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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umschlager Eberle Architects(B+E)建筑设计事务所B+E建筑设计事务所带到中国的除了用科技方法解决人居环境问题之外，更少不了研究每一种创新的可能，从而实现以尽可能低的预算，达成建筑和空间在形式和功能上的突破，特别是在有限的资源内如何得到更好的设计利用。
这成了他们带给中国的一门新的学问——空间经济学。
目前，中国的建筑和室内设计业市场正处于爆发性的阶段，相比较欧洲最大建筑规模的城市柏林来说，中国是整个国家。
中国对这些西方建筑师与设计师来说有着太大的吸引力。
从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的建筑与空间设计形式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中国来，但前期进来的主要是美国、新加坡以及香港的一些设计师，基本上以商业性建筑和空间为主，而且已经构成了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大框架。
但这些年来，一些立足艺术化的欧洲建筑师以及他们的事务所也纷纷进到中国，从社会、文化、历史以及人际关系等层面出发，把建筑与空间设计放在城市发展和人居生活的大环境中思考，促使我们从满足人们的真实性需要上更加真实和全面地去理解建筑与空间。
在这一进程中，大家普遍认为具有代表性的事务所大都来自德国、荷兰、瑞士、法国和意大利，而事实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国家，那便是奥地利。
今天，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音乐、甜点、茜茜公主、金色大厅”以外，奥地利人还把一个不容忽视的新特产——建筑艺术与居住文化带到中国。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代表就是奥地利著名的B+E建筑设计事务所（Baumschlager Eberle Architects）。
也许你不了解B+E建筑设计事务所，但说到万国城Moma和上地Moma，你一定都会知道。
不错，它们都是B+E建筑设计事务所在中国的设计项目。
不管是万国城Moma，还是上地Moma，遵循的都是科技住宅和宜居的设计理念，沿着可持续的发展思想，探讨关于“建筑·科技·艺术”三者如何结合的问题。
这正是B+E建筑设计事务所一直所秉承的：建筑离不开艺术，因为建筑的载体是人，而人类对于美感的追求是与生俱来的；建筑更离不开科技，正如B+E建筑事务所的创始人艾伯利（Dietmar Eberle）教授曾说：“任何时候，建筑设计都不能脱离技术，它随着技术发展，两者的融合会使建筑具有更好的生命力。
用建筑装点世界——记世界著名现代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说起法国巴黎卢浮宫广场上的玻璃金字塔, 可能无人不知。
但说到它的设计者——美籍华人贝聿铭, 可能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下面就让我们从这张荣誉表开始, 来看一看大师贝聿铭的精彩人生吧:美国建筑学会金奖、法国建筑学院金奖、日本帝赏奖、国际普茨克建筑奖（世界建筑界最高荣誉）……贝聿铭设计的大型建筑在百项以上, 获奖五十次以上。
他的作品遍布世界各地, 其中的代表作肯尼迪总统图书馆、卢浮宫金字塔、旧金山公共图书馆、香港中国银行大厦、香山饭店、埃佛森美术馆、日本美秀博物馆、梅尔森音乐厅、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等, 都将永垂建筑史册。
一、成长的历程1917年, 祖籍苏州的贝聿铭出生于广州。
1927他随调职上海银行的父亲到上海去读书。
他中学毕业讨论未来职业时, 父亲推荐了金融或医学。
然而, 贝聿铭对两者都不太感兴趣, 就决定寻找自己的目标。
一天, 贝聿铭和叔父一起去刚竣工的当时远东最高的26层楼的饭店旁边的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
突然,贝聿铭停下脚步, 在一张纸上勾画出了饭店的轮廓……后来, 贝聿铭回忆说：“我沉醉在建设一幢和这饭店一般高的大楼的设想中……我断定那就是我想做的工作。
”就这样, 他又一次违抗了父亲的意志——让他去英国读书, 最终选择了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建筑, 后来又转入了麻省理工学院。
