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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始末统一华中军事指挥的问题让刘少奇难以释怀／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大会在海安举行1940年10月，苏北平原轻风拂面，秋高气爽。
正是在这金秋时节，从华北南下的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抵达苏北盐城，与陈毅率领的新四军东进北上部队胜利会师。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师，标志着八路军、新四军协同开辟苏北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已经完成，接着便是依托苏北，做出整个华中抗战的大文章。
为此，黄克诚给时在皖东的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发电报，请他率中原局机关移驻苏北，以便统筹华中全局。
几乎在接到黄克诚电报的同时，刘少奇也接到中共中央电令：“去苏北与陈会合，布置一切。
”他随即率中原局机关风尘仆仆赶往苏北。
10月30日，在阜宁东沟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部驻地，刘少奇与黄克诚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数天后，黄克诚与刘少奇乘汽船沿盐阜区境内一条纵贯南北的人工串场河，从阜宁经盐城前往海安，会见时在海安的陈毅、粟裕。
这次会见，决定着今后华中抗战的走向，意义非同一般。
在海安著名爱国士绅韩紫石的盛情邀请下，刘少奇与黄克诚均下榻于韩宅。
海安几天，通过韩紫石支持共产党的政治态度以及对他们生活的周到安排，刘少奇和黄克诚深切地感受到了陈毅此前统战工作的成功。
这时，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让刘少奇难以释怀，即统一华中军事指挥的问题。
虽然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对这一问题亦有所讨论，但因涉及到不同指挥系统，故一时难以决断。
事实上，这一问题在刘少奇脑海中萦绕已久。
早在6月份，刘少奇即致电中央提出：“目前华中部队已不少，均分散各处，且已取得地区，唯将来在战略以至战役上均须配合行动。
华中环境各方面均较华北更复杂，困难更多，而我部队内部在建制上、指挥上亦不完全一致，问题亦多。
在目前迫切需要建立有威信、有工作能力的华中总司令部（公开名称另定），在指挥上以至建制上统一我华中各部队。
”在人选上，刘少奇请中央在朱德、彭德怀、王稼祥及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中择定一人。
黄克诚大将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是军队政治工作的卓越领导人。
他运筹帷幄,纵横捭阖,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为部队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倾注了毕生心血,建立了不朽功勋。
特别是他关于恢复八路军政治委员制度、进军东北的建议以及坚决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等,在中共党史上影响深远。
国共合作抗战之后,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在国民党的干涉下,八路军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而按照国民党军队的建制设政训处。
平型关大捷后,第一一五师撤到五台山地区进行休整。
此时,驻在五台县南茹村的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派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黄克诚,检查政治工作、营、,共同下,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时,如何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等问题。
