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师陈宝琛为严复写墓志铭

宫巷的沈家大院1866年初秋，朝廷一品大员左宗棠来到宫巷11号大院的门口。

为了他一手设立的福州船政局，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光顾这里。

在左宗棠心目中，只有住在这里的主人才有资格接替他担负起船政的大任。

其时，宫巷11号的主人就是清末重臣沈葆桢……1866年6月，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在福州设立了船政局。

9月25日，陕甘等地的回民起义突然形势告急，左宗棠接谕旨调任陕甘总督。

刚刚筹备不久的船政局面临无法继续的危险。

左宗棠想到了沈葆桢。

1865年，沈葆桢的母亲、也是林则徐的妹妹去世了。

按照惯例，官员因为父母丧事辞职回乡守孝，被称为“丁忧守制”，时间是27个月。

然而，当时的沈葆桢已是江西巡抚，身居要职，再加上当时的国情，朝廷只给了他100天的假期。

但沈葆桢坚决要求守满27个月。

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外甥。

沈葆桢13岁时就读于林则徐家中，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看中这个小外甥日后必成大器，因此亲自做主，定下了自己最钟爱的二女儿林普晴与沈葆桢的婚事。

沈葆桢实在不想丁忧期间出任公职，然而左宗棠的决心更大，他直接上疏朝廷力荐沈葆桢。

沈葆桢这才不得不在居丧期间出任“马尾船政大臣”。

1866年12月23日，福建船政主体工程在马尾全面动工。

“扬武”号巡洋舰，福建船政第一艘完全自产的大型远航巡洋舰下水时，两岸无声，大家屏息静气，眼睛随着“扬武”号轮下的波涛转动。

直到“扬武”号安全靠岸，人群才响起欢呼声---这意味着中国在装备上已经具备了与国外先进国家抗衡的实力!在沈葆桢主持船政的8年多时间里，共有5艘商船和11艘兵舰成功下水。

船厂由最初的200亩地发展到600多亩，拥有包括造船、驾驶等30多个工厂，3000多工人。

在他手中生产出来的轮船，后来装备起了中国第一支海军舰队。

在他手中培养的船政学生，后来成为中国海军甚至是社会其他领域的中坚力量，影响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发展。

比如邓世昌、刘步蟾、萨镇冰、林永升、林增泰等海军舰长，晚清外交官陈季同被认为是当时欧洲最有影响的中国人，他将《红楼梦》、《聊斋志异》译成法文，还有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等。

思想家翻译家严复第一节弃科举，习海军严复，初名传初，乳名体乾，改名宗光，字又陵，后名复，字几道，晚年号癒壄老人，别号尊疑、尺盦、辅自然斋主人、观我生室主人，别署天演宗哲学家，门人谥为文惠先生。

福建侯官（后并入闽县，称为闽侯，今为福州市）人。

祖父严秉符是一名医生，父严振先继承祖业。

咸丰三年十一月十日（1853 年12 月10 日），严复生于福州南台。

咸丰九年（1859），“始就外传”①，先后从师数人，中间曾从五叔父严厚甫（光绪年间举人）受业就读。

同治二年（1863），严父聘请同邑黄少岩（昌彝）在家设立学馆。

黄是“闽之宿儒”①，治学以汉宋并重，平时严复跟他学儒家经典，闲时听他讲述宋元明儒学案，因而为学“明汉宋源委，听指日异”②。

越三年，黄少岩去世，其子孟修（拔贡生）继续设馆。

同治五年（1866），严复的父亲病逝，学馆中辍。

由于生活困难，严复不得不放弃走科举的“正途”。

同治六年（1867），严复进入福州船政学堂，在后学堂学习驾驶。

同治十年（1871），他从船政学堂毕业，先后在“建威”、“扬武”两舰实习5年，由于他实习认真，成绩优秀，被选派去英国深造。

光绪三年二月（1877 年 3 月），严复到英国后，先在抱士穆德（Portsmouth）学习，后入格林尼次海军大学（GreenwichNaval College）。

