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简史(二)汉代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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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隶书知识点总结汉代隶书作为中国古代书法的重要形式,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隶书是在秦代小篆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其形体规整,结构严谨,气势雄浑,被誉为中国书法的经典之作。
在汉代,隶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传承,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特点。
以下将对汉代隶书的知识点进行总结。
一、隶书的产生和发展1. 隶书的产生隶书是在秦代小篆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
隶书的产生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变革和文字书写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
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统一战争促进了文字书写技术的统一。
为了适应繁忙的行政机构和日益繁荣的经济活动,秦始皇统一了文字,推行了小篆作为官方文字。
然而,小篆的书写繁琐,不便于日常应用。
因此,人们开始探索一种更适合实际使用的书写形式,于是隶书便应运而生。
2. 隶书的发展隶书最早出现于西汉初期,经过汉武帝时期的规范和晋代的改革,隶书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书写形式。
汉武帝统一文字后,为了加强对文字的管理和规范,他下令选用隶书为官方行书,并设立了隶书馆。
汉武帝还特别聘请了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如张苍、杨雄等人,向他们学习隶书技艺。
这些举措促进了隶书的发展,使其成为汉代书法的代表作品。
晋代的王羲之和王献之等人对隶书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改革,使其风格更加丰富多样,成为了中国书法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二、隶书的特点和风格1. 隶书的结构特点隶书的结构严谨,字形规整,线条流畅。
其笔画粗细适中,线条的厚薄和长短均匀平稳,给人一种严谨、稳重的感觉。
隶书的结构秩序明确,构图简洁,注重横平竖直,各部分协调统一。
整体呈现出一种庄重肃穆的气质。
2. 隶书的书写技法隶书的书写技法主要包括点画、撇捺、横折等。
点画是指在书写过程中,使用笔尖轻轻一点,形成点状的笔画,用以装点衬托字体的整体氛围。
撇捺是指在书写时,向下或向上加以一定的力度,形成撇或捺状的笔画,使字体显得更加饱满有力。
横折是指在书写时,将笔尖向左或向右一扭,形成倾斜的笔画,赋予字体更多的活力和动感。
中国书法简史中国书法概述书法概述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具有很深的玄妙。
从甲骨文、金文演变而为大篆、小篆、隶书,到东汉、魏、晋时期,草书、楷书、行书、诸体基本定型,书法时刻散发着古老艺术的魅力。
为一代又一代人们所喜爱。
书法,是在洁白的纸上,靠毛笔运动的灵活多变和水墨的丰富性,留下斑斑迹相,在纸面上形成有意味的黑白构成,所以,书法是构成艺术;书家的笔是他手指的延伸,笔的疾厉、徐缓、飞动、顿挫,都受主观的驱使,成为他情感、情绪的发泄,所以,书法也是一种表现性的艺术;书法能够通过作品把书家个人的生活感受、学识、修养、个性等悄悄地折射出来,所以,通常有"字如其人"、"书为心画"的说法;书法还可以用于题辞、书写牌匾,因此,也是一种实用性的艺术。
总之,书法,是具有更强的综合性艺术,是更倾向于表现主观精神的艺术。
书法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艺术的基本特征。
正像在西方美术中建筑和雕塑统领着其他门类造型艺术一样,书法和绘画则统领着中国美术的其他门类,而列为中国美术之首。
当把书法与绘画并提时,又将书法摆在绘画前面,称之为"书画",如"书画同源"、"琴棋书画"、"书画缘"、"能书会画"等等。
书法与传统中国画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特别是在宋元文人画出现以后,绘画用笔讲究从书法中来,水墨写意与书法的行草意趣相通。
