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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
不作为犯罪是指在应当履行职责的情况下，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严重后
果的行为或者不作为。
在刑法中，不作为犯罪是一种特殊的主观方面的犯罪形态。
不作为
犯罪的成立需要四个要件，即法定义务、法定违法后果、法定后果与不作为的因果关系以
及过失。
法定的违法后果是最重要的一个要件，也是不作为犯罪与其他行为形态的主要区
别之一。
法定的后果与不作为的因果关系是不作为犯罪成立的关键。
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是指不作为行为与实际发生的违法后果之间的因果联系。
在法
律上，不作为行为必须直接导致了实际发生的违法后果，才能够认定为因果关系的存在。
因果关系的存在必须满足三个方面的要求：因果连接、违法特性、必然性。
因果关系是指因与果之间的直接联系。
即如果没有不作为行为的发生，违法后果也不
会发生。
因果关系的存在一方面需要能够明确不作为行为与违法后果之间的联系，另一方
面需要能够排除其他因素对违法后果的影响。
如果某人明知有人被欺骗，却故意不予制止
并导致其受到损失，那么可以认定其不作为行为与受害者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必然性是指不作为行为导致的违法后果是不可避免的。
即在同样的不作为行为情况下，违法后果是必然发生的，不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
必然性是不作为犯罪成立的重要要件之一，通过判定必然性的存在与否，可以确定不作为行为与违法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某人
明知有人将要遭受杀害，却不予制止并导致其死亡，此时可以认定其不作为行为与死者的
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刑法中因果关系认定新探摘要：因果关系判断应分为归因和归责两个部分，归因部分采用条件说，归责部分采用规范目的理论。
条件说的实质标准是科学法则，是以概率体现出来的支配力标准。
按照支配力标准，行为与结果存在强力支配、普通支配、忽略支配三种关系。
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判断，不需要类似于条件说的事实判断，只需归责判断。
因果关系的归责判断采用规范目的理论，第三人责任领域应该在整体规范目的内考虑，防止被滥用。
渎职犯罪只要有渎职行为，并且产生了渎职犯罪要求避免的结果，就可以认定存在因果关系，介入因素通常不影响因果关系的判定。
存在介入因素的情况下，因果关系的判断重点就是介入因素能否中断因果关系，若不能中断，介入因素是否与前行为共同成立因果关系，最后再考虑介入因素的彻底排除。
将被害人自残、自杀的认定为结果加重犯违反了被害人自我答责原理、不符合规范保护目的，形成了间接处罚。
关键词：因果关系；条件说；客观归责；规范目的；介入因素作者简介：晋涛，南开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刑法学。
刘士心，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天津300350），主要研究方向：刑法学。
基金项目：天津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中美刑法因果关系基础原理与司法认定规则比较研究”（TJFX12―005）。
中图分类号：F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398（2016）03-0061-13因果关系决定着特定犯罪的成立，关系具体犯罪的既未遂。
当今社会日渐复杂，危害结果的原因并非如过去那样清晰易辨，工业化、市场化、智能化的发展使风险更加多元，因果关系随之艰深难辨。
“因果关系理论是我国刑法学中最为混乱的一个问题，也是刑法理论中最为失败的一个领域。
”刘艳红：《客观归责理论：质疑与反思》，《中外法学》2011年第6期。
因果关系的研究，早已超越必然因果关系、偶然因果关系与直接因果关系、间接因果关系的视野。
“因果关系只能解决结果由何种行为引起的问题，而能否将这一结果归责于行为人则由归责理论来解决。
论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不作为犯罪，指的是个人或组织在具有行动义务的情况下，未能履行该义务，造成了他人利益受损甚或生命受到危害的情形。
不作为犯罪是一种主观上的主观上的行为，通常与被动的情况相关，例如见死不救、不报案等。
因果关系是法律责任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直接影响了刑事法律责任的认定。
