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逃逸问题浅析

交通肇事逃逸问题浅析我国刑法将发生交通肇事罪后逃逸或逃逸致人死亡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节，这是因为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往往导致交通肇事案件难以侦查，被害人往往因得不到及时的救助而死亡，损失无法得到赔偿。

这表明行为人主观恶性大，因此应当依法予以严惩。

交通肇事罪的情节认定以及取证通常较为困难，为了更好的审理该类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包括“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等问题作了全面、细致的规定。

这对交通肇事案件统一执法标准，严惩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但是，新的《解释》引发了诸多争论，学者们针对行为人主观罪过形式和行为内容的复杂性，各抒己见。

在本章中，我们将对“交通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界定（一）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含义最高法院在2000年11月15日公布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解释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

按照这个解释，肇事者无论是否救助受害人都不影响逃逸的成立，因此肇事者将受害者送往医院之后再逃跑，也要按照交通肇事逃逸处理，因为这仍然符合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

（二）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性质关于逃逸行为的法律性质，刑法理论上认识不一，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罪后表现说”，认为交通肇事后又逃跑和受重伤的被害人后来又死亡，这二者之间是互相依存的，逃逸是交通肇事行为的继续，死亡是重伤后在特殊情况下的必然结果，行为人对被害人可能进一步引起的后果可能有希望或放任之心，但这一心态没有与进一步的行为相联系，也就没有独立意义，或者说，逃逸的实质是行为人在趋利避害的心理作用下，使肇事结果进一步加重的条件。

二、“独立行为说”，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是独立的犯罪行为，因此应实行数罪并罚或者按吸收犯处理。

三、“分别情况说”，认为交通肇事犯罪的行为人在犯罪后逃逸并因而致被害人死亡的，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如果是在过失支配下进行的，就不是一个独立的犯罪行为。

如果是在新的放任的故意支配下进行的，就是一个独立的犯罪行为。

在交通肇事逃逸的场合，肇事者的逃逸即可能表现为单纯的逃逸，即把被害者留置在现场、放任不管、径自离去的情形，也可表现为“置”之后再逃逸。

因此，认定其行为的法律性质，既不能只强调行为人的主观罪过，也不能只看重行为人的罪后表现，应当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和客观方面的表现来进行判断。

如果是在先前的过失肇事的心理支配下逃逸的行为，则是一种罪后表现，不是一个独立的犯罪行为。

如果行为人在肇事致人重伤的情况下，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又介入了其他加害行为后逃逸，如将被害人移入偏僻处或抬进驾驶室不送医院抢救而放任其死亡结果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该逃逸行为就构成一个独立的犯罪行为。

（三）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认定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是一个主客观相一致的行为，即行为人除了必须具有逃逸的客观外在行为方式，同时还必须具有逃逸的故意，明知发生交通事故，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逸，表明逃逸行为的心态只能是故意，如果仅仅具备离开现场的外部特征，而不存在逃逸的主观故意，则不能认定为此处的“逃逸”。

所以认定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必须从主观、客观两个方面把握。

首先，认定逃逸存在一个前提条件，即行为人对肇事事故应是明知的。

如果行为人对肇事事故不明知，而驾车继续行使，主观上没有恶性。

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只是在进行正常的驾驶行为。

所谓的“逃逸”时不能成立的，如果对于这种驶离现场的行为以逃逸论处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是典型的客观归责，无论从刑事立法基本原则还是从司法公正角度出发都是不适宜的。

当然，这里的“明知”并非要求肇事者对于其中所有的细节都有着具体的明知，只要坚持主客观统一的原则，对于肇事存在盖然性、可能性的明知，就符合要求。

其次，逃避抢救义务以及其后逃避责任追究。

一般情况下，逃逸者不履行抢救义务和逃避责任的动机是重合的，但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能存在着并不逃避抢救义务但尽可能地逃避肇事责任追究或者不履行抢救义务但并不逃避责任追究这种单一动机的情况，前者如甲驾车将被害人撞成重伤后，将被害人尽快送到医院，但之后一走了之的情形。

只要具备逃避抢救义务和逃避责任追究这两个动机中的任何一个，都应认为具备了逃逸。

《解释》第3条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

把“逃逸”的动机仅仅归结为“为逃避法律追究”了，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而且也如前文所述，它与立法本意相悖。

实践中有时发生这种情况，发生交通事故后，肇事者在事故场受到被害者亲属围攻，因害怕殴打报复，暂时躲避，或者在将受害者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害怕家属殴打报复、而暂时躲避，事后又主动归案。

在交通事故发生后，被害人亲属等由于一时冲动的非理性的悲愤情绪而对肇事者实施殴打报复的情形，并不少见。

这种情况下肇事者的临时躲避行为要与逃逸相区分，在事故现场肇事者因为害怕遭受到受害者或者受害者亲属等人的殴打而逃离现场说明肇事后现场就有人，而且按常理，在场的人肯定会及时抢救伤者，事后又主动归案的，肇事者并未逃避抢救和责任认定，这种行为不能以“交通肇事后逃逸”论处。

肇事者将受害者送到医院抢救，害怕家属殴打报复，暂时躲避，事后又主动归案，肇事者已履行了抢救义务，又不逃避责任，亦不能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

