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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引言2019年6月27～29日，“PACE 2019中国环境治理学术年会暨青年学者论坛”（PACE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China and Young Scholars ’ Forum ）在中国人民大学成功举办。
此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和环球中国环境专家协会（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for China ’s Environment ，简称 PACE ）共同主办，《中国环境管理》和《环境经济研究》编辑部共同协办。
会议主题为“中国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会议分为主会场主旨发言及嘉宾致辞、分会场专题研讨两大部分，其中主会场以国内外专家学者发表研究报告为主，集中探讨环境治理的理论、方法、实践、问题及改进建议；分会场以不同专题汇报与讨论为主，包括环境治理理论和方法、中国环境治理机制和执法、全球环境治理、中国环境治理实证研究、环境社会治理创新、生态补偿的市场机制等六大专题。
此次会议聚焦于中国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聚集了来自国内外32所高校（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上海纽约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西北大学等）、27个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如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银行、北京未来创新中心、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美国环保协会等）的140余名专家学者与推进中国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PACE 2019学术年会会议综述昌敦虎，武照亮，刘子刚，魏彦庆，王 华*（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北京 100872）【摘 要】 环球中国环境专家协会（PACE ）于2019年6月27～2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召开第四届中国环境治理学术年会, 主题为推进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内外环境公共治理领域顶级专家以及国家和地方相关政府官员出席了会议, 并分理论方法、实践应用、行政执法、社会治理、经济政策以及全球环境治理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全球治理和国际政治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加速发展，全球治理的重要性变得越来越明显。
全球治理是一个复杂的议题，它包括国际制度和规则、组织与权力的分配、国内政治与全球治理的互动、跨国合作与竞争等问题。
与此同时，国际政治也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议题，涉及到国家之间的关系、国际事务的组织、国际安全和经济问题、全球气候变化等多个方面。
本文将从全球治理和国际政治的角度出发，探讨两者的联系与互动，以及对国际秩序和中国的影响。
全球治理与国际政治的联系全球治理与国际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本质上是相互依存的。
全球治理是指全球社会协调行为的能力，包含了全球公共政策、全球环境治理、全球财政管理、全球安全和法律等方面，涉及了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
而国际政治则关注如何处理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和权力分配问题，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国际组织、国际安全、国际经济等方面。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全球治理和国际政治的关系日益密切，全球治理已经成为新时代国际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球经济、安全、环境等诸多问题呈现出全球性的特征，很难由单一国家或地区单独解决。
因此，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共识并实现协同，这就需要一个全球治理机制。
而国际政治则起到了重要的管理和调节作用，包括制定国际法规、推动国家政策协调、协同整合国际组织等方面。
因此，全球治理和国际政治是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的。
在国际政治领域，大国关系和国际组织是全球治理和国际政治关系的两个重要方面。
大国关系影响着全球治理的平衡和稳定，各大国之间的合作和矛盾都对全球治理和国际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而国际组织则是全球治理机制的重要基础，包括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这些组织在有序化全球治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全球治理和国际政治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全球治理和国际政治之间的联系对于国际秩序具有深刻的影响。
首先，全球治理和国际政治对于全球体系的稳定和有序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全球体系中涉及到的经济、安全、文化、环境等方面的问题都需要全球治理和国际政治的共同努力来管理和解决。
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
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过程，涉及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协调、规则制定和权力分配。
当前，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存在两种可能性。
一方面，全球治理赤字更加严峻，包括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债务危机、气候变化、数字鸿沟和人工智能治理缺位等问题。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意愿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又不愿意向发展中国家让渡更多权力，造成了全球治理的供需失衡。
面对这些挑战，一些国家开始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
例如，中国提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基本主张，包括以平等为基础、开放为导向、合作为动力和共享为目标。
此外，全球层面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平台和机制，以应对传统机制缺乏足够包容性和公平性的问题。
