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的六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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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深化改革的六项制度那么,楼继伟就任财政部部长后,中国的财政政策将有哪些可能的转变呢?让我们从他发表在吴敬琏主编的《比较》杂志上的文章《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的六项制度》,一探究竟吧:1、养老保障应逐步实现由中央政府直接负责中国应借鉴其他大国经验,养老保障逐步实现由中央政府直接负责,管理责任要上划。
我们原来的养老保障是县统筹、市统筹,2010年已经完成了各省统筹,接下来要做省级之间、区域之间的账户转移。
为什么不维持县统筹、市统筹呢?因为不符合经济规律,倒逼着国家往集中方向走,但是越走麻烦越大,因为养老保障制度本身漏洞太大。
原来地方管的时候,由于最终由其承担支付责任,所以地方总是想办法控制成本;但是当中央统筹管理的时候,地方就有扩大成本的动力,所以必须首先要设计出有约束机制的社会保障制度。
社保应实行基金积累制,但宜采取记账式账户。
目前,全国不到20万人管理社会保障是太少了,可以把这些管理人员大部分划到中央来,地方再发展社保管理人员,管理地方社会保障事务。
2、个人所得税应当由国家来统一征管当前关于中国个人所得税的讨论,重点应该放在改税制,而不是提高免征额。
目前的工薪所得是累进税率,其他都是比例税,这对工薪阶层并不公平,将来应该转型为综合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改革个人所得税的税制设计并不复杂,简单地说,就是放宽税基,设定三项扣除,即赡养、抚养、基本生计(主要是购房)等三项扣除,降低边际税率,减少税收档次,加入资本利得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挂钩的那部分不重复征收等。
个人所得税应当由国家来统一征管,地方分享部分,可按国税局设定的税基,地方税务局依率征收,地方税率各地可有差别。
3、协助改革户口制度户口制度,这个中国特殊遗产不值得保留。
毫无疑问,它不公平且不公正。
在目前需要大力增加内需的情况下,这种户口制度阻碍了城市化进程,也有很多效率的损失。
应当说,目前关于这方面的改革共识是具备的,我就不细谈。
关键是如何实施,如何在注重平衡的基础上保持平稳过渡,逐步推进。
新一轮改革从何破题?除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另一个“呼声”很高的领域是财税体制改革。
3月24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坦言,当前中国财政面临两大压力:一是外部冲击下过去几年的财政赤字;二是今后不断增加的财政开支和放缓的增收速度之间的矛盾。
后者是“实质性的压力,(目前)没有什么好办法”。
压力倒逼改革。
在楼继伟看来,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不仅是建立稳定强大的国家财政,而且还要支撑包容性增长。
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史蒂芬·格罗夫也认为:“如果不进行财政和税制方面的改革,中国经济未来的可持续性会受到挑战。
”“中国的财税体制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刻,楼继伟继任财政部长本身应该代表了一种信号。
”一名财税领域专家对《第一财经日报》评论称。
不要总想着收勤劳者的税财政政策在政府调节市场经济中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方面调控经济增长,但更大更受关注的作用在于通过再次分配,实现社会公平,保障民生,用楼继伟的话说即实现“包容性增长”。
这是楼继伟履新财政部部长之职后首次公开演讲,其题目就是《包容性增长与财税体制改革》。
“财政税收的改革是专门强调的重点改革,包容性发展要求把创造机会均等、平等发展、维护社会正义放在最为突出的位置,在这些方面涉及非常广泛。
而且往往又同财政制度相联系,所以财政既要加快自身的改革,完善财税制度,也要积极支持配合相关的改革,着重于建立机制,促进包容。
”楼继伟说。
正是基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楼继伟借用解决民生问题的四个原则表达其实现财税体制改革与促进包容性发展的观点。
这四个原则即去年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民生问题四原则。
楼继伟说,财政政策要实现持续性不能“承诺过多而收入不够”,在民生支出方面“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另外要“完善制度、引导舆论”,“我们的很多制度是不完善的,往往是没有约束的,我们应该帮助穷人,而不应该帮助懒人。
”“总体上来看财政政策问题的核心在支出和收入的平衡问题,而支出最明显的表现在于二次分配,而当前的中国教育、医疗等公共事务方面的支出是非常有限的,这直接制约着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中国人民的福祉。
楼继伟归来作者:刘明霞来源:《财经国家周刊》2013年第11期就任财政部部长两个多月以来,楼继伟公开亮相次数并不多,但一出场就令外界耳目一新。
3月底,在2013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刚刚履新的楼继伟以“应该帮助穷人,而不应该帮助懒人”、“社保制度漏洞太多,给多少钱都会吃光”等高调言论,瞬间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在上述高层论坛上演讲的一开始,楼继伟就提到,自己一直说话直率。
多年前楼继伟任职财政部副部长,就以性格鲜明、敢说敢做而为外界所熟悉。
与其性格相搭配的,是他的自信和专业性。
接近楼继伟的内部人士对他的评价是,有个性、有思想、专业强。
“现在正是需要强势的人来做改革。
”该内部人士说。
楼继伟是朱镕基任总理时期财税改革的直接设计者之一。