二、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问题研究（一）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含义目前理论界对交通肇事中“因逃逸致人死亡”这一加重情节的理解存在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应仅限于过失致人死亡，即事实上发生了两次交通事故，已经发生交通事故后，行为人在逃逸过程中又发生交通事故，致使第二次交通事故中的被害人死亡。

如果在逃逸过程中对致人死亡持故意（主要是间接故意），则成立另一种犯罪，不能适用上述规定以一罪论处。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就是行为人交通肇事后畏罪潜逃，致使被害人或因流血过多或因延误抢救时机而死亡。

我认为，对“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理解应遵循刑法上因果关系的判断准则，即“逃逸”是因，“死亡”是果，二者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受害者的死亡结果超出了行为人已制造的危险结果的范围，则这一死亡结果客观上不能归责于他。

上述的第一种观点有欠缺，首先其不符合立法精神，因为它将“因逃逸致人死亡”中的“人”解释为第二次交通肇事中撞死的其他人，而不包括先前肇事中的被撞伤者。

这种思路明显与立法者增加该规定的出发点相悖，而且这种为了解释法条而随意发挥其想象力并任意扩大某一词语的基本内涵的做法，也与当今我们所推崇的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

其次，其与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也相悖。

《解释》第3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

《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74条规定，“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发生交通事故后，交通事故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

显然，这些规定均将二次交通肇事排除在外，“因逃逸致人死亡”显然是指肇事以后因逃逸而致先前的受害人死亡。

第二种观点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因流血过多”的表述不规范，“流血过多”是从死亡的原因上进行表述的，并不能说明“流血过多”是因逃逸行为所造成，如有的肇事者虽逃逸了，但被害人当场就因流血过多而死亡，对肇事者就不能以刑法第 133 条第三个量刑幅度予以量刑。

“因逃逸致人死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1）行为人的逃逸行为必须发生在交通肇事后，并且要求行为人主观上认识到已经发生了交通事故且撞了人。

如果行为人有证据证明并不知道自己撞了人，且经查证属实，则不能以“因逃逸而致人死亡”的情节予以量刑。

是否有证据证明，既不能以肇事者本人所述为依据，也不能由办案人员盲目判断为标准，而应当周密调查，综合判断，在把握上应有严格的尺度和标准。

（2）被害人的死亡与行为人的逃逸行为之间存在着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即被害人的死亡仅仅是由于肇事者为逃避法律责任或者救助义务，不及时抢救而驾车逃跑的逃逸行为造成的。

（3）被害人死亡是由于逃逸行为而造成的，被害人的死亡除交通行为导致外，未介入其它的因果关系和条件。

如果介入其它的加害行为而致被害人死亡的，则不属于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范围之列。

如行为人肇事致他人重伤而逃逸，被撞者被他人送至医院抢救，但由于医生的玩忽职守出现医疗事故致使被撞者死亡，或抢救期间因其他意外导致死亡的，或者行为人肇事致他人重伤后，为逃避罪责开车将被害人移到偏僻处甚至将被害人轧死后又逃逸的。

（二）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中“人”的范围《刑法》第133条第三款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这里的因逃逸致人死亡由于规定的比较含糊，导致了许多争议。

在《解释》出台以前，刑法学界对因逃逸致人死亡中的人的理解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1）因逃逸致人死亡中的人只限于原来的被撞伤者。

该观点认为现行刑法将逃逸致死作为加重情节的实质是立法对特定犯罪类型的一种简便处理模式，这种特定类型是交通肇事和对交通肇事被害人遗弃致死行为的结合，换言之，逃逸致人死亡的侧重点是遗弃交通肇事的被害人致死。

（2）因逃逸致人死亡中的人是指肇事者在逃逸过程撞死的其他人。

该观点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应限于事实上发生的二次交通事故已经发生交通事故后，行为人在逃逸过程中又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刑法将同种数罪规定了一个法定刑。

第三种观点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中的人兼指上述两者。

该观点认为现行刑法并没有把人明确限定为某一种人，认为此处的人只包括其中的一种而不包括另一种的解释缺乏法律依据，而且肇事人在逃逸过程中再次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由于前后两次交通事故受害人的死亡都是由行为人的逃逸行为引起的，都是死于行为人的逃逸过程中，两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都是相当的，理应适用同样的规定。

我同意第一种观点，理由如下：其一、上述第二和第三种观点只看到交通肇事逃逸和被害人死亡的表面联系，而并未看到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实质。

如前所述，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实质，其在于不履行法定的抢救伤员与财产、报案、接受处理的义务以及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因逃逸致人死亡，就是行为人交通运输肇事后，由于未尽上述义务，为逃避罪责径行逃跑致使受伤者失去救治时机而死亡。

因此逃逸致人死亡中存在肇事人应该履行义务的缺失和被害人死亡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如果在被害人和肇事人之间不存在这种关系就不能以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论处。

在肇事人发生交通事故后，弃被害人生死于不顾，在仓皇出逃的过程中重新构成一起交通肇事罪并致人当场死亡的，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次交通肇事造成的被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是肇事人的交通肇事行为，而不是逃逸行为，所以不应该以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论处，只能视具体情况以交通肇事罪的第一和第二刑档定罪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