中国古代雕塑中也蕴含着书法的特征。
中国古代雕塑的纹理即是线的组合,造型的装饰性与书法中的篆隶保持着内在联系。
中国古代建筑从布局到主体的梁柱结构,都遵循对称、均衡、主从关系等法则,园林建筑中的含蓄、借景,以及亭、台、楼、榭追求的空灵、飞动等都与书法的结体、章法和节奏、气韵密切相关。
至于工艺美术和民间美术,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书法的影响。
书法可以视为中国美术之魂。
中国书法历史悠久,艺术青春常在。
简述汉代书法特点150字
汉代书法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书法流派之一,它创立于公元前206年,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几乎渗透到文化、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是海内外中国文化的精髓。
汉代书法表现有以下特点:一是简约大气。
汉字书写使用笔法的技巧最为重要,简洁的笔触
代表着书写中的精致和文字的意境,让汉风书法看起来气郁沉着神秘。
二是做到游离自由。
汉字书法并不受任何时间、地域、方式、形
式等因素的限制,它可以是普通的便条,也可以是大型的对联;可以
是正统的草书,也可以是幽默的街头艺术;从历史文献中得以到现代
艺术古典之域。
三是魅力无穷。
汉字书法在不同书法流派中凸显出异样的魅力,
不仅节能出传统技艺的中心,也产生了许多新的书法表达形式,例如
壁画、立体书、抽象画等。
汉字书法所传递出来的魅力与时代相融,
至今仍被赋予新的生命和人们对中国书法史的传承。
汉代书法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产生了强烈的主题和宗旨,它也是非
常独特的文化精神表现形式,是中国文化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书法
的流波无边,在历史的千载发展中,它也不断融合新的思想,探索新
的书法表达方式。
在汉代书法的发展中,中国人创作了许多美丽的书法,展示的技巧也越来越完善,使汉字书法走向更高的境界。
汉代书
法杰作凝聚了无数书法家们的优秀技艺,伴随着历史沧桑,激发了无
限的文化精髓。
汉代隶书历史及特点鉴赏汉代隶书历史及特点鉴赏公元前221年,秦结束了诸侯割据称雄、长期分裂战乱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
同时,根据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法令,利用了行政力量规范文字,创造了小篆。
至此,小篆书法以其曲线圆写、笔画匀称、结构谨严、装饰美的艺术风貌发展到了极致。
-隶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有着四百余年历史的王朝,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随着秦王朝的灭亡,篆书对书坛的绝对“统治”也戛然而止。
汉代(前206—220)是我国封建社会统一、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也是我国书法艺术及其重要的发展时期。
书法艺术的发展,由此随代秦而起的汉代的建立开始走向另一高峰,即隶书的出现。
隶书是相对篆书而言的。
隶书按其历史发展分为古隶和今隶两个重要时期。
古隶又称秦隶,是隶书的初创期,指秦和汉代初期的隶书,今隶又称汉隶,是隶书的成熟和兴盛期,指东汉时期的隶书,是隶书的主要代表。
-古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楚帛书、竹简、玺印、货币、陶埴、铜器、刻石上就有打破篆书用笔、写法草率、字形扁平、体式简略的字体,这是古隶的先导。
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就是秦隶的代表,它虽已包含有大量篆书的体势及笔意,但已冲破了秦隶的约束,写来自然随意。
至西汉隶书,所含的篆意明显减弱,逐步将圆转改为方折,有的字体已呈方形并出现逆入平出蚕头雁尾和上挑的笔势,如《五凤二年刻石》等。
- 隶书相传为秦末程邈所创。
程邈在狱中整理,去繁就简,字形变圆为方,笔画改曲为直。
改“连笔”为“断笔”,从线条向笔画,更便于书写。
卫恒《四体书势》所说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求人佐书,曰:隶书。
隶者,篆之捷也。
隶书在古代也称“佐书”,它的出现,使中国书法艺术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也是今文字的开端,是古今文字的分水岭,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
