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定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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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滥用职权罪中“非物质损失”司法认定的思考[摘要]滥用职权犯罪给社会带来很大的危害,预防和打击滥用职权犯罪意义重大。
“重大损失”是认定滥用职权罪的必要构成条件之一,在2006年7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以下简称《立案标准》)中对重大损失进行了列举式规定,但主要针对物质损失,对于非物质损失的规定较为抽象,如何理解和把握立案标准中的“非物质损失”成为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难题。
文章结合一起滥用职权犯罪案件,对现阶段“非物质损失”的司法认定进行思考,以期完善立案标准的相关内容,使之更加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
[关键词]滥用职权罪;立案标准;非物质损失一、滥用职权罪立案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的困境《刑法》第397条关于滥用职权罪的规定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或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可见,滥用职权罪在客观上表现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违反规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一般认为,滥用职权罪应以结果作为罪过认定的标准。
因此,行为是否造成“重大损失”是区分滥用职权罪与非罪的重要标准,如何认定刑法意义上的“重大损失”也成为查办滥用职权犯罪案件的关键所在。
《立案标准》对滥用职权犯罪“重大损失”标准作出的规定,可以概括为两种类型:一是物质损失(包括人员伤亡和直接、间接经济损失);二是非物质损失(主要是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对于物质损失在《立案标准》中有着较为详尽的列举式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易于把握,但对于非物质损失则规定的较为抽象,如对何谓“严重损害国家声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等,并没有明确的尺度来衡量。
非物质性危害后果的标准模糊,导致一些滥用职权犯罪案件在查办过程中因非物质危害后果难以确定,较难进行法律适用。
失职渎职立案标准失职渎职是指公职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因故意或者严重过失导致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对于失职渎职行为,我国法律对其立案标准进行了明确规定,以保障国家和公众利益的正当权益。
下面将就失职渎职立案标准进行详细介绍。
首先,失职渎职行为必须达到一定的主观和客观条件才能构成犯罪。
主观条件包括公职人员的过错故意,即公职人员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导致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但仍然故意或者严重过失地作出这种行为。
客观条件包括实际上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确实遭受了重大损失,这需要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
其次,失职渎职行为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定情节才能构成犯罪。
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失职渎职犯罪必须达到以下情节之一,一是因公职人员违反法律、法规,致使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二是因公职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三是因公职人员徇私舞弊,致使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再次,失职渎职行为必须对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造成了重大损失才能构成犯罪。
所谓重大损失,是指损失的程度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且必须对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造成实质性的危害。
对于轻微的过失行为,即使导致了一定损失,也不构成失职渎职犯罪。
最后,失职渎职行为必须符合立案追诉的法定条件才能构成犯罪。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失职渎职犯罪,必须符合以下条件才能立案追诉,一是必须有明确的被害人,即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二是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公职人员的过错故意和造成的重大损失;三是必须有合法的诉讼请求和诉讼条件。
综上所述,失职渎职立案标准是一个严格的法律规定,需要在主观和客观条件、法定情节、损失程度和立案追诉条件等方面都符合相关规定才能构成犯罪。
对于失职渎职行为,司法机关将依法依规进行严格审查和处理,以维护国家和公众的正当权益。
滥用职权立案标准滥用职权是指公职人员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滥用职权不仅损害了社会公平正义,也严重破坏了国家法制和行政效率。
因此,对于滥用职权行为的打击和制裁显得尤为重要。
而立案标准作为对滥用职权行为进行认定和处理的依据,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
首先,滥用职权立案标准要明确滥用职权的行为界定。
滥用职权的行为应当具备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公职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明知自己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却仍然坚持执行;二是公职人员以公权力为工具,谋取私利,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三是公职人员在行使职权时,违背职责要求,滥用职权,造成不良后果。