他参与设计了1994年的税制改革,时任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牵头人。
他曾经在1998年至2007年的9年间,担任过财政部副部长,历经项怀诚、金人庆两任财长。
财政部内部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谈到,当时任部长的项怀诚向朱镕基申请,让身为贵州省副省长的楼继伟出任副部长时,朱镕基的回答就是一个字:“行”。
在他任副部长期间,参与推动了公共财政制度框架的建立和完善、推进了部门预算、国库管理体制等预算管理改革,可谓典型的学者型官员。
“我们这个年龄的学者都是看着他的文章成长起来的。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时红秀说。
如今,楼继伟此番重归财政部,作为改革色彩浓厚的学者型高官,在新一届被寄予改革厚望的领导班子下,肩负着继续推进中国财税体系改革的重任。
营改增提速4月16日,财政部大楼内,新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就扩大“营改增”试点,共同接受媒体采访。
此前一周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决定2013年将进一步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营改增”进一步扩围的时间比业界的预期明显提前,意味着此项改革正在提速。
“楼继伟履新后面临的第一项改革,就是营改增。
在试点进展顺利的同时,也要开始研究调整政府间的收入划分。
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的六项制度*楼继伟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建立。
这种框架有很多方面特征。
最关键是两点:一是资源配置基本上由市场决定。
除少数基础设施服务价格之外,绝大多数的价格是自由的。
计划经济时期以生产指标为标志的国家计划不复存在,代之以五年长期规划。
可以说,生产和消费的决策是自由的。
由于长期的对外开放和经常项下可兑换,国际市场也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点,宏观经济稳定是有制度基础的。
现行税收制度基本是中性的,税收征管非常有效率,财政收入增长非常强劲,财政状况良好。
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的职能是健全的。
这些制度性因素使我们有能力应对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
当然,还有其他许多特征,但我认为这两点是最本质的。
因为它们解决了资源配置和宏观稳定,可以实现福利的最大化。
今天中国倒退到过去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不可能了。
但这个框架还不够完整,例如公平和公正的问题,按中国政府的说法,就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现在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政策性的,比如增加医疗教育环保方面的支出,也进行了一些制度性的改革。
中国政府也进一步指出,要继续深化改革。
我认为,这些改革必须从体制上、根源上着手,在今后5~10年推*本文是作者为2011年7月4-8日在北京举行的国际经济学会第16届全球大会发表的演讲,后在此框架内经作者的访谈和修改而成。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汪德华副研究员提供的帮助。
——编者注出来。
根据我的观察,需要进行的重大改革很多,而今天是国际经济学的会议,我想用国际比较方法的视角看有哪些重要的改革。
与主要经济大国对比,我觉得中国有六个制度上的特殊方面,需要改革。
第一,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在这方面,各国体制有差异,但总体看来,基本上是养老社会保障由中央或联邦政府管理,由于医疗保障更为复杂,有的国家由中央或中央和地方政府协同管理,起码可供中国参照的大国都是如此。
如美国,其政府办的基本养老保险由联邦政府负责;例如日本,养老保险由中央政府负责,医疗保险则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负责,地方政府在管理方面的责任更大些。
一场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刻变革--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详解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2014年07月03日 20:29:07来源:新华网分享到:0新华网北京7月3日电(记者韩洁、高立、何雨欣)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吹响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进军号。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不是政策上的修修补补,更不是扬汤止沸,而是一场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刻变革,是一次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的制度创新和系统性重构。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那么,究竟将如何推进这样一场深刻变革,楼继伟进行了详解。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着力建立现代财政制度问:此次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现代财政制度的内涵是什么?答: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就是健全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科学的可持续的财政制度。
