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忧患意识比较——《雅典的泰门》、《恨世者》主人公性格特点比较分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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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读后感命运与自由意志的较量我所读的《红楼梦》带给我深深的感悟,它揭示了命运与自由意志之间的较量。
在这部小说中,每个人物都被安排在一个特定的命运中,并面临着命运的考验。
然而,他们的选择和行动展示了自由意志的力量。
通过对主要人物林黛玉、贾宝玉和薛宝钗的分析,我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在命运面前展现自己的独特性格和决策能力。
首先,林黛玉是一个具有鲜明个性和坚定意志的角色。
她出生在贾府中,被命运安排成了贾族的一员。
然而,她并不满足于作为一个寄养女的命运,而是渴望获得权力和自主。
她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坚持追求自由和平等。
她坚韧不拔地与命运抗争,并对贾府的虚伪与堕落抱有强烈的不满。
尽管她最终未能逃脱命运的安排,但她的选择和行为表明她拥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和意志力。
与林黛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贾宝玉。
他是贾府的继承人,命运似乎将他视为高人一等。
然而,他的内心充满了迷茫和困惑。
贾宝玉刚开始展现出一种叛逆的思想,试图通过背离正统价值观来追求自由。
然而,随着他陷入情感的纠葛和封建礼教的束缚,他逐渐迷失了自己。
他尝试摒弃命运的安排,但最终却无法逃脱悲剧的命运。
他的经历告诉我们,自由意志需要与现实相结合,否则只会导致更深的困惑和挣扎。
与贾宝玉的困惑相比,薛宝钗展示了一个更加成熟和坚定的形象。
她出生在一个低贱的背景中,但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得到了命运的青睐。
她拥有从容的态度和坚持不懈的努力精神,始终保持着对命运审视的清醒和冷静。
她在面对命运的变化时能够灵活应对,不受外界的干扰。
她的行为体现了她对自由意志的深刻理解,以及她对命运的向往与坚守。
通过对这三个主要人物的分析,我得出一个结论:命运和自由意志之间的较量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过程。
命运虽然给予我们一定的框架,但我们仍然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
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林黛玉、贾宝玉和薛宝钗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与结果,告诉我们自由意志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78(下)2018.06当我们对两种不同的事物进行比较的时候,首先要寻找一个大的前提,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是很难进行比较的,就算进行了比较也通常是无意义的。
所以我们进行比较的时候,首先的基点是我们的比较对象是有共同点或者相似点。
《雅典的泰门》和《李尔王》这两部作品出自同一个作者,并且同样是悲剧,大的历史环境背景也基本相同,最重要的是进行比较的主人公的遭遇情况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被人欺骗,从被众人瞩目到被众人抛弃;一个是万贯家财的贵族沦落到一贫如洗资不抵债,一个是身居高位的国王被抛弃荒野。
那么这两位遭遇相似的主人公的性格有哪些相同或不同之处?莎士比亚塑造的这两个人物形象分别寄托了什么样的思想或者象征了什么意义?同时莎士比亚对于这两个主人公在创作和设计上艺术手法有什么不同?本文对两个主人公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并且结合戏剧的背景环境、人物的性格特点、以及人文思想的回归与覆灭进行比较分析。
一、泰门和李尔王两个主人公的性格差别(一)泰门的原始性自然性和李尔王的自负性泰门的性格体现着一种最自然最原始的单纯和朴实,他出身为雅典的贵族,并且喜欢广交朋友,不管朋友有什么困难他都慷慨相助。