本文将围绕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展开讨论，探讨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在刑事法律责任中的重要性和影响。
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表现在犯罪行为的结果上。
根据刑法的规定，犯罪行为需要具备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的要件。
客观方面包括行为和结果。
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就是指不作为行为导致了一定的结果。
见义勇为是一种积极的行为，但见死不救则是一种消极的不作为，都可能导致他人受到伤害或者死亡的结果。
在刑事法律责任认定中，必须确定不作为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才能认定不作为犯罪的成立。
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还表现在行为人的行为方式上。
因果关系的存在不仅仅是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联系，还应当关注行为人对于行为结果的态度和意图。
见死不救的行为是否是故意的、过失的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而导致的，这些都对因果关系的判断有重要影响。
刑事法律责任的认定还需要考虑不作为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和态度，以确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在社会道德和法律规范中具有重要意义。
在道德层面上，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意味着其行为对他人权益的损害或者危害，这种行为是对他人权益的一种侵害和对社会正义的一种忽视。
在法律层面上，因果关系的确立直接决定了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应该承担何种刑事法律责任。
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不仅仅是一种法律概念，更是一种道德与法律规范的表现。
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难度。
由于不作为行为通常是一种被动的行为，其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往往并不直接、明显。
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法官通常需要依据证据推定而非直接证实因果关系的存在。
2020年司法考试《刑法》章节必考知识点2020年司法考试《刑法》章节考点不作为犯的成立条件1.不作为犯的成立条件1)行为人负有积极实施某种行为的义务这里的义务属于法律性质的义务，而非一般的道德义务，对于仅仅违反一般道德义务的行为，不成立不作为犯罪。
而且，法律性质义务的内容是实施特定的积极行为。
2)行为人具有履行该积极义务的能力指负有作为义务的行为人具有履行义务的可能性。
对于根本不具备履行积极义务能力的行为人，刑法并不对之施加强行的义务，这也表明刑法并不强人所难。
至于行为人是否具有履行该积极义务的能力，则应当从行为人履行义务的主观能力和客观条件两方面进行综合判断。
3)行为人没有履行该积极义务、没有实施某种积极的行为，从而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即不作为与危害结果的发生之间存在着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换句话说，只有当行为人履行作为义务可以避免结果发生时，其不作为才可能成立犯罪，即行为人必须具有结果回避可能性。
1)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这里的“法律”是广义的，包括狭义的法律以及法令、法规等。
如婚姻法规定的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
因此，拒绝抚养或赡养，可能成立不作为犯罪。
2)职务、业务要求的义务，以及对危险源负有监管、控制义务而产生的作为义务。
如值班的医生、执勤的消防队员。
(3)法律行为(合同行为、自愿接受行为)引起的义务例如，在若干人组成登山队(合法的危险共同体)，并约定在登山过程中相互救助的情形，任何人在登山过程中发生危险时，其他人均有救助的义务。
再如，根据约定暂时抚养他人儿童的人对该儿童负有抚养义务，将弃婴领回家中的人也对该弃婴负有抚养义务。
