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戏人_大众文化语境中的身份认同_20世纪20年代电影人的身份建构与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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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蔡国荣《中国近代文艺电影研究》,[M]台北:中华民国电影图书馆出版,1985年,第3、38页。
台湾电影学者蔡国荣认为文艺片定义为“偏重情绪、情感的类型,将之限于言情、浪漫主义的范畴中”。
“认为文艺片是以现代或清末民初为时代背景,在感情方面用力描绘,题旨也在彰显感情的影片。
”从蔡国荣的解释中,我们知道一点:文艺片与动作片完全对立,它主要是表现人类的普遍情感。
本论文赞成这一观点。
转引自罗悦的硕士论文《新世纪内地文艺片创作研究》,湖北大学,2013年,第2页。
2、于淼,《1985—2005:当代香港文艺片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6,4.“在西方,文艺片一般称为 Melodram ,指音乐表演的戏剧,其后则泛指感情用事,缺乏深度的故事,像中国的文艺片一样,通俗剧也有非动作的含义,为了研究之便,国外学者也喜欢将定义收窄划分为爱情通俗剧”。
转引自罗悦的硕士论文《新世纪内地文艺片创作研究》,湖南大学,2013年,第2页。
3、虞吉.《中国电影史纲要》,[M].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
“国产电影运动”阶段(1922-1926)的长故事片,总体上呈现出文艺片的样式形态。
所谓文艺片,是:“一个介于商业类型电影和艺术电影之间的影片类聚,它泛指制片态度严肃,主体表现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叙事表现遵从大众化形式,同时又具有一定的个人特色和风格特征的一类影片。
文艺片所强调和要求的 , 更多是严肃的立场和综合性资质, 这与商业电影明确的商业目的和类型范式。
艺术电影强调的实验性质和电影化, 个人化纯度有着性质上的不同。
4、李道新《中国电影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307页。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道新对文艺片的理解是:它区别于武侠、侦探、警匪、枪战等以外部动作为主导特征的各种类型影片,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大致是指选材较为独特、构思较有特点、处理较具个性的一类电影作品,并大多与对社会的广泛关注、人物的心理探讨和人性的深入刻画为标志。
大众文化视域下的当代大学生艺术教育【摘要】在大众文化视域下的当代大学生艺术教育受到了诸多影响,包括审美标准、身份认同与自我定位等方面。
大众文化媒体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影响着大学生的艺术表达方式。
挑战与机遇并存,需要艺术教育策略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大众文化与艺术教育的相互作用也呈现出创新的可能,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审美能力。
在大众文化中寻找适合自己的艺术表达方式,将能够帮助大学生不断提升自己的艺术水平和表现力,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和展现个人特长。
【关键词】大众文化、当代大学生、艺术教育、身份认同、审美标准、媒体、表达方式、挑战、机遇、全面发展、策略、互动、创新1. 引言1.1 大众文化视域下的当代大学生艺术教育在当今社会,大众文化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大众文化不仅仅是简单的流行文化,更是一个强大的文化视野,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这种背景下,当代大学生艺术教育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大众文化的影响。
大众文化视域下的当代大学生艺术教育,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大众文化的塑造和影响,也在学校教育中不断受到挑战和启发。
大众文化所代表的审美标准、价值取向,以及文化表达形式,都在悄然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审美观念和文化身份认同。
大众文化媒体的普及和便利性,也为大学生艺术教育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机会。
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在大众文化的视域下进行艺术教育,如何引导大学生在大众文化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艺术表达方式,成为当代艺术教育的一项重要课题。
挑战与机遇并存,促进全面发展的艺术教育策略,以及大众文化与当代大学生艺术教育的互动与创新,也随之成为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面对这一时代的变革与挑战,当代大学生艺术教育需要更加开放、包容、多元,以适应这个多元化、纷繁复杂的大众文化时代。
2. 正文2.1 大众文化对当代大学生艺术教育的影响大众文化在当代大学生艺术教育中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随着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人们被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所包围,这些产品不仅塑造了大众的审美观念,也影响着大学生对艺术的理解和认知。
华语电影跨域交流中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研究一、华语电影在跨域交流中的地位华语电影,指以汉语为主要表达语言的电影作品,是指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地区制作的电影作品。
华语电影以其丰富多元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深受全球观众的喜爱。
尤其在亚洲地区,华语电影一直保持着很高的票房和口碑,成为了该地区最为活跃的电影市场之一。
在跨域交流的过程中,华语电影通过电影节、国际演艺活动、外国市场的引进等方式,逐渐打开了国际市场,并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好评。
中国内地电影《流浪地球》在北美市场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香港导演李安的电影作品更是赢得了奥斯卡金像奖等国际大奖,为华语电影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和认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文化身份认同在跨域交流中的重要性文化身份认同是指个体对自己所属文化的认同和归属感。
在跨域交流过程中,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
在面对不同文化的冲击和融合时,每个个体都需要对自己的文化身份有清晰的认识和把握,才能更好地适应和融入新的文化环境。
而电影作为传播文化的重要方式,其呈现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观也直接影响着观众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
文化身份认同对于华语电影在跨域交流中的影响至关重要。
三、华语电影中的文化身份呈现1. 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观的冲突华语电影通常会从传统文化和现代价值观的冲突中寻找切入点,探讨人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认同和纠葛。
例如《大话西游》中对传统神话故事的重新解读,以及《活着》中对传统家族观念与现代个人价值观念的对立,都是通过电影的形式来呈现和探讨文化认同的问题。
2. 文化地域差异的挖掘华语电影在跨域交流中,还会通过对不同地域文化的挖掘和展现,来呈现出不同地域下的文化身份差异。
例如根据不同的地域文化和民俗传统,制作了大量描绘文化地域的电影作品,从而让观众更深入地了解当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3. 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认同华语电影跨越了地域和文化的界限,通过与国外文化的交流,不断探讨和挖掘华语文化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价值。