二、成名前的准备1940年贝聿铭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 后至哈佛大学攻读建筑硕士学位。
其间, 因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优秀成绩, 尚未获得硕士学位就被哈佛设计院聘为讲师。
1948年, 32岁的贝聿铭作出令人惊讶的选择, 离开哈佛, 到房地产公司去。
理由是觉得学校的事业不美丽, 希望学点新东西。
跳槽后的十二年中, 贝聿铭为公司完成了许多商业与住宅群的设计, 也做了不少社会改建计划。
他创造性地用水泥墙代替了砖块墙, 采用舷窗式的窗户来扩大屋子的空间, 改善采光, 在楼与楼之间留出空地作为公园, 这成为影响全世界住宅区建设几十年的新模式。
浅谈中外建筑设计师的差异时建泉，男，汉族。
1977出生，河南洛阳人。
2001年毕业于南阳理工学院。
现就职于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建筑行业也有了广阔的市场，国内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建筑师和建筑作品。
但同时也凸显出了国内建筑师与国外建筑师的差异。
这也许是我国建筑师很少站上国际建筑舞台的一个基因。
下面我来浅谈一下这些差异的具体表现。
首先是角色上的差异。
国内建筑师的工作往往分得比较细,有的建筑师只负责方案设计，有人专门做施工图纸的绘制审查,出了图纸之后由施工单位去按图施工，虽然也有一些施工配合，但往往是最初的方案设计者已不参与,而是做施工图的人去现场,最后完成的建筑与建筑师当初的设想有出入，极大地影响了建筑所产生的效果。
在国外,建筑师往往承担的是“设总”的角色，他们的业务非常全面,主要是对整个过程的把控。
他们对一座建筑的设计创作过程，从最初的构思，到精致的细部，从外立面石材的选定，到大门的创意，从跑市场材料选购，到跑现场材料安装施工，全程把控，每一步都心中有数. 在施工图阶段，建筑师对所有的细节都要进行深入的推敲、比较。
在施工过程中对选材极其严格，要实地考察生产厂家的设备、能力，以确保设计意图的完美实现，不轻易被工期、材料等因素所左右。
这是我们的建筑师做不到的，当然也有一些制度的原因。
建筑师为了协调同其它专业的关系,所有的设备留洞都要亲手画一遍，出一套专门的留洞图，以避免建筑和设备以及设备各专业之间发生冲突。
建筑师对待结构也一样，他们常常把应该在结构图中表达的东西画到建筑图中，以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并确保它们的一致。
建筑师对结构工程师的积极配合，换来的是结构对建筑更好的配合。
其实很多著名建筑，并没有奇特的外型，它之所以被称道是因为建筑师对材料的运用上达到了完美结合。
正是这一系列的努力，才能够确保建筑师意图的完美实现。
其次，是对细部的把握。
国内建筑师很多只注重立面造型，对材料掌握不充分，不注重细部。
＿ 非常典型的“苏联式建筑”新中国与苏联建筑文＿吉国华xinzHonGGuo yu suLian jianzHu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近现代的发展阶段。
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包括建筑在内，步入了西化的历程。
20世纪30年代，西方现代建筑的潮流也开始影响到中国的建筑发展，特别到了抗日战争后的40年代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现代建筑已发展成为中国建筑的主流。
然而，1953年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戛然而止，它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重新确立要等到近30年之后。
1953年的这一变故的主要原因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理论的影响，要探讨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历程，必须了解这一影响的发生和发展过程。
——20世纪50年代苏联建筑理论的输入和对中国建筑的影响【苏式建筑在新中国②】1. 背景：“ 一边倒” 与苏联专家来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是最基本的国策之一。
这项政策是毛泽东在1949年6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的，它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将联合苏联，加入到社会主义阵营。
