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与原创性

主题阅读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适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求，立足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深入思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原创贡献，把世界马克思主义推进到21世纪马克思主义阶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同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回答不同的理论主题。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

”“因为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改变了，迫切的直接行动的任务也有了极大的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

历史发展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时代主题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了下篇，中华民族迈入强起来阶段，中华文明进入全面复兴时期。

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百年经验，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实践，为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奠定了丰富的实践基础。

时代的呼唤，实践的基础，催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

人类进入21世纪，处于两个时代的交界点。

从国际上看，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仍然处于马克思所说的大时代。

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经过十月革命一百多年来的实践较量，伴随着中国引领全球化，世界历史的天平开始向社会主义倾斜，社会主义再次成为人类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文明依然是人类文明的归宿。

资本主义虽然经过多次自我调整，但是其基本矛盾没有改变。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再次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困境。

观。

马克思哲学思想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作的经典文本为主要依托而流传下来，是以承载着马克思主义伟大智慧及丰硕成果的经典文本，便成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依据。

时代变迁，价值永在，在时空流转中，它们的理论意义及学术价值不仅没有消退，反而常研常新，是一个个内容丰富的思想矿藏，愈发折射着真理之光。

经典文本的存在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了最根本、最可信、最贴近的研究之路，使进一步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精神、时代价值和历史使命成为可能。

当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度解读与重新思考已成为热潮。

新时代，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深人挖掘与重新研读取得了许多新成果，与此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过程中，也存在以下两个问题：其一，容易忽视客观文本事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或思想内容进行天马行空的主观性诠释，导致了对文本内容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不充分解读甚至误读，事实的存在虽然是客观的，但它不会主动投向研究者的怀抱，相反地，事实往往在层层迷雾的遮蔽下展现出“虚妄的真相”，这也是研究者理论准备不足和哲学视野不够的显现。

其二，为 迎合当代社会发展的新需要，研究者刻意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中寻找“时代药方”，呈现出过度解读甚至曲解的研究倾向，不是从文本整体思想出发，而是基于现实利益需求从中探求能支撑其观点的只言片语，不加限制地使用文本中特定语境下的特定范式，导致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和连贯性的割裂。

总的来说，上述两种问题或现象都与研究者自身的理论视野、研究态度及研究方法等密不可分。

首先，研究者的视野、既有观念或思想容易为研究设限，使研究者看不到“隐匿”于视野之外的重要事实。

例如，在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起源时，学者往往将目光聚焦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及之后所著的文本上，事实上，马克思在柏林大学读书期间所创作的文艺作品亦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资源，这些诗歌、剧本和小说等作品因文体形式、探究议题和思想内容等与其他著作有较大差异，而很少得到研究者的关注。

主体性哲学：主体性指人在主体与客体关系中的地位、能力、作用和性质，常与“实体性”相对，核心是人的能动性问题。

[1]主体性哲学广义上可理解为以主客关系式的思维方式来把握人与世界的总体性关系的哲学，是以主体视角观照客体世界变革的哲学，最重要的特征是主体与对象二元对置地区分。

主体性哲学自笛卡尔始，笛卡尔拒绝承认以往的任何可靠判断，批判性怀疑地追问绝对的实存。

他将“我思”作为绝对的、不可怀疑的实存，认为人是思维的存在，思维产生于人的内心，而全知全能的神——上帝是思维的创造者，上帝就是笛卡尔将观念的源头追溯至顶点的“第一观念”。

