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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修己安人的管理哲学
儒家修己安人的管理哲学思想，源于中国古代儒家传统的观念。
儒家认为，一个人必须以正确的原则和道义准则来行事，以此修正自己的品行，治理国家，实现和谐的社会，同时也要安抚他人的心情，使他们不会产生嫉妒和愤怒。
综上所述，儒家修己安人的管理哲学思想主要涉及:自我修养、追求真理以及关注他人并促进社会和谐。
首先，在自我修养方面，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以及源于儒家学说的理想，使人不仅能够做到自律，还能够建立正确的观念。
其次，追求真理，在社会和谐过程中，个人应该遵循自然规律，发掘真理，积极沟通，避免内外斗争，尊重他人，平等互助，坚持真理，要自觉地去了解和传承真理。
最后，关注他人及促进社会和谐，应尊重他人，发现优点，与他人分享，促使他人从自己优点中获得喜悦和成就感，构建正能量，让自然和谐回归，以此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
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诸葛长青（海涛）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
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
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
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
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
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
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
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
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
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
“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
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儒家思想产生背景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
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几千年之后，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
古代中国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古代中国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儒家思想是中国历史上一种重要的哲学思想流派，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演变。
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是人本主义、仁爱和和谐。
本文将从古代中国的儒家思想的起源和基本概念入手，探讨它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作用及其对今天社会的现实意义。
一、儒家思想的起源和基本概念儒家思想的起源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逐渐形成并发展壮大。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关于人的道德和伦理的思考，以及建立和谐社会的途径。
儒家思想的基本概念包括“仁”、“礼”、“义”、“智”、“忠”等。
其中，“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对他人的关怀和爱心。
儒家追求的是一种人际关系的和谐，体现在对他人的关心、尊重和倾听上。
同时，“礼”和“义”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概念，其中“礼”强调的是社会交往中的行为规范，“义”强调的是个人的道义准则。
这些概念共同构成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
二、儒家思想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儒家思想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政治、教育、家庭和道德等领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政治方面，儒家思想强调的是“君子治国”和“仁政”，即通过仁爱之心来治理国家。
儒家思想认为君主应具备道德高尚的品德和权力的正确运用，关注百姓的幸福和安全。
这一思想为中国古代帝王和政府管理者提供了一种正确的治国理念。
在教育方面，儒家思想提出了教育的目标和方法。
儒家注重培养人的品德和修养，强调师生之间的关系和教育的传承。
儒家思想形成了中国古代的师生关系模式，将师德与学生的品行培养相结合，为中国古代教育方式奠定了基础。
在家庭方面，儒家思想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关系。
儒家思想提倡尊重父母、关爱子女、忠诚于家族和社会等传统价值观，对家庭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道德方面，儒家思想通过强调个人修养和道德准则，塑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风尚。
儒家思想与道德教化相结合，使得道德规范成为中国社会的准则，为社会秩序和道德风尚的形成贡献了重要力量。
儒、法、道三大家管理思想辨析统治中国古代几千年历史的主流思想是三大学派：儒家、法家和道家。
这三大学派都产生于中国古代思想最活跃的春秋战国时代。
其管理思想的基本逻辑结构是：人性假设——管理方式。
他们各自提出对人的基本看法，并进而提出自己的管理方式，从而各自形成较为系统的治国治生的管理思想。