智慧树知到《大众传媒文化》章节测试答案智慧树知到《大众传媒文化》章节测试答案第一章1、以下不属于大众传播媒介的是A:微博B:时代周刊C:企业简报D:BBC正确答案:企业简报2、提出“地球村”的传播学者还提出以下哪个观点?A:二级传播B:意见领袖C:把关人D:媒介即讯息正确答案:媒介即讯息3、如下关于大众传播的认识,正确的有A:自从有了大众媒介就有了大众传播B:大众传播既可以协调社会关系又可能导致暴力C:大众媒介集团也是经济组织D:大众传播只是一种媒介符号互动实践活动正确答案:大众传播既可以协调社会关系又可能导致暴力,大众媒介集团也是经济组织4、以下不属于大众传播活动的是A:朋友就微博热搜话题畅聊B:电视直播奥运赛事C:广播播放美国总统就职演讲D:明星因被爆料私人事务遭受舆论暴力正确答案:朋友就微博热搜话题畅聊5、以下关于大众传媒文化的说法,正确的是A:大众传播媒介本身不具有文化性B:所有文化流通都须经过大众媒介赋权C:大众传播易使人们形成身份认同D:大众媒介文化是只影响舆论的社会形态正确答案:大众传播易使人们形成身份认同第二章1、大众社会的特征有如下哪些A:社会平权化B:生产机械化C:结构科层化D:文化商品化正确答案:社会平权化,生产机械化,结构科层化,文化商品化2、大众文化有哪些特点和功能A:商业化B:娱乐化C:文本模式化D:可复制性正确答案:商业化,娱乐化,文本模式化,可复制性3、关于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的关系问题,正确的认识有A:大众文化的受众数量庞大,而高雅文化较小B:高雅文化的标准相对更高C:高雅文化具有明显的等级优越感D:二者异同并非绝对而是可以转化的正确答案:高雅文化的标准相对更高,高雅文化具有明显的等级优越感,二者异同并非绝对而是可以转化的4、如今大众媒介不需要动脑筋,只是让人们得到情感上的满足,笑声代替了思考,交流的是图像而不是思考……这印证了尼尔波兹曼()的观点A:娱乐至死B:容器人C:冷媒介与热媒介D:媒介即隐喻正确答案:娱乐至死5、战争在媒介展示中日益成为被消费的奇观,造成此现象的原因不包括()A:镜头崇拜将战争娱乐化B:虚拟时代现实仿真技术支持C:电子屏幕改变了人们对战争的感知D:战争本身即媒介传播的重要内容正确答案:战争本身即媒介传播的重要内容第三章1、()代表广泛公众,按照一套共享的普遍价值观以标准化的方式通过大众媒介进行符号生产,与受众对话。
角色理论理论来源“角色”原是戏剧中的名词,指演员扮演的剧中人物。
20世纪20~30年代一些学者将它引入社会学,进而发展为社会学的基本理论这一。
社会角色理论来源于:1、美国芝加哥学派最早系统地运用这个要领其中以G.H.米德的研究最为突出。
米德使用此概念旨在说明,在人们的交往中存在可以预见的互动行为模式,便于明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他研究了儿童角色意识的形成,即从想像扮演某个角色(嬉戏阶段)发展为成熟地承担某个角色(群体游戏阶段)。
他认为角色是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角色表演并没有一个先定的剧本,文化只能为角色表演规定大致的范围。
2、角色理论的另一重要代表是美国人类学家R.林顿。
有人甚至认为角色理论是经由林顿创立的人类学而进入到社会学中来的。
林顿认为角色可以定义为:在任何特定场合作为文化构成部分提供给行为者的一组规范。
他还区分了角色与地位,认为当地位所代表的权利与义务发生效果时即为角色扮演。
林顿将社会结构置于个人行为之上,视社会结构为一个行为规范体系,个人接受和遵循这些规范。
因而角色是由社会文化塑造的,角色表演是根据文化所规定的剧本进行的。
3、完形主义心理学或称格式塔心理学。
它使用角色概念旨在强调人类的一切心理过程都是通过整合模式的发现与创造而形成的。
4、拟剧论。
这一理论认为,角色和角色扮演的概念有助于将人际关系的个人系统置于有意识状态。
社会是一个大舞台,每个人都在扮演着具有高度创造性的角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社会学家,如T.帕森斯、R.K.默顿、R.达伦多夫、E.戈夫曼等,均对角色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角色类型1先赋角色与自致角色。
这是从人们获得角色的方式上区分的。
前者指建立在血缘、遗传等先天因素基础上的社会角色,如种族、性别、年龄等。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职业、阶级等属于先赋角色,后者亦称成就角色,指主要靠个人活动与努力获得的角色。
自工业化社会以来,许多原来属于先赋的角色变成了自致角色。
2、自觉角色与不自觉角色。
电影中的文化与身份认同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不仅仅是娱乐的媒介,更是能够深刻反映社会文化和个人身份认同的表达工具。
通过电影,我们可以了解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的文化背景,以及个人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的身份认同。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探讨电影中的文化与身份认同,并通过具体例子加以说明。
一、文化的呈现与传承在电影中,文化的呈现和传承非常重要。
电影可以通过展示当地的风土人情、传统习俗和节日庆典来展示一种文化,同时也可以通过展现这些文化特征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体现,以及对文化的理解和对待方式来传递文化的价值观。
例如,中国电影《卧虎藏龙》通过展示武侠文化的特点,以及人物对武侠精神的追求和体现,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侠义和荣誉的核心价值观。
二、身份认同与文化的关系电影中的身份认同往往与文化密切相关。
身份认同可以是个人对自己文化和文化背景的认同,也可以是个人对某一特定群体、社区或国家的认同。
电影通过刻画人物的生活经历、情感交流和思想观念,展示了个人在特定文化环境中的身份认同过程。
例如,美国电影《美国往事》通过讲述一个意大利裔美国人家庭在纽约贫民区的故事,展现了主人公对于自身身份认同的探索和反思,以及他作为一个族群的一员与美国主流社会的融合与碰撞。
三、跨文化的身份认同随着全球化的加剧,电影也开始展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呈现出跨文化的身份认同现象。
通过刻画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物之间的互动和冲突,电影展示了个体在跨文化环境下进行身份认同的复杂过程。
例如,法国电影《迁徙的鸟》通过讲述一只鸟群的迁徙过程,以及鸟群成员在不同地域和不同环境中遭遇的种种困难和挑战,反映出个体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保持自身身份认同的探索和努力。
四、电影的创作与身份认同除了呈现和传达身份认同的内容,电影的创作本身也与个人身份认同有着密切的关系。
导演、编剧和演员等创作者通过电影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价值观,并通过电影来展示自己对于特定文化和身份认同的理解。
他们在电影中的表现和态度往往与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文化背景和身份认同密不可分。
戏剧理论中的身份认同与文化价值观戏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一直以来都扮演着传递文化价值观和探讨身份认同问题的重要角色。
通过舞台上的演绎和观众的参与,戏剧能够引发人们对于自身身份和文化价值观的思考。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探讨戏剧理论中的身份认同与文化价值观的关系。
首先,身份认同是戏剧中一个重要的主题。
在戏剧作品中,人物角色的身份认同常常成为剧情的核心。
通过人物的言行举止、思想感情以及与其他角色的互动,观众能够深入了解角色的身份认同。
例如,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主人公哈姆雷特的身份认同问题成为整个剧情的驱动力。
他面临着父亲的死亡、母亲的再婚以及亲密朋友的背叛等一系列困扰,这些问题使他陷入了对自己身份认同的深思。
观众通过与哈姆雷特的情感共鸣,也会思考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
其次,戏剧作为一种文化表达形式,承载着特定文化价值观。
不同地区和不同历史时期的戏剧作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价值观。
例如,中国传统戏曲中的忠孝节义、英雄主义等价值观,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对于家庭、忠诚和正义的重视。
而现代戏剧作品则更多地关注个体的自由、平等和人权等价值观。
