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题目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题目：“时间折扣”还是“单维占优”？——跨期决策的心理机制作者：刘洪志，江程铭，饶俪琳，李纾第一轮审稿人1意见：意见1：对于公式P C = P（Inclusion）–P（Exclusion）；P A= P（Exclusion）/ （1 –P C）：（1）理论上可能为负数，如果是负数，又如何解释？（2）决策中分析式策略和启发式策略应该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如不存在双高的情况），此时PDP范式的推论是否会受影响？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

（1）虽然根据文中的公式，P A和P C可能是负数，但该公式是根据原始公式P（Inclusion）=P A + P C - P A ×P C，P（Exclusion）=P A - P A ×P C推导而来，由于原始公式假设P A和P C是属于区间[0, 1]的，因此理论上P A和P C是正数。

在实际数据中，如果出现了P（Inclusion）< P （Exclusion）的情况，那么P C确实有可能为负值。

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就说明PDP范式的算法是有问题的。

但是，本研究的实验数据没有发现负值，因此可以使用该算法。

（2）正如审稿人所说，确实存在一些模型认为启发式系统和分析系统并非彼此独立，但PDP范式认为二者是独立的，正如Ferreria等人（2006）所说：“The PDP conceptualization of RB (rule-based reasoning) and H (heuristic reasoning) processes as two independent and parallel reasoning modes differs from models that conceive of them as mutually exclusive. For example, a number of dual-process models have argued that heuristic and rule-based processes represent distinct alternatives and that the processes do not co-occur (e.g., M. B. Brewer, 1988; Fazio, 1990; Kahneman & Tversky, 1972, 1973; Petty & Cacioppo, 1981). Other models (e.g., Fiske, Lin, & Neuberg, 1999; Fiske & Neuberg, 1990) have argued that RB and H represent two ends of a continuum and that movement toward one end of the continuum (e.g., H or RB) necessarily coincides with diminished activity on the other end (e.g., RB or H). In contrast, the PDP approach assumes that all judgments reflect the joint and independent contributions of RB and H. Increases in one process do not imply decreases in the other. ”Ferreira, M.B., Garcia-Marques, L., Sherman, S.J., & Sherman, J.W. (2006). Automatic and controlled components of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1(5), 797-813.意见2：文中的实验三中，无关启动组的启动题目，如“两选项的时间相加后为多少年？”“两选项的金钱相加后为多少元？”这实际上也可能会诱发被试基于特征的比较加工。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题目：大学生自伤行为的强化敏感性基础作者：应梦婷江光荣于丽霞鲁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一轮首先在此感谢各位审稿专家认真严谨的审稿，为我们的稿件提供了许多宝贵建议，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对我们进一步改进稿件提供了很大帮助。

下面是我们针对各位审稿专家的意见作出的回复以及修改情况说明，同时，在稿件正文中也用蓝色对相应修改内容进行了标记。

审稿人1意见：文章写作规范，概念准确，有一定的创新，行文清晰简明，使用的范式具科学性，对无关变量的控制也很细致。

但是本文仍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建议修改后再审。

意见1：研究一没有报告描述性结果，不知道两个研究的被试是怎样的被试，也会影响对文章结果的理解，比如：研究二的对照组与实验组之间在其他人口学变量上是否有差异？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

已补充研究一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并对研究二的被试组成作了更细致的说明。

见2.2.2描述统计结果和3.1.1（2）被试的组成，蓝色标记部分。

意见2：研究二的入组标准中，有“入组的自伤被试必须同时满足2个条件：（1）自伤问卷总分大于9；或自伤问卷总分大于6且至少有一种自伤行为的发生次数在5次及以上”，为何制定这样的标准？这一标准是否有文献支持？回应：针对审稿专家的意见，对此标准进行说明和修改完善如下：本研究所用自伤问卷是国内研究者在质性研究的基础上参考国外自伤量表编制而成，目前以此问卷为研究工具的研究表明，该自伤问卷上得分越高，情绪表达不能、情绪调节困难、冲动性等核心病理特征的程度越严重（冯玉，2008; 于丽霞，2013; 于丽霞等，2013）。

