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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umschlager Eberle Architects(B+E)建筑设计事务所B+E建筑设计事务所带到中国的除了用科技方法解决人居环境问题之外，更少不了研究每一种创新的可能，从而实现以尽可能低的预算，达成建筑和空间在形式和功能上的突破，特别是在有限的资源内如何得到更好的设计利用。
这成了他们带给中国的一门新的学问——空间经济学。
目前，中国的建筑和室内设计业市场正处于爆发性的阶段，相比较欧洲最大建筑规模的城市柏林来说，中国是整个国家。
中国对这些西方建筑师与设计师来说有着太大的吸引力。
从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的建筑与空间设计形式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中国来，但前期进来的主要是美国、新加坡以及香港的一些设计师，基本上以商业性建筑和空间为主，而且已经构成了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大框架。
但这些年来，一些立足艺术化的欧洲建筑师以及他们的事务所也纷纷进到中国，从社会、文化、历史以及人际关系等层面出发，把建筑与空间设计放在城市发展和人居生活的大环境中思考，促使我们从满足人们的真实性需要上更加真实和全面地去理解建筑与空间。
在这一进程中，大家普遍认为具有代表性的事务所大都来自德国、荷兰、瑞士、法国和意大利，而事实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国家，那便是奥地利。
今天，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音乐、甜点、茜茜公主、金色大厅”以外，奥地利人还把一个不容忽视的新特产——建筑艺术与居住文化带到中国。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代表就是奥地利著名的B+E建筑设计事务所（Baumschlager Eberle Architects）。
也许你不了解B+E建筑设计事务所，但说到万国城Moma和上地Moma，你一定都会知道。
不错，它们都是B+E建筑设计事务所在中国的设计项目。
不管是万国城Moma，还是上地Moma，遵循的都是科技住宅和宜居的设计理念，沿着可持续的发展思想，探讨关于“建筑·科技·艺术”三者如何结合的问题。
这正是B+E建筑设计事务所一直所秉承的：建筑离不开艺术，因为建筑的载体是人，而人类对于美感的追求是与生俱来的；建筑更离不开科技，正如B+E建筑事务所的创始人艾伯利（Dietmar Eberle）教授曾说：“任何时候，建筑设计都不能脱离技术，它随着技术发展，两者的融合会使建筑具有更好的生命力。
用建筑装点世界——记世界著名现代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说起法国巴黎卢浮宫广场上的玻璃金字塔, 可能无人不知。
但说到它的设计者——美籍华人贝聿铭, 可能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下面就让我们从这张荣誉表开始, 来看一看大师贝聿铭的精彩人生吧:美国建筑学会金奖、法国建筑学院金奖、日本帝赏奖、国际普茨克建筑奖（世界建筑界最高荣誉）……贝聿铭设计的大型建筑在百项以上, 获奖五十次以上。
他的作品遍布世界各地, 其中的代表作肯尼迪总统图书馆、卢浮宫金字塔、旧金山公共图书馆、香港中国银行大厦、香山饭店、埃佛森美术馆、日本美秀博物馆、梅尔森音乐厅、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等, 都将永垂建筑史册。
一、成长的历程1917年, 祖籍苏州的贝聿铭出生于广州。
1927他随调职上海银行的父亲到上海去读书。
他中学毕业讨论未来职业时, 父亲推荐了金融或医学。
然而, 贝聿铭对两者都不太感兴趣, 就决定寻找自己的目标。
一天, 贝聿铭和叔父一起去刚竣工的当时远东最高的26层楼的饭店旁边的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
突然,贝聿铭停下脚步, 在一张纸上勾画出了饭店的轮廓……后来, 贝聿铭回忆说：“我沉醉在建设一幢和这饭店一般高的大楼的设想中……我断定那就是我想做的工作。
”就这样, 他又一次违抗了父亲的意志——让他去英国读书, 最终选择了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建筑, 后来又转入了麻省理工学院。
二、成名前的准备1940年贝聿铭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 后至哈佛大学攻读建筑硕士学位。
