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我对中国所谓的智库很悲观

郑永年：道德解体与中国人的生存危机在任何社会，立法的最终目标是扬善抑恶，维持社会秩序。

但中国的立法则已经走向了反面，扬恶抑善。

今天，没有多少人会怀疑中国社会道德全面解体的现状。

最近在广东佛山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已经足以表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

这个事件对整个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量，社会群体纷纷以各种方式表示关注。

人们是否在作真正的内心道德谴责不得而知。

即使有，光有内心道德谴责已经远远不够。

那么多年来，类似的事件每年、每月甚至每天都在发生，只不过是发生方式不同罢了。

每当类似的事情发生，社会也会谴责一番，反思一番。

谴责也罢，反思也罢，必然积累成为一大堆愤怒。

但事件一过去，愤怒也很快消散，人们也就忘得一干二净，没有在个人层面或者社会层面，留下任何个体的或者集体的记忆，更不用说是作任何真正有意义的道德思考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道德状况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在急剧地每况愈下。

在社会的记忆力越来越差的情况下，有必要再简单叙述一下事件的经过。

这里引用《京华时报》2011年10月17日的一则题为“女童遭碾压十余路人不救农妇施援手称不怕被冤枉”的报道。

“两岁的小悦悦（化名）刚从幼儿园回来，妈妈收衣服去了。

像往日一样，小悦悦一个人在家门口的巷子里玩耍着，厄运突然降临，一辆迎面驶来的面包车猛然加速，将悦悦撞倒卷到车底，右侧车轮从悦悦胯部碾过。

司机停了一下车，又加油门开走了，后轮再次从悦悦身上碾过。

痛苦的悦悦已无力大声呼唤妈妈，更无力挣扎。

一个目击者从她身边走过，看都没看她一眼。

又有两名路人从悦悦身边经过，同样漠然不理。

这时，一辆小型货柜车开了过来，司机好像没有看到地上的悦悦，再次从她身上碾过。

此时的悦悦已经一动不动。

接下来的5分钟更像一场噩梦，有十多位路人从悦悦身边走过，每个人只是看了看，没有人伸出援手，哪怕是打个电话求助。

路边的店铺里似乎也忙得不可开交，没有人出来看一眼。

就这样，先后18人从悦悦的身边走过。

生死关头，一位身材矮小的捡垃圾阿姨发现了悦悦，她立刻放下手上的麻袋，试图扶起悦悦，但悦悦已经瘫软。

郑永年：中美外交的5个文化误解2012-02-08 12:06 来源：参考消息网作者：中外关系核心提示：中国人的理性往往和大历史观联系在一起，美国人的理性更表现为如何把眼前利益最大化。

参考消息网2月8日报道新加坡《联合早报》7日发表题为《当代中国外交的文化地缘环境》的署名文章，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文章中指出，美国“重返”亚洲的政策越来越具体化，或者已经初步成形，那就是经济方面的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和军事方面的南中国海问题。

这两者都具有深刻的战略含义，前者具有战略性贸易的味道，而后者的军事战略味道是很显然的。

在美国看来，对美国霸权能够构成真实威胁的就只有中国。

尽管中国实际上没有意图挑战美国，也无意称霸，但美国人的认知并非如此。

郑永年称，中美文化的思维方式不同。

中国的数千年历史，使得中国具备了一个其他大国很少有的大历史观，善于从宏观的角度来看问题，也往往能够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长远的问题。

中国人的理性概念和美国人的理性概念很不相同，前者的理性往往和大历史观联系在一起，而后者的理性更表现为如何把眼前利益最大化。

中国的这种理性表现在很多方面。

首先，是处理问题的方式。

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过程中往往显得不慌不忙，具有足够的耐心。

尽管西方称之为“拖延战略”，但实际上是中国想在这个过程中找到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案。

中国把很多问题看成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只要这个过程在继续，总能找到问题的解决方式。

对一些难以找到解决方法的问题，人们往往求助于时间，把问题留给未来。

其次，是对战略的理解。

中国所强调的“韬光养晦”战略，在西方看来只是暂时性的，只是为了等待更好的机会，但实际上，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这一战略则具有永久性。

在不同时间，中国使用各种不同的话语来论证“韬光养晦”战略，例如“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

它是中国数千年“反应性外交”和“防御性外交”文化的当代体现。

反应性外交反映在中国的日常外交事务中，整个外交系统都对国际事务进行反应性地运作。

郑永年：民主的黑色幽默时代发布/2019年9月3日文/郑永年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2017年，英国上映了一部名为《至暗时刻》（Darkest Hour，香港译《黑暗对峙》，台湾译《最黑暗的時刻》）的战争电影。

该片的背景设定在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欧各国在纳粹德国进攻下沦陷，英国孤立无援下，刚上任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面临两难的抉择，他必须在与纳粹德国求和或领导英国力抗德国之间作出选择。

丘吉尔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否则也不会有后来被人们所称颂的丘吉尔了。

不过，崇尚自由的英国人的确不喜欢丘吉尔这样的政治强人。

反法西斯战争一胜利，丘吉尔使命也完成了，就很快被赶下台。

今天，当英国面临深刻的脱欧危机的时候，人们再次呼吁丘吉尔的重现。

法国《回声报》（Les Echos）今年1月16日发表该报金融与市场部主编纪尧姆·莫让（Guillaume Maujean）一篇题为《丘吉尔醒醒吧，他们都疯了！》的文章。