尽管严复是抱着学习海军知识的目的来到英国的，然而到了英国之后，使他感兴趣的不是西方军事知识与技术，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和学术文化思想。

在英国期间，除了认真学习军事学校规定的高等数学、格致、海军战术、海战公法以及建筑海军炮堡诸学等自然科学和军事技术外，他十分注意接触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和阅读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并曾去资本主义发展比较早的法国游历。

由于他孜孜不倦地研究“中西学问同异”，探索中国富强之道，“穷日夕弗休”③，因而他的学习往往与其他中国留学生不同，引起了清朝出使大臣郭嵩焘的注意。

严复有什么故事严复，出生在一八五四年的福建侯官县的一个中药世家的家庭中。

在严复十二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病逝。

当时正在学馆上学的严复中途辍学，放弃了旧时代的科举之路。

后来他进入到福建船政学堂进行驾驶学习，在一八七一年顺利毕业，是福建船政学堂的第一批学员。

在光绪三年二月，严复只身前往英国学习海军，期间结识中国派往英国的大臣郭嵩焘。

两年后学成回国，任职福建船政学堂的教习。

而后严复在光绪十六年获得候选道的官衔。

在甲午战争后，严复深深感受到国家陷入沉陷，留学过的他看过资本社会西方国家的好。

于是开始在报上发表一系列唤醒国家改革的文章，如《救亡决论》、《论世变之亟》等文章。

在一八九五年到一八九八年对赫胥写的《天演论》进行了翻译，更向国人喊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为激起消沉的世人。

而后严复又翻译了《原富》、《群己权界论》、《名学浅说》等文章，是中国史上第一个将西方文化引入中国的思想家和翻译家。

严复是1854年出生在福建中药世家的普通小孩。

他早年放弃旧社会的科举，出国留学过，是当时中国第一批留洋派的人物之一。

也是因为看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幸福，与当时陷入沉沦的中国，激发了他想要唤醒国人斗志的心。

严复是第一个将西方文化引入中国的思想家和翻译家。

在甲午战争爆发后，他开始先自己着笔写了《救亡决论》、《论世变之亟》等一系列唤醒国家改革的文章。

后来他觉得西方资本主义宣扬的那一套思想很值得借鉴，于是他便开始了翻译国外著作的道路。

慢慢将人们的视野转向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上。

在1898年严复接触到赫胥，对他的著作赫胥感到十分震惊，那不是中国正需要的醒人观点吗。

他开始翻译《天演论》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告诉国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才人类生活在社会中必须要知道的。

严复是个维新派思想家，他反对一成不变，知道跟着环境变化的必要性，重要性。

严复的思想主张深深影响了当时一度低沉的中国人民。

在戊戌变法后，他就将自己投入在翻译西方思想文化的事情中，为将正确的思想主张弘扬出去。

暨南大学创始人清末探花陈伯陶其人其墓本文导读：一、荒草丛中，隐藏名墓陈伯陶墓位于广州萝岗区萝岗街黄陂村金峰岭上，周围荒草丛生，山林环绕，人迹罕至，远远即可隐约看到高处那一对巍峨的华表。

此墓坐北向南，规模宏伟壮观，有一定的气势，保存得比较完整。

整座墓占地面积约200平方米，为山手灰沙墓。

有一级护岭。

由北往南分别是：墓后土碑，为青石质“陈山来龙”碑;墓正中有一块连州青石墓碑，碑上有祥云拱月的浮雕图案，墓碑刻有“清赐进士及第授荣禄大夫予谥文良江宁提学使陈公伯陶墓”。