他拥有很多财产,但是他自己并不贪图富贵,他送人珠宝和马匹,乐善好施,凡是有需要他帮助的人,他从来不拒绝,就算别人故意欺骗他而获得财产他也不在乎,他觉得自己对别人好,当自己有难处的时候,别人也一定会来帮助他。
这其实体现了一种非理智的自然个性。
人的最初本性是善良还是邪恶是一个哲学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人类的最原始社会中并没有出现压迫,无论食物还是其他财产都是均分和共同拥有的。
后来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产生了不同的文明和规则,包括等级,包括阶级,包括尔虞我诈,所以泰门的性格和情商就是一个几岁的孩童而已。
我们现在读到这部剧还觉得泰门这个人物的性格很荒唐,但是如果我们把泰门看成一个小孩子,那么他的所作所为似乎就合情合理了,所以泰门的性格实际上是幼稚的原始自然个性,人们对他的欺骗就像是对一个小孩子的欺骗。
世间最令人咋舌的情感--------读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引发的感想摘要:作为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悲剧《雅典的泰门》,是莎士比亚找不到命运答案的逻辑归结。
或者可以说是莎士比亚对英国命运的最后理解和解释。
雅典作为一个人文圣地的象征,他想通过泰门对社会秩序的理解,重新复归这块圣地,并规范一种和谐的人文秩序。
而当一切人性的丑恶和命运的悲剧将这梦想摧毁时,人世的一切就皆为恶了。
人文秩序彻底颠覆了,泰门也从此失去了任何复归乐园的希望。
朋友,或许对我们而言,是可以被利用的、且可以不回报的一群人。
而,在当今这个社会,能找到几许这样的一群人呢?没有谁,甘愿为了所谓的友情付出没有获得的情感。
我的经历让我看懂了莎翁的用意,也证明了这一点!关键词:朋友;落魄;馋谄;利益(化);正文:今天的天空灰得像哭过,心情也被它弄得沉重起来,有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读完《雅典的泰门》后,合上书时已是午后的两点,在这本该骄阳高照的时刻,窗外的世界却朦胧一片心情愈加沉重了!心中像是洪水在咆哮,翻滚般。
终于提起了笔来写心中的千言和万语。
一、泰门的醒悟。
泰门,书中的男主人翁,是雅典一个较富的贵族。
生命中3/4的时间几乎是挥霍在跟所谓的“朋友”吃喝玩乐上。
大度的挥霍逐渐掏空了他的财产,同时也掏空了他的灵魂,灵魂同体魄分离了。
在宴客待朋问题上减少了思考和安排,做事失去了原则。
嗯,你说我好话,我赏赐更好的东西给你,于是便一掷千金;啊,你送我一些小小礼物,我便来个翻几倍回馈你,又一掷万斤了。
就在这样的赏赐中,渐渐被美言、美物炮轰了,到后来“国库”空了,朋友也散了。
真是人财两空啊!琉息斯(泰门的一个朋友)说:“泰门已经失势了,依稀被人拒绝,到处都要碰壁的!”确实,他接二连三地碰壁证明了他的话。
在备受打击后,泰门终于看清了那些所谓的“朋友”的嘴脸。
每张戴着面具的脸是那样狰狞,龇牙咧嘴,一副副馋谄的面容竟然是邪魔的化身。
泰门开始疯了,嘴里脑力都是些后悔莫及的话语和愁绪。
比较文学失衡与自觉——《雅典的泰门》与《宫梦弼》比较阅读文/张童摘要;文学叙事和审美形态总是植根于作品所诞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氛围。
通过平行研究的方法,对照分析莎士比亚最后一部悲剧《雅典的泰门》和蒲松龄文言短篇小说《宫梦弼》,从人物性格、文化背景、文本叙事角度阐释作品所蕴含的不同审美思想主旨、审美形态。
关键词:《雅典的泰门》;《宫梦弼》;人物性格;审美形态17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思想文化运动渐至尾端,莎士比亚最后一部悲剧《雅典的泰门》便诞生于1606年左右。
“秉性善良又饶有财富”的泰门乐善好施,肆意挥霍着金钱,沉湎于美好高尚的幻想中,在理想破灭后即使再次面临生存转机,仍然一蹶不振走向人格失衡,变成“嫉恨人类”的癫狂之人。
中国清朝初年,小说家蒲松龄在文言短篇巨作《聊斋志异》中记叙了《宫梦弼》的故事:自幼学父“慷慨好客”的柳和,在丧尽家财后陷入困顿,当他也得到命运转机时,得到规劝自觉走上自立之路,实现了理性的回归。
泰门与柳和相似的经历,最终却走上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用平行研究的眼光分析两部作品的主旨与审美形态,便可发现两部作品相似的叙事模式、迥异的审美品格,蕴藉着东西文化的不同意趣。
一、泰门和柳和的人物性格分析人文主义文学表现自我意识觉醒后人的精神个体的无限多样性,饱含理想主义色彩。
《雅典的泰门》中,泰门的“乐善好施”即是这种理想主义的体现。