其间, 因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优秀成绩, 尚未获得硕士学位就被哈佛设计院聘为讲师。
1948年, 32岁的贝聿铭作出令人惊讶的选择, 离开哈佛, 到房地产公司去。
理由是觉得学校的事业不美丽, 希望学点新东西。
跳槽后的十二年中, 贝聿铭为公司完成了许多商业与住宅群的设计, 也做了不少社会改建计划。
他创造性地用水泥墙代替了砖块墙, 采用舷窗式的窗户来扩大屋子的空间, 改善采光, 在楼与楼之间留出空地作为公园, 这成为影响全世界住宅区建设几十年的新模式。
浅谈中外建筑设计师的差异时建泉，男，汉族。
1977出生，河南洛阳人。
2001年毕业于南阳理工学院。
现就职于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建筑行业也有了广阔的市场，国内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建筑师和建筑作品。
但同时也凸显出了国内建筑师与国外建筑师的差异。
这也许是我国建筑师很少站上国际建筑舞台的一个基因。
下面我来浅谈一下这些差异的具体表现。
首先是角色上的差异。
国内建筑师的工作往往分得比较细,有的建筑师只负责方案设计，有人专门做施工图纸的绘制审查,出了图纸之后由施工单位去按图施工，虽然也有一些施工配合，但往往是最初的方案设计者已不参与,而是做施工图的人去现场,最后完成的建筑与建筑师当初的设想有出入，极大地影响了建筑所产生的效果。
在国外,建筑师往往承担的是“设总”的角色，他们的业务非常全面,主要是对整个过程的把控。
他们对一座建筑的设计创作过程，从最初的构思，到精致的细部，从外立面石材的选定，到大门的创意，从跑市场材料选购，到跑现场材料安装施工，全程把控，每一步都心中有数. 在施工图阶段，建筑师对所有的细节都要进行深入的推敲、比较。
在施工过程中对选材极其严格，要实地考察生产厂家的设备、能力，以确保设计意图的完美实现，不轻易被工期、材料等因素所左右。
这是我们的建筑师做不到的，当然也有一些制度的原因。
建筑师为了协调同其它专业的关系,所有的设备留洞都要亲手画一遍，出一套专门的留洞图，以避免建筑和设备以及设备各专业之间发生冲突。
建筑师对待结构也一样，他们常常把应该在结构图中表达的东西画到建筑图中，以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并确保它们的一致。
建筑师对结构工程师的积极配合，换来的是结构对建筑更好的配合。
其实很多著名建筑，并没有奇特的外型，它之所以被称道是因为建筑师对材料的运用上达到了完美结合。
正是这一系列的努力，才能够确保建筑师意图的完美实现。
其次，是对细部的把握。
国内建筑师很多只注重立面造型，对材料掌握不充分，不注重细部。
外国建筑师，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时间： 2005-04-29 09:46 来源：南方都市报作者：刘炜茗由荷兰设计师库哈斯设计的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模型，该建筑目前正在施工阶段。
photocome 供图由法国设计师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水蛋”)玻璃幕墙安装完毕，预计2005年秋季正式开放。
photocome 供图质疑者：中国的经济实力还没有达到随意拿出巨资让洋设计师搞试验的程度；而且，新理念作品以结构的新颖奇特为特征，为技术实施和建筑材料提出了难度极大的新要求，从而可能造成安全隐患；更有甚者认为，西方设计师的那些创新作品会模糊中国建筑文化的走向，甚至会把中国建筑文化引向殖民文化的歧途。
支持者：因为禁锢时间太久，中国建筑界与国际上的差距非常巨大，国外建筑师尤其是大师级人物及作品进入中国，从设计思路、建筑观念及运作机制上产生的影响都有着革命性的意义，那些引起广泛争议的建筑作品，正可以说明他们对传统思维的冲击有多大。
况且，只有不断开放才能真正提高中国的建筑设计水平。
荷兰建筑设计师库哈斯法国建筑设计师保罗·安德鲁建筑，冲突与交流“我提前两个月想约库哈斯做专访，他们告诉我不可能。
”一家时尚杂志的记者告诉我。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建筑师开始享受着超级明星的待遇了。
11月28日至29日，荷兰著名建筑师库哈斯旋风一般造访广州，掀起了一阵追风热潮。
然而，他的到来与离去，围绕着建筑的话题、探讨与思考远未结束。
建筑，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离我们如此之近，谈及范围已远远超出了建筑界，对此津津乐道的还有艺术界、文化界甚至普通市民；我们也从来没有听闻过如此多的有着赫赫声名的国际建筑大师：库哈斯，赫尔佐格，德姆隆，安德鲁，屈米……我们在外国建筑师为中国设计的作品如国家歌剧院、国家体育场、CCTV大楼等宏大建筑面前感到莫名惊讶、喜悦或者愤怒。
建筑活动也异常频繁：今年9月，首届北京国际建筑艺术双年展粉墨登场；而库哈斯此次广州之行，正式拉开了第二届广州三年展的帷幕。
