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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关系研究企业投资决策往往是由企业高管制定的，而高管的个人特质和心理因素会影响到企业的投资决策。
其中，高管过度自信是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将探讨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
高管过度自信表现为高管对自己的决策和能力过于自信和乐观，而忽视了潜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种心理状态常常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
企业非效率投资是指企业在不合理或未经充分分析的条件下进行的投资，这种投资往往不能带来预期的回报和效益。
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高管过度自信会导致企业过度扩张。
许多高管由于自信心极高，往往忽视了企业经营环境的复杂性和变化性，将企业的经营范围无限扩大，从而导致企业过度扩张。
这些非理性的扩张投资会使企业财务状况恶化，进而影响企业的稳定性和生存能力。
第二，高管过度自信会导致企业过度投资。
高管过度自信的一个表现是过度乐观地看待市场前景和企业未来的发展潜力，因此会不断地进行投资，包括开发新产品、扩大生产能力、拓展市场份额等。
这些投资往往过度依赖高管的主观判断和乐观估计，没有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和风险分析，因此存在较大的失败风险，容易导致企业的财务困境和业绩下滑。
第三，高管过度自信会导致企业不重视战略的长期规划和价值创造。
过度自信的高管往往只重视眼前的成效，而忽略了企业战略的长期规划和价值创造。
他们不顾风险，往往通过短期的非效率投资来获得短期效益，这种投资往往对企业的长期战略目标和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
第四，高管过度自信会导致企业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忽视。
高管过度自信会导致他们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忽视，往往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和决策的正确性，忽视了市场风险、经济环境风险、政策风险等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企业高管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因素，进行风险评估和严谨的决策过程，以避免非效率投资的发生。
综上所述，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
管理者过度自信、债务融资决策与公司绩效早期的财务理论大多围绕“理性经济人”假设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然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金融市场上“股权风险溢价难题”、“羊群效应”等异象的不断涌现,理性人假设难以接受实践的检验,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质疑。
质疑中的学者们大胆探索并放宽研究思路,逐步摒弃理性人假设定式,从而诞生了行为公司财务理论。
行为公司财务理论是对理性人假设的一次巨大挑战,它引入行为科学与认知心理学的观点对企业的财务行为进行探讨,发现行为主体在整个决策过程中通常会呈现出过度自信、风险厌恶等不同的认知偏差,而过度自信是其中最为系统和稳定的一种非理性行为,并且在企业管理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企业管理层掌握着公司经营方针与重大决策的主动权,其认知偏差必然给公司发展带来重要影响。
有些管理者因过度自信带领企业实现飞跃,创造卓绩,如华为公司凭借其战略自信和软硬件实力等优势跃然成为2016全球ICT的领头羊与探路者;阿里巴巴依据其模式、制度和文化方面的过度自信不断发展壮大创造了中国互联网界的奇迹。
有些管理者却因过度自信做出非理性决策给企业带来致命打击,如格力公司因对其制造与销售能力的过度自信以及对手机市场的错误认知导致格力手机承受了巨额的“试错”成本,面临“夭折”危机;平安集团凭借其保险、银行和投资三大核心业务优势盲目自信进军经验不足的二手车电商领域,在烧完14亿广告后依旧黯然退场……由此可见,管理者过度自信和公司绩效间拥有着不容小觑的关系。
过度自信心理究竟如何影响企业绩效,众多学者就此问题展开过深度探讨。
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投资、并购等方面,认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常常高估自我能力、所获取信息的准确性和成功的概率,从而可能导致“过度投资”、“频繁并购”等行为,对企业绩效产生负向影响。
但是“现代管家”理论的推理结果却表示,出于对自身尊严、自我成就等一些非物质激励的追求,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希望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公司的运营过程,逐步降低代理过程中的道德风险,使自己真正树立企业“好管家”的榜样作用;此外过度自信在某种程度上也抑制了投资不足现象的发生,进一步给公司绩效带来正向影响。
一、引言现代企业融资问题关乎企业的可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
莫迪利亚尼和米勒认为,在不考虑代理成本等因素影响时,负债融资和企业价值并无关联。
但后来学者发现,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无法避免的因素在负债融资与企业价值之间发挥作用。
于是,委托代理理论、契约理论等理论应运而生。
然而,这些理论均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理想人假设:在任何情况下,管理者都可以做出理性的决策,不断追求最佳的效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股权溢价之谜”等市场现象似乎并不满足理性人假设,传统金融理论无法解释。
由于思维、性格等心理因素都会使人做出不同的判断,人并非都是理性的人,因此学者们把财务决策与心理学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发展成了行为金融学相关理论。
行为金融学理论认为,人在有限理性的情况下会受到自己的人生经历、性格、情绪的影响而做出不同的决策,这种行为的偏差对管理者来说是最明显的。
企业的管理者能够对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和重大统筹方针进行决策,如果管理者存在过度自信的心理,其产生的乐观和过度自信导致他们估计所拥有的信息价值过高,就可能会做出许多不理性的行为,影响企业的生存发展。
此外,以往的研究主要直接考虑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经营的影响,较少考察管理者过度自信来源,也鲜有文献关注资本结构在管理者过度自信和企业价值之间的价值。
在有限理性的基础上,本文系统研究了管理者的过度自信、负债融资和公司价值三者的内在关系。
本文有助于管理者正确认识其过度自信心理对于企业的影响,同时也对管理者过度自信来源做了一定程度收稿日期:2021-10-27作者简介:柴过(1997-),男,江苏徐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风险管理。
柴过(苏州科技大学商学院,江苏苏州215009)摘要:管理者非理性心理会影响企业的经营状况,现使用2015至2019年共802家A 股上市公司的相关面板数据,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对资本结构在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同时,进一步考察高管团体整体过度自信是否对前三名高管过度自信具有影响。
股权结构对公司非效率投资影响的研究综述【摘要】股权结构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公司的非效率投资具有重要影响。