通过戏剧作品,观众能够感知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价值观差异,从而拓宽自己的思维视野。
此外,戏剧还能够通过身份认同的塑造,传递文化价值观。
通过角色的言行和冲突,戏剧作品能够引发观众对于自身身份认同的思考。
当观众在舞台上看到一个与自己身份认同相似的角色时,他们会对这个角色的遭遇和选择产生共鸣。
这种共鸣能够引发观众对于自己身份认同的反思,从而进一步思考和审视自己所持有的文化价值观。
例如,当观众看到一个女性角色在男权社会中奋力争取平等权利时,他们可能会思考自己对于性别平等的看法和态度。
然而,身份认同与文化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并非单向影响。
文化价值观也会影响个体的身份认同。
个体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会对其身份认同产生重要影响。
例如,在一个尊重传统和家庭观念的社会中,个体更容易以家庭角色为核心来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
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由文学研究走向文化研究,是近年来文艺学研究领域的走向,而身份与认同是文化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在汉语语境里,需要对“身份”、“认同”和“同一性”几个词语的内涵做出明确界定。研究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必须充分考虑到产生它们的不同语境,以及与各种不同语境相联系的具体复杂的问题。身份研究和认同研究的特点决定了它们具有鲜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与立场。三、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在文化研究中,人们关注的重点往往会集中于不同人群在特定社会中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简单地说,人们试图在理论上追问自己在社会和文化上是“谁”(身份),以及如何和为什么要追问“谁”(寻求“认同”)的问题。就确认人们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而言,在理论上大体有民族(nation)、族群(ethnicity)、种族(race)、阶级(class)、性别(gender)、宗教(religion)、职业(profession)、语言(language)等依据或尺度。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必定会涉及到特定的历史、地理、社会、政治、经济、国家、意识形态、殖民和殖民地、文化和亚文化、通俗艺术等复杂的领域,加之研究者自身在理论上的立场和价值取向,必定会影响到他们如何看待上述复杂的问题。很明显的是,当代文化研究对身份问题和认同问题的关注,往往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倾向;而政治维度和意识形态维度,确实也是文化研究意图的一个指向,正如英国学者亚当·库珀在《文化,差异,身份》一文中所说:“文化身份与文化政治学密不可分。”[8](P379)因此,身份问题和认同问题研究,始终都无法回避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例如,女性主义和有色人种的身份问题研究,通常都与压迫、阶级、权力、解放等问题有关,具有非常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和倾向性,与一般的纯理论研究很不相同。按照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一文中的看法,我们或者可以把“文化身份”界定为“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它反映了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为我们提供了变幻的历史经验之下稳定不变和具有连续性的意义框架。[9](P209-211)按这种界定,文化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揭示这种“隐藏着的”文化身份以及“隐蔽的历史”。对“文化身份”的第二种理解更加强调“真正的现在”(与“真正的过去”相比)在塑造文化身份中的作用,认为文化身份既是一种“存在”,又是一种“变化”,它在连续性中有着差异,而在差异中又伴随着连续性持续的存在。这种看法实际上强调的是从现实状况出发去理解“文化身份”,而“过去”始终都是一种“想象”,它无法确保我们正确地定位“真正的现在”。有关身份与认同的最有争议、最重要的问题确实是:人们的社会身份或文化身份到底是固定不变的、普遍的、本质论的,还是在实际的社会历史过程中被人为地建构起来的,并且是为了某些特定目的和利益(政治的、民族的、意识形态的利益等)而人为地建构起来的。今天,大多数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都赞同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是流动的、是在历史和现实语境中不断变迁的观点。例如,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提出,欧洲小说中“想象的地理和历史”(例如殖民探险者和小说家们讲述的故事)有助于“通过把附近和遥远地区之间的差异加以戏剧化而强化对自身的感觉”[10](P1),“它也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自己历史存在的方式”[10](P25)。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则提出了“想象的共同体”的概念,认为“想象的共同体”构成了我们对身份、家园之想象的必要组成部分。[11](P223)克里斯蒂娃详细研究过语言在塑造民族身份中所起的作用,认为对语言之意义的意识,必定存在着一个明确的言说主体,而言说主体又受到立场的支配,因而言说活动(意指活动)总与相伴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及其危机有关。[12](P326-345)霍尔则认为:“……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作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做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9](P208)可见,把身份看成是流动的、建构的和不断形成的,重视差异、杂交、迁移和流离,挑战和解构本质论的、普遍化的身份观,已经成了当代文化研究的主潮。与身份和认同研究有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我”(“自我”,“我们”,“主体”)与“他”(“他者”,“他们”,“客体”)的关系问题。文化身份的建构,始终都与建构者(作为叙述者的“我”)和被建构者(被叙述的“他”)密切相关。在后现代的语境里,关注“我”与“他”的问题,通常都是在一种二元对立的框架中去展开讨论的,如男人与女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黑人与白人,等等。因此,身份与认同问题往往成为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一些后现代的文化研究者通过追溯“我”与“他”的关系,实际上是试图通过文化研究来进行社会批判、政治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并通过批判去颠覆和解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某些既定的理论、陈规与偏见。例如,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里提出了一种类似于音乐中的“对位法”的“对位研究”的方式,认为“在一种重要的意义上,我们正在讨论的文化属性之构成不是由于它的本质特性……而是要把它作为一个有对位形式的整体。因为,没有对立面和负面的属性是不能存在的:就像野蛮人之于希腊人;非洲人、东方人之于欧洲人,等等。反之亦然。”[3](P69)萨义德非常强调把这种对位性的二元关系作为研究的“大框架体系”,必须在其中去考察殖民与被殖民、“我”与“他”的相互建构、相互塑造的关系。霍米·芭芭在研究“他者”问题时提出,“在他性的意识形态建构中,殖民话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对‘固定性’概念的依赖。”[13](P319)“为了理解殖民权力的生产力,必须建构起它的‘真理’王国,而不是使它的表现服从于一种规范化的判断。只有这样,才可能理解殖民话语客体‘生产性的’矛盾心理,即‘他性’:既是一种欲望的客体,又是一种被贬低的客体,是在对起源和身份的幻想限度内对差异的一种表达。”