只有具备了这些特征,才能认定为滥用职权的行为。
其次,滥用职权立案标准要注重行为的实质而非形式。
在认定滥用职权行为时,不能仅仅以行为的表面形式来认定,而应当深入分析行为的实质。
即使在形式上看起来合乎规定,但如果其实质是为了谋取私利,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也应当认定为滥用职权的行为。
因此,在立案标准中应当充分考虑行为的实质,避免仅仅以形式来认定滥用职权。
再次,滥用职权立案标准要注重证据的确凿性。
在立案时,应当充分考虑证据的确凿性,避免凭空指控或根据不充分的证据就立案处理。
只有当证据确凿,能够证明公职人员的行为确实存在滥用职权的情形,才能够依法立案处理。
因此,在立案标准中应当明确要求证据的确凿性,避免因证据不足而导致的滥用职权行为未能得到应有的处理。
最后,滥用职权立案标准要注重程序的合法性。
在立案处理滥用职权行为时,应当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不能因为滥用职权的行为涉及公职人员,就漠视程序,随意处理。
只有在程序合法的情况下,才能对滥用职权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和制裁。
总之,滥用职权立案标准应当明确行为的界定,注重行为的实质,重视证据的确凿性,保障程序的合法性。
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打击和制裁滥用职权行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国家法制和行政效率的正常运行。
第三十三章渎职罪33.1复习笔记一、渎职罪概述1.渎职罪的概念渎职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或者行使职权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或者徇私舞弊,妨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2.渎职罪的构成(1)犯罪主体本类犯罪的主体,除《刑法》第三百九十八条所规定的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和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可以由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之一所规定的枉法仲裁罪由依法承担仲裁职责的人员构成外,均被限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关于本类犯罪主体的司法解释,大致上可分为三类:①对具有行政职能或管理职权的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依法从事公务时,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论的解释;②将经合法授权或受国家机关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解释;③关于在非国家机关内部设立的具有国家机关性质的机构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如何定性的解释。
上述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司法实践中本类犯罪主体认定困难的问题,保证了运用刑法打击渎职犯罪的法律适用效果。
但这些解释都是针对具体案件中的适用法律问题所作出的,因而不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
(2)犯罪主观方面本类犯罪的主观方面大多为故意。
在《刑法》第九章规定的36个罪名中,有26种犯罪只能由故意构成,有10种犯罪只能由过失构成。
(3)犯罪客观方面本类犯罪的客观方面通常包括两个不可或缺的部分:①渎职行为,即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②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是本类犯罪客观方面行为最基本的表现形式。
(4)犯罪客体本类犯罪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即国家机关依法行使国家管理职权、履行国家职能的活动。
对国家机关正常管理活动的危害是本类犯罪的本质特点,也是本类犯罪区别于其他类别犯罪的主要标志。
3.渎职罪的种类根据《刑法》分则第九章的规定,依据犯罪主体的不同具体身份,本章中的36种犯罪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一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罪这是指所有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可以实施的渎职罪。
遇到刑事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滥用职权罪的立案标准是什么滥用职权罪的立案标准是什么?标准包括: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5人以上的;导致10人以上严重中毒的;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1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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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用职权罪的立案标准按照我国刑法第397条的规定,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违法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实施的《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行为人滥用职权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5人以上的;2、导致10人以上严重中毒的;3、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1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4、造成公共财产或者法人、其他组织财产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2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