文章称，英国对于欧洲问题的纷争由来已久，但脱欧过程的曲折已经让英国整个政治阶层都名誉扫地。

作为议会民主之母的英国如何发展到了这种地步？在距离最后期限只有数周之际，英国是如何陷入这样的局势当中，导致无人能说这个国家将如何离开欧盟？一场混乱的会议，投票结果让首相遭受了历史性的、耻辱的失败，却得到了支持与反对退欧双方议员的一致欢迎。

丘吉尔快醒醒，他们全都疯了！眼下英国的局势比莫让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显然更为糟糕了。

特雷莎·梅黯然下台，被激进的鲍里斯·约翰逊所取代。

约翰逊也的确很想扮演丘吉尔那样的角色，一上台就组成了意在“百日脱欧”的“战时内阁”（仿效丘吉尔的“战时内阁”）。

“一切为了脱欧”成为其最高的也是唯一的政治目标。

为此，他还破天荒地宣布暂停议会。

英国的柔性宪政一直被视为民主的典范，但民粹政治一崛起，很容易滑向一场宪政危机。

严酷的现实使得人们深刻质疑这位被称之为英国的“特朗普”的政治人物，能够像当年的丘吉尔那样带领英国摆脱目前的“至暗时刻”而走向光明吗？尽管前途未卜，约翰逊所带给英国人民和整个世界的不确定性，至少要比当年丘吉尔能够带领英国打败德国高数百倍。

中国的思想危机郑永年尽管这些年来，中国领导层一直在呼唤思想的解放，通过思想的解放来推进和深化各方面的改革，但人们发现，各方面的改革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没有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得最早，改革也是最深入的，到现在为止已经建立了基本市场制度。

但是要改革的空间还是很多。

例如近年来提倡的建立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缩小收入分配差异、限制垄断等等。

这些问题都提出来了，但如何执行呢？社会改革方面，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和环保等也是这些年里的改革重点，但执行同样也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各方面都做了一些，就是深入不了。

政治改革更是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

今天，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方方面面改革的迫切性，各级政府也在提倡改革，但就是改革不动。

中央的改革动议，地方不执行；地方的改革动议，中央不认可。

很多的改革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后推。

但显然推迟改革并非办法。

在推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问题爆发出来。

一方面，权势阶层呈现出非道德化的趋势，腐败越反越严重。

这可从经济界的各种丑闻到党政高级干部和基层政权的腐败可以看出。

另一方面是基层社会的高度不满，各种社会抗议运动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正常”现象。

当然，这也表明权势阶层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对立化，尤其表现在基层政权。

也就是说，改革往后推并没有多少空间。

到了没有了任何空间，各种问题就会遽然激进化，从而失去控制。

负责任的行为就是要直面问题，通过及时的改革来解决问题。

渐进改革变成头痛医头问题在于，为什么改革没有突破？原因有很多，但有三个相关的因素非常重要。

一是中国的改革模式，就是渐进改革。

渐进改革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

在很长时间里，渐进改革模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

改革有个明确的方面，一旦确定方向，那么就一步一步地踏踏实实地往前推进。

就是说，一旦目标确定，那么就要动员一切可能的资源去达成那个目标。

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但是，渐进改革也逐渐地发展成为为了渐进而渐进。

在很多官员那里，渐进变成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改革。

郑永年：我和别人眼中的郑永年，可能是两个人作者：暂无来源：《华声·观察》 2017年第22期虽然长居新加坡，但郑永年每个月至少来两次中国，或参加论坛，或到各地考察，也会在媒体上露面。

不过，他平时最爱独处。

只要人在新加坡，便每天早上6时45分准时起床，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办公室，开始一天的读书写作生活。

“我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也不爱旅游，我在新加坡每天都按固定的时间生活，有点像部队生活”。

55岁的郑永年腰杆笔挺，说一口带有宁波腔的普通话，甚为健谈。

聊到高兴时，还拿出口袋里的身份证，说：“我到现在还是中国国籍，今年刚把户口放到了老家宁波余姚郑洋村。

”“男人需要三种感觉：饥饿感、疲劳感和孤独感。

”郑永年的微信朋友圈里，有一个“周日徒步日志”，每隔一两周就会更新一次，里面记录着他的步行公里数，最多的一次走了71公里，一般走35到40公里，接近一个马拉松。

只要在新加坡，郑永年每个星期天早上8点多就会开始走路。

新加坡有个水库，那里环境很好，有树木挡着阳光，平均一小时走6公里，中午吃个饭，走到下午三四点结束。

年过50后郑永年觉得一周休息一天，走路是比较好的运动了，因为在他心中，男人需要三种感觉：饥饿感、疲劳感和孤独感。

走路可以同时获得这三种感觉。

郑永年爱走路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走马拉松和跑马拉松不一样，走路就是自己走自己的，没有目标，能走多少走多少。

他从来不喜欢比赛，也从不参加学术论文评奖等。

上世纪80年代，读萨特的存在主义，给他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就是人只能自我衡量，评判标准只能是自己，不是另外的人或物。

“自己跟自己竞争，绝不要跟别人竞争”。

大多数时候是独行，有时候也有人相伴，只是大多数人都走不了那么远，所以经常走着走着就剩郑永年一个人了，边走路边思考问题，成为了郑永年的习惯。

“世世代代都是农民，父母亲都是文盲，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

”1962年，浙江余姚的郑洋村郑家迎来第七个孩子郑永年，世世代代都是农民的老郑和妻子都是文盲，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

