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与情的纠葛--明清时期士人关于贞女现象的论争

明清小说中的女性情爱观摘要：明清时代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黄金期，为迎合新生市民阶层的需要产生了不少为市民所喜闻乐见的文化书籍，然而这些书籍，高雅与低俗并存。

明清小说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单线结构到网线结构的发展模式，人物形象也从脸谱化发展至性格多样化，且血肉饱满，更加符合现实人性发展的状况，本文从下面几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来分析其情爱观的的变化，尤其是女性形象的丰富发展所带来的变化。

愈加丰富饱满的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表现在对她们情爱心理的细腻刻画上，作家们开始注重女性内心世界的表现，揭示她们在爱情方面的心理感受及对爱情婚姻的认识。

本文主要从明清重要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入手，着重探讨她们的情爱观。

通过列举明清几部名著中的主要女主人公，对其情感经历作分析。

关键词：明清小说；女性情爱观；奔放与内敛；变化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271-02明清时代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黄金期，为迎合新生阶层——市民大众的需要产生了不少为市民所喜闻乐见的文化书籍，高雅与低俗并存。

本文主要从明清重要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入手，着重探讨她们的情爱观。

通过例举明清几部名著中的主要女主人公，对其情感经历作分析。

主要是《金瓶梅》中的潘金莲与李瓶儿、“三言二拍”中的杜十娘、《聊斋志异》中的狐女青凤等等，对她们的情爱观从社会、心理、道德等角度作分析与比较，从而观照她们的命运人生。

本文试图对明清小说中的众多女性人物的情爱观做一个总结，从不同时期不同人物的命运来探究这些女子的情感历程，通过对她们不同情爱观的分析，来展现明清社会普通人物的情感需求以及时代对人影响，并且反映当时的社会风貌。

一、《水浒传》中的女性情爱观《水浒传》是一部农民抗争的史诗，更确切地说是一部男人的抗争历史，女人不过是其中的丁点点缀，她们的出场大部分是作为反面教材来突出男子的英勇，如阎婆惜，潘金莲等等，而其中的正面女性形象并不因其正面而有了女性色彩，以扈三娘为例。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明清时代上百万寡妇的由来封建礼教日趋严格导语：在清代，除汉族妇女外，旗人妇女受到礼教的观念影响，也十分重视贞节观念。

特别是旗人作为特殊的社会阶层，清朝政府对于旗妇守节加以特别的在清代，除汉族妇女外，旗人妇女受到礼教的观念影响，也十分重视贞节观念。

特别是旗人作为特殊的社会阶层，清朝政府对于旗妇守节加以特别的优恤。

旗人的寡妇可以定时从内务府得到的“孀妇钱粮”，这对于一个家庭而言，算是一份稳定的收入。

妇女的寡居现象与国家的政策、社会的风气有密切的关系。

明代以来，朱子学被立为官学，宋儒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宋儒程颐曰：“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

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

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

然饿死事小，失节事极大。

”见(宋)朱熹、吕祖谦编《近思录》卷六。

思想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迅速蔓延，成为彰显妇德的最主要形式。

同时，元明以来，优待与旌表节妇的制度化，则为妇女守节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从元代开始，法律上明确限制携带“随嫁奁田”改嫁，“大德七年(六)月，江浙行省：准中书省咨：准来咨该：据浙西宣慰司呈：徽州路总管朵儿赤言：随嫁奁田等物，今后应嫁妇人，不问生前离异、夫死寡居，但欲再适他人，其元随嫁妆奁、财产，一听前夫之家为主，并不许似前般〔搬〕取随身。

本省参详，若准所言相应，送礼部议得，除无故出妻，不拘此例，合准已拟相应。

都省准呈，咨请照验施行(《元典章·户部》卷之四，典章十八，婚姻，夫亡，奁田听夫家为主)。

按此规定，离婚妇女和寡妇如果再婚，就要丧失原先从父母处继承得来的妆奁物，承自娘家的妆奁都不能带走。

“朵儿赤法案”使寡妇改嫁生活常识分享。

在古代男权社会中，贞节观念好似勒在古代妇女脖子上的一条绳索。

它既是对女性进行单方面性禁锢的武器，也是长久以来形成的陋习在观念上的表现。

贞节，就是要求妇女保持性的纯洁和专一。

从先秦时代起，贞节观念和与之相应的行为一直延续了二千多年，自始至终伴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甚至还向下延伸了很长时间。

其中贞节观念的流弊以其极大的渗透力给各时代的女性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束缚与影响。

要求妇女奉行贞节道德是父权制形成的产物。

贞节观是男权社会用以剥夺女性爱情、婚姻权利，对妇女进行单方面性禁锢的得力武器。

在贞节观念流行的时代，女性的生活与之紧密相联，厚重的贞节之墙严重地包裹着女子的情爱本性。

对女人坚守贞操的自觉要求始于西周初年。

《周易》有言：“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就是说，男女相处，女人做到恒久就会大吉大利，而男人对女人恒久，反而有凶灾。

这在事实上已经是对女人坚守贞操的自觉要求了。

春秋时代的“易传”对此作了更为明确的表述：“女人贞，吉，从一而终也”。

对女人守贞的基本要求就是“从一而终”。

周朝人对“淫”的理解，主要限于女子，至于淫男，虽有称谓，但很少被指责罚惩。

由于女人的性欲被视为邪恶的根源，所以周朝人甚至将一女事二男也称为淫。

有时，即使女人本身没有要求性满足，而只是引起男人的性欲，也被视为“淫邪”女子，俗称“狐媚子”、“狐狸精”。

秦穆公的女儿辰嬴曾先后事晋惠公、晋文公，于是，当晋大夫议立嗣子时，便以“为二君嬖，淫也”为由，不立其子。

在先秦早期文献中，已出现“贞女”的记载，《周易》中虽有褒扬贞操的言辞，但对寡妇改嫁却没有严格的限制，相反还受到社会和国家的重视，少女婚前还享受一定程度的性自由。

秦汉两代的统治者都提倡惩淫和防淫。

从秦始皇开始，帝王后妃日益增多，为了防止宫女淫乱，便不断扩大宦官队伍。

汉武帝还发明了用“守宫” 虫来防止女淫的办法，即，将一种名叫 yan 蜓（俗称壁虎）的虫子用朱砂喂养，然后将变红的蜒捣碎点在宫妃身上，倘若红点消逝，便证明某宫妃有淫乱行为。

浅谈明代女性贞节观背后的失贞现象作者：张少婷来源：《丝绸之路》2011年第12期［摘要］从正史及官方资料来看，明代女性贞节观念已经得到极大强化，但从正史以外的资料来看，在此类现象背后，实际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现实：在普通民众中，失贞现象依然普遍存在。

失贞现象的存在有其历史和现实原因：人的本性不可压抑、家庭经济条件的作用不可低估、明中后期世风变得开放、进步思想家的倡导等，反映了明代对女性贞节的看重和对失贞的容忍同时并存的社会现实。

