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明清地方与国家视域中的“海洋”内容提要：在古代中国历史上，“海洋”抑或海上活动在国家与地方社会的视域内从未一致过，尽管其紧张关系中也存在着妥协和平衡。
明清时代，内陆立国的帝制政权出于防卫、社会安全和结构、体制稳定的需要，在海洋政策上采取了保守的国策，但于具体战略上却多有变更，并且时而出现松弛和失控的情形，从而与源于经济、市场动因的地方要求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博弈关系，这种紧张在江南等东南沿海地区表现得特别显著。
明中期的倭患突现了明初海禁政策的痼疾，而明后期的弛禁甚乃放任主义主要是迫于来自地方利益的顽韧要求，于是与地方出现了某种调试和交集，从而有利于中国尤其是东南沿海的经济楔入开始连为一体的世界市场链条。
但清代强有力的国家控制，在强化法定海上贸易与沿海、近海生产、航行活动的范畴内，有效地限制了“海洋”的空间，达到了内陆帝国思维内最为理想的格局，但却由于外部世界的骤变，也即近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和占领，终于在19世纪中叶开始了包括海洋政策在内的帝国体系的崩溃。
原文出处：求是学刊2014年01引子：一个普通海货走私贸易案透视出的一般现象《刑部等衙门尚书觉罗雅布兰等残题本》载有康熙元年(1661)三月“王吉甫等违禁下海、私贩洋货案会审”的案例，情况大体如下：王吉甫，三十一岁，绍兴府会稽人，伙同处州、杭州、湖州以及广东、四川等地的32名商贩“不思海货严禁，冀图置买嗜利”，于1660年从福建走私“海货”，贩运到浙江，在台州被稽查到“洋货百担”。
在刑讯中，提审官员申令：“海逆未平，海禁森严，屡奉俞旨，片板不容下海。
”提到沿海各处各层布防：“严饬申禁，并拨官兵于海口要津昼夜堤防，不时盘诘，仍悬赏缉拿，务期奸宄绝迹，以靖内陆在案。
”王吉甫招供：“自去年十一月初九日，有绫十匹，从绍兴起身到蒿坝。
十二日到嵊县。
十五日到天台。
十六日到大石河头。
十八日从山里小路到海游下船，带有绫十匹，每疋卖银三两。
同船共三十二人……”其他案犯同伙的交待相近，提到昼伏夜出，挑选“山里小路”，“不敢上岸”；“要到杭州发卖。
明清时期中央政权南海管制式微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作者：徐桑奕来源：《历史教学·高校版》2014年第06期摘要自古以来，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我国和东南亚、西亚乃至非洲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之一。
与此相生相伴的是我国对于南海的管理和开发。
在历经多年的发展和繁荣后，在我国封建制度达到顶峰的明、清两朝，随着中央政权的海禁、闭关锁国等政策的实施，南海安全隐患逐渐显现；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渐衰落。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明清时期，海禁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4）12-0009-05中国南海问题已经是中国学界理论研究与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问题，对殖民主义伤害之追问与封建中国过往得失之反思，有益于中国海疆权力的维护与捍卫。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沟通东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动脉。
秦汉统一岭南以后，《汉书·地理志》明确记载徐闻、合浦、日南是汉帝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因此，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西汉，是我国学术界的共识。
①海上丝绸之路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形成主因是中国东南沿海山多平原少，且内部往来不易；同时前往西域会有许多山丘与河流阻碍，此举可解决陆路的不便；另外，受中国东南沿海夏、冬季风的影响，由海路贯通亚欧的便利也大大增加。
根据《汉书·地理志》《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和《大秦传》所载，秦汉时南海丝路航线有四条：一是由广州至今越南、柬埔寨航线；二是由广州至今印尼爪哇或苏门答腊航线；三是由广州至今印度、斯里兰卡航线；四是由广州至波斯湾转罗马帝国航线。
这些航线皆经今广东西南、雷州半岛、海南岛西侧和北部湾海域，并且海域及海岛皆首先为我国人民所认识和开发。
由此可见，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诸多路线中，南海是极其重要的地区之一，因为由广东、福建地区出发，无论前往马六甲海峡，还是前往印度洋，南海都是必经之路。