然而，目前尚缺乏对问卷划界分的相关界定，且由于是中国版问卷，缺乏国外研究证据的支持。

本研究起初制定筛查标准时，主要是结合DSM-5对自伤行为的界定，采用经验划分法选取的划界点。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题目：选择多多益善？——选择集大小对消费者多样化寻求的影响作者：刘蕾郑毓煌陈瑞第一轮审稿人1意见：本文通过三个实验研究，探讨了消费者多样化寻求行为与选择集数量之间的关系。

从论文选题来看，是消费行为领域的重要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所汇报的实验结果也支持了作者的假设。

论文优点在于：作者对相关文献有很好的把握和梳理，实验设计严谨规范，尝试利用moderator（研究三）来验证机制的尝试也值得肯定。

但是论文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需要在修改中加以完善。

意见1：论文摘要部分需要修改，现在的版本中有多处表述语意不清楚的地方。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建议！我们将论文摘要部分做了细致的修改，以确保语意清晰，语句流畅。

详情请参阅论文摘要部分。

意见2：论文引言的第二段的出现非常突兀。

可以考虑放在最前面作为引出―多样化寻求行为‖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或者直接删除，或者在论文的discussion部分提及。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细心审阅和建议，的确引言第二段内容与前后文逻辑关系不强，论文作者也非常认同评审专家的建议，已将该段内容放在文章开头作为引出―多样化寻求行为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

意见3：论文第四段的相关讨论（―因此，作为生产企业和供应商，应找到倒U形的临界点，只要供应临界点的产品种类数量，就可以通过减少生产和供应成本而使总收益最大化‖）没有事实根据，建议作者谨慎。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认真严谨的审阅和建议。

为周密起见，我们已将该段表述删除。

意见4：第4页倒数第5行，―柯学‖的引用需要注明年份。

回应：特别感谢评审专家如此细心的审阅并耐心的指出文中不足。

已注明所引用论文的年份。

意见5：第5页作者提到―消费者多样性寻求行为随选择集增大而增加（McAlister，1982；Pessemier，1978；Simonson，1990；Walsh，1995）‖，这部分内容与本文立意相矛盾。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题目：中文阅读预视加工中的词频和预测性效应及其对词切分的启示：基于眼动的证据作者：苏衡, 刘志方, 曹立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一轮审稿人1意见：论文存在如下一些问题，供作者思考：意见1：实验一到实验三发现，各种掩蔽条件下均影响词频效应，作者推论，中文读者词汇加工存在汉字加工过程，实际上，该实验结果也可能说明，预视加工不能够达到词汇水平（至少不能达到出现词频效应的程度），以此推测“存在汉字加工”阶段，对本研究的数据而言，有点过度推论。

回应：谢谢审稿专家的意见。

李兴珊等人(2009,2011)提出的词切分模型是本研究所依据的理论背景之一，该词切分模型认为词汇识别的前期必然经过汉字识别阶段，还有证据表明汉字在中文词识别中有相对独立的作用(申薇，李兴珊，2012)。

当前的研究结果应该说是与李兴珊等人的观点并不冲突，但是考虑到本研究中并未操控和影响汉字加工过程，因此专家认为推测“存在汉字加工阶段”是过度推论，是有道理的。

根据现有多个文献均表明尽管读者基于词汇理解中文文本，但中文阅读中确实存在“汉字加工”过程(李兴珊等人(2009,2011, 2012; 李兴珊, 刘萍萍, 马国杰, 2011 申薇，李兴珊，2012;Yan et al., 2006)，因此在“总讨论”部分，我们根据本研究的数据结果结合汉字加工过程进行了讨论。