本文从股权结构的定义与分类入手，探讨了股权结构对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机制，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做了综述。
通过关联性分析，揭示了股权结构与公司非效率投资之间的紧密关联，进一步探讨了影响股权结构对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因素。
最后结合研究结论总结，探讨了股权结构对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及未来研究展望，提出了对实践的启示。
通过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股权结构对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机制，提升公司治理效率。
【关键词】股权结构、公司非效率投资、影响机制、相关研究、关联性分析、因素、未来研究、结论、启示、股东、股权分配、治理结构、资本市场、公司绩效、持股比例1. 引言1.1 研究背景近年来，股权结构对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逐渐引起了学术界和实践界的广泛关注。
作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股权结构影响着公司的投资决策和资本配置，进而影响着公司的经营绩效和竞争力。
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资本市场的成熟，越来越多的公司面临着投资决策的挑战。
股东权益、公司治理结构等因素对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机制逐渐凸显，为研究股权结构对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
在国际上，股权结构对公司非效率投资的研究也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趋势。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监管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会对股权结构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也为国内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深入探讨股权结构对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机制，对于提升公司治理效能、优化资本配置、提高经营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旨在系统回顾国内外相关研究，分析股权结构对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机制，探讨影响股权结构对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因素，并最终总结股权结构对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及未来研究展望。
1.2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探讨股权结构对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机制，以及分析股权结构与公司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联性，揭示股权结构在公司投资决策中的作用机制，为公司提高投资效率提供决策参考。
管理者过度自信、公司治理与企业过度投资作者：章细贞张欣来源：《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01期摘要：以2007—2010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对它的抑制作用。
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过度投资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良好的公司治理能够抑制管理者过度自信导致的企业过度投资。
具体来说，公司治理因素中的董事会的独立性、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债权人和政府的干预能对管理者过度自信导致的过度投资行为起到抑制作用，但行业竞争强度的抑制作用不明显。
关键词：管理者过度自信；控制幻觉；公司治理；企业过度投资；委托代理；认知纠偏效应中图分类号：F27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1−0015−08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研究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也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对过度投资的经典解释是现代企业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引发的委托代理问题。
在企业投资决策中，不持有或持有少量股份的管理者的决策目标并不是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而是为了满足个人私利。
管理者通过建造“企业帝国”，以谋取企业规模扩大而带来的各种利益，如报酬与声望的提高等。
代理理论揭示了企业过度投资的基本原因，但该视角的分析忽视了企业决策的另一影响因素，即管理者的认知偏差。
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们普遍存在过度自信的认知偏差。
相比普通员工，过度自信在企业管理者中表现尤为明显[1−2]。
当管理者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和成功概率时，可能制定错误的投资决策。
因此，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可能也是导致企业过度投资的重要原因之一。
目前，国内外学者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
但对于如何消除管理者过度自信导致的企业投资行为异化这一视角的研究成果还很鲜见。
由于公司治理的最终目标在于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性，那么公司治理机制是否可以抑制由管理者过度自信引发的过度投资？基于这一思路，本文拟从抑制管理者过度自信视角，就公司治理对管理者过度自信导致的企业过度投资的治理效应进行研究。
第9期总第251期2012年9月商业经济与管理JOURNAL OF BUSINESS ECONOMICSNo．9Vol．251Sep．2012收稿日期：2012－05－0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高管过度自信扭曲投资的治理机制研究”（71062009）；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10－0123）作者简介：胡国柳（1968－），男，湖南邵阳人，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与公司理财的理论与实务；周德建（1988－），男，浙江温州人，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与公司理财的理论与实务。
股权制衡、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过度的实证研究胡国柳，周德建（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海南海口570228）摘要：文章以2006 2010年中国A 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对股权制衡、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过度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进而探讨了股权制衡对管理者过度自信导致企业投资过度的治理效应。
结果表明，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会引发企业投资过度，而股权制衡度越高可以有效降低因管理者过度自信而导致的企业投资过度。
