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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排除“合理怀疑”的原因司法人员针对任何一个疑难案件都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对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进行最大精确程度地证明的问题。
这是司法人员执业的基本要求，也是一个法治社会进程中必须面临的司法实践问题。
现代社会信息交换的快速多变性，科学技术的日益更新和媒体力量的强大……这些都为司法人员调查取证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上述的条件从犯罪嫌疑人角度说，也为其犯罪手法的复杂多样提供了便利，这就带来另一个问题即司法人员对“罪与非罪”的判断难度大大提高。
特别是当唯一有用的证据是间接证据时，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必须排除每一个合理的假设或除有罪外的推断，如何判断就成为了一项不可逆转的挑战。
一、程序正义的最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无疑是维护程序正义的最低标准。
它的法律价值取向决定了它的有效行使必须在一个程序公正的法制环境下进行。
程序公正和实体正义并不截然分离。
如果一个程序不能将大量有罪的人定罪处罚，或者它不能使原本应当受保护的无辜者受到应有的保障，那么它的公正性将受到质疑。
可见，判决结果的正确性始终是衡量程序公正与否的重大影响因素，所以“排除合理怀疑”就是在减错判和误判的目标下保护了每一位公民的正当权益。
同时，程序正义重视和完善诉讼程序有不可忽略的历史性作用。
对诉讼程序体现的程序公正标准予以规定的细化，也体现了现代法治彰显公正、公平、公开的基本原则，也为我们评价实在的法律程序提供了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就是一场改革，它对“排除合理怀疑”，“被告享有沉默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的增加无疑是对程序正义理论的实践性回应，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程序正义理论的基本内容。
二、保障人权的必备要素在英美法系国家,审判过程是一个归纳法的运用过程。
控方负责指控被告人有罪的种种证据,被告人及其律师可以提出反驳证据。
这一过程是法官对各种证据梳理、归纳的过程,若法官认为据已掌握的证据,被告人无罪的合理怀疑被排除,那么就判决被告有罪。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重构摘要：由我国现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引出这一标准追求的是客观真实，在理论上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点，在实务中陷入无法解决的困境。
本文通过比较分析和借鉴国外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优势，用“法律真实”来界定、证明标准的性质比较合适，在此原则的指导下，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应重新构建为“以排除合理怀疑为中心，分阶段按体系进行”。
关键词：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法律真实；重构；排除合理怀疑一、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概述“刑事证明标准”原是西方国家的法律术语，而在我国学术界通常称之为证明的任务、目的、要求和程度。
现在刑事证明标准已成为我国通用的法律术语，普遍适用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刑事证据法。
二、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现状及缺陷（一）我国现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规定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在立案、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和审判等各个阶段都规定了具体的证明标准。
具体规定如下：1、《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了了立案的证明标准。
2、《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了逮捕的证明标准。
3、《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了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
4、《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了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
5、《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
从以上的法律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在区分案件的不同阶段及不同的适用主体的基础上来规定的。
（二）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存在的缺陷首先，我国现行刑事证明标准以“客观真实说”为理论依据，“客观真实说”的理论瑕疵必然折射于刑事证明标准。
客观真实说的理论基础是片面地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包括两部分真理论和可知论。
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过分地强调了人类认识能力的至上性和追求真理的绝对性，它倾向于追求绝对真实。
其次，该规定缺乏层次性，忽视了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的职能分工。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2年第3期 NO.3,2012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JO UR NA L OF YU N NA NI N ST I TU T E OFS O CI A L I S M 118如何正确理解新刑诉法中的“排除合理怀疑” 邵 贤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浙江 杭州 310013） 摘 要：在此次刑诉法修改在“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引入了新的“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作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辅助性标准。