同时为避免唯我论倾向，他将上帝从“我”心中移除，思维的源头也随之外迁。

上帝的观念优先于小我的观念，小我之中有限的实体性无法理解上帝的无限性。

关于上帝是如何将思维放置于小我内心，笛卡尔简单地认为“硬塞给我的”、“与生俱来”的。

而贝克莱将主体外延扩大，认为“一切的心灵”作为主体，推广为一种更广泛的永恒精神之中，并通过感知连接主体和对象，认为“存在即被感知”，将主体性哲学向前推进一步。

但他否定了物质的独立性，并将自然秩序归因于上帝的心灵活动。

贝克莱之后，休谟则彻底否定因果性、精神实体的存在，甚至将上帝看做是心灵将善良和智慧扩大后产生的结果，动摇了主体性哲学的根基。

康德试图从休谟那里挽救主体性，他将主体性置于形而上的层面，形而上知识的源泉不是经验，而是先天知识，或是出自于纯粹理智和纯粹理性。

纯粹理性涉及到三个问题——上帝、自由和灵魂不朽，康德试图从自然神学、宇宙论、本体论证明上帝的存在，然而都失败了。

无法证明最高存在者的存在，也就无法完成主体性的的先验性安置工作。

康德所做的努力反而促使了主体性哲学的坍塌。

尼采否定上帝的存在，认为上帝的出现是出于一种心理学的需要，源于人类思维的根本性错误，是人类思想力和判断力完善的产物。

尼采将主体和客体都归结为意志，但并未说明意志的来源。

胡塞尔则批判了笛卡尔以来的主体性哲学用个体心灵代表绝对自我的心理主义倾向，并试图用主体间性解决问题，在主体中寻求本体的可能性被胡塞尔扼杀。

关于主体和主体性问题研究综述模块一：研究概况主体性问题自80年代初起，首先在我国哲学界凸起，然后迅速地渗入各相关的学科领域。

仅从哲学界来说，它最初作为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为人们所关注，继而又向两个领域深入具体地分化、发展。

一个是认识论领域，一个是社会历史观领域。

随着研究的进展，主体性问题在理论上的重要性和现实中的意义已逐渐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

然而，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在不同的主客体关系中其自身的差异性，使得主体性问题又成为目前理论界争议较多的一个问题。

总体来说，关于主体性问题的讨论主要涉及到这样一些问题：一是关于主体性和主体性原则。

对于这一问题，学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一方面是主体性的概念，其中，主体的自由度和交互主体的研究是对主体概念理解的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是主体性原则，首先在这个原则能否成立的问题上有争论，其次在同意主体性原则成立的学者中对主体性原则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二是关于物质观中的主体性问题。

关于物质观中的主体性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到这样一些方面：其一，主体性的物质前提。

在这一问题上，一些学者与坚持主体性哲学的学者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这些学者认为，主体性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拒斥形而上学”、“反对本体论化”为名，否定主体性的物质前提，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

其二，主体性和受动性。

这里事实上如何正确认识能动性与受动性的关系的问题。

三是认识论中的主体性问题。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从而大大加深了对认识活动的主体性问题的理解。

四是社会历史观中的主体性问题。

社会历史观领域中的主体性问题比认识论领域更为复杂，围绕着社会历史观领域中的主体性问题，学者们主要探讨了选择论与决定论，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问题。

这其中，选择论与合目的性强调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主体性因素，而决定论与合规律性则强调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客观性因素。

模块二：论点摘要一、关于主体性和主体性原则关于主体和主体性原则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到这样一些方面：其一是主体性的概念，其中，主体的自由度和交互主体的研究是对主体概念理解的进一步深化；其二是主体性原则，首先在这个原则能否成立的问题上有争论，其次在同意主体性原则成立的学者中对主体性原则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中国现代哲学知识点总结一、中国现代哲学的形成中国现代哲学的形成是与中国现代化进程联系在一起的。

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是中国现代哲学的形成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动荡变迁的时期，思想文化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西方哲学和科学文化开始大量传入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开始在中国社会中蔓延，促成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形成。

同时，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也是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上进行的。

中国传统哲学有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其中包括儒家、道家、墨家等各种思想，这些传统哲学思想在中国现代哲学的形成过程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现代哲学是在西方哲学的引进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的，形成了中国现代哲学独特的特色。

