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性同体视野下的伊莉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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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性同体”视角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修正研究作者:孙睿来源:《校园英语·上旬》2017年第04期【摘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将女性主义、性别与翻译相结合的研究。
女性主义者使用“性别研究”来解读和评判根深蒂固的父权制文化中的性别差异。
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中往往表现的过于激进,矫枉过正,重构了另一种“父权意识的女性主义”二元对立。
通过对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发展的梳理及阐释,揭示该理论的内在缺陷,并剖析“双性同体”的思想,从跨越性别的界限对女性主义翻译的偏激修正,从而避免性别主义倾向和女性主义翻译观的政治议题,最终实现作者与译者,原文与译文,他与她平等对话的和谐共生关系。
【关键词】双性同体女性主义翻译视角修正“性别”一词是指雌雄两性的区别;性别是用来区别男女两性的概念,究其本意而言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和阶级差别的。
但随着人类社会的更迭,有些进步女性及学者逐渐意识到“性别”这个貌似“平等”的词语背后隐藏的不平等。
随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性别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展开了丰富的研究。
中国著名批评家戴锦华女士指出,性别研究更关注性别的社会角色及其文化影响;以及两性如何潜移默化按性别形成的不同文化规定和权力来运行社会秩序。
有人称其为女性主义的新方向。
此后,女性主义者开始使用“性别研究”来解读和评判社会意识中暗藏的性别差异。
性别差异对男性和女性的行为和角色都有重要的影响。
一直以来父权制文化都扮演者霸权文化的角色,父权制文化也根深蒂固地影响着“性别概念”;它通过一系列强制性的社会文化塑造、定位、固化了两性的身份、角色和地位等级,旨在强化父权制对女性的统治。
随着女性反压迫、求平等的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使得性别研究愈加深刻,性别研究的战场更加硝烟四起。
语言成为女性主义者斗争的重要的战场。
性别的差异成为翻译研究的热点视角,也同时奠定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发展的基础。
一、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19世纪末掀起了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一次浪潮,争论的焦点是要求两性的平等。
《汤姆叔叔的小屋》中双性同体观的解读作者:张雪来源:《汉字文化(教育科研卷)》2018年第16期【提; 要】《汤姆叔叔的小屋》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
这部伟大作品因其推动了废奴运动而几经成为禁书,但随着女性主义和少数族裔作家的出现,人们开始重新分析并接纳这部著作。
斯托夫人的这部名著对黑人妇女性格特点形象的刻画对之后的女性作家甚至黑人女性作家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本文将从弗吉尼亚·伍尔夫所指的双性同体观的角度对小说中的人物进行解读。
【关键词】斯托夫人; 双性同体; 《汤姆叔叔的小屋》一、引言被美国总统林肯称为引起一场战争的小妇人哈丽特·比彻·斯托夫人因1852年出版的《汤姆叔叔的小屋》而一举成名。
作品曾在美国风靡一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历史进程。
斯托夫人亲眼见证了奴隶制的残害和荒谬,《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创作与她经历是息息相关的。
她去南方了解奴隶的生活,目睹了他们的不幸。
她坚定的反对奴隶制给黑人带来的压迫,并用文字将这一制度的罪恶揭发出来。
这部小说给反对奴隶制的公众在情绪上起到了很大作用,推动了南北战争的爆发。