的;5、虽未达到3、4两项数额标准,但3、4两项合计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以上,或者合计直接经济损失不满20万元,但合计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的;6、造成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业、停产6个月以上,或者破产的;7、弄虚作假,不报、缓报、谎报或者授意、指使、强令他人不报、缓报、谎报情况,导致重特大事故危害结果继续、扩大,或者致使抢救、调查、处理工作延误的;8、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9、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滥用职权罪量刑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四、玩忽职守罪中的“重大损失”的理解我国刑法规定,玩忽职守犯罪是以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为构成要件的。
关于重大损失,在1999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中有明确的标准。
从立案标准来看,玩忽职守罪以损失后果或危害程度大小来确定罪与非罪,而且有物质性损害后果和非物质性损害后果之分。
其中,物质性损害后果又可分为人身伤亡类和财产损失类后果。
非物质性损害后果又可称为政治影响类后果,《规定》中将其表述为: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这二类严重后果不要求同时具备,只要具备其中一种,即可成立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罪。
1、笔者试就如何认定“公共财产的重大损失” 问题谈些自己的看法。
“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是玩忽职守罪客观方面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
所谓公共财产,根据我国刑法第91条的规定,是指下列财产:国有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财产;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专项基金的财产;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财产。
所谓公共财产的重大损失,根据1999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是指以下三种情形:一是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的;二是直接经济损失不满3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万元的;三是徇私舞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万元以上的。
由此可见,公共财产的重大损失包括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
(1)对于直接经济损失,有人认为这是个简单明了的问题,无须多加研究,但实际中关于如何认定损失问题往往是很复杂的,争论也较多。
有人认为只要导致公共财产所有人失去了对公共财产的控制即可认定为损失;有人认为经公共财产所有人多方努力,凭自身力量已无法挽回公共财产的损失时即可认定为损失;还有人认为必须在公共财产所有人自身付出努力无法挽回损失时,再凭外部力量采取有效措施仍无法挽回损失,这样才能认定为公共财产的损失。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滥用职权罪的理解和适用——监察委管辖88个罪名之一为准确把握监察委管辖的88个罪名,现结合有关办案实践,将88个罪名认定过程中的疑难点归纳总结如下。
其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168条规定的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滥用职权罪。
【条文原文】《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两款罪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一、本罪是选择性罪名,依据情形可能构成六个罪名。
即可以构成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国有企业人员失职罪、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国有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国有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
在选择罪名适用过程中要依照主体身份和客观行为不同,选择其中之一或多个罪名。
需要注意的是,有同志曾问事业单位前还需要加“国有”吗?依据该条第二款明确的“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的”可以看出,且不论事业单位本身就是国有的,也应当在事业单位前加上国有二字,属法律规定自无争辩。
二、国有公司、企业人员的内涵界定。
《刑法》第168条规定的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滥用职权罪与《刑法》第397条规定的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最为重要的区别就是行为主体的不同,其他客观行为的认定几与后者无所差别。
那么到底如何准备把握该罪的行为主体呢?(一)“国有公司、企业人员”中不限于完全由国家出资的或者全部资产归国有的公司、企业中的人员,还应包括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中“以国有公司、企业人员论”的情形,其实质属《刑法》第93条“准国家工作人员”内涵范畴(除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外)。