总体来讲,体系上要统一规范,即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制度,公平统一、调节有力的税收制度,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功能上要适应科学发展需要,更好地发挥财政稳定经济、提供公共服务、调节分配、保护环境、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职能;机制上要符合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包括权责对等、有效制衡、运行高效、可问责、可持续等一系列制度安排。
改革时间表明确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问: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有没有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答: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着眼全面深化改革全局,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三大任务,有序有力有效推进。
从逻辑看,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是基础、要先行;收入划分改革需在相关税种税制改革基本完成后进行;而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需要量化指标并形成有共识的方案。
整体改革任务重、难度大、时间紧。
今明两年是关键。
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要取得决定性进展,税制改革在立法、推进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要基本达成共识,2016年基本完成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年各项改革基本到位,现代财政制度基本建立。
全面深化改革的6个方面改革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关键力量,全面深化改革更是当前我国发展的重中之重。
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有许多重要的方面需要我们关注和积极参与。
本文将从六个方面介绍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1. 政府机构改革政府机构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环。
通过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提升。
政府机构改革要求提高机构效能和服务水平,推动政府治理能力和效能的现代化。
同时,政府机构改革还涉及到权力清理和监督机制的建立,以保障政府行使权力的公正和透明。
2. 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内容。
通过深化改革,优化经济体制,提高市场经济体制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经济体制改革要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市场化改革,加强产权保护和市场监管,推动资源配置的优化,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和公正。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求加大调节和纠正收入分配差距的力度,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推动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和优化。
4. 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通过改革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保障水平。
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要求扩大社会保障范围,提高社会保障待遇,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
5. 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方面。
通过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
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提高环境管理和监督能力,促进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6. 教育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改革教育体制,提高教育质量和发展水平。
教育体制改革要求加大教育投入,提升教师和学生的素质,推动教育公平和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
全面深化改革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实施改革是每个国家都必须考虑的一个基本问题。
MFI:一张图详析中国第三轮改革逻辑体系提出改革突破口众多,包括:城镇化、改善收入分配、国有企业再改革、金融市场化、反垄断和减少行政审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营改增、房产税等。
我们见到的最主流版本,就是城镇化为突破口,带动系统化改革。
本文作者为岷江金融研究机构(MFI)江勋。
文章内容主要基于目前已公开的信息,仅作参考。
楼继伟和财政部,最近压过了周小川和央行,成为7月的话语中心。