这些平台和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治经济力量格局变化的必然产物。
在实践中，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需要各国共同努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这需要各国加强合作、增进互信、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同时，也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全球治理的体制机制，加强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总之，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和智慧的贡献。
只有通过加强合作、增进互信和创新发展，才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国内多中心治理研究文献综述摘要：多中心治理理论作为在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出现的一种新的理论，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治理革命”的产物，它是以自主治理为基础，以多个权力中心或服务中心并存为特征的理论形态。
尽管多中心治理理论引入我国的时间还不长，还存在不足之处，但许多学者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为多中心治理理论在我国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多中心治理；自主治理；文献综述自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一股政府改革浪潮，掀起了所谓的“治理革命”，后来又逐渐波及世界其他地区，与全球化、现代性重建和公民社会复兴一样，都是当今人类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
多中心治理理论，作为“治理革命”的重要理论基石，是当前学术界一个热点，也是在理论上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诸多学者都做出了积极探索，本文就多中心治理理论诞生以来，国内学者们所做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做简要的回顾，以期描述多中心治理理论在我国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前景。
一、对多中心治理内涵的概述多中心治理是个复合概念，由于提出时间有先后之分，而就其本质而言，多中心和治理也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所以对它们分别进行解释。
（一）多中心的内涵“多中心”（Polycentrity）概念，最早是由迈克尔·博兰尼1951年在《自由的逻辑》（The Logic of Liberty）一书中提出来的，此后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
博兰尼区分了社会的两种秩序：一是指挥的秩序，一是多中心的秩序。
他引进“多中心”一词是为了证明自发秩序的合理性以及阐明社会管理可能性的限度。
“多中心性”在博兰尼的文章中是“负重(六边形)框架上各顶点的相互移动”,这样的相互适应移动状态即形成了“多中心秩序”(polycentric order)。
将若干要素排列为多中心的任务就叫多中心任务(polycentric task)。
在博兰尼那里，“多中心”只是描述他所发现社会秩序的特征的一个词汇，而经过奥斯特洛姆等人的阐述和发展。
关于现代国家治理的文献综述近年来，现代国家治理一直是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们关注的焦点。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国际关系格局的复杂化，各国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在这一背景下，学者们对现代国家治理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研究，形成了丰富的文献。
本文将就现代国家治理的一些重要文献进行综述和总结。
首先，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政府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在传统的国家治理模式中，政府通常是权力的集中者，而市民社会则被动地接受政府的决策和管理。
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市民社会逐渐具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和参与权。
《The New Public Governance: 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ublic Governance》一书对这一转变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新公共管理”理论。
该理论认为，政府应当更加关注市民社会的需求和意见，与市民社会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参与决策和治理。
这种基于合作与协商的治理模式，可以更好地实现政府的效能和市民的参与。
其次，现代国家治理还需要面对全球性挑战和跨国问题。
《Global Governance: Why What Whither》一书深入探讨了全球治理的难题和前景。
作者指出，全球化给国家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例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问题已经超越了单个国家的能力范围，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
因此，全球治理需要建立在多边主义基础上，通过国际组织和跨国合作机制来解决全球性问题。
只有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协调和合作，才能有效解决全球性挑战。
另外，现代国家治理还需要关注公共管理的创新和发展。
《Public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一书详细论述了公共管理的演变和转型。
传统的公共管理模式注重行政效能和规范性，而现代公共管理则更加注重公民参与和社会责任。
作者认为，公共管理需要与时俱进，借鉴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服务的提升。
国际公共管理与全球治理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国际交流的频繁，如何有效的管理和治理国际公共事务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研究有关国际公共管理和全球治理的概念和原则。
国际公共管理是一个包括国家、组织和个人在内的广泛的概念。
它是指通过国际合作和协调来管理和治理涉及到跨国界的公共问题。
这些问题可以包括环境保护、气候变化、贸易、移民、能源和安全等诸多方面。
国际公共管理的目标是要通过各种手段来解决这些公共问题，以便让整个世界的人们都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活和发展。