在主客观面向、正当性基础、与相关理论制度联系程度上，新刑诉法中的“排除合理怀疑”与英美法系中的概念有很大差别。
我们应继续坚持“证据确实、充分”的总体标准，严格把握“排除合理怀疑”在证据质量与数量上的要求，努力培养司法人员对“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的思维。
关键词：刑事证明标准；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 中图分类号：D741.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12）03-0118-2 一、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最新立法——引入“排除合理怀疑” 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法新近改革的重点内容，也是证据法尚未解决仍有分歧的基本问题之一。
在此次修改中，刑事证明标准在几十年讨论和研究的基础上终于获得了创新和突破。
新刑诉法第53条规定，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新法同时细化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的三个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刑事证明标准是刑事证据制度的核心内容，上述修改也是此次关于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改动的主要内容之一。
二、“排除合理怀疑”的基本内涵 （一）“排除合理怀疑”在刑事证明标准中的地位 今年刑诉法再修改在“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引入了新的证明标准，即“排除合理怀疑”标准。
对于“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我国刑事审判中的地位，目前主要有“取代说”、“解释说”和“补充说”三种观点。
“排除合理怀疑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第一篇：“排除合理怀疑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排除合理怀疑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是诉讼中判断各方证明活动成效的根据和标尺，它是证据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理清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对于确保刑事诉讼的公正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是诉讼中判断各方证明活动成效的根据和标尺，它是证据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要理清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首先要搞清什么是合理怀疑，有哪些种类的合理怀疑，然后才能结合类案的证明要求确定具体案件的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
“合理怀疑“，是相对于“想象的怀疑”、“推测的怀疑“而言的，是指证明之确切程度不足以使理智正常且不带偏见的人在心理上排除的怀疑。
换言之，它是指理智正常且不带偏见的人在听取和了解证明的全部过程之后仍然持有的对证明效力的怀疑。
它不是一种纯粹心理上的怀疑，它同具体的案件及其背景具有某种相关性。
它不是一种绝对正确的怀疑，也不是一种显然没有可能性的怀疑。
它表示证明之确切性有怀疑的余地，但也不要求证明之确切必须达到没有发生错误的可能性。
如果要求证明之确切达到没有发生错误的可能性，那么几乎没有刑事起诉能够成功。
有的法学家说，合理怀疑是对客观的、具体的可能性的怀疑，而不是想象出来的怀疑。
有的法学家说，合理怀疑是那种能够使一个谨慎的人在做某件重要的事情之前产生迟疑的怀疑。
有趣的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有关“合理怀疑”的说法都有相当大的主观性，还没有哪一种对“合理怀疑“的定义或解释能够排除其他学者的合理怀疑。
这也不要紧，人们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增加其客观性，并把它变成一种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导向程序公正的诉讼原则。
在相关制度的设计上，必须充分考虑到它的主观性，使特定的人们形成主观一致。
陪审团制度的产生反映了人们对古老的非理性司法证明方式的怀疑和否定，也反映了人们对认识能力局限性和诉讼中证明能力的有限性的承认和补救。
排除合理怀疑原则实质上是一种对证明的过程和结论的主观一致性检验。
据的怀疑，实际上达到确信的程度。
”笔者认为，要准确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就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这一标准的含义:首先，排除合理怀疑重在排除“合理”的怀疑，强调怀疑的合理性。
所谓合理怀疑，是指一个普通的理性人凭借日常生活经验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明智而审慎地产生的怀疑。
英美国家往往从一般意义上进行解释，如英国将之界定为这样一种怀疑:“当你在日常生活中处理重要事务时，对你产生这种或那种影响的怀疑。
”国内有学者主张用“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以保证有罪裁判的正确性。
笔者认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并不是要排除所有的怀疑，而是强调所排除的怀疑的合理性，只要怀疑是合理的，自然都要排除，因此没有必要画蛇添足。
还有人认为，合理怀疑中的疑点是指那些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具有根本冲突的疑点或者重大疑点，如被害人身上的伤口与致害工具不相符、被告人口供与物证不能相互印证等;而那些一般疑点，如共犯就具体的犯罪时间表述不一致，不属于合理怀疑的范围。
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
虽然说合理怀疑不能是吹毛求疵的怀疑，但在有些案件中，往往是无视那些不起眼的疑点而最终造成冤假错案。
其次，排除合理怀疑是要排除有正当理由的怀疑，而非任意妄想的怀疑。
合理怀疑要求怀疑者能够说出怀疑的理由，而不能毫无根据地推测或者幻想。
由于与人类事件相关的每件事情都存在一些可能或者想象的怀疑的可能性，因此，合理怀疑应当是法官或者陪审员根据理性对案内证据情况经过仔细思考后产生的怀疑。