不过，为提高文章的严谨性，我们在将本版修改稿中的“结论”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将“存在汉字加工”的描述改变说法“不能达到词汇水平”。

整个“结论”部分被修改成“中文读者对词n+1的预视加工达不到词汇水平，读者较难通过字词识别切分词n+1；中文读者根据词汇预期加工切分词n+1”。

希望这个修改能够增加文章严谨，请专家审查。

意见2：作者在引言开头部分，直接引入“E-Z读者模型”和SWIFT模型将词汇加工区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具体指什么内容，他们与本研究之间的是什么关系，作者应该有明确的描述。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题目：新生儿情绪性语音加工的正性偏向——来自事件相关电位的证据作者：张丹丹陈钰敖翔孙国玉刘黎黎侯新琳陈玉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一轮审稿人1意见：意见1：我仅对实验范式有一个疑问：作者利用中性声音作为odd-ball范式中的标准刺激，而情绪语音（高兴、愤怒、恐惧）作为偏差刺激。

结果发现高兴会诱发一个更大的失匹配反应。

但因为这三种偏差刺激的声音是不同的，作者如何能确定观察到的现象是因为对不同情绪语音的处理引起的，还是因为三种不同的声音底层属性引起的？现odd-ball范式对这个问题公认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用同样的声音即做标准刺激又作为偏差刺激。

比如可以在一个block里用高兴做偏差刺激，中性做标准刺激。

而在另一个block里反过来，这样可以直接比较高兴这同一个刺激在不同条件下的差异，进而避开因不同声音引起的可能混淆变量。

当然，各种声音可以自由组合。

另一种简单的办法是做一个baseline run。

就是把高兴、愤怒、恐惧三种声音在一个独立的block里混合随机播放，来确定其反应。

再用这些反应作为相应的baseline与odd-ball里的反应做对比。

回应：审稿人的意见非常正确，本研究的设计的确存在不足，我们也准备在后续的相关实验中加入两种刺激位置反转的session。

由于参加此次实验的孩子已经长大了，不是新生儿了，现在也不可能把他们找回来补测，因此此次实验的缺陷请审稿人原谅。

本次修改我们将此项不足在讨论中明确指出了（见讨论倒数第二段）。

不过，Cheng et al (2012)在研究中还使用了对照刺激(control stimuli)，他们通过语音处理软件抽提出情绪语音材料的基频(f0)作为对照刺激，采用中性材料的f0作为标准刺激，情绪材料的f0作为偏差刺激，发现新生儿的大脑并不能分辨不同情绪材料的f0。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题目：具身认知视角下软硬触觉经验对性别角色认知的影响作者：易仲怡杨文登叶浩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第一轮非常感谢审稿专家为稿件提出的建议，也感谢编辑部编委、老师的辛勤工作。

以下为作者针对专家意见所进行的修改说明：审稿专家1意见：作者从典型的社会语言现象入手，基于具身认知理论，旨在探讨触觉经验与性别角色认知的隐喻式关系，并通过三个实验揭示了触觉经验与性别认知间的双向作用关系：软硬—性别隐喻的心理现实性—性别隐喻的内隐程度性—抽象概念的心理模拟性。

考虑到当前热点词的流行、内化程度，进行这样一个本土化的实证研究很有必要。

同时作者以具身视角从进化适应及传统文化方面对该现象进行了合理的解释。

总的来说，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理论贡献，但仍有几个需修改的地方：意见1：引言中问题的提出应与总讨论相呼应，综述部分的段落建议精简一些。

突出重点。

回应：感谢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修改稿针对性地做了如下两点修改：（1）精简了引言的综述部分。

稿件从具身认知的视角切入，对性别角色认知进行了探讨，主要目的在于揭示身体触觉经验与性别角色认知之间的双向作用关系，为整合社会性别角色认知的生物性与社会性提供一定的启示。