［关键词］明代；女性贞节；失贞现象［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2-0035-02对明代妇女的贞节研究一向是明代妇女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般认为贞节观念经过宋代理学家的强调到明代臻于成熟，并普及于社会。

①但是，当我们尝试从民间社会生活的角度来考察这一问题时，却发现情况非常复杂，不能笼统地用压抑人性或封建道德之类的说法进行概述。

研究者多是从正史和官方资料或当时官方和政府确立的统治思想方面来推断整个有明一代妇女的贞节观，还可以从野史、地方志、小说以及传统和生活现实出发去寻找历史的真相。

一、明代女性贞节观念的强化由于受宋元时代的影响，明代女性的贞节观念得到了进一步强化，首先体现在国家从法律上制定了表彰女子贞节的条文，《明会典》载，洪武元年（1368），明政府下诏“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

其次体现在列女人数的激增上，《明史•列女传一》称：“明兴，著为规条，巡方督学岁上其事。

大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乌头绰楔，照耀井间。

乃至僻壤下户之女，亦能以贞白自抵。

其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虽间有以文艺显，要之节烈为多。

呜呼，何其盛也！”②文中“不下万余人”表明了当时列女人数很多。

《明史•列女传》大约收录了265位，人数已是《元史》中记录的列女数量的三倍以上。

这说明明人对待女子贞节问题的态度趋于严格。

“情”与“礼”的抗争——崔莺莺人物形象分析教育学院 07小教1班潘晓丽 0708010039摘要：崔莺莺是元杂剧中一个反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的爱情生活，争取婚姻自由的封建礼教叛逆者的形象。

崔莺莺的光辉形象，历来受到人们高度赞誉，称赞崔莺莺是封建社会里反封建礼教的勇士。

我们仅从人性的角度，探究崔莺莺由一位封建礼教熏陶的相国小姐，冲破重重阻力，和白衣书生张生结合的艰难过程中，对爱情的渴望和大胆追求，展现了爱情与封建礼教的激烈抗争。

关键词：崔莺莺封建礼教爱情叛逆者抗争崔莺莺是《西厢记》中一个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温柔端庄，城府极深，勇于反抗封建婚姻制度，追求爱情自由与婚姻幸福的女子。

她是王实甫现实主义创作下反抗封建礼教的典型，封建礼教熏陶的相国小姐，冲破重重阻力，和白衣书生张生结合的艰难过程中，对爱情的渴望和大胆追求，也伴随着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内心的激烈抗争。

一、勇敢面对爱情崔莺莺出身于封建社会达官贵人豪门望族之家。

她父亲是当朝权重位高的丞相。

他当然也是封建礼教的守护神。

她母亲是封建门阀制度的奉行者，封建礼教的捍卫者。

她主观上十分疼爱自己女儿，希望女儿生活幸福，婚姻美满，但是她从封建礼教出发，按照封建礼教来规范女儿言行，调教女儿习性，希望将女儿培养成为循规蹈矩的封建礼教的典范，实际上她是在不断地在损害着女儿的真正幸福，压制着女儿的人性。

崔莺莺她虽然长得如花似玉，容貌秀丽，感情丰富，但却长期闭锁在深闺后院，与世隔绝，接受封建礼教的教育。

企图用封建礼教扑灭崔莺莺的爱情之火，压制她对美好人生的渴望和追求。

崔莺莺的人性早已被践踏。

然而寺庙相遇，点燃了崔莺莺的爱情火焰。

崔莺莺醒悟到爱情是自古以来最甜蜜、最令人向往的情感。

她深深认识到闭锁深闺不为人识的痛苦，怎能让自己青春在禁锢中流逝：“怎能让自己金枝玉叶自毁掉，无人赏怜”、“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

”这既是她思想痛苦的流露，又是她对美满幸福爱情生活追求的开始。

两人不期而遇使压抑在崔莺莺心底的爱情之火在这次相遇中被点燃。

揭秘中国古代女子的贞节血泪史贞节牌坊荒唐的是，由于传统观念对旌表贞节的大力提倡，拥有一座贞节牌坊在人们看来是件无上荣耀的事情。

任宝芝自尽的年代，处于新旧交替的转折时代，辛亥革命虽然成功推翻了封建制度，却无法革去束缚在人们思想中的贞节观念。

市井小掌故“贞节”，又叫“贞操”，在传统的观念里说的是女子不失身、不改嫁的传统道德。

这种对处女贞洁与寡妇贞节的重视，在中国可谓历史悠久，具体形成于哪一年，大概是在私有制确立、一夫一妻制形成以后。

当时的贞节观念是针对男女双方而言的，指的是夫妻双方在婚姻的持续期间内所要恪守的道德规范，既不允许男子另觅他欢，也要杜绝女子红杏出墙，否则就会被视为“禽兽之行”，受到道德的谴责或法律的制裁，这种贞操可称为“夫妻之贞”，这应该是最早的“男女平等”。

随着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男尊女卑观念的形成，逐渐地，贞节成为对女性忠贞的专门要求。

《史记·田单列传》说：“贞女不更二夫。

”《列女传·宋鲍女宗传》：“妇人一醮不改，夫死不嫁……以专一为贞，以善从为顺。

”道出了“贞”意，就是女子要对男子忠贞。

相反，很少提及男子也要对妻子忠贞的男女平等观念。

这种观念的影响，使得当时很多人认为贞洁比出身门第更重要。

到了秦汉时代，这种观念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

许是秦始皇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三千佳丽于一身，不能一一宠幸，又担心他们红杏出墙，因而到处宣扬贞节，到处巡视刻石作记。

秦山刻石记：“男女礼顺，慎尊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

”碣石门刻石载：“男乐其畴，女修其业。

”汉代更倡贞节，对贞妇诏赐玉帛，旌表贞节。

唐代的社会风气特别开放，这和国力强盛、国家富庶、中外交流增多有很大的关系。

人们对贞节观念淡薄，因而，唐朝女子红杏出墙的事情就特别多。

《新唐书·公主传》记载，太宗女儿合浦公主下嫁给房玄龄子遗爱。

一次，夫妻俩畋猎时遇到辩机和尚，公主“见而悦之，具帐其庐，与之乱。

更以二女子从遗爱，私饷亿计”。

明清妇女贞节观成因浅析作者：张娟来源：《中国民族博览》2017年第09期【摘要】在古代社会早期，贞节观念在宗法制度的确立、子嗣的明确、财产的继承等方面有积极的作用。

但到了封建社会后期，所有的贞节之锋只指向女性。

自宋以后，贞节观逐渐强化，明清时期，随着宋代的理学思想正统化，针对女性的贞节观念也开始宗教化。

那么，为什么明清时期贞洁观对妇女的束缚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呢？明清贞节观的强化有哪些影响？本文从“贞节”两字入手，着重探讨明清妇女贞节观的形成原因。

【关键词】明清时期；妇女；贞节观【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贞，最早出现于甲骨文中，最初的含义极少与女子联系在一起，后世使用较多的是“坚定不移”“忠诚”“正”等意。