1950年2月，随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文件的签署，中国和苏联正式结盟，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也正式开始。
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严重缺乏政治可靠的城市管理和经济建设人才，聘请苏联专家来华工作成为一条重要而快捷的解决途径，而派遣大批工业技术和军事训练专家以及国家行政管理顾问来华工作就成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对中国提供的直接帮助之一。
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他与斯大林会谈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聘请苏联专家来华，8月14日刘少奇回国时就带回了200余名制订经济恢复计划的专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华的苏联专家已有600余人；而1949～1960年间苏联向中国派遣的专家估计超过2万人。
苏联专家给中国带来了生产、管理方面的技术与经验，同时也将当时苏联的意识形态输入到了中国。
1949年9月，莫斯科市苏维埃副主席阿布拉莫夫率一个苏联专家组来北京协助研究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根据梁思成“文革”交代材料，阿布拉莫夫在与梁思成第一次见面时就提出建筑要做民族形式，这大概是中国建筑师第一次接触到苏联的建筑理论。
浅谈国际主义对我国的当下建筑的启示日新月异，推陈出新。
在全球一体化的现今社会，当下的设计风格多样，各树一帜。
但在建筑领域中，有一种风格它以理性功能自称，并席卷了全球建筑设计领域，广泛流传——国际主义风格。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战区重建成为了首要问题，这时急需一种既可以使难民脱离流离失所的苦海的庇护所又容易大批量的建造，因此，大批量、重功能和科学理性设计建筑诞生。
但这种风格的出现并非偶然，他离不开新技术的出现，且需要大批量的人才支撑。
这种风格虽然短时可以解决住所问题，但它的局限性在于钢筋混凝土搭建外表冷漠，过于理性也着实让人爱恨交加。
对于我国当下建筑的国际主义探索，我们可以借鉴国际主义的一些经验来走，以下从三个方面分析国际主义对我国当下建筑的启示。
新形式新材料的探索国际主义之所以能够如此被大众所接受，究其原因是战争所带来的影响，大规模战争使得科学技术不得不向前走，集中出现两个方面，一是新形式，由于战后继续扩建，且建筑要建立在大批量的基础上，不再注重建筑表面附加装饰。
彼得·贝伦斯，现代主义设计先驱，设计注重简练，纯净。
他培养了大批优秀设计师，如勒·柯布西耶、格罗皮乌斯、米斯等。
他前期受新艺术影响，注重图式化装饰，后期又受麦金托什影响，注重功能，科学理性设计。
他所设计的AEG透平厂房洁简，外部形式表达功能。
这种形式可以更好地将建筑的主要功能进行表达，是现代主义建筑早期形式，现代主义建筑实用典范，也是真正意义上第一所现代主义建筑。
新技术的优点在于设计出的产品不仅前卫实用，可以大批量生产和快速生产，对战后重建至关重要。
二是新材料做设计。
当然，伴随着新技术的大批优秀设计师。
阿尔瓦·阿尔图，芬兰优秀设计师，他强调实用功能，并关注民主化。
它的设计探索人文色彩，重视人的心理需求。
大量优秀设计也出自他的手下，奠定现代斯堪的纳维亚设计。
他的新建筑六原则中主张新材料和新型结构力学的使用，才是符合现代建筑的要求。
日本设计之路对中国的启示摘要：在日本当代的设计中，他们善于从国家、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把民族审美理念同现代设计的某些因素结合起来，形成独特的设计体系，发扬本土文化。
虽有说法说他们的民族文化由华夏文明发展而来，然而从设计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日本对于东方文化的延续和表现比中国的设计师们更为彻底和深刻。
看日本当代的建筑，领悟其内在文化及精神的表达，对中国设计师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美学传统，禅境，自然建筑观，启示中国日本由于其岛国特殊的地理环境所致，自然资源相对贫乏，出口工业产品成为重要的经济来源，因而设计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命脉。
