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之张丞相新考

2012年11月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Nov．2012第29卷第11期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Vol．29No.11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之“张丞相”新考温志拔(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人文科学系，福建福清350300)摘要：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中“张丞相”一直有两种说法:张说或张九龄，并依此将本诗系于开元四年前后，或开元二十五年前后。

在梳理这一分歧的过程中，发现各家所依据的主要材料，分别是宋代地理文献和王士源序以及两《唐书》张说、张九龄本传，除此以外，可以利用孟浩然诗作本身，分析各种论据的可能性，并初步确定张丞相当为张九龄。

关键词：张丞相;交游;行年收稿日期:2012－10－02中图分类号：I207．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44X （2012）11-0001-04作者简介:温志拔(1980－)，男，福建龙岩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唐宋文献。

孟浩然《望洞庭》一诗，作为投献干谒之作，历来并无多大异议，清人纪昀《瀛奎律髓刊误》卷一《临洞庭》诗批云：“此襄阳求荐之作”，“以望洞庭托意，不露干乞之痕”［1］4。

清人沈德潜《唐诗别裁》卷九亦云：“读此诗知襄阳非甘于隐遁者。

”但孟浩然所投献之“张丞相”究竟为谁，则历来纷争不已，莫衷一是。

本文不揣浅陋，将对此展开梳理，并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思考，就教高明。

一最早提出解说者，似当属四库馆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别集类·孟浩然集》提要云：考《唐书》张说尝谪岳州司马，集中称“张相公”、“张丞相”者凡五首，皆为说作。

此后，张丞相为张九龄、张说之论，乃成公案，争讼至今。

主张说者，主要如谭优学《孟浩然行年考实》［2］17－54，罗宗强《唐诗小史》［3］51，李景白《孟浩然诗集校注》［4］272，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5］105，刘文刚《孟浩然年谱》［6］17，游信利《孟浩然诗集笺注》［7］148，王辉斌《孟浩然大辞典》［8］469－542，王艳梅《孟浩然＜临洞庭＞张丞相考证》［9］，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10］357等。

其主要依据是张说开元四年由中书令出为岳州刺史，常与才士唱和，孟浩然于此时此地投献最为合理，且“张说在岳州与文士唱和，名动当时，浩然可能慕名而往。

”［11］18张说岳州之贬见于两《唐书》本传，但各家皆源于宋人地理书之记载，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一三《江南西道十》“岳州巴陵县”云：岳阳楼。

唐开元四年张说自中书令为岳州刺史，常与才士登此楼，有诗百余篇，列于楼壁。

［11］8明刻《百川学海》本宋范致明撰《岳阳风土记》、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六九《岳州》［12］424上皆从之，至《四库全书总目》更进而断曰“集中称张相公、张丞相者凡五首，皆为说作”，今人沿此亦据以定为张说。

此外理由尚有：《望洞庭》一诗意境壮阔，“寓求汲引之意”，符合“时年将及壮，当以名诗人客于说署”［2］21的特点；孟浩然入张九龄幕为夏，不会在八月入秋后还求荐于张九龄等。

主张九龄者，主要如陈贻焮《孟浩然事迹考辨》［13］48－49，陈铁民《孟浩然传校笺》［14］368－370，王达津《孟浩然的生平和他的诗》［15］，徐鹏《孟浩然诗集校注》［16］146，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选注《唐诗选》［17］57，陶敏、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18］714等。

其主要依据是唐人王士源序、两《唐书》张九龄本传关于其与孟浩然结为“忘形交”并有唱和，以及张贬谪荆州大都督府长史的相关记载，但更多时候并未加说明，而引之为证据论证浩然生平事迹相关问题。

如陈铁民《孟浩然传校笺》在证明《唐诗纪事》卷二三载，张说曾向玄宗推荐孟浩然不合事实时，云：“又，张说卒于开元十八年十二月（见《旧唐书张说传》），其荐浩然（若果有此事），大抵在开元十七年，而‘气蒸云梦泽’诗，见《孟浩然诗集》卷三，题作《临洞庭》，为开元二十五、六年浩然在张九龄荆州幕府时所作（说见后），由此一端，亦可证《唐诗纪事》所载不合事实。