[13](P320)可见,强调二元而非一元,强调形成而非本质,强调变化着的参照系而非固定不变的陈规,已经成了当今身份与认同问题研究的主导趋势。在这些社会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批判之中,经常成为其讨论的核心问题的是“权力”与“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或者说,这类批判始终是围绕着“权力”与“话语”这样一个中心展开的。[参考文献][1]廖炳惠.关键词200[M].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2]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分析[J].赵国新译.外国文学,2000,(5).[3]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三联书店,2003.[4]Andrew Edgar and Peter Sedgwick eds., Key Concepts in Cultural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5]雷蒙德·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M].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2.[6]苏德西·米什拉.流散者批评[A].阎嘉.文学理论精粹读本[C].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7]托尼·贝内特.走向文化研究的语用学[A].陶东风.文化研究精粹读本[C].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8]王晓路.当代西方文化批评读本[C].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9]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A].罗刚、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0]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前言[M].李琨译.三联书店,2003.[11]罗刚、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2]克里斯蒂娃.从同一性到他者[A].阎嘉.文学理论精粹读本[C].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3]霍米·芭芭.他者问题:陈规与殖民话语[A].阎嘉.文学理论精粹读本[C].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台湾闽南语电影中的“中国题材”“中国叙事”与身份认同——以歌仔戏电影为例台湾闽南语电影中的“中国题材”“中国叙事”与身份认同——以歌仔戏电影为例在台湾,闽南语一直是该地区最主要的方言之一,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台湾电影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也运用了闽南语作为叙事语言,并将中国题材融入电影当中。
本文将以台湾歌仔戏电影为例,讨论电影中的“中国题材”、“中国叙事”以及对观众身份认同的影响。
歌仔戏是闽南地区久负盛名的传统戏曲形式,其源远流长,附带着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
台湾电影制作者将歌仔戏的元素与戏曲叙事手法相结合,将中国题材的电影制作为一种表达方式。
这些电影旨在通过人物、故事情节和场景的设定,向观众传递中国文化的精髓。
它们展现了传统民间故事、历史传说以及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等范畴中的中国文化元素。
以《戏梦人生》为例,该电影讲述了戏班一代艺人的执着与坚持。
该故事以一个古老的歌仔戏班为背景,讲述了一个中国戏曲传统的代表人物的生活经历。
通过这种叙事方式,观众可以深入了解戏班文化,并且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好奇。
这种中国题材的电影唤起了台湾观众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与认同。
此外,台湾歌仔戏电影所倡导的“中国叙事”也为观众树立了一种身份认同。
电影中的角色以及他们的命运纠葛,构成了一幅带有中国文化色彩的画卷。
这些电影反映了台湾人民和闽南地区居民对于中国文化的思考与关注。
它们通过深入的人物刻画和情节发展,描绘了人性的复杂性,同时传递出对传统价值观的尊重和思考。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电影展现了闽南地区与中国之间的历史、文化、语言等连接,但是并不代表台湾观众对于中国的认同达到了一个一致的程度。
身份认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台湾历史、政治、社会环境等因素都会对人们的身份认同产生重要影响。
总之,台湾闽南语电影中的“中国题材”、“中国叙事”以及观众的身份认同是紧密相连的。
歌仔戏电影通过闽南语叙事及中国题材的运用,向观众展现了中国文化的风采。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文化认同周述波(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江苏南京210093)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文化认同问题成为世界性热门话题与高频词汇。
各个学科无不借助于认同概念来建立相关的研究,形成了历时性与共时性交杂的认同“概念丛”。
鉴于这个舶来的关键词在当代的显学地位以及复杂内涵,我们不能不重新审视之,谱系之,敞开之。
一文化认同现象的发生根源及言说语境何谓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人类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
”[1]事实上,文化认同作为一种人类普遍现象,早在文明之初就存在着,“当社会组织从家庭扩大到氏族和部落,成员的联系纽带从血亲扩大到姻亲观念认同时,氏族成员的认同便已经初步具备文化的内涵。
”[2]文化认同“界定了同边陲相对立的中心的特征,是时间性/或空间性的,并展示了更‘原初’的特征”[3]。
郑晓云认为,人类文化认同产生源于三个方面,即劳动实践,自身发展的族体归属,自然祟拜为核心的原始宗教[4]。
文化认同作为一种现代社会问题,则是西方现代性引发的结果,并在西方后现代性影响下日益突出,以至于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多次文化认同的危机。
西方工业社会现代性的开拓,造成了殖民国家文化主体性的形成和被殖民国家文化主体性的丧失,引起了近现代的文化认同现象。
“认同作为一个现代问题受到人们的关注,则是伴随现代性及其引发的文化危机而出现的。
”[5]两次世界大战使知识分子在世界范围内漂泊与散居,也强化了文化认同问题。
“所有这些跨越疆界、国家、民族、地区的流动、移居、放逐和迁徙,形成了20世纪以来全球性的‘散居’现象,并且带来了空前突出的文化身份问题与文化‘认同危机’。
”[6]文化认同也与20世纪60年代欧美社会中现代主义衰落、后现代主义来临以及人文领域“文化论转向”带来的文化研究有关。
“‘认同’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等领域的兴起,与20世纪80年代前后世界学术话语的后现代转向有着密切关联。
”[7]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也使得各种异质文化的接触变得空前剧烈与频繁,文化认同问题更加凸显。
在多元文化语境下寻根之旅途中黑人身份的认同反抗与融合黑人被贩卖到美洲大陆以来,一直处在美国以基督教和盎格鲁主流文化的边缘。
寻求和建构黑人群体的文化身份成为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创作的的重要议题和历史使命。
其中,佐拉·赫斯顿的《他们眼望上苍》、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和托尼·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是美国非裔文学中的优秀作品,作品对黑人种族身份认同问题进行了细致描述和深刻的反思。
在探索中经历了身份认同,反抗和融合,表达了自身群体的政治诉求与情感呼声,建构了黑人群体共同的文化身份,开拓了黑人种族的文化。
一、引言自古来文化就是多元的。
具体的说,各名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价值观,文学艺术等等。
如何对待这些差异,从来就是人类面临的考验之一。