经过半个月的调查研究,黄克诚发现,红军虽然改编不久,又取得了平型关战斗的胜利,但部队作风却有了很大变化,军阀习气开始滋长蔓延。
这主要是由于红军改编时,因受国民党的干涉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显著削弱所致。
他同聂荣臻等师首长商量时,提出建议:为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应恢复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开展对军阀主义的斗争。
聂荣臻等一致赞同。
黄克诚很快返回总政治部驻地,向任弼时作了汇报。
任弼时当即指示黄克诚,将到部队检查了解的情况和他的建议,起草一份报告上报中央。
黄克诚很快写成电报送任弼时审阅后,于1937年10月19日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名义报告中央。
电报全文如下:部队改编,政治工作人员的公开地位降低职权,因而影响到政治工作人员积极性降低,政治工作已开始受到若干损失。
而在各级指挥方面,仍有个别同志因改单一领导不大接受他人意见,多数单一首长感到自己能力不够,致使军队建设上也受到某些损失。
对此现象我们认为,除教育干部反对地位观念及轻视政治工作外,还需各级从组织上得到适当的解决,以红军的传统,并以此传统影响友军。
同时,最近阎锡山、胡宗南、陈诚、张发奎等,感觉大革命时期党代表及政治部组织有恢复之必要,且闻已向蒋(介石)提议。
黄克诚的三大突出贡献作者：华小勇来源：《党史文苑·纪实版》 2013年第4期黄克诚大将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是军队政治工作的卓越领导人。
他运筹帷幄，纵横捭阖，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为部队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倾注了毕生心血，建立了不朽功勋。
特别是他关于恢复八路军政治委员制度、进军东北的建议以及坚决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等，在中共党史上影响深远。
考察红军改编动态，建议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国共合作抗战之后，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在国民党的干涉下，八路军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而按照国民党军队的建制设政训处。
平型关大捷后，第一一五师撤到五台山地区进行休整。
此时，驻在五台县南茹村的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派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黄克诚到第一一五师部队，检查政治工作情况。
黄克诚深入到第一一五师师部和所属2个团，同师首长和团、营、连干部及战士多次座谈讨论，共同探讨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新形势下，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时，如何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等问题。
经过半个月的调查研究，黄克诚发现，红军虽然改编不久，又取得了平型关战斗的胜利，但部队作风却有了很大变化，军阀习气开始滋长蔓延。
这主要是由于红军改编时，因受国民党的干涉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显著削弱所致。
他同聂荣臻等师首长商量时，提出建议：为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应恢复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开展对军阀主义的斗争。
聂荣臻等一致赞同。
黄克诚很快返回总政治部驻地，向任弼时作了汇报。
任弼时当即指示黄克诚，将到部队检查了解的情况和他的建议，起草一份报告上报中央。
黄克诚很快写成电报送任弼时审阅后，于1937年10月19日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名义报告中央。
电报全文如下：部队改编，政治工作人员的公开地位降低职权，因而影响到政治工作人员积极性降低，政治工作已开始受到若干损失。
