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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有宪法未必有宪政，作为西方泊来品的宪政文化是宪政得以实现的深层次原因。
文章在探讨西方宪政文化的主要内容及回顾百年中国立宪教训的基础上，对当代中国的宪政文化建设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关键词]：宪政宪政文化有宪法未必实现宪政，宪法仅是宪政的前提之一，是实现宪政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如今在学术界已成为基本通识。
从世界范围来看，当今不立宪的国家已几近于无，但实际上真正实行宪政的国家却仍然为数不多。
回顾中国立宪史，自晚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以来，中国立宪已逾百年，然迄今宪政始终却未能在中华大地上实现。
究其两者的原因，固有多端，然宪政文化之缺失乃为其深层次之原因。
这里所谓的宪政文化，指的是人类在追求和创建宪政这一政治形式的政治历史实践中，形成的有关宪政的意识形态。
具体而言，它包含了建立一系列的制度，培养人们对宪法发自内心的尊崇，以使宪法规范得以落实，保证宪法最高权威的实现。
[1]因此，结合中国百年立宪的历程，探讨宪政的文化基础，对当代中国的宪政建设不无裨益。
一、宪政文化是西方的泊来品宪政是西方文化传统所内生的一种现象，是西方社会、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
当代中国的宪政文化建设，必须追溯到西方文化的源头对西方文化作简要的巡礼，以探寻宪政文化的历史根源。
1、“性恶论”假说——制度建设的前提西方“性恶论”来源于基督教的“原罪说”，即人类远祖亚当、夏娃犯下的原罪，认为人身上有其不可消解的罪恶，在完美的神性与不完美的人性之间，永存幽暗。
[2]基于这种发自对人性中与生俱来的阴暗面和人类社会根深蒂固的黑暗势力的正视和警惕的幽暗意识，西方文化对人性持低调的态度。
“谁认为绝对权力能纯洁人们的气质和纠正人性的劣根性，只要读一下当代或其他任何时代的历史，就会相信适得其反。
” [3]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4]休谟认为，“政治作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那在设计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之外，别无其他目的。
浅谈中国近代宪政一摘要中国宪政思想是在西方列强侵略、民族危机的情况下,以救国强国为目标被引入中国而产生的,具有与西方不同的显著特色。
分析近代中国宪政思想的特征和宪政实践失败的原因或教训,有利于丰富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
二关键词中国近代宪政法治建设三正文一、近代中国宪政思想的评析(一)近代中国宪政思想的特点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传统的自然经济基础遭到破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以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在总结鸦片战争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吹响了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号角。
早期改良派在向西方学习、寻找拯救中国良方的过程中,接触到西方的民主宪政思想,在近代中国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初步的民权和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的宪政主张。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广泛传播西学,掀起了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运动,提出了比较完整系统的兴民权、争民主,建立以设议院定宪法为核心、以三权分立为原则的君主立宪制度的宪政思想。
戊戌变法失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颁布了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提出了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宪政思想。
上述近代中国宪政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充分体现了近代中国宪政思想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救亡图存的时代性、主权在民的民主性和建立以民权为价值取向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性的特点。
(二)近代中国宪政实践失败的原因或教训1.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还不具备实行宪政的政治动力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一元结构的社会,长期处于一种结构上的超稳定状态,除了君主之外,其他所有的社会集团都不能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主体。
浅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浅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1 伴随着战争的洗礼，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化，华夏大地上开始出现了最初的国家和法，这个过程在时间上是相当缓慢而在程度上又是相当激烈的，国家和法可谓是血与火的产物。