1.儒家管理思想:王者之道，仁政德治；儒家管理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以“人”为中心，讲“以政为德”，讲“忠恕之道”，讲“正己正人”，主张“仁政”、“贤能政治”以及“重民”、“和为贵”、“仁义”等。
孔子在《中庸》中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将人作为管理的载体，把“治人”归结成为管理的本质。
同时，儒家学派强调用道德感化感动人心，要比一味惩罚会收到更好效果。
正如《论语》中记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凡事要“以德服人”，实行“中庸之道”。
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德礼为治的政治管理思想，在“性善论”的基础上，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实施“仁政”的政治主张。
主要内容：①行“王道”，施“仁政”；②主张“贤能政治”；③“重民”思想；④“和为贵”思想；⑤“仁义”思想。
此外，儒家特别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自身的管理，“君子务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体现管理者从自身做起，培养自己德行的观点。
2.道家管理思想:王霸杂合之道，无为而治。
道家管理哲学的基本思想是以“道”为中心，讲“无为而治”，讲“弱者道之用”，讲“天地相合”。
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将“道”看作是一种客观规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此强调人们必须按照自然规律办事，顺其自然，做到天地相合，充分融会，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然而“道常无为”，因此要“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实有似无，无为而治，达到一种较高的管理境界，即通过最少的、必要的、有效的法律制度把社会干涉行为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实现组织的自然和谐与个人自由的协调发展。
孔子的管理思想【内容提要】孔子的管理思想理论，从尊重人出发，以人性假设为基础，以道德自律为核心，以其方法论建立起了科学的管理模式，在当代管理中正在发挥着它的巨大的作用。
孔子的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仁义礼智信”，“仁”是企业发展的保证，“义”是企业立足的根本，“礼”是企业生存的基础，“智”是企业成功的关键，“信”是企业兴旺的标志。
“仁义礼智信”不仅是伦理之道，而且也是管理之道。
【关键词】仁爱/义利/礼仪/智力/信誉【正文】一、以仁为原则的管理“仁”是居于整个儒家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核心地位。
在《论语》一书当中提到仁的很多处。
仁的内涵，孔子说的很明确，“仁者，爱人”。
如何去实践呢?孔子强调在内为仁，在外为礼，内心的道德操守和外在的行为规范相统一就达到了仁的境界。
仁者，人也，其核心是尊重和关爱人。
也就是说达到这种思想境界的最基本的方法和途径就是体现一颗善良正直的心，自己想办成的好事，也帮别人办成，自己不喜欢的，也决不强加到别人的身上。
达到这种境界的关键在于从身边的日常平凡小事做起。
管理从某个层面上说，是协调各种矛盾的工作，最基本的是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矛盾。
而人际关系的协调最重要的是启发人的道德自觉，而达到道德自律。
如果人人都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而又能严于律己，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就会减少很多，有了冲突和矛盾也容易得到解决。
在儒家的若干道德规范中，“仁爱”是用来提高道德自律的思想基础。
“仁”是孔子关于人本主义哲学的中心范畴。
“仁”的内涵很丰富，但它的基本内涵是“爱人”。
孔子的学生樊迟请教“仁”时，孔子回答说：“爱人”（选自《论语·颜渊》），孟子也说：“仁者，爱人”（选自《孟子·离娄下》）。
儒家认为：人为万物之灵，是得天地之灵气而生的，因此，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应该是互助互爱的，只有这样人际关系才能和谐，社会才能得到安宁与发展。
“爱人”首先要从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开始。
孔子的学生有若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选自《学而篇》），“孝，善事奉父母者”；“敬爱兄长之谓悌”。
儒家中庸之道管理思想的核心内涵600字篇一：松下幸之助在其《关于中庸之道》一文中说，中庸之道的真谛是：“不为拘泥，不为偏激，寻求适度、适当”；中庸之道“不是模棱两可，而是真理之道，中正之道”。
他呼吁：“但愿真正的中庸之道能普遍实践于整个社会生活中”。
中庸思想是管理上追求的“合理化”。
要避免“过与”和“不及”,无论人、事、地、物、时及其它,都要求其“适当”、“合宜”,也就是“恰到好处、恰如其分”。
“中”的标准介于没有过与不及,没有或偏或颇,没有过猛过宽,或过刚过柔,没有或左或右,而是随时皆宜,随地皆宜,随人皆宜。
将中庸之道运用到现代企业管理和社会生活中，会对我们现代人的工作、生活中处理各种问题以极大的帮助。
《中庸》的核心观念是“诚”。
认为“诚”是“天”的本性，是天地万物皆赖以存在的根本，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人要通过道德修养工夫，“择善而固执之”，以求达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的境界。
中庸，是儒家学说和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人的灵魂。
胡适曾说“中庸的哲学，可说是一般中国人的宗教。
”毛泽东高度重视中庸，指出中庸哲学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中国人的思维与西方人的思维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即西方人是以“客观世界”为参照的，而中国人是以“自我”。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能有效的简化“信息”。