那么中国对南海的主权，则经历了一个自中国人对南海诸岛的发现，持续经营、管理，以及历朝明确将南海纳入管辖版图的历史过程。
思想战线2011年第3期第37卷 3,2011Vo l 37论明清时期海洋政策的内趋性刘俊珂关于明清时期的海洋政策,学界争论颇多。
由于这一时期海禁政策一直是明清时期海疆经略的主线,而其间又有摇摆不定的开放阶段。
因此,站在不同的历史视角可诠释出不同的政策含义。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的纵深处来考察这一现象,则会发现明清时期海洋政策的变化脉络呈现出明显的内趋性特征。
一、明清时期航海事业的发展与转向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大航海时代来之前,中国的造船技术、航海规模、和贸易量在世界上均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尤其在西太平洋海域占据着绝对优势。
进入明清时期以后,传统航海事业呈现出继续发展的态势。
沿海造航业日益繁荣,官、民造船厂遍布沿海地区,泉州、厦门、福清和广州等地都成为著名的造船基地。
当时海船之规制已远迈前代,如福建所造福船!可容百人,底尖,其上阔,其尾昂而张,其尾高耸,设舵楼三重于其上。
∀ 与此同时,在海上贸易的促动下,沿海贸易港发展迅速,太仓、厦门、泉州、广州等地迅速成为闻名世界的海港。
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中国驶往日本的商船共3017艘,年均41 1艘。
#在对东南亚地区的海上贸易中,16世纪前后出海商船年均达91艘左右。
∃然而,也恰恰是在这一历史时期,传统中国的海疆局势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一方面,海洋事业的繁盛虽然于国家经济有利,但对当时政府而言,海疆的不安定因素却在日渐增加。
另一方面,由于西方海上殖民势力已进入亚洲海域,并不断挑战中国传统的海洋贸易政策,明清统治者对此深以为忧。
由于没有成功的前例可资,因此诸多海疆情势的变化使明清中央政府开始采取不断收缩海洋的措施,希望以此达到固守陆疆的目的。
随着海洋经略思想导向的转变,中国海洋事业发展的良好势头也开始发生逆转。
虽然从贸易总量上看当时中国可能还有某种优势,但实质上,在东亚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传统贸易格局已开始发生改变。
18世纪以后,中国海上贸易传统优势已经丧失,并逐渐成为西方海上商业势力的附庸。
原始资料：明清的“海禁”政策
倭奴拥众而来，动以千万计；非能自至也，由内地奸人接济之也。
济以米、水，然后敢久延；济以货物，然后敢贸易；济以向导，然后敢深入。
海洋之有接济，犹北陲之有奸细也；奸细除而后北虏可驱，接济严而后倭夷可靖。
所以稽察之者，其在沿海寨司之官乎！
稽察之说有二：其一曰稽其船式。
盖国朝明禁“寸板不许下海”，法固严矣。
然滨海之民以海为生，采捕鱼虾有不得禁者，则易以混焉。
要之，双桅尖底，始可通番。
各官司于采捕之船定以平底单桅，别以记号，违者毁之，照例问拟；则船有定式，而接济无所施矣。
其二曰稽其装载。
盖有船虽小，亦分载出海，合之以通番者。
各官司严加盘诘，如果采捕之船，则计其合带米、水之外，有无违禁器物乎？其回也，鱼虾之外，有无贩载番货乎？有之，即照例问拟；则载有定限，而接济无所容矣。
──《明经世文编选录》上谕大都督府臣曰：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
近闻福建兴化卫指挥李兴李春私遣人出海行贾，则滨海军卫岂无知彼所为者乎？苟不禁戒则人皆惑利而陷于刑宪矣，尔其遣人谕之有犯者论如律。
──《明太祖实录》（洪武）禁民下海。
时福建濒塘海居民，私载海船，交通外国，因而为寇郡县以闻。
遂下令禁民间海船。
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明太宗实录》（永乐）顺治元年，清政府颁发“迁海令”，将北起山东南至广东的沿海居民内迁三十四华里，并且将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水。
凡溪河，竖桩栅。
货物不许越界，时刻瞭望，违者死无赦。
──《台湾外纪》卷十二
1/ 1。
中国历史上的海洋政治战略浅析作者：胡静来源：《现代交际》2011年第05期[摘要]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对海洋政治战略都非常重视。
本文通过对中国历史上各朝海洋政治战略的分析，希望可以作为当代大陆中国的海洋政治一种参考学习的契机，从历史的经验中制定出适合中国发展的海洋政治战略，从而加强中国的综合国力。
[关键词]海洋政治战略历史中国[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5－00 －02一、中国历史上的海洋政治战略（一）秦汉时期的海洋政治战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在全国范围内包括沿海一带进行巡游。
“秦始皇二十八年，秦始皇东巡海上，沿渤海南面，航经黄，腄，成山，南登琅琊，这些地方都是著名的古代齐国航海港口；4年后又东游渤海北岸古代燕国重要的港口碣石。
