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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永安万历县志（卷四田赋志户口）最早记载永安户口的志书，应该是明朝嘉靖乙酉年（1526）版延平府志，该书《食货志·户口》里记载了永安从1453年到1522年每十年的户口数，这点和每十年造一次黄册吻合。
但永安万历志似乎不买账，因为嘉靖版延平府志里景泰三年（1453），永安“口六万一千八十有三。
”和万历志记载数字居然相差三万多口。
嘉靖版延平府志里记载永安户口数有八个年头，二万多的有四年，六万多的三年，三万多的一年。
几十年里反复落差太大，在和平年代里人口变化不太可能这么大。
明朝的黄册也就是户口本，是为征调赋役而编制的户籍册。
像征调不到赋役的人是不上户册的，这包含不及龄小孩以及没有人身自由的奴婢等。
一般人还是愿意上册，因为没有户籍就没有考取秀才、举人、进士等功名的资格。
但是上册入籍就要承担征调赋役，所以嘉靖延平府志就感叹：“富者家联数十丁，籍之所入者，惟数丁耳。
”想逃避征调赋役的就不愿意入籍，基层干部里胥也乐意瞒报，好从中捞取好处。
所以从景泰三年（1453年）到隆庆五年（1572年），一百多年里，永安县户数始终维持在八千左右，这也可见一斑。
中国古代丁口成年的理论根据，就是中医男女成长的八、七理论，男子二八肾气生，女子二七天癸至，就算成年。
成年就要承担赋役责任，这个责任主要是成年男丁担起。
像下文《课程》里有：“实差丁口二万七千八百五十四丁口。
无闰年，每丁口派银一分五厘三毫九丝九忽四微四纤四抄。
”征收盐税的记载，说明女口也要负担一点点。
户口和人口是两个概念，但是我们如果没有仔细甄别，经常会把历史上的户口当人口。
像要知道明朝景泰三年永安的人口数，如果简单地把“人丁共一万三千一百六十六丁，女口共一万六千四百七十四口。
”加起来当做人口总数，那就错了，因为这是当时永安成年男丁和成年女口的人数。
你看在后面《贡料》一节里说到：“实在人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丁。
”这人丁数字是征收贡料的数字。
按当时规定贡料除了向成年男丁即16--60岁的人征收外，还在民田征粮里另外增收。
《文献通考·田赋考》的史学价值探讨作者：张文燕来源：《神州·上旬刊》2018年第08期摘要：《文献通考》开篇除了自序和抄白，便以七卷的《田赋考》居首，足以看出马端临对田赋的重视程度。
对《文献通考·田赋考》的价值进行探讨，从中可以窥探出整部《文献通考》的一些价值和地位。
《文献通考》中有原始珍贵的史学材料，史料丰富、详细，真实具体。
其本着实事求是的史学态度，重视历代学者的评论，客观公正地评判历史，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关键词：《田赋考》；史料丰富；实事求是《田赋考》在《文献通考·自序》里，马端临对他所写的《田赋考》有如此的理解：“作《田赋考》第一，叙历代因田制赋之规，而以水利、屯田、官田附焉。
凡七卷。
”《文献通考》开篇，除了自序和抄白，便以整整七卷的《田赋考》居首，足以看出马端临对田赋的重视程度。
因此，对《文献通考·田赋考》的价值进行探讨，从中便可以窥探出整部《文献通考》的一些价值和地位。
《通考》以《通典》为蓝本，并在《通典》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大和补充，将《通考》与《通典》、《宋史》等史书进行比较，可以看出《通考》具有更原始珍贵的史学材料、实事求是的史学态度等方面的史学价值。
一、原始珍贵的史学材料首先，史料丰富、详细。
《田赋考》共七卷，第一卷开篇便以上古时代的田赋之制起笔，从尧舜禹时代的田赋制度开始，“尧遭洪水，天下分绝，使禹平水土，别九州。
”一直记载到了宋宁宗开僖三年（1207）年，详细记述了这么长时间段内各个历朝历代的田赋制度，系统且有条理化。
不仅时间之长，且田赋内容分类非常的详细丰富，赋税下有“受纳税限”“预借”“支移折变”“代输”“畸零”等种类，水利田又分为“农田水利”“湖田围田”“沙田芦场”等种类，并且对每一种类都做了详细具体的说明。
