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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研究生英语读写教程（上） A课文译文第一单元信息空间：出入随愿1 美国人的内心深处具有一种酷爱探索新领域的气质。
我们渴求宽敞的场地，我们喜欢探索，喜欢制定规章制度，却不愿去遵守。
在当今时代，却很难找到一块空间，可以供你任意驰骋，又不必担心影响你的邻居。
2 确实有这样一个空间，那就是信息空间。
这里原本是计算机迷的游戏天地，但如今只要想像得到的各类人群应有尽有，包括少年儿童、轻佻的单身汉、美籍匈牙利人、会计等。
问题是他们都能和睦相处吗?人们是否会因为害怕孩子们躲在卧室里看网上的淫秽图片而将它封杀?3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信息空间。
我们可以抛开高速公路、前沿新领域等比喻，把信息空间看作一个巨大的房地产。
请记住，庄园是人们智慧的结晶，是合法的、人工营造的氛围，它建立在土地之上。
在房地产业中，公园和商业中心、红灯区与学校、教堂、政府机构与杂货店都能区分开来。
4 你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把信息空间想像为一个巨大的、无边无际的虚拟房地产业。
其中有些房产为私人拥有并已租出，有些是公共场所；有的场所适合儿童出人，而有些地方人们最好避开。
遗憾的是，正是这些应该避开的地方使得人们心向神往。
这些地方教唆你如何制造炸弹、为你提供淫秽材料、告诉你如何窃取信用卡。
所有这些使信息空间听起来像是一个十分肮脏的地方。
正直的公民纷纷作出这样的结论：最好对它严加管理。
5 但是，在利用规章制度来反击下流之举之前，关键是从根本上理解信息空间的性质。
恶棍并不能在信息空间抢走毫无提防之心的儿童；信息空间也不像一台巨大的电视机，向不情愿的观众播放令人作呕的节目。
在信息空间这个房地产业中，用户对他们所去之处、所见所闻、所做所为都要作出选择，一切都出于自愿。
换句话说，信息空间是个出入自便的地方，实际上，信息空间里有很多可去之处。
人们不能盲目上网，必须带着具体的目标上网。
这意味着人们可以选择去哪个网址、看什么内容。
不错，规章制度应该在群体内得以实施，但这些规章制度必须由信息空间内各个群体自己来制定，而不是由法庭或华盛顿的政客们来制定。
标题：“长舌男们”折腾美国国会·尚友学院街斯特罗姆·瑟蒙德韦恩·摩斯罗伯特·拉福莱特9月24日至25日，美国参议员克鲁兹发表长达21小时19分钟的冗长演说，全力抵制奥巴马医保预算。
视频截图阿方斯·阿玛多威廉·普罗克斯迈尔9月24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完成了一项壮举：他站在参议院演讲台上不间断地讲了21个小时零19分钟，用自己充满激情却令人乏味的演讲来拖延奥巴马的医改计划。
21小时零19分钟，美国参议员为何能忍着性子听克鲁兹喋喋不休？原因在于美国参议院辩论设置存在bug，参议员的辩论不能被轻易打断。
实际上，利用冗长演讲来拖垮竞争对手，从而让对己方不利的举措流产，是美国参议院常见的风景。
不过，11月21日，美国参议院对冗长演讲进行了限制。
以后，美国人也许不会再次看到参议员喋喋不休的场景了。
现象参议员站立演说21小时9月24日下午2点40分，克鲁兹站在参议院演讲台上，开始了自己的长篇演说。
一开始，他坚称奥巴马的医改方案“毫无效果”，必须要为反对奥巴马医改而战，“直到自己不能站立为止”。
让在场的参议员出乎意料的是，克鲁兹站着不间断地讲了21个小时零19分钟，直到25日中午实在讲不下去了，才让法案回到参议院的表决程序中。
克鲁兹的演说相当辛苦。
演讲期间，他不能吃东西，不能上厕所，必须保持站姿，不能四处踱步。
因为按照规定，一旦发言人中断讲话或者离开发言台，就被视为结束发言。
但到了演说后面，克鲁兹干脆东扯西扯，演说内容已经完全与表决无关。
午夜时分，克鲁兹念起了儿童读物《绿鸡蛋和火腿》；他引用真人秀节目《鸭子王朝》里面的对白；他模仿《星球大战》中黑武士的腔调说话……美国脱口秀节目《每日秀》主持人乔恩·斯图尔特在节目中讽刺说：“阿什顿·库彻的演说太棒了，可是我只需要其中140个字（微博只允许发表140个字）。
你是我们国家最伟大的头脑之一，我们正如你所说面临极大的危险，可是你却把智慧外包给一个连自己汽车都找不着的花花公子？”历史24小时演说念起电话簿克鲁兹的这种演说也被称为冗长发言。
项贤明作为建构之前提和基础的批判——20世纪中叶美国学校消亡论的当代思想价值初探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变革，教育领域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改革的呼声。
在20世纪中叶，美国学校消亡论应运而生，这一批判性思潮提出了对传统教育模式的质疑和挑战。
而在这股潮流中，项贤明的观点被视为建构之前提和基础的批判，对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本文将对项贤明的思想进行初步探讨，以探究其对当代教育的启示和意义。
首先，项贤明通过对传统教育模式的批判，揭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合理之处。
他认为，传统教育过于注重知识的灌输，忽视了培养学生创造力和综合能力的重要性。
传统教育模式中的学科分隔和机械化的学习方式，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的展现。
项贤明认为，学生应该成为自主学习和探究的主体，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他人的知识。