按照预定的程序，从2004年11月一直到2006年初，广州三年展将每两三个月便举办一个“三角洲工作室”，计划聚合50位国内外的艺术家和建筑师。
作为艺术的建筑在历史上，建筑师与画家、雕塑家一道，长期被视为工匠，到今天，建筑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也回复了艺术的本身。
作为艺术的建筑，有别于其他精神产品(如文学、音乐、绘画)之处，在于其首先是物质产品，同时具有精神产品的性质(艺术性)，其艺术性即寓于本身的功能、目的和方法、手段之间和谐、完善的统一之中，而不是附加的装饰。
两千年前，罗马帝国建筑师维特鲁威在他所著的《建筑十书》中首先提出建筑三原则：“方便，坚固，美观”。
而著名的法国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则说：“建筑师必须认识建筑与经济的关系，而所谓经济效益并不是指获得商业上最大利润，而是要在生产中以最少的(劳动)付出，获得最大的实效。
”重温柯布西耶的话，也许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作为艺术的建筑，但是，我们不可能对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无动于衷：越来越多的国际建筑大师开始进入中国；也不可能不去思考另一个更迫切的话题：他们给中国建筑带来了什么？中国是建筑试验场？经济的发展，直接促成的便是城市的兴起，也就意味着建筑的大量兴建。
在中国，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是一个大工地，有统计说，当今中国占有世界上40％的建筑量。
在这样的背景下，众多西方建筑师开始来到中国，与之一起到来的，是一个疑问：中国是否已成为外国设计师的实验场？事实上，早在四年前，当国家歌剧院选定法国人安德鲁的设计方案“水蛋”之后，一时间全国上下一片哗然，此问题应运而生。
而中央电视台新大楼最终选定荷兰建筑大师库哈斯的方案，其大胆而夸张的造型、高昂无比的造价加剧了这种怀疑。
随着国家歌剧院的开工兴建，怀疑的声音一度有所低落，但伴随着国外建筑大师纷纷竞得北京奥运场馆设计的重量级项目，尤其是2004年5月，法国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发生坍塌事故，身为设计师的安德鲁再度被推上风口浪尖，“中国是否已成为外国设计师的实验场”的问题又重新被提起。
刚刚获得普里策建筑大奖的扎哈·哈蒂德的一番谈话让这个问题讨论得到升级。
她坦承，西方设计师的新理念作品在中国有可能进行试验，在其他地方是没有可能的，安德鲁设计的中国歌剧院是个正在施工的试验作品。
哈蒂德的谈话让原本就对洋建筑师颇有不满的国内舆论感到既兴奋又不安，他们一般认为，中国成了西方设计师独创性的新作品的实验场有两个主要客观条件，一是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国力增强，国外建筑师纷纷到中国来抢市场，另外便是中国崇洋媚外的心理在作祟。
但中国的经济实力还没有达到随意拿出巨资让洋设计师搞试验的程度；而且，新理念作品以结构的新颖奇特为特征，对技术实施和建筑材料提出了难度极大的新要求，从而可能造成安全隐患；更有甚者认为，西方设计师的那些创新作品会模糊中国建筑文化的走向，甚至会把中国建筑文化引向殖民文化的歧途。
外国建筑师带来了什么？不过，仍有许多学者对外国建筑师的进入持欢迎态度，认为他们给中国建筑界带来的影响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相比起来，拥有耶鲁大学的建筑学硕士学位的马延松显得非常平静，这位被认为是中国目前最前卫的建筑设计师对外国建筑师进入中国一点都不奇怪，他告诉记者说：我的目标是以后进入到国际建筑界，他们到中国来，我会到他们那里去。
国家一级建筑师张在元博士曾经做过武汉大学建筑系主任，又有过留学日本的经历，对中外建筑之间的差距有着自己的认识。
他告诉记者，总体来说，西方建筑师有着较为悠久的文化背景，是几代人在一种体系中熏陶，而且教育模式也决定着他们的交流平台远比中国建筑师畅通，尤其是其设计体制、建筑市场都比较规范，建筑材料、设备及施工技术，都让中外建筑师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的教育体制决定了中国建筑师们今天的处境。
中国第一批的建筑师，最主要的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美国回国的一批留学生，然后就是50年代受苏联教育的留学生，这两批人对建筑本质的认识都截然不同，其影响延续至今。
而且，“我们一直奉行的建筑政策是什么？是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
这对中国建筑师的禁锢太大了。