日本的设计从本世纪50年代开始起步，以其特有的民族性格而变得十分强大。
日本也是学习外国先进经验最好的学生，并能够把别人的经验和自己本国的国情结合起来，发展出一套独特的体系。
总的来说，日本的美学传统，禅境文化特征，自然建筑观，构成了日本设计的精神支柱。
美学传统“传统”在建筑设计中既包括看得到的部分，如木架构、大屋顶等，也包括意境上、精神上的部分，如对功能、空间、行为模式等的理解。
日本建筑师重视对传统的体现绝非只停留在可见的形式上，而是通过传统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思维方式的影响而间接反映到建筑设计中。
他们通过对日本民族深层文化的不断探究，运用传统的理念，现代的元素和构成手法，形成了具有“日本制造”印章的独特作品。
日本的建筑师从早期的前川国男，丹下键三到80年代后期的矶崎新、安藤忠雄和槙文彦，逐渐成为世界建筑界的耀眼人物。
1.木结构的诠释我国早在6000多年前木构技术已有相当高的水平，到了3500年前，榫卯连接梁柱的框架结构体系问世，至唐代达到成熟期。
近代之后，钢、玻璃、水泥等新材料盛行，对传统木建筑带来极大的冲击，以致其发展停滞不前。
日本也有着悠久的木结构传统，在经历二战后因为防灾而禁用木构建筑的时期之后慢慢开始复兴。
进入21世纪，日本建筑界推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创造出一大批优秀的木结构建筑，不仅包括小型的校舍会所，还包括桥梁和大型体育馆等。
外国建筑师对中国建筑的影响湖南大学建筑学院S1504W0312党航虽然在1840年以前已经有部分西洋建筑师在中国从事营造活动，但是外国建筑师大量涌入中国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国门大开开始的。
外国建筑师仿照设计“中国固有”之建筑。
实例如:南京金睦大学一组教学楼、北京协和医院、四川华西大学一组教学楼。
外国建筑师虽然不谙中国古典建筑的法度,但对中国建筑要素所做种种组合颇具异趣,体现了外国建筑师在中外建筑交流中的主动态度。
近代建筑1840-1949北京协和医院南京大学第一教学楼四川华西大学第一教学楼官方建造活动租界内的官方建设中最主要的有领事馆及其附属建筑、海关、工部局等政府办公建筑，此外就是租界内的基础设施如道路和公共设施如公园等的建设。
教会建造活动在重要传教地点建设教堂，建设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等。
广州沙面基督教堂1864 年上海圣三一教堂1869 年汉口博学书院•外国商人指导中国工匠建造•外国传教士指导中国工匠建造•在华外国工匠建造广州十三行英国商行上海教会出版社建筑广告上面的信息显示这位名为梅雷迪思（R. Meredith）的木匠在1851 年以前就曾经居住于上海并从事造船及造屋业近代在华英国建筑师与建筑竞赛活动虽然在1840年以前已经有部分西洋建筑师在中国从事营造活动，但是外国建筑师大量涌入中国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国门大开开始的。
外国建筑师仿照设计“中国固有”之建筑。
实例如:南京金睦大学一组教学楼、北京协和医院、四川华西大学一组教学楼。
外国建筑师虽然不谙中国古典建筑的法度,但对中国建筑要素所做种种组合颇具异趣,体现了外国建筑师在中外建筑交流中的主动态度。
现代建筑1949以后华裔建筑师贝聿铭1983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奖者。
1917年4月26日生于广州，1918年其父贝祖贻出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总经理，贝氏在香港度过童年。
1927年父亲调职，举家搬至上海。
中学读于上海，1935年被父送往美国宾州大学攻读建筑。
当我们见过很多古代的亭台楼宇，见过很多当代的奇特建筑后，我们除了感叹建筑师精巧的构思以及能工巧匠“点石成金”的技能之外，不禁会去思索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才是建筑最本质的东西？安藤忠雄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这位充满诗意的混凝土大师给建筑带来了光和影的依存与变幻、水和风的宁静与空灵、混凝土和玻璃的沉稳与硬朗。
安藤忠雄进入建筑领域，是受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一张床、一方凳和一个书架，是这位大师的终极欲望）的影响。