郑永年先生站着说话不腰疼附：郑永年：中国已进入一个知识短缺的时代【导读】近日，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先生批评中国知识界热衷于炒概念，对政策研究并无贡献。

中国的政策制定不当或者执行不力，应该怪知识界吗？郑永年犯了三个错误：高看了知识界，逻辑错误和避重就轻。

有些事情，何必非要抖出来？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这两天，微信朋友圈广泛流传着郑永年先生的一篇文章《新加坡任职学者批中国学界知识短缺：都在炒概念》。

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是海内外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因此他的批评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郑永年文章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学界的有效知识供给不足，都在忙于论证政策和炒概念。

“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做法，既过瘾，又粗暴。

因为广大看客们满足了亲临刑场观看犯人枪毙的快感，而且是向来高高在上的知识界被整体枪毙，自然让他们感到无比过瘾。

因为文章从整体上否定了中国知识界对政策研究的价值，让那些真正做了贡献的有名英雄和无名英雄都被迫陪葬，这种以偏概全的批评显然过于粗暴。

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和一个智库研究者，我难以认同郑永年的批评。

中国的政策研究有没有用，什么时候有用，这不是“皇帝身上的新衣”吗？有些事情，非要我们说出来么？说就说吧。

先从郑永年的批评内容说起。

郑永年以当下最流行的“供给侧改革”已经成为无所不包的“杂货铺”为切入点，首先说明中国经济学界存在严重的有效知识供应不足。

其它批评案例包括：经济学界没有能力解释中国经验，经济学界没有提出应对国企改革、医疗体制改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方案，没有指出2008年政府通过刺激房地产市场来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不良后果。

进一步，郑永年认为有效知识供应不足也存在于政治学、社会学等几乎所有学科。

他特别举例说，“三个代表”理论在实践上不能到位，就因为缺乏足够的政策研究。

“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未能有效实施，也是因为中国学界没有提供有效的知识支撑。

十八大之后，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界知识短缺的现象更为严重，例如“一带一路”战略被严重泛化和庸俗化。

《为中国辩护》读后感----中国的和平崛起《为中国辩护》是郑永年教授近十年来对于中国政治、社会、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的一系列评论文章。

读完这本书之后，我首先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取得非常好，因为它较准确地表达出来了这样两层意思：一是作者对于“中国威胁论”等妖魔化中国的不公正言论的反击，表达了我国和平崛起的道路信心，有力地捍卫了我国的国际形象。

二是作者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来“辩”清历史与现实，讨论并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和所面临的挑战，以此来为中国出谋划策，维“护”中国的可持续和进一步的发展。

接下来，我将结合本书中的内容谈谈我自己对于中国崛起的认识。

自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就进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如今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国家，并且有望在未来数十年内超过美国，没有人能否认中国正在崛起，而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但是中国的崛起并非全方位的，它更多地表现在了经济方面，而与之相应的政治、文化却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崛起。

中国的崛起之路并不平坦，有很多内在的和外在的因素在阻碍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经验在苏美冷战结束后，苏联倒下了，美国建立起以了自己为主导的国际社会秩序体系。

中国想要另起炉灶已毫无可能，被迫加入了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

但是中国的这一历史战略抉择是明智的，中国大力进行改革开放，积极融入西方的政治经济体系。

为此，中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且这一举措符合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借助让中国在经济融入西方体系而促使政治上的“和平演变”的设想，可以说改革开放是存在着很大的政治风险的。

因此，当我们现在看到中国能够在取得经济上辉煌成果的同时保持政治的稳定性和独立性是多么得难得。

中国的辉煌成就引起了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它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发展思路和方法，用近年来很火的一个词说就是“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是由中国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和文化模式有机组成的系统，它的核心是我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通过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相互关联和加强来促进国家社会的发展，中国的成就有赖于这个模式。

[转贴]郑永年：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猫眼看人】-凯迪社区郑永年：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文化纵横》2011年4月刊生活在当今中国的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当下的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弥散在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不仅存在于不同人群、阶层和行业之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每个社会细胞内部。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并是一个当代独有的问题。

还是在18世纪，当时中国对于绝大部分西方人而言都还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但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就从商人和传教士的一些作品中了解到，中国是世界上缺乏“诚信”的一个国度。

早在现代汉学兴起之前，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一直到韦伯和罗素，都把中国看成是一个“非现代的社会”的标本，一个缺少信任和信用体系的大国。

例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就认为，虽然中华帝国一直在形式化的儒家礼制和帝国法律控制下，但中国人对道德律令的不尊重却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金钱和利益追逐更是要远远超过对礼法的尊崇。

实际上，直到当代，儒家社会一般被认为是缺乏社会信任的社会。

对社会信任的缺失，中国人自己当然也处处感受到了。

当时人们对中国社会上的欺诈和信用缺失等问题了解得相当深刻。

晚明的张应俞甚至还写了一本传世名作叫《骗经》，专门列出了晚明常见的24种骗术，详解其运作手段和防范策略。

把“骗”列为经典，并且在当时和数百年后的社会上颇有市场，这一颇具灰色幽默的出版史奇闻，全世界并不多见。

其实，任何对明清以降的社会小说或者近代江湖小说略有了解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社会信任问题也能有相当的了解。

如果我们愿意再度重温这些熟悉的经典，那就一定会惊叹中国历史的延续性，不论这种不信任是存在于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各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主要是商品提供者和消费者)，还是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

当代中国的社会信任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并不是因为它以前并不存在。

公平地说，社会信任在传统中国和改革前的中国社会没有被“问题化”，并不是因为那些时代有比现在更成熟的信任机制，而是因为在那种社会结构下“信任”还没有被充分资本化和“社会化”。