节，气节、操守之谓，常指一个人能够坚守信念、不污于事。

贞节在多数情况下是对女性的要求。

贞节观念给各个时代的女性不同程度的束缚和影响。

贞、节连用而成的“贞节”，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坚贞的节操；第二层含义，即用来指女子不改嫁或不失身，从一而终。

明清宗教化的贞节观念，已完全脱离了本意，变成迷信和教条，妇女为贞节而贞节，盲目遵从，不讲理性，不顾事实。

“妇道唯德是尚，值穷不变，不溺与刃耳”成为举国上下母诫其女、婆诲其妇的根本内容。

以下就明清时期妇女观形成的原因做一分析：首先是统治阶级的鼓励。

在明清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中就将夫妇作为人伦之始，认为夫妻名分确定之后就是一辈子的事情，终身都不可变。

正所谓是“治天下者，正家为先。

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

作为妇女，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只有“从一而终”、严守贞节才可以正名分。

可以看出，明清时期妇女贞节观的强化，是因为政府国家统治的需要以及社会稳定的需要，同时也有政府的大力提倡的原因在其中。

秦汉至宋元，虽然一再强调贞节，但妇女的离婚与改嫁仍较为自由，法律对妇女贞节的约束与限制相对较少。

到明清时期，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

一方面，贞节在观念层面上的长期积累，此时更多地体现于实践层面；另一方面，与专制主义的巅峰状态联结，对贞节的要求纳入了宗教轨道，所有针对贞节的法律规定特别是旌表制度严谨而完善。