在第5次巡游中秦始皇从江乘乘船北上，沿海航行五六百海里，从琅琊经过崂山，沿山东半岛的东面环航一周，到达芝罘。
”[1]此外，秦始皇还派徐福东渡。
据司马迁《史记》的《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有齐人徐福等上书秦始皇，称海中有三神山，请允许他率领童男童女出海去访求仙人，为秦始皇寻到长生不老之药。
于是秦始皇派徐福率领3000名童男童女以及工匠入海远航。
汉武帝和秦始皇一样，曾7次进行了海洋巡游。
每一次都抱着“求神”的愿望。
但是他们的海上巡守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富于政治目的的。
首先，秦始皇的海疆巡守是为了向海内外各类势力证明中央王朝的统治权。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六国贵族并未平伏，而是蠢蠢欲动，意欲复辟。
为了防止旧势力的反抗，还利用巡游海内外，显示秦王朝的强大。
汉武帝时期，海外并未平伏，新开辟的群县并未巩固。
北方朝鲜半岛、南方的百越地区都出现了激烈的反抗。
因而，汉王朝大力建设海军，并通过巡守戍防海疆，威势海外。
其次，秦始皇和汉武帝的巡游希望借助祭祀名山大川，企图从精神上和道义上获得中央统治的支持。
明清时期海洋政策的主要变化和原因
明朝海禁的过程：
1、明太祖下令“寸板不许下海”，是明朝建立伊始就制定的遏制中国人对外交往的海禁政策。
2、明政府于洪武十九年（1386）废昌国县，二十年将舟山岛城区和镇外鼓吹两里以外的居民和其他46山（岛）的居民徙迁内陆。
本来，明太祖期望海禁政策对海防的巩固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3、世宗死，穆宗继位，认识到“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开始调整严禁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政策。
清朝在收复台湾以前，曾经厉行海禁政策，严禁商民出海贸易，片板不许下海，犯禁者一律处死，货物没收入官。
这种海禁政策地实施，主要是为了对付郑成功及其子孙的海上势力，并不是针对外国的。
因此，1683年清朝收复台湾后，逐步放宽海禁，准许对外贸易。
但是到乾隆前期，针对英国等西方国家贪得无厌的
要求，清政府又加强了对外贸易的限制，下令关闭除广州以外的其他通商口岸，并且颁行严格约束外国商人的条例和章程，这样便形成了所谓闭关政策。
闭关政策历经乾隆、嘉庆年间，一直延续到道光时鸦片战争前夕。
所谓闭关政策，是指清王朝严格限制和禁止对外交往和贸易的政策。
主要内容有三：限定一口（广州）通商、严格约束外商活动、限制中国商民出海。
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原因有三：清朝统治者的短视和无知是“闭关锁国”的直接原因；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较稳定，对外来商品有较强的抵制作用，这是闭关锁国政策的经济根源。
三是清朝统治的需要。
为防止中外反清势力的联系和西方殖民主义的渗透，清朝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思想战线2011年第3期第37卷 3,2011Vo l 37论明清时期海洋政策的内趋性刘俊珂关于明清时期的海洋政策,学界争论颇多。
由于这一时期海禁政策一直是明清时期海疆经略的主线,而其间又有摇摆不定的开放阶段。
因此,站在不同的历史视角可诠释出不同的政策含义。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的纵深处来考察这一现象,则会发现明清时期海洋政策的变化脉络呈现出明显的内趋性特征。
一、明清时期航海事业的发展与转向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大航海时代来之前,中国的造船技术、航海规模、和贸易量在世界上均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尤其在西太平洋海域占据着绝对优势。
进入明清时期以后,传统航海事业呈现出继续发展的态势。
沿海造航业日益繁荣,官、民造船厂遍布沿海地区,泉州、厦门、福清和广州等地都成为著名的造船基地。
当时海船之规制已远迈前代,如福建所造福船!可容百人,底尖,其上阔,其尾昂而张,其尾高耸,设舵楼三重于其上。
∀ 与此同时,在海上贸易的促动下,沿海贸易港发展迅速,太仓、厦门、泉州、广州等地迅速成为闻名世界的海港。
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中国驶往日本的商船共3017艘,年均41 1艘。
#在对东南亚地区的海上贸易中,16世纪前后出海商船年均达91艘左右。
∃然而,也恰恰是在这一历史时期,传统中国的海疆局势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一方面,海洋事业的繁盛虽然于国家经济有利,但对当时政府而言,海疆的不安定因素却在日渐增加。
另一方面,由于西方海上殖民势力已进入亚洲海域,并不断挑战中国传统的海洋贸易政策,明清统治者对此深以为忧。
由于没有成功的前例可资,因此诸多海疆情势的变化使明清中央政府开始采取不断收缩海洋的措施,希望以此达到固守陆疆的目的。
