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传教士与西画东渐研究评述

2 中国史研究动态 1996年第11期近年来传教士与西画东渐研究评述莫小也 东西方美术交流起自于汉代,而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在将文艺复兴后的西方绘画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曾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八十年代以来,对于16世纪末至18世纪耶稣会士及其他传教士利用美术作品进行宗教宣传活动,并由此产生的西方绘画对中国画坛的影响等有关课题,已经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重视。

本文就近年来国内有关专著、论文以及部分译文(包括港台部分)中讨论的内容作一个简要的回顾与展望。

由于条件限制,笔者仅能根据目前所见的有关材料发表自己的看法。

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导。

一我们先回顾一下八十年代以前有关该方面研究的概况。

本世纪三十年代初,向达在《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东方杂志》第27卷1号,1930年)论文中,首先提出了“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与西洋美术东传”的关系问题。

该文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利玛窦、郎世宁等西方传教士在西画东渐中发挥的作用与影响,为总体研究提供了基本线索。

此间潘天寿、俞剑华在各自的《中国绘画史》(商务印书馆,1927年;商务印书馆,1937年)专著中,以专节讨论了西画东渐的概况。

另有论文《龚贤与西洋》(承名世《文物周刊》46期,1947年)、《论中西画法之渊源与基础》(宗白华《妇女月刊》7期,1948年),专著《郎世宁修士年谱》(刘乃义,天津,1944年)等。

译著与译文主要有石田干之助著、贺昌群译的《郎世宁传略考》(《北平国立图书馆馆刊》第7卷3、4号,1933年),裴化行校注、钱德明撰的《王致诚传》(《震旦杂志》1943年,第4卷1期),《乾隆西域武功考》(伯希和著,冯承钧译,载《中国学报》2∶4——3∶2)。

另一部引起关注的重要著作是方豪的《中西交通史》,它以《图画》一章分九节详细地叙述了这一专题,在材料与内容方面都比较充实,尤其注意了西画在民间的影响。

五十年代以后,仅有戎克发表过《万历、乾隆年间西方美术的输入》(《美术研究》1958年1期)一文,他对传教士与中国画家的关系,受传教士的影响,明清时期出现的各种新画风、画派,以及当时的西化美术作品有详尽的分析。

总之,直至七十年代末,虽然取得的研究成果有限,但毕竟为后人进一步探索打下了基础。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对外开放形势的发展,我国学术界对明清时期传教士的活动及其影响作了重新评价,研究工作呈现出百花纷呈的新局面。

无论是研究明清时期的中外关系,还是研究西方传教士在华的活动,都必然涉及中西美术交流这一专题。

一些美术史家更是大胆探索,开拓新的课题。

因此,近年来在该专题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是十分令人注目的。

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出现了新的专著以及大量专题论文。

专著有聂崇正的《郎世宁》(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杨伯达的《清代院画》(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

代表性的论文有:《院画与清代美术思潮》(梁江《美术史论》1986年4期)、《通传与归属——十八世纪欧洲与中国美术交流叙要》(洪再新《新美术》1987年4期)、《1650至1850年间中国绘画之沿革》(〔美〕武丽生《新美术》1992年2期)、《潜变中的中国绘画——关于明清之际西画传入对中国画坛的影响》(袁宝林《美术研究》1995年5期),这几篇文章从宏观上讨论了明清时期中西绘画之关系,并对西方传教士在西画东渐中的作用作出了客观的评价。

八十年代初,王伯敏的专著《中国绘画史》,王逊的遗稿《中国美术史》也对清廷传教士画家的情况有所阐述。

近年来对清廷画家郎世宁的研究尤为丰富,《郎世宁和他的历史画、油画作品》(聂崇正《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4期)、《西法中国画的先行者——纪念郎世宁诞生三百周年》(潘耀昌《新美术》1987年4期)、《清代宫廷画家郎世宁》(吴焯,载许明龙主编《中西文化交流先驱》,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等多达十余篇。

对其他传教士画家的个案研究也已经开始。

有一些论文从侧面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如《油画传入中国及其早期的发展》(水天中《美术研究》1987年1期)、《清代宫廷画家杂谈》(聂崇正《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1期)、《清代宫廷画家续谈》(聂崇正《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年4期、《郎世宁中国西域战图的史实及意义》(郝镇华《美术史论》1987年4期)等。

总之,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大约有八十余篇。

最近才出版的《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绘画》专题大型画册,前面有聂崇正《清代宫廷绘画和画家》一文,后面附有图版说明及年表,总共刊有一百五十一种、三百余幅美术作品,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传教士画家的作品,也有大量中西人士合作或虽为佚名、但也近于西洋画风的作品。

这部专题画册的问世,对于深入研究传教士的作品,探讨传教士与西画东渐的关系,无疑是很大的推动。

(二)研究课题的不断拓宽与深入。

就人物研究来说,对过去并不作为画家的一些传教士,现在以专门画家称呼,并进行个案研究。

其中有像利玛窦、马国贤、王致诚等人。

《画家利玛窦》(〔意〕伊拉里奥·菲奥雷《世界美术》1990年2期)一文认为,现收藏在辽宁省博物馆的《野墅平林》山水风景画屏“出自利玛窦之手是可信的”。

他借另一位意大利专家的口吻提出:“这是把西方绘画艺术同中国传统绘画艺术融为一体的第一幅艺术珍品。

”因此,他再一次重申利玛窦是一位画家。

对此苏里文在《东西艺术的交汇》中也有类似意见:利玛窦第一次进京并无成功,便折回南京,大约五年时间,他使南京与南昌地区的传教活动得到发展并相当巩固。

此后五十年,那一地区成为中国文人山水画的中心,而这个画派的作品,明显地具有欧洲艺术影响的痕迹。

1600年利玛窦再次北上时,还将南京教团中一个青年人复制的油画送给山东省漕运总督的妻子。

与他十分接近的两位中国修士游文辉与倪雅各均擅长绘画(参见《The Meeting of Eastern and Western Art 》M ICHASL SU LLIV AN ,1989,朱伯雄节译,《美术译丛》1992年2期)。