㊀２０２０年５月山东女子学院学报Ｍａｙ．２０２０第３期㊀总第１５１期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Ｗｏｍｅｎ 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ｏ．３Ｓｅｒ．Ｎｏ．１５１㊀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２－２０㊀基金项目：贵州中医药大学贵中医博士启动项目 吕坤女性观研究 （项目编号：［２０１９］５１）㊀作者简介：庞雯予，女，贵州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明清哲学㊁妇女史研究㊂①㊀需要注意的是，清代人数所占比例较少的原因并非是因为当时贞节观念不及明代浓厚，而是‘图书集成“所收集的材料仅限清初，时间较短㊂参见董家遵：‘历代节妇烈女的统计“‘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卞恩才整理，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４４ ２４８页㊂㊃妇女史研究㊃明清时期贞节观的嬗变与伦理异化庞雯予（贵州中医药大学，贵州贵阳５５００２５）㊀㊀摘㊀要：明清时期的贞节烈女数量较前朝有大幅度的增长，贞节观念趋于严苛㊂通过分析明清思想家探讨关于女性贞节问题的文本，结合当时的相关史料记载我们发现，明清时期贞节观在趋于严苛的同时，也蕴含了自我否定与批判㊂这具体表现为：思想家通过对寡妇改嫁的讨论，认为贞节并非评价女性的唯一标准，赞同改嫁与褒扬守节可以并行而不悖，并对愈演愈烈的贞女现象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与深刻的反思㊂在明清时期贞节观嬗变的过程中，思想家也通过他们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了日趋严苛的贞节观念中所蕴含的伦理异化的可能㊂在异化了的伦理中，贞节观念脱离了其产生的情感基础，成为一种空洞的道德要求而反过来钳制人㊁奴役人㊂关键词：贞节观；伦理异化；明清中图分类号：Ｇ１２㊀㊀㊀㊀㊀文献标识码：Ａ㊀㊀㊀㊀㊀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６８３８（２０２０）０３－００６２－１１㊀㊀明清两代是中国历史上贞节观念最为严苛的时期，据董家遵对‘古今图书集成“中节妇㊁烈女的统计，明代的节妇达２７１４１人，占历代节妇总数的７２．９％，烈女达８６８８人，占历代烈女总数的７１．４６％①㊂而清代仅旌表节妇一项就遍及百万之多，超过了明代的四十倍［１］㊂宋儒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的严苛贞节观，至明清两代经官方意识形态的提倡，切实影响到了当时女性的选择㊂不仅如此，明清时期还出现了一大批未婚守贞甚至殉死的女性，也就是贞女㊂贞节烈妇的激增，一方面显示出明清社会贞节观念趋于严格，从国家层面的广泛旌表到文人的热情赞美，再到整个社会舆论施加于改嫁女性的无形压力，都共同构筑了一派贞节烈妇的画面；另一方面，明清时期严苛的贞节观也并非稳固坚硬的铁板一块，这其中也深藏了各种暗涌与松动，文人思想家对寡妇改嫁的许可㊁对贞女问题的激烈讨论㊁对贞节观念的理性反思，都悄然地撼动着愈演愈烈的贞节观㊂贞节观，意即关于贞节问题以及对作为贞节践行主体的贞节烈妇的一系列看法㊁观念与评价㊂其中既包含了对寡妇守节㊁室女守贞相关问题的探讨，也涉及了对于烈女殉节的争论㊂对于这些问题最为详尽的思考，通常来自于这一时期的文人思想家㊂诚然，妇女的贞节行为本身亦包含了她们对该问题的思考，但由于实践主体与实践对象之间无法保持适度的张力，主体的情感不可避免地渗入进其观念中，可能会让其理性判断㊃２６㊃存在一定的偏差，加之女性对其贞节观念进行直接阐述的文字少之又少①，因此，本文的研究并不以女性的实践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当然，女性的贞节实践仍然是贞节观最好的参照），而是选择从文人思想家的论述中来窥视明清时期贞节观所发生的嬗变㊂前人对明清贞节观的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早期以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为代表的研究著作揭示了这一时期女性所遭受的压迫和束缚，其中也论及了当时一些文人对贞节观的反思，如李汝珍和俞正燮［２］㊂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海外汉学妇女史研究蓬勃发展，以高彦颐㊁曼素恩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对五四以来 压迫 解放 的中国妇女史解读方式提出了批判，强调从具体历史中去探求妇女史的多样性㊁发掘色彩斑斓的妇女生活［３］㊂在此研究范式中，明清时期的贞节观亦被叙述得更为丰富，女性的境遇㊁女性的声音更多地被倾听与理解㊂在倾听这些 无声之声 的过程中，我们也在思考，为何面对日趋严苛的贞节观，当时的一些思想家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女性的坚持与选择是否是出于自由意志？道德感㊁荣誉感等精神上的褒奖能在多大程度上增强女性的幸福感？也许我们无法在研究中对这些问题直接给出答案，但笔者认为，妇女史的研究并不仅仅是单纯地回到彼时的女性生活本身，揭示女性在历史中的具体境遇，也应有一个宏观的视角，既回到历史，也面向当下，对其中涉及到的女性问题进行理论的考察与现实的观照㊂鉴于此，本文试图考察明清时期一些思想较为开明的文人对贞节问题的思考与论述，结合明清女性的自我选择，彰显这一时期贞节观的嬗变，并探讨贞节问题在何种层面上蕴含着 伦理异化 的可能㊂一㊁贞节是评价女性的唯一标准吗？ 思想家对寡妇改嫁的探讨明清时期大量的守节女性用自己的选择践行着宋儒所推崇的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的贞节观，她们的坚持得到了朝廷的褒奖㊁文人的称赞与整个社会舆论的肯定，以至于贞节成为了对女性最高的赞美㊂但考察这一时期思想家对贞节问题的论述我们却发现，在大量的讨论中贞节并非评价女性的唯一标准，寡妇再嫁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被允许㊂晚明思想家李贽（１５２７ １６０２）对女性境遇有颇多的同情与理解，在对待贞节问题上，李贽也是赞成女性改嫁的㊂在家喻户晓的文君夜奔司马相如一事中，年轻的寡妇卓文君由于其改嫁失节且违礼自主选择婚姻而受到了当时社会及后世学者的诸多批评，李贽则评价其为 善择佳偶 ㊂史书记载，文君父亲卓王孙以文君之举为耻，李贽则调侃道 天下至今知有卓王孙者，此女也㊂当大喜，何耻为 ，因为在他看来，卓文君奔司马相如之举 非失身，正获身 ［４］㊂在‘初潭集“中，李贽称赞为父家求利的女子络秀时也说 好女子与文君奚殊 ［５］，可见，在李贽这里，卓文君的的确确可以称得上好女子的典范，改嫁的行为并不影响其凭借自身的才学㊁胆识与智慧获得正面的评价㊂并且，如果女性是出于真情而勇敢地自主选择爱情婚姻，改嫁甚至可以看作是其自主支配自己的身体，是身体与精神相统一的表现㊂在实践中，李贽对自己亲属的改嫁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开明态度，他在‘哭贵儿“诗中写道： 汝妇当更嫁，汝子是吾孙 ［６］，明确地劝说贵儿之妻改嫁，因为贵儿之妻年纪尚少，李贽出于人道的考虑，希望她趁年轻觅得合适的夫君，以安度余生㊂这样的劝诫与他一贯对寡妇改嫁的态度是相一致的㊂清初文人袁枚（１７１６ １７９８）则撰‘改嫁“一文对寡妇改嫁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的探讨㊂他在文中详细罗列了历史上有名的改嫁妇女，以事实为寡妇改嫁正名㊂他认为，从历史源头上讲， 三代以上，妇人不以改嫁为非 ㊂由孟子以‘卫风“中的母亲 不安其室 为小过，子思之母㊁韩愈之女㊁范仲淹之儿媳等等皆有改嫁之事，可知改嫁自古以来皆见于士大夫阶层㊂而在一些朝代，皇㊃３６㊃山东女子学院学报㊃２０２０年第３期①一些女教著作与女性的诗歌中的的确确有关于贞节问题的论述或贞节实践的决心，但我们很难将其看作是女性贞节观的自我表达，前者可能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或道德传播的需求，后者则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个人情感的烙印㊂族也不以再嫁为非，如唐朝公主再嫁者颇多，更有四例三嫁的情况， 书之史册，不以为耻 ［７］２２８－２２９㊂他还引‘宋史“中汝南王允让上奏之语 妇年少丧夫虽无子不许嫁非人情，请除其例 ［７］２２９，以说明苛求女性守节是违逆人情的㊂虽然‘改嫁“终篇都是在以考据的方式引证史书典籍中的改嫁事例，但字里行间中已经暗含了袁枚对寡妇改嫁的赞同态度㊂稍晚的清代文人钱泳（１７５９ １８４４）就从袁枚‘改嫁“一文中读出了其文字背后的态度，并继承和发展了其中的观点㊂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说： 改嫁之说，袁简斋先生极论之，历举古人中改嫁之人，若汉蔡中郎女文姬改嫁陈留董祀 并增加 程伊川云妇人宁可饿死，不可失节，乃其兄明道之子亦改嫁 ［８］６１１－６１２一例㊂钱泳谓 宋以前不以改嫁为非，宋以后则以改嫁为耻，皆道学者误之 ，正说出了袁枚想说而没有明确说出的话㊂他还进一步引沈圭之语， 兄弟以不分家为义，不若分之以全其义；妇人以不再嫁为节，不若嫁之以全其节 ［８］６１２，可谓是对袁枚贞节观的进一步发展㊂不以妇女再嫁为失节，反以其再嫁为全节，这与李贽评文君奔相如一事 非失身，正获身 几乎是异曲同工㊂不同的是，钱泳这里以再嫁为全节大概主要是为着妇女的生计而论，而李贽则是针对男女自主选择婚姻而言㊂与袁枚同时代的著名史学家㊁考据学家钱大昕（１７２８ １８０４）对女性再嫁①的思考也是值得一提的㊂现代学者探讨清代文人的开明女性观时，钱大昕对女性再嫁的宽容态度常被论及②㊂不可否认，钱大昕的贞节观在同时代思想中的确颇有新意，但笼统地将其归为解放女性思想未免有失允当，钱氏关于女性改嫁的议论，还必须分两面来看㊂一方面，该问题的讨论起于其对 七出 之义的探讨： 问：妇人之义，从一而终，而‘礼“有七出之文，毋乃启人以失节乎？曰：此先王所以扶阳抑阴，而家道所以不至于穷而乖也 ［９］１０６㊂钱大昕肯定改嫁的直接原因即是论证 七出 的合理性，因为若是被出之妇不得改嫁，那么 七出一说就直接将先王之礼陷于不义之地了㊂因此，钱大昕站在男性的立场指出， 夫妇，以人合者也㊂ 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义㊂ 先王设为可去之义，义合则留，不合则去，俾能执妇道者，可守从一之贞；否则，宁割伉俪之爱，勿伤骨肉之恩 ［９］１０６㊂论者往往谓 义合则留，不合则去 是其进步贞节观念的表达，但是回到上下文的语境，我们不难发现钱大昕此处所讲的是出妻， 不合则去 之 去 正是 七出 之 出 的另一种表达，钱氏此语并不是在讲男女婚姻的自由离合，而是强调 七出 的正当性㊂结合后面 宁割伉俪之爱，勿伤骨肉之恩 及 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于父母兄弟其事大 的表达，更清晰地显示出钱大昕对夫妇一伦与父兄一伦之间的取舍㊂因此，从钱大昕探讨此问题的出发点来看，主要还是站在男性的角度为 七出 寻找依据㊂另一方面，钱大昕在对此进一步讨论的过程中也的确对女性在婚姻中的处境有同情的理解，从去妇之义中发掘出了保护女性的意涵㊂婚姻关系既然可以解除，男子再娶自然不难，而女性再嫁则往往遭到非议，于此，钱大昕充分考虑到了被出之妇的处境： 去妇之义，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妇㊂后世闾里之妇，失爱于舅姑，谗间于叔妹，抑郁而死者有之；或其夫淫酗凶悍，宠溺嬖媵，凌迫而死者有之㊂准之古礼，固有可去之义，亦何必束缚之，禁锢之，置之必死之地以为快乎！ ［９］１０６以此，钱大昕论述的焦点进行了一个巧妙的逆转，针对宋儒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的观念，钱大昕从维护血缘亲情的角度给予了回应， 予谓全一女子之名事小，得罪于父母兄弟事大㊂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则可去 ，并大胆地指出 去而更嫁，不谓之失节 ，其原因在于 使其过在妇与，不合而嫁，嫁而仍穷，自作之孽，不可逭㊃４６㊃庞雯予：明清时期贞节观的嬗变与伦理异化①②值得注意的是，钱大昕所讨论的侧重点与同时代其他思想家稍有不同，他的讨论所针对的是广义上的女性改嫁问题，尤其是被出之妇，而不仅仅局限于寡妇㊂如黄爱平：‘１８世纪中国知识界对妇女问题的关注“，‘故宫博物院院刊“，２００１年第１期；林庆嘉：‘清乾嘉考据学者对妇女问题的关怀“，载‘乾嘉学者的义理学“（上），台湾 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２００３年版；王明芳：‘清代学者的妇女观探析“，‘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１期㊂也㊂使其过不在妇与，出而嫁于乡里，犹不失为善妇，不必强而留之，使夫妇之道苦也 ［９］１０６－１０７㊂谓改嫁不等于失节，这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言论，在钱氏看来，夫妇关系是后天可变的，有去妻自然有改嫁，如果夫妻关系成为一种桎梏，则没有必要死守 从一而终 之理㊂民谚谓 女怕嫁错郎 ，婚姻几乎决定了女性的命运，但嫁得好坏往往并不在女性的掌控之中，也就是说，女性的命运往往被父母㊁媒妁等诸多外在因素所决定，而女性自身则没有足够的掌控命运的力量㊂钱大昕对婚姻关系的重新定位，不仅维护了男子出妻的权利，也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女性选择婚姻进而选择命运的权利㊂清中期考据学家俞正燮（１７７５ １８４０）撰写‘节妇说“一文从义理上讨论了寡妇改嫁的问题㊂关于女性的改嫁，归纳起来约有以下三种基本观点：一是男可再娶，女无二适；二是男无再娶，女无再嫁；三是男可再娶，女可再嫁㊂观点一是古代经礼中的主流观点，如‘礼记㊃郊特牲“云： 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后汉书㊃曹世叔妻传“云： 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 ㊂也有学者对这种单方面苛求妇女的双重标准提出了质疑，如清初思想家颜元（１６３５ １７０４）就认为男子也不应再娶，指出 世俗非类相从，止知斥辱女子之失身，不知律以守身之道㊂而男子之失身，更宜斥辱也 ［１０］，这也正是观点二㊂到俞正燮这里，不仅继承了颜元对男子守身的强调，指出 按 妇无二适之文 ，固也，男亦无再娶之仪 ，还跨越了 女无再嫁 的界限，直言不应指责再嫁者，此即观点三㊂俞正燮对再嫁的认识从根本上颠覆了观点一对女性贞节的苛求，他指出， 古言 终身不改 ，言身则男女同也㊂七事出妻，乃七改矣㊂妻死再娶，乃八改矣㊂男子理义无涯涘，而深文以罔妇人，是无耻之论也 ［１１］６３０，毫不留情地揭示了这种双重道德标准的虚伪性㊂综上可知，尽管贞节观念在明清时期主流社会日趋严苛，但一些较为开明的思想家并不把贞节作为评价女性的唯一标准㊂一方面，改嫁的女性可以因其才学㊁胆识过人而被称颂；另一方面，改嫁并不必然意味着贞节的反面，赞同改嫁也不意味着否定守节㊂二㊁赞同改嫁与褒扬守节是互斥的吗？ 思想家对贞节行为的评价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这样写道： 赞扬有成就女性，并不等于提倡男女平权，宣传妇女解放㊂一个明显的证据是李贽对寡妇的守节，其褒扬仍然不遗余力 ［１２］１９７，并把李贽肯定卓文君私奔与其褒扬寡妇守节看作是 自相矛盾的言论 ［１２］２００㊂的确，李贽的文章中亦包含了对寡妇守节的称颂与褒扬㊂例如，在‘初潭集“卷三的‘贤妇“条目中，收入了襄阳卫敬瑜妻有感于丈夫生前的情深义重而誓不改嫁的典故，并称赞敬瑜之妻的贞节感动了禽鸟［５］９３㊂但褒扬守节的女性并不意味着与其赞同改嫁的态度相矛盾，这恰恰说明，在李贽的观念中，女性并非一成不变的抽象整体，而是境遇不同㊁选择多样㊁理想各异的生命存在，守节也好，改嫁也罢，都不能成为他评价女性道德的单一标准㊂让人敬佩和感动的是具体情境中女性的抉择，如卓文君追求爱情之勇气㊁敬瑜妻守护爱情之贞节，而非形式上的改嫁或守节㊂黄仁宇的研究之所以会把李贽赞同女性改嫁与其褒扬节妇看作一种矛盾，其背后混淆了伦理学中的两个概念，即 道德义务 和 超道德的行为 ㊂ 道德义务 是指 道德上带有强制性的应尽的责任或要求 ，违背道德义务的行为是道德上不允许的，也就是不道德的行为㊂ 超道德的行为 （Ｓｕｐｅｒｅｒｏｇａｔｉｏｎ）是指 超出道德义务所要求的行为 ，这种行为有两个特征： 第一，行为主体道德上没有义务非得采取这样的行动㊂换言之，行为主体不采取这样的行动在道德上是可允许的㊂第二，这样的行动是有价值的行为，值得赞美和歌颂 ［１３］㊂我们在此基础上来考察女性的改嫁与守节，寡妇守节可以说正是属于超道德的行为，一方面，寡妇没有道德上的义务必须守节，也就是说，如果她改嫁，是道德上可允许的；另一方面，寡妇守节的行为是有价值的行为，是值得赞美和歌颂的㊂若是我们错把这种超道德的行为当作一种道德义务来对道德主体作强制要求，那么就会陷入这样一种误区，即认为赞同㊃５６㊃山东女子学院学报㊃２０２０年第３期寡妇改嫁与赞赏寡妇守节是不相容的㊂实际上，李贽对寡妇守节的褒扬正可看作是对超道德行为的一种赞赏，这与其赞同妇女再嫁是完全不矛盾的㊂因为李贽所赞同的改嫁行为是具体境遇下的女性选择，而并非将其泛化为一个普遍法则，劝所有女性都应改嫁㊂改嫁与否本应是女性个人意愿所决定的，并不是其他任何人的意愿所能取代的㊂需要注意的是，改嫁这一行为本身可能包含了许多复杂的因素，改嫁或守寡虽然是衡量失节与否的方便标尺，但具体的生活中，改嫁却涉及到伦理㊁经济㊁政治㊁心理等多种因素，对于不同的女性而言，改嫁的意义也各不相同㊂有的女性与丈夫感情深厚，有的则感情淡薄；有的女性在丧偶后有经济能力抚养老小，有的则难以维持生计；有的女性有 从一而终 的信仰，有的则不以再嫁为失节㊂李贽所尊重的是每个女性的个体意愿，反对的是 必以死劝人 ㊂因此，赞同改嫁并不意味着反对守节，改嫁与否只是个人意愿的具体表现㊂对于如何比较公允地评价妇女的再嫁与守节，俞正燮在‘节妇说“一文中言简意赅地总结道， 其再嫁者，不当非之，不再嫁者敬礼之，斯可矣 ［１１］６３１㊂前文已指出，俞正燮对基于双重道德标准而对女性改嫁进行斥责的社会舆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㊂也就是说，在俞氏看来，守节并非必须履行的强制性道德义务，当守寡或离婚的女性没有选择守节时，她不应该遭到道德谴责㊂同时，俞正燮也充分肯定了女性出于自愿而守节行为的价值，他引‘元史㊃列女传“中所记载的霍尹氏不愿改嫁之例，事例中尹氏曰： 人之志不同，妾知守妾志耳 ，对此俞氏赞赏道： 此则妇人之节，男子所不及 ［１１］６３０㊂因为这样一种出于自愿，合于人情的守节行为才体现出守节之真义㊂如果我们因为对道德义务界限的划分而取消对超道德行为的颂扬，不承认寡妇守节的道德价值，那么整个社会将面临道德滑坡的危险㊂鉴于此，俞正燮的贞节观恰到好处地阐明了对改嫁与守节较为公允的态度，赞同改嫁是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与对双重道德标准的反思，其意义在于不以贞节的高道德来绑架具体境遇中的女性；而褒扬出于真情实意的守节乃是对具有道德榜样作用的超道德行为的称颂，其意义在于赋予社会道德一个向上提升的空间㊂三㊁道德的升华抑或伦理异化？ 思想家对贞女及烈女的反思如果把妇女守节看作是一种道德的升华来称颂，无论是国家层面㊁社会舆论，还是一些特立独行的思想家，大抵都是不会反对的㊂然而，当贞节的道德意义不断被拔高，女性守节被颂扬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作为一种超道德行为的贞节也可能会超出其原本的界限，出现一些违逆基本人情的现象，贞女现象正是其中之一㊂论及贞女问题，不得不提的是袁枚的三妹袁机㊂这是一名聪颖乖巧㊁极有灵性的女孩，从小与袁枚一同学习诗书㊁嬉戏玩乐，兄妹俩感情非常深厚㊂因袁父曾帮助过高家，高家兄弟为报恩，便将弟弟高八之妻腹中的男孩与袁家三妹袁机指腹为婚，并以一枚金锁作为聘礼㊂然而，高八之子长大以后不成器， 有禽兽行 ，高家唯恐其伤害袁机，两次要求解除婚约，劝说 贤女勿自苦 ㊂但袁机受贞女观念的影响，认为一旦许嫁便应从一而终，故坚持嫁予高氏㊂袁机义无反顾的坚贞情感丝毫没有打动她的丈夫， 高渺小，偻而斜视，躁戾佻险，非人所为㊂见书卷怒，妹自此不作诗；见女工又怒，妹自此不持针黹㊂索奁具为狎妓费，不得，则手掐足踆，烧灼之毒毕具 ［１４］１３３㊂面对暗淡悲惨的生活，袁机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隐忍，直至丈夫欠下赌债，要将袁机卖掉来还债之时，她才告知自己的娘家㊂袁父大怒，最后袁机回家侍母，郁郁而终［１４］１３３㊂对于袁机的命运，袁枚充满了复杂的情感，他感慨道： 呜呼！使汝不识‘诗“‘书“，或未必坚贞若是 ［１４］２２９㊂显然，袁枚认为经礼中的贞节观念影响到了三妹的选择，促成了她对自己信念的坚持㊂然而贞女的观念真的与古礼相吻合吗？随着明清时期贞女数量的激增，明清思想家围绕贞女现象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对贞女的反对之声也应运而生㊂明末文人归有光（１５０７ １５７１）的‘贞女论“可以说开启了对贞女讨论的先河，他在这篇短文㊃６６㊃庞雯予：明清时期贞节观的嬗变与伦理异化中明确批评了贞女的行为： 女未嫁人，而或为其夫死，又有终身不改适者，非礼也 ，在归氏看来，贞女不仅不合礼制，还背离了礼意㊂从礼制上看，婚姻之礼应由父母主之，六礼皆备，婿亲迎之后男女双方才真正成为夫妇，而贞女显然没有经过亲迎之礼，未过门而守 望门寡 ，从婚姻之礼的程序上讲是不当的；从礼意上看，要求六礼完备的目的在于 厚别而重廉耻之防也 ，未嫁女之所以要父母为之许聘，乃是 纯乎女道而已矣 ㊂此外，从哲学层面来讲，贞女终身不适，不合阴阳配偶的天地大义， 乖阴阳之气，而伤天地之和 ［１５］５８－５９㊂这样，归有光就从多方面阐明了室女守贞行为的 非礼 特性㊂当世对贞女的推崇，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即认为贞女的精神可以励世，可以说这种观点是以对古礼的巧妙回避来为贞女进行辩护㊂然而，这种回避也逃不出归有光敏锐的审查，他对此尖锐地反驳道： 夫先王之礼不足以励世，必是而后可以励世也乎 ［１５］５９㊂也正是凭着 先王之礼 这张王牌，归有光在这场早期的贞女论战中占据了稳固的地位①，后世对贞女问题的探讨几乎都绕不开归氏的观点㊂清初经学大家毛奇龄（１６２３ １７１６）在早年对贞女持赞赏态度，并写过一些贞女的传文与诗歌㊂但随着贞女现象的愈加普遍，尤其是殉死的室女数量的增长，他开始意识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当曾经 表章太过，得毋有效尤而起 的隐忧一步步地变为现实时，毛奇龄逐渐转变了先前的观点，在晚年写下了一篇三千多字的长文‘禁室女守志殉死文“，以劝告世人勿鼓励贞女守志殉死㊂毛奇龄从教化和古礼两个层面对贞女现象提出了批评，并在文末指出了他作该文的两个目的：其一是纠正古礼之偏失， 稍留此三代偶存之律例 ；其二是劝世人勿以死伤生， 保全自今以后千秋万世愚夫愚妇之生命 ［１６］，这种人道主义的关怀也正是毛奇龄最初思考贞女问题的出发点㊂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褒扬贞女可能导致的这种效仿性，尤其是殉死行为可以引起的一种轻生效应，毛氏开始反思贞女殉死，进而质疑整个贞女行为的合法性㊂有意思的是，归有光从明确反对贞女到晚年态度弱化，而毛奇龄则是从支持贞女到晚年疾呼禁室女守贞殉死㊂二人态度的戏剧性转变大概并不仅仅是个人观点变化的偶然现象，而是暗含了贞女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明清时期儒家学者面对古礼与风俗教化之间的微妙关系时的一种矛盾㊁纠结态度㊂与归㊁毛二氏对贞女的批评相比，清中期文人汪中（１７４４ １７９４）的态度更为坚决㊁言辞更为激烈，他作‘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一文对贞女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评㊂一方面，汪中继承了之前的批评者认为室女守贞有违古礼的观点，重申 请期之后，其可以改嫁 的规定，并强调纳采㊁问名等步骤都只是 礼之所由行也，非礼之所由成也 ，亲迎之后，婚姻关系才真正成立［１７］３７５㊂另一方面，汪中以夫妇为人道之始来反对贞女，则又与归㊁毛二人的观点大相径庭㊂对于成妇与成妻的问题，归有光与毛奇龄都非常强调成妇的重要性②，此二人在以成妇之义重来反对贞女行为这一点上的思路是基本一致的，因为女子未庙见，未成妇，所以女仍系于父家，应从父而非从夫㊂汪中对成妇与成妻的看法则具有了非常新鲜的意味，他指出：夫妇之礼，人道之始也㊂子得而妻之，则父母得而妇之㊂故昏之明日，乃见于舅姑㊂父得而妻之，则子得而母之㊂故继母如母，不为子之妻者，是不为舅姑之妇也㊂不为夫之妻者，是不为子之母也［１７］３７６㊂也就是说，夫妇的结合要先于家庭的结合，㊃７６㊃山东女子学院学报㊃２０２０年第３期①②值得一提的是，归有光反对贞女的立场在晚年也出现了松动，他在一篇贞女传记中弱化了对贞女的批评口气，甚至暗含褒扬㊂详见卢苇菁：‘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２６页㊂芦苇菁认为，从理性上，归氏负有捍卫圣贤法则的责任；从情感上讲，其又无法对贞女的自我献身罔若不闻㊂笔者认为，归氏立场的松动所体现的是贞女问题本身的一种矛盾，他的‘贞女论“一文是否仅是为了捍卫圣贤法则？这是值得商榷的㊂毛奇龄对成妇重于成妻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论述，详见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第五章第二节‘毛奇龄论 成妇重于成妻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㊂。