商贸教育现代商贸工业２０２１年第１２期１５２㊀㊀作者简介:张丽月(１９９５－),女,汉族,河南开封人,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２０１８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张丽月(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３００３８７)摘㊀要: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对专门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受俄国十月革命启发,葛兰西提出了 有机知识分子 理论.葛兰西认为,一方面一切人都是知识分子,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与自己成长的环境密切相关.他强调了知识分子的现代性与有机性两个特征.有机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承担着组织㊁指导与教育职能.当下的中国仍处于工业化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与葛兰西生活时代的意大利具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以葛兰西的理论为借鉴,知识分子应该更加理性地表达自己的声音,文化建设应自觉体现社会共同意志,党应该成为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关键词: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文化领导权;阵地战中图分类号:G ４㊀㊀㊀㊀㊀文献标识码:A㊀㊀㊀㊀㊀㊀d o i :１０．１９３１１/j．c n k i ．１６７２Ｇ３１９８．２０２１．１２．０７５１㊀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 背景概述葛兰西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理论家㊁杰出战士,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欧洲革命的失败引发了他的思考.为什么相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地域上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呢?何况社会主义革命的首先胜利是发生在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相对不发达,几乎由农民组成的东方俄国.这与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只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才能发生,并且只有在欧洲大陆几个国家同时发生才能成功的逻辑相悖.葛兰西认为原因在于东西方社会结构的根本不同.１．１㊀有机知识分子 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欧洲革命的失败促使葛兰西进行反思,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过程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淡漠和工人物化现象的出现.１．１．１㊀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深受列宁的 政治领导权 的影响.俄国十月革命后,摆在俄共面前的突出任务便是培养忠于无产阶级事业的新型知识分子.受此启发,葛兰西针对意大利现实革命运动的失败,得出结论:维持秩序是依靠民众自己愿意接受统治阶级的控制,而不是依据国家力量.因此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集团.１．１．２㊀欧洲革命失败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使得当时许多西方工人运动的领导者陷入了痛苦的反思之中.葛兰西的 文化霸权理论 就是这种反思的结果之一.他主张掌握文化领导权,与资产阶级进行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战斗,充分发挥有机知识分子的作用,为赢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提供先驱动力.１．２㊀有机知识分子 理论产生的理论背景葛兰西在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查阅相关资料,受到克罗齐和马基雅维利思想的启发.１．２．１㊀对克罗齐 心灵哲学 和 伦理政治史 的批判继承葛兰西所谓的领导权的实质就是一场文化意识形态的革命.因此,葛兰西明确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革命首先是发动深层扼制人们心灵的 无形压迫 的斗争,即 灵魂深处闹革命 ,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把持的意识形态领导权,重建一种无产阶级的新的 整体现代商贸工业２０２１年第１２期１５３㊀文化.１．２．２㊀对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启发由于葛兰西是在监狱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完成他的主要著作的,为了避免法西斯主义的搜查,他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中得到启发,用 现代君主 的概念来代替 政党.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指出: 马基雅维利在全书中所探讨的是君主应当怎样领导人民建立新的国家 .也就是说,葛兰西认为,现代君主是集体意志的体现,是群众意志的代理人,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在此基础上,君主顺应民意,带领人民实现政治认同.并非马基雅维利所说的那样,君主应该实行残暴的专制统治,实行过度地集权统治.２㊀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 理论的主要内容葛兰西 有机知识分子 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主要从其内涵㊁特征和功能这三个角度来阐述.２．１㊀ 有机知识分子 的内涵２．１．１㊀有机知识分子 的界定当葛兰西提出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时,他认为,知识总是与行动联系在一起,这种行动总是有立场的.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 知识就是权力 .他认为,从某种程度看,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社会中承担知识分子的职能.２．１．２㊀有机知识分子 与 传统知识分子 的区别传统知识分子,就是那些代代相传的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具有历史继承性和特殊的性质.他们往往脱离于社会现实,脱离于人民群众,高高在上地发表一些与实际生活相距较远的言论.葛兰西认为, 传统的和庸俗化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可以看成文学家㊁哲学家㊁艺术家. 传统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是 独立于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有机知识分子相比于传统知识分子来说独立性更弱,与其组织和阶级密切相关,能够表达他们阶级在各个领域的集体意识.２．２㊀ 有机知识分子 的特征２．２．１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进入了电气时代,知识分子也从传统转向现代.具体包括扩大了知识分子概念的内涵,从整体角度研究知识分子,认为其与传统知识分子相比具有更大的异质性,不再超然于社会历史进程之外,可以强调保持自身的独立性.２．２．２㊀对雅各宾主义和自发主义的超越雅各宾主义的特点就是恐怖主义和中央集权,雅各宾派的领导者通常是由革命的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强调人民的参与,以一种理性地自负从根本上打击了专制主义,推动法国革命进行到底.自发主义则没有明确的政治要求和政治口号,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一直存在着这两种倾向之争.葛兰西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深受工团主义的影响,迷恋于工人的自发性,但此运动的失败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的思想得到了转变,认为革命必须有一个先锋政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运动中两种倾向进行反思后批判发展形成了有机知识分子理论.２．２．３㊀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和知识分子队伍建设一体化问题根据«共产党宣言»的内容说无产阶级运动在没有知识精英的领导的情况下是无法真正地实现的.在这个语境下,知识精英与政党具有同一性.到葛兰西时代,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论思路来思考知识分子作用.一方面表现为以索列尔为代表的工团主义思路,强调工人阶级斗争的自发性,反对知识精英的领导作用.另一方面就是列宁的先锋队思想,强调政党的领导作用以知识精英组成的.葛兰西强调让两者进行结合,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和知识分子队伍建设一体化问题.葛兰西认为,有机知识分子从事市民社会的领导活动往往以政党的特定形式.无产阶级政党的核心也应该是具有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的知识分子.因商贸教育现代商贸工业２０２１年第１２期１５４㊀㊀此,有机知识分子应该是无产阶级的,是组织㊁传播和教育马克思主义的桥梁.２．３㊀有机知识分子 的功能有机知识分子是现代生产方式下产生的,相比于传统知识分子来说独立性更弱,能够表达他们阶级在各个领域的集体意识.因此,它主要执行组织职能㊁指导职能㊁教育职能.２．３．