今天,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其种族成分较为复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到北美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形成了具有美国特色的多元文化。
然而,美国的主流文化是以基督教和盎格鲁为核心。
如何在这个以白人占绝对优势对黑人充满歧视的社会中寻找自己的身份,成为美国黑人文学的重要主题。
美国著名学者杜波伊斯在《黑人的灵魂》一书中说道:“二十纪的问题是个肤色界限的问题。
纵观20世纪是美国黑人文学辉煌灿烂的一百年,赫斯顿、莱特和莫里森是这一文学浪潮中的领军人物,他们分别在其代表作《他们眼望上苍》、《土生子》和《所罗门之歌》中对“身份” 建构主题进行了全面的展示和深刻的探讨。
本文通过在美国文学三次思潮中分别分析代表作家佐拉·赫斯顿,理查德·赖特,托尼·莫里森的代表作《他们眼望上苍》《土生子》《所罗门之歌》对自己名族身份建构的不同表现形式,以期我们对认识多元文化的社会中的美国文学和美国少数裔文学及其发展趋势有更深刻的理解。
二、认同中的“黑人性”美国文学经过19世纪中后期的“文艺复兴”之后迅速走上了民族发展的道路,到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美国文学的又一次繁荣,即“哈莱姆文艺复兴”,形成了美国黑人文学的第一次高潮。
社会学中的文化身份建构与社会认同研究文化身份和社会认同是社会学重要的研究领域。
文化身份建构指的是个人在特定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环境中不断塑造、表达和认同自己的身份特征的过程。
社会认同则是基于这种文化身份建构而产生的,是个人对于自我所属于的群体、社会阶层以及文化传统的认同和归属感。
在现代社会中,文化身份建构和社会认同浸透在个体生命历程的各个方面,涉及个体的价值观、信仰、社会角色和行为等。
因此,对于文化身份建构和社会认同的研究不仅可拓展我们对社会过程的理解,而且对于具体的政策制定以及公共事务决策等具有一定指导价值。
一、文化身份建构的理论框架文化身份建构的理论框架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问题。
目前文化身份建构主要采用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论框架。
社会建构主义认为,文化身份被塑造和建构在人们在社会互动中的过程中。
人们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是与其他人的身份相互关联的,基于社会互动和社会学习等手段,逐渐形成自我认同,即对于自己的身份特征的认知、接受和表达。
社会建构主义认为,在文化身份建构过程中,个人扮演了多重角色,如文化创造者、文化参与者和文化消费者。
由此,文化身份不仅是个体行为特征的总和,更是文化生产和传递过程中的产物。
二、文化身份在社会认同中的价值文化身份在个人社会认同构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文化身份的塑造和表达是个人融入社会、归属感强化、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基础。
特定文化身份所对应的社会角色和身份标识对个体的生活体验、个人内心状态以及思维方式具有深刻影响。
例如,一个人在某个特定门类的文化身份之下,会按照所属文化传统和行为方式来塑造自己的个人形象和开展行为,使得文化身份成为个体塑造、维系和表达自我认同的关键性因素。
文化身份在个人社会认同中还具有反映社会现实与社会结构水平的价值。
因为文化身份在社会角色分类、社会等阶评价以及社会识别标签之中,反映了整体社会结构的分层与差异。
例如,某个群体所特有的文化身份可以反映出底层或中下阶层的生活状态和生命经验,使得文化身份可以有效地参与社会政治和社会公共事务中。
从“身份认同”到“文化认同”——媒介与LGBT研究的路径与转向王雪【摘要】国内外对于LGBT群体的研究以社会学、传播学、人类学的研究视角为主,以媒介为线索考察LGBT的研究现状,有助于理清传播学视角的研究路径与转向,进而为该领域的研究寻找新的突破与方向.围绕近年来媒介与LGBT的重要研究成果,分析梳理出文化研究、传播效果研究以及媒介话语三种主要研究路径,这三种路径都将这一边缘群体的研究聚焦于“身份认同”的问题.互联网与性少数群体的连接改变了LGBT群体的身份认同方式,从被建构的少数群体到利用互联网空间开展社群活动,使在线空间和现实空间之间的互动成为新的研究取向;建构论视角下的“身份认同”转向了与主流异性恋群体之间的“文化认同”问题.同时,网络社群将LGBT的活动空间再生产为新的社会关系和日常实践,使“身份认同”延伸为政治参与和权益平等等现实问题.【期刊名称】《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7(044)005【总页数】5页(P85-89)【关键词】LGBT;媒介;互联网;身份;空间【作者】王雪【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青岛2661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05一、起始于“同性恋”问题的研究LGBT是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统称。
1990年代,由于“同性恋社群”一词无法完整体现相关群体,“LGBT”一词便应运而生。
“LGBT”一词十分重视性倾向与性别认同文化的多样性,除了狭义的指同性恋、双性恋或跨性别族群,也可广泛代表所有非异性恋者。
因此,LGBT可以作为“性少数群体”的指称。
而LGBT群体的研究起始于对同性恋者的研究,之后逐渐扩展到跨性别者、酷儿群体的研究。
在人类历史上,同性恋行为经常受到歧视和压制。
到20 世纪初,同性恋在西方社会仍被认为是病态和罪恶的。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大陆赴香港文人的家国想象中国香港插画师Victo Ngai 作品。
该作品色彩与线条的应用极具个人风格,画面内容非常虚幻,就像是梦中的世界,夸张且不可思议!摘要:20世纪四五十年代,香港作为多元兼容的“公共空间”、众声喧哗的“公共场域”,曾吸引部分大陆文人南下。
不管是主动南下还是被动离散,他们都携带着满满的中原文化行李。
两岸阻隔后,这些作家承受着心灵的地震和情感的落差。
尤其是生活在殖民地的环境,面对身份认同的焦虑,失语感和边缘感会潜滋暗长。
这时,象征文化中心的中原会在记忆中放大、变形、重组。
渗透在字里行间、荧屏之中或是舞台之上的家国想象满蘸着复杂情愫,负载着时代意绪。
关键词:大陆 香港 南来文人 家国想象无论是从地理位置、政治属性还是从文化场域而言,香港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20世纪四五十年代,部分大陆文人于“天地玄黄”之际选择南下香港,如徐訏、徐速、金庸、梁羽生、李辉英、司马长风、曹聚仁、岳枫、陶秦、张彻、易文等,他们或为躲避战火蔓延,或为逃离政治禁忌、趋利避害,或为延续笔墨生涯、寻觅创作新机。
然而,置身于香港复杂的政治文化场域中的他们,失落的灵魂无处安放,断裂的身份使他们陷入“自我认同的焦虑”。
在此背景下,负载着集体乡愁与民族忧思的母体文化想象,便氤氲在他们的作品中。
文/鹿义霞在香港电影史上,黄梅调电影是特别的单元。
这种独特的类型电影,多取材于民间故事、历史传奇、稗官野史,糅合着电影元素与戏曲传统,浸透着传统文化的多重元素,成为离散者寻找自我“中国性”的心理慰藉。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邵氏以国语片抗击粤语片和西方电影,其中古装黄梅调电影成为其重要招牌,在中国港台和东南亚等地掀起盛况空前的“黄梅调热”。
这种电影类型的推出多源自南来影人。
李翰祥、陶秦、胡金铨等大多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在精神后院对文化母体充满念想,南来后更是怀念故园。
《貂蝉》《江山美人》《倾国倾城》《梁山伯与祝英台》《杨贵妃》《武则天》《王昭君》等影片,将金碧辉煌的皇宫、诗情洋溢的江南小镇、精雕细刻的亭台楼阁、烟火十足的市井风情映现于银幕之上,形塑了“文化中国”这一“想象的共同体”。
电视剧中女性的形象建构与身份认同作者:韩聪聪杜圆圆来源:《青年文学家》2017年第33期摘要:《欢乐颂》是继《琅琊榜》之后山影公司的又一部引起广泛热议的作品,片中集齐了五位家庭、职业、性格和教育背景都相差甚大的女孩,主要讲述了她们在上海这个城市打拼恋爱的故事。
片中最受人同情也最引发认同的无疑是樊胜美这一个角色,而本文主要从这个人物的形象建构分析女性对自我认同以及社会认同的意识。
关键词:形象建构;身份;认同;《欢乐颂》作者简介:韩聪聪,女,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生,本文第一作者;杜圆圆,女,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生,本文第二作者。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3--02对女性形象的考察一直是电视剧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内容,电视剧《欢乐颂》就构建了十分鲜明的女性形象。