4)先行为(危险前行为)引起的义务先行行为导致刑法所保护的某种权益处于危险状态，行为人负有采取有效措施排除危险或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特定义务。
即先行行为导致了他人的权益处于某种危险状态，行为人就负有防止、排除和避免危险发生的积极义务。
至于引起危险状态的先行行为则既可能出于故意也可能出于过失。
不纯粹不作为犯的认定赵秉志〔以下简称赵〕：刑法理论上从行为表现根本形式的角度将犯罪划分为作为犯与不作为犯。
在不作为犯罪内部，又分出纯粹不作为犯和不纯粹不作为犯。
前者是指只能由不作为构成的犯罪，如刑法第二百零一条偷税罪、第二百六十一条遗弃罪、第三百一十一条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和第三百一十三条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均是纯粹的不作为犯。
后者是指大多由作为形式构成但实际却由不作为构成的犯罪，如以不作为方式构成的成心杀人罪、放火罪等等。
就纯粹不作为犯而言，由于刑法对它的构成要件作了明文规定，法律对它的作为义务一般也有了明确界定，所以认定的问题不大〔当然，对于构成要件要素的理解，如什么是刑法第三百一十一条中所讲的间谍犯罪行为的“有关情况〞，仍会发生分歧意见，这另当别论〕。
但是，就不纯粹不作为犯而言，我国刑法没有像有的国家的刑法那样作出一般总则性的规定；犯罪论也都是以作为犯罪为中心展开的，这就使得不纯粹不作为犯的司法认定问题倍感棘手。
正确把握不作为犯的根本理论问题，无疑是司法实践准确认定不纯粹不作为犯的前提。
今天我们不妨简要地谈论一下其中几个与实务密切相关的问题。
肖中华〔以下简称肖〕：好的。
数十年来，不作为犯罪问题就像日本刑法学家木村龟二所说的那样——是刑法理论中一个“未解之题〞。
我国刑法理论界对于不作为犯的研究，更是属于刚刚起步阶段。
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中处分不纯粹不作为犯日益受到法官们的重视和关注。
比方，１９９５年发生在Ｈ省的一起案件：行为人宋*因家庭琐事与妻子李*争吵，李*在家当宋*之面上吊自缢，宋*坐视不救，李*因未得救而死亡。
法院以成心杀人罪对宋*作出判决。
又如，２０００年Ｃ市发生一起失火案：一饮食店店主因为疏忽大意导致该店半夜起火，店主慌忙逃离店铺而未报警，火势很快蔓延，将周围许多建筑物焚毁，并造成人员的重大伤亡。
法院认为店主没有尽到报警灭火的作为义务而导致不该发生的严重后果发生了，因而以放火罪而不是失火罪对店主定罪处分。
从“宋福祥故意杀人案”——浅谈我对不作为的理解摘要：由于不作为行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它一直都是行为理论和司法实践上争论的焦点问题。
作为法学专业的学生或从事司法工作的人员，正确认识不作为的含义，更有助于我们认识到犯罪行为的多样性，更能有效地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从而正确地认定不作为犯罪，更好地体现立法精神，维护社会权益，稳定社会关系，准确地同不作为犯罪行为作斗争。
关键词：不作为先行行为义务条件因果关系相当因果关系案由：2003年6月30日晚，被告人宋福祥酒后回到家中，因琐事与其妻李霞发生争吵并厮打。
李霞说：“三天两头吵，活着倒不如死了算了。
”宋福祥说：“那你就去死吧。
”或李霞在寻找准备自缢的凳子时，宋福祥喊来了邻居叶宛生对李进行规劝。
叶走后二人又发生吵骂厮打。
李又找来了自缢用的绳子。
宋福祥意识到李要自杀，但却无动于衷，直到听到李踮脚用的凳子响声后，宋才起身过去，但却未采取任何措施，而是离开现场到一里以外的父母家中告诉自己父母，待其家人到时，李已经无法抢救而死亡。
经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公安分局刑事鉴定：李霞系机械性窒息死亡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时认为，被告人宋福祥目睹其妻李霞寻找工具准备自杀时，应当预见李霞会发生自缢后果而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在家中只有夫妻二人这样的特定环境下，被告人宋负有特定的义务，而其却放任李霞自缢身亡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但情节较轻。
所以，根据《刑法》第132条之规定，判被告人宋福祥故意杀人罪成立，处有期徒刑四年。
——来自本案中，被告人宋福祥不履行救助义务而导致其妻死亡，是不作为的行为而构成的故意杀人罪。
所谓不作为是相对于作为而言，根据我国刑法学者陈兴良的观点认为不作为是指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积极行为的特定法律义务，并且能够实行而不实行的行为。
但是自本案判决以来，便引起了我国法学界学者们的一直争论。