１㊀在社会关系中执行组织职能只有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统一,人们才能获得文化稳定和意识形态的本质.这也表明,实际上,少数知识分子在脱离群众之后,无法成为理论家和组织者.少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努力建立与最广大人民的普遍联系,并改善他们的思想㊁能力和文化水平,从而加速无产阶级思想的大众文化启蒙,促进了从平民百姓向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的转变.有机知识分子在理论和实践上总是伴随着他们的阶级,并且代表着自己阶级的利益.２．３．２㊀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执行指导职能掌握文化领导力的主体是 有机知识分子 ,在文化传播和意识形态渗透中体现主体性.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阵地之战.它的重要作用是 它正在为同化而战,并征服了传统的知识分子＇意识形态.该组织越成功地构建其有机知识分子,这种同化和征服就会越快,越有效. 因此,有机知识分子是文化传播和社会意识形态转型的重要力量,也是思想领袖斗争中最活跃,最有力的组成部分.２．３．３㊀在政治文化领域中执行教育职能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的管家,他们被用来履行服从社会领导和政治管理任务的职能.有机知识分子来自阶级,归根结底,他们将回到阶级. 有机知识分子 应该倡导同级新思想,创造和传播新的价值观,努力争取得到民间社会的广泛认可,为先获得文化认可再获得政治认可奠定基础.在政治和文化领域中很好地履行教育职能.３㊀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 理论的当代意义在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的背景下,葛兰西讨论了有机知识分子,他拓展了知识分子的内涵,并开启了当代知识分子研究的理论先河.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主导的现代化过程中,与葛兰西生活时代的意大利具有相似之处,知识分子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国内学者关注.以葛兰西的理论为借鉴,对做好知识分子工作㊁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政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３．１㊀对于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启示对知识分子的概念进行界定是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前提,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为知识分子,什么样的人则不是知识分子.只有把概念进行一个清晰明了的界定,才能为做好知识分子工作打好基础.否则应该为什么类型群体的人进行服务?做好知识分子工作要明确知识的指标是什么,是争名于朝㊁争利于市还是争智于孤?郑永年先生曾说: 争名于朝是对于政治人物来说的,争利于市是对于商人来说的,争智于孤是对于知识人来说的.今天知识悲歌的根源就在于现代知识人已经失去了争智于孤的局面,而纷纷加入了争名于朝或者争利于市. 这与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恰好相反.当前处于一个和平年代之中,知识分子本身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它同时需要兼顾家庭和职业这两项内容,难道还要单纯的以争智于孤为标准吗?这显然不合适,需要我们进行反思,如何才能让知识分子更加理性地表达自己的声音,如何才能为知识分子创造一个更加舒适随心自由的大环境,让他们安心于知识的创作之中,而不应有各种各样的后顾之忧.在互联网时代,科技的发展促进了传媒行业的发展,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年代.报纸㊁电视㊁新媒体等无时无刻不在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去,马尔库塞提出了 媒介即意识形态理论 .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难,有机知识分子必须意识到自身的使命,防止知识分子与群众脱离,更好的控制舆论,掌握意识形态领导现代商贸工业２０２１年第１２期１５５㊀权,增强 舆商.３．２㊀对于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启示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启示我们培养符合时代需要的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应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这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奉献.这些政策举措与葛兰西借鉴克罗齐的心灵哲学和伦理政治不谋而合,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实质上就是一场文化意识形态上的革命,是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该理论强调有机知识分子通过阵地战的方式向市民社会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使得民众同意.让文化建设深入骨髓,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相结合,使他们的心灵得到洗涤净化,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只有这样,才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充分发挥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作用,加强文化领导权建设,推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３．３㊀对于我国政党建设的指导作用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从革命㊁建设到改革的历程,目前正处于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我们党还应该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意志也应该是人民群众共同意志的代表.这涉及到对党的领袖评价问题,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的进行评价.葛兰西说,在现代君主中应该重视精神和道德的改革问题.因此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要加强理论武装,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推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和知识分子队伍建设一体化.先有文化认同,再逐渐加深政治认同.牢牢把握共产党的执政规律㊁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巩固其执政地位.４㊀结语葛兰西讨论知识分子问题,他扩大了知识分子的概念,也开启了当代知识分子研究的理论先河,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借鉴该理论,有益于做好当前的知识分子工作,对于国家智库建设提供人才基础,还便于开展当代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㊁大繁荣,还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有利于增强党的政治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但是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局限性.比如说想法较为简单,忽视了在面对强大敌人的情况下,单纯依靠文化道德进行武装革命的脆弱性.也忽视了随着知识分子队伍的壮大,他们是否还会始终如一的为无产阶级政党服务,又应该如何确保在各种诱惑的条件下知识分子不发生变质呢?这是所有国家都得面对的考验.参考文献[１][意]安东尼奥 葛兰西．狱中札记[M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２][意]安东尼奥 葛兰西．实践哲学[M ]．徐崇温译,重庆: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０．[３]仰海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４]戴维 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６．[５]卡尔 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６]艾尔文 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７][意]萨尔沃 马斯泰罗．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葛兰西的‹狱中札记›[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８][美]尼尔 波兹曼．娱乐至死[M ]．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５．[９]燕继荣．现代政治分析原理[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０]仰海峰．葛兰西论知识分子与霸权的建构[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０６,(１１)．[１１]陶文昭．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及意义[J ]．马克思主义研究,１９９８,(４)．[１２]俞吾金．究竟如何理解并翻译葛兰西的重要术语:o r ga n i c i n t e l Ｇl e c t u a l [J ]．哲学动态,２０１０,(２)．[１３]盛立民,李鹏哲．葛兰西 有机知识分子 理论探究[J ]．内蒙古大学学报,２０１７,(４)．。