专家的意见让我们重新审视了文章的思路和侧重点，在引言对“性别角色的生物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之间的争议”段落进行了删节，并对“性别角色的概念是否会通过软硬进行隐喻表征”段落进行相关研究的补充，突出从具身认知视角研究软硬触觉对性别角色认知形成与发展影响的必要性。

具体删补如下：①删除“如Paul和Perryjenkins (2016)对109个美国家庭进行的7年追踪研究发现，父母的性别行为和性别意识预测了儿童的性别角色态度，当父母在儿童生命的第一年时间里报告了更多的传统性别行为和意识时，孩子们就自己的性别报告了更多关于传统性别角色印象的知识。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题目：《二语情绪概念理解中的空间隐喻》作者：沈曼琼谢久书张昆李莹曾楚轩王瑞明第一轮审稿人1意见：意见1：2.3 结果与分析部分中“根据以往数据处理的方法(Meier, Robinson, 2004)，删去词语判断准确率低于75%的被试10名(王穗苹, 迟毓凯, 王瑞明, & 吴岩, 2005)”，但是，Meier 和Robinson（2004）的研究中，并没有删去准确率低于75%的被试，而是“Latencies were then log-transformed to normalize their distribution (Ratcliff, 1993). Next, we replaced trials that were 2.5 SDs below or above the grand latency mean”。

另外，值得思考的是，在只有30个被试参加的实验中删去10个被试是否合适？Meier和Robinson（2004）的研究中，只是“Inaccurate trials were dropped from the analysis. ”；在Outlet等人的研究中，是“Trials with errors in any of the two tasks (8.79%, 743 trials) were excluded from the latency analysis.”。

是否这两个研究中用的方法会更为合理、可行？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人的宝贵意见，为了验证实验结果是否稳定并增加有效被试量，同时针对审稿人提出的补充相关变量实验结果的要求，我们重新收集了实验数据。

先前实验中的被试只是通过大学英语四级，所以对二语情绪词汇的判断正确率低，导致删除的被试较多。

新实验中使用的被试均通过了大学英语六级考试。

实验结果中有效被试人数显著增多，最主要的是，实验结果与之前版本的结果相同，证明本实验结果稳定，具有可重复性。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题目：辩证领导行为及其对企业创新能力和绩效的影响:一项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领导行为研究作者：王辉王颖季晓得纪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一轮审稿人1意见: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评审这篇文章。

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领导概念——辩证领导行为, 并试图通过概念分析和实证数据, 论证辩证领导行为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依据及对组织变量(一般绩效与创新能力)的影响, 研究设计严谨, 数据收集和统计方法科学合理。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在本文的题目中明确提出了“基于中国传统文化领导理论的探索”, 表明了作者的理论自信和探索勇气。

我有几个疑问和建议, 提出来供作者参考。

不过, 这些疑问只是本人的意见, 不代表编辑部, 如果与其他评审专家的意见有冲突或不一致, 请忽略本人的意见, 听取编辑部的意见。

意见1: 本文开头的铺垫似乎没有必要。

黄鸣鹏和王辉早在2017年就提出了辩证领导行为的概念, 与2020年的疫情蔓延没有任何关系。

本文也没有提供解释疫情应对的关于领导作用的内容。

所以, 这一段与本文的主题没有直接关系, 建议删除。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诚如您所说, 新冠疫情的蔓延与辩证领导行为的提出没有非常直接的关联。

但是, 新冠肺炎疫情无疑对当前中国经济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从零售餐饮、住宿旅游、交通运输、文化娱乐等行业营收大幅下滑, 到制造业、房地产、施工建筑行业等因人流、物流受限而复工复产缓慢, 再到远程办公、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生鲜物流等科技公司的异军突起, 疫情给中国各个行业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挑战与机遇, 而这些变化可能会深刻影响到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和竞争格局。