柯布西耶最大限度地发挥着光线、空间和建筑物的价值，并且将其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从20世纪60年代开办建筑事务所至今，安藤忠雄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梦想，那两座令世人惊艳的“光之教堂”和“水之教堂”的问世，标志着他以最纯粹的清水混凝土构筑了一个个足够浪漫与诗意的建筑世界。
安藤忠雄是笔者特别喜欢的一位建筑师，对其进行研究可以说带有一种情怀。
笔者有幸于参观过安藤忠雄在中国设计的三座建筑，即台湾亚洲现代美术馆、上海保利大剧院、顺德和美术馆，这三件作品分别用三角形、正方形和圆形来表现现代建筑的美。
笔者对此进行了分析。
一、亚洲现代美术馆亚洲大学美术馆位于台湾台中亚洲大学的校园内，其场地布置延续了建筑的三角形几何元素。
三角形的三条边分别对应美术馆的三条内部道路，与办公楼、场地外停车场、城市道路相连接，并利用片墙，将人流引向美术馆的主入口。
亚洲现代美术馆的设计基本元素是正三角形，将正三角形的平面分割成三个楼层，再错落堆叠成不规则的无数个三角形。
借由滑动平移而产生的户外平台和天井空间，变身为雕刻台、露台咖啡座等不同机能的区域。
体块滑动表现在形体上似乎一直是“变”的动态，然而表现在平面上必然有其“不变”的静态。
我们把握住这“不变”的核心，就能“以不变应万变”。
楼梯、管道设备等必然是上下对位的固定关系，在这里“不变”的还有报告厅与展厅的上下对位叠加。
平面外轮廓的平移会使局部空间变窄，成为单纯的过道，同时会使另一部分空间扩大成为大空间，当三层的展厅空间过大时，就可以采用中间挖庭院的方法，来解决采光通风的问题，同时丰富建筑的空间。
GErmAN SEEDING, chINESE BLOSSOmINGconversation with the partners of gmp德国种子、中国开花gmp 合伙人访谈录text_薛求理（香港城市大学建筑学副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激起了城乡建设的巨浪。
在无数新建的城镇和街区里，境外建筑师的设计独树一帜，它们为中国的土地带来了新的文明和生活方式；中国的专业人士也有了就近学习西方设计和技术的蓝本。
1980年代初的海外设计，大量来自香港、日本和美国；1990年代末，中国城市出现了欧洲建筑师的设计，这是火热建设中追求品质的开始。
从2001到2013年，gmp在中国建成了70多栋建筑。
包括大剧院、火车站、会展中心、体育场馆、高层建筑、综合开发、城市设计等等我国21世纪最“前沿”的建设类型项目，从沿海城乡到西部市镇，从黄浦江畔到天安门广场。
10余年时间内，gmp设计建成数量之大、类型之广、分量之重，影响之远，令其他海外建筑设计公司难以望其项背。
gmp从一家德国公司，成为真正的国际公司，它的设计作品遍布欧洲、中国、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其办公分部也随着项目而开设在全球经济各个战略要点上。
那些建筑不断地对当地的环境和条件作出反应，绝不卖弄玄虚，却都成了那些城镇的标志或当地人民喜欢聚集的地方。
在纷乱、吵闹和嚣烦的中国城市，gmp的设计，崇尚简约、变化统一，有助重整秩序，建立端庄、雅致和美好的城市建筑环境，并以现代技术重新诠释建筑学两千多年来颠扑不破的真理：实用、坚固、经济、美观。
海外建筑设计在中国，是全球经济文化持续一体化的浪涛拍岸；是我国政府、半政府机构推动“和国际接轨”并意欲领导潮流的决心之物化；是我国私营发展商在实现海量开发后追求更高品质设计的结果。
外国建筑设计在中国的大量建成，外国事务所在中国的频繁活动，促使我们思考以下一些问题。
这些公司的哲学、理念和成就是怎样的，它们和中国以往流行观念有何不同；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理念指导下的建筑设计有哪些手法；外国的理念（如德国的精密），如何在中国低技术的条件下实现；发达国家的建筑设计和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适应和影响；全球化形势下，建筑设计实践的输出、输入和生产组织机制；中外“合作设计”的“版权”问题；外国建筑师对中国城市建筑的观感和评论；海外建筑师的成长轨迹、在中国的活动及跨国生活方式。
马清运生于1965年，198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并获建筑工程学士学位。
次年赴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研究生院，攻读建筑硕士学位。
成为继梁思成、陈植等建筑学前辈之后首位获奖学金就读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中国人。