关于这部小说的研究角度样式不一,有圣经原型、后殖民主义、文学对比等等,本文将从女性主义的一个分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对《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人物进行分析。
双性同体的概念由来已久,生物学,心理学,体形构造及生理方面对其都有不同的定义。
弗吉尼亚·伍尔夫于1929年出版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正式提出双性同体观。
她借用诗人柯勒律治的名言指出:“如果一个人是男性,他头脑中那部分女性因素必定仍然在发挥作用;如果是个女性,她也必须和头脑中的男性因素沟通对话”。
柯勒律治曾说伟大的心灵总是雌雄同体,他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双性同体思想从性别角度主张两性互为主体。
小说中的各式人物都具有双性同体的特征,比如汤姆的不屈不挠与善良,伊娃的单纯与对死亡无畏,伊莉莎母爱与追求解放的魄力等等。
张丽丽(安徽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蚌埠 233030)摘要:斯坦贝克经典短篇小说《菊花》塑造了一位兼具女性与男性气质的女性形象伊莉莎。
本文从双性同体的角度来分析伊莉莎的双重性别身份,洞鉴父权制社会中女性所承受的压抑人性的磨难,继而透视作家本人对父权制社会女性生存状态的隐忧以及他对两性和谐的探索和期盼。
关键词:双性同体;男性气质;女性气质;两性和谐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166-03一、引言“双性同体”的本义为生物学领域里的“雌雄同体”,意思是动植物雌雄同株或兼具有雌性和雄性双重特征。
在神话、宗教、医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双性同体”这个概念都有所涉及,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
在中国的创世纪神话中,暗含着一个“双性同体”的始祖,天与地本是融合在一起的,后来因某种原因才相互分离,天代表男性,地代表女性。
作为西方文化的源头,《圣经》中也蕴含着“双性同体”的思想,人类的始祖亚当原本是一个双性人,夏娃是用亚当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的,是亚当“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这表明,早期社会人类的发展是由男女两性共同完成的,男女两性之间相辅相成。
自从男女被分开后,他们就不断地寻找另一半,渴望能够重新结合在一起。
从这个角度来讲,“双性同体”是作为古代人表示全能、力量以及自足的普遍公式。
人们似乎觉得,如若具备终极力量和最高存在的意义的神圣性或神性,它就必须是两性兼体的。
“双性同体”的概念在文学批评中的首创之功当归于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
她在小说《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指出“卓越的作家应该是两性融合的,也就是同时具备男女双性的素质”,“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力量。
……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
”[1]虽然伍尔夫的初衷是追求一种女性写作的最佳状态,但她的“双性同体”观颠覆了男权社会性别角色二元对立的等级模式,为后世追求男女两性和谐、平等的人们打开了一扇通向光明的大门。
女性主义视角下伊丽莎白·班纳特与简·爱形象的对比在女性主义视角下,伊丽莎白·班纳特和简·爱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
虽然她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中,但她们都是坚强、独立和追求自由的女性。
她们也展示了女性主义的核心理念,包括追求平等、自主和自我肯定。
伊丽莎白·班纳特的形象展现了女性主义中的“女权主义”思想。
她拒绝了传统的家庭和婚姻观念,坚持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尊严。
尽管她来自一个贫穷的家庭,但她并不愿意为了经济利益而嫁给不爱的人。
相反,她尊重自己的感受和需求,选择拒绝了多次的求婚。
她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和信心,相信只有真爱和平等的婚姻才能带给她真正的幸福。
与此相比,简·爱的形象则更加强调了女性主义的“自助主义”思想。
她在一个更加保守和束缚女性的时代生活,但她并不愿意受到传统社会的约束。