“身份”,一个人的出身和社会地位,“认同”,自我的定位与他人认同,所以“身份认同”不仅包括了个体在社会活动中的角色,还涵盖了自我身份认同以及社会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对个体和群体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使群体更有凝聚力,也可以让个体获得整体性,感觉到自我的完整,从而获得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电视剧《欢乐颂》创造了迥然不同的五个女性形象,透过这些形象,我们能够看到不同领域里女性的生活现实,以及她们所遭遇的不同的认同话语。
一、外在形象的建构:女性认同的刻板印象“人物”可以说是电视剧的灵魂,而人物形象的建构往往是电视剧文本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透过电视剧所创造的世界,人们被其中的典型的人物形象所吸引并进一步认同电视剧中的形象。
然而电视剧对于女性人物形象的建构,似乎总摆脱不了那种刻板印象和固定成见。
电视剧创作人员选择的与观众喜欢的大部分都是年轻貌美的女性形象,肥胖、普通的女子很少会出现在电影或电视剧中,少数出现的也会在故事的后面被改造成美女。
电视剧中,女性若不是以美女的形象出现,那么通常就以被损害的形象出现,被人同情和关注,不能平等的被对待,遭受一些伤害或攻击,这样的分化会妨碍受众对女性形象的认识和理解。
文化身份认同危机与异化_现当代文学论文文化身份认同危机与异化_现当代文学论文摘要:不同于上几代老移民作家,也有异于同时代的一些新移民作家,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新移民作家代表,美籍华人查建英致力于描写北美华裔所面临的文化和性别冲突。
她徘徊于中西文化之间,体会着“边缘化”的状态,其作品《到美国去!到美国去!》透视了“边缘人”的生存和心理状态,反映出人物在中/西矛盾对立中特殊的充满悖论式的生存困境,揭示了新移民难以逃遁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和异化等问题,以及在身份认同危机和异化中所追求的一种自我放逐的自由。
关键词:查建英《到美国去!到美国去!》文化身份认同危机异化Abstract:As a representative writer of the new immigrants who went to the USA from China in 1980s,Zha Jianying is different from the writers ofeither the previous generations or thesame generation Wavering between the Western and Chinese cultures and suffering the marginalization, she devoted a great deal of efforts to describing what cultural and sex conflicts the North American Chinese have faced up to Her masterpiece To America! To America! revealed an insight into the physical existence and physiological status of the marginalized people, reflected the paradoxical existence dilemma where their character faded due to cultural conflicts, and showed the cultural self identification crisis and the alienation to which all new immigrants had to face, as well as their pursuit of libertine like freedomKey words:Zha Jianying To America! To America cultural self identification crisisalienation新移民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一脉,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禁锢已久的中国人大批地踏出国门、涌向国外,出现被国人调侃为“世界大串联”的移民活动,由于他们移居境外的时间相对还不够长,故将其统称为“新移民”。
电视消费话语与大众的身份认同■ 包鹏程 严三九【内容摘要】 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社会是一个“公开展示的社会”,也是消费文化盛行的社会,电视新闻、娱乐、电视剧、广告等话语形态在为社会消费提供展示的“舞台”的同时,电视话语也成为各种消费社会的“代言者”。
认同是人们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对自身角色以及与他人关系的一种动态的评估或判定,电视话语作为一种控制性的力量,观众在“消费”电视话语的同时,也建构了一个作为消费者个体和群体的归属感,同时这种感觉也成为他们评估和判定自己和他人关系的标准,也正是在这样的建构与互动过程中强化了观众作为消费者应有的身份认同。
【关键词】 话语;消费话语;身份认同 传统意义上的消费,通常是指人们为了生存以及在此基础上满足一定的生活舒适度与活动便利性而产生的对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基本的需求,但随着生产性过剩的出现,为了生产与再生产,社会需要不断地刺激消费,使大规模消费成为社会的基本生活方式,其社会价值核心被称为消费主义。
电视视觉化的传播方式、商业化的运作模式和24小时不间断播出方式,使得电视在向社会传播着消费“福音”的同时,也为商品重复、有效地展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电视与明星、广告与商品和电视独特的编码方式相结合进而形成了消费话语系统。
“话语既是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一个行为形式,以这种形式,人们有可能对这个世界产生作用,特别是与这个世界彼此产生作用。
”①因此,电视消费话语作为编码形式是建构性的,话语通过特定的力量控制或者影响了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也进一步强化了作为个体或者群体消费者的身份。
本文主要讨论消费主义的语境下电视文本话语消费文化表征以及电视消费话语对观众(也作为消费者)消费身份认同的影响。
电视文本中的消费话语未经加工的事件就是交流,只有被工业流水线、被大众传媒过滤、切分、重新制作,变成成品、变成与工业生产的制成物品同质的———制成且组合的符号材料后,才变得“可以消费”的产品。
②霍尔在《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中,根据马克思商品生产原则,把电视话语的生产称为编码,并且认为编码过程包括话语形成的框架、话语的生产过程以及话语的表现形态,其三者之间的结构关系表现如下:③“因此,生产这一环节,既需要有物质工具———即它的‘手段’,也需要有它自己的一套社会(生产)关系———也就是媒介内部对实践活动的组织和结合。
艺术如何塑造身份认同文化表达与社会认同的关系艺术如何塑造身份认同、文化表达与社会认同的关系艺术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具有独特的力量和影响力,可以塑造个体的身份认同、传递文化表达并促进社会认同。
在人类社会中,艺术在个体和群体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文将探讨艺术如何通过多种形式影响我们的身份认同、文化表达和社会认同。
一、身份认同的塑造1.个体身份认同的建立艺术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可以通过刻画形象、揭示情感、表达内心的方式,帮助个体认识自己,理解并塑造自己的身份认同。
例如,音乐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情感状态,绘画可以展现一个人的审美观,舞蹈可以展示一个人的身体语言等等。
这些艺术形式通过反映个体的感受、思想和观点,协助个体建立自我认同。
2.群体身份认同的形成艺术也可以为特定群体建立身份认同。
例如,某一社区可以通过举办艺术节、艺术展览等活动,表达和弘扬自己的文化特色,提升参与者对于特定社区的认同感。
个体通过参与和观赏这些艺术活动,逐渐形成与群体相关的身份认同。
二、文化表达的传递1.艺术作品的文化符号艺术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承载着丰富的文化符号和象征。
例如,绘画中的颜色、形状和线条等元素,音乐中的旋律、节奏和乐器,舞蹈中的动作和编排等,都可能传递特定文化的象征意义。
艺术作品可以让人们从视觉、听觉和感官等多个层面感受到特定文化的表达。
2.艺术推动文化传承艺术不仅可以传递文化,也可以对文化进行传承和发展。