有的学者认为，不作为不是行为的一种形式。
不作为缘于它是一种身体上的静止，而不像作为那样存在身体的外部动作，是单纯意义上的一种“无”的状态。
论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不作为犯罪指的是在应当采取行动的情况下故意不采取行动或者不履行职责，从而导致他人遭受损害的行为。
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是指不作为犯罪行为与其所导致的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本文将就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进行探讨。
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是构成犯罪的重要要素之一。
在刑法中，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构成犯罪的基本要件之一。
不作为犯罪中的不作为行为与结果之间也存在因果关系，只有在因果关系成立的情况下才能认定不作为犯罪成立。
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包括直接因果关系和间接因果关系两种情况。
直接因果关系指的是不作为行为与所导致的结果之间的直接联系。
某人目睹一起抢劫案，但却故意不报警或者不报案，结果导致了抢劫案没有被及时警方发现，造成了更大的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不作为行为与抢劫犯罪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的成立需要满足三个条件：行为条件、时机条件和实践条件。
行为条件指的是不作为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联系的必要条件。
时机条件指的是不作为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联系的时间条件。
实践条件指的是行为人在不作为行为时有可能预见到可能会发生的结果。
只有三个条件同时满足，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才能成立。
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有时并不容易确定。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很难确定不作为行为导致的结果，或者结果同时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法庭常常需要依靠证据进行推断和判断。
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的确认也与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和过失有关。
如果行为人没有主观故意或过失，尽管他的行为可能导致了结果，但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并不成立。
不真正不作为犯罪之因果关系讨论[摘要]不真正不作为犯罪是指行为人以不作为的方式实现了通常情况下以作为方式实施的犯罪。
行为人在没有实施任何制造、推进侵害结果的积极身体活动时，却出现了法益侵害的结果，这种不作为与侵害结果之间必然有着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如何解释不作为对受到侵害的法益有原因力是文章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关键词]不真正不作为犯罪；因果关系；条件说；拟制说一、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一）条件说条件说认为实行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只要存在着“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的条件关系时，就认为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以宋福祥杀人案为例，宋福祥的妻子李霞上吊，宋福祥听到之后如果没有离开而是及时将妻子救下，就不会有妻子死亡的这个结果出现，因此，根据条件说，宋福祥符合了“没有前者（宋离开没有施救），就没有后者（妻子死亡）”的条件关系，因而宋福祥的不作为与妻子李霞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这样判断似乎合情合理。
但是，条件说认为给结果造成影响的条件都具有同等的价值，不适当的扩大了刑法中因果关系的考察范围。