随着海洋经略思想导向的转变,中国海洋事业发展的良好势头也开始发生逆转。
虽然从贸易总量上看当时中国可能还有某种优势,但实质上,在东亚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传统贸易格局已开始发生改变。
18世纪以后,中国海上贸易传统优势已经丧失,并逐渐成为西方海上商业势力的附庸。
当然,从整个明清时期的海洋政策来看,两朝政府并不是完全决然地封闭了海洋大门,而是在闭开无常的摇摆中呈现出强烈的收缩态势,具有明显的内趋性特征。
明朝弃海岛迁民入内地和清朝以陆防海措施的相继出台均是这一特征的显例。
二、明清时期海洋政策内趋性的主要表现(一)严海禁以达到拒外防内的治海初衷海禁政策是明清时期对外关系中有别于前代且最具特色的部分。
自朱明王朝建立迄至鸦片战争前的600年间,这一政策一直得到有效的推行,间或有短暂的松弛间隔,但始终并未扭转海洋政策的总体趋向性。
明朝初年便严申禁令,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
不得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者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
朱棣登基16天后,便下诏禁止军民!交通外国∀,并要求!所司一尊洪武事例禁治∀。
%宣德时命行在都察院严私通番国之禁。
英宗时期甚至有严私下海捕鱼之禁。
嘉靖年间,海禁的措施则走向极端,拆除一切违禁大船且尽数毁之。
隆庆开关后,近50年稍驰的开海政策又因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出兵侵略朝鲜、中国东北海防局势严峻而中止。
至崇祯时期,明廷政局势如累卵,已不复出台有效的治理海疆措施。
清朝入主中原以后,一方面致力于陆上边防的重建和强化,另一方面对海洋的经略则在严禁和防范中完成。
康熙帝认为:!海外有吕宋、噶喇吧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薮也。
∀&雍正帝认为:!中国北有俄罗斯是不可轻视的,南有欧西各国,更是要担心的∀,!虽现在不必顾虑及此,然苟千万战舰来我海岸,则祸患大矣。
∀∋迨至乾隆皇帝继位,西方海上商业殖民势力已完成了对太平洋西海岸地区的渗透,清时所面临的海疆局势更为严峻。
因此,为了有效加强海上防务从而达到稳定海疆的目的,乾隆皇帝相继关闭了除广州以外的其他沿海商港,并颁布了(145( #∃%&∋作者简介:刘俊珂,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云南昆明,650091)。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8册)江南经略∗卷八上,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32页。
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
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63页。
)明太宗实录∗卷十,洪武二十五年秋七月壬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第149页。
)清圣祖实录∗卷二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49页。
耿 昇,朱静等译:)耶稣会士通信集∗,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363页。
全面管制外商的第一个章程)防范外夷规条∗五款。
凡此,均折射出清代中国已明显感受到西方世界的压力和无力措置的情状。
所以,纵观明清两朝,为了达到拒内防外的目的,海禁始终是海洋政策的基本主调。
(二)有限开海以绥靖民间海上商业力量严酷的海洋政策氛围使明清时期中国海上贸易在困境中踽踽独行。
但是,手工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以及与世界大市场一体化的逐渐形成,使中国民间海上商业力量日渐壮大。
海上民间商业力量开始形成规模化商业集团,并不断为商业利益而与朝廷政策抗争。
隆庆开关即明代海上商业力量与国家海禁政策斗争结果的显例。
但是,隆庆开海并不代表明廷海禁政策的终结。
如果说明前期海禁政策的推行对海上商业力量的发展是一道坚实的壁垒,月港开放则仅只能看做是明政府调整海疆政策的一种巧妙手段而已。
隆庆开海后,实际上亦仅对国内海商开放月港一地,并不是全方位的开放海洋,而是在!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的指导原则下有限地开放。
入清以后,虽然清政府分别设立了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和粤海关等四个海关负责管理海外贸易事务,但清朝并未放松对沿海商民控制。
沿海商民虽然可以出海,但只!许令乘载五百石以下船只,往来行走∀。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定例:!三年不归,不准再回原籍。