墓碑前的挂榜左右两侧各有一只小石狮蹲在小方石柱上，石柱上写有“陈探花第” 四字。

右边有一青石墓志碑，左边墓志碑已毁。

前台有七级台阶，第二级有石狮一对，精雕细刻，石狮基座上亦写有“陈探花第”四字。

第一级台阶有高约5米的花岗岩石华表一对，华表圆柱形，顶端各有一只小石狮。

墓志原为两石，现墓地仅余后石，前石已不存。

有的字体剥落，无法辨认。

据《清代碑传全集》卷二十一陈宝琛所撰墓志铭，方得以补全。

因其重要，录记如下：江宁提学使陈文良公墓志铭君讳伯陶，字象华，一字子砺，东莞陈氏。

曾祖允道，祖梦松，父铭皀，咸丰壬子副贡。

尝佐县令练乡兵歼贼，城赖以全，三代皆以君贵，赠如其官。

母叶封一品夫人。

君天资肫笃，早岁熟诸经。

及游陈兰甫先生之门，所诣益邃。

光绪己卯，领乡荐第一。

己丑，考取内阁中书。

壬辰，一甲第三名进士，授编修。

历充云南、贵州、山东副考官，武英殿纂修，起居注协修，文渊阁校理，国史馆总纂。

甲午，边事亟，戴学士鸿慈合同馆数十人，奏请起用恭忠亲王，君实主之。

庚子乱作，两宫西狩，君随扈不及，展转达行在。

变法议起，或请开上下议院，戴侍郎以谘君，君曰：不若因会议政务处而变通之。

为拟奏稿，列会议四益：曰收群策，曰励人才，曰折敌谋，曰息众谕。

疏入报可。

逾年，苏淮分省及日俄和成，收复东三省，事皆下会议。

乙巳，命在南书房行走。

丙午，出署江宁提学使，以崇实学，正人心，谕告诸生;省各校浮费十余万两，推广实业、方言各学堂。

男儿怀抱谁人知？——严复和吕耀斗的仕途之路光绪二十年底，天津道出缺，李鸿章推荐吕耀斗署理，次年二月，吕耀斗实授永定河道，此时距他进士及第，已经度过45个春秋。

他的坎坷经历，亦是当时新旧交替时代官员的缩影。

过去，人们常把中进士比作跳龙门。

殊不知，即便跳过龙门，点了翰林，官场的道路依然崎岖难行，能跨过道员的人寥寥可数。

吕耀斗需要漫长地等待，作为他的下属，出过洋的严复，同样也需要等待，这是官场的规矩，不会因人而异。

谁压制了严复光绪五年（1879）夏天，严宗光（后改名严复）结束了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两年留学生活，乘舟归来，先在母校福建船政学堂工作，经陈宝琛举荐，于次年被李鸿章调往天津水师学堂执教，从此在该校服务了二十余年。

严复常常抱怨晋升缓慢。

他后来因翻译西书名满天下，一些学者便想当然地认为，严复满怀爱国激情和专业知识，只因没有巴结李鸿章，才落得怀才不遇的境地。

谁有证据，是李鸿章压制了严复呢？其实迄今没有找到，只是顺着严复的牢骚猜测而已。

关于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的经历，他的公子严璩在《侯官严几道先生年谱》中称：“庚辰（1880），府君二十八岁。

直督李文忠公经营北洋海军，特调府君至津，以为水师学堂总教习，盖即今教务长也。

……而该学堂之组织及教授法，实由府君一人主之。

”这句话，后来被解释成“事实上他担负了总办（校长）的责任”。

我从档案中发现，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的前期任职，职务是洋文正教习。

严复并没有担任过总教习。

严璩又说严复于1890年由“直督李公（鸿章）派为总办水师学堂”，也不对。

因为从1887 -1893年，天津水师学堂总办一直是吕耀斗，严复任总办是1893年底以后的事。

少有人知的吕耀斗几十年来，研究严复的文章连篇累牍，却从来没有人关注过吕耀斗的身世和命运。

要说晋升缓慢，这位老先生更加缓慢。

只是绝大多数严复研究者，从来不知道吕耀斗其人其事。

那么，凭什么说严复的仕途被别人挤占了呢？这岂不很奇怪吗？不奇怪，时下史学界研究历史人物，往往就是这么弄的。

严复1.个人简介严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人，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严复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里。