她努力追求教育和自我提升,成为一个独立的女性。
她拒绝了对她的压迫和歧视,她不再接受别人的掌控和侮辱。
她选择离开那个她曾经深爱的人,因为她相信只有在互相尊重和平等的婚姻中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伊丽莎白·班纳特和简·爱都表现出自我肯定和自尊的特质,展示了女性主义中的“自我认同”思想。
伊丽莎白以她的智慧和幽默获得了自己的尊重和他人的认同。
她拒绝屈服于男性的权威和期望,坚持追求自己的利益和欲望。
简·爱则通过她的独立和坚定表达了自己的价值和信念。
她不再自卑和羞愧,而是勇敢地展示了自己真实的自我,并坚决捍卫自己的权益。
《奥兰多》中伍尔夫双性同体思想的解读伍尔夫的小说《奥兰多》堪称一部关于“性别”主题的经典之作,其中的主人公奥兰多便是一个双性人,书中从多个角度描绘了她的性别探索与自我认知的过程。
伍尔夫在小说中运用了形式上的多维性和多样性,如时间、空间、性别、文化、历史等元素的交织与对比,展示出当时社会对性别认知的种种困境和悖论,以及对于自我建构和自我实现的思考和探讨。
造型角度小说开始时,奥兰多的性别还是男性,后来她在1600年代与女主人公桃丽丝相遇后女装成爱神,之后又在英国女王安妮时期经历变化成为女性。
在同时代,双性人是非常罕见的,这种角色的创作也与伍尔夫本身意识形态中的反叛精神有关。
在《奥兰多》中,她对于性别的分野进行一定的质疑,倡导一种全面、平等、宽容的性别观。
对她而言,双性人身份既不是矛盾,也非无益,而是丰富与广泛。
社会角度伍尔夫的作品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对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化之间的交杂和摩擦作出了深入地论述。
《奥兰多》是这种论述中的典范之作。
在书中,伍尔夫用奥兰多的性别流变来展示时代与文化间的观念转变和缺陷,为了呈现不同时期的异质文化以及正常/非正常的性别观念,她在人物的构建上加入了大量历史元素及符号。
其实《奥兰多》的人物并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主要是为了在文学上呈现庞杂而深远的历史,故而从时代性角度看,《奥兰多》是一部历史小说,它的人物和事件需要被较真地考证。
传统的性别观念,尤其是华丽的绅士和文艺复兴式的微丑形象的文化衬托,在小说中都发挥了着重的作用。
这种旧式的视角进一步强调了社会如何制造“男性气质”,在“男性优越”这个问题上,小说想要唤起读者的警觉。
在这个过程中,女性(或女性化男子)的产生条件、造型和意义被赋予了合法性,性别的模模糊糊穿越时空,且不是罪恶或者不正常。
这对超越二元性别观念的认识能力,介绍现代思考性别主题的核心;同一批次的人类天性,可以在不同的历史文化和诗学环境之下,产生不同的性别观念,并且呈现出不可能复制的五颜六色。
女性主义视角下伊丽莎白·班纳特与简·爱形象的对比伊丽莎白·班纳特和简·爱是两位经典的文学角色,分别出现在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和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中。
她们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有着显著的差异,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她们分别代表了两个不同的女性形象。
从外貌上看,伊丽莎白·班纳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女子。
她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和一头乌黑的秀发,她的外貌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
相比之下,简·爱的外貌就平凡多了。
她有一张普通的脸孔,虽然不算丑陋但也不算出众。
这两位角色的外貌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审美标准,漂亮的女性更受欢迎和注意,而相貌平凡的女性则往往被忽视。
伊丽莎白·班纳特和简·爱对待爱情的态度也有所不同。
伊丽莎白·班纳特对自己的婚姻非常挑剔,在她眼里只有真正的爱情才是婚姻的基础。
她拒绝了许多富有的求婚者,只因为她们不能满足她的心灵需求。
当她遇到达西先生时,她打破了自己的偏见,并且意识到了爱情中的重要性。
简·爱则更加追求自由和平等的爱情。
她要求自己在感情上得到平等待遇,拒绝接受任何人的摄制和驯化。
伊丽莎白·班纳特和简·爱在对抗社会对女性的束缚上也有所不同。
伊丽莎白·班纳特和她的姐妹们对于沉闷的社交活动和自己的社会地位都表现出了鲜明的批判意识,她们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对生活的追求。