马清运先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期间，曾获得Shenck-Woodman欧洲旅行奖。
1991年毕业时获Frank-Miles Day荣誉毕业并取得建筑硕士学位。
毕业后曾先后在费城Ballinger及纽约KPF任设计师、高级设计师，成为这两个建筑事务所的主要设计力量。
在Ballinger期间，为该公司从服务型事务所转化为设计型事务所立下汗马功劳。
在KPF期间成为该事务所早期东南亚工程事务的开拓型成员之一。
1995年在纽约成立马达思班建筑师事务所，该事务所作品以独创的风格和精良的设计受到建筑界的好评。
实践经验跨越多种建筑类型，包括：文化教育、科研、办公、居住等。
马清运不但精于实践，并且勤于教育、研究。
从1992年开始，马清运先生开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研究生院任客座教授，任James Corner教授景观及建筑工作室指导，成为该院的第一位华人教师。
1995年任中国深圳大学建筑系客座教授及设计院院长助理。
1997年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研究生院的全职教师，任研究生主线设计工作室（core studio）教授及毕业论文的导师。
马清运先生的学术兴趣集中于城市中的基因元素，都市与建筑的本体关系，快速建造及环境的中国性。
指导过的研究生论文中有：Archote (微肤建筑)；Thin City（薄城）；C.C. Tokyo(密码城市东京)；Teheran: City of Antithetical Coexistence(德黑兰对立共存);Picnolapse: strategy of lie(思维空白；撒谎策略)等有争议性又极富启发性的论文专题，并多次推荐宾夕法尼亚大学优秀论文奖。
除宾夕法尼亚之外，马清运先生还多次被聘请到哈佛（Harvard）、贝尔拉格（Berlage）、康奈尔（Cornell）、潭普（Temple）、迈阿密（Miami）大学做设计评委及毕业答辩评委。
外国建筑师，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时间： 2005-04-29 09:46 来源：南方都市报作者：刘炜茗由荷兰设计师库哈斯设计的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模型，该建筑目前正在施工阶段。
photocome 供图由法国设计师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水蛋”)玻璃幕墙安装完毕，预计2005年秋季正式开放。
photocome 供图质疑者：中国的经济实力还没有达到随意拿出巨资让洋设计师搞试验的程度；而且，新理念作品以结构的新颖奇特为特征，为技术实施和建筑材料提出了难度极大的新要求，从而可能造成安全隐患；更有甚者认为，西方设计师的那些创新作品会模糊中国建筑文化的走向，甚至会把中国建筑文化引向殖民文化的歧途。
支持者：因为禁锢时间太久，中国建筑界与国际上的差距非常巨大，国外建筑师尤其是大师级人物及作品进入中国，从设计思路、建筑观念及运作机制上产生的影响都有着革命性的意义，那些引起广泛争议的建筑作品，正可以说明他们对传统思维的冲击有多大。
况且，只有不断开放才能真正提高中国的建筑设计水平。
荷兰建筑设计师库哈斯法国建筑设计师保罗·安德鲁建筑，冲突与交流“我提前两个月想约库哈斯做专访，他们告诉我不可能。
”一家时尚杂志的记者告诉我。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建筑师开始享受着超级明星的待遇了。
11月28日至29日，荷兰著名建筑师库哈斯旋风一般造访广州，掀起了一阵追风热潮。
然而，他的到来与离去，围绕着建筑的话题、探讨与思考远未结束。
建筑，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离我们如此之近，谈及范围已远远超出了建筑界，对此津津乐道的还有艺术界、文化界甚至普通市民；我们也从来没有听闻过如此多的有着赫赫声名的国际建筑大师：库哈斯，赫尔佐格，德姆隆，安德鲁，屈米……我们在外国建筑师为中国设计的作品如国家歌剧院、国家体育场、CCTV大楼等宏大建筑面前感到莫名惊讶、喜悦或者愤怒。
建筑活动也异常频繁：今年9月，首届北京国际建筑艺术双年展粉墨登场；而库哈斯此次广州之行，正式拉开了第二届广州三年展的帷幕。
按照预定的程序，从2004年11月一直到2006年初，广州三年展将每两三个月便举办一个“三角洲工作室”，计划聚合50位国内外的艺术家和建筑师。
作为艺术的建筑在历史上，建筑师与画家、雕塑家一道，长期被视为工匠，到今天，建筑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也回复了艺术的本身。