关键词：过度自信；股权制衡；投资过度中图分类号：F23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154（2012）09-0047-09关于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投资行为影响的研究，较早应当属Oskamp （1965）、Ross （1975）和Roll （1986）等人。
随后，国内外学者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更深入的研究，但其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投资扭曲这一方面（March 等，1987；Cooper 等，1988；Malmendie 等，2005等；郝颖等，2005；叶蓓等，2007；陈其安，2011等）。
而对于如何消除管理者过度自信导致企业投资扭曲这一视角的研究成果还很鲜见。
股权制衡作为公司治理中股权结构治理的核心，它对公司治理模式的形成、运作，以及公司投资决策都有很大影响。
股权结构、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一、引言对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一直是公司财务决策行为研究的重点。
学者们先后提出的托宾Q理论、融资约束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很大程度上加深了人们对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认识和了解，促进了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也提高了经济效益。
但这些理论的研究大多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之上，着重研究投资决策的模型、方法、步骤，而忽视对决策者心理分析。
行为会计学理论的研究表明，高管作为公司投资决策者之一，其个人心理特征对公司投资决策将产生重要影响（Thaler，1999）。
因此，在实际投资行为中，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研究，仅在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前提下的传统财务投资理论是不能完全解释的。
股权结构问题，作为公司内部治理的核心，对其在公司内部治理中的作用研究，较早应属Berle和Means（1932）。
国内外学者围绕这一研究领域做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但他们的研究都集中在不同股权持有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上，而对在不同股权结构下，高管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相关性研究并不多见。
因此，探讨在不同股权结构下，高管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相关性，为设置更合理的股权结构，以降低高管个人行为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问题逐渐成为公司财务理论研究的新热点。
二、文献回顾1986年，Roll首先将高管过度自信理论引入公司财务研究领域，他针对高管普遍过度自信的特点提出自大假说，指出公司的很多不成功的并购案例都源自高管过于相信自己对被并购公司估价的精确性。
1989年，Cooper通过对企业家的调查研究发现，80%以上的公司管理者都认为自身经营公司的未来前景是一片美好，但事实上只有不到30%的公司未来前景是美好的。
Merrowetal（1981）认为过度乐观在另一层面上，还会导致管理者容易产生控制幻觉，而对自己的控制能力无比坚信，致使管理者往往会高估经营成功的概率，而低估经营失败的可能。
Heaton（2002）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主观上认为自己企业成功的概率大于其他企业，会非常乐观地低估设备投资成本、损失或者过高估计销售收入，或认为资本市场出现牛市的概率会大一些，对市场估计十分乐观。
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探析作者：何小艳吴成颂来源：《商情》2012年第48期[摘要]投资活动是企业的重要活动，投资效率是影响企业价值和企业能否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自管理者过度自信理论被提出以后，人们对管理者过度自信产生的原因，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衡量指标，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等问题展开了各种研究和探讨。
本文从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投资效率呈非简单线性关系的理论入手，分析了管理者过度自信是如何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并且建立了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模型，提出了减少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效率负面影响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管理者；过度自信；投资效率传统的财务理论主要建立在理性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设EMH的基础上。
即假设决策人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会按最大效用原则来采取行动方案，能够获得充分有效的市场信息，并且拥有对市场信息进行正确加工的能力，最终对市场作出正确无误的判断。
然而大量的社会心理文献（Weinstein，1980；March and Shapira，1987）指出，人们对于自己能够控制的，或者自己所许诺的事情，往往有乐观主义或者过度自信的倾向。
在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理论被提出来之后，人们开始积极探讨管理者过度自信产生的原因，如何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和短视投资之间的关系。
虽然现存的文献中已经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效率存在着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但是如何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目前很少有文献涉及。
本文通过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非简单线性关系，建立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模型，主要探讨如何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问题。
希望可以借此找到管理者应当拥有的自信程度的最优值，使得企业投资效率、企业价值最大化。
一、相关研究综述目前，有关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的代表理论有Roll（1986）的“狂妄自大假说”和Heaton（2002）的“管理者乐观假说”。
股权结构、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一、引言对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一直是公司财务决策行为研究的重点。
学者们先后提出的托宾Q理论、融资约束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很大程度上加深了人们对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认识和了解，促进了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也提高了经济效益。
但这些理论的研究大多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之上，着重研究投资决策的模型、方法、步骤，而忽视对决策者心理分析。