第三，排除合理怀疑要求法官确信指控的犯罪事实存在。
“排除合理怀疑”是一种带有浓厚主观色彩的表达，体现出普通法刑事证明标准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
人们在解释合理怀疑时，往往与大陆法系国家“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联系起来，将之定义为“一种道德上的确信”。
如英国刑法学者塞西尔·特纳就将合理怀疑定义为陪审员对控告事实缺乏道德上的确信，如果控方要证明被告人有罪，就必须将犯罪事实证明到道德上的确信程度。
关于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几点思考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13）01-0154-03摘要：新刑诉将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标准着司法方法的从证实走向证伪的科学转变。
本文指出了我国传统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缺陷，并提出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我国语境下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相关解决措施。
关键词：排除合理怀疑证伪主义证明标准引言：我国新刑诉加入了“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的要求，这使得证明标准从发现绝对真实的理想主义迈向相对正义的道路，也是司法方法的从证实走向证伪的科学转变。
“排除合理怀疑”是英美法系刑事证明标准的经典表述，与英美法系国家的经验主义哲学、普通法传统和陪审团审判制度等司法制度息息相关，并且也与英美国家的诉讼理念和宗教传统紧密联系。
而与英美法系司法理念相差巨大的中国，如何将与英美法系文化制度并存的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在中国的司法语境下移植成功，建立保障机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客观真实一—我国传统刑事证明标准的缺陷证明标准是贯穿刑事诉讼的主线。
自1979年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将“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作为刑事诉讼的标准以来，诉讼证明标准到底是应是客观真实还是法律真实，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
从字面意义上来看，“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在理论上要穷尽一切办法查明案件真实，是对证据的客观要求。
诚然，在刑事案件发生后，从侦查到审查起诉一直到审判定罪量刑，都是通过回溯的方式探寻案件发生的真实原因，是求“真”的过程。
而由于时间的一维性和不可逆转性，过去发生的事实就永远不可能再现了。
人对过去发生的客观事实的认识，只可能接近事实，但永远不可能完全达到客观事实。
追求客观真实固然是刑事诉讼所力求达到的理性维度，但是在诉讼这个法律的拟制空间内，相对的正义更符合现实的语境。
（一）认识的有限性恩格斯在《反杜林》中曾经精辟地指出：“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的思维着的个人当中实现的。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论文摘要刑事司法实体公正的基本要求就是在结果上正确处理案件。
其中，运用证据准确认定案件是前提和基础，而要准确认定案件事实，证明标准的确定和把握又是核心和关键。
但由于我们过去很少关注这一问题，刑事诉讼理论界的客观真实说、主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这三种学说存在较大分歧。
随着控辩式庭审方式改革的推进，对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证明标准研究的深入，以及对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证明标准的反思与检讨，我发现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坚实理论基础的客观真实标准具有了某种不现实性和理想化倾向，法定证明标准过于简单、僵硬。
因此笔者采取理论分析、比较、归纳总结等方法，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刑事诉讼; 证明标准;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定的运用证据对刑事案件事实等待证事项的证明所要达到的尺度，亦即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提出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事项，应当达到何种程度方能确认其真伪，从而卸除其证明责任的具体规格。
也就是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最低的证明要求。
一、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法律规定及相关理论(一)我国有关刑事证明标准的法律法规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9条、第137条、第141条、第162条的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证明标准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也就是说，侦查机关对案件侦查终结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都必须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所谓“犯罪事实清楚”，是指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与情节已经查明；所谓“证据确实、充分”，是指据以定案的证据已查证属实，并且足以清楚地反映出待证事实，才能说事实清楚，但“证据充分”并不是说证据越多越好。
只要符合标准，三五个证据也能定案。
(二)证明标准学术界说在证明标准的理论研究上，对于案件事实的认识能达到何种程度，或者说达到证明标准的事实的性质是或者说应当是什么，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学者在学理上存在争论，概括起来说，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客观真实说，主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