尽管她们对待结婚和社会地位的态度坚定,但她们仍然不得不接受社会对女性的限制。
相比之下,简·爱对待社会制约的态度更加强硬。
她拒绝做一个附庸于男性的女人,选择成为一名独立自主的女性。
伊丽莎白·班纳特与简·爱在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形象对比凸显了两种不同的女性形象。
伊丽莎白·班纳特是一个活泼开朗、追求自由的年轻女子,而简·爱则是一个坚强独立、追求平等的女性。
双性同体视域下对多丽丝莱辛《裂缝》的解读一、引言多丽丝?莱辛是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她是继伍尔夫之后最伟大的女性作家。
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因为她“用怀疑、热情和构想的力量来审视一个分裂的文明,其作品如同一部女性经验的史诗”。
她的长篇小说《裂缝》于2007年出版,正值莱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际,因此备受瞩目。
这部小说借罗马帝国历史学家之口,讲述人类起源神话。
初民有女无男,以单性生殖繁育女婴儿,后来基因畸变,产生了男婴。
男女性格迥异,男性冒险进取,女性谨慎保守。
因此两性族群经常冲突。
后来发觉双方应该相互学习,合作共存。
二、关于双性同体理论阐述双性同体,又名“雌雄同体”,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意思是一种身上同时有女性和男性特点的人群。
伍尔夫在文学理论《一间自己的房间》中首次将双性同体思想作为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提了出来,她认为,“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都有两种力量在统辖着,一种是男性的,一种是女性的;在男人的头脑里,男人胜过女人,在女人的头脑里,女人胜过男人。
正常而又舒适的存在状态,就是在这二者共同和谐地生活、从精神上进行合作之时。
如果一个人是个男人,那么头脑中的那个女人的部分也仍然一定具有影响;而一个女人也一定和她头脑中的男人有着交流。
”事实上,能与自己身上另一种性别力量和谐相处的人在日常生活中能更好地与异性相处,懂得尊重彼此的差别,并能很好地与异性合作,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
在莱辛的《裂缝》中,我们可以从她在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和作品中两性关系从分裂到融合的过程看出她的双性同体思想。
三、《裂缝》中双性同体思想的解读1.具有双性同体性格特征的人物代表(1)历史学家―具有双性人格的男性在叙述人类起源的故事时,多丽丝?莱辛选择的是罗马的一位男性历史学家,这样的选择具有一定的隐含意义。
这位罗马历史学家有两段婚姻,在之前的一次婚姻中,他雄心勃勃,努力工作,与妻儿在一起的时间很短,这时候的他心中的男性特征占据统治地位,心中的女性特征完全则处于受压抑状态,缺乏对家庭的关心和了解。
102 世界文学评论 第9辑《丹麦女孩》中的“双性同体”原型形象罗 玲内容提要:《丹麦女孩》由美国现代作家大卫·埃伯索弗特创作,于2000年出版。
小说讲述了丹麦男性画家艾纳从心理和生理转变为女性人格莉莉(艾纳内心女性形象)的故事。
本文应用荣格原型理论之“人格面具,阿尼玛以及阿尼姆斯”,剖析艾纳是如何把成长为莉莉的无意识阿尼玛当作一个内心人物来经历,以及莉莉是如何冲破艾纳意识和社会世俗禁锢,并战胜艾纳的人格面具成为一名真正的社会女性,进而探索在现实生活中与艾纳类似的社会人是如何走向变性道路,以及随着他(她)们的阿尼玛或阿尼姆斯逐渐战胜人格面具时,他们内心又是如何发展与成长的。
这种精神心理分析角度一方面对分析跨性别现象以及变性者心理变化历程是一个启发;另一方面,其研究结果对当今现代社会和现代人如何看待跨性别现象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丹麦女孩》 人格面具 阿尼玛 阿尼姆斯 双性同体作者简介:罗玲,内江师范学院,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Title:On Androgyny Prototype in The Danish GirlAbstract:The Danish Girl, created by American modern writer, was published in 2000. This novel narrates a story that Einar Wegener, a male artist in Denmark becomes Lily (the female image in Einar's inner world), a