郑永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如何破局郑永年近期，中国国家领导人密集论述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表明推动政改的立场。

改革进入深水区，由于在社会政策和体制层面缺乏有力推进，中国改革已有陷入停滞之忧，社会矛盾也因此累积，一些问题变的积重难返;对于现在存在的问题，应该如何省思，改革的步骤和方式应该怎样进行?中国青年报专访新加坡国立政治大学教授郑永年，他对中国改革给出了个人建议;以下为此次专访郑永年的观点全文：社会改革有三个功能梳理中国改革的逻辑，当然要从邓小平开始。

我觉得邓小平真正把中国改革思路想清楚的，还是他的南巡谈话。

南巡提出的改革思路，不仅总结了中国自身80年代的经验，还总结了苏联、东欧的经验。

东欧的改革是一步到位，所谓“BigBang”(大爆炸)，这种经济和政治改革一起来的方式马上导致了诸多问题。

而邓小平的思路非常明确，中国的改革是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分三步走。

邓小平说过，中国到下世纪(现在看就是本世纪了)中期要实现民主。

在这之前，中国要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共同富裕的道路。

我的理解，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经济改革的内容，共同富裕就是社会改革的内容。

在这些基础上，本世纪中期实现民主，那就是走政治改革的道路。

中国改革的每一个阶段，只有一种主体性改革，其他改革是辅助性的改革。

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主体性的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也有，是辅助性的，社会改革也有，也是辅助性的。

这个过程非常好解释。

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民营企业长大了，就出现私有产权的问题。

所以开始修改宪法，承认多种所有制，承认私有产权，到2007年出台了《物权法》。

政治上的调整主要是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

这个是了不起的变化，使得从以往的革命党开始转向执政党。

革命党依赖的是工人、农民，不是一个包容性的政党，是阶级性的政党;现在开始向各个社会阶层开放，所有优秀人士都可以加入，这是一种开放性的政党。

我觉得，未来的历史看今天，这是内部一个大的转型，即向执政党转型的开始。

荐读郑永年：从文明的角度把握中国的未来（深度长文，慢慢看）除了要看数千年的文化背景，要找到共产党和中国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还要结合全球化的视角。

不能把中国孤立看，因为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离不开世界。

相比起政党和其他组织的角度，从民族文明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未来，能够把握得更精确。

因为文明的力量很难改变，看西方的文明、印度的文明，文明的变化不是以五年、十年为基础，而是成百上千年的。

说到中西之间的关系，梳理亚洲价值观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亚洲”这个概念不是亚洲自己发明的，是西方给我们的。

我们一直在批判文明中国论，但我觉得，西方也是一个西方为中心的文明。

中方有中方的天下，西方有西方的天下，任何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中心，没什么大的忌讳。

东方的概念是怎么来的？我们是如何与西方产生联系的？如何与西方展开交流的？其实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已经开始谈论东方了。

有意思的是，因为希腊文明东边就是波斯文明，他们就把波斯称为东方，波斯以东的都叫东方。

他们以西方为中心的地理位置来区分近东、中东、远东，在这个概念里，中国是远东。

从文明区分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西方人犯了很多错，他们把整个东方等同成同样一个文明。

西方把中国称为“东方专制主义”就是在这样一个错误基础之上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以儒家为核心文明与波斯文明是不一样的，他们完全没有区分开来。

我认为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到现在的中国定位没有大的变化。

他们非常致命的错误，就是延续了从西方古希腊开始的东方专制主义。

真正把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化和概念化的是三个德国人。

第一个是卡尔·马克思，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第二个是马克斯·韦伯，第三个是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是50年代耶鲁大学的教授。

这三个人非常有名气，西方所有对中国的看法从这三个人身上来看是最系统化的。

马克思第一个系统地谈亚洲，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个专制的生产方式，这也是第一次对东方专制主义的概念化，这里面还包括了印度。

Forum学术论坛 2018年1月149“修昔底德陷阱”话语体系解构的路径分析①河南农业大学 姚锡长摘 要：对格拉姆·阿利森用“修昔底德陷阱”描述当今的中美大国关系，中国学界积极回应并给予反驳；不仅对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中国替代进行了阐释，而且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作了多方面探讨；中国替代不仅体现在实践层次，也体现在理论层次，学界要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