为此时的中国文字已经过长期的发展探索,不断经受各种各样的检验。
汉朝的书法与艺术绘汉朝是中国历史上极其辉煌的一个时期,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还在书法与艺术绘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发展和繁荣。
汉朝的书法风格独具特色,艺术绘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一、汉朝的书法在汉朝时期,中国的书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阶段,在前秦末年至西晋初年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朝书法风格。
汉代的书法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神韵独特:汉朝的书法在笔画的布置上更加宽松,注重气势和神韵。
书法家常常借助自然的气息和神韵来表现个人的情感和境界,给人一种豪放奔放的艺术享受。
2. 造型简练:汉代书法追求造型的简练和大气,舍弃了繁琐复杂的笔势,强调用简洁的笔画描绘事物的形态和轮廓,形成了具有浓厚时代特色的书法艺术。
3. 水墨渲染:水墨在汉代书法中被广泛运用,不仅仅是书写工具,更成为艺术创作的媒介。
艺术家们以淋漓尽致的笔墨表现力,将墨迹在纸上迸发出生动的艺术魅力。
二、汉朝的艺术绘除了书法,汉朝还在艺术绘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尤其是壁画、陶俑等形式的艺术作品,在艺术史上独树一帜。
1. 壁画:汉朝的壁画是以墓葬为主要载体,内容涵盖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题材。
壁画作品形象逼真、充满生活气息,不仅展示了当时社会的百态,还保存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和文化遗产。
2. 陶俑:汉代的陶俑迎来了一个高峰时期,以其栩栩如生的造型、丰富多样的表情和姿势姿态而闻名。
陶俑作为一种置于陵墓中的陪葬品,不仅丰富了帝王陵墓的陪葬品内容,也反映了汉代社会人民的生活状态和审美追求。
总结:汉朝的书法与艺术绘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在文化艺术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汉代书法追求气势和神韵,注重造型的简练和水墨的渲染,形成了独特的书法风格。
而汉朝的艺术绘以壁画和陶俑为代表,通过形象逼真的表现和多样的创作手法展示了当时社会的百态和人民的生活状态。
汉朝的书法与艺术绘不仅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书法简史(二)汉代书法汉(前206年~公元220年)继秦而兴,西东汉之间有一个短暂的新莽时期,历时400年,经三个时期:西汉(前206年~公元8年,刘玄又于23年~25年一度为帝)、新莽(8年~23年)、东汉(25年~220年)。
汉初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发展经济,后来统一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国力强盛。
汉承秦制,初用篆书,后来篆书呈现出衰落的趋势,隶书得到蓬勃的发展,并在东汉进入鼎盛时期;草书(章草)在汉代发展成为比较成熟的一种字体;楷书和行书也开始萌芽。
石刻和简帛为汉代书法的主要载体。
更重要的是,社会的进步,使人们对文字的需求进一步扩大。
两汉时期的人们,充分利用这种种有利的因素,对文字本身的美和书写中可能获得的美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使书法艺术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形势,创造了大批经典作品;同时,汉末时期理论家们的思考,也成为保留至今的最早的书论著作,在书论史上影响深远。
一、汉篆汉承秦制,小篆是重要的应用文字之一,东汉以后才逐渐被隶书取代,但在许多特殊的重要场合仍然被使用着,因而两汉对小篆书来说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时期。
其书迹遗存主要有:碑刻、碑额、铜器铭文、砖文和瓦当、墨迹等。
1、碑刻严格意义上的碑刻,在西汉时还没有出现,因此西汉时期的篆书石刻,都不以“碑”称名,如《鲁北陛石题字》、《况其卿坟坛刻石》、《上谷府卿坟坛刻石》、《郁平大尹冯君孺人墓画像石题记》、《群臣上寿刻石》、《霍去病墓刻石》、《中殿刻石》等,数量不少,但形制比较简单,不过风格也较为多样。