二、中国现代哲学的主要特点中国现代哲学的主要特点包括：1. 吸收西方哲学思想，综合中国传统哲学中国现代哲学的引进和传入是与西方现代文化的传入相关的。

20世纪初，伴随着西方现代文化的传入，西方哲学也开始传入中国。

中国的一些学者开始系统地研究西方哲学，吸收西方哲学的新思想，综合中国传统哲学的优良思想，形成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基本特点。

在思维方式上，中国现代哲学吸收了西方哲学的思维方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维特点。

2. 综合利用中国传统哲学中国现代哲学在西方哲学的传入和影响下，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了综合利用。

中国传统哲学中包含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这些思想资源在中国现代哲学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些思想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3. 科学性和实践性中国现代哲学在与西方哲学的交流和影响下，继承了西方哲学的科学性和实践性。

中国现代哲学注重科学性和实践性，把哲学思想与实际生活联系在一起，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需求作出了积极的哲学探索和思考。

4. 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中国现代哲学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期间，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推广也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推广和影响，为中国现代哲学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浅谈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中国哲学是世界几大类型的传统哲学之一。

它致力于研究天人之间的关系和古今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人性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特别重视哲学与伦理的联系。

下面是为大家带来的浅谈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浅谈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中国人的哲学理念与西方人的哲学理念有很大的不同。

西方哲学从对自然、宇宙的思考认识开始，自苏格拉底、柏拉图始转移到对人的理念、精神的研究，但着眼点还是外向的。

并且使用的方法也是以数理逻辑为基础，来思辨人的精神之于宇宙，乃至宇宙之外的本质性问题。

中国哲学的出发点关注的是人本身，哲学就是为了提高人的心智，哲学的思考和最终追求都是为了最终达到"天人合一'。

做一个不太恰当的对比，或许更容易理解这一点。

印度佛教的释迦牟尼认为人生是苦难的根源，佛教修行的真谛最终要脱去今世的皮囊。

西方哲学的鼻祖柏拉图则说过，身体是灵魂的监狱。

基督徒也往往为今世忏悔以求来生。

而中国的儒家一般把人生境界分为四类：最低一类类似原始社会的自然人，按照本能去生存。

第二类就是芸芸众生的普通人。

第三类是的能够舍利取义的"贤人'，达到了道德境界。

最后一类则是达到了"天人合一'境界的"圣人'。

但是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儒家的"圣人'并不像西方的上帝经常会显示神迹。

"圣人'所做的事与常人并无不同，只是常人是在蒙昧状态下做事，而"圣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在这一点上，中国哲学显示了浓厚的入世的味道。

所以说中国主流哲学是提倡和追求"天人合一、内圣外王'的人生哲学。

中国人的哲学理念和文化几千年来也出现过很多流派，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争执、相互继承。

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儒、释、道，下面简单论述各家的特点。

道家哲学的出发点是全性命。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逃避，比如隐士的遁迹山林。

党的建设202f.05 •思想理论教育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共党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思考王广义高哲(吉林大学马免思主义学院，吉林长春130012)[摘要]新时代推动中共党史学加快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时代的呼唤，是党和国家的要求，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所担负的使命。

学术体系的主体性和原创性，决定了学科体系的边界、话语体系的规范。

新时代中共党史学要建成具有独特范式、边界意 识、价值追求的学术系统，拓宽学科体系、深化学术体系、创新话语体系势在必行。

在唯物 史观指导下，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规律，推进中共党史学学科体 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协同发展，方能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中共党史学体 系，开创新时代中共党史学发展的新局面。

[关键词]中共党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92X(2021)05-0075-06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 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全党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是牢记初心使命、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历史伟业的必然要求，是坚定信仰信念、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 求，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必 然要求。

111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孕育 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奋斗的智慧与力量。