关键词：“修昔底德陷阱” 中国 美国 新型大国关系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18)01(a)-149-03“修昔底德陷阱”肇始于西方学界对中国崛起背景下中美关系变化的一种描述和预测。

这种言论目前来看，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世界舆论对中美关系的习惯性看法。

无论你承认与否，“修昔底德陷阱”已成为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恐惧而战争的一种共识，关键在于是通过什么方式来避免陷入。

中国学界在这方面的讨论和分析，可以说是由西方引起的，一定程度上是对西方的一种回应，并随着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重提“修昔底德陷阱”而热烈起来。

1 理性回应和辩证反驳“修昔底德陷阱”在习近平访美之前，学界已从如何破解“修昔底德陷阱”进行了一些探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中国威胁论”，并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进行了初步阐释。

对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解读，无论是对策的破解、跳出、避免，还是“大共识”的重建以及作为替代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都是对西方的一种回应。

既然是回应，不得不以“修昔底德陷阱”话语为参照系，在反驳的同时却难以摆脱西方的思维定式。

如果沿袭西方在处理大国关系上的逻辑思维方法，那么极有掉进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险；而按照中华历史文化的思维，则有可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首先要跳出这种逻辑推理的思维方法。

中国具有避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文化基因、实践基因。

叶自成认为，化解“修昔底德陷阱”，构建新型的大国关系，需要从中华传统文化的和平思维、同舟共济、见利思义、以民为本精华中吸取新的思维、新的思想[1]。

郑永年：现在的美国从外部看像苏联，从内部看像晚清
作者：
来源：《新传奇》2021年第49期
近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接受专访，谈到了中美俄之间的关系。

郑永年表示，从外部来看，美国很像苏联，最核心的问题是过度扩张，但已力不从心。

从内部来看，美国像中国的晚清。

在晚清时，即使两次鸦片战争被英国人打败，但朝廷里的官员依然认为西方是“野蛮人”，而清王朝是“文明的中心”。

直到甲午战败，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才无比痛苦地清醒过来，这和今天的美国精英何其相似。

当然，最近也有一些聲音开始讨论与反思美国政治的种种问题，但这种声音始终很小，绝大多数美国人依然认为美国是世界的中心。

相比之下，无论是在对外交往，还是国内改革，中国都很开放、很自信。

现在的中俄关系也吸取了当年中苏关系的经验教训。

比如在上海合作组织中，中俄之间不存在所谓的“领导权”，上海合作组织只是针对共同利益和一些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

这是一种新型的、包容的多边主义，和美国“团团伙伙”的盟友体系非常不同，这也恰恰是中国应对美国围堵的有效办法。

（《环球时报》）。

郑永年：警惕“明朝陷阱”荣智慧疫情、经济增长放缓和严峻的国际形势，让2020年全国“两会”召开的背景不同以往。

在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均受到较大压力的情况下，中国应如何总结危机下的经验和教训，改进治理手段，调动各阶层的积极性，并如何认识“逆全球化”的民粹思潮？近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郑永年教授接受南风窗专访，畅谈了自己的看法。

救经济，更要救社会南风窗：在应对新冠病毒肺炎或处理紧急事件时，政府的治理往往在“一切正常”和“背水一战”之间大幅度摇摆。

为什么应对措施倾向于激烈化？这些措施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长期影响？郑永年：从常态到非常态，从常态到过激，大多数人很难适应。

一方面要肯定中国抗疫是成功的，武汉一千多万人口，很短时间内控制病毒的传播，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另一方面，中国在短时间内控制住了病毒，并不是说应付危机的模式没有改进空间了。

抗疫的举国模式，对第一季度的经济造成很大影响。

第二大经济体一下子停摆，对国际经济的影响也不小。

没有中国这样的举国体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控制疫情。

一下子令社会停止运转，原则是对的，因为以人为本、救死扶伤是中国的人道主义精神。

美国内部就一直在争论生命和经济何者应当具有优先考量，有些保守派人士甚至说以牺牲人命救经济。

美国、瑞典都是市场占主导地位，特朗普的做法实质上也类似于“群体免疫”，共和党都认为经济比生命更重要。

因此，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典型差异的模式，前者由国家主导，后者由市场主导。

还有没有第三个模式？德国模式。

实际上，德国、韩国、新加坡、日本，都有共同的特点—国家和市场的平衡模式。

德国模式就是社会市场模式，社会和市场是平衡的，既没有中国个别地方那样“一刀切”的情况，经济停摆，也没有美国那样的自由放任。

德国的人道关怀是有的，救人的同时也没有完全牺牲经济活动，因为生命和经济是一个辩证关系—经济停摆了，很多人的生活也会出现问题。

尊敬的张玉台主任，毛光烈市长，卢中原副主任，大家好。

首先感谢主办方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世界经济跟中国经济的一些看法。

这次金融危机大家都以为是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产物，中国经济也是世界经济的一部份，所以中国经济的复苏要看世界经济。

大家都在说世界经济结构失衡，到底甚么地方失衡了？中国经济本身也是失衡的，我是觉得中国可能跟，刚才OECD的朋友讲，中国跟世界经济，其他国家一起努力，才能走出金融危机，使得经济走上健康的轨道。

今天我在这边讲一下我对世界经济失衡的一些看法，然后谈一下中国经济的情况。

首先看一下西方经济结构的失衡，我总结成四点。

第一点，西方不同产业之间的失衡。

这在西方主要是由于产业转移所酿成的。

冷战结束以后，很多西方国家加快了产业的转移，把大量的在西方被以为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