中庸思想对现代行政管理的启示中庸是人们行事的最佳状态，无过也无不及，恰到好处。
“中庸”这一概念由孔子首先提出。
中庸之道虽然常用于论述道德修养的问题，但在现代行政管理领域，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中庸提倡“执两用中”把握“两端”寻求它们的“中”。
“两端”是矛盾对立的两面，“中”即对立两面的协调、平衡和统一。
篇二：“中庸”是孔子思想的哲学基础所谓哲学，就是对事物总的、根本的认识。
而对事物不同的认识决定不同的思想体系，换句话说，就是任何思想都有它的哲学基础，比如辩证法是老子思想的哲学基础，相对论是庄子思想的哲学基础，性本恶是荀子、韩非子思想的哲学基础，性本善是孟子思想的哲学基础，“空”是佛的哲学基础，实用主义是美国人的哲学基础，等等。
孔子的儒家文化学说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哲学思想，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道德伦理。
其核心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仁爱思想：孔子认为，“仁者爱人”，即人类应该具备慈爱、关怀、尊重和宽容的心态。
人们应该以爱己之心爱人，以责人之心责己，实行互爱互利、互帮互助的人际关系，以达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礼治思想：孔子认为，“礼之用，和为贵”。
礼治思想主张以礼治国，以礼治民。
通过礼仪规范和道德准则，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尚，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
德治思想：孔子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德治思想主张以道德教化治国，通过提高人民的道德素质，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中庸思想：孔子认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中庸思想主张折中、平衡、适度，不偏不倚，不过不及。
在处理人际关系和治理社会时，应该遵循中庸之道，避免走极端或偏激。
教育思想：孔子认为，“教育者，其为人之本也”。
教育思想主张通过教育培养人的品德和能力，实现个人的自我完善和社会的进步。
孔子的儒家文化学说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视
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之一。
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互助，追求个人与社会的统一和协调。
在现代社会中，孔子的儒家文化学说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如教育、管理、伦理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我国有着几千年不间断的历史，有着丰富的治理国家、发展农桑、战争攻守、教化百姓、文化礼仪等文化典籍，以及探究天理、人性等哲学著作，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的思想。
从教派、学派的角度讲，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又主要体现在儒、兵、道、法四大家的文化当中。
一．儒家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孔子和孟子是儒家主要代表人物。
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
论语中讲“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体现在管理思想上便形成以人为中心的基本精神，其本质是“治人”。
在儒家的代表作《论语》中的管理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1．“和为贵”的思想。
孔子讲“礼之用，和为贵”。
“和”就是和气、合作、和睦、和谐。
强调“和”就是强调对人际关系的调整。
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而在三要素中人和为上。
对于治国来讲，和能兴邦，只有建设和谐世界、和谐社会，和谐城市、和谐社区、和谐家庭，理顺公务员、人民和人民代表之间的关系，才能使一国安居乐业，国富民强。
2.“中庸”的思想。
中就是正，庸就是融合。
中庸讲得是正确解决矛盾的方法，不是和稀泥。
任何矛盾都有两个对立面，但两个对立面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
解决矛盾就是把矛盾的两个对立面中正确的东西提炼出来，并将其融合在一起，使事情得到一个较为圆满地解决方式。
3.“德治”的思想。
孔子在《论语》中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意思是“统治者要以道德来治理政事、教化万民，就像北极星那样，自己居于固定的方位，群星都会环绕在他的周围”。
无论是什么团体，他的领导者必须具备较团体成员更为高尚的道德水准，只有如此才能赢得下属的爱戴，其政令的实施也才能更加通畅。
4.“礼治”的思想。
儒家学说以“仁”为最高的思想境界，而要达到这一境界，就必须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言行，即所谓的“克己复礼以为仁”。
在具体做法上要求不同的人都要立足自己的角色说话，按自己的身份行事，也就是找准自己的位置。
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初探摘要：儒家管理哲学在长期的封建政治管理实践中一直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管理思想。
儒家管理哲学一贯强调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以实施道德教化作为管理活动的首务，以“修、齐、治、平”为实现管理职能的基本途径。
正是这些构成了儒家管理哲学有别于其他管理流派的核心理念。
关键词：儒家；管理哲学；核心理念。
关于儒家管理哲学在封建政治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学界人士普遍认为，自儒家取得独尊之势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不管他们个人有什么偏好，或尊法，或好佛，或崇道，但在治国的指导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管理哲学为主流的”[1]317;“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从总体上看，还是…治世‟多于…乱世‟，…稳态'多于‟无序…，‟常态…多于‟变态…。