而在各级指挥方面，仍有个别同志因改单一领导不大接受他人意见，多数单一首长感到自己能力不够，致使军队建设上也受到某些损失。
黄克诚大将的身教故事作者：罗元生来源：《党员文摘》2019年第04期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在苏北盐城举行皖南事变后重建军部大会。
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指示，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担任师长兼政委。
由于受日伪的残酷“扫荡”和经济掠夺，抗日军民的生活极度困难，黄克诚带领官兵厉行节俭之风，靠发扬勇敢战斗作风和艰苦奋斗传统来支撑苏北抗日大局。
1942年秋，根据地开展生产运动，新四军第三师师部也开荒种地，黄克诚与官兵一样打起赤脚下田劳动。
那段时间，战士们时常看到全师上下十分敬重的老师长背着粪筐拾粪积肥。
1943年初，三师供给部在赶制夏季服装时，出现了棉布不足的问题。
黄克诚提议，改革制服样式，军服上衣去掉翻领和两个口袋，裤子由宽大的中式裤腰改为西式小裤腰，军帽减掉翻沿，官兵不发绑腿布。
这样积少成多，整个部队一下节约服装布料万余米。
新四军战士的军帽，沿用了国民党陆军军帽的式样。
这种军帽在后脑勺处有一道双层布箍，放下来前面部分可以拉到下巴。
实际上，这种帽箍平时起不了多大作用，只是作为装饰性的线条。
黄克诚早就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要把这道帽箍由双层改为单层。
于是，在黄克诚建议下，军部军服厂立即把军帽的双层箍改成单层箍，为部队节省了成千上万尺布。
1943年底，当三师师部开展评选“节约标兵”活动时，师部上下不约而同地推选黄克诚为“节约标兵”。
1949年10月下旬，黄克诚率领一批干部从天津南下湖南，任湖南省委书记。
跟着他的还有夫人唐棣华和一岁的小儿子黄晴。
途经武汉时，黄克诚又去岳母家接上了两个孩子——六岁的大女儿黄楠和五岁的大儿子黄煦。
这一对儿女是黄克诚1945年从苏北进军东北时寄养在岳母家里的。
那一刻，一向觉得为革命舍小家是理所当然、把小家的聚散看得平常的黄克诚也禁不住热泪盈眶。
现在好了，解放了，一家五口终于可以团聚，可以有一个真正的家了。
一到湖南，黄克诚就对唐棣华说：“棣华，今后孩子们就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了，条件比过去好了，但一定要记住，我们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高级干部的家风影响着党风政风。
黄克诚：忠诚无私、善谋敢谏的开国大将作者：李果来源：《湘潮》2019年第12期黄克诚一生信仰笃定，刚直敢言，在党内军内享有很高威望。
同时，他还是忠诚无私、坚守党性的楷模。
信仰坚定的革命者“我的这个决心不是轻易下定的，而是认真的、郑重的，经过长期考虑的，因而是不可動摇的。
”黄克诚在自述中，曾这样回顾自己入党的心路历程，反映了他坚定的革命信仰。
1922年，黄克诚来到位于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师范（以下简称“三师”）读书。
在来三师之前，他一直念的是私塾。
第二年，三师因克扣学生伙食费引发了学潮，学校和省政府非但不解决问题，反倒开除了很多学生，导致学潮愈演愈烈。
黄克诚因受封建思想影响，对学潮采取了旁观态度，但他却钦佩学生的斗争精神，并经常自忖：是什么让他们如此勇敢？后来黄克诚找到了答案，中国共产党曾在三师播下过革命火种，毛泽东曾在这里发表革命演讲、传播进步思想，三师学潮背后也有共产党和青年团的支持。
学潮给了黄克诚很大震动，他逐渐了解到整个中国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因此，黄克诚开始跳出个人的小圈子，立志为国家民族找出路。
他经过摸索与探求，选定了马克思主义，并于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此，党组织成为黄克诚终身的精神寄托，不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他都矢志不移。
1928年底湘南起义失败后，黄克诚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决定去上海寻找党组织。
这是一段艰难的日子，身无分文的黄克诚到处求人接济，有一次还差点被同乡恶霸认出告发。
万般无奈下，黄克诚给曹勤余写信，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