1866年，严复考入了家乡的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英文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

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

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

1879年毕业回国，到福州船厂船政学任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后升为总办（校长）。

严复还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等职。

回国后，严复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

他的译著既区别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

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

译文简练，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

主办《国闻报》。

“与天交胜”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

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

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

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

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

严复、伊藤博文“同学”说考订清末民初，有关严复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是留英时同班同学、回国后际遇大相径庭的传闻开始出现。

该传闻最早可能见于官场②，但内容十分模糊。

严复去世后，陈宝琛所撰《墓志铭》也提到：“光绪二年，派赴英国海军学校，肄战术及炮台建筑诸学。

是时日本亦始遣人留学西洋，君试辄最……君慨夫朝野玩愒，而日本同学归者皆用事图强，径翦琉球，则大戚。

”[1](p1541)1930年代后这条传闻成了信史，多家史著详略不等地沿袭此说，③其内容和细节在传播过程中也愈益翔实丰富：留学期间严复考试名次屡列伊藤博文之上，但两人回国后待遇大相径庭，前者备受冷落，清政府仅派一小官到码头接他，所任职务是福州船政学堂教员，使其富强祖国的大志不能实现，终日闷闷不乐，借抽鸦片消磨时间；而伊藤回日本时，天皇亲自前往码头迎接，让他担任首相要职，领导日本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日本因此富强，并以小小三岛打败了老大中国。

严复的“同学录”也相继增加了日本近代政坛另一著名人物大隈重信，以及威震世界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

虽然数十年来不断有学者指出此说错误④，分析之所以形成并广为传播的原因⑤，但在大众传媒中仍时时再现⑥。

近些年更藉网络迅速广泛流传，赫赫有名的近代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也加入了严复同学的行列。

⑦不过，该传闻的萌生时间及始作俑者始终很模糊。

1990年代严复一些未刊书信渐次面世，其《致梁启超》一函中，严复自称留英期间曾与伊藤博文同学，但回国后的待遇，命运大相径庭。

该函收入了王庆成、叶文心、林载爵编《严复合集》（五）[2](p88)。

与此同时，马勇先生依据辽宁省博物馆馆藏档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缩微胶卷，整理、刊布了59通《严复未刊书信选》[3](p90—93)，其中“严复与梁启超”书，即《严复合集》（五）所收。

孙应祥先生《严复年谱》全文转录该书札，认为“系伪作”⑤；稍后，《〈严复集〉补编》“附录三”有专文考辨[4](p384～393)。

1905年5⽉严复回到上海，协助马相伯筹办复旦公学（《严复的⼀些史实》之⼀百七⼗）1905年5⽉严复回到上海，协助马相伯筹办复旦公学（《严复的⼀些史实》之⼀百七⼗）严孝潜1905年5⽉1905年5⽉，严复回到上海。

当时在1905年初，法国天主教会排挤上海震旦学院创始⼈马相伯，企图夺取该校的领导权。

为捍卫中国的教育主权，震旦学院的学⽣集体退学。

⼏天后，马相伯召集离校学⽣商讨复学事宜，受到⼤家的拥戴。

两江总督周馥也⼤⼒⽀持马相伯，帮助拨款划地，以供筹建新校。

与此同时，马相伯还聘请严复等28名社会名流为“校董”，协同管理学校。

隨即与马相伯⼀道创建复旦公学（复旦⼤学此时，严复刚从欧州返回上海，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马相伯的邀请，隨此时，严复刚从欧州返回上海，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马相伯的邀请，前⾝），“共筹新校舍”，并共同制订了“教授管理法”，即后来的《复旦公学章程》。