”同时，张在元博士也认为，中国的建筑市场还比较混乱，但外国建筑师带进来的不仅是一个成熟的作品，更带来一套完整的运作体系，二者存在差异并不稀奇。
所以，中国建筑市场的开放，应该容许他们进来，这也是国际性的文化交流方式，即使说中国成了外国建筑师们的实验场，也不一定是个坏事情，更不应视为洪水猛兽。
尤其是在全球一体化的前提下，建筑界也是适者生存，外国建筑师面临的同样是一个市场竞争的结果。
张在元认为外国建筑师的进入可以带来信息、设计方法的交流，可以给市场、设计带来冲击和交流。
他认为，“与其说他们进入了中国市场，不如说是带来了文化的冲突与交流。
”■专家访谈侯瀚如：让冲击来得更猛烈些西方建筑师进入到中国，根本性的一个影响是让人们意识到建筑是城市的基本元素，也会由此影响到城市的整体规划，包括从社会学、文化与人的关系对城市的发展起到的影响放在全新的平台上思考，促使我们更全面地研究城市发展，从包括建筑形象到思路、技术以及艺术、文化的内核进行革新。
(侯瀚如，国际著名策展人，阿姆斯特丹皇家美术学院教授。
从1997年到2000年，他策划的“运动中的城市”探讨了亚洲当代城市建设和艺术的互动，引起国际艺术和建筑界的高度重视。
第二届广州三年展艺术总监。
)南方都市报：这几年一个很清楚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外国建筑师在进入中国，你怎样看待这种现象？侯瀚如：中国的市场非常庞大，非常有活力，对外国建筑师有吸引力是很正常的事。
当然，他们到中国的确存在一个经济收益的问题。
总体来说，西方国家的建筑市场基本处于一个饱和的阶段，在巴黎、柏林或者布鲁塞尔，现在的建筑活动都是拼凑性的，变得有点像时装。
而且他们从来没有过中国这种爆发性的阶段，现在欧洲国家最大建筑规模的城市是柏林，但中国是整个国家。
中国对他们来说有着太大的吸引力。
南方都市报：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的是，这些外国建筑师进入到中国来之后，他们的建筑作品往往是一推出就立即引起很大的争议，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侯瀚如：这里有一个时代的背景。
中国开放之后，西方的建筑形式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中国来，但前期进来的主要是美国、新加坡以及香港的一些设计师，基本就是商业性建筑，而且已经构成了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大的框架。
但是这些年来，一些艺术性的建筑也开始进到中国，建筑大师们带来的是另一种不那么商业性的建筑争论。
争论集中在两点上，一个是形式上的，即与社会主义式的、商业式的建筑相比，现在进来的大师对建筑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另一点也涉及到商业利益，他们的作品跟商业社会的趣味与恶俗形成鲜明的对比，新和旧产生对峙不可避免。
有争论是好事，我觉得我们应该对争论给予充分的时间和理智，但绝对要避免民族主义的抬头。
民族主义是很恐怖的，我也不喜欢争论只停留在那么低的水平。
南方都市报：西方的建筑师到中国来，带给中国的自然不仅仅是几座建筑这么简单，在你看来，他们给中国建筑界带来的影响有多大？侯瀚如：西方建筑师进入到中国，根本性的一个影响是让人们意识到建筑是城市的基本元素，也会由此影响到城市的整体规划，包括社会学、文化与人的关系对城市的发展起到的影响，放在全新的平台上思考，促使我们更全面地研究城市发展，从建筑形象到思路、技术以及艺术、文化的内核进行革新。
虽然说中国城市大的框架已经搭建好了，但好的建筑会慢慢从局部而形成一个较大的形象，成为比较积极的范例。
比如说库哈斯，从我个人看来，他在批判的角度分析现状，是其他建筑师所无法相比的。
这次他到广州来参加三年展，他一直提到全球现代化、市场经济对中国的影响，这种批判性的思考对正处于激烈的思想转型期的中国可以起相当巨大的警醒作用。
我不敢奢望他带来的冲击有多大，但希望他带来的不仅是形式上的冲击，而且是更广泛的文化影响。
这也是整个广州三年展的一个目的，就是搭建一个平台，把三年展变成一个实验室，从文化的角度，以珠三角为背景，探求有生命力的文化生存方式，让更多有影响的人物进入到中国来，同时引发更深层的思考和讨论。
我希望三年展的意义，远远不是一个展览这么简单。
南方都市报：但是应该怎样理解国内对许多西方建筑大师作品的广泛争议？尤其是库哈斯，骂他的人和夸他的都大有人在？侯瀚如：我觉得近20年来，现在才是国内第一次看到有质量的建筑作品。
举个例子来说，很多人对CCTV大楼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事实上对这个作品理解的人并不多，批评者认为这是技术上的冒险，形状怪异，其实库哈斯有一个整体性的考虑，他努力在摆脱央视旧式宣传的功能，重新组织工作流程。
在我看来，库哈斯对中国的了解并不比你我少，光研究珠三角，他就写了厚厚一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