7月17日,财政部官方网站发布了题为《楼继伟:中美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挑战》的文章,内容为财政部长楼继伟参加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经济对话专题会议二的主旨发言。
该讲话最核心的信息量在如下两点:其一,它在强调“今年中国不会出台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的基础上,透露了进行结构性刺激的思路;我们认为,这将能保证三季度 - 四季度的投资增速回归正常。
其二,它首次提出了财政体制改革进行了策略性的表述,包括关键性环节——“把不动产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
相较前者,后者意义显然更为深远。
财政部门的入场,意味着本轮改革的路线图逐渐浮出水面。
它也在逻辑上证实本届政府对房地产行业调控思路发生了巨大转变。
在讲话中,楼继伟称,“当前中国政府正在深化改革。
我们也正在酝酿财政改革,以支持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
”这是此次讲话的重中之重。
虽然楼继伟尚在中投董事长任上时即通过各种管道发言财政改革,但是这是第一次以财长身份,正式发布改革之明确信号,并且有系统方案。
根据我们观察,在过去一年官方智囊的广泛讨论中,提出改革突破口众多,包括:城镇化、改善收入分配、国有企业再改革、金融市场化、反垄断和减少行政审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营改增、房产税等。
所以要拟合的难度是很大的。
至少从去年到今年两会,我们见到的最主流版本,就是城镇化为突破口,带动系统化改革。
主要是土地产权、户籍和服务机制改革。
但从楼继伟讲话,我们基本可以确定,经过讨与论,改革的突破口重新回到了财税体制。
2012年,楼继伟曾提出中国需要继续进行六项制度改革:社会保障改革、个人所得税改革、户口制度改革、中央和地方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财政和央行账户的关系。
楼继伟:不再推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7月19~20日,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俄罗斯莫斯科举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和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出席了会议。
楼继伟表示,中国政府不会像2008年那样再次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而是通过改革推进结构调整、城镇化,更好地发挥市场内生性的作用,促进增长和就业。
会议认为,全球经济增长依然低迷,复苏基础尚不稳固,各主要经济体之间复苏进度不平衡,许多国家的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
近期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上升,金融形势仍不乐观。
会议指出,各国应警惕长期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带来的风险和负面影响,在调整货币政策时应认真权衡其利弊并加强沟通。
会议强调要推动解决税基侵蚀、利润转移以及避税问题,并推动税收情报自动交换。
周小川在讨论长期投融资问题时强调,一要重视长期资金的供给问题。
很多国家需要提高储蓄率,为长期投资提供充足的长期资金来源。
二要通过金融市场有效解决资金供给与需求的期限错配问题。
目前受金融监管等因素影响,金融市场上更多的是流动性、收益性、灵活性都较好的短期金融工具,从而吸引长期资金参与到短期融资中。
因此,应采取措施通过发展债券市场等为投资者提供更多长期金融工具和合适的激励机制来鼓励其承担长期投资的风险,从而化解期限错配问题。
三要有效提高多边开发机构的借贷能力。
四要理性看待、妥善处理长期投资与环境保护间的关系。
楼继伟在发言中表示,尽管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就业形势不错。
上半年新增城镇就业732万人,比去年同期多增38万人。
上半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9%,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经济结构在发生积极变化。
他强调,中国政府将继续通过改革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
一是减少政府管制,二是继续推进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
20日,针对国内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所谓“中国经济存在硬着陆风险”观点,楼继伟在接受中方媒体采访时回应道,这是我们自己不看好自己。
没有与会代表相信中国经济会硬着陆。
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实际上,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
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同世界上一些地区和国家不断出现乱局形成了鲜明对照。
这说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相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比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相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
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靠我们在国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靠高素质干部队伍。