②以战争为手段而形成的国家，以压迫为方式的进行的统治，中国古代法以刑为中心的形态开始确立起来，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各种法律的出现都是围绕着惩罚而定。
总体上可以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几个主要阶段：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早起启蒙阶段；2.成文法及“法治”阶段的传统法律文化发展阶段；3.法律儒家化的传统法律文化成熟阶段；4.法典与案例结合的传统法律文化完备阶段；5.近现代法制出现的传统法律转型阶段。
以上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
1.启蒙阶段夏商周上古三代在中国历史上统称为青铜时代，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萌芽时期。
青铜的出现和使用，引起了社会关系的变化，标志着史前的结束，原始社会的终结和奴隶社会的到来。
而以征战为主要手段而融合成的国家揭示了中国古代国家与法的直接成因。
由于社会共同体规模的扩大，财富和阶层分化的加速，导致了原来管理部族或氏族内部的原始习惯也就是“礼”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的需要，为了确保“礼”的权威必须要与战时所形成的刑罚想结合成了“引刑入礼”。
礼在当时起的作用是约束作用，也是一种规范准则，其强制性远远低于当时的刑，如果说当时的礼是法律性的话那是因为它得到了刑的支持而获得的。
③那么所谓的“出于礼而入于刑”的思想已经确立出来。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开始萌芽。
2.发展阶段春秋、战国和秦朝是我国由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的重大历史时期，同样也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重要的发展时期，成文法、法典的编篡以及秦统一国家后所实施的“法治”方针为后世的法律体系建立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萌芽阶段进入了发展阶段打下了铺垫。
3.成熟阶段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高度发展时期，自汉朝开始，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入法律，到《唐律疏议》的指定颁布实现了礼教与法治的彻底融合，中国古代法治趋于成熟，中华法系就此形成。
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1期(总第103期)J oum al of t he Par t y Sch ool of C PC Z he ngzhou M uni ci pal C om m i t t ee N o．1，2010(Sum，103)法律研究浅论中国传统法律观念——以宪政为视角付国利(郑州大学法学院，河南郑州450001)摘要：构建宪政是国人百年来梦寐以求的政治图景，而近代宪政之路却充满艰辛坎坷，种种宪政尝试均以失败告终。
究其原因，除欠缺宪政建设需要的经济、政治条件外，一味把西方近代意义的宪政全盘吸收而忽略本土传统法律观念对宪政的影响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构建宪政应立足于中国传统法律观念，以宪政为视角，从中国传统法律观念对宪政的影响出发，对近代中国宪政建设失败的原因进行分析。
关键词：法律观念；宪政；儒家思想；宗法伦理中图分类号：D92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701(2010)01—0071—03一、中国传统法律观念的内涵法律观念是人们对一定社会的法律现象、法律制度及法律运行的理性认识，是特定社会意识形态的霞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法律观念是指经过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演变形成的、对现代法治仍有较大影响的法律观念。
中国传统法律观念的发展方向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先秦时期的法律观念。
秦汉以来，中国传统法律观念经历了三次深化：西汉董仲舒的儒家化、从晋律到唐律的法典化、南宋朱熹的理学化，其问虽曾受到佛教、道教文化的冲击，但其主体仍是“礼”观念和“刑”观念。
“礼”观念、“刑”观念之下掩盖的实质则是权力。
中国传统的法律观念实质J二是以儒家思想为文化构成，以人本主义为哲学基础，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生活方式、以宗法家族为社会组织结构、以权力为核心的政治模式和以农耕宗法性意识形态为社会成冈的一种法律文化，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以家族为基础，伦理贯穿始终。
中国古代是沿着家而国的途径进入阶级社会的，因此宗法血缘关系对于社会的许多方而都有强烈的影响，尤其是宗法与政治的高度结合，造成了家国一体、亲贵合一的特有体制。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代法治融合探析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其传统法律文化也具有独特的魅力。
在当代社会，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化，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代法治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
如何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代法治相融合，成为了当前中国法律界和学术界探讨的热点话题。