（1905年8⽉24⽇《时报》；《复旦⼤学志》第⼀卷）1905年5⽉28⽇（四⽉⼆⼗五），龙门师范学校开学。

严复与马相伯应邀出席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

（次⽇《时报》）1905年6⽉1905年6⽉4⽇（五⽉初⼆），沪学会召开五⽉份（阴历）⽉会。

严复在会上的演讲中指出，国民宜有尚武精神，应采取切实⾏动感动政府迅速变法。

其演说“委婉详审，娓娓动听”。

（次⽇《时报》）1895年严复第⼀次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等五篇政论性⽂章，唤醒国⼈救亡图存，时隔⼗年，严复乃寄希望于“政府迅速变法”。

本⽉，严复还为孟森的《⼴西边事旁记》⼀书题签并作跋。

（《严复集》第⼀册第（《严复集》第⼀册第165页）本⽉，严复还为孟森的《⼴西边事旁记》⼀书题签并作跋该书记载郑孝胥1903年⾄1905年间督办⼴西边防事。

1905年7⽉1905年7⽉1⽇（五⽉⼆⼗九），环球中国学⽣会成⽴。

成⽴⼤会由严复主持，并发表演讲，出席者约有100⼈。

1905年7⽉12⽇（六⽉初⼗），《⼴益丛报》第76号，开始连载严复所翻译的孟德斯鸠《法意》。

松、竹、梅因经冬不衰、凌寒独开，故有“岁寒三友”之称，又因三者特有的品性气质和文化意蕴被历代文人墨客偏爱、唱颂，入诗入画，以抒其怀。

“岁寒三友”最早的出处是宋代林景熙在《王云梅舍记》中所记：“即其居累土为山，种梅百本，与乔松修篁为岁寒友。

”元代白朴《朝中措》中则有：“苍松隐映竹交加。

千树玉梨花。

好个岁寒三友，更堪红白山茶。

”后明代《渔樵闲话》言：“到深秋之后，百花皆谢，惟有松、竹、梅花，岁寒三友。

”清代赵翼《陔余丛考》提及：“古人乡无君子，则与山水为友；里无君子，则以松竹为友；坐无君子，则以琴酒为友。

”由于意象美好，所以以“岁寒三友”为主题创作的书画作品比比皆是。

自“画圣”吴道子将松树画在墙壁上始，南宋的赵孟坚、马远，北宋的文同、苏轼，元代的赵孟頫、李衎、柯九思、吴镇、王冕，明代的文徵明、唐寅，清代的乾隆皇帝、八大山人、罗聘等等画家，举不胜举，他们都创作过“三友”题材，或三者集为一景，或单独成画，各自作品皆被载入史册，且影响深远。

进入晚清、民国后，家国忧患，苦难深重，松、竹、梅在这持续的“严寒”中愈被推崇，文人画家雅重“三友”，上溯传统，自出新意，成诗成画。

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溥儒、金城、陈师曾、吴湖帆、何香凝、刘海粟等等，都是其中的代表，而在众多歌咏、收藏这一题材作品的名家中，末代帝师陈宝琛是极具影响的一位。

陈宝琛其人陈宝琛（1848-1935），字伯潜，号弢庵、陶庵、听水老人。

汉族。

福建闽县（今福州市）螺洲人。

晚清大臣、学者，官至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内阁弼德院顾问大臣，为毓庆宫宣统皇帝授读。

陪伴在末代皇帝溥仪身边二十多年。

陈宝琛所在的福建螺江陈氏家族不仅是名门望族，在当时和后世都是一个传奇。

陈宝琛的父亲陈承裘曾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晋封光禄大夫。

陈宝琛的祖父陈景亮当年中了举人第一名，后任云南布政使。

陈宝琛的曾祖父陈若霖更是在清道光初期官至刑部尚书，且精通律学，不惧权势，为百姓谋福祉，深受皇帝和百姓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