曹勤余曾是共产党员，大革命后脱党。
他了解到黄克诚的艰难处境后，劝黄克诚跟他到他所在的部队中做事，条件是改变个人信仰。
但黄克诚毫不迟疑地回复道：“个人信仰决不会改变。
”黄克诚久困上海，忍受着找不到党组织和经济来源断绝的双重煎熬。
饥寒交迫之际，黄克诚的同学曾希圣帮他联系到了党组织。
黄克诚用党组织给他的30块钱生活费支付了房租，买了棉衣。
时值隆冬，黄克诚身心都感受到了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
新四军第三师的战斗历程和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一九八五年）黄克诚一新四军第三师是抗日战争时期开辟坚持苏北淮海、盐阜地区抗日斗争的主力部队，是由八路军一部分南下部队为主加新四军一部分部队合编发展起来的。
中共中央于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举行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一九三九年五月，中共中央在致八路军总部的电报中指出，今后八路军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华中。
一九四○年春，中共中央作出八路军一部分主力南下，新四军一部分主力北上，控制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地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打开华中抗战局面的战略部署。
一九四○年二月，中共中央决定组建八路军第二纵队，任命我为纵队司令员兼政委。
我向中央建议另选派司令员，我只担任政委。
中央旋派左权同志任第二纵队司令员。
后左权同志回到八路军总部工作，由杨得志同志任司令员。
第二纵队辖八路军一一五之三四四旅、河北民军一旅新编第二、第三旅，共约二万余人。
我考虑两万余部队集中在冀鲁豫，回旋余地不大，不利于发展，遂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精神，向中央建议，将第二纵队分出一部分部队，越过陇海路，向华中发展。
四月十七日，中央电示：“新二旅及三四四旅共一万二千人，由太行出发，在冀鲁豫边界设法消灭石友三部后，准备随时调往陇海路南，配合彭雪枫部行动。
”五月五日中央又指示：“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
在可能发生全国性的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在黄河以北不入中原。
故华中是我最重要的生命线。
”遵照中央指示，我于一九四○年三月将河北民军一旅留下坚持太行山斗争，自率纵队直属队和三四四旅，越过平汉路，到冀鲁豫与新二、新三旅部队会合。
第二纵队于五月中旬将向我根据地进犯的叛逆顽军石友三部大部歼灭之后，杨得志同志继续留在冀鲁豫，我率三四四旅（辖六八七、六八八、六八九团）、新二旅（辖四、五、六团）过陇海路南下。
三四四旅由旅长刘震、政委康志强率领，于五月下旬先头出发，我与纵队参谋长韩振纪率纵队部、教导营及新二旅（由政委吴信泉、副旅长常玉清率领）于六月初出发。
大将黄克诚三次战场唱“反调”作者：杨飞来源：《红广角》 2012年第2期（陕西）杨飞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灿若星河的开国将帅中，有一位敢说敢做、认理不认人的犟脾气将军，他就是大将黄克诚。
黄克诚一生中曾多次直言进谏，甚至不惜战场唱“反调”，与上级发生激烈争执，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一、赣州战役，与彭德怀唱“反调”1930年10月至1932年6月，为剿灭红军，蒋介石集中强大兵力，先后三次对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红军在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下，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干净、利落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红色政权得到巩固，苏区根据地不断扩大，红军队伍空前壮大。
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和红军力量的壮大，使根据地的一些领导人产生了错误判断，滋长了“左”的倾向。