新 时代学好党史，亟待构建中国特色党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 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 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 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 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121持续加强中共党史学的主体性、原创性建设，有效解决中共 党史学科体系边界意识不清、学术体系主体意识 薄弱、话语体系针对意识不强等问题，方能牢记 初心使命、坚定信仰信念，解时代之惑、发中国之声。

当代中国哲学的观点
1.认知论：认为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有局限性，人类只能通过感官和理性认识到一定
程度，世界的本质可能是无法被完全理解的。

同时，哲学界也提出了一些较新的认知论观点，比如主体性认知论，强调个体探究事物时主体性的作用。

2.伦理学：伦理学成为哲学关注的重点之一，主张人类应该遵循自然规律，重视道德
伦理、人人无差别和爱的精神，从而实现社会的公正和道义。

3.个人主义：个人主义被认为是崛起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忽略了社会合
作和社区的重要性。

这与中国文化中强调的人际相互和谐及亲和性相冲突。

4.系统思维：在哲学界，系统思维被视为最为重要的思维方式之一，它强调了各要素
之间的互动及其彼此关联性，强调整体上的观察，从而达到更为全面的了解事物的目的。

5.生态哲学：生态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它致力于倡导环境保护和
可持续发展，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避免剥削和破坏自然环境对人类带来的负面影
响。

总地来看，当代中国哲学其实难以用单一的方向或观点概括，其涉及的议题十分广泛，同时也反映出社会和文化变革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何谓主体性？一个实践哲学的考察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文化建设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一个重大命题，也是根本的出发点。

从理论来讲，主体性是一个哲学范畴，指的是人在实践活动中与对象性客体形成的关系、地位、作用和影响的性质。

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可以从文化建构主体性、文化内核主体性、文化方法主体性三个层次理解。

文化建构主体性文化建构主体性指的是文化建构者的主体性，是由谁来建构、由谁来发展文化，最终要服务于谁的问题。

中华民族的文化建构主体性体现在中华民族作为整体在由古至今数千年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主导性地位和主创者的重要作用。

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是人类社会中非常特殊的民族和文明，核心就在于其在文明发展的数千年历史中始终保持了民族主体的一致性和文明记录的连续性。

尽管中华民族的内涵外延在不断变化和扩大，中华民族的活动范围从数千年前的黄河—长江区域，逐渐拓展到东亚乃至漂洋过海散布到全世界。

中华民族主体也从最早的炎黄子孙到华夏民族到今天包括五十六个民族的多民族整体。

但是中华民族经历数千年的文明演化和民族交融，始终具有内在的血脉连续性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社会文化生活的共同性和融合性，呈现出文明的统一性。

这种稳定且连续的民族主体性和主体意识，在世界各民族中都是较为少见的。

这体现了中华民族内在高度一致的统一性和向心的主体性。

坚持中华民族文化建构主体性，就是要始终把文化建设权、创制权牢牢握在自己手里。

因为只有中国人最能够了解中国社会、中国国情和中国人的心声，知道中国老百姓所思所想，说出他们心里的话，创造他们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建构让中国老百姓舒畅生活的文化制度和文化环境。

坚持中华民族文化建构主体性既不能食古不化，因为当前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是当代中华民族，当代中华民族创建的文化就要符合历史现实，符合时代需要，适应当代中华民族的文化需求；当然，更不能食洋不化、盲目照搬。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自身的主体性和适用性，盲目照搬外来文化既会水土不服，让人民群众反感错愕，最终也会割裂文化共同体，这也从根本上违背了坚持中华民族文化建构主体性的原则。

高瑞泉教授精彩解读“现代性与中国哲学”12月21日下午，我校“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教授学术报告”第22讲在新逸夫楼报告厅举行。

哲学系高瑞泉教授作了“现代性与中国哲学”的精彩演讲。

来自复旦大学的吴晓明教授担任点评人。

高教授的演讲共分五大部分。

首先，他解释了“现代性与中国哲学”所包含的含义。

现代性（modernity）最初是对西方现代文明本质性的一种理解，包容性很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