全球治理是国际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指在国际范围内通过一系列的规则、制度和机构来管理和解决公共问题。
全球治理的目的是强化国际合作和协调，以便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更加平稳和可持续的发展。
全球治理的具体内容包括国际法、制度规则、组织机构等。
在国际公共管理和全球治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权力和资源的分配。
因为每个国家都拥有不同的资源和权力，所以在国际关系中如何合理分配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一般来说，国际公共管理和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是平等、公正、民主和透明。
这些原则要求国际社会在制定和执行规则和政策的时候，要考虑到所有成员的利益和声音，而不是只关注一部分国家或利益集团。
此外，国际公共管理和全球治理还要注重合作和协调。
因为各个国家的利益存在不同，所以在处理国际公共事务时，不能采取单刀直入、单方面决策的方式。
这时候，各方需要在并行、交流和协作中找到共同点，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
总的来说，国际公共管理与全球治理是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课题。
如果我们想要创造一个更加和平、合作和繁荣的世界，我们就必须借助这些理论和方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和问题。
国际政治毕业论文文献综述引言：国际政治作为一门跨学科的学科，研究的是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其对全球格局、国家利益和国际秩序的影响。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政治的研究变得愈发重要和复杂。
本文将从几个重要的角度，综述国际政治领域的研究文献。
一、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国际关系理论是国际政治研究的基石，通过对不同的学派和理论的研究，能够深入了解国际政治的本质。
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
例如，肯尼斯·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的理性理论》提出了现实主义理论，强调国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以及权力对国际关系的重要作用。
二、国际安全与军事合作国际安全一直是国际政治研究的热点之一。
关于如何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研究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托马斯·戴尼特的《安全性福利理论》提出了安全与福利相互关联的观点，既强调国家间的军事力量平衡，又关注国家内部的人民福祉。
同时，军事合作也是国际安全研究的重要内容，合作形式主要包括联盟关系和军事联合演习等。
三、国际制度与全球治理国际制度是为解决国际合作与治理问题而建立的机制与规则体系，对维护国际秩序和解决全球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联合国宪章》是最重要的国际制度文件，确立了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合作、人权保护等原则。
此外，跨国组织、国际法等也是国际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约瑟夫·恩格尔斯的《全球治理与国际制度》一书，对国际制度的建立和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
四、跨国公司与国际政治经济跨国公司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对国际政治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全球价值链的建立以及与国家间、地区间的合作关系，跨国公司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尤其是在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的战略决策和利益动机受到广泛关注。
约瑟夫·尼尔的《跨国公司行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提供了对跨国公司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深入研究。
五、全球性问题与可持续发展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等，是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领域。
公共管理中的全球治理研究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和国际交流的不断加深，全球治理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
在公共管理学中，全球治理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分支，它旨在探讨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之间如何协作，共同解决全球性的问题和挑战。
在全球治理的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跨国合作。
在现今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难以独自解决复杂的全球问题。
跨国合作通过促进不同国家间的合作和协商，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了途径。
例如，跨国合作机构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在国际间提供了一个平台，使得各国能够共同商讨并解决一些全球性的问题，如气候变化、贸易纠纷和疾病爆发等。
此外，在全球治理研究中，公共政策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公共政策是国家和组织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的选择和实施过程。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许多社会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和跨国化，无法由单个国家独立解决。
公共管理学研究全球治理中的公共政策，关注的是如何通过合作和协调，制定出有效的全球政策来解决这些复杂问题。
在全球治理研究的发展中，参与民众也成为了一个关键因素。
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促进民主参与和民众的合作。
民众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如通过公民社会组织、互联网平台和全球会议等，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
这种民主参与的机制能够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多元化的视角和解决方案，从而更好地应对全球性问题。