前三种体势较开阔,但还是相对典型的小篆;第四种出于新莽,瘦硬而不失婉转,具有独特的意味;后面几种则间或夹杂着隶书的形意,显然受到了隶书流行的影响。
东汉以后,碑刻大兴,而小篆的地位已经被隶书取代,因而小篆碑刻并不多。
代表性的有三类:《开母庙石阙铭》、《少室石阙铭》,体势方正茂密,笔划圆劲;《袁安碑》、《袁敞碑》,体势宽博,与秦小篆的严正不同,用笔浑厚,与秦小篆的婉转不同,一般认为,这两碑是小篆的新开创,代表了汉代小篆的新风格。
《祀三公山碑》,体兼篆隶,单字撑满字格,而通篇布局错落,是一种极有创造性的写法。
2、碑额篆书与隶书相比,毕竟是古老的字体,有其特殊的意义,因而在东汉隶书碑刻大盛时,其碑额却有许多是采用篆书书写的。
其中代表性的有:《泰室石阙铭额》(阳文)、《少室石阙铭额》、《景君碑额》、《孔君碣额》、《郑固碑额》、《孔宙碑额》、《孔彪碑额》、《韩仁铭额》、《尹宙碑额》、《王舎人碑额》、《鲜于璜碑额》(阳文)、《华山碑额》、《张迁碑额》、《赵宽碑额》、《白石神君碑额》、《郑季宣碑额》、《樊敏碑额》、《赵菿碑额》、《仙人唐公房碑额》、《尚府君碑额》等。
碑额要求有较强的装饰性,因而碑额篆书往往与一般篆书有较大的不同,概括而言有:首先,由于碑额位置相对狭小,许多碑额篆书的整体布局必须因势利导,随形布势,因而章法比较奇特;其次,这也必然影响到单字结构的处理,往往或长或扁、或方或圆,有时又互相穿插,同严谨的秦篆相比,显得活泼多姿;再次,有时受到隶书的影响,笔划常有隶意,相对丰富得多;最后,有的作品为了突出其装饰性,采用了缪篆体势或类似韭叶的笔划,别具一格。
3、铜器铭文汉代已经不是青铜器的兴盛期,但是青铜器物的应用仍然比较广泛,主要是一些日常用品,其上铭文,多为器名、使用地点、铸造年月,以及工匠的姓名和器的重量等。
近人容庚《秦汉金文录》中收集有大量这类铭文。
其成字方法多为契刻,风格约可分为两类:一类笔划均匀,字形端稳,有的接近规范的小篆。
如《寿成室鼎》、《长杨鼎》、《黄山鼎》、《安成家鼎》、《南陵鐘》、《池阳宫行镫》、《竟宁雁足镫》、《成山宫渠升》等的铭文。
另一类,体势不受小篆格局限制,笔划随意自如。
如《云阳鼎》、《杜阳鼎》、《湿成鼎》、《永初鐘》等的铭文。
总的来看,无论内容还是书写,都比较简略,无法和前此的铜器铭文相比,但在“简”中也形成了特色。
新莽时期有些例外。
王莽复古,试图恢复小篆,因而其间出现了不少制作精美、书写严谨的铜器铭文作品,如《新莽铜量》、《新莽铜衡桿》、《始建国铜方斗》、《始建国铜撮》和《始建国尺》等。
布局整齐规范,结构方严刻厉,笔划瘦劲挺拔,《新莽铜量》尤其具有代表性。
4、砖文和瓦当汉代瓦当文是古代篆书的一束奇葩。
以圆形瓦当为常见,一般中央有一乳突,周围用线等分为四。
瓦当文记录建筑物的名称或是祈颂吉祥的语句,虽然简短,但由于其形制特异,篆法也极具异彩。
最为突出的是它的善于随形布字,文字围绕圆心进行安排。
因而常常省改变形,将文字简化或夸张,充分发挥篆书圆曲笔划易于伸展、收缩的特点,创造了既有很强的装饰性又不失篆书本性的新风格。
汉代砖刻在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出土的为最多。
它与瓦当相似,但砖面近方,无需作太多的变形处理,因而文字往往于典型小篆近似,只是更为大胆雄放,有时采用印鉴上常用的篆法,形简而意远。
5、墨迹汉篆书墨迹留存至今的有四件:《武威张伯升柩铭》、《武威壶子梁柩铭》、《武威姑臧张□□柩铭》和《张掖都尉棨信》,应当都是所谓“幡信”一类的作品,笔划盘曲、穿插,婉转妩媚,结体或突出疏密对比,或强调撑满字格,与历史上所谓的缪篆的特征相近,由于丝织品年代久远变形,更增其纠缪婉曲的特征。
古代篆书墨迹留存极少,这四件作品是很有价值的。
二、西汉隶书西汉初期,是隶书的蜕变期。
存留作品主要有两类:石刻和简牍帛书。
石刻存世有《杨量买山地记》、《五凤二年刻石》、《麃孝禹刻石》等。
其结构与简牍相近,已是隶体,但多数笔划无波磔,可能是制作方式造成的,显得很古朴。
后来评价,多据此认为它们是“体兼篆隶”。
简牍帛书有: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墓《遣策》、3号墓《遣策》和帛书;安徽阜阳出土的文帝时期残简;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墓出土的《孙膑兵法》、《孙子》、《尉缭子》、《晏子春秋》等、2号墓出土的元光元年历谱;湖北江陵凤凰山8号、9号、10号西汉墓出土的竹简;湖北光化县3号西汉墓出土的竹简等。
湖南长沙马王堆1、2、3号墓是西汉初长沙丞相轪侯家族的墓葬。
其中,帛书《老子》甲本,尚有浓厚的篆书结构特点,但也已有一定程度的隶化痕迹,如化圆为方、末笔重按似波磔等。
帛书《老子》乙本,结构基本已是隶书,末笔更具波磔形貌。
可见到西汉初期,隶书的成熟程度又有了较大的提高,以致有的学者认为,这表明隶书的成熟期应当从此算起。
不过,综合来看,这种结论稍嫌乐观。
西汉末期,是隶书的定型成熟期。