beautiful woman physic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by receiving transsexual op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ung's Archetype Theory, This paper focuses on analyzing how Einar experiences Lily's life when the unconscious Anima grows to be a female individual in his inner world, and how Lily breaks with Einar's consciousness and the restrictions of social conventions, ending up with beating Einar's Persona and becoming a real woman physically and socially. Meanwhile, the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why those who are similar to Einar psychologically in reality prefer to change their gender and how their inner world develops as their Anima or Animus beats the Persona. Through this psychoanalytical research, on the one hand, the enlightenment can be gained on transsexualism and transgenders'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as for the issue that how the modern society and people think of transsexual phenomenon,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profou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Key words:The Danish Girl the Persona Anima Animus AndrogynyAuthor:Luo Ling is a teacher in Neijiang Normal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 is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引 言《丹麦女孩》根据20世纪初丹麦艺术家艾纳·韦格纳的真实经历创作而成,讲述了一对艺术家伉俪的非常人生,画家艾纳与吉尔达1902年相识,由于两人拥有相同艺术爱好,很快结成夫妻。
双性同体视野下的伊莉莎作者:张丽丽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06期摘要:斯坦贝克经典短篇小说《菊花》塑造了一位兼具女性与男性气质的女性形象伊莉莎。
本文从双性同体的角度来分析伊莉莎的双重性别身份,洞鉴父权制社会中女性所承受的压抑人性的磨难,继而透视作家本人对父权制社会女性生存状态的隐忧以及他对两性和谐的探索和期盼。
关键词:双性同体;男性气质;女性气质;两性和谐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166-03一、引言“双性同体”的本义为生物学领域里的“雌雄同体”,意思是动植物雌雄同株或兼具有雌性和雄性双重特征。
在神话、宗教、医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双性同体”这个概念都有所涉及,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
在中国的创世纪神话中,暗含着一个“双性同体”的始祖,天与地本是融合在一起的,后来因某种原因才相互分离,天代表男性,地代表女性。
作为西方文化的源头,《圣经》中也蕴含着“双性同体”的思想,人类的始祖亚当原本是一个双性人,夏娃是用亚当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的,是亚当“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这表明,早期社会人类的发展是由男女两性共同完成的,男女两性之间相辅相成。
自从男女被分开后,他们就不断地寻找另一半,渴望能够重新结合在一起。