开头铺垫的初衷是想说明在疫情背景下, 企业坏境变得更加复杂, 领导者需要权衡矛盾、应对变化、关注大局的需求变得愈发迫切, 这为研究辩证领导行为及其影响提供了前提, 故在问题引入时做了铺垫。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题目：抑郁障碍和焦虑障碍治疗的神经心理机制——脑成像研究的ALE元分析作者：任志洪阮怡君赵庆柏张微赖丽足江光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一轮审稿人1意见：意见1：焦虑、抑郁障碍患者在治疗前不同状态下激活脑区的异同，在治疗后变化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进一步分析讨论其可能的生物和心理机制。

回应：感谢专家建议。

对于治疗后变化的相同之处，在本研究“3.2.1总体数据分析”，就是针对焦虑和抑郁障碍二者在治疗后的共同激活变化情况；而对于治疗后变化的不同之处，本研究3.2.2两种精神障碍数据分析，进一步探讨二者在治疗后脑区激活变化的不同之处。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只关注治疗后脑区激活的变化，而焦虑和抑郁障碍患者治疗之前脑区激活的异同，前人已有较多的相关研究，并非本研究关注的重点。

比如，以下两个研究就是对未接受治疗的抑郁和焦虑障碍的脑区异常情况的探索：Williams, L. M. (2016). Defining biotypes for depression and anxiety based on large-scale circuit dysfunction: a theoretical review of the evidence and future directions for clinical translation. Depression & Anxiety, 33, 1-16.该研究对抑郁和焦虑障碍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探讨二者在大范围的神经回路上的功能联结性异常情况，结果发现了二者一致在默认模式回路、突出回路、消极与积极情感回路、注意回路及认知控制回路的功能联结性上存在异常。

Bishop, S., Duncan, J., Brett, M., & Lawrence, A. D. (2004). Prefrontal cortical function and anxiety: controlling attention to threat-related stimuli. Nature Neuroscience, 7(2), 184-188.该研究主要探讨了对与威胁相关的刺激物进行加工时，注意控制的情况，最终发现了焦虑障碍与抑郁障碍一样，都被认为在发病过程中前额叶、杏仁核和海马有相似的改变。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题目：正念冥想对焦虑症状的干预：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元分析作者：任志洪; 张雅文; 江光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一轮审稿人1意见：意见1：需要解释，为什么干预周期正向预测干预效果？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指出我们在该问题论证不充分。

我们将从正念干预特点的特殊性出发，探讨干预剂量如何影响干预效果。

Creswell(2017)指出正念干预的剂量可能类似于有氧运动干预规律，如果要达到一定的疗效，则需要一定量的强度；干预周期的控制需考虑先前的正念经验，对于新接触正念疗法的对象，可能会引发负性体验，称为“黑夜体验(“dark night”experience)”，则需设置干预强度上限。

然而，对于真正参与并坚持训练的个体，随着练习周期增加会提高正念体验的质量，疗效会凸显(Tang, Yang, Leve, & Harold, 2012)。

Kabat-Zinn 等(1992)探究8周团体正念冥想对焦虑的干预效果发现，焦虑障碍个体的焦虑症状随干预进程呈线性减少趋势，且干预结束后干预效果持续，预示着干预超过8周可能带来更好的效果，因此我们在进行干预周期影响的探讨时，以8周作为干预剂量的重要分界值。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对引言部分“1.2.2干预特征”的“干预周期”一段加以补充修改，为便于专家查阅，特粘贴修改部分如下（修改见蓝色标记处）：修改稿：干预周期在干预试验中，往往存在“剂量效应”，即干预的强度会影响干预的效果(陈爱国, 殷恒婵, 颜军, 杨钰, 2011)；同样地，正念冥想对焦虑的干预中也可能存在这一现象，且干预强度与效果的关系可能与有氧运动干预规律大致相同(Creswell, 2017)。