他提出了以问题为导向、强调学生主动参与和实践的教育理念，以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能动性。
其次，项贤明的思想强调了教育的社会性和环境的重要性。
他认为，教育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社会环境密不可分的。
在学校消亡论的视角下，项贤明提出了教育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主张将学校教育与社区、社会资源相结合，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他强调了教育的社会功能，认为教育应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性思维，使他们具备为社会做贡献的能力。
此外，项贤明还关注了教育的民主性和平等性。
他指出，传统的教育制度存在着阶级和种族的差异，导致社会不平等的现象持续存在。
他主张通过建立开放、平等的教育机会，为每个学生提供平等的学习机会和资源，消除社会不平等带来的教育差异。
项贤明的观点使得教育者和决策者更加关注教育的社会公平问题，促进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和教育机会的公平化。
然而，项贤明的学校消亡论也存在一些争议和问题。
一些人认为，他过于否定了传统教育的价值，过于强调了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忽视了教师的角色和教学的指导。
此外，他的教育理念在实践中也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如如何平衡教育的自由度和教育标准的问题等。
老外在清华教政治作者：蒋（韦华）薇来源：《视野》2006年第20期中国的政治几乎是世界上最玄妙的一门“艺术”了，想一想处事简单的老外，一旦与中国政治相遇，又会有什么样的碰撞呢?2006年6月的一天，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室，4名博士生正在进行论文答辩，一群学生坐在下面旁听。
评委之中有一位穿着粉色衬衫的金发老外，他是哲学系外籍教授丹尼尔·贝尔。
这一天，4位博士都顺利通过了答辩。
“我没有为难他们，但我想起了我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
”丹尼尔·贝尔说。
那是1991年，在牛津大学。
“整个答辩只有我和两位评审在场，其中一位评审还是我的老乡，我满以为他不会为难我，可是他对我没采用论文常规格式，而是采用对话体提出质疑，我没通过答辩。
后来半年，我一直在修改我的博士论文，可我坚持用对话体。
柏拉图的《理想国》不也是对话体么!”“那是我一生中最沮丧的时候。
”半年后，他的论文获得通过。
他当时并不知道，牛津大学出版社早就看上了他的博士论文，并打算出版。
而这篇论文也奠定了他在西方“社群主义”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
“你是不是疯了?”当丹尼尔·贝尔最初决定接受清华大学的聘请讲授政治学时，他的西方同行个个惊诧得目瞪口呆：“你是不是疯了?”当时，这位加拿大籍政治学教授正在香港任教。
同行们都清楚，香港不仅学术环境宽松，且收入丰厚。
“我当然明白他们的担心。
”丹尼尔事后说。
丹尼尔·贝尔并非“中国盲”，早在英国读书时，他便与来自中国的女学生宋冰组成了跨国家庭。
夫人特为他取了个中文名字：贝淡宁。
这个音译名字的背后，蕴涵着中国传统的处世哲学：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而哲学，恰恰是丹尼尔·贝尔的兴趣所在。
“其实，包括我的中国亲戚，当时也不赞成我来北京。
”贝淡宁坦白。
可相比香港学生，北京学生曾给他留下过很深的印象。
此前，他多次受邀到北京开讲座，北京学生的好奇让他感到“很兴奋”，“而在香港，师生之间更多是维持着一种客气和冷淡”。
20世纪末美国党派的消失20世纪末，美国政治经历了一次历史性的转变，即两大党派的垄断地位被挑战并大幅削弱。
传统的奥斯汀派和洛杉矶派已经不再有效，他们所代表的政治观点已经不足以应对现实社会中的复杂问题。
本文将探讨这种变革的原因和结果，以及其在美国政治上的影响。
一、垄断政治的陷阱传统上，美国政治的主流由民主党和共和党主导，这种体系存在着垄断政治的陷阱：一方面，两党的政治观点越来越类似，他们竞选时都使用类似的言辞和策略，所以很难区分谁是谁非。
另一方面，党派对选民的属性进行定位，用来吸引某一类人群的投票，以获得更多的支持。
但这也使得党派无法真正代表所有人的利益，更加倾向于特定的阶层和群体。
随着社会的变化，这种“二元”政治对美国民主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许多人越来越感到失望，他们无法在两个党派中找到自己的代表。
这种政治上的缺失引发了一些新的思潮和组织的出现，试图填补这种缺失，通过更广泛的参与和更具有创新性的方案，推动其政治和社会议程。
二、新兴力量的崛起现代美国政治发生的变革并不只是由于政党体系内部的问题。
外部因素如媒体和社交网络的兴起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更加容易地获取信息、分享观点和组织群体，这为新的政治势力提供了空间和平台。
这些组织和人群往往超越了传统的政党、阶级和语境的障碍。
他们主张更为民主化和激进化的政治观点并尝试在政治上实现他们的理念。