（二）原因说原因说是在批判条件说不当扩大因果关系的范围基础上提出来的。
原因说认为为了防止条件说不当扩大处罚范围带来的弊端，应当将条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在条件中挑选一部分作为结果的原因。
因而条件说又称之为原因条件区别说或个别化说。
原因说的这一主张相对于条件说具有进步意义，有利于进一步限制刑法的处罚范围。
但是，对于将哪些条件挑选出来做为结果的原因，原因说内部又出现了不同的主张。
有优势条件说、最有力条件说、动力条件说、异常行为原因说等多种判断方法，但是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将哪些条件作为原因来判断的问题。
（三）相当因果关系说相当因果关系说认为根据一般人社会生活中的经验，在通常情况下，某种行为产生某种结果被认为是相当的场合，就认为该行为与该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这里的相当是指就一般人而言，在通常情况下，某种行为会产生某种结果，就被认为具有相当性。
从李某故意杀人案看不作为犯罪的认定作者：李尧来源：《中国检察官·经典案例版》2013年第02期本文案例启示：不作为犯罪的成立，除了应当具备一般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外，还需行为人负有阻止危害结果发生的作为义务，并有履行该义务的可能性，同时行为人的不作为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发生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在具体判断时，应结合上述三个方面综合认定，恰当定罪量刑。
[基本案情]李某与汪某系夫妻关系，婚后分居两地。
案发前某日，李某以感情不和为由向汪某提出离婚，被汪某拒绝，汪某还向李某提出如果离婚便自杀。
案发当日9时40分许，汪至李的租房，二人再次商谈离婚之事，并引起争吵，汪某不同意离婚并以死相逼，李某未予理会反而言语相激。
随后，汪某吞服大剂量的大卫牌溴敌隆杀鼠剂、大卫牌溴敌隆毒饵、杜邦万灵灭多威等药物后倒地，并出现浑身抽搐、口吐白沫等症状，李某虽在场却未采取任何措施。
当日10时许，李某向其朋友卢某求助，卢某赶至后，建议李某打电话报警。
后李某拨打电话报警，并在现场等候处理。
公安民警到达现场后立即组织抢救。
但医生赶至现场，查明汪某已经死亡。
经法医学鉴定，汪某系灭多威中毒死亡。
本案在办理过程中，对李某的行为定性存在以下几种分歧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该观点认为李某与汪某的争吵是一种先行行为，李某对被害人有刺激性话语，有预见被害人喝毒药的能力，且在现场看到了被害人喝药，李某应当有注意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义务。
李某明知会发生汪某死亡的危害后果，仍将如何处理寄托在卢某身上而不是自己积极施救，说明了其主观上有放任被害人死亡的间接故意，最终导致了汪某死亡，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持该种观点的人又分三类：第一类认为李某知道自己的言语刺激行为可能导致汪某情绪波动，但一厢情愿地认为汪某不会自杀，属于过于自信的过失；第二类认为由于汪某不止一次说过如果离婚就要自杀的话，李某应该有预见的可能性却没有预见，故应当认定为疏忽大意的过失；第三类认为李某的主观心态是故意还是过失不能判定，故应就低认定过失致人死亡罪，至于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还是疏忽大意的过失在所不问。
如何认定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文：张晓彬在通常情况下，法学理论及司法实践中均普遍肯定原因性对于不作为与结果的发生的关联性，但刑事法律中提到的因果关系的原因较之客观事实原因的范围相对更小。
客观事实上的原因只有经过刑法评价后，才可以成为刑法中的原因。
这就需要明确判断标准。
我认为有两个这样的判断标准，即行为人具有作为义务；行为人的行为具有防果可能性。
（一）作为义务1．应当准确地判断这种作为义务具体行为实施人应履行的作为义务是认定的关键。
经判断，实施者有这种义务时就可能面临受到刑事处罚；而不具有这种义务，就不是犯罪行为，没有处罚的可能性；在不作为犯罪因果关系中，行为人的作为义务处于怎样的地位，学者们存在着不小的争议：有的将其认为是刑法因果关系的成立要素之一（如上述“作为义务违反说”）；有的将其置于违法性之中（如上述的“防止可能性说”）。
这两种观点都存在不足，前者犯了因果关系主观化的错误，后者与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产生矛盾，使因果关系不适当的扩大。
我认为：具体行为中的不作为犯罪因果关系的确定标准是行为人作为义务。
