,不得关支,资本既失,流落垂老” 。
“商人经年坐守,深为可怜” 守支现象的实质是政府利用招商报中的这一环节,向商人卖空,套取盐商的银粮资本。
由于几十年的积欠,政府无论是压榨灶户的生产,还是支付资本钞,都无法偿还守支商人的引价,导致了盐商报中时退缩不前。
为了维持开中运销的继续运作,政府又设置了常股盐和存积盐的名目。
正统五年四月癸巳,行在户部奏言:“盐商因守支年久,虽减轻开中少有上纳者,恐误边储。
请令云南、福建、四川、广东、河东仍旧,其两淮、两浙、长芦每岁盐以十分为率,八分给守支客商,二分令巡按监察御史、按察司官见数存积,遇边方急用粮日,招商中纳支给。
庶官民两便,不致误事。
” 这就是常股盐和存积盐设立,其支盐方式为:“每岁收贮岁课存积在官,客商执引照支,各有次第,课谓之常股盐;今因边储急用,增值招商中纳,不依次第,人到即与支给,谓之存积盐。
” 存积盐之设利用了供不应求的购销失衡现象和盐商希图加速资本周转的心理,增价开中,扩大了政府的盐利剥削。
结果是,商人乐有见盐,“报中存积者争至,淮浙盐犹不能给” ,等于是自投政府的剥削罗网;而报中常股盐的商人则继续守支,陆续追给,政府赊欠盐商引价变得合理化和持久化。
三 中期盐政剥削形式的改制与剥削额的扩大前期商灶购销脱节的状况进入弘治年间以后日益严重,造成了官盐产销流通的壅滞:一是盐商畏惧运费的压力,致使偏远的运司和盐场无商支盐,盐货无售,大量堆积,日久消折;二是盐商为守支困累,资本流失,因而退避报中,官盐产销受阻。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期政府对盐政制度进行了一些改变,其实就是剥削机制的形式变化。
(1)生产领域里的灶户盐课折征。
盐货无售导致了灶户的盐课折征,这一改变始于前期末叶。
如山东运司,“下等场分久不得商,而国课因以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