我们要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第二,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
全会决定提出的这“三个进一步解放”既是改革的目的,又是改革的条件。
解放思想是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总开关。
楼继伟: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的六项制度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建立。
这种框架有很多方面特征。
最关键是两点:一是资源配置基本上由市场决定。
除少数基础设施服务价格之外,绝大多数的价格是自由的。
计划经济时期以生产指标为标志的国家计划不复存在,代之以五年长期规划。
可以说,生产和消费的决策是自由的。
由于长期的对外开放和经常项下可兑换,国际市场也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
二是宏观经济稳定是有制度基础的。
现行税收制度基本是中性的,税收征管非常有效率,财政收入增长非常强劲,财政状况良好。
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的职能是健全的。
这些制度性因素使我们有能力应对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
当然,还有其他许多特征,但我认为这两点是最本质的。
因为它们解决了资源配置和宏观稳定,可以实现福利的最大化。
今天中国倒退到过去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不可能了。
但这个框架还不够完整,例如公平和公正的问题,按中国政府的说法,就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现在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政策性的,比如增加医疗教育环保方面的支出,也进行了一些制度性的改革。
中国政府也进一步指出,要继续深化改革。
我认为,这些改革必须从体制上、根源上着手,在今后5~10年推出来。
根据我的观察,需要进行的重大改革很多,而今天是国际经济学的会议,我想用国际比较方法的视角看有哪些重要的改革。
与主要经济大国对比,我觉得中国有六个制度上的特殊方面,需要改革。
第一,社会保障体制改革。
在这方面,各国体制有差异,但总体看来,基本上是养老社会保障由中央或联邦政府管理,由于医疗保障更为复杂,有的国家由中央或中央和地方政府协同管理,起码可供中国参照的大国都是如此。
如美国,其政府办的基本养老保险由联邦政府负责;例如日本,养老保险由中央政府负责,医疗保险则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负责,地方政府在管理方面的责任更大些。
而中国目前主要是由地方政府负责具体管理、筹资,中央政府给予补贴。
应当讲,抛开管理层次问题,中国当前的养老保险体制本身是一个缺乏自我约束机制、有道德风险的制度,而且不适合中国当前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和快速的城市化过程。
统一市场、公平公正都要求由中央政府负责社会保障体制。
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养老保障。
因此,中国应借鉴其他大国经验,养老保障逐步实现由中央政府直接负责,管理责任要上划。
我们原来的养老保障是县统筹、市统筹,2010年已经完成了各省统筹,接下来要做省级之间、区域之间的账户转移。
为什么不维持县统筹、市统筹呢?因为不符合经济规律,倒逼着国家往集中方向走,但是越走麻烦越大,因为养老保障制度本身漏洞太大。
原来地方管的时候,由于最终由其承担支付责任,所以地方总是想办法控制成本;但是当中央统筹管理的时候,地方就有扩大成本的动力,所以必须首先要设计出有约束机制的社会保障制度。
这就涉及是否采取基金积累制,对此,目前也有很多争议。
我认为应实行基金积累制,但宜采取记账式账户,这样的账户,一是有约束,给付与个人和企业支付的积累挂钩。
二是适合于个人积累,无论是劳动力在农业或非农业,还是在地区间或其他行业间转移,甚至间歇性就业,都便于劳动者个人积累。
三是有了簿记的账户便于全国流通,有利于劳动力的流动。
四是有利于代际平衡。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决定代际平衡是必然的,而个人实存账户制使得代际平衡成为不可能。
我国目前社会基金余额过万亿元,社会上仍认为是“空账”,实际上是以当期做实个人账户制的观点评价的。
如果采用记账式个人账户,可以在总体上做好代际平衡。
五是明确政策责任。
社会保障实质上是国家强制干预人生财富分布。
个人偏好不同,有人信心满满,但投资失败,老年贫困交加;有人谨小慎微,日子过得紧巴巴,老年虽有所养,但人生是另一种失败。
由于环境变幻莫测,这两种失败并不是极端,而是比较大概率在人际分布。
从国民经济的角度看,这种人生的失败对经济增长也是不利的。
所谓国家干预,就是用税收的方式,强制个人和企业将年轻时的财富积累一部分,确保老有所养,从而潇洒一生。
无论采取现收现付、个人实存积累还是记账式积累,本质就是,既然是强制性干预,就有责任确保老有所养。
个人实存积累制由个人决定投资,如果出现长期亏损怎么办?智利是最早实行个人实存积累制的国家之一,个人委托经营的特许经营管理人有的严重亏损,但政策责任所在,国家不能不管,只好让经营好的基金去合并失败的,形成另一类的不公平。
如果再出现2008年全球股灾导致金融市场大幅下跌,基金大面积亏损怎么办?到最后还是国家来承担。
记账式个人账户制度下,个人给付与个人和企业交费是挂钩的,就形成了约束,无外乎国家设定一个保底利率给个人,进而可在严格审慎监管条件下,国家社会保障基金集中投资,而保底利率相当于国家承担最终责任。
医疗保险有些不同,小国常常是国家管,大国往往是中央、地方合管。
例如在美国,针对老年人的医疗保险Medicare由联邦政府负责;针对贫困人群的Medicaid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承担,联邦政府建立一个最低标准并提供资金支持,主要的政策制定、管理以及资金筹集由州政府负责。