二者的关联性是以行为人的不作为为中介的，是一种间接的关联性。
“因为不实施作为义务要求的行为，以致法益侵害的产生，才有刑法上因果关系的判断”1。
2．应以作为义务为限严格地进行判断一般来讲，在刑法中行为人所具有履行特定的某一行为的义务是具有一定强制性的，若其不履行自己应当履行的义务，即导致一定的刑法上的危害后果发生。
对于不作为犯的确认还应以作为义务为限，作为义务的来源必须基于法律的规定，而不能将所谓的道德义务强加在不作为人身上。
目前法律体系中，主要有四个方面来体现行为人的作为义务：第一，先行行为引起的行为人义务。
该行为实施者有采取积极行动以阻止损害结果发生的义务，这么说的原因是其已实施的1参见杨建军：《不纯正不作为犯研究》，“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4年。
一些行为使法益处于遭受严重损害的紧迫状态；第二，义务已被刑事法律规定。
不作为犯因果关系之判断作者：李诗灿来源：《中国检察官·经典案例版》2012年第07期【基本案情】犯罪嫌疑人陈某（女），37岁，是一名随夫到A地打工的妇女。
2010年10月，其以前打工时的邻居、老乡苏某（女）夫妇要转到B地打工，苏某就要求将自己刚满2岁的孙子小杰寄养在陈某家中。
陈某由于要照顾在当地上小学的儿子，自己无法外出打工，就同意了苏某的请求，双方口头约定了费用，并约定等年底一次结清。
在1个多月后的12月初，小杰突然得病，经常腹泻不止且大小便不禁而把裤子弄脏，陈某便经常用竹枝抽打小孩的屁股和大腿，还用手指拧掐孩子的大腿甚至造成流血。
夜间，小孩经常咳嗽不止，因影响到他人休息而遭指责，陈某便抽打孩子威胁其不准哭。
那些天，她对孩子的病情没有采取任何治疗措施。
12月7日以后，小孩的食量骤减，几乎不愿进食，身体因发烧困乏而整天昏昏欲睡在床上。
期间，陈某发现孩子四肢冰凉，除了向人讨教孩子发烧不止且全身发冷怎么办和12月8日早上叫人代买4包感冒冲剂来让孩子服用外，并没有进一步采取积极的治疗措施，甚至对他人转告诊所医生要求将人带去看病的话，也不闻不问。
12月9日早上，陈某弄醒孩子并给他喂稀饭，孩子不吃，也没有引起她重视，只是将孩子放回去睡觉，自己又去忙其它活了。
当天上午11时许，陈某再次弄醒孩子给他喂稀饭，孩子只吃2勺子就不吃了。
等到下午2时许，她要去抱小孩时，才发现小杰已经病死在床上。
在此之前，孩子的爷爷奶奶多次打电话来询问孩子的情况，她总是有意地欺骗对方说，孩子身体健康，每顿能吃一碗，人长高长胖了。
孩子的死亡，使她再也无法隐瞒下去了，只好打电话告诉孩子的爷爷奶奶。
本案因此案发，经死者家属报案，陈某当天被抓获归案。
后经法医检验鉴定，死者小杰的身上多处长满脓疮，其致命死亡原因为重度小叶性肺炎，因水肿、坏死致死。
【判决结果】法院判决被告人陈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分歧意见】在案件审查过程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保姆陈某的行为属于不作为的放任行为，其耽误了生病孩子小杰的最佳治疗时间，且造成孩子小杰无法得到及时的救治而死亡，其放任行为与小杰的死亡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应当定性为（间接）故意杀人罪。
另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应当定性为过失致人死亡罪。
主要理由是：首先，作为保姆的陈某没有杀人的直接主观故意，其保姆的职责说明她对孩子的死亡是持否定态度的。
其次，陈某没有放任自己的行为，她对孩子的病情也采取了一定的救治措施，只是出于愚昧和认识错误，在看护孩子问题上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结果造成了孩子病死。
再次，认定故意杀人罪存在“客观归罪”之嫌。
【裁判理由之法理评析】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保姆陈某的行为的行为应当定性为（间接）故意杀人罪。
具体理由如下：（一）幼儿小杰的死亡不是意外事件，而是人为因素影响的必然结果在本案中，苏某委托陈某照顾幼儿小杰，这种基于雇佣委托合同产生的雇主与保姆之间的关系和保姆与被照顾幼儿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保姆陈某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义务。
保姆陈某基于这种合同关系而负有照顾被委托看护的幼儿小杰的义务，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就具体情况而言，这种全托式的保姆的职责，显然不止是照顾孩子的吃喝拉撒等生活起居情况，还包括照顾孩子在生病的时候能够得到及时的医疗救治等。
前者不妨将它称为“一般的照顾义务”，后者称为“特殊的照顾义务”。
此外，在雇主和保姆之间，保姆在有取得报酬权利的同时，也负有接受雇主检查监督、如实告知服务情况和幼儿健康状况的义务。