全球治理研究也强调了全球价值观和伦理的重要性。
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各国政府和组织需要考虑到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存在。
全球治理研究通过对不同文化和伦理价值的研究，试图为全球治理提供一个多元化和包容性的框架。
这一框架可以帮助各国政府和组织更好地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利益和信仰，从而减少全球治理中的冲突和摩擦。
在全球治理研究中，技术创新也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各种新技术的出现为全球治理带来了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
例如，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信息的传播和共享更加便捷，但也带来了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的问题。
公共权力与全球治理 学术研讨会综述吴雷钊*吴雷钊,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08级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8)。
公共权力始终是政治学的核心范畴和研究重点。
在当代社会,随着公共事务的不断增多和日益复杂,以及人们对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制度建设的关注,围绕公共权力的研究进一步深入。
但总体而言,人们对公共权力的国际向度问题的关注是不够的。
实际上,由于全球化所导致的国际社会的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以及全球问题日益严峻,许多公共事务已超越了国家的界限,要求在全球层面进行协调与管理。
全球治理的概念与实践应运而生。
那么,如何从学理的角度探究全球治理中公共权力的内涵和权力来源?如何理解公共权力的国际制度建设以及公共权力与全球治理的关系?如何以中国为视角来考察一国在公共权力的国际拓展和全球治理中的作为与责任?探讨这些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而言,更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2010年7月5 7日,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和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共同主办的 公共权力与全球治理 学术研讨会在河北省承德市隆重举行。
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国防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外交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南开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苏州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 外交评论 、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编辑部和中国经济出版社等媒体出版单位的4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与会人员围绕公共权力的内涵和定义、全球治理中的公共权力、全球治理的实践及其反思以及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与责任四个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公共权力的再认识中国政法大学蔡拓教授提出,需要对公共权力的概念进行深入反思和再解读。
他认为, 公共权力 是与人类社会发展相伴相生的概念,具有悠久的历史进程;其次,当代公共权力具有主体的多样性、权利性质的公共性、基本职能的公共事务管理性、价值取向的公共利益性、提供产品的公共物品性以及承担义务的公共责任性等六大特征;最后,公共权力的现实基础以现代理性国家制度为载体,并且有赖于平等自由的文化支撑,而公共权力的发展趋势,则是在权力主体上实现从国家权力到社会权力的转型,在权力适用范围上实现公共权力在国际层面的拓展。
苏州大学钮菊生教授则认为,人类已经开始全面进入后工业社会,但公共权力与全球治理 学术研讨会综述151是目前的社会治理体系却停滞在工业社会,这种治理体系严重落伍的现象导致了诸多矛盾的爆发,比如当前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
在新的治理体系架构中,政府应当挑起变革的重担,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不仅使自身适应合作型治理体系,引导合作型治理体系的科学构建,更应当积极变革国际社会中的 中心 边缘 治理结构,加强制度信任,将合作型治理体系由国内治理推向国际治理。
清华大学赵可金副教授则从公民社会与国家转型的角度,探讨了公共权力的沿革和走向问题。
在他看来,公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
然而,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公民社会呈现出不同的结构特征,其先后承担了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革命者角色,现代国家民主化改造的持不同政见者角色。
随着公民社会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现代国家必将向着 全球化的国家 形态转型,在国家要素和制度形态上都将面临转型和调整。
中国政法大学曹兴教授认为,公共权力国际向度的核心问题就是国际公共权力的来源问题。
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来看,国际公共权力主要来源于公民利益、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必将随着这三大利益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
这三大利益的冲突决定了运用国际公共权力的难度。
对外经贸大学李志永博士则认为,权力在不同场合具有不同的内涵,但本质上权力必然反映出不同主体间的关系。
他从权力行使的资源、过程和方式、效果三个方面对权力的本质和内涵进行了解读。
二、全球治理中的公共权力外交学院杨闯教授指出,国际关系的历史证明,具有超强实力的国家如果适应国际社会需求,高举国际道义原则而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与认同,即可获得最大的国际公共权力,以国家实力与国际组织为支撑来支配世界。
在当今世界,国家实力、道义原则和国际机制在共同支配着国际公共权力。
冷战结束20年来的国际关系现实表明,国际道义原则不敌美国实力原则。
而正在经历的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发展中国家中的新兴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在上升,发达国家影响力下降,国际社会呼吁改革国际金融体制,但并没有改变实力、道义原则与制度相结合支配国际公共权力的本质。
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志洲副教授认为,全球治理必须依托公共权力的应用,但在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主体的国际政治框架下,民族国家的权力却具有各自的 私有性 ,其各自的利益不尽相同。