1933年1月王明领导下的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更加广泛地在根据地泛滥开来。
在“左”倾路线影响下，中共中央给红三军团发出了攻打赣州的指示。
接到中央指示后，彭德怀迅速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商讨攻打赣州的行动计划。
彭德怀当时是赞成打赣州的，他在会上做了简短的战前动员：“赣州是赣南的商业中心，也是赣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打下赣州就能巩固后方，使党中央和临时苏维埃政府的最大威胁得以解除。
同时，我军就可以向北发展，威胁南昌，造成政治上的影响。
打赢就是我军的光荣，因此，我军要坚决执行中央指示，拿下赣州。
”彭德怀的讲话，大大激发了指战员们的战斗热情。
但是，时任红三军团一师政委的黄克诚，却站起来给热情高涨的指战员们浇了一头冷水，他坚决反对攻打赣州。
在这之前，黄克诚就因反对进攻长沙而被撤职，这次他又唱起了反调：“我军形势虽有所好转，部队也得到壮大，但敌强我弱的形势并没有改变，况且赣州三面环水，易守难攻。
红军又缺乏重武器，靠我们现有力量去攻取赣州，很可能会重蹈以往几次失败的覆辙。
”但是，黄克诚反对的声音，并没有起到任何实际作用。
黄克诚将军从苏北到东北作者：早耕来源：《中华魂》2016年第02期一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不久，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奉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命令，率三师主力一部由苏北开赴淮南津浦路西与新四军二师汇合，以阻止国民党桂系部队东进。
当黄部赶到淮南津浦路西时，国民党军已抢先一步接收了津浦路沿线徐州、蚌埠等城市。
黄部在淮南逗留一段时间，便又奉命返回苏北。
在回师苏北途中，黄克诚在中央华中局机关看到了华中局刚刚收到的由中共中央转发的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向中央所汇报的东北情况的电报，知道我军已有少数部队进入东北。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黄克诚请时任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饶漱石给中央发电报，建议中央立即派10万大军到东北，不管苏联红军同意与否，要决心进军东北。
但饶漱石对黄克诚的这一建议不予理睬，不同意给中央发这个电报，说要发你就在三师电台上发。
但三师电台功率低，直接发报延安难度大。
最后经饶同意，黄借用华中局电台以他个人的名义向中央和军委发电报，提出他对当前局势及军事方针的意见和建议：一、蒋介石对和平谈判毫无诚意，只是以此作为欺骗人民、麻痹我军和拖延时间之手段，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动全面内战，因此我们不能对和谈抱有幻想，应当立足于打，在与蒋和谈的同时，应集中精力准备决战。
二、取得连成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有利于进行长期斗争。
因此在军事部署上，建议尽量多派部队去东北，至少5万人，能去10万人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东北总根据地，支援关内作战。
三、关内以晋、绥、察三地区为第一战略根据地，以山东地区为第二战略根据地，集中主力，消灭敌人。
其他各地区则作为这两大战略根据地之卫星力求局部决战胜利。
不可能时，即以游击战争长期周旋。
四、为执行上述方针，建议从山东调3万至5万人去东北，华中应调3万至6万人去山东。
9月15日夜，刘少奇看到黄克诚9月14日由淮南发给中央的这份电报。
新四军在盐城大事记新四军自1940年秋马到盐阜，到从日伪手中收复盐城，直至1947年初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在6年多的时间里，这支英勇的人民军队为还我河山、重建政权、改善民生、发展文教，在盐城大地留下许多闪光足迹，值得我们永久铭记。
1940年10月又见同侪并马归10月4日，黄桥战事急。
八路军115师黄克诚部主力奉命南下，驰援新四军过江部队。
黄率曾参加过平型关战斗的老八路，接连攻克佃湖、、益林、阜宁、东坎、建阳等城镇，直下盐城。
10日，黄部第一支队第一团南下，与北上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二纵队第二团，在狮子口胜利会师。