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司法解释是什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司法解释是什么?刑法的基本规定第三百九十七条【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节录) (1998年5月8日公通字[1998]31号)九、公安、工商行政管理人员或者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致使赃车入户、过户、验证的,给予行政处分;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处罚。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镇财政所所长是否适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批复》(2000年5月4日高检发研字[2000]9号)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你院沪检发(2000)30号文收悉。
经研究,批复如下:对于属行政执法事业单位的镇财政所中按国家机关在编干部管理的工作人员,在履行政府行政公务活动中,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构成犯罪的,应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论。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合同制民警能否成为玩忽职守罪主体问题的批复》(2000年10月9日高检发研字[2000]20号)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根据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合同制民警在依法执行公务期间,属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论。
渎职犯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妨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根据刑法第九章渎职罪的规定和1999年9月16日施行的《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立案标准”),渎职犯罪的危害结果是以造成重大损失后果或危害程度来确定的。
概括起来说,渎职犯罪的危害结果可分为物质性危害后果和非物质性危害后果两类。
■渎职犯罪物质性危害后果的认定渎职犯罪物质性危害后果,是指能够经过渎职行为的物理作用,引起对象的有形变化的结果,具有单纯性、直观性、可计量性的特点,如人体的伤害、死亡,财产的损失等等。
“立案标准”将渎职犯罪物质性危害后果,采取逐项列举的方式,尽可能地予以明确化、具体化,较容易掌握和操作,但实践中对其正确认定,仍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渎职犯罪行为造成公共财产重大损失的认定。
根据刑法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渎职犯罪是以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为构成要件的。
其中,公共财产的重大损失,通常是指渎职行为已经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
司法实践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虽然公共财产作为债权存在,但已无法实现债权的,应认定为行为人的渎职行为造成了经济损失:(1)债务人已经法定程序被宣告破产的;或者债务人虽未宣告破产,注销工商、税务登记,但名存实亡,无财产可供执行,债权人无法实现债权。
(2)债务人潜逃去向不明,侦查终结前未查获有资产可供偿还的;或者债务人死亡,无资产可供继承。
(3)因行为人责任,致使超过诉讼时效。
(4)人民法院就民事调解书、民事判决、裁定、仲裁机构的裁决作出中止执行裁定,经过二年无法恢复执行,或者作出终结执行裁定。
(5)有证据证明债权无法实现的其他情况。
2.渎职犯罪行为造成经济损失的起算时间及挽回问题认定。
目前有关法律法规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渎职犯罪行为造成经济损失的起算时间,并未明确界定,笔者认为,从有利于办案的操作出发,宜对此起算时间作明确界定,即渎职犯罪行为造成经济损失的时间应从检察机关立案侦查之时起算。
滥用职权罪中“重大损失”的判断作者:佘军来源:《中国检察官·经典案例版》2012年第06期据《刑法》第397条的规定,滥用职权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一般认为,滥用职权是结果犯,而危害结果是说明犯罪客观方面的事实情况,是犯罪客观方面的选择要件。
“重大损失”是滥用职权罪的客观要件之一,也是区分滥用职权罪与非罪的重要标准,而如何认定刑法意义上的重大损失也成为办理渎职犯罪的关键问题所在。
[案例一] 某监狱管教民警邓某,利用职务之便,在2005 -2009年期间,使用9张银行卡多次违法帮助服刑犯人传递违禁品(现金)进监,累计涉案金额达648000余元,违禁进监的现金绝大部分被犯人用于赌博、买码(香港六合彩)等违禁活动,邓某直接或变相收受相关犯人好处费11000余元。
本案中邓某身为监狱管教民警,其主体身份适格,客观上违法执行了公务,违反了司法部“司法通(2006)47号”以及邓某所在监狱关于打击违禁品进监的相关规定,在对该案中邓某的行为进行认定时,其存在滥用职权行为没有争议,但在是否造成损失上存在争议:第一种意见认为邓某造成了重大损失,理由是所谓损失就是损毁丧失,没有办法补偿,重大损失就是一个量的积累,以高检院立案标准为限达到即为重大,反之则不成立。
邓某累计违法为罪犯传递现金达600余次,服务对象多达58人,携带现金648000余元,可以说是多人、多次、数额巨大,而且案发时这648000余元已挥霍一空,对罪犯本人和其家庭来讲都是重大损失;第二种意见是认为没有造成损失,理由是本案中58名罪犯证明钱确系邓某带进监,并且钱也确实给犯人了,钱也确实是犯人本人用了,自己享受了所以不能认定为损失了;第三种意见是认为部分造成损失,理由是本案中58名罪犯的648000元中用于赌博,买码(六合彩)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数额应认定为“损失”,数额达到十万即为重大损失,其他用于生活等正当用途的不宜认定为“损失”。
滥用职权罪量刑标准滥用职权罪是指公职人员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或者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对于滥用职权罪的量刑标准,我国《刑法》第385条规定,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那么,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如何确定滥用职权罪的量刑标准呢?首先,应当综合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
滥用职权罪的行为往往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严重的损失,不仅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会破坏社会的公平正义,影响社会秩序。