行为会计学理论的研究表明，高管作为公司投资决策者之一，其个人心理特征对公司投资决策将产生重要影响（，1999）。
因此，在实际投资行为中，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研究，仅在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前提下的传统财务投资理论是不能完全解释的。
股权结构问题，作为公司内部治理的核心，对其在公司内部治理中的作用研究，较早应属和（1932）。
国内外学者围绕这一研究领域做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但他们的研究都集中在不同股权持有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上，而对在不同股权结构下，高管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相关性研究并不多见。
因此，探讨在不同股权结构下，高管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相关性，为设置更合理的股权结构，以降低高管个人行为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问题逐渐成为公司财务理论研究的新热点。
二、文献回顾1986年，首先将高管过度自信理论引入公司财务研究领域，他针对高管普遍过度自信的特点提出自大假说，指出公司的很多不成功的并购案例都源自高管过于相信自己对被并购公司估价的精确性。
1989年，通过对企业家的调查研究发现，80%以上的公司管理者都认为自身经营公司的未来前景是一片美好，但事实上只有不到30%的公司未来前景是美好的。
（1981）认为过度乐观在另一层面上，还会导致管理者容易产生控制幻觉，而对自己的控制能力无比坚信，致使管理者往往会高估经营成功的概率，而低估经营失败的可能。
（2002）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主观上认为自己企业成功的概率大于其他企业，会非常乐观地低估设备投资成本、损失或者过高估计销售收入，或认为资本市场出现牛市的概率会大一些，对市场估计十分乐观。
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外学者分别研究了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决策，投资行为以及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由于投资行为被认为是投资决策的执行过程，同时高管的心理特征会通过影响投资行为进而引发非效率投资。
（2002）建立了一个简易的资本预算模型，比较了过度自信高管和理性高管的投资行为，发现过度自信的高管具有风险偏好，并且在投资中会较早地接受一个项目;而理性的高管则由于对风险的规避会推迟投资一个项目。
（2002）构建了一个非效率投资模型。
该模型主要针对自由现金流量问题，基于高管过度自信系统地研究了其对公司投资的影响。
鉴于此，本文将结合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以2009―2013年的沪深15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并试图探讨在不同股权结构下，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一）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根据研究需要，本文选取2009―2013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同时，依据以下标准对初始样本进行了筛选：（1）剔除、类公司，因为该类型公司的财务状况异常，容易影响研究的可靠性;（2）剔除金融行业的公司，因为金融行业与其他行业使用的企业会计准则大有不同，相关指标在金融行业与非金融行业之间不具有可比性;（3）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公司。
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数据库及同花顺软件。
（二）指标的选取为了进一步研究股权结构、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本文分别选择了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三大类。
其中解释变量分别为高管自信度、公司股权结构;被解释变量选择了过度投资、投资不足;控制变量选取了公司规模、子公司数目、存货率、应收账款、净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董事会人数、公司所在地。
具体见表1。
（三）研究假设行为会计理论认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即便是忠于股东、忠于企业的，不参考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其所做出的决策也可能是非理性的，从而对企业经济行为产生影响，使股东利益遭受损失。
管理者过度自信普遍存在于经济管理领域，并且通常会对企业产生不利的影响。
由此，提出假设：H1：企业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过度投资正相关。
根据前文描述可知，高管过度自信能够提高管理者的主观努力水平。
由此，管理者自信程度与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呈正相关，但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可能性存在非单一关系，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充分利用手中的现金流权，在自由现金流充足的情况下，能够缓解投资不足现象。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企业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不足负相关。
在股权结构方面，对于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我国公司治理机制中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对比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外部机构持股及管理层持股等机制会减弱应有的监督作用，第一大股东持股增加会加剧公司过度投资。
基于此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3：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过度投资正相关。
另一方面，公司管理者往往会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来分配企业资源，而这就很可能会使管理者与外部股东的利益相冲突（赵银德、许霞，2010;董艳、李风，2011）。
《投资时报》研究部对2 570家上市公司的股东持股情况进行了分析，筛选出40家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10%的公司。
在并购重组的大潮之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的公司，无疑成为并购资本觊觎的对象。
故提出如下假设：H4：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投资不足负相关。
（四）模型的构建为了进一步研究股权机构、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关系，针对假设1，提出以下模型：（）=β0+β11+β21+β31+β41+β51 +β61针对假设2，提出以下模型：（）=β0+β12+β22+β32+β42+β52+β62针对假设3，提出以下模型：（）=β0+β11+β21+β31+β41+β51+β61×1+β71针对假设4，提出以下模型：（）=β0+β12+β22+β32+β42+β52 +β62×2+β72式中：表示模型的残差即非效率投资，下标1表示过度投资样本的变量值，下标2表示投资不足样本的变量值。