作者以大量笔墨写他的慷慨好施,他替樊提蒂阿斯还债,却又不许他奉还;他遵循“君子成人之美”的原则,给仆人金钱;他甚至说“那是何等可贵的乐事,有这么多的人像兄弟一般,彼此互通有无”。
他扮演着“道德楷模”的角色,并幻想其他人也一样,是他“十全十美”的朋友。
泰门的乐善好施是“人”的苏醒后的极端夸张而又天真的表现。
与此不同,蒲松龄在《宫梦弼》中并没有赋予柳和的“慷慨好客”以理想道德的成分。
柳和的行为有种“败家子”的意味,完全是无意识的。
而且,柳和对世俗的丑恶有清醒认识。
相似的行为,不同的出发点,一个有意为之,一个恶习所致,是后来泰门与柳和在身陷困顿后迥异表现的直接原因。
2013.09张茜《雅典的泰门》讲述了雅典贵族泰门,由于乐善好施,许多人趁机前来骗取钱财,后来导致其倾家荡产,朋友们纷纷背他而去,沦为乞丐极度痛苦的泰门,怀着对人类满腔的怨怒诅咒,最后在绝望中孤独地死去的悲剧。
《旧约·约伯记》中约伯是个上帝称许的义人,撒旦却控告他敬颂上帝是因受到上帝眷顾。
上帝于是准许撒旦剥夺约伯的一切包括他的财产。
约伯在极度痛苦下,诅咒自己的出生,质问上帝的公平。
上帝向他显示了神的智慧与能力,约伯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而懊悔,最终得到了上帝的双重祝福。
比较这两个故事,可发现两部作品在故事情节内容的架构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有颇多相似之处。
下面结合故事情节,将重点分析比较两位主人公泰门和约伯的人物形象的异同。
一.泰门与约伯人物形象的相同之处1、共同拥有着高贵身份《雅典的泰门》中,泰门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雅典贵族,他的乐善好施,慷慨大方,受到了全雅典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约伯记》中开篇就提到:“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纯全又正直、又敬畏上帝,远离坏事。
”(伯1:1)①他儿女成行、牛羊满圈、奴仆如云,过着富足的生活。
约伯作为一个义人,在(伯1:5)中被作者称之为“东方最伟大的人物”。
2、共同拥有着高尚的人格和道德泰门待人和善、为人正直。
不论哪个阶层的人,他都友善以待。
在他看来,世人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别。
所以,他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对待什么人,言谈举止都是恭敬文雅、落落大方、和蔼可亲。
因此,人们都公认他是一个“有比任何人更高贵的心”的正直善良、平易近人的人。
而约伯作为一个义人,他有着无与伦比的高尚道德,作者对他的评价是“十全十美,生性正直,敬畏天主,远避邪恶”。
他好行公义,与神同行,关心底层老百姓,曾说过:“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为他们在上帝面前祷告并试图拯救他们。
”他还说:“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
”(伯29:14)“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从他牙齿中夺了所抢的。
泰门与约伯形象的比较阅读作者:张茜来源:《文学教育下半月》2013年第09期内容摘要:本文试图从莎士比亚戏剧《雅典的泰门》和《旧约·约伯记》两部作品出发,通过对两位主人公的人物形象比较,发现泰门与约伯从身份地位到人生经历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由此,认为深受圣经文学影响的莎士比亚在创作泰门人物形象时,借用了圣经约伯的人物原型。
通过比较分析泰门、约伯人物形象的不同,结合两部作品所处社会时代及文化背景,分析其人物形象不同的原因,更深入了解西方圣经文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雅典的泰门》《约伯记》人物形象莎士比亚《圣经》《雅典的泰门》讲述了雅典贵族泰门,由于乐善好施,许多人趁机前来骗取钱财,后来导致其倾家荡产,朋友们纷纷背他而去,沦为乞丐极度痛苦的泰门,怀着对人类满腔的怨怒诅咒,最后在绝望中孤独地死去的悲剧。
《旧约·约伯记》中约伯是个上帝称许的义人,撒旦却控告他敬颂上帝是因受到上帝眷顾。
上帝于是准许撒旦剥夺约伯的一切包括他的财产。
约伯在极度痛苦下,诅咒自己的出生,质问上帝的公平。
上帝向他显示了神的智慧与能力,约伯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而懊悔,最终得到了上帝的双重祝福。