已有的元分析研究所得出的干预周期的调节作用结论存在不一致性(e.g. Chen et al., 2012; Khoury et al., 2013; Vøllestad, Nielsen, & Nielsen, 2012)。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题目：中英流行背景音乐对大学生中英词汇记忆的影响作者：高淇，白学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一轮审稿人1意见：探讨音乐与记忆的关系，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但研究总体而言在问题提出上缺乏应有的逻辑，在实验设计上欠严谨，具体如下：意见1：虽然研究指出“...前人研究中区分了不同音乐类型及歌词语言对不同学习任务的影响，但针对不同歌词语言信息与所学语言之间是否有交互作用，及这种交互作用是否会影响学习效果的研究较少...”，但事实上，从研究的实验设计来看，“音乐类型3(中文流行音乐，英文流行音乐，无音乐)×词汇类型2(中文词汇，英文词汇)”，所探讨的本质上而言仍然是与前言部分所提及的Pierre 和Alan(1989)的研究同样的问题，即背景音乐语言熟悉性的干扰问题。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所提出的宝贵意见。

诚如审稿人所言，Pierre和Alan (1989)的研究的确也是背景音乐语言熟悉性的干扰问题，但是Pierre和Alan (1989)研究的是英语和意大利语的背景音乐对英语母语者单词记忆影响，而意大利语对被试而言是完全不懂的语言。

做过类似研究的还有：Takahashi (2006)以日语母语者为被试，学习材料为日语，无关言语材料为日语背景音和韩语背景音；Marsh，Hughes 和Jones (2009)以英语母语者为被试，学习材料为英语，无关言语材为以英语背景音和威尔士语背景音；Hyönä和Ekholm(2016)以法语母语者为被试，学习材料为法语，无关言语材料为法语背景音和意大利语背景音。

这些研究均探讨了不同熟悉度的背景音语言产生干扰大小的问题，且所使用的背景音材料均为母语或者外语。

但是，以上研究中使用的外语均为被试完全不懂的语言，实际上与无意义言语没有差别（慕德芳,宋耀武,高江峰;2013; Hyönä & Ekholm, 2016）。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题目：部分线索效应的认知抑制过程：情绪Stroop任务证据作者：白学军刘湍丽沈德立第一轮审稿人1意见：意见1：研究目的“对部分线索效应的提取抑制假说进行了重新检验”这种提法降低了研究的价值，建议进一步提炼研究主旨。

回应：虽然本研究也是对提取抑制假说的重新验证，但更重要的是对抑制的发生时间进程的考察，正如外审专家认为的，原文中试图通过“对部分线索效应的提取抑制假说进行了重新检验”这一论述表达本研究的目的，并不十分准确，同时也降低了研究的价值。

现把研究目的更改为“对部分线索效应的认知抑制进程进行了考察，同时为提取抑制假说提供证据”。

意见2：研究提出当前有关线索效应有两个假说，但后文设计仅对抑制假设着力，如何在2个假说中完成了二择一的关注，目前文稿稍显突兀。

回应：正如专家指出的意见，原文对于两个假说的综述，并不能很好的呼应后文中仅对抑制假说的验证。

策略破坏假说和提取抑制假说的关系是这样的：策略破坏假说（Basden, Basden, & Galloway, 1977; Basden & Basden, 1995; Reysen & Nairne, 2002）的提出较早，而提取抑制假说（Anderson, Bjork, & Bjork, 1994; Bäuml & Aslan, 2004, 2006; Aslan, Bäuml, & Grundgeiger, 2007）是最近提出来的。

策略破坏假说虽然得到了部分研究的支持，但该假说存在一些含糊不清的问题，基于此，研究者从抑制的角度提出了提取抑制假说，相较于策略破坏假说，提取抑制假说得到了更多研究的支持，特别是采用fMRI技术的研究也支持提取抑制假说，表明该假说能对部分线索效应的本质进行更好的解释，所以本研究把部分线索范式和Stroop 范式相结合对部分线索效应的抑制假说进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