本文将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当代法治的内涵出发，分析二者之间的融合关系，并提出对于推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代法治融合的一些建议。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涵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在古代，儒家思想主张“礼治”，即通过礼仪、道德规范来维护社会秩序。
儒家学说中的“仁者爱人，仁政爱物”，倡导仁政理念，提倡以仁爱之心治理国家、平抚百姓。
这一理念在中国古代法律实践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反映在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等各种社会关系中。
传统中国法律体系也体现了以德治国的思想，注重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强调仁恕、宽严相济的刑名观念，以及社会道德和法律的双重规范。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还体现在各种法律文献和法律制度中。
春秋时期《春秋》、《礼记》等文献对中国古代的礼法匡正和社会秩序维护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中所强调的“治国有体，安邦有本”，更是对中国传统法治理念的深刻阐述。
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也具有其独特的特点，例如“文法并用”、宽严相济的法律精神等。
二、当代法治的内涵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化，当代法治理念不断成熟和完善。
当代法治理念主张以法律为基础、以法治为手段来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公民权益。
在当代社会中，法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更是一种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一种社会文化的体现。
当代法治的内涵主要包括法治理念、宪政原则、法律体系、司法体系、行政管理体系等。
在法治理念方面，主张依法治国、公平正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宪政原则方面，主张宪法至上、依法执政、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在法律体系方面，主张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健全的法律制度。
浅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能否兼容宪政[摘要]关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能否兼容宪政的问题，文章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进行解读。
首先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理解，其次是对宪政的理解，再次阐述两种不同的观点，最后浅谈笔者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宪政问题的理解和观点。
[关键词]传统法律文化；宪政；兼容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概述中国传统的法律观念在本质上是以儒家思想为文化构成，以人本主义为哲学基础，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生活方式、以宗法家族为社会组织结构、以权力为核心的政治模式和以农耕宗法性意识形态为社会成因的一种法律文化。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容和特征中国法律文化的主要内容一是以家族为基础，伦理贯穿始终，二是皇权至上，法律服从权力，三是奖励“息讼”、“止讼”，追求以德治国，四是以义务为本位，不同的阶级享有不同的权利。
其特征有一方面认为法律实施的最佳途径是“人治”，孔子认为治国中“人”的作用远远大于法律，并不是依靠严密的法律或者制度去消除法律和建立“礼治”国家，而应依靠的是“善人为邦”。
治国的首先应是加强统治者的自律，其次才是建设完备的制度。
另一方面认为利用法律的目的是消除法律，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影响巨大，其中孔子学说的影响最为巨大。
孔子追求的理想境界是“无讼”，“残忍去杀”，即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与冲突通过各自的忍让解决，以礼教和德政感化百姓，消除暴力的统治方式。
（二）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理解从上述内容了解到在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社会政治结构辅佐以儒教为主的文化体系，孕育了“皇权至上”、“君贵民贱”、“重权轻法”、“重情轻理”、“重义轻利”等一系列人治思想。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人们树立了较为系统的法律观念。
但由于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有些人仍存在法即是刑的观念、尊卑有别的等级观念、理法观念、情大于法和权大于法的观念，这些都至今仍然不同程度地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的选择。