因此,在确定量刑标准时,应当综合考虑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滥用职权罪,应当给予更加严厉的处罚。
其次,需要考虑犯罪行为的主观恶性和客观结果。
滥用职权罪的犯罪主体往往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行为不仅违反了法律规定,还背离了公职人员应有的职责和行为准则。
因此,在确定量刑标准时,需要充分考虑犯罪行为的主观恶性,以及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客观结果,对于那些明知故犯,且造成严重后果的滥用职权罪,应当给予更加严厉的处罚。
此外,还需要考虑犯罪行为的情节和后果。
滥用职权罪的犯罪情节复杂多样,有的是为他人谋取利益,有的是非法收受财物,有的是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在确定量刑标准时,需要充分考虑犯罪行为的具体情节和后果,对于情节严重、后果严重的滥用职权罪,应当给予更加严厉的处罚。
最后,还需要考虑犯罪行为的自首情节和悔罪表现。
对于滥用职权罪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如果能够自首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或者在犯罪后能够认罪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应当在量刑时予以适当的减轻处罚。
综上所述,确定滥用职权罪的量刑标准需要综合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犯罪行为的主观恶性和客观结果、犯罪行为的情节和后果,以及犯罪行为的自首情节和悔罪表现。
只有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基础上,才能够更加科学、合理地确定滥用职权罪的量刑标准,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如何理解关于盲目建设,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行为及其适用的处分种类和幅度的规定【条文】第一百一十七条盲目举债、铺摊子、上项目,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致使国家、集体或者群众财产和利益遭受较大损失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释义】当前,一些地方热衷于打造领导“可视范围”内的项目工程,而不考虑客观实际,“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做工作自觉从人民利益出发,决不能为了树立个人形象,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树立正确政绩观”是党章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提出的具体要求。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对一切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的行为,要严肃问责追责,依纪依法处理。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要求,“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不得借乡村振兴之名违法违规变相举债。
”需要注意的是,搞“形象工程”不等于塑造良好形象,优美的形象犹如一张名片,能够提升城乡环境,吸引投资,产生良好的经济、社会、人文等效益,但是“形象工程”往往不顾群众需要和当地实际,超越当地发展阶段,严重浪费资源,老百姓普遍不认可。
搞“政绩工程”不等于追求政绩,“政绩”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实际成效,而搞“政绩工程”往往急功近利、贪图虚名,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主要是由错误的政绩观导致的。
本条既适用于党员,也适用于党组织。
如果同时出现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行为,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涉嫌违法犯罪的,应当适用第四章纪法衔接条款处理。
本条是2015年修订条例时增加的条文;此次修订,增加“举债”、“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内容,在处分档次中增加“开除党籍”。
准确把握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案的立案标准作者:贾小军张红斌来源:《中国检察官》2014年第11期根据《刑法》第397条之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应当定罪处罚。
但作为犯罪构成的结果要件,“致使公共财产、国家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立法语言高度抽象,不仅在理论界广受诟病,也给司法实务造成混乱甚至发生“检法争议”[1]。
自1997年《刑法》修改至今,最高司法机关先后三次发文对该条款进行整体性细化规定,以期统一入罪标准,分别是:1999年《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2006年《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和2013年《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分别简称1999年《标准》、2006年《标准》和《渎职解释一》)。
其中前两次由最高检制定,第三次由“两高”共同制发,制定机关的不同,客观上也反映了文件效力的差异。
一、1999年《标准》与2006年《标准》的差异分析(一)滥用职权案一是关于人身伤亡比例的调整。
1999年《标准》规定,“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以上,或者轻伤5人以上的”应当予以立案,2006年《标准》增加规定“重伤1人、轻伤3人以上”应予立案,使得重伤+轻伤的情况得以涵盖,但“1死=2重伤、1重伤=3轻伤、1死=5轻伤”[2]的比例关系不利于实务中的具体把握。
二是经济损失的内涵完善。
1999年《标准》规定的经济损失严格限定为直接经济损失,范围过窄,且20万的数额显然过高。
2006年《标准》对此进行了全面修订:(1)增加“间接损失”,补全了经济损失标准的内涵;(2)区分个人财产和非个人财产损失,并将“直接损失”与之对应,分别进行细化和数额调整。