例如，绿色党、自由党和独立候选人等新兴力量，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逐渐崛起。
绿色党强调环境保护和社会公正，自由党主张个人自由和国家最小化，独立候选人则希望超越党派的限制，通过更广泛的社会基础推动变革。
这些力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选民，为美国政治带来了新的活力。
三、美国政治的新趋势美国政治的变革已经从根本上影响了整个政治体系。
传统的政治思维和模式正在被颠覆，新生力量在政治创新和社会进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变革给美国政治带来了一个多元且更加开放的空间，使得政治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和实际需求。
与黑人有关的历史事件黑人历史的重要事件-美国废除种族隔离法案在黑人历史中，有许多重要的事件对黑人权益的争取与保护起到了关键作用。
其中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美国废除种族隔离法案，这一事件不仅影响了美国社会的发展，也对全球种族平等与人权的推进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美国正值民权运动的高潮期。
尽管黑人在法律上享有平等权益，但实际上却受到种族隔离政策的限制和歧视。
在南方各州，黑人被迫接受种族隔离，无法享受与白人平等的教育、就业和公共设施等权益。
这种种族隔离政策严重侵犯了黑人的尊严和人权，引发了黑人社区的强烈不满和抗议。
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中宣判种族隔离在教育领域的非法性。
这一判决为后来的废除种族隔离法案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恩等人发起了一系列抗议活动和非暴力抵抗行动，争取废除种族隔离。
196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历史性的《民权法案》，该法案废除了种族隔离政策，禁止在公共设施、教育、就业和选举等领域对人们进行种族歧视。
这一法案的通过标志着美国正式结束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种族隔离制度。
《民权法案》的通过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它使得黑人在法律上获得了平等权益，结束了种族隔离带来的不公平待遇。
其次，废除种族隔离为黑人争取平等权益的斗争提供了法律保障，激励了更多黑人参与民权运动。
此外，这一事件也为全球种族平等与人权的推进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
然而，废除种族隔离法案并没有立即解决美国社会中的种族问题。
在法案通过后的几十年里，种族歧视和不平等待遇仍然存在。
这使得民权运动持续不断，黑人继续以各种方式争取平等和正义。
例如，马丁·路德·金恩的非暴力抗议运动、黑人运动员卡洛斯和史密斯在奥运会上举起黑色拳头示威等，都是继续推动种族平等的重要事件。
至今，虽然美国已经废除了种族隔离法案，但种族歧视和不平等问题仍然存在。
“盎格鲁－撒克逊也要下架了吗若云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的死，引发了美国和各国的反种族歧视示威游行。
著名影片《乱世佳人》也被下架了，因为有“美化奴隶主”之嫌。
很多人都在用“种族平等”的眼光重新审视身边的一切，“盎格鲁-撒克逊”这个词也在该行列。
从2022年9月开始，研究中世纪的学者们就开始激烈地讨论“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一概念。
这场大讨论始自国际盎格鲁-撒克逊人学会内部关于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主张。
该组织致力于研究中世纪早期（公元450年-1100年）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族群的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宗教学、社会学乃至货币学等。
历史源头霍华德·威廉姆斯，是切斯特大学专门研究中世纪早期不列颠和斯堪的纳维亚的考古学家。
他认为在中世纪早期的物质文化、建筑环境和景观，以及公共参与和教育上，“盎格鲁-撒克逊人”一词仍然有着一席之地。
的确，“盎格鲁-撒克逊人”一词与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政治运动颇有渊源，特别是在北美。
然而，威廉姆斯认为，在学术讨论、公共参与和教学中，为了对抗种族主义者和白人至上主义者所滥用的概念，最好的方式是阐释清楚“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一表述所具备的持续性和连贯性。
“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英格兰”等概念的变化，是争论的背后原因之一。
如同“维京人”和“凯尔特人”一样，这些词汇长时间吸引着持有种族主义观点的个人和组织。
那些热衷于构建国族起源神话的人士，更是对此趋之若鹜。
在这些歪曲历史的表述中，公元5世纪时日耳曼移民取代了土著，成为了不列颠群岛新的主人。
这些盎格鲁-撒克逊人是热爱自由的农民和战士，他们起初信仰异教，后来又皈依了基督教。