作为艺术的建筑，有别于其他精神产品(如文学、音乐、绘画)之处，在于其首先是物质产品，同时具有精神产品的性质(艺术性)，其艺术性即寓于本身的功能、目的和方法、手段之间和谐、完善的统一之中，而不是附加的装饰。
两千年前，罗马帝国建筑师维特鲁威在他所著的《建筑十书》中首先提出建筑三原则：“方便，坚固，美观”。
而著名的法国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则说：“建筑师必须认识建筑与经济的关系，而所谓经济效益并不是指获得商业上最大利润，而是要在生产中以最少的(劳动)付出，获得最大的实效。
”重温柯布西耶的话，也许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作为艺术的建筑，但是，我们不可能对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无动于衷：越来越多的国际建筑大师开始进入中国；也不可能不去思考另一个更迫切的话题：他们给中国建筑带来了什么？中国是建筑试验场？经济的发展，直接促成的便是城市的兴起，也就意味着建筑的大量兴建。
在中国，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是一个大工地，有统计说，当今中国占有世界上40％的建筑量。
在这样的背景下，众多西方建筑师开始来到中国，与之一起到来的，是一个疑问：中国是否已成为外国设计师的实验场？事实上，早在四年前，当国家歌剧院选定法国人安德鲁的设计方案“水蛋”之后，一时间全国上下一片哗然，此问题应运而生。
而中央电视台新大楼最终选定荷兰建筑大师库哈斯的方案，其大胆而夸张的造型、高昂无比的造价加剧了这种怀疑。
随着国家歌剧院的开工兴建，怀疑的声音一度有所低落，但伴随着国外建筑大师纷纷竞得北京奥运场馆设计的重量级项目，尤其是2004年5月，法国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发生坍塌事故，身为设计师的安德鲁再度被推上风口浪尖，“中国是否已成为外国设计师的实验场”的问题又重新被提起。
刚刚获得普里策建筑大奖的扎哈·哈蒂德的一番谈话让这个问题讨论得到升级。
她坦承，西方设计师的新理念作品在中国有可能进行试验，在其他地方是没有可能的，安德鲁设计的中国歌剧院是个正在施工的试验作品。
哈蒂德的谈话让原本就对洋建筑师颇有不满的国内舆论感到既兴奋又不安，他们一般认为，中国成了西方设计师独创性的新作品的实验场有两个主要客观条件，一是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国力增强，国外建筑师纷纷到中国来抢市场，另外便是中国崇洋媚外的心理在作祟。
但中国的经济实力还没有达到随意拿出巨资让洋设计师搞试验的程度；而且，新理念作品以结构的新颖奇特为特征，对技术实施和建筑材料提出了难度极大的新要求，从而可能造成安全隐患；更有甚者认为，西方设计师的那些创新作品会模糊中国建筑文化的走向，甚至会把中国建筑文化引向殖民文化的歧途。
外国建筑师带来了什么？不过，仍有许多学者对外国建筑师的进入持欢迎态度，认为他们给中国建筑界带来的影响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相比起来，拥有耶鲁大学的建筑学硕士学位的马延松显得非常平静，这位被认为是中国目前最前卫的建筑设计师对外国建筑师进入中国一点都不奇怪，他告诉记者说：我的目标是以后进入到国际建筑界，他们到中国来，我会到他们那里去。
国家一级建筑师张在元博士曾经做过武汉大学建筑系主任，又有过留学日本的经历，对中外建筑之间的差距有着自己的认识。
他告诉记者，总体来说，西方建筑师有着较为悠久的文化背景，是几代人在一种体系中熏陶，而且教育模式也决定着他们的交流平台远比中国建筑师畅通，尤其是其设计体制、建筑市场都比较规范，建筑材料、设备及施工技术，都让中外建筑师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的教育体制决定了中国建筑师们今天的处境。
中国第一批的建筑师，最主要的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美国回国的一批留学生，然后就是50年代受苏联教育的留学生，这两批人对建筑本质的认识都截然不同，其影响延续至今。
而且，“我们一直奉行的建筑政策是什么？是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
这对中国建筑师的禁锢太大了。
”同时，张在元博士也认为，中国的建筑市场还比较混乱，但外国建筑师带进来的不仅是一个成熟的作品，更带来一套完整的运作体系，二者存在差异并不稀奇。
所以，中国建筑市场的开放，应该容许他们进来，这也是国际性的文化交流方式，即使说中国成了外国建筑师们的实验场，也不一定是个坏事情，更不应视为洪水猛兽。