在王庆余的《利玛窦携物考》(《中外关系史丛论》第1辑)中也提到利玛窦是一位画师。

尽管利氏能否称得上画家还可以进行讨论,但他至少有一定的绘画能力,他在万历皇帝的宫廷里指导别人复制了带来的油画,他携带的艺术品及传授的绘画理论,发生了一定的影响与作用。

也有人认为,利玛窦在《译几何原理引》中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自远而近,由大及小”的透视学原理。

郭永亮《拿不勒中国学院的创办人马国贤在华史简介》(《大陆杂志史丛书》第4辑5册)一文中,则叙述了马氏作为一名画家在澳门、广州画过不少画,并曾向皇帝介绍欧洲金属版画3近年来传教士与西画东渐研究评述4 中国史研究动态 1996年第11期与油画的情况。

他还在热河夏宫里替皇帝雕刻了不少热河风景,在苏里文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组第一次在国内制作的、融合中西绘画风格的铜版画。

因此,可以称马国贤是“将油画与版画传入中国的第一人”(黄时鉴主编《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

再如《来自法国的宫廷画师——王致诚》(孟华,载《中西文化交流先驱》),对这位出身于艺术家庭、曾留学罗马的法国传教士画家的一生作了较为详尽的评述,尤其肯定了他向西方介绍中国艺术方面的成绩。

除了对画家个人的研究外,近年来还重视对一些融汇中西技法的重大主题画、历史画进行深入分析。

这类研究是与国内外有关该专题的一系列活动分不开的。

这方面的文章有杨伯达的《〈万树园赐宴图〉考析》、《关于〈马术图〉题材的考订》、《〈乾隆射箭油画挂屏〉述考》、《清代回装嫔妃考》等(均已收入其《清代院画》专著之中),聂崇正的《谈〈康熙南巡图〉》(《美术研究》1989年4期)。

杨伯达在故宫博物院主持过一系列明清绘画作品展览,并有机会实际接触各类宫廷艺术作品与明清档案,在对以上作品的分析中,就题材、技法、作者、作品的流传及影响诸问题,作出了权威性的意见。

此外,聂崇正曾出席西柏林“地平线八五”世界文化艺术节活动,参观了“故宫博物珍宝展览”,与“欧洲与中国皇帝展览”,写有《西柏林观清廷画记》(《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3期),《王致诚、艾启蒙和潘廷璋的油画》(《美术》1990年10期),这些都从一个侧面丰富了国内的研究,对流于海外的传教士作品有进一步的了解。

作为该课题的一部分,有关中国画家如何在与传教士接触中,尝试融合中西绘画形式,各种西画形式及其在各地的影响等问题,也得到了进一步研究。

《清代肖像画管窥》(聂崇正《美术》1991年11期)一文,分析曾鲸的弟子们——波臣派传“写真”技法以及传教士采用西洋画法描绘肖像的情况。

再如《徐璋和他的〈松江邦彦图〉》(施阑《美术研究》1988年3期)、《中国油画二百八十年》(陶永白《美术史论》1988年2期)、《中国重彩人物画技法的演变》(刘凌仓《美术研究》1979年1期)等文是从一个侧面,或从艺术风格,或从作品的影响来进行分析的。

聂崇正在上述新编的画册中,强调清代宫廷绘画中西画风融合的主要表现:一是对形象的刻划比较注重光影和明暗效果,使物象具有一定的立体感;二是在描绘自然景色与建筑物时,采用焦点透视的画法。

此外,清初宫廷画师年希尧曾在郎世宁等人的帮助下,结合我国固有的制图学知识,参照西方透视画法著有《视学》一书。

沈康身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先后发表过六篇论文,其中主要有《从〈视学〉看十八世纪东西方透视学知识的交融和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卷3期,1985年),《〈视学〉再析》(《自然杂志》第13卷9期,1990年),最近他用英文写的《1750年前的中国透视学》将在国外发表。

二以上我们粗略地概述了近年来有关该专题的主要成果,下面就目前有争议的一些问题试作共同的探讨。

在研究西画东渐问题时,首先遇到的难点是:是谁、在什么时候将西画传入我国的问题。

向达认为,1582年“利玛窦继来中国,而后基督教始植其基,西洋美术之入中土,盖亦自利玛窦始也。

”此后俞剑华也认为“自明嘉靖年间,西洋传教士即有远来东土者,及万历九年利玛窦来中国,而后中国之天主教始植其基,西洋学术随之传入,西画之入中土,亦自此始。

”然而,以目前发现的中国第一张油画《木美人》为证,有人提出“西方油画于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已传入我国”,尽管该画作者还无法查明,但可以认为是古代基督教传教士所作(秦长安《现存中国最早之西方油画》,《美术史论》1985年4期)。

这与前面一般的说法比较,时间上提前了大约一百多年,同时也为传教士在西画东渐中的作用作了进一步的肯定。

此外,方豪曾推想“明季欧洲船舶及侨商之来我国者,既在教士之先,西洋艺术品容易有流入者”,但他也认为西安发现的圣母像是临摹利玛窦所携之画,“似颇可信”。

目前已经考证:留有姓名、并留有油画作品的是中国修士游文辉,他曾经在日本向传教士画家尼阁老学习西画,后又长期追随利玛窦进行传教活动,同时也是一名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