∀#乾隆时期闽、浙、江三海关的撤销和)防夷五事∗的颁布表明了清廷对外来势力的警惕和不安,同时在客观上也加强了对国内海上贸易发展的限制。
而事实上,从康熙时期禁止滞留在东南亚等国的华侨回国到乾隆时期防夷、御夷之策的日趋严密,折射出清廷防范商民出海和外来夷人的观念一直未曾改变。
虽然其间海上商业力量向外发展的张力暂时影响了朝廷海洋政策的方向,但这只能看做是政策的局部调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禁防的总体特征。
适度地开放海洋成为明清政府绥靖民间海上商业力量的一种政治手段。
(三)限制民船发展以遏制民间海上商业力量崛起海陆相维的地理格局造就了中国不仅既是一个大陆国家,也同样兼备了一个海洋国家的某些特征。
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规模庞大的远洋航行都在世界航海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郑和远航不仅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而且创造了世界造船史上的奇迹。
但郑和舰队的身影无疑又是寂寥的,因为尾随其后的并不是明帝国的商船,而是身荷王命的西方冒险家。
而这一事实的形成与明清时期国家对造船业严厉而苛刻的限制措施密不可分。
明中叶以降,朝廷为了贯彻海禁政策方针,在禁民出海的同时又贯以釜底抽薪之法,,,加强海船制式控制,以图以根本上削弱商民的出海能力。
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政府发布了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者,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的禁令。
成祖依乃父旧制,永乐二年(1404年)正月,!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
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嘉靖四年(1525年),世宗遵祖宗成宪下诏浙福二省巡按官:!查海舡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虽非番物,以番物论,俱发戍边;军民知而故纵者,俱调发烟瘴。
∀%限制之严可见一斑。
清代开放海上贸易后,对民船管理一仍明制。
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无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
该管文武官员及地方甲长同谋打造者,徒三年,明知打造不行举首者,官革职,兵民杖一百。
∀&因清廷担心利于远航的福建大船走漏到外洋。
乾隆十二年(1747年)清廷当局下令:!未便任其置造,以致偷漏,永行禁止∀,!闽省头船,易滋偷漏,永禁置造,违者严行究治∀。
∋正是由于持续的民船限制政策,所以自18世纪以后,中国海上商船的吨位已无法与先进的西方商船相埒。
历史证明,明清政府对海船尤其是远洋船只规制的严格限制,不仅削弱了中国远洋航行的能力,而且也阻碍了中国海上商业力量的崛起。
当然,在政策的背后也折射出明清王朝的保守倾向和内心虚弱。
综上所述,在中国渐趋走向衰落的明清时期,社会客观环境的变化使明清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海洋的历史定位。
虽然外界压力的存在使海洋几度开放,但仍无助于政策主体走向的改变,海洋政策渐趋收缩和封闭的特征愈加明显。
从整体上看,明清时期海洋政策的内趋性是传统体制所产生的必然衍生物,只不过在世界大势发生剧变的历史时期,它显得更加落伍和有悖于时代发展。
(责任编辑 陈 斌)(146( 思想战线2011年第3期第37卷 3,2011Vo l 37#∃%&∋)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六二九)兵部∗,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36页。
)清朝文献通考∗卷三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2页。
)明太宗实录∗卷二七,永乐二年正月辛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第498页。
)明世宗实录∗卷五四,嘉靖四年八月甲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第13332~13333页。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六)刑部∗,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98页。
)皇朝政典类纂∗卷八三)征榷一(关税∗,清光绪二十八年铅印本。
转引自范金民)明清海洋政策对民间海洋事业的阻碍∗,)学术月刊∗200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