通过艺术作品的创作和演绎,文化得以传统和发展,从而让文化具有持久的影响力。
例如,中国传统戏曲在艺术家们的努力下,不仅被保护和传承,也在现代都市中得以发展和表现,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社会认同的促进1.社会话题的关注艺术作品可以成为社会问题的讨论和关注的媒介。
艺术家通过作品表达和呈现人们关注的社会议题,引发公众对于某一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例如,绘画、摄影或雕塑作品可以呈现社会不平等、环境问题等,音乐、电影或戏剧作品可以探讨人权、社会交往等问题,从而引起社会范围内对于这些问题的认同和行动。
1920年代_民族认同与中国早期电影的确立1920年代:民族认同与中国早期电影的确立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政治与社会的动荡时期。
在这个特殊的年代里,中国人民面临巨大的变革和挑战,同时也为了寻求自身的民族认同而努力奋斗。
而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早期电影的确立,成为了塑造中国民族认同的重要工具。
本文将探讨1920年代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及对民族认同的作用。
20世纪20年代初期,上海成为了中国电影产业的中心。
随着电影技术的引入,电影开始飞速发展。
许多富商纷纷投资兴办电影公司,制作了一系列的故事片和新闻片。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电影公司是“大中华影片公司”。
他们拍摄了《重振旗鼓》、《列宁传》等具有民族自豪感的影片,宣扬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唤起了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这些影片深受观众喜爱,鼓舞了人们的士气,也为后来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除了上海,中国其他地区的电影业也有了迅猛发展。
例如北京的“京剧电影联合制片厂”是早期负责电影制作的机构之一。
他们制作了一系列以京剧为题材的影片,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这些电影通过展现京剧的精妙表演和优美旋律,使观众有机会深入了解并欣赏到中国的民族艺术。
当时流行的京剧电影如《梨园英烈》、《曹操与杨修》等不仅吸引了本土观众,也使中国的文化和艺术走向了世界,从而加深了中国人对自身文化及民族认同的理解。
此外,日本也在20年代末期开始进入中国电影市场。
虽然这一时期处于中日战争前夕,但日本电影在中国仍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
日本电影在质量和技术上远远领先于中国电影,吸引了大批观众。
这种情况使得中国电影工作者感到自卑和压力,开始更加努力提升中国电影的品质和技术含量。
同时,中国电影人也开始在拍摄中加入自己独有的文化元素,努力打造属于自己的“中国风格”。
这种努力不仅提升了中国电影的竞争力,也使得中国观众更多地接触到自己文化中的价值观和情感。
通过这些电影,中国人民逐渐牢固起对自身文化和民族认同的认识。
戏剧作品中的身份认同戏剧作品是一种独特而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通过对人物角色的塑造和情节的展开,反映了生活中常常被忽视的身份认同问题。
在戏剧中,身份认同既是人物角色的内在特质,也是与他人互动的基础。
身份认同的探索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如人物的名字、性别、社会地位、文化背景等,都在戏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名字在戏剧作品中扮演着身份认同的重要角色。
名字具有象征意义,它不仅仅是人物身份的标识,更代表了一个人与众不同的个性和特质。
在莎士比亚的剧作中,角色的名字常常与他们的性格和命运有关。
例如,剧作《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罗密欧和朱丽叶是年轻而热情的爱人,他们的名字暗示了他们的爱情会面临困境和悲剧的结局。
通过名字的选择,戏剧作品传达了角色的身份认同和命运的伏笔。
其次,性别在戏剧中也是身份认同的重要元素。
女性角色在戏剧作品中通常被赋予特定的身份和角色定位。
然而,戏剧作品也常常挑战这种传统的性别认同,通过女性角色的反叛和独立展现她们的力量。
例如,伊比生·肖的剧作《威尼斯商人》中的波西娅就是一个智慧而坚强的女性角色,她不受性别束缚,通过机智和勇气成功解救丈夫。
这种突破传统性别认同的形象不仅为观众带来了新的观念,也反映了现实中女性认同的多样性和个体差异。
除了名字和性别,社会地位和文化背景也在戏剧作品中扮演着身份认同的角色。
社会地位决定了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权力,从而影响了他们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
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主角哈姆雷特的王子身份影响着他对权力和正义的追求。
他的身份认同既是他内在斗争的源泉,也是他的命运之一。
此外,文化背景也决定了人物角色的身份认同。
在中国戏曲中,不同的剧种、角色类型和服饰风格都与特定的地域和文化传统相关。
通过这些细节的呈现,观众可以更好地理解角色的身份认同和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戏剧作品中的身份认同是多层次的,既包含了个体的内心世界,也涉及到与他人的关系。
通过对身份认同的描绘,戏剧作品让观众反思自己的身份定位,思考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
2011年第2期理论研究“戏人”之说始见于香港学者黄继持对早期中国电影的分类,他以电影人的文化渊源为依据,将受到文明戏与传统戏曲影响的第一代电影人如郑正秋、张石川等称为“戏人”,描述了20世纪20年代电影创作者的一种典型文化身份。
此后,林年同、张成珊等学者围绕着“戏人电影”、“影人电影”、“文人电影”的界定分别从不同视角做出了独到的阐述,但就“戏人电影”的概念而言,他们的论述始终建立电影与戏剧的历史渊源上,强调的是戏剧美学在早期电影中的呈现。
在此基础上,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看,“谁制作影片,为什么制作影片”1的社会文化学问题启发我们通过梳理“戏人”身份的文化表征来进一步认识早期电影生产的文化动机。
霍尔和杜盖伊关于文化认同的阐述为此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们认为“正是由于认同是在话语中而非话语外形成的,所以,我们有必要把认同理解成这样一种被生产出来的东西,即它是通过特殊的阐发策略在特定话语形态和实践中的特定历史的与体制的场合中生产出来的东西”。
2这也就是说,由此形成的文化身份凸显出特定文化形态对于社会群体及其观念的塑造,“戏人”的身份认同正是在现代上海的大众文化语境中建构起来的,并体现了电影生产的文化张力。
一上海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20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进入了城市发展的黄金阶段,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升和现代产业的兴起,它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同时也是亚洲第一大都市和仅次于纽约、伦敦、巴黎、柏林的全球第五大都市。
这一时期的上海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工业格局,30年代初的制造业资本总额达到1.39亿元,远远领先于天津、杭州等全国各大城市, 3与之相应的是上海的进出口贸易和国内埠际贸易总值均在全国贸易总额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现代商业、金融业的繁荣则成为都市化进程更为显著的现代性表征,以外滩和大马路(今南京东路)为中心的城市功能区域内汇集了怡和洋行、四大百货公司、渣打银行、汇丰银行、花旗银行等各类商业、金融机构,不仅带动了城市经济模式的现代化转型,而且将新的价值观念注入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使资本与消费构成了现代商业文化的两个基本维度,并且高度契合了重商崇利的上海文化传统,塑造出以商业化为主导的社会环境。
在此基础上,上海的现代社会模式逐渐成型,在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等方面均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在“戏人”:大众文化语境中的身份认同——20世纪20年代电影人的身份建构与文化认同刘 畅提要本文以上世纪20年代上海的大众文化语境为切入点,通过梳理“影戏”观的形成和电影人的戏剧经验来重新审视“戏人”的身份建构和文化认同,并从大众文化的视域考察这一身份呈现出的商业性、娱乐性、通俗性表征,由此剖析早期电影在戏剧观念尤其是文明戏影响下的文化特质,更为全面地认识电影生产的文化动机。