比较这两个故事,可发现两部作品在故事情节内容的架构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有颇多相似之处。
下面结合故事情节,将重点分析比较两位主人公泰门和约伯的人物形象的异同。
一.泰门与约伯人物形象的相同之处1、共同拥有着高贵身份《雅典的泰门》中,泰门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雅典贵族,他的乐善好施,慷慨大方,受到了全雅典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约伯记》中开篇就提到:“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纯全又正直、又敬畏上帝,远离坏事。
”(伯1:1)①他儿女成行、牛羊满圈、奴仆如云,过着富足的生活。
约伯作为一个义人,在(伯1:5)中被作者称之为“东方最伟大的人物”。
2、共同拥有着高尚的人格和道德泰门待人和善、为人正直。
不论哪个阶层的人,他都友善以待。
在他看来,世人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别。
浅析忧患意识比较——《雅典的泰门》、《恨世者》主人公性格特点比较分析(一)
论文摘要]一部作品情节的发展、主题的深化是由人物的参与而构成的。
泰门、阿尔塞斯特作为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在情节的发展中表现出了恨世、厌世情绪和忧患意识。
本文以《雅典的泰门》《恨世者》为例,从人性和心理学角度分析二位主人公的性格特点,阐释二人忧患意识的阶梯发展情况及不同表征。
论文关键词]自然人;社会人;内倾;外倾
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和莫里哀的《恨世者》两部作品写于17世纪初和17世纪中期,跨越半个多世纪。
这一时期是封建社会土崩瓦解,资本主义社会蓬勃兴起的交替时期,也是资本原始积累形成、发展时期。
这一典型特征伸向英、法两国的各个角落,使人们的思想和整个社会风气遭到极大破坏。
尤其是资产阶级的权利欲、金钱欲,更是前所未有地把世间的一切丑恶都搅动起来。
自私自利、追逐金钱道德沦丧及一切恶行败德充斥着社会,使忧患意识在l7世纪初至17世纪中期表现的尤为突出。
作为两部作品的主人公,泰门和阿尔赛斯特二人也表现出不同的忧患意识的性格特点,既反映作家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也是我们认识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
一、自然人与社会人
费尔巴哈的自然人概念是建立在对宗教批判基础之上的。
他认为,上帝不过是人类所缺乏的各种完美性的一个虚幻的表象,上帝的各种特性实际上都是对象化了的人类的特性,必须“将外在于世界的,超于自然与超于人的上帝的本质还原成为属人的本质的组成部分以作为其基本组成部分。
”…自然人这一概念就是费尔巴哈在批判了宗教之后形成的对人的基本理解。
自然人作为生物性的人,不仅身体是自然的一部分,其行为和心理特征依然具有不成熟的自然特性。
泰门就是这样自然人的典型代表。
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虽然描写的是雅典古代的社会生活,但实际上是对16、l7世纪之交英国社会黑暗的揭露和批判。
悲剧主人公泰门的思想感情是与他生活的那个社会格格不入的。
当时社会奉行的是惟利是图、尔虞我诈的道德伦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被金钱所取代,金钱成了主人公命运的寒暑表。
个人利己主义私欲高度膨胀,这同泰门对人类友好、和谐生活的理想社会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冲突,注定了泰门的性格悲剧。
作为自然人的泰门有豪富的家财。
泰门或宴请宾朋,或替人还债,或送人珠宝马匹,慷慨仁慈,乐善好施,不管什么人总能在他那里有求必应、满载而归。
虽身为豪门贵族,但他并不贪图富贵,在他心目中最神圣的东西就是兄弟般的友谊和诚挚的感情。
他替朋友文提狄斯还债,还替自己的仆人路西律斯出钱娶有钱人家的女儿,为的是君子成人之美,使身居奴才地位的路西律斯终于如愿以偿地实现了爱情的理想。
难怪剧中商人赞扬道:泰门是“一位举世无双的人,他的生活的目的好像就是不断的行善,永不厌倦。
像他这样的人真是难得!”说泰门“举世无双”自然有些过誉,但像他那样能够摆脱金钱的束缚,而在待人处世上表现出如此纯洁的感情,的确“真是难得”!