为高管自信度，为公司规模，为净资产收益率，为应收账款率，为资产负债率，为公司股权结构，为过度投资，为投资不足。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一）非效率投资回归分析（见表2）根据研究得知，残差度量模型不仅可以辨别公司是否存在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还能有效度量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的水平，若残差的符号显著为正，则代表样本公司存在过度投资，反之，则表现为投资不足。
残差绝对值的大小，即为非预期投资，代表公司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的金额多少。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3）表3分别给出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样本的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根据表中所示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1）两类样本公司的非效率投资的均值为0.6681和0.4972，且标准差都较小，能较好表示公司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的程度。
（2）两个样本公司的资本负债率的均值分别为0.5090和0.5206，表明不管是在投资不足的样本还是投资过度的样本中，国内上市公司的负债融资的比例都比较高。
（3）两个样本公司的公司规模的平均值分别为22.2210和22.4830，表明存在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的样本公司的公司规模差异不大，基本都在22左右。
（4）两个样本公司的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均值分别为0.3698和0. 6302，表明投资不足样本中有36.98%的样本公司高管存在过度自信，过度投资样本中有63.02%的样本公司高管存在过度自信。
（三）相关性分析如表4所示，投资过度样本中企业非效率投资（）与管理者过度自信（）呈正相关，初步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会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程度加剧。
同时，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与管理者过度自信（）呈负相关，此外，该样本中的其余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较低，说明我们所选择的样本不存在较大的多重共线性。
如表5所示，投资不足样本中企业非效率投资（）与管理者过度自信（）呈负相关，初步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会缓和企业投资不足程度。
同时，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与管理者过度自信（）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188，也初步显示股权集中度的存在对管理者过度自信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此外，该样本中的其余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较低，说明我们所选择的样本不存在较大的多重共线性。
（四）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回归分析本文借助统计软件，分别对所选择的150个上市公司的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样本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回归结果如下页表6所示。
1.在所选择的投资过度的样本公司中，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在投资过度样本中在10%的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确会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程度加深，也验证了假设1。
2.在所选择的投资不足的样本公司中，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在投资不足样本中在10%的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说明在投资不足样本中管理者过度自信会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程度有所缓解，也验证了假设2。
（五）股权结构、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回归分析（见下页表7）本文对于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中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主要选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代表股权结构，分别针对投资过度样本和投资不足样本中股权结构、管理者过度自信所导致的企业非效率投资进行研究。
通过分析回归模型，我们发现：1.对于投资不足的样本，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呈负相关关系，回归系数为-2.389，这说明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过度投资呈负相关，说明了假设4的真实性;对于投资过度的样本，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呈正相关关系，这说明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过度投资呈正相关，说明了假设3的真实性，从上述分析来看，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跟大股东的控制权密切相关，当大股东拥有的控制权和受益权的背离度越大时，越倾向于投资项目的整体收益差而私人收益高的项目，会降低公司资源配置效率，造成了非效率投资。
2.对于投资不足的样本，管理者过度自信（）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交叉项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在10%的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交叉项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存在负相关关系。
通过上面的研究，我们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呈负相关关系，交叉项的反常说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管理者过度自信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对于投资不足的样本，管理者过度自信（）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交叉项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在10%的水平下通过检验，同时，回归系数为-0.098，说明交叉项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存在负的相关关系。
五、结论和启示本文以2009―2013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中的150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对股权结构、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三者间的关系进行探究，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心理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企业投资不足显著负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