二、宪政的内容与精神所谓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其核心内容是掌握了政权的统治阶级，用宪法这种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已经争得的民主事实确定下来，以便巩固和发展这种民主事实。
宪政因果与何去何从——— 宪政眼中我国的传统与现实内容提要：宪政既不是一个偶然，也非仅通过完善制度就可成立，而是须借助由精神和物质因素所形成的意志力及其支配下的行动力量。
在认识宪政因果及确立宪政价值可欲追求的前提下，省思我们自身的传统，清理封建政治理论和文化，重新认识作为规范的共产主义理论的现代性特质及其在我国的实践形态之利弊得失，在此基础上开始我国的宪政之旅。
关键词：宪政原动力封建传统共产主义理论现代性引言一种观点认为，宪政在西方是一个偶然。
另一种观点则多见于人们在总结宪政的要素之时，将分权制衡、两院制、司法独立、政党政治视为宪政的推动力量。
前者太过武断，后者似是而非；前者是宪政的悲观主义，后者是宪政的乐观情绪。
就第一种观点而言，说宪政是一个偶然既无视几个世纪以来几代人基于信仰、理性、价值共识及利益驱动下的艰辛努力和行动过程，也在认识上导致宪政中国化的不可能。
因为，将宪政视为一个偶然等于承认宪政只能内生而无法移植，也等于承认这一现象难以在西方以外的国家重现，从而完全否定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通过积极培育宪政生成的条件来实现宪政的可能性。
第二种观点则错置了宪政的因果关系，认为只要在中国实行分权制衡、两院制、司法独立、多党政治等制度，宪政就能即刻到来。
这一认识没有看到宪政的确立是在宪政之外，是综合精神、物质及意志力促成的行动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今日宪政制度的种种是果而非因。
这是两种相互联系的认识，其实质都涉及何为宪政的原动力问题，而它们又都在一定程度上妨碍我们认识宪政的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以及在确立宪政可欲性价值的前提下能否在我国通过培育宪政生成的条件来实现宪政。
在此，我想探求和询问的是，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了宪政？如何说宪政不是一个偶然，而是人们苦苦寻觅的结果？怎样认识宪政动力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我们的传统与当下正在经历的一切？是否指望在一夕之间，通过制度建设实现百年国人的宪政之梦？一、他人的经验：宪政在何种环境下成长历史地看，立宪民主的确立是一个国家权力重心转移的过程，是国家权力由行政权中心向立法权中心转移，也是将权力由君主手中转移至民选的代议机构手中的过程。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治精神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法治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尊重法律权威：传统文化强调法律的至高无上和公正无私，认为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的基石。
人们应尊重法律的权威，遵守法律的规定，服从法律的约束。
2.依法行事：传统文化强调依法行事，即个人、组织和政府都应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行事。
在处理纠纷和问题时，应依据法律进行判断和裁决，而不是依赖于个人意志或情感。
3.公平正义：法治精神的本质是实现公平正义。
传统文化中强调的“以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原则，都是为了确保公平正义的实现。
在法律面前，无论身份地位如何，都应受到公正的对待。
4.制约权力：法治精神的核心是制约权力。
传统文化中强调君权神授的同时，也强调对君权的制约，如“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等思想。
这体现了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的精神。
5.社会秩序的维护：法治精神的目标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定。
在传统文化中，人们相信法律能够保障社会的正常运转，减少冲突和纷争。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治精神强调尊重法律、依法行事、公平正义、制约权力和社会秩序的维护。
这些思想观念对于现代法治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2009年8月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Aug.2009第4期（总第107期）Journal of Henan Public Security Academy No.4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宪政郭武轲（郑州大学法学院，河南郑州450000）摘要：宪政的理论和实践为何最初源于西方而不是中国？从宪政的民主、法治、人权等要素出发，与中国古代的民本、人治、家族本位两相对比，探寻中国古代无法生发宪政观念的缘由，并由此论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
关键词：中国传统法律；宪政；法治中图分类号：D9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433（2009）03-0105-03何谓宪政？宪政的理论和实践为何源于西方而不是中国？学界对其概念的论述纷纷扰扰，最广为人知的说法是“宪政是以宪法为依据，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础，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
宪法、民主政治、法治、人权为其四个必不可少的要素，而这恰巧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所不具备的特质。