现实总是残酷的。
当千金散去之后,泰门顿失往日的气派和尊严,可笑又可悲的是泰门并未因此放弃幻想,认为贫困也许是一种幸运。
他还劝慰管家说“你何必哭呢?你难道以为我会缺少朋友吗?放心吧,凭着我对人家这点交情,要是我开口向人告借,谁都会把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财产给我自由支配的。
”他坚信他有这许多朋友,还怕穷吗!然而他得到的却是昔日朋友的翻脸无情、反唇相讥、恩将仇报。
友谊转瞬即变,朋友变为路人,他们乘人之危、落井下石、蜂拥而至、讨债逼债,置泰门于绝路,完全忘记了过去在泰门酒桌上大吃大喝的情景和在泰门门下得到的丰厚赏赐。
这就是散发着浓烈的酒肉气味的朋友,这就是镀着一层金子光泽的友谊。
严酷的现实使泰门陷入了极端痛苦的感情之中,这是一种清醒的意识到道德与行动、理想与现实尖锐对立的痛苦。
心性不成熟的泰门没有过多的思考就开始了行动反击,像个幼稚的孩童用“设宴”请客的办法,特设了一桌非同寻常的白开水“宴席”,待旧日的朋友来
“赴宴”时,把大碗的温水泼在这群狼心狗肺者的嘴脸上,咒骂他们泯灭了人性的良知,然后,用碗碟将他们打跑,以此来羞辱、惩罚那些不义之徒。
这样做虽然痛快淋漓以抒心中之怨,但却只是逞一时之勇。
泰门没能意识到在阶级社会中是没有抽象、单纯的道德的,而只有阶级道德。
泰门只爱听奉承话,不愿采纳忠言。
这种性格弱点一直伴随着他。
不如意的现实必然导致悲观、厌世。
直到他在海滨附近树林里生活时,弗莱维斯又真诚的表示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衷心为他效劳时,他还怀疑管家的“好心是不是别有用意,像那些富人们送礼一样,希望得到二十倍的利息?”泰门的这种想法是有根据的,但却犯了形而上的毛病,把复杂的社会现象看作抽象的人类通病,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正如艾帕曼特斯所说:泰门“只知道人生中的两个极端,不曾度过中庸的生活。
”泰门的性格弱点使得他对忧患意识的认识停留在表层,将对人类社会的忧患缩小到整个雅典。
最终,绝望的泰门只好离群索居。
经过一番极端的内心痛苦之后,怀着愤懑和厌世的情绪死于海滨的洞穴里,幻想从虚无中寻找精神归宿。
与泰门不同,莫里哀《恨世者》中的阿尔赛斯特同为没落贵族,但他的忧患性格特点比泰门更为深刻一些。
“在政治国家真正发达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
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另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别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成为外力随意摆布的玩物。
”阿尔赛斯特把自己真正的置身于社会关系中,极力想在现实中直接证实和实现自己的真正的本质,即他的人的本质和社会的本质。
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
阿尔赛斯特身处内部腐朽、堕落的法国贵族阶级里,看到了形形色色贵族人物的共同特征——虚伪。
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他与专制君主的宫廷格格不入,也不愿与阿谀逢迎的大臣为伍。
他把自己与整个上流社会对立起来,然而他的做法也不过是孤芳自赏、到处挑剔,他所追求的色丽曼娜又正好是那个社会里典型的庸人。
由此可见,阿尔塞斯特并不是贵族社会的局外人,而是处在堕落阶级中既自命清高又不满现实的社会人。
阿尔塞斯特的性格中有严肃的一面,也有可笑的一面。
他思考、探索、憎恨这世上的一切虚假和丑恶。
他一上场就指责自己的好朋友菲南德有不可原谅的行为,因为菲南德对一个连姓名都说不出的人当面万般殷勤,转身就置之脑后,“已经堕落到出卖自己的灵魂。
如果我不幸也做了像你那样的事,我便会懊丧的立即去上吊。
”阿尔塞斯特对贵族上流社会的虚伪礼节极为憎恶,希望做真诚的人,希望只对自己真正尊敬的人表示自己的敬意和礼貌。
他追求正义、公平和爱情,坦然承认“自己虽然总是第一个看出她(色丽曼娜)的各种毛病,但还是要爱她,因为她的美丽真是最有力的”,并幻想“我的爱情会把她心灵中的这些时下恶习驱逐干净”。
阿尔塞斯特对社会的洞察深刻、尖锐,他的孤傲和直率来自他不愿与上流社会习俗同流合污的独立思考,但同时他又骄傲、自满,他过于把自己与一切人区别开。
作为社会中的人,矛盾的他只能是现实中的一个怪人,一个既想抛弃他人也被众人抛弃的恨世者。
在现实的生活环境中,他无人可以倾吐心声。
他看到了周围诸种人身上的可鄙可厌之处,看到了他们的虚伪、狂妄、自欺欺人和随波逐流,但他也无法把自己与其他人真正区别开来,他毕竟是社会关系中的人,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生存,他必须打起精神与各式各样的他所厌恶的人周旋、社交。
于是,这个内心忧郁的贵族喊出了:“我的眼睛实在看不惯……我到处只看见卑污的谄媚、不公、自私、卖友与奸诈;我真忍受不住了,我要发狂了,我的计划是要和全人类正面的痛痛快快地斗一场。
”然而,他缺乏真正的对手,他在与一种社会氛围斗争,而不是与什么阶级的代表或社会势力的代表决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