而众所周知，保姆是否履行临时监护职责，是否完全尽到监护责任，都可能影响到幼儿的身心健康以至生命安全。
因而，保姆的身份和义务不能成为行为人排除犯罪乃至故意犯罪的理由，除非其没有过错或罪过。
所谓的意外事件，按照我国《刑法》第16条的规定，意外事件是指行为虽然在客观上造成了损害结果，但不是出于行为人的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认为是犯罪。
这种情况就是刑法理论中所说的无罪过的意外事件。
意外事件具有三个特征：一是行为人的行为客观上造成了损害结果；二是行为人主观上没有故意或者过失；三是损害结果由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
［１］“不能预见”，是指当时行为人对其行为发生损害结果不但没有预见，而且根据其实际能力和当时的具体条件，行为时也根本无法预见。
从认识因素上来讲，行为人没有认识到其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从意志因素上来讲，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反对态度。
［２］然而事实上小杰从生病到死亡的过程并不是瞬间发生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由轻到重的时间过程。
首先，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一个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2岁的幼儿，小杰显然不能完全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个人的病情及其严重程度，而其通常只是本能地通过哭闹和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
其次，小杰从受风寒发生感冒到生病腹泻，以至后来转化为急性肺炎，只要及时救治的话，本来也不是什么不治之症。
而作为保姆和临时监护人的陈某在主观上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客观上没有尽到保姆基于雇用委托合同所负有的“特殊的照顾义务”，以至小杰病情逐步恶化。
即使到后来病情加剧时，她也没有送小孩送去治疗，从而导致孩子病死。
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保姆陈某并不是不能预见生病幼儿不治疗可能导致死亡的结果，其在行为上也几乎没有采取积极主动的行为去极力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
因此，可以说，幼儿小杰的死亡并不是意外事件，而是人为因素作用即保姆陈某没有履行好照顾和监护职责影响的必然结果。
（二）陈某的行为不是疏忽大意的过失行为，而是严重不负责任的放任行为撇开意外事件的可能，要查明陈某的行为是故意犯罪（故意杀人罪）还是过失犯罪（过失致人死亡罪），主要的区别在于其主观的罪过形式是故意还是过失。
在本案中，也就是要区分陈某的行为，是疏忽大意的过失行为，还是不作为的放任行为。
所谓疏忽大意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对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主观心理状态。
［3］那么，陈某是否确实未能实际预见自己行为的危害结果呢？在本案中，在对幼儿小杰生病的问题上，首先，陈某作为一个正常人，对生病幼儿不进行医治就有可能导致病情恶化甚至发生病亡的结果这种浅显的道理是应当预见的；其次，自己已经身为人母的她，自身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足以说明，她对自己不作为会发生危害的结果是能够预见的。
而案件的实际情况表明，她不是不能实际预见自己行为的危害结果，事实上也并非是出于疏忽大意的心理而未能实际预见。
从案件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陈某对生病的幼儿小杰几乎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治疗措施。
另外，从小杰死亡后检查发现其身上多处长满脓疮来看，不要说治疗，甚至连起码的卫生都没有做到。
陈某的行为，可以说是不顾他人死活的冷酷无情。
因此说，陈某对小杰的死亡，是不能简单地用“疏忽大意的过失”简单地进行归责的，这也是疏忽大意等过失责任所不能涵盖的。
相反恰恰能够说明，陈某的行为是严重不负责任的放任行为。
而这种严重不负责任的不作为行为与通常意义上的违背伦理道德的行为，是存在本质的区别的。
如果说，陈某因为生气而不问对象和不顾幼儿疼痛，采取抽打、拧掐等虐待幼儿的行为，是违背伦理道德的行为；那么，其不顾幼儿的死活的不作为行为就是严重不负责任的放任行为。