因而，反映农业社会常态（稳态）运行规律的‟治国之道…———儒家管理哲学，就无可争辩地成为社会管理的主导思想”[1]321。
还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在我国的管理史、哲学史、社会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中占有特殊地位，欲富国强兵，实非儒学莫能为。
这些对儒家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的评价，是符合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政治管理实践的基本事实的。
的确，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的管理哲学为主流；历朝历代的先贤，不管他们从什么立场和角度对儒家的管理思想作出选择、补充、阐释和发挥，基本上都是围绕儒家圣贤所提出的几个不变的中心理念来进行。
正是这几个一以贯之的理念，规定并指导着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方向，体现出儒家管理思想与其他学派管理思想的本质区别，代表了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
本文试图对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作一探讨，以期对当今的政治管理实践提供思想借鉴。
一、为政在人：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
儒家认为，造成天下治乱的根本原因在人。
正由于人心不古、人心不仁，故乱臣贼子纷起，整个社会陷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之中。
既然“天下无道”的根本原因在人，那么要使整个社会回复到“天下有道”，同样也离不开人。
因此儒家十分重视人在政治管理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把人视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围绕人这个中心来展开他们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
儒家学说的开创者孔子首倡以“仁”为中心观念的管理思想，主张“仁者爱人”。
按《说文》解：“仁，亲也，从人从二。
”可见“仁”实际上是“二人”的复合字。
这表明孔子将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管理思想的出发点。
这里的“人”，既包括管理者即统治者，也包括被管理者。
关于管理者如何“爱人”，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2]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颜渊。
这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
看来，“仁”的方法不过是以本人为尺度，来调节本人与他人的关系，这里就包含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首先，孔子要求管理者把与自己相对而言的被管理者当作人来看待，主张关心人、爱护人，重视人的价值，反对“始作俑者”，反对“不教而杀”，认为这只是作为管理者的最起码的条件和要求。
其次，孔子进一步主张管理者对被管理者要“富之”而后“教之”[2]子路，要“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2]宪问，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2]公冶长。
可以看出，孔子是将管理活动视作己立、己达进而立人、达人的活动过程来加以阐释的。
孔子这种“贵人”思想，率先确立了人在管理活动中的中心地位。
此后儒家的管理哲学始终沿着这个方向，把人作为管理的主要对象，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安人”和“安百姓”来展开的。
生活在战国后期的荀子，以天道自然为基础，把天道运行和人事区分开来，认为人处于与天、地并参的地位。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3]天论。
人的职责是“制天命而用之”，利用天时地利来创造属于自己的文明和文化。
人之所以能“自求多福”，能与天地参，是因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3]王制。
荀子认为人之贵，在于懂得利用道德制度建立起各级管理组织，懂得分工协作把大家的活动协调起来，将单个人的力量加以放大，懂得用“礼”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
在儒家思想家中，对孔子“贵人”思想作出重大发展的是孟子。
孟子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仁政”学说中，而“仁政”学说的基础是“贵民”，即重视广大民众的力量对维护封建管理制度的作用[4]197。
孟子一反西周时期一切政治经济制度都为贵族而设，贵族是国家管理的中心的观点，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5]尽心下的思想。
这一“民本”思想可以说是孟子管理思想的出发点。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维护政治决策权来说，人民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力量，要取得民众的拥护才有国家最高决策权，才有君位；而失去人民的拥护，就失去政权，失去君位。
因此对于维护整个国家最高决策权来说，人民的力量是首要的，政权是次要的，君主就更其次了。
孟子以“民本”思想为基础，发挥孔子的“富之”“教之”的管理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仁政”管理思想。
首先，孟子对“仁政”何以能够推行作了论证。
他以“性善论”为出发点，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5]公孙丑上。