三是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不能合并计算;其次是间接损失适用受限,只有在直接损失数额不满且不少于80%时,方可适用间接损失的数额标准;再次是将经济损失分类并设定了不同的数额标准,计量复杂,有悖犯罪本质法益学的立场[3];第四是新增的“严重中毒”情形与伤亡标准相互重合,临床医学和司法鉴定也无认定标准,易造成实践掌握不一,有违制定《标准》的初衷。
宋才发:行政权力滥用行为认定及惩处探讨行政权力滥用行为认定及惩处探讨宋才发*(一)行政权力是国家行政机关组织和管理国家的权力。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法学观,公民的权利意味着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的意志自由。
在任何一个推行民主与法治的国家里,行政权力都是为了保护公民合法行使个人权利的。
无论是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只有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和许可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才能获得国家法律的保护,并有依自己的意志从事一定行为的自由。
法律不允许任何权力和掌权者以任何方式,随心所欲地或违背法律规定而干涉公民的合法权利,超出法定限度而滥施权力,就要构成滥用职权罪,要受到刑法的追究。
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行政权力,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过去对滥用职权行为以玩忽职守罪或者其他犯罪论处。
不少人认为玩忽职守的范围过大,被称为“大口袋罪”之一,曾建议将其分解。
在刑法修订过程中,我国立法机关在保留“玩忽职守罪”的情况下,针对各种滥用职权的实际,已将“滥用职权罪”从中分离出来了。
根据我国新修订的刑法规定,认定为“滥用职权罪”的必须具备以下构成要件:(1)犯罪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
(2)客观方面,具有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这里所讲的“滥用职权”,是指国家工作人员超越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定的权限、职责,擅自决定、批准或者擅自改变计划、方案、办事程序等。
这里的“重大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正确认定和处理玩忽职守罪的若干意见(试行)》的规定,是指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直接经济损失5万元以上;或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影响的。
(3)主观方面,行为人滥用职权是故意的,但对造成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则出于过失。
(4)犯罪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它包括在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军队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如在国有企业、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均不属于本罪的主体。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和渎职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第七届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其他有关法律,结合司法实践,制定本规定。
一、重大责任事故案(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以及群众合作经营组织或个体经营户的从业人员,由于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或者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予立案:1.致人死亡一人以上,或者致人重伤三人以上的;2.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万元以上的;3.经济损失虽不足规定数额,但情节严重,使生产、工作受到重大损害的。
二、刑讯逼供案(刑法第一百三十六条)国家工作人员对人犯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逼取口供,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予立案:1.出于泄愤报复进行刑讯逼供的;2.对多人或多次进行刑讯逼供的;3.刑讯逼供,手段残忍、影响恶劣的;4.刑讯逼供,造成冤、假、错案的;5.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精神失常或自杀的;6.刑讯逼供,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三、诬告陷害案(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条)故意捏造他人(包括犯人)的犯罪事实,向国家机关告发或行使足以引起司法机关追究的方法,意图使他人受到刑事处罚,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予立案:1.为陷害他人,故意捏造足以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的犯罪事实,并由本人或指使他人向国家机关告发的;2.为陷害他人,故意捏造足以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的犯罪事实,虽不是直接向国家机关告发,但采取的方法足以引起司法机关追究的。
四、破坏选举案(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违反选举法的规定,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等非法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害选民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予立案:1.以暴力、胁迫或者欺骗、贿赂等非法手段强迫或不让选民投某人的票,或强行宣布合法选举无效的;2.伪造选举文件和选票,虚报选票数,或在选举进行中故意扰乱选举会场秩序,情节恶劣的;3.在选举期间对控告、检举在选举中营私舞弊或违法乱纪行为的公民,进行压制、打击报复,情节严重的。