（三）陈某应当承担其不作为所引起的法律责任及其因果关系之判断“不作为”是相对于“作为”的法律概念。
在刑法理论上有“纯正不作为犯”和“不纯正不作为犯”之分。
［4］前者是指法律规定以不作为为犯罪内容的犯罪行为，即“不应为而为”；后者是指以不作为形式而犯通常以作为形式实施的犯罪的情形，即“应为而不作为”。
［5］本案所涉及的是“不纯正不作为犯”的问题。
首先，保姆陈某负有照顾幼儿小杰身心健康和保护其生命安全的作为义务。
虽然刑法没有具体规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的问题，但根据传统的刑法理论，行为人特定的作为义务，按照目前处于通说地位的“四来源说”，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1）法律的明文规定；（2）行为人职务或业务上的要求；（3）基于行为人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义务所产生的特定义务；（4）基于自己的先行行为所产生的特定作为义务。
［6］而正如前文所述的基于行为人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义务所产生的特定义务问题，本案中的保姆陈某正是基于保姆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义务而负有照顾生病幼儿小杰的身心健康和保护其生命安全的特定义务。
换句话说，陈某负有作为的义务。
其次，保姆陈某没有切实履行即不作为自身所负有的照顾生病幼儿小杰身心健康和保护其生命安全的特定义务，并且客观上造成了幼儿小杰的病亡。
事实上，正是陈某的一系列不作为行为导致幼儿小杰的病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而逐步加重。
尽管等到她发现小孩手脚冰凉病情严重的时候，虽然有求助问计于他人，但并没有听取别人的意见而采取果断的措施积极防止孩子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她只不过是叫人代买了几包感冒冲剂，甚至对他人转告医生要求带人去看病的话也置之不理。
这难道不是漠视他人的生命健康而熟视无睹吗？特别是，她没有将孩子的病情告诉其家人，而是刻意欺骗包瞒事实，使得孩子的生命丧失了最后的被救助的希望。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陈某的行为是严重不负责任的放任的不作为行为。
这进而说明，保姆陈某“对孩子的死亡是持否定态度的”，是与事实相悖的。
再次，有关保姆陈某的不作为与幼儿的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问题。
要判断陈某的不作为与幼儿的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就不能回避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的判断问题。
按照目前在大陆法系处于通说地位的条件说的理论，在实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只要存在着“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的关系，就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7］具体到不作为犯中因果关系的判断，条件说的判断公式就是：如果行为人履行了作为义务，危害结果就不会发生，那么，不作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就有因果关系。
反之，假设行为人履行了作为义务，危害后果仍然会发生，那么，不作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8］据此结合本案实际，我们不难对陈某作为或不作为对幼儿小杰的死亡的关系问题作出判断。
前面已经提及，幼儿小杰的病情本来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如果保姆陈某能够切实履行自己的作为义务，及时送孩子去看病，就完全有可能避免小杰死亡结果的发生，即具有“防果的可能性”；相反，正是其抱着无所谓的心理，无视幼儿小杰的生命安全，不送孩子去看病，才导致孩子的病情逐渐加重以至病危死亡。
而其问计于他人和叫人代买感冒冲剂，相对于求医救治来说，根本就是无济于事，无法挽回孩子病危以至死亡的可能。
更何况其蒙蔽了小孩的家属，使他陷入绝境而丧去最后一线被救治的希望。
正是这种自己不积极采取治疗措施送小孩去看病治疗，又不通知家里人，结果使幼儿小杰丧失了最佳的治疗时间而最后病亡。
由此可见，在没有其他介入因素的情况下，处于支配地位的陈某的行为，对小杰的生死起着决定性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