这些人从嗜血的维京人手里保卫着古老的自由，最终又向诺曼人屈膝臣服。
民族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对顽强而又浪漫的小英格兰历史奉如圭臬，试图以此来正当化英国民族主义和海外殖民的勾当。
在美国，“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个概念，更是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核心话术之一—这个词代表着黄金纪元，他们意图树立起英格兰（不列颠）比其他国家和民族更为优越的核心论述。
西方民主制度为何不适于目前的中国中国政治体制在西方民主制度的适用性上面临了一些挑战和限制。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原因：1.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是首要任务。
西方民主制度强调个人自由和民众参与，可能导致政治动荡和社会冲突的增加。
因此，中国政府认为维护整体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比民主制度更为重要。
2.经济发展需要：中国自开放以来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取得了巨大成就。
中国政府认为，发展经济是最重要的任务，因此需要更集中的政权来实施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
西方民主制度下的政治决策和政策制定过程可能更加复杂和缓慢，不利于迅速应对经济发展的需求。
3.社会和文化差异：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与西方国家有着明显的差异。
西方民主制度是根据西方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发展而来的，可能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和社会结构不完全契合。
例如，中国强调集体主义和社会稳定，而西方民主制度更注重个体权利和个人自由。
4.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国家，面临着各种经济、社会、环境和地理等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西方民主制度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资源，而中国政府更倾向于集中权力以更高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5.政府的有效性和迅速决策：西方民主制度下政府的权力被分散，政治决策由多个政府机构和政治派别参与，并受到广泛的媒体和公众监督。
这可能导致政府的决策过程变得相对缓慢和复杂。
在中国，政府希望能够更迅速地做出决策，特别是在面对重大问题和紧急情况时。
尽管中国政治体制与西方民主制度存在一些不同和限制，但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和完善自己的政治体制，以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
在未来，中国可能会采取更开放和包容的政治体制，更多地吸纳民众的意见和参与，以实现更好的治理和发展。
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注：这封告别信是恩格斯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停刊而写的。
这封信在该报上发表后，接着又于1890年9月30日刊登在奥地利杂志《社会民主党人月刊》第9期上。
同年10月2日和3日分别发表在《萨克森工人报》第119号（最后一段被删掉）和《柏林人民报》第230号（开头两段被删掉）。
此外，这封告别信还被爱·马克思－艾威林译成英文收入她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一文。
发表在1890年9月25日的《每日纪事报》第8903号上。
1890年10月该信被译成意大利文发表在《正义报》上。
——400。
）请允许我也向读者告别。
《社会民主党人报》（注：《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的一家周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生效期间，1879年9月至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1888年10月至1890年9月27日在伦敦出版；1879年至1880年该报的编辑是格·福尔马尔，1881年至1890年编辑是爱·伯恩施坦；马克思和在该报整个出版时期为该报撰稿的恩格斯，都积极帮助该报编辑部执行党的无产阶级路线，批评并纠正它的个别错误和动摇。
——397、400、647、661、662。
）应当退出舞台。
这不仅是因为曾经时常向其他党派作过这样的声明。
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在变化了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人报》本身必然要变化，它的任务、撰稿人和读者都要变化。