“仁政”并非什么特别难的事情，管理者只需要从自己固有的“不忍人之心”出发，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梁惠王上，这就是“仁政”。
其次，孟子对“仁政”的管理模式作了严密的设计。
第一步，他抓住人民的生产生活这个国家管理的中心问题，站在“民”的立场对西周的井田制加以改造。
在他看来，“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信心，无恒产者无恒心”[5]滕文公上。
民有恒产是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保证。
为此，孟子设计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
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所以别野人也”[5]滕文公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5]梁惠王上孟子认为，管理者如能把这种蓝图变为现实，就是王道的开始，然而也仅仅是开始而已。
因国家的管理制度，不但要使人民有恒产，生产生活有充分保障，还应重视教化民众，使其“明人伦”。
所以孟子接下来又对“仁政”管理模式作了第二步的设计：“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5]梁惠王上也就是说，在“富之”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用道德理想来“教之”，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5]滕文公上这样才能使全体民众都获得全面的健康的发展，造就出一个和谐完满的社会，才算是王道的完成。
总之，“人”在儒家管理哲学中始终是一个中心话题，全部儒家管理思想都紧密围绕着“安人”、“安百姓”来加以展开。
故《礼记·中庸》有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6]一句话，“为政在人”[6]。
二、为政以德：以实施道德教化为管理活动的首务。
作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治道的主流，儒家思想从它产生起就一直倡导“为政以德”，主张用道德教化来感化百姓，从而达到有效的治理。
孔子明确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政，有耻且格”[1]为政。
在他看来，用道德教化来感动人心，要比一味的惩罚效果更好。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为政。
孟子则更加明确地主张“贵王贱霸”，提倡以德服人的“王政”，反对以力服人的“霸政”。
他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力不赡也。
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5]公孙丑上。
当齐宣王问及齐桓公、晋文公之事时，孟子毫不犹豫地回答：“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5]梁惠王上。
齐桓公、晋文公都是春秋霸主，孟子却声称“未之闻也”，其原因乃在于“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7]梁惠王章句上。
汉儒董仲舒也强调：“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8]。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虽然强调“为政以德”，但并不一味排斥“礼治”和“法治”的作用。
“礼”是西周时期用以调节“君子”即贵族之间的关系的一种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其作用介乎于“德”和“法”之间。
孔子就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认为在实施道德教化的同时，也要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荀卿更是进一步主张德与礼、法、刑、赏并举。
但是儒家始终强调“礼”、“法”的外在控制一定要与内在控制结合起来，并且以德治为主，辅之以礼治和法制，才能真正有效。
礼与法必须通过道德教化最终“内化”为人们的自觉的信念和习惯，才有长久的稳定的效果。
如果释德治而一味任法制，最终必定走向粗俗和野蛮，而粗俗和野蛮的管理是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的。
儒家所倡导的道德教化所以能行，是有一定的人性理论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
如前所述，人是整个管理活动的中心，任何管理思想、理论都是以对人的本性的认识和理解作为前提的。
在儒家那里，人性问题不仅仅是管理理论的必要前提，而且是整个管理活动的中心。
儒家的思想家们在人性问题上都持“人性可塑”的主张。
人性可塑，则道德教化能行。
孔子率先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2]阳货的观点，认为人人所禀受的天性是大体一致的，没有很大的分别，但是经过后天的习染，人与人之间便渐渐地拉开了差距，不再相近了。
孔子虽然没有言及人性的善与恶，但是肯定了人的本性是可以通过后天的环境和教养来加以改变和塑造的。
以后的儒家，虽在人性的善恶问题上有较大的分歧，但是人性可塑，相信人的本性经过塑染之后能达到善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
孟子以为人性中有仁、义、礼、智“四端”这四种根本的善，是人性所固有的，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能良知，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基本特征。
仁义礼智之所以叫做“端”，是因为仅处于萌芽阶段，论其数目不过是“几希”，有待于放大和扩充。
因此，道德教化的主要任务就是：“存其心”，“养其性”[5]尽心上。
在孟子看来，性犹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
若能扩而充之，则为君子；若丧失之、遮蔽之，则沦为小人。
如果人人皆能扩充此四端，则人人皆可以为尧舜。
孟子的性善论在儒家中占有很大优势，后来李翱、王阳明、王船山、戴东原等人对人性的看法，与孟子十分相近。
在人性问题上另一有代表性的观点便是荀子的“性恶论”，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