这一产业转移有跟积极的一面，就是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步伐。

同时，也使得本来是比较封闭的，像中国一样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加进到全球化的浪潮。

在这个进程中，一些西方国家，像英国，他们做出了很大胆的决定，他们放弃了大部份的制造业，而转向了高附加值的服务业。

我是觉得这导致了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失衡。

在服务业中，西方又过分侧重金融领域，在过往很多年中，金融业是西方国家取得财富的最主要的领域，产业转移的目标固然是产业升级，但是产业升级既可以在同一产业链上升级，就是通过增加技术含量来增加附加值，也能够通过把附加值低的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而发展新产业来增加附加值。

这两种途径是可以的，不能把产业升级理解为，今天生产鞋帽，明天生产电子就是产业升级。

我看意大利人一直在生产服装，他的产业也一直在升级。

西方一些国家的题目，是在没有找到先行产业的时候就把一些已有的产业转移了出往。

产业的转移必定影响到就业，而就业又会影响消费和政府财政。

所以这次金融危机表明，制造业比较先进的国家，比如德国，受危机的影响就少。

凡是金融发达的国家，像英国美国，不但制造了危机，而且影响到本国的制造业。

郑永年中国正化解全球化负面效应2017年8月21日星期一曾实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

（资料图）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全球化所导致的巨大收入差异、社会分化、中产阶级的困境等问题，是今天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崛起的经济根源，而内部的民粹主义往往表现为外部的经济民族主义、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为今天的国际关系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曾实广州报道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指出，中国是目前少数继续大力推动全球化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在推进全球化的同时，也在努力解决全球化带来的问题，比如社会公平、贫富差距等。

郑永年星期六在广州举行的2017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国际会议上发表题为“全球化及其社会治理的中国模式”的演说时指出，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在这一过程中，财富流向了社会上少数人，大部分人没有得到他们应当享有的财富，有些社会群体更成为了受害者。

他说，全球化所导致的巨大收入差异、社会分化、中产阶级的困境等问题，是今天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崛起的经济根源，而内部的民粹主义往往表现为外部的经济民族主义、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的内政和外交都造成了巨大影响，为今天的国际关系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但也不能避免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

郑永年说，尽管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今天中国也面临着社会分化和收入差异，社会的不公平既制约着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也会影响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

“所以中国内部的民粹主义情绪也是十分高涨的”，郑永年说，在民粹主义这一问题上，世界各国之间的差异不在于是否存在民粹主义，而是国家的政治人物是否去动员民粹主义，在中国，领导人意识到无论是内部的民粹主义还是外部的经济民族主义，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反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都会无济于事，全球化势不可挡，也是创造财富的有效机制。

郑永年：中国社会“不问是非，只问效果”，催生社会暴力化博客中国> 社会郑永年：中国社会“不问是非，只问效果”，催生社会暴力化作者：郑永年2016-05-19 20:41栏目：默认栏目标签：社会文学生活34149就中国来说，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已经造成了中国社会结构前所未有的巨变。

但是，所有变化对社会的每个阶层甚至每一个体的影响程度非常不同。

一些群体能够享受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好处，也可以逃避市场竞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另一些群体则要承受市场经济无情的折磨但得不到任何外在的保护。

伴随市场经济崛起的首先是劳动力和民生产业的市场化。

随着社会劳动力从国家控制下的分配走向逐步成型的劳动市场，以及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保险的全面市场化，对于大部分人而言，个体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开始完全取决于个人的经济实力和劳动市场竞争力。

竞争导致物质生活差距普遍拉大，压力普遍升高。

劳动力和民生经济的市场化又意味着社会关系全面货币化。

原来温情脉脉的亲子、夫妻、朋友、同乡、同事和上下级关系，也逐步被各种赤裸裸的利益理性所渗透。

社会经济竞争场上的弱者不仅逐渐失去来自社会的一般同情，即使是亲人、朋友和同乡之间也开始疏离，很多人甚至直接被隔绝在有意义的社会关系以外（例如由于经济原因不能结婚）。

就算是颇具竞争力的职场强人，也必须面对社会单位的原子化产生的各种生存压力面前，个体不得不时时处于高度紧张和焦虑状态这一事实。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毛泽东时代建立在单位和农村公社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新传统”社会形态的最终解体。

对很多人来说，如果他们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城堡”内必须承受“不自由”的痛苦，现在在“城堡”解体之后，他们必须承受市场体制下个体孤立的痛苦。

如果只是以上的转型造成的社会变迁，中国社会仍然会面临目前的许多问题，例如高自杀率、精神疾病多发、人际关系淡漠，以及普遍的社会压力，但也许还不会如今天这样面对社会暴力快速蔓延的局面，尤其是“社会化”的暴力。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中国重返丝绸之路应注意
什么
佚名
【期刊名称】《中国对外贸易》
【年(卷),期】2014(0)7
【摘要】中国要＂走出去＂。

很显然,在陆地丝绸之路方面,中国要处理好和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关系。

中国要＂走出去＂。

就丝绸之路来说,这不是一个＂应当怎样＂的规范性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就是中国要做什么？要回答＂做什么＂的问题,首先就要明了一些应该注意的大战略问题。

没有一个大战略概念,很难去实施有效的丝绸之路。

【总页数】1页(P46)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反腐制度设计要给人以合理期待——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J], 袁静
2.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提防被误读的城镇化带来中国式金融危机 [J], 姚冬琴
3.中国入世有利世界经济重构——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J], 王开前
4.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 [J], ;
5.“中国增强文化软实力的最好时机”——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J], 王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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