”但后文并未见有具体讨论，只是说：“浩然在荆州幕府时，曾外出行役”，经洞庭湖时作此诗，“当亦作于在荆州幕府任职期间。

综观以上各诗之意，浩然此次行役赴扬州，盖自荆州首途，八月，抵洞庭湖，作《临洞庭》诗。

”［14］368－370当是据浩然与王维、张九龄唱和往来这一传统认识，以及“各诗之意”所作的推测。

然则这些认识对我们探·1·究张丞相所属为谁，仍有不少启发，例如，应当回到孟浩然诗作之中，而非单纯依据作品以外的地理书。

二说分立，历时已久，各家早已习惯自取所从，但有据于“张丞相”为张说的论证，近年来一些著作已不再理所当然地将此诗定为投献张九龄之作，如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册云：“这首诗是赠张说的（一说赠张九龄）。

”［19］238然此考辨二说的意义，不仅在于张丞相为何人，更在于，若系于张说，则必作于开元四年（716）前后，此时孟浩然不到而立，系于张九龄则当作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前后，浩然已近暮年，于诗歌系年及一系列交游之认识关系至深，故尚有进一步厘清之必要。

二如前所述，主张说者最重要的依据是贬谪岳州，则此诗或定于开元四年八月，或定于开元五年（717）八月，或如谭优学定于开元三年（715）至六年（718）［2］21。

定于开元五年者，如刘文刚《年谱》：开元五年·丁巳(公元七一七年)二十九岁。

八月，游洞庭湖。

干谒张说。

登岳阳楼，作《岳阳楼》诗以献。

［6］17此类盖出于《册府元龟》卷一七二《帝王部》载张说开元四年任岳州刺史，六年二月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

张说实是开元五年二月二十五日迁荆州长史［20］40－41，因此只能在开元四年八月，是年浩然二十八岁。

但不论是四年还是五年，孟浩然都未及而立，则是确定的。

考孟诗诸作，反复言及其三十而立却未曾出襄阳、更未曾得遇之状：苦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

（《答秦中苦雨思归而袁左丞贺》）昼夜常自强，词翰颇亦工。

三十既成立，嗟吁命不通。

（《书怀贻京邑同好》）粤余任推迁，三十犹未遇。

书剑时将晚，丘园日已暮。

（《田园作》）贾谊才空逸，安仁鬓若丝。

（《晚春卧病寄张八》，佟培基笺注引潘岳《秋兴赋》云：“晋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见二毛。

”）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

（《自洛之越》）诗中“三十”虽是举其成数，但仔细体会，“三十既成立”、“遑遑”指匆匆而过，固是已过三十。

“苦学三十载”，即使不足三十载，若从五岁或七岁始读书计算，苦学之后都很难不超过三十。

何况如果诗人反复提示三十、不遇，可以想见其焦虑；若一个人二十几岁“未遇”，一般而言尚属年轻，恐不至如此焦虑而反复吟咏，唯其三十颇有余而未遇才有可能。

若二十八岁之浩然即遇到故相张说，投献干谒之余，甚至靠张说传之玄宗，而有“帝曰：‘卿不求朕，岂朕弃卿？何不云：“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21］348那么，何以言“三十犹不遇”？至于谭优学所云：“开元七年至十年间客张说幕”［2］22，则三十既成而“嗟吁命不通”，又当作何解？至如王辉斌所言“张说读孟浩然此诗后，曾大加称道，于是，孟浩然始有名于‘江汉间’”［8］469，更是无法证实的臆想。

且年方二十八的诗人若得交游，甚至入幕，其诗中怎会不载？孟浩然《题长安主人壁》有所谓“东阁”即丞相阁，诗既是题于寓所墙壁之上，至多只能表明是渴望当世拔举之司能举荐人才，并不能证明其与张说有交往；孟《同张将蓟门观灯》，《四库总目》卷一四九《别集类·孟浩然集提要》即疑为明人窜入，今人除谭优学、王辉斌等少数学者外，多不以其为与张说交游之作。