本文将从宪政的要素入手，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民本、人治、家族本位等元素相比较，探讨中国古代没有产生宪政的原因。
由于这里所涉及的范围仅限于从我国国家的产生至清末中华法系解体之间，而此期间中国并无宪法文本，故宪政的第一个要素不予论述。
一、民主与民本民主政治是宪政的核心。
民主滥觞于古希腊的某些城邦，经历了2000余年的间隔后，在欧洲和北美大陆重新焕发了生机。
民主包括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自由民主等几种不同形式。
虽然很难用一个确切的概念为民主定义，但“民有、民治、民享”应为民主的重要内容。
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民主至少表现为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如美国在其民主制刚产生时“也像在由人民治理的一切国家一样，多数由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的”，“人民直接指定他们的代表，而且一般每年改选一次，以使代表们完全受制于人民。
由此可见，真正的指导力量是人民；尽管政府的形式是代议制的，但人民的意见、偏好、利益，甚至激情对社会的经常影响，都不会遇到顽强的障碍”[1]。
中国古代也产生过和民主思想外观相似的民本思想，但是由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局限性，民本思想并未朝纵深方向发展，反而成为巩固专制统治的帮凶。
民本思想最早见诸于先秦。
周公在解释小宗周为何能够取代大邑商的统治时指出，天命和民众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天的意志往往通过民众表现出来，“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为了使天命不轻而易举地转移，就必须做到“顺天”、“敬德”、“保民”，因此民心向背不可忽视。
春秋战国时期，世卿世禄制瓦解，一些出身贫贱的贤人，如百里奚、苏秦、张仪等跻身君主“智囊团”。
这些“布衣卿相”的出现，使得人民在政治上获得相对平等的参与机会，促进了民本思想的勃发。
孟子是最为激进的民本主义者，通观《孟子》全书，其核心是为了实行仁政，而实行仁政的具体措施都和“民”有关。
梁启超将孟子的政治思想总结为“孟子言政治，殆不出国民生计、国民教育两者之范围。
直言之，则舍民事外无国事”[2]。
这一概括可谓精准。
秦统一全国后，为了对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的收稿日期：2009-03-09作者简介：郭武轲（1984—），女，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法学院2007级法制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105广大人民进行有效统治，秦始皇开始采取严苛的专制统治措施。
此时外无诸侯分治，内无贵族分权，除了君主自身及物质条件的限制外，君主无疑得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正如李斯在写给秦二世的督责书中所言“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
然而物极必反，秦朝行极端专制，导致了二世而亡。
汉以后的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设法对专制政体在不改变其性质的基础上进行粉饰或者限制。
高明的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将温文尔雅的儒家思想作为遮盖其专制统治本来面目的面具，汲黯直斥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可谓一语中的。
此后各代纵然出现了如唐太宗等能够正视君民“水舟关系”的明君，但其爱民的根本目的仍然是为了巩固专制统治，在专制的君主政体无法打破的情况下，兴民权只能成为一种奢谈。
二、法治与人治法治是宪政的基础。
法治与人治是两个相对的概念，最早提出法治和人治概念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他明确指出，人治是“一个人来统治”；而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3]。
启蒙思想家们发展了这一思想，孟德斯鸠将国家政体分为共和、君主和专制三种，认为：“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个人执政，不过遵照固定和确立了的法律；专制政体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
”[4]他讴歌的共和政体实行三权分立的原则。
三权分立是他认为的法治基础，因此在其学说中，实行法治的共和政体同实行人治的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是水火不容的。
由此可见，欲行法治，必先和君主、专制割裂，古代中国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秦以后，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口悬天宪，其诏、命一出即为法律，皇帝之外的一切臣民必须绝对服从，他们对臣民享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被统治的臣民唯有如履薄冰才能苟延残喘。
尽管秦以后从宗教、法律与制度方面对皇权有所限制，但就大势来看，收效甚微。
萧公权阐述了其中的原委：首先，从宗教方面而言，董仲舒认为君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是种极其危险的政体，所以提出以天的权威来限制君主的意志，天通过祥瑞或者灾异对君主的统治进行评价。
而这一学说真正实施起来却被打了折扣，董仲舒是天人相与学说的肇造者，却因言灾异下狱，几乎论死。
更有甚者，汉元帝汉成帝之后，天变的责任逐渐推移到三公身上，而和君主无涉。
君主专制政体到了汉朝已经根深蒂固，不是“天威”的宗教学说所能约束和动摇了的。