“现代性与中国哲学”这一题目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作为现代学术形态的中国哲学与现代性的关系；二是中国人的哲学研究和哲学创造中间本身所表达的现代性含义。

后者是本次讨论的重点。

高教授在此还破除了一个常见的教条，即完全从负面角度理解现代性。

他认为应该把现代性的批评理解成现代文明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批判，这是精神的自我批判，只有哲学能够真正承担。

第二，高教授介绍了自己对中国的现代性的理解。

中国的现代性从19世纪中叶开始，经历了一个从学习型现代性到反省型现代性的过程。

中国现代性起源的边界较之西方相对清晰。

第三，他从五个方面说明学习型的现代性表现为一种动力性的追求。

中国人最初接触到的西方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是具有强烈的动力性。

梁启超，李大钊以及钱穆等不同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达成一个共识：中国文明是静的文明，而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具有强烈的扩张性和动力性。

无独有偶，西方思想家，如马克思，斯宾格勒等也持类似的看法。

马克斯.韦伯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对动力的来源给出了颇有说服力的解释，即新教伦理无意中成为资本主义精神，推动了西方的现代化过程。

但是，对于一个非基督教的社会，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宗教意识相当淡薄的国家，该如何获得类似的动力呢？高教授认为在我们的精神世界中，一种文化的动因以非宗教的形式存在着。

中国哲学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有三种思路，即：·以严复为代表的自由主义通过描写一个服从质力相推规则，永恒运动的世界图景强调客体的一面；·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通过确立心性论的主体能动性强调主体的一面；·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通过实践为中心的哲学革命强调诸客体相互作用。

·纪念曾钊新先生专题（笔谈）·曾钊新先生对当代中国伦理学的原创性贡献李建华曾钊新先生是我国著名伦理学家、哲学家、教育家和书法家，是“中国伦理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以其勇于创新的学术品格和丰硕的学术成果闻名于学界。

曾钊新先生是中国伦理学界公认的最具原创性的学者之一，全面把握其原创性学术成果远非一篇短文所能及，需要做深入的文献挖掘与整理，需要对其学术思想作出时代性展开与延伸，在此粗略提及一二，仅为纪念。

一、为道德哲学奠定人性基础人性问题在人类知识的进程中一直是个颇具吸引力的课题，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具基础性的问题之一。

曾先生坚持在人性领域不断探索并形成了一系列成果。

曾钊新先生撰写和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论文，并以其《人性论》（1988年）的出版为标志，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人性理论。

《人性论》最大的理论独创性，在于避免了人性是自然性还是社会性、人的本性是善还是恶这样一些绕圈圈而不能自拔的理论窘境，从正面提出了“人性是什么”这一尖锐问题，明确“人们以感情为纽带联结成的社会关系即人性”［1］（2），它包括人的食欲、情欲、思欲以及求生、爱美、自主等渴求。

基于这样的人性概念，作者大胆提出了“共同人性”思想，并鲜明提出“阶级性就是人性有具体历史阶段的特殊表现”［1］（13）与在阶级社会中也有共同人性的观点。

如果没有共同人性的存在，人类道德生活是无法理解的。

人性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实质上就是人性如何决定道德和道德如何调节（或规范）人性的问题，前者是道德哲学的根本问题，后者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

人们必须首先吃、喝、住、穿、行，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道德、艺术、宗教等活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主张。

物质性欲求的“第一性”地位，决定了只要有人性就得先让人吃饭，这就是“民以食为天”的道德至上性缘由。

人的情欲也是如此，人都有爱情、亲情、友情、故乡情、爱国情等，这些都是人类的共同情感，即共同人性。

如果我们认定人性就是人的欲望的整体性体现，那么欲望本身是无所谓善恶的，人性决定道德要通过欲望现实化，而欲望的现实化就是利益，人性决定道德要通过利益这个中介环节实现，所以曾钊新先生提出了“人性是道德第二土壤”［2］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