又，开元四年前后与张说唱和的文士，多有明确记载的唱和诗，有的文士如赵冬曦还不止一首。

如尹懋《奉陪张燕公登南楼》《同燕公泛洞庭》、赵冬曦《陪张燕公登南楼》《奉和张燕公早霁南楼》等、阴行先《和张燕公湘中九日登高》、其子张均《奉和岳州山城》而说则有《与赵冬曦尹懋子均登南楼》。

此外还有如王琚《自荆湖入朝至岳阳奉别张燕公》、王熊《奉别张岳州说二首（一作答张燕公岳州宴别）》等，唯独未见孟浩然此时岳州与张说交游的其他痕迹。

至于《年谱》所举《张说之文集》卷八有《襄阳路逢寒食》、《襄阳景空寺题融上人兰若》诗，浩然集亦有《游景空寺兰若》等诗，连刘文刚自己也说只是“说明张说曾至襄阳，并与浩然熟识的僧人过从”，远不如张九龄贬谪荆州时，张有《登荆州城楼》，孟则有《陪张丞相登荆州城楼因寄苏台张使君及浪泊戍主刘象》，张作《祠紫盖山经玉泉山寺》，孟则作《陪张丞相祠紫盖山经玉泉山寺》等。

不仅如此，与张说在相州、岳州时唱和交游的诗友，后来几乎都得到了张的荐引或提拔，如孙逖，颜真卿《尚书刑部侍郎赠尚书右仆射孙逖文公集》曰：“相国燕公张说……深赏其才，俾与张九龄、许景先、韦述同游门庭。

”［22］2029《旧唐书·孙逖传》云：(开元)十年，应制登文藻宏丽科，拜左拾遗。

张说尤重其才，逖日游其门，转左补阙。

类似的记载还包括：王翰、裴漼、房琯、徐浩、王湾、贺知章、徐坚、赵冬曦、韦述等［23］。

如果孟浩然也于岳州与张说有交游唱和，甚至受到张的“大加称道”，张说也应会大力引荐甚至提拔吧？但就目前所见，除了《唐诗纪事》所载的传说，再无其他可信的材料证明，张说对孟浩然有何评论与交游。

孟浩然未及与张说交游还可有二旁证。

首先，比孟浩然稍后的王士源《孟浩然集序》载：（孟浩然）间游秘省，秋月新霁，诸英华赋诗作会，浩然句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

”举生嗟其清绝，咸阁笔，不复为继。

丞相范阳张九龄、侍御史京兆王维、尚书侍郎河东裴胐、范阳卢僎、大理评事河东裴揔、华阴太守郑倩之、守河南独孤策与浩然为忘形之交。

［24］·2·全序记载孟浩然交游者，除此尚有韩朝宗、王昌龄等人，但只字未及张说。

若张说与孟浩然初交于开元四年，此后又得入幕、引荐玄宗，在孟浩然经历中如此重大的事情，王序又怎能一字不书？其次，孟集中有一首名为《姚开府山池》，据李浩考证，此姚开府必是姚崇［25］。

张说“素与姚元崇不平”，且正因姚而“罢为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

坐累徙岳州，停实封”［26］4407，甚至还有“死姚崇能算生张说”的传说［27］15，更重要的是，“张说之谪岳州也，常郁不乐”［27］28，深感痛苦而“诗益悽婉”。

而孟浩然科考京城时，与姚氏后人相交（李浩以为此必作于姚崇卒年开元九年之前，恐非。

诗云：“主人新邸第，相国旧池台。

”当是访故人旧地，新主人当是姚氏后人），且于崇多有赞词。

以常情考虑，我们至少可以理解，为何张说不像称赏举荐其他诗友那样拔举浩然，就孟浩然与姚崇、张说、张九龄的亲疏而言，更合理的解释是：孟浩然与张说无多少交往。

三另一个的问题是，此诗是否有可能为赠张九龄而作？《新唐书》卷六十二《宰相表中》云：二十一年十二月丁巳，前检校中书侍郎张九龄起复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