浅析晚清妇女守节现象作者：章慧敏来源：《西部学刊》2020年第20期摘要：清承明制，对节烈妇女进行旌表，并且降低了旌表的标准，扩大旌表的范围，使清代旌表的贞节烈妇的人数达到历朝历代之最。

道光年间，出现贞节堂的雏形。

贞节堂在晚清出现，是贞节观念极端化的又一物化象征，它是用来维护封建纲常礼教的，是对妇女的一种束缚和戕害。

但是作为一种新的机构制度，贞节堂的社会功能后来逐步由对节妇贞女的恤济向公共慈善事业嬗变。

关键词：晚清;贞节观念;守节;妇女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0）20-0120-03一、绪论“贞”字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最初的含义极少与女子相联系。

通常指坚定、有贞操等含义，在这种释义当中可以看出此时并不单单只是用于女性。

“节”是指气节、操守之意，常指一个人能够坚守信念。

但随着封建礼教的发展，“贞节”一词逐渐演变成专门对于女性提出的要求。

学术界通常认为，妇女守节现象是从宋朝开始。

在宋以前，有不少寡妇再嫁现象，但是到宋元以后，社会对于妇女的道德约束越发严格，此时不仅节妇大量涌现，就连贞女数量也不断上升。

这里便要引入一个概念“贞女”。

贞女不同于节妇，也不同于烈女，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卢苇菁教授在《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中写道：“贞女就是具有深刻道德操守的女性，她把原则看得高于生命，拒绝向恐吓与威胁低头。

”刘向在《列女传》中，被称为“贞”的女性包括夫死不嫁的节妇和拒绝离开身患绝症或受冷落丈夫的女子。

总结前人观点，贞女即是指为未婚夫守志的女子。

相比节妇，此类女子更为人“敬佩”。

因为，贞女守志的对象不是丈夫而是未婚夫。

在古代传统社会，婚姻从来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们很有可能连未来丈夫的面都未曾见过，居然能够为其守节一生更有甚者为其殉节，此举实在是令人敬佩且诧异。

那么，是什么使得这些女子不顾生命去守节呢？从秦汉到元明的这段时期，虽然对于“贞节”的关注度很高，但妇女的离婚与改嫁却很少受到限制。

“情欲”与“礼教”：高彦颐与曼素恩的明清社会性别史研究1. 引言1.1 研究背景在明清时期，社会性别观念是中国社会中一个重要的议题。

随着社会制度的变迁和思想观念的更新，性别关系和性别角色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高彦颐和曼素恩作为两位明清时期的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性别观念有着独特的见解。

高彦颐作为儒学传统的代表，强调礼教和传统道德对于性别关系的重要性，认为男女应当各司其职，女性应当以家庭为重。

而曼素恩则更加注重个体自由和情感表达，提倡男女平等和个体的自主权，主张尊重个体的情感需求和自由选择。

明清社会中，情欲与礼教之间的冲突日益凸显，不同的社会性别观念形成了明显的对立。

这种冲突不仅影响了个体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也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研究高彦颐和曼素恩的社会性别观念以及情欲与礼教在明清社会中的互动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通过深入探讨这些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明清社会性别观念的形成和演变，以及对今日社会性别关系的启示和借鉴。

1.2 研究目的本文旨在探讨高彦颐与曼素恩在明清社会中的性别观念，特别是关于情欲与礼教之间的冲突。

通过对两位学者的观点进行比较和分析，可以深入了解明清社会对于性别角色和性别身份的认知，以及情欲与礼教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本研究旨在揭示高彦颐与曼素恩的性别观念如何影响了明清社会的性别文化，以及这种影响对后世的传承和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通过对明清社会性别史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当时社会的风气、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提供重要参考，从而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中国传统文化中性别关系的演变和变化。

最终目的在于为性别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考，促进学术界对于明清社会性别问题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1.3 研究意义在现代社会，性别议题一直备受关注，性别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也时有发生。

而对于明清社会性别史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时社会的性别观念和制度。

高彦颐和曼素恩作为两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他们对于情欲与礼教的独特见解，展示了明清社会对于性别的认知和思考方式。

明清小说中的性别意识与爱情观念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黄金时期，其间涌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说作品，其中不乏以性别意识与爱情观念为题材的作品。

这些作品通过描绘男女主角的性别差异和情感纠葛，展示了当时社会对于爱情、婚姻和性别角色的认同和看法。

首先，明清小说中的性别意识展现出了男女性别角色的差异。

在《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性别差异是故事情节和角色塑造的关键元素。

贾宝玉以温柔、细腻的性格形象深受读者喜爱，而林黛玉则被塑造成了一个倔强、独立的女子形象。

这种性别意识的展现不仅体现在角色的性格特点上，还体现在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社会地位上。

男性角色往往被赋予更多的社会地位和权力，而女性角色则被束缚在传统的家庭和婚姻观念中。

其次，这些作品也表达了明清社会对于爱情观念的理解与认同。

在《西游记》中，唐僧和白骨精之间的爱情线索呼应了婚姻与性别观念。

唐僧代表了社会上对于纯洁、正义的期待，而白骨精则代表了邪恶和迷惑。

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揭示了传统社会对于婚姻的期望，即男子应该娶纯洁、善良的女子为妻，而女子则应该在婚姻中忠诚、顺从。