31日，胡服（刘少奇）、赖传珠率中原局机关到达阜宁东沟镇黄克诚部队驻地，与黄克诚会合。
11月经略华中运筹早10日，为统一华中军事指挥，刘少奇在盐城向中央提议：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
次日中央复电同意，决定刘为政委，叶、陈、刘统一指挥所有陇海路以南之新四军与八路军。
23日，“华指”从海安移驻盐城，与中原局一起在盐城办公。
11月下旬，新四军苏北军政学校与八路军第五纵队教导队合并，在盐城成立“抗大”五分校。
12月军中笔杆也是枪2月，中原局机关报《江淮日报》在盐城创刊。
12月下旬，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在盐城成立。
1941年1月重建军部义旗张10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在苏北盐城举行高级干部会议。
第二天，因日机轰炸，迁至城西仓头续会。
20日，中革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25日下午，在盐城召开庆祝重建军部成立大会，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改编为一师，粟裕任师长；在盐八路军115师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三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委，3月组织重建开新局2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原局在盐城与东南局合并，组成新的中原局（5月改称华中局），刘少奇任书记。
4月粮草先行抗敌顽1日，江淮银行在剧场路15号开业。
13日，一、三师各一部，反击进占蒋营、洪家桥等地敌军。
挺进华中敌后，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一九八一年）黄克诚中央的重要战略决策一九三九年底，阎锡山在山西发动反共的十二月事变〔1〕[十二月事变，又称“晋西事变”，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发动的破坏统一战线、破坏抗战的反共摩擦事件。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集中三万余人的兵力分三路向八路军和决死队发动进攻。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决死队各部和八路军奋起自卫反击，粉碎了阎锡山部队的进攻。
]，利用旧军消灭新军（即我党领导的决死队），从此掀起新的反共高潮。
党中央警惕到全国政局将开始大的逆转。
一九四○年春，中央给八路军山西前线总部十八集团军发来一个战略性的电报指示，我现在已记不清当时是我自己看了这个电报，还是别人传达，大体内容是：为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阴谋，要总部编一支队伍，准备南下豫、皖、苏，增援新四军，同时要皖南新四军叶挺、项英、陈毅〔2〕[叶挺、项英、陈毅，叶挺时任新四军军长；项英时任新四军副军长；陈毅任苏北指挥部指挥。
]的主力部队准备撤离皖南，过江北上，双方配合一起，把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这一大块地区控制下来，建立起一个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任务。
总部接电后，立即决定把一一五师的三四四旅和在冀鲁豫地区活动的冀鲁豫支队，在中条山地区活动的唐天际领导的晋南支队，整编成四个旅（即三四四旅、河北民军第一旅、新编二旅、新编三旅），番号为八路军二纵队。
当时我在三四四旅工作，总部要我担任二纵队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我提出只担任政委。
总部遂决定由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左权同志兼司令员，杨得志同志任副司令，这项整编工作很快就办好了。
不久，总部决定留下新一旅，坚持太行区，左权同志回总部，我率二纵队机关和三四四旅越过平汉路，进到冀鲁豫同新二旅、新三旅汇合，准备过陇海路南下。
我记得是四月二十几到冀鲁豫，在那里稍加休整即集中一个三旅加上赵谭支队〔3〕[赵谭支队，指八路军第三纵队（冀中）南进支队，司令员赵承金、政治委员谭冠三。