事实上,全球治理凸显了非国家行为体权力应用的重要性,但离开民族国家的权力应用,全球问题是不可能得到根本性解决的,那种认为全球治理是 没有政府的治理 只能是理论上的乌托邦。
华东政法大学高奇琦博士以欧盟的软治理为例对公共权力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欧盟治理的核心在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推进,而欧洲一体化进程就是公共权力在欧洲层面形成的过程。
欧盟治理可从软硬两个维度进行解读。
从权力要素上讲,硬治理是基于强制的治理,而软治理是基于认同的治理。
不仅硬治理与公共权力关系密切,软治理也需要公共权力的介入。
治理概念的提出最初反映了一种后现代的特征,但后现代的治理在实践中却不断遭遇困境。
未来的全球治理需要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寻求新的平衡。
中国政法大学贾文华教授也以欧盟为例,解读了全球化时代欧盟较为特殊的公共权力属性。
他认为,欧盟的权力在内涵与张力方面体现出介于领土与非领土、软权力与硬权力、强力与非强力之间的 中间性 特点。
欧盟对内统合的绩效集中体现于对民族国家领土政治的修正,对外则通过经济资源的政治化运作使自身渐变为一个具有体系性影响力的 世界行为体 ,其对内与对外作为植根于 同一 的本源性驱动力,即为资本的积累与扩张以及社会和政治不断的调整与重构提供所需的条件。
中国政法大学刘贞晔教授则从全球伦理政治与非政府组织治理的角度对全球治理中的公共关系展开剖析。
在他看来,全球伦理政治是全球伦理规则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实践。
当今世界日趋严峻的全球问题和社会危机,催生了全球伦理政治的基本样式:一种共同危机、共同利益、共享权利尊严和共同责任的全球伦理政治。
非政府组织在全球问题领域的治理实践,推动产生了与全球伦理政治相适应的政治 社会共同体:全球危机共同体、全球利益共同体、全球基本价值共同体和全球责任共同体。
全球伦理政治的生成说明,在国家政治之外已成长出新型的政治关系和政治空间。
三、全球治理的实践与反思华东政法大学王金良博士首先从理论角度对全球治理的结构与过程进行了分析。
他认为,从本质上说公共权力是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全球治理的结构指的就是国家与非国家公共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两者之间的权限划分问题,全球治理的结构具有多元性、复杂性和变革性特征,而全球治理的过程指的是全球各层次的公共权力遵循的正式或非正式程序、规则及制度,也是控制和管理国家与非国家公共权力之间关系的原则,强调的是全球治理层面公共权力治理的动态过程。
中国人民大学方长平副教授认为,许多学者在研究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往往忽视国家内部的矛盾冲突,对全球层面、国家层面、次国家行为体等多个层面主体作为治理主体的问题探讨不够。
全球治理的议程和制度安排长期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主导,但现在这种主导已经开始遭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挑战。
全球治理的主体地方化和多元化的问题必须得到关注,来自西方国家以外地方的治理经验和模式应该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补充。
现在中国极有必要把自身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的成功经验推广到国际社会。
复旦大学简军波博士以非洲事务上的中欧非三边国际治理为视角,对特定的全球治理模式进行了反思。
他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资本进入非洲,作为非洲原殖民地宗主国的欧洲国家与中国因为不同的利益偏好、价值取向和战略目标产生了诸多冲突。
为避免长期冲突损害中欧的双边关系,必须在这一问题上积极开展具有合法性的全球治理,吸纳非洲国家政府与市民社会的参与。
中欧非三边国际治理应该寻求多维度的平衡:欧洲的理想主义、中国的实用主义和非洲的机会主义之间的平衡;欧洲的价值强制介入和中国的价值消极介入之间的平衡;以及中国、欧洲、非洲和其他力量在非洲的多元利益之间的平衡。
上海外国语大学汤蓓博士以世界卫生组织发起并维系 击退疟疾 伙伴关系为例,探讨了国际组织利用治理联盟扩展自主性的问题。
她认为,在国家间合作的模式下,国际组织的治理活动常常受制于成员国的特殊利益,不愿贡献资源。
而 伙伴关系 这一新型治理模式使得国际组织可以通过建立治理联盟的方式相对自主地开展活动,实现自主权的扩展。
但是,维系治理联盟的协调难题、行政成本、监督问题,同样需要扮演领导角色的国际组织付出代价。
当国际组织难以承受代价而又认为这一合作模式对于开展治理活动至关重要时,就可能以自主性换取联盟的维系。
四、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为与责任国防大学唐永胜教授探讨了全球治理与中国外交的关系。
他认为,全球治理是不可逆转的重大历史趋势,这一进程给中国的内政外交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中国应避免成为国际体系变迁过程中矛盾的焦点,同时,必须摒弃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和过分纯粹的理想主义,积极参与全球化,不断推动自身进步。
中(下接156页)此外,金融业的产品创新和投机冲动是难以遏制的。
因此,为了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避免泡沫所造成的破坏和混乱,重点是在法律、制度、道德和政治等各个层面上加强监管。
金融是公共产品,必须回归对它的政府管理,立法规范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行为。
资金的投放不应以市场为导向,追捧市场热点,而应以国民经济的需求为出发点。
另有专家指出,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由于发达国家金融相互依存、高度一体化的特点,欧、美、日发达国家无一幸免。
由于中国、印度等国家在货币体系、资本市场体系及商业银行体系上都相对独立,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并不直接相连,这道 防火墙 使其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并未受到美国次贷和金融危机过多的影响,从而免受 金融海啸 的直接冲击。
此外,金融问题的实质是信心问题,而国民对未来有无信心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 软实力 的体现,因此,对本土话语权(包括文化市场、信息传播渠道等)的掌控事关软实力之战的成败,是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
在这两个方面,中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够在相对安全、超脱的环境下研究其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得失成败。
如果拿捏得当,中国完全可以及早走上一条良性循环、科学合理的发展道路,相比欧洲国家少走很多弯路,节约一代人的时间。
在为期三天的研讨中,与会双方还就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和民族问题、风能的开发和利用等主题进行了坦率且富有成效的讲解、讨论和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