存留作品有:青海大通县115号出土的宣帝时期竹简;甘肃敦煌出土的天凤元年(公元前14年)的木牍;江苏仪征胥浦101号汉墓(元始五年)出土的竹简木牍等。
而堪称代表的,当属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书于汉宣帝(公元前73年~公元前49年)时。
结体取横势,波挑定型,点画之间已能自如地表现后来隶书常见的俯仰呼应,风格端庄、整洁,脱离了前此的古朴稚拙。
此外《王杖诏令册》简、《始建国天凤元年》简等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但全面来看,整个西汉时期,隶书始终没有完全建立规范,在上述比较成熟的简牍中,有相当多的隶字,或是笔划,或是结构,都多少有其它字体的因素搀杂其间,这也许是墨迹书写相对随意的缘故。
三、东汉隶书东汉,尤其是东汉晚期,隶书发展到高度成熟的阶段。
由于东汉实行厚葬,为歌功颂德而大兴碑刻,成为官方正体的隶书在石刻中充分展示了艺术的光采。
故近人陈彬龢说:“秦以来隶书,多用方笔,至前汉末稍成斜方,至后汉更甚,同时用笔,点划亦趋巧妙。
盖前汉隶书之点划,有如儿童之用笔,其后渐次进步,执笔正直,起笔、止笔、波磔,亦能逆笔突起,或捩、或押、或浮,种种巧技,故用笔之变化,至后汉进步殆达极顶。
”1、碑刻东汉政治的核心是地方豪强集团,豪强地主的庄园是经济的主体,文化上继续独尊儒术,人才选拔采用“征辟”、“察举”制度,这一切助长了浮华的社会风尚,其直接表现之一就是厚葬之风的盛行,以碑刻的形式谀墓的做法大为流行,从而为隶书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掀起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刻石立碑的风潮。
典型的墓碑,有“碑额”,相当于标题,刻在碑的顶部。
有的有“穿”,或在碑额上,或在碑的中部,本来是用来下棺的。
碑的正面称“阳”,背面称“阴”。
有的碑有座,称为“碑趺”。
广义的碑主要形制有“墓碑”、“功德碑”、“神庙碑”、“摩崖”、“石阙”、“石经”等等。
“墓碑”和“功德碑”是门生故吏聚钱选石为主人树碑立传。
“神庙碑”则是祈福或纪念神庙修筑的功业的。
“摩崖”主要是纪念工程完工的。
“画像题字”是画像石上的说明文字。
“石阙”是重要建筑物的附属,上面往往有装饰图案。
“石经”则主要刊刻儒家经典。
相对于简牍来说,碑刻的制作目的比较庄重,在书写和工艺上比较讲究,更能集中地展示那个时代人们对于隶书美的追求和认识。
因而,通常所谓“汉隶”,往往指这一时期的石刻隶书作品。
这些碑刻流传至今的约有一、二百种,精品极夥,剧迹甚众。
朱彝尊把汉碑分为三类:方整、流丽、奇古。
他在《西岳华山庙碑跋》中说:“汉隶凡三种。
一种方整,《鸿都石经》、《尹宙》、《鲁峻》、《武荣》、《郑固》、《衡方》、《刘熊》、《白石神君》》诸碑属此。
一种流丽,《韩敕》、《曹全》、《史晨》、《乙瑛》、《张表》、《张迁》、《孔彪》、《孔宙》诸碑属此。
一种奇古,《夏承》、《戚伯著》诸碑属此。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本汉第七》中把汉碑隶书分为骏爽、疏宕、高浑、丰茂、华艳、虚和、凝整、秀韵八类。
最能称作典型的有:《乙瑛碑》、《史晨碑》、《礼器碑》、《张景碑》、《华山碑》、《朝侯小子残碑》、《曹全碑》、《熹平石经》、《韩仁铭》、《鲜于璜碑》、《张迁碑》、《幽州书佐秦君石阙》、《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石门颂》、《西狭颂》、《郙阁颂》、《武梁祠画像题记》、《左表墓门题字》、《苍山画像石题字》等。
从风格上讲,或雄强,或秀美,或飘逸,或凝重,或古朴,或优雅……可谓千姿百态,朱彝尊和康有为的分类都不足以完全概括,故王澍说“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又称《汉明府孔子庙碑》、《韩敕碑》等。
现藏山东曲阜孔庙,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刻。
清王澍《虚舟题跋》评:“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
”《礼器碑》笔画以瘦硬见长,但雄健有力,结体劲拔谨严,整体风格清刚峻迈、端庄秀洁。
《乙瑛碑》,全称《鲁相乙瑛置孔庙百石卒史碑》。
现藏山东曲阜孔庙。
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刻。
全碑十八行,每行四十字。
明赵崡评价:“其叙事简古,隶法遒劲,令人想见汉人风采。
”清何绍基《东洲草堂金石跋》评:“朴翔健出,开后来隽刻一门,然肃穆之气自在。
”《乙瑛碑》点划秀润而不失端劲,结体扁方整肃,规矩森严,整体风格密丽典雅。
《史晨碑》,碑有两面,故后人分称《史晨前碑》、《史晨后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