这种爱情观念在明清小说中得到了广泛的反映和传播。

此外，在明清小说中，作者还通过对女性的描写来展示对于性别角色的思考。

在《儿女英雄传》中，女主角凤姐以其聪明机智和勇敢果断的形象闻名。

她被赋予了男性化的特质，引发了对于女性跨越社会角色的思考和讨论。

这种对于女性性别角色的重新解读与描绘，不仅为小说故事增添了趣味和张力，还探索了性别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最后，明清小说中的爱情描绘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对于婚姻和家庭观念的认同和看法。

在《庐山谣》中，作者通过对富家子弟婚姻中小说情节的描写，展现了传统社会对于婚姻的看重和重要性。

这种对于婚姻的强调，体现了对于传统社会价值观的承认和传达。

总的来说，明清小说中的性别意识与爱情观念的描绘，展示了当时社会对于性别角色、婚姻和爱情的理解和看法。

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明清时期人们对于性别角色与爱情观念的关注和思考，同时也帮助我们思考当代社会中的性别和爱情观念，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平等地对待和看待性别差异。

明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及其对婚姻制度的反思1. 引言1.1 概述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重要的历史时期之一，也是小说创作的黄金时代。

在众多的明清小说中，女性形象是一个十分重要和广泛讨论的话题。

通过对明清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研究，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当时社会对女性地位与权益的认知和对婚姻制度的反思。

1.2 文章结构本文将围绕着明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以及这些形象对婚姻制度的影响展开探讨。

首先，我们将在第二部分探讨明清小说中丰富多样的女性角色。

其次，在第三部分中，我们将分析这些作品对传统婚姻观念进行批判和反思，并介绍其中展现出来的新婚姻观念与婚姻自由化倾向。

接下来，在第四部分，我们将讨论明清时期社会背景及家庭关系变迁以及其中女性形象在社会变革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

最后，在第五部分，我们将进行综合评价，并探讨这些作品对婚姻制度与女性地位的反思和启示，以及女性形象在文学中的意义与价值。

1.3 目的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明清小说中女性形象及其对婚姻制度的反思进行分析，探讨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对女性地位和婚姻制度的认知，并从中发现对当代社会有所启示。

通过深入研究这些小说作品，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明清时期社会变革对女性地位与家庭关系带来的影响，同时也能看到女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最终，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些作品中找到历史经验和智慧，为当下社会提供一些思考和借鉴。

2. 明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2.1 女性角色的多样性在明清小说中，女性角色呈现出多样的形象。

一方面，有许多具有传统美德和道德标准的贤良淑德之女，她们忠贞守节，勤俭持家，是丈夫和家庭的依靠。

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些独立、勇敢、聪明能干的女性形象。

她们不仅追求个人价值和自主权利，还积极参与到社会事务中，并以自己的努力和智慧为周围人带来积极的改变。

2.2 女性形象的传统观念与突破尽管在明清时期妇女地位相对较低，受到封建礼教等传统观念的束缚，但是明清小说中仍然能看到对这种观念进行突破和反思的女性形象。

明清社会思潮与人情小说性爱观研究自古以来，性爱一直是人类社会中的重要议题。

尤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明清时期，社会思潮的变革和人情小说的兴起，对于性爱观念和表达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将从明清时期社会思潮和人情小说两个角度，探讨这一时期性爱观念的变迁及其影响。

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明朝的覆灭和清朝的建立，社会思潮也发生了重大变革。

在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对社会的影响逐渐减弱，理学思潮迅速兴起，并对性爱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

封建礼教中崇尚“男尊女卑”的思想得到了强化，性爱被视为男性权力的象征。

性爱观念中强调男性的主动性和女性的被动性，以传宗接代和满足男性的性需求为主要目的。

这种观念在明清时期社会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和认同。

在这一时期，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人情小说兴起，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窥探封建社会性爱观念的窗口。

人情小说以其鲜活的人物形象和真实的情感描写，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浓厚兴趣。

尽管人情小说中的性爱描写相对隐晦，但其中仍能找到对于性爱观念的传递。

作品中展现的男女关系中往往强调男性的权威和女性的顺从，其中展现的性爱场景也更偏向男性的欲望满足和女性的忍辱负重。

典型的如《红楼梦》中贾宝玉与林黛玉之间的爱情，虽然充满浓烈的情感，但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得到完美结局，反映了封建社会中性爱观念的种种限制。

然而，同时期的人情小说中也存在一些突破封建性爱观念的作品。

诸如《镜花缘》等作品中，性爱描写更加开放和直接。

这些作品中不仅展示了男女关系中的欲望和快乐，而且着重表现了女性的主动和权力。

这种对性爱的直接表达和女性权力的强调，在当时的社会中具有一定的震撼力。

总的来说，明清时期社会思潮的变革和人情小说的兴起，对于性爱观念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的思想仍然占主导地位，性爱被视为男性的权力象征。

人情小说中的性爱描写也多以男性的欲望满足为重点，女性则承担着被动和忍辱的角色。

然而，一些作品中的突破和新观念的表达，预示着后来性爱观念的变革和社会思潮的转变。

“情欲”与“礼教”：高彦颐与曼素恩的明清社会性别史研究明清时期是中国社会性别观念发生转变的重要时期。

在这个时期，礼教对于性别角色的规范越发严格，而情欲则成为了一个被压抑和忽视的议题。

高彦颐和曼素恩分别是明清时期的两位重要思想家，他们对于情欲和礼教在社会性别史上有着深刻的研究和贡献。

本文将以他们的研究为基础，对明清社会性别史进行深入探讨。

我们来看看高彦颐对于情欲和礼教的研究。

高彦颐是明代朱子学大师，他在《性理大全》和《四书集注》等著作中对于性别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探讨。

他认为，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是自然的现象，而性别角色应当遵循礼教的规范。

高彦颐主张男女在婚姻中应当尊重礼教，遵从封建礼数的规范，男性应当有“礼义之行”，女性则应当“从俭而从训”。

他认为，男女之间的情欲应当受到礼教的制约，而不应当成为婚姻关系的唯一依托。

在高彦颐看来，男女之间的情欲如果超越了礼教的规范，则会导致道德混乱和社会动荡。

而曼素恩则持有不同的观点。

曼素恩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学者，她在《女论》和《妇人私箴》等著作中对于性别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她认为，明清社会对于女性的束缚过于严格，女性应当有权利追求自己的情欲和欲望。

她主张，女性应当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自己的情感和欲望。

她认为，只有这样，女性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尊重。

曼素恩的研究对于明清社会的性别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她为女性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明清社会性别史上，情欲和礼教的关系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议题。

高彦颐主张男女之间的情欲应当受到礼教的规范，而曼素恩则主张女性应当有权利追求情欲和欲望。

这两种观点在当时引起了较大的争议，也对于明清社会性别观念的转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情欲和礼教的关系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在明清时期，社会大多遵循着封建礼教的规范，男女之间的性别角色也受到了严格的规范。

社会对于情欲的表达也较为保守，因此情欲成为了一个被忽视和压抑的议题。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高彦颐和曼素恩的研究无疑是一种对于社会传统观念的挑战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