其次，从法律方面而言，对君主的限制主要来自国家的成法和祖宗的家法，而史家所载的君臣守法之事有限，不守法的例子却罄竹难书。
秦汉后，君主在立嗣、用人、行政、施刑等事务上，除非遇上有力的阻遏，每每倾向于任意而行，不顾法规。
最后，从制度方面而言，有些机构在制度设计上对限制王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汉代丞相和三公的权力在一个时期内即是如此，然而这些制度上的限制常常归于无效。
汉代相权有时几乎可以与君权抗衡，但却难以抵挡皇帝的决心，王嘉反对加封董贤，而哀帝最终却封董为大司马大将军，位居三公之上[5]。
因此，古代中国的治国之术是典型的人治，与法治所追求的境界有天壤之别。
此外，还有必要讨论另一个话题，即法家所倡导的究竟是不是法治。
以传统的观点看来，先秦儒法两家的对立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在于儒家倡导人治而法家倡导法治。
根据俞荣根考证，最早指出这种对立的是梁启超。
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将道家学说、儒家学说、墨家学说、法家学说分别用“无治主义”、“人治主义”、“新天治主义”、“法治主义”加以概括。
此后“人治与法治对立论”几乎成为研究先秦儒家和法家思想的一条原则[6]。
可是，法治必须与民主相联系，必须以根本法为国家权力的最高依据，而这一根本法所要确认的主要原则是“主权在民”，一切公民享有同样的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家虽然倡导“刑无等级”、“法不阿贵，绳不挠曲”，但实施这一主张的主体是专制君主，其将赏罚之权完全垄断于一手，“刑无等级”根本与其无涉，如果君主认为自己有失政之处，最多降下一个“罪己诏”，根本不可能遭受法律的严惩。
“刑无等级”的真正目的在于君主以重刑严惩威胁自己统治地位的大臣，保持和巩固已经得到的独尊地位。
显而易见，法家学说同近代意义上的法治毫无共通之处，其“法治”学说究其本质仍然是赤裸裸的人治。
三、个人本位与家族本位宪政以保障人权为目的。
个人本位是人权的别称，是指“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自然人个体及群体依其自然属性和社会本质，逐渐增多106的实际享有、法定享有和应当享有的作为人的权利”[7]。
现代的人权主要包括生存权、发展权、公民权、民族自决权、环境权、自然资源权等诸多权利。
在中国古代，法律漠视个人权利，家族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为了家族的稳定不惜牺牲家族成员的利益。
唐律中规定了若干子孙违反教令、别籍异财等“犯罪行为”所招致的处罚。
即使到了20世纪20年代，进步文人仍将言“权利”视为耻辱。
如梁启超在论述孟子的法律思想时说：“权利观念，可谓为欧美政治思想之唯一的元素。
彼都所谓人权，所谓爱国，所谓阶级斗争等种种活动，无一不导源于此。
乃至社会组织中最简单最亲密者如父子夫妇相互关系，皆以此观念行之。
此种观念，入到吾侪中国人脑中，真是无从理解。
”[8]由此可见家族本位观念在中国之根深蒂固。
为什么家族观念在中国社会有如此之大的影响？究其原因，一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二是自然经济的影响；三是宗法制度的影响。
特别是产生于儒家思想和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宗法制度对中国社会影响甚大。
宗法制的核心为嫡长子继承制，目的在于依靠自然形成的血缘亲疏关系来划定各氏族成员的地位。
在宗法制的影响之下，通常由一个氏族的成员聚居形成一个村落，成员之间具有血缘关系。
宗法制下的氏族具有高度的自治性，“每一个氏族在村落里都有其祖宗的祠堂。
除了祭祀的设备外，通常还有一块书写着氏族所公认的‘道德规条’的木板，因为氏族尤其无可置疑的权力为其成员立法———此一权力不止具有超越法律（praeter legem）的效力，并且在某种情况下，甚至是在宗教惯习的问题上，还具有抗拒法律(contra legem)的效力”[9]。
作为社会最基本单位的家族，它的稳定攸关整个社会的稳定，因此统治阶级常常以道德教化乃至法律强制的手段来维持此种血缘关系的稳定。
宗法制度的存在为家族本位奠定了制度基础。
在家族本位观念的引导下，中国传统法律呈现出轻诉讼、重调解的特征。
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限制使乡土社会中人们的生活世界比较狭小，人们之间的关系不仅密切而且多维度，是紧密的熟人社会。
宗族成员之间若发生纠纷，调解便成为首选的解纷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调解仅限于户婚、田土、钱债方面的争讼，发生严重破坏宗族稳定如子女谋杀父母的恶性案件，调解就爱莫能助了。
即便如此，调解对维护宗族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许多交恶的亲属经过调解都能够冰释前嫌。
这种传统自古至中华法系的解体，一直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维护家族本位的巨大力量，使个人本位没有存身之地，自然也就没有宪政产生和生存的空间了。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没有产生宪政是由于中国古代传统法律的特征所决定的。
中国古代传统法律君主专制、人治、家族本位、伦理法、贱讼厌讼等特点决定了在古代中国是无法产生以宪法为依据，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础，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
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虽然仍要汲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但也要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争取早日完成“宪政中国”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