滥用职权立案标准滥用职权是指公职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滥用职权不仅是一种职业道德问题,更是一种法律问题,因此需要建立明确的立案标准,依法严肃处理。
首先,对于滥用职权行为,应当明确其构成要件。
滥用职权必须具备以下几个要素,一是滥用者必须是具有公共权力的公职人员,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二是滥用职权行为必须是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实施的,而非个人行为;三是滥用职权行为必须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
只有当以上三个要素齐备时,才能构成滥用职权的行为。
其次,对于滥用职权行为的证据收集和审查,应当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
在立案前,需要充分收集相关证据,包括书面材料、物证、证人证言等。
对于涉及的人员,应当进行严格的审查和调查,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和充分性。
同时,应当依法保护证人和相关人员的权益,确保证据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再次,对于滥用职权行为的处理,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
在立案后,应当依法进行调查和审理,对于滥用职权的行为,应当依法予以处理。
对于涉及的公职人员,应当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进行纪律处分或者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应当加强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建立健全的制度,防止滥用职权的发生。
最后,对于滥用职权行为的预防,应当加强制度建设和教育培训。
在制度建设方面,应当建立健全的权力运行机制,加强对公职人员的管理和监督,防止权力被滥用。
在教育培训方面,应当加强对公职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法律法规培训,提高公职人员的法律意识和职业操守,减少滥用职权的发生。
总之,滥用职权是一种严重的职业道德问题和法律问题,需要建立明确的立案标准,依法严肃处理。
只有加强制度建设和教育培训,才能有效预防和减少滥用职权的发生,维护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如何认定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作者:张海来源:本站原创更新日期:2008-7-18 17:00:03 点击数:1442 【字体:小大】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违法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在判断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时,应以行为时客观存在的一切事实为基础。
被告人刘某某,系某市国土资源管理局局长。
2006年5月10日,刘某某滥用职权,违法批准某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免交土地出让金160万元。
2007年4月20日,侦查机关立案侦查其犯罪行为,至侦查终结前已经全部追回了被违法免交的土地出让金。
对于被告人滥用职权的行为是否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是:该损失应指侦查终结或者一审宣判前的损失。
另一种意见是:犯罪行为实施终了时造成的损害数额。
案发后追回损失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
本人认为,对于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应以侦查机关立案时,行为人实际造成的损失作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标准。
案发后追回的损失,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理由是:“损失”是指滥用职权行为对于刑法保护的利益直接造成的损害,既是一种法律状态,也是一种法律后果。
它是犯罪行为的直接产物,与该犯罪行为具有直接的、排他的因果关系。
滥用职权罪的损失与案发后的损害补救行为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损害补救行为”是指在犯罪成立的情形下,行为人或司法机关通过一定的方式对受害人给予经
济方面的补救。
这种补救决定了受害人利益是否完全或部分灭失,与当事人各方的客观情况相联系,不属于滥用职权罪的必备要件,而是一种量刑情节。
如果以侦查终结或一审起诉时的损失为定罪标准,既违背刑法基本理论,司法实践中也难以操作。
理论上,它将案发后的补救行为作为滥用职权罪的必要条件,将对滥用职权罪具有定罪意义的“损失”与犯罪行为之外的事后补救行为等同起来,混淆了滥用职权罪成立意义上的“损失”与量刑意义上的损失的界限,既错误理解了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也违反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
实践中,如果依照这种标准定罪量刑,其后果必然是,行为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不取决于其犯罪行为,而取决于滥用职权的受益方是否有实力“挽回损失”,取决于司法机关是否及时发现并查出该犯罪行为,也就必然会出现以下悖论式的情形;司法机关因发现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而立案侦查,并依法实施了损害补救行为,即及时追回了相应的财产,但是却因此导致侦查终结时无损失发生,从而无法对行为人以滥用职权定罪处罚。
如果以一审宣判前的损失为标准,则更难以操作。
这既违背滥用职权罪立法意图和犯罪构成,也势必导致罚不当罪,有碍司法公正。
案例中,被告人刘某某滥用职权,造成国家的土地出让金损失160万元的法律后果,属于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的严重损失”,其行为符合滥用职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依法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至于案发后,因司法机关及时采取了损害补救的行为,使得国家财产未发生灭失的后果,可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