从这个角度来讲,“双性同体”是作为古代人表示全能、力量以及自足的普遍公式。
人们似乎觉得,如若具备终极力量和最高存在的意义的神圣性或神性,它就必须是两性兼体的。
“双性同体”的概念在文学批评中的首创之功当归于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
她在小说《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指出“卓越的作家应该是两性融合的,也就是同时具备男女双性的素质”,“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力量。
……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
”[1]虽然伍尔夫的初衷是追求一种女性写作的最佳状态,但她的“双性同体”观颠覆了男权社会性别角色二元对立的等级模式,为后世追求男女两性和谐、平等的人们打开了一扇通向光明的大门。
《菊花》①讲述的是加利福尼亚州萨利纳斯山谷一个农场里亨利和伊莉莎这对夫妇在特定一天的生活,以及发生在女主人公伊莉莎与一位赶车补锅匠之间的故事。
作为斯坦贝克的经典短篇小说之一,《菊花》自发表以来就赢得世人广泛的关注和经久不衰的研究热情。
他们主要从女性主义、象征主义、生态主义等角度进行研究,来挖掘文本中“深刻的东西”,其研究成果对于激发新的研究兴趣、开阔视角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本文立足双性同体(Androgyny)的角度,对伊利莎进行“双性”解读,通过分析伊莉莎身上所体现的女性气质、男性气质以及男女气质的冲突,洞鉴父权制社会女性所承受的压抑人性的磨难以及斯坦贝克对两性和谐的期盼。
二、伊莉莎的双性表征“性别的中性化或双性化,决非一般的带有否定和扭曲含义的所谓‘不男不女’的同义语,是指一个人同时具有较多的男性气质和较多的女性气质的人格特征。
”[2]在《菊花》这部小说里,斯坦贝克通过伊莉莎这个具有双性特征人物的塑造,把美国20世纪30年代父权社会里女性普遍的生存状态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一)房中沉默的“天使”:男权文化界定下压抑的伊莉莎当时的社会认为,真正的女性应该是“虔诚的,纯洁的,顺从的,持家有术和深居简出的,并将此定义强加于女性的身上”[3]。
伊莉莎就是这样一位被囚禁在父权社会对女性角色既定牢笼中的万千女性之一,她被迫退到女性的活动空间—房舍和花园。
作为一位称职的家庭主妇,房舍被打扫得“整洁、明亮”,“精致的白色的农舍”四周环绕着紫色的天竺葵;生活也被打理得井井有条:“冬草储备了起来”,还在“房前台阶上放着一块供擦泥的垫子”,在“房子后面堆着易拉罐”。
她会在亨利洗澡时就“把他要穿的黑色西装放在床上,把衬衫、袜子和领带放在旁边。
上过油的皮鞋放在床边的地板上”。
作为一位善解人意的妻子,伊莉莎会在亨利向她炫耀刚做成的一笔菜牛的生意时,说“你真行”去鼓励自己的丈夫;她也会“好,当然好啦!”来顺从丈夫对自己去城里庆祝的安排。
伊莉莎还是一位恪守妇道的女性。
菊园周围架设的“围栏”挡住的不仅是“牛、狗和鸡” 也成为她主动压抑自己“本我”需求的道德界限。
当补锅匠“向围栏靠近了点”时,伊莉莎“变得警觉” 的眼睛足以说明这一点。
从以上分析足可见伊莉莎是一位合格的“房中天使”。
然而,象征父权压力的“男人的黑色帽子”和家庭空间的“围裙”压制了她的自我意识及内心深处对自由、平等、权利的种种渴望和追求,在伊莉莎的劳作中,她大部分时间都在沉默,而“沉默是被压抑的象征。
”[4]在萨利纳斯山谷里宛如“一口灰锅”的浓雾中,伊莉莎在“不时地,回头望望机房旁边的男人”的举动中无意识地透露了内心那种莫名的压抑以及渴望进入男性世界的躁动。
从表面看,《菊花》似乎没有写到性,但性的叙述却蔓延渗透在整个作品叙述中。
依据弗洛伊德的观点,花象征女性的生殖器官而花茎象征男性的生殖器官。
伊莉莎精心呵护着菊花,说明在她的潜意识里面强烈地渴望性的满足,而她在“急切而有力”地剪着菊杆中无声地言说了自己被压抑的对性的渴望。
(二)花园里强壮的“园丁”:自我身份追寻中迷失的伊莉莎随着社会发展和文明的进步,20世纪初,美国妇女争求平等地位和独立权力的呼声逐渐高涨,她们开始反抗父权社会的压制和性别歧视,进而寻求自我的解放。
在这种社会和历史背景下,“双性同体”的观念与妇女解放运动相结合,并且在意识形态上为妇女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
从伊莉莎的身上,读者也可以解读到一个拥有男性人格特征的女性形象。
这不仅体现在伊莉莎的着装、行为上,同时她的思想上也有了深深的烙印。
伊莉莎用男性化的装扮,如“男人的黑色帽子”、“又笨又大的鞋子”以及干活用的“手套”来刻意掩饰女性柔弱的外表。
其行为也有意无意地模仿着男人,她会轻而易举地就把“菊杆剪掉”,也会“用带着手套的手将一绺头发从眼前拨开”而全然不顾“手套背上的泥土蹭在了她的脸上。