一九三九年底，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命令晋察冀军区抽调部队南下，参加讨伐朱怀冰、石友三部的作战。
同年十二月，冀中军区奉命抽调五个团和津南自卫军组成南进支队，开赴冀南地区，配合冀鲁豫军区反击石友三顽军的进攻。
一九四○年六月，该支队完成反击任务后，三个团返回冀中归建，支队指挥机关和另两个团拨归冀鲁豫军区建制。
]发起反击顽军石友三部对冀鲁豫的进攻，结果顽军大部被歼，少数逃窜。
战斗刚结束，总部命令二纵队刘震那个旅（三四四旅）过黄河，同时还命令彭明治率领的苏鲁豫支队（一个支队就是一个旅）从丰县、沛县、单县一带挺进陇海路南（进到皖东北）。
这两个主力旅先按总部部署南下。
当时总部未决定我也到华中去。
六月初旬，开封的敌军出动五百多辆军运汽车，向冀鲁豫扫荡。
我过去在山区打游击，现在眼前一片平原，两个旅又在一块小地方，缺乏迂回余地，我和杨得志同志商议后，向总部请示是否留少数部队在冀鲁豫，其余两个主力旅（新二旅欠一个第四团和已过黄河的刘旅），由我和杨得志同志率领，插过陇海路向华中发展，总部命令由我带部队南下。
在彭雪枫司令部我们是在开封敌军出动后两天，大概是六月十日出发，在麦子收割完的时节，连续行军七八天。
过陇海路是六月十七八日，当时同行的，有已去世的韩振纪同志，他任二纵参谋长。
当时田守尧同志在延安还未返前方，他那个旅（新编二旅）由政委吴信泉同志率领同行。
过陇海路后，十八集团军总部就命令我们同彭雪枫的部队合并起来，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任司令员，我任政委。
我们继续行军不到两天，大概是六月二十日，就到了驻在豫皖淮河北岸的彭雪枫司令部。
当时彭雪枫在路南部队是用新四军六支队名义，队部和干部都是由八路军总部派出的。
这时已转到津浦路东的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来电，要我留下一个旅给彭雪枫同志作基础，其余主力即过津浦路东，不要一起合编。
但是，我们已奉十八集团军的命令合编好了，彭雪枫同志要我全部留下，回电中原局，拟在日军向河南西南部进攻时，向豫西伏牛山发展，我也倾向他的意见。
少奇同志仍来电要我即过路东，我感到一面受总部命令合编，一面中原局要我即过路东，不好办，就直接向毛主席发电报请示：我率领的部队过陇海路后，仍由十八集团军总部指挥，还是由中原局指挥？毛主席立即回电，由中原局指挥。
我就留下刘旅（即三四四旅）的两个团（六八八团和六八九团）给彭雪枫部队作基础，我就率领二纵机关和教导营及新编二旅五团、六团和六八七团，于七月二十六七日出发，穿过津浦路，行军八九天，记得是八月初，到了津浦路东皖东北地区，部队在半城、魏营子、双沟镇一带集结。
少奇同志在盱眙决定部署我到双沟后，就前往中原局看少奇同志，当时他在盱眙县南边的莲塘或半塔，记不很清了。
那时，路东皖东北（淮北）地区，已经有好几路力量。
先是彭雪枫派张爱萍同志到皖东北发动和领导当地的抗日武装，组织起彭部下面的第四总队，发展到近千人队伍。
接着是从苏鲁豫边区南下的主力彭明治率领的苏鲁豫支队，先到的是该支队的一个团，就是胡炳云同志的那个大队。
同彭明治一起的，还有金明同志和刘瑞龙同志，金明是由山东八路军派出南下的，刘瑞龙是由彭雪枫那里派出的，负责地方党政工作。
还有三位女同志，杨纯、李风、唐棣华，也是由山东八路军派出到淮北参加建立地方党的工作。
为开辟路南淮北根据地，山东八路军还派出一个南进支队，先由钟辉同志率领，后钟辉调往延安，改由韦国清同志负责。
还有江华同志也从山东带了一些队伍到皖东北，准备总管一下这边的工作。
少奇同志要我立即去他那里，就是为了对我交代上述情况，要我去负总的领导工作，因为我在军队里工作久一些，相互关系知道得多一些。
少奇同志还告诉我：项英不积极执行中央指示，要留在皖南；陈毅坚决执行，过江有些困难，管文蔚〔4〕[管文蔚，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江苏丹阳县委书记，在其家乡发动群众，成立了抗日自卫总团，下辖四个大队，管文蔚任总团长。
一九三八年六月，新四军第一支队东进苏南后，管文蔚与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取得联系，主动接受新四军的领导。
七月中旬，该四个大队正式整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丹阳游击纵队，管文蔚任司令员，九月，改称新四军挺进纵队，管文蔚仍任司令员。
]，丹阳人，在沿江有抗日武装，积极配合支持陈毅，粟裕的一支主力已胜利过了江。
在这一点上，管文蔚是有功的。
少奇同志说，现在要赶快整编好队伍，开辟苏北淮海、盐阜地区，把南下主力转过去，支援北上的新四军，打击顽军。