刘 畅1982年生,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08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都市文化与都市文学、电影与文化研究。
电影艺术总第337期“戏人”:大众文化语境中的身份认同——20世纪20年代电影人的身份建构与文化认同很大程度上彰显出现代大众社会的文化形态和文化诉求。
考克尔在论述电影的大众文化性质时指出:“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要成为大众文化(mass culture),首先必须具有批量存储和传播的途径。
” 4因此,大众传媒的出现是大众文化语境形成的必要前提。
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以报刊、电影、广播等形式为代表的大众传媒逐渐成为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文化生产和消费在一定意义上脱离了精英式的审美惯习和传播趋向,大众化、通俗化的文化范式得以成为现代都市文化的主流形态,并推动了现代文化产业的形成和发展。
就现代出版业而言,至1933年上海已有报纸143种,杂志258种,其中《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是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 5尤其是《良友画报》、《礼拜六》等以娱乐性为旨归的通俗刊物大行其道,呈现出文化、商业与娱乐的联动。
广播业的情形也与之相类似,1923年美国新闻记者奥斯邦在上海开办了中国第一座无线广播电台,嗣后上海的电台数量不断增长,到30年代初已达到54家,这些电台大多为民营商业电台,播出的节目也以娱乐节目为主,“文娱节目占有全天播音时间的85%以上”。
6在文化产业勃兴的历史潮流下,早期电影业也应运而生。
自张石川、郑正秋等创办新民公司起,中国电影就在大众文化的制导下走上了产业化经营的道路。
据《中华影业年鉴》的记载,1925年前后,中国共有175家电影公司,而上海一地就有141家。
7凤昔醉对这一现象评价道:“近几年来中国电影事业的发达,真有当年交易所的盛况,制片公司底招牌,街边弄隅,到处皆是,想入电影界的群众,更是眼红心热,东奔西走,都要趁此潮流捞一笔意外之财,盲人瞎马,尽在歧路上乱撞”。
8这一事实表明电影产业的发生和发展实则源于大众文化的商业性本质,因此在利润的驱动下,文化与资本的结盟促使前者被物化为大众社会的消费品,“消费变成了快乐工业的意识形态”。
9所以,文化生产必然要走向市场以实现资本增值,它的经济动机在文化形式的遮掩下若隐若现,但商业性和消费性始终是其无法消除的内在质素,从这一意义上说,20年代电影业的市场化机制正是在大众文化语境中被塑造出来。
正因为如此,“大众”的文化定位是梳理大众文化语境的题中应有之义,由现代市民阶层构成的“大众”群体是文化产品的接受者和消费者,他们的文化取向和消费需求对于文化生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20世纪初上海市民的主要来源是移民,1843年开埠时的上海人口不过50万,1930年上海的城市人口总数则达到了2944608人。
10一方面,人口的迁徙带来了地域文化的移植和文化观念的整合,文化传统的影响力和牵制力在多元思维的冲击和地域环境的变更下不断地被弱化,异质文化的交往和对话潜移默化地造就了上海市民趋时鹜新的文化心态,也影响了市民阶层对电影的接受程度,所以有文章在论及国产电影的源流时就指出“潮流之下,产此骄儿,殆亦上海人好奇鹜新之习惯,有以养成之欤”。
11另一方面,据《时时周报》的统计,1930年华界的上海籍居民仅占总人口的26%,江苏籍移民数量甚至远远超过了上海本地人口,12这说明移民是上海市民社会的主体,而他们的审美趣味不可避免地制约着国产影片的题材和风格。
移民潮的主体是文化程度不高的社会中下层劳动者,如1920年一项关于纺织工人的调查就显示出农村移民在产业工人的人员构成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13此类市民的欣赏能力使其更易于接受通俗化、本土化的文化形式。
因此,有学者指出:“由于早期西片没有经过翻译,对于那些量大、面广,文化程度低的中下层市民而言,这种语言、文化和风俗方面的陌生与隔阂,显然成为他们进行深入电影阅读所无法逾越的障碍,这就为民族制片业在海外影片主导的市场上谋取了一块难得的生存空间”,14这一现象说明,以移民主体的中下层市民是国产影片的主要受众,他们的文化品位必然会对电影生产形成潜在的规约,《孤儿救祖记》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影片以传统的叙事模式彰显了市民阶层的伦理意识,使其产生出强烈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
不仅如此,现代消费观念和娱乐文化的结合也是构建大众文化语境的突出要素,这表现为文化娱乐消费成为上海市民较为普遍的消费支出。
上海市社会局曾对市民消费做出调查,一般工人家庭包括卫生、交通、娱乐、社交等在内的开支占杂费支出的30.1%,而后者约占家庭总支出的24.6%,其中即使是年收入最低的家庭每年也有0.63元的文化娱乐开支,这种消费比例已“较欧美日本诸国,亦不多让”。
15可见遑论贫富,大众2011年第2期文化消费已经成为上海市民阶层重要的消费需求。
有人曾撰文分析上海的电影观众群体:“有一种人对于观电影不过是消遣他们的时光,……这种观众大半是闲散的人尤其是一般没有事的妇女们,为数可占上海电影观众的大一半”,而电影院则成为他们“解散人生的苦闷,增进人生的乐趣的场所”。
16于是,消费、娱乐和电影之间产生出内在的张力,“看电影”成为市民阶层一项主要的消费选择,他们的观影心理直接影响了电影创作者的制片风格,使之在“为营业计”的现实考量下主动地适应观众追求感官享受和休闲消遣的心态,因而突出了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品的消费性和娱乐性。
二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大众文化语境极大地影响着早期电影的机制和风格,商业性、通俗性和娱乐性的诉求形成了对电影生产的化约,凸显出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实践的特质。
从这一意义上说,20年代电影和大众文化语境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大众化的戏剧观念在电影制作中的呈现,由此形成的“戏人”身份是观照上述联系的重要维度。
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梳理“戏人”身份的建构:其一,“影戏”观是20年代电影人的主流意识;其二,电影人的戏剧经验使其完成了从“新剧家”到“影戏家”的身份转变。
“影戏”观的形成有两个直接因素:第一,在电影传入中国的初始阶段,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将其等同于传统的皮影戏和灯影戏,这一看法的依据是二者的放映手段有相似之处,所以1897年的《观美国影戏记》中把影戏称做“制同影灯而奇妙幻化皆出人意料之外者”,171914年的《进步》杂志上也有人撰文考证影戏的源流,归之为中国灯影之滥觞,18“影戏”的得名正是源于这种认识。
第二,在影戏的历史流变中,电影人对这一概念有了更为深入的见解,从而为“戏人”的身份定位提供了理论依据。
《影戏概论》解释道:“影戏是由扮演的戏剧而摄成的影片,不是画成的影片(讽刺或滑稽活动画Animated Cartoon又另当别论),故活动影画(即Motion Picture之直译)既长而又失却重要的命意,似乎犯了生吞活剥的毛病;简洁了当,自以‘影戏’或‘电影’为是。
但我们觉得扮演影戏之动作与表情,较舞台剧更为细腻而自然,则戏Drama之重要使命,岂可弃置不顾?为统一名称,顾名思义起见,不如径名‘影戏’”。
19这种阐释突出了“影戏”一词的两重内涵:一方面,他们认为影戏是“由扮演的戏剧而摄成的影片”,戏剧是影戏的蓝本;另一方面,“影戏”之称源于它所负有的“戏”的使命,即从功能论的角度来强调影戏的戏剧属性。
他们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电影界同人的呼应。
早在1912年,《东方杂志》就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影戏与文化之关系》的译文,对影戏与戏剧的关系略有涉及,提出影戏是一种代替了手工演剧的机械演剧。
20顾肯夫也明确指出了影戏的戏剧本质,称之为“现代最进化的戏剧”。
21孙师毅进一步廓清了电影和戏剧的关系,认为“电影术的出现,当然是一种Scientific Invention,到了戏剧(Drama)和它结合,成功了电影剧,这才树立了它艺术的位置”,22从而在技术和艺术的不同层面上对影戏(影剧)概念做出了具体的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