然而，起过如此明显的历史作用的报纸，它的版面、而且只有它的版面才反映了德国工人政党生命中最有决定意义的12年的报纸，——这样的报纸，不能够也不应当改变自己。
它应当仍旧是原来的它，否则就应当停刊。
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的看法一致。
我们大家还同样一致认为，由于本报停刊不能不留下一个缺口。
在德国出版的任何一个机关报，不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都不能代替它。
对党来说这只是一个相对的损失，因为党正进入另一种斗争环境，因而它需要另一种武器，另一种战略和策略。
牛津大学教授美式民主现在已停止传播
“民主到底哪儿出错了?怎样才能拯救它?”“影响美国政策的只有富人，与你我无关”，《经济学家》、《赫芬顿邮报》等欧美主流报纸杂志最近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反思西方民主出现的问题。
近年来，从非洲的埃及、东南亚的泰国到欧洲的乌克兰，这些移植了西方民主体制的国家纷纷陷入动荡不安，即使美欧等老牌“民主”国家也面临贫富差距迅速增大、金钱政治无所不在等问题，而美欧政府不但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因为党争不时出现政府关门的情况。
牛津大学教授斯特恩·雷根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评论，认为政府治理体系效率低下与崩坏、搞不好发展，可能会让民主制度被历史湮灭，并质疑“美式民主是否正在走向灭绝”？
此前，斯特恩曾就民主问题撰写过多篇文章，20 13年他出版了新书《魔鬼之国：民主领导与服从问题》。
日前，斯特恩教授在伦敦接受了《环球时报》记者的专访。
民主在世界的传播已停止
环球时报：
在欢呼了“阿拉伯之春”后，近来西方许多媒体和学者却开始忧心起民主病或像您在《华盛顿邮报》上所说的，美式民主会不会正在走向灭绝？您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看法？这跟最近的乌克兰事件以及之前埃及等情况有关系吗？
斯特恩：
是的，有一定联系。
我们正处于非常不确定的民主运动时期。
在过去40年里，民主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做得非常好，但现在民主的传播已停止。
从民主的角度来看，那场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运动已全部失败。
正如在历史中出现过多次的，民主现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西方民主国家正在失去自信，经历自我怀疑的痛苦。
现在的问题是民主是否会像以前一样继续在全球蔓延。
西方资本主义刚刚经历一场大的经济危机。
许多迹象表明，民主世界的人们正在追问民主政府应对挑战的能力。
中国的崛起也是重要原因。
东西方以及中美之间存在明显的竞争。
目前看来，似乎中国正在发展壮大，而西方民主国家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不确定。
环球时报：
美国学者福山曾经称民主是人类社会终极形式。
但在开罗和基辅，尽管人们迎来全民选举的时代，但民主却屡屡陷入崩溃的境地。
实际上，这些民选出来的政府都是被非法推翻的。
您怎么看这些国家的民主？
斯特恩：
尽管民主偶尔有破产的现象，这种情况非常少，但是成为民主国家却很难。
我们在“阿拉伯之春”里已经领略到这一点。
从民主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起义和运动都没有成功。
在“阿拉伯之春”中，自下而上的抗议和选民都没有带来新的民主政权。
可以说在那里崩溃的是一个喧闹的系统。
可以说在世界的那个部分，新的民主制度并没有被引进。
埃及曾经是独裁体制，所有阿拉伯国家都是专制体制，他们无法控制局面。
起义并没有带来新的民主国家，埃及仍然是独裁体制，而利比亚则是一片混乱。
西方金钱政治太嚣张
环球时报：
在美欧国家内部，一些学者和媒体把运作失灵等字眼与民主联系在一起，您对此如何看？
斯特恩：
民主应该产生有效的政府，但现实中不是所有民主国家都能做好。
我将民主政府分为两大类：一类政府虽不完美但相当不错;而另一类则是不能正常运行的政府，不能制定国家需要的决策和政策。
在民主国家，权利应该是平等的。
在理想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权利，虽然实际中这永远不会发生。
现实中，经济实力一直在与政治权利竞争。
经济和政治力量之间应该有个平衡，政治权利的完整性不应被经济实力压倒。
当下，政治权利的完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和保护。
我认为这就是民主运作失灵的原因。
环球时报：
您曾在《华盛顿邮报》上写道，民主只有促进了发展，才能确保民主自身的发展，是这样吗？
斯特恩：
政府必须执行足够的治理。
政府必须调节经济，维护基础设施，提供良好公共服务，维护福利体系，它们必须这样做，不然就会面临失去民众支持的危险。
如果政府不做它们所应该做的，它们就不会被民众信任。
除非公民和政府之间有足够的信任，民主才能发挥作用。
为了保持信任，政府官员必须进行足够的治
理。
我们经历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直到现在经济增长仍然非常微弱。
很显然，政府有责任为合理的经济增长创造条件。
这显然是民主政府在最近几年里所没有做到的，它们的失败使得经济危机动摇了我们的经济。
环球时报：