少奇同志同我说了三天，商定：我即前往皖东北成立苏皖党政军委员会，我担任书记。
部队改编成八路军第五纵队，下分三个支队：彭明治为第一支队，田守尧为第二支队，张爱萍、韦国清为第三支队（那时钟辉同志和江华同志已去延安，我未会见）。
苏皖区党委由金明同志担任书记，苏皖行署由刘瑞龙同志任主任。
我那次到华中局看少奇同志，不是长征后第一次见面。
一九三五年底，我在去瓦窑堡的路上，已碰见过少奇同志。
那时部队里说我右倾，批我，调我去后方工作。
我问少奇同志哪里去？他告诉我，中央决定派他去负责北方局工作。
所以，这次会面，不是长征后的第一次相见。
开辟苏北淮海、盐阜地区我同少奇同志谈话后，回到皖东北半城就派彭明治一支队和金明同志去开辟淮海、盐阜地区。
张爱萍和韦国清三支队的三个团也开进淮海，那时，杨纯、李风、唐棣华三位女同志已先到淮海，成立地委。
那里有本地区过去失去了关系的地下党员，有的没有自首，有少数办了一般自首手续，他们组织起抗日同盟会，并派人到山东找党的关系。
山东承认他们为八路军关系，未立即承认他们党的关系。
后来苏皖区党委到淮海，了解后，由地委接上他们的党组织关系，鼓励他们努力为党工作。
我在皖东北，前后停留了个把月后，留下田守尧旅的一个主力团（第六团），坚持皖东北地区的斗争，纵直机关和我带着二支队五团和六八七团（张天云那个主力团），一起进到淮海。
正在这时，陈毅同志打来急电，谓韩德勤向黄桥猛力进攻，要我迅速抽出一部分主力南进支援。
我回电立即出发，除留二支队一个团在淮海外，我集中率领五个主力团的兵力（即一支队三个团、二支队两个团），连夜东进，时间大概是十月初，过盐河，沿河南下，日夜兼程急行军。
不到两天，中途就得前方捷报，谓韩德勤已被打垮，溃退到宝应、曹甸、车桥一带。
这样，我们就转进盐阜区：彭旅三个团挺进阜宁益林镇，随即直驱湖垛和盐城县城，我率新二旅的两个团（五团和六八七团）挺进阜宁东坎和阜宁县城，我随即带指挥机关驻在东沟。
在刘庄白驹一线胜利会师这时，新四军一支队二纵队（王必成部）乘黄桥大胜，分兵北上，打到东台白驹；彭旅〔5〕[彭旅，即彭明治、朱涤新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皖南事变后改为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
]也由湖垛南进龙冈、大冈、刘庄。
南下的八路军一部（彭旅的胡炳云一个团）和北上的新四军一部，就在刘庄、白驹之间的狮子口胜利会师。
我们从淮海东进南下和急转开辟盐阜地区，虽然也打了一些小仗（因为沿途有小股伪军和顽军、土匪），但是，都是以压倒优势，顺利开进。
军队在刘庄、白驹间会师后，陈毅同志从海安司令部乘小汽艇沿串场河北驶盐城，慰问南下的八路军所部，并慰劳部队十万元（法币），我代表部队从东沟到盐城县城相迎。
我同陈毅同志是一九三二年分手，相别八年了，我对陈毅同志很敬念，我们在盐城阔叙了几天。
当时我们八路军上下的生活习惯、作风，十分简朴，不讲究礼节、招待，不仅没有设宴，连一次小酒馆也没有上过。
陈毅同志也只顾同久别的老战友、老部下谈这问那，还是深厚的同志式老传统，这就是我们指挥员们当年继前线士兵会师之后的一点会师场面。
盐城叙谈后，陈毅同志带我到海安玩了几天，当地的著名进步士绅韩紫石老先生，他是清末的翰林，请我吃了饭。
陈毅同志席间也作统战工作。
韩老说到，惹出黄桥之战，是韩德勤无理，自讨没趣。
中央决策的胜利到一九四一年春，皖南事变后，在盐城又重建了新四军军部。
陇海路南，津浦路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一大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就奠定了基础。
苏北淮海、盐阜两个地区的党组织和部队，也同苏中、淮北、淮南三个兄弟战略区一样，开始在当地广大群众中扎下了根，回顾这段历史：（一）证明党中央和毛主席一九四○年春的战略指示十分重要，十分正确；（二）中原局和刘少奇同志坚决贯彻了中央指示；（三）陈毅同志赞成和坚决执行了中央指示；（四）项英同志是抵制中央指示的，使皖南新四军军部机关后来连受重大损失；（五）彭雪枫同志在路西豫皖苏地区，目光偏向豫西，对中央的远大战略指示，缺乏应有的认识。
我个人开始也认识不足，接毛主席复电后，才有足够认识。
由于中央指示得到胜利贯彻，不仅在皖南事变后保存了新四军的力量，而且发展和大大壮大新四军的力量。
至于苏中、苏北、淮南、淮北这四个战略区（包括浙东、苏南、路西）的党和广大军民在以后的五年抗日战争中和三年自卫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那是非常巨大和难以估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