其主要原因是医疗问题的信息复杂程度高,除养老保险所需的个人一般信息外,还遇到医院、药品、不同的疾病等问题,信息管理适用就近原则,因此应以地方为主,中央提供帮助。
为什么要中央帮助?因为医疗保险与养老保险一样,涉及人员跨域流动,还涉及医疗资源不平衡问题。
如果通过养老保险集中管理,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信息管理系统后,医疗保险跨地区转移所需的主要信息就有了,中央还可以帮助地方补充医疗资源。
而工伤、生育、失业保险涉及跨地区流动的情况比较少,由地方管理就行了。
目前,全国不到20万人管理社会保障是太少了,可以把这些管理人员大部分划到中央来,地方再发展社保管理人员,管理地方社会保障事务。
至于中央如何帮助地方共管医疗保险,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基本信息的集中,保证信息畅通之下的人员流动,这一点养老保险的信息集中已经提供了相应的基础。
二是最低标准的制定。
由于医疗保险各地成本不一样,各地可以根据最低标准设定不同标准,但是全国统一的最低标准部分必须是可以接续和转移的。
比如说,人员从北京流动到上海,假定上海的标准高,但全国统一的部分必须能转,差额部分可以由个人补上。
三是医疗的外部效应很大,国家应该对儿童或者部分特殊医院提供补助。
和养老保险一样,医疗保险如果不解决好,依然会影响劳动力的流动。
如果养老保险是信息集中化的,基本信息是有的,无外乎是量化转移其他信息,当劳动力跨部门、跨区域流动时,可以为医疗保险的可接续提供制度基础。
第二,个人所得税改革。
个税问题近几年是社会关注的重点,尤其是其免征额问题。
但事实上,当前关于中国个人所得税的讨论,重点应该放在改税制,而不是提高免征额。
在税制方面,中国对个人所得,按十一个税项分别征收,就像十一个单独的所得税法。
其中,只有工薪所得是累进税率,其他都是比例税,这对工薪阶层并不公平。
国际比较可以发现,发达国家基本上是按综合所得纳税。
发展中国家也已大部分实现按综合所得纳税,金砖五国中只有中国是分项纳税,像越南这样学习中国的国家也已实现综合税制。
其中,俄罗斯综合税制改革影响很大,主要体现在它不仅实现了综合税制,而且是单一税(flat tax),即税率设计放弃了累进制。
这么多国家采取综合税制不是偶然的,主要是从公平和效率来考虑。
相对于综合税制,分项税制不公平,不能根据一个人真正的收入情况综合征税;复杂的分项税制也可能扭曲人们的行为。
因此,将来应该转型为综合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目前正式的提法叫分项和综合征收相结合,而只要有综合征收,就会涉及分专项预征最后做年度汇总算账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综合税制了。
绝大部分国家在实施综合征收时都有专项,比如说对利息所得专项征收,最后汇总算账就行了。
改革个人所得税的税制设计并不复杂,简单地说,就是放宽税基,设定三项扣除,即赡养、抚养、基本生计(主要是购房)等三项扣除,降低边际税率,减少税收档次,加入资本利得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挂钩的那部分不重复征收等。
所以改革的难点不在于税制设计,而是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信息征集问题。
个人所得税税基控制要求交叉稽核,个人报税之后,再将本年度所得累加起来,按累进税率计征所得税,已缴纳的分项税从中扣除,以及对个人大额支出的信息比对。
实际上,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来源比较多元,多地点、多渠道获得收入。
在税务部门内部信息要集中,然后还要非税务部门的配合。
在个人报税之后,要进行收支信息比对,主要针对大额支出(如买房、买车)和个人所报收入等信息,这需要市场供应方、银行等把信息提供给税务当局。
目前,世界上主要国家都制定了相关法律,要求公共部门信息、户籍资料等必须共享,市场参与者也必须提供某些信息,等等。
因此,今后国家必须在信息征集方面有相应的立法。
这些应该是“十二五”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是征管体制。
没有一个主要国家个人所得税不是中央征管的,而中国是地方税务局征管的。
在现行征管体制下,一个人出一本书,在广州出版,广州税务局扣一笔,而这个人又在北京报税,如果是综合税制,广州税务局和北京税务局要统一汇算,收入归属问题不容易确定,造成了征管的复杂性。
个人所得税应当由国家来统一征管,地方分享部分,可按国税局设定的税基,地方税务局依率征收,地方税率各地可有差别。
第三,户口制度改革。
把人分为城乡、地域、不同城市,人口的自由流动是受限制的。
户口又与社会保险、住房购买、教育机会相联系,造成不公平、不公正。
这是中国的特殊遗产。
尽管中国和苏东都脱胎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但原苏东国家在人口流动上也没有中国这么严重的限制。
这种中国的特殊遗产不值得保留。
毫无疑问,它不公平且不公正。
在目前需要大力增加内需的情况下,这种户口制度阻碍了城市化进程,也有很多效率的损失。
应当说,目前关于这方面的改革共识是具备的,我就不细谈。
关键是如何实施,如何在注重平衡的基础上保持平稳过渡,逐步推进。
第四,中央和地方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在中国历来是一个大问题。
当前社会各界对此也有很多讨论。
普遍的看法是地方政府财力紧张,中央政府财力雄厚,需要中央下放财权。
但是,如果与其他大国相比较,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认识这一问题。
我们可以举几个数字来说明。
2010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是20.2%。
据财政部窄口径统计,如果将预算外的收入算进去,上述比例大概增加5.6个百分点,而据外界估计,增加10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应该在26%~30%,这个比重按说不算很高。
以美国为例,它是权力比较分散的国家,联邦税占GDP的比重约为19%,州政府税收占GDP的比重为10%左右,两者合计为30%左右。
相比来看,欧洲比较高,达到4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