谈到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不少学者认为，民主危机其中一个来源是这次金融危机：由于西方民主成为金钱决定的民主，因此当1%的富人弄出危及世界的金融危机，西方国家政府却掏纳税人的钱为他们纾困。
您对此如何看？
斯特恩：
经济危机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我们的世界很有可能发生严重的经济崩溃。
一段时间以来，民主制度的维护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民主制度需要精心呵护，其基本原则需要得到尊重。
以政治平等为例，我们不应该让政治上的平等被经济上的不平等削弱。
“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响亮。
不仅美国政治如此，在许多国家，金钱的声音比任何时候都大，这是民主制度的一个大问题。
你无法阻止金钱说话，但至少不能像现在这样嚣张。
由于我们经历了经济危机，必然有很多机构需要救助。
但是在我看来，这一步走得太远，有些机构不应被纾困。
我曾在《金融时报》上撰文称，皇家苏格兰银行就是不应该获得纾困的例子。
政府把太多纳税人的钱花在了这上面，没有对这一过程进行合理控制。
环球时报：
最近美国最高法院要放开对政治捐款的限制，许多学者担忧，认为这样下去，不仅造成1%的富人，而且会造成1%的政治，美国近30年来的9次大选中有7次出现了布什家族或克林顿家族的候选人。
您对此如何看？
斯特恩：
美国最高法院的决定是大错特错的，因为它让金钱具有了更大的发言权。
美国国会应该阻止最高法院做出这样的决定。
至于克林顿和布什家族的问题，他们很有可能是不错的候选人，下届大选也很有可能是另一场克林顿与布什的对决。
这看起来相当滑稽，这不是民主问题。
仅程序民主是不够的
环球时报：
今年3月《经济学家》杂志封面文章认为，西方对
民主的担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打破了民主世界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垄断。
中国近30年来一直锐意改革，而美国似乎自民权运动后就很少有像样的变化。
您认为民主是否也需要改革？
斯特恩：
美国已维持强劲发展近250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60多年历史。
因此，中国仍有200多年来证明自己。
当然，中国有可能发明一种优于民主的模式，但是现在庆祝还为时过早。
民主确实需要不断地进行改革。
这就是我所说的需要持续的精心呵护。
民主从未完成，而且需要不断进行改革和改进，无论是在运行方式还是官员和民众的关系上都是如此。
英美这些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缺乏足够的改革，也缺乏对民主原则进行足够的保护。
现阶段民主国家对自己没有足够的信心，对自己持怀疑态度。
造成这一局面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严重打击了西方资本主义。
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的崛起，中国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的挑战。
这又回到了我们对民主的想法问题上，英国、美国对自己的民主机构没有足够的信心。
它们采取的应对措施是抵御而不是改革。
这时候就需要强有力的领导，需要治理能力强的
政府。
在政府运行良好的国家，人们对政府的信心与日俱增，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就是很好的例子。
运转有效的政府往往会根据需要进行改革，进行合理治理，然后收获人们的信任。
而在某些受经济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人们对政府的信心处于历史新低。
因此，政府仅仅做到程序民主是不够的;如果交不出令人满意的政绩答卷，它们便将被历史湮没。
环球时报：
西方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共产党的执政以及稳定的选贤任能机制——比“华盛顿共识”更能避免国家的发展陷入僵局。
中国把自己的制度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府能够倾听民意，并且能迅速作出改革，这似乎比西方选举制度下更有效。
您认为民主到底是不是多元的？中国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是一种尝试吗？
斯特恩：
这种说法并非毫无根据。
目前要说中国模式是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这点还没有在国际上得到认同。
但中国有可能变得民主，这个过程不会太戏剧化。
中国村一级的选举有民主成分，中国可以以此为基础努力。
民主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形式，在这一点上我们应
该更开放。
目前，一个不太受到重视的民主形式是间接选举——即公职人员由其他民选官员选出。
这是中国能够创造的民主形式。
理论上，中国可以通过以地方选举为基础，一层一层往上进行间接选举。
这将是与中国庞大而复杂的现实所能兼容的一种模式。
可以说，中国是有可能建立不同于西方民主的另一种民主制度，虽然目前听起来有些不太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