尤其是在全球一体化的前提下，建筑界也是适者生存，外国建筑师面临的同样是一个市场竞争的结果。
张在元认为外国建筑师的进入可以带来信息、设计方法的交流，可以给市场、设计带来冲击和交流。
他认为，“与其说他们进入了中国市场，不如说是带来了文化的冲突与交流。
”■专家访谈侯瀚如：让冲击来得更猛烈些西方建筑师进入到中国，根本性的一个影响是让人们意识到建筑是城市的基本元素，也会由此影响到城市的整体规划，包括从社会学、文化与人的关系对城市的发展起到的影响放在全新的平台上思考，促使我们更全面地研究城市发展，从包括建筑形象到思路、技术以及艺术、文化的内核进行革新。
(侯瀚如，国际著名策展人，阿姆斯特丹皇家美术学院教授。
从1997年到2000年，他策划的“运动中的城市”探讨了亚洲当代城市建设和艺术的互动，引起国际艺术和建筑界的高度重视。
第二届广州三年展艺术总监。
)南方都市报：这几年一个很清楚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外国建筑师在进入中国，你怎样看待这种现象？侯瀚如：中国的市场非常庞大，非常有活力，对外国建筑师有吸引力是很正常的事。
当然，他们到中国的确存在一个经济收益的问题。
总体来说，西方国家的建筑市场基本处于一个饱和的阶段，在巴黎、柏林或者布鲁塞尔，现在的建筑活动都是拼凑性的，变得有点像时装。
而且他们从来没有过中国这种爆发性的阶段，现在欧洲国家最大建筑规模的城市是柏林，但中国是整个国家。
中国对他们来说有着太大的吸引力。
南方都市报：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的是，这些外国建筑师进入到中国来之后，他们的建筑作品往往是一推出就立即引起很大的争议，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侯瀚如：这里有一个时代的背景。
中国开放之后，西方的建筑形式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中国来，但前期进来的主要是美国、新加坡以及香港的一些设计师，基本就是商业性建筑，而且已经构成了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大的框架。
但是这些年来，一些艺术性的建筑也开始进到中国，建筑大师们带来的是另一种不那么商业性的建筑争论。
争论集中在两点上，一个是形式上的，即与社会主义式的、商业式的建筑相比，现在进来的大师对建筑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另一点也涉及到商业利益，他们的作品跟商业社会的趣味与恶俗形成鲜明的对比，新和旧产生对峙不可避免。
有争论是好事，我觉得我们应该对争论给予充分的时间和理智，但绝对要避免民族主义的抬头。
民族主义是很恐怖的，我也不喜欢争论只停留在那么低的水平。
南方都市报：西方的建筑师到中国来，带给中国的自然不仅仅是几座建筑这么简单，在你看来，他们给中国建筑界带来的影响有多大？侯瀚如：西方建筑师进入到中国，根本性的一个影响是让人们意识到建筑是城市的基本元素，也会由此影响到城市的整体规划，包括社会学、文化与人的关系对城市的发展起到的影响，放在全新的平台上思考，促使我们更全面地研究城市发展，从建筑形象到思路、技术以及艺术、文化的内核进行革新。
虽然说中国城市大的框架已经搭建好了，但好的建筑会慢慢从局部而形成一个较大的形象，成为比较积极的范例。
比如说库哈斯，从我个人看来，他在批判的角度分析现状，是其他建筑师所无法相比的。
这次他到广州来参加三年展，他一直提到全球现代化、市场经济对中国的影响，这种批判性的思考对正处于激烈的思想转型期的中国可以起相当巨大的警醒作用。
我不敢奢望他带来的冲击有多大，但希望他带来的不仅是形式上的冲击，而且是更广泛的文化影响。
这也是整个广州三年展的一个目的，就是搭建一个平台，把三年展变成一个实验室，从文化的角度，以珠三角为背景，探求有生命力的文化生存方式，让更多有影响的人物进入到中国来，同时引发更深层的思考和讨论。
我希望三年展的意义，远远不是一个展览这么简单。
南方都市报：但是应该怎样理解国内对许多西方建筑大师作品的广泛争议？尤其是库哈斯，骂他的人和夸他的都大有人在？侯瀚如：我觉得近20年来，现在才是国内第一次看到有质量的建筑作品。
举个例子来说，很多人对CCTV大楼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事实上对这个作品理解的人并不多，批评者认为这是技术上的冒险，形状怪异，其实库哈斯有一个整体性的考虑，他努力在摆脱央视旧式宣传的功能，重新组织工作流程。
在我看来，库哈斯对中国的了解并不比你我少，光研究珠三角，他就写了厚厚一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