由此可以看出，《田赋考》的史料完整丰富，且非常系统，内容详细具体。
其次，史料真实具体。
《田赋考》中作者有大量的数字的记录：“每年税钱：上上户四千文，上中户三千五百，上下户三千，中上户二千五百，中中户二千，中下户千五百，下上户一千，下中户七百，下下户五百文。
23神州文化《文献通考·田赋考》的史学价值探讨张文燕郑州大学 文学院摘要：《文献通考》开篇除了自序和抄白，便以七卷的《田赋考》居首，足以看出马端临对田赋的重视程度。
对《文献通考·田赋考》的价值进行探讨，从中可以窥探出整部《文献通考》的一些价值和地位。
《文献通考》中有原始珍贵的史学材料，史料丰富、详细，真实具体。
其本着实事求是的史学态度，重视历代学者的评论，客观公正地评判历史，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关键词：《田赋考》；史料丰富；实事求是《田赋考》在《文献通考·自序》里，马端临对他所写的《田赋考》有如此的理解：“作《田赋考》第一，叙历代因田制赋之规，而以水利、屯田、官田附焉。
凡七卷。
”《文献通考》开篇，除了自序和抄白，便以整整七卷的《田赋考》居首，足以看出马端临对田赋的重视程度。
因此，对《文献通考·田赋考》的价值进行探讨，从中便可以窥探出整部《文献通考》的一些价值和地位。
《通考》以《通典》为蓝本，并在《通典》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大和补充，将《通考》与《通典》、《宋史》等史书进行比较，可以看出《通考》具有更原始珍贵的史学材料、实事求是的史学态度等方面的史学价值。
一、原始珍贵的史学材料首先，史料丰富、详细。
《田赋考》共七卷，第一卷开篇便以上古时代的田赋之制起笔，从尧舜禹时代的田赋制度开始，“尧遭洪水，天下分绝，使禹平水土，别九州。
”一直记载到了宋宁宗开僖三年(1207)年，详细记述了这么长时间段内各个历朝历代的田赋制度，系统且有条理化。
不仅时间之长，且田赋内容分类非常的详细丰富，赋税下有“受纳税限”“预借”“支移折变”“代输”“畸零”等种类，水利田又分为“农田水利”“湖田围田”“沙田芦场”等种类，并且对每一种类都做了详细具体的说明。
由此可以看出，《田赋考》的史料完整丰富，且非常系统，内容详细具体。
其次，史料真实具体。
《田赋考》中作者有大量的数字的记录：“每年税钱：上上户四千文，上中户三千五百，上下户三千，中上户二千五百，中中户二千，中下户千五百，下上户一千，下中户七百，下下户五百文。
清代中后期田赋征收中的书差包征周健[摘要]清代中后期，作为催科定章的自封投柜制在征收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州县的田赋征收普遍依赖各种代理人或中间机构，其中以书差包征最为普遍。
在该模式下，催科的责权在州县——总书、柜书——里书、粮差之间层层外包，各色书差构成了田赋征收的链条。
从当日的田赋制度来看，州县由于缺乏可靠的地籍、户籍信息，难以亲自主导征收，而将田赋交由书差包征，不但得以免除奏销考成的压力，尚可分润额定的钱粮盈余。
因此，无论从“能力”抑或“动力”来看，书差包征都是州县的“合理”选择。
然而，作为一种分权的财政管理方式，经征之权握于几无薪给的书差，势必造成大量的“中饱”。
这意味着，书差包征的征收成本相当之高。
田赋征收中的书差包征，正是清代“包征包解”式财政管理的重要表现。
[关键词]清中后期;田赋;书差包征;财政管理一、问题的提出田赋①征收（“催科”）是清代州县政府最重要的政务之一，例应州县官亲自主持，在县设柜，由粮户封银投纳（“自封投柜”）。
然而，19世纪初年，御史王嘉栋观察到，当日各地征收钱粮，并非州县亲理，多由粮书包办：州县为亲民之官，衙门一应事件，均应亲身经理，不得假手吏胥，致滋朦隐侵欺之弊，况钱粮为帑藏所关，尤宜加意慎重，随时察核。
乃风闻外省习气，经征钱粮竟有粮书承揽，包征包解……地方官坐得平余、耗羡、陋规，其余悉置不问，甚有历任州县视为常例，概由书吏经手者。
②所谓“包征包解”，即田赋征解一由书差承揽，州县除分得固定数量的规礼外，“其余悉置不问”。
咸丰三年（1853），冯桂芬