”尽管被排斥在由“亨利和两个商人装束的男人”组成的男性世界之外却“不时地回头望望身边的男人”,并急切地渴望男性世界的权利。
就像美国评论家比奇(Beach)所说的,“伊莉莎,毫无疑问拥有远不像外表那样简单的灵魂。
”[5]对于伊莉莎而言,补锅匠的突然造访更进一步激发起伊莉莎内心世界对男性世界自由的渴望。
她被补锅匠对自己流浪生活的描述所吸引,“那一定很有意思,非常有趣,但愿女人也能有这种生活”。
她急切地想通过在亨利面前证明“我具有这方面的天才”,而得到亨利的认可。
同时,在补锅匠面前她也毫不示弱“说不定你会碰上对手的,我也能磨剪刀,也能把小锅的凹痕敲开,或许我能给你看一个女人能做些什么。
”伊莉莎努力通过这些方式来诉求男性世界的认可和平等。
殊不知,女人要想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不一定要像男人一样强壮,模仿男人事实上就是在迎合男权统治社会的价值体系,这样无形中使得女人成为一种虚无,一种“空洞的能指”[6]。
亨利和补锅匠结成了统一的男性联盟,削弱和抵制伊莉莎作为女性自我的强大和入侵。
亨利说:“我希望你能在苹果园里也培育出那样大的苹果”;补锅匠说:““这种生活对女人不合适”。
在男性世界的贬抑和排斥中,伊莉莎在自我追寻和实现中痛感迷失。
(三)乡间小路上啜泣的“老妇”:自我复归后绝望的伊莉莎尽管在这个男性主宰的世界里,伊莉莎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以及对展现个人能力的渴求被束缚和压抑,但是伊莉莎并没有就此放弃自己的追求和努力。
她对菊花倾注了自己极大的情感,甚至将自己与菊花融为一体。
因此,当这位不期而遇的补锅匠为了招揽生意,假意表现出对伊莉莎菊花的欣赏时,伊莉莎长期寂寥的心立即被激发出极大的热情,她“急切”而“激动”地把菊苗托付给补锅匠。
对于伊莉莎而言,作为外部世界代表的补锅匠认同接纳了她的菊花也就意味着认同了自己作为女性的价值。
菊花走出了萨利纳斯山谷,伊莉莎的理想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开始走向实现的坦途,“她坐在卧室的镜子前面,欣赏着自己的身体。
她收紧小腹,挺起前胸,扭转身子,看着脖颈后的两肩。
”此时的伊莉莎通过自己的目光来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体,重新发现和找回长期丢失和被淹没的自我,而且潜藏在内心当中被压抑的灵魂也开始复苏了。
她对自己作为女人的潜能、女性的自我有了新的认识和自信,不再把女性的自我隐匿在男人的包装下,而是开始骄傲地向男性世界宣扬着。
“她换上最新的内衣、最好的长袜和最能衬托她的美的外衣。
她细心地收拾着头发,描了眉,涂上口红”,“她要以新的打扮迎接他。
”然而,作为那个“他”的亨利已经习惯了那个具有既定的“房中天使”特征的伊莉莎,那个温柔、顺从、软弱、吃苦耐劳等的伊莉莎,所以当他看到一个全新的伊莉莎时,或许他已经意识到了伊莉莎对于既定社会身份的质疑和两性模式的挑战,他“觉得有些异样”甚至有些惊慌失措,于是“跌跌撞撞地说:‘我不知道,我说你看起来同往常不一样,很强壮、很高兴!’”但是他并没有因此丧失阵地,在和伊莉莎进行简短的语言交锋后,他以“我发动车,你去穿外衣”这句话结束这次意外,清晰地表达了自己毋庸置疑的地位和立场。
那就是,不管伊莉莎多么“强壮”,在这个二元对立的世界里,作为女性伊莉莎永远只能是“第二性”,必须服从以亨利为代表的男性。
但是伊莉莎并没有就此绝望,在她看来,毕竟菊花已经被补锅匠带向“一个明亮的方向,有光明的方向。
”尽管自己因为得不到亨利的认同和接纳而产生些许的孤独和失落,但她还是“确信帽绳和帽檐都摆在最好的位置”,以最好的女性自我去执着地追求着、渴望着、期待着自己的梦想能够实现。
然而,当伊莉莎走出那个曾让自己迷失的家庭,去往象征外部世界的萨利纳斯镇上时,乡间小路上的那个“黑点”使刚刚“强壮”的伊莉莎瞬时遭受重创。
菊苗被补锅匠抛弃在车来车往的乡间小路上,任由来往车辆碾压,补锅匠甚至连把菊苗扔到路边都嫌“太麻烦”、“太费事”。
当发现自己如此卑微的寄托在男人世界中被漠视、否定和背叛时,伊莉莎强忍着把自己的痛苦和无奈,进行了自我救赎的最后尝试。
她开始“高声讲话”,提议“喝点酒”,甚至还想“去看拳击比赛。
”就在亨利“我想你不会去”的坚定拒绝中,伊莉莎内心当中的那最后一根稻草被戛然扯断。
在那一声颓然的啜泣中,伊莉莎的梦想被彻底摧毁,最终心如死灰,“像一位老妇人一样”。
三、结语《菊花》蕴含了斯坦贝克的“双性同体”观。
作为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斯坦贝克试图通过伊莉莎这个双性同体的人物的塑造为女性实现自身价值、促进自身发展、获得人的自由和尊严谋求出路。
在他看来,男性和女性作为平等的个体的差异不能被忽视、被排斥也不能被抹杀,而只有两性平等地对待彼此,互相包容,逐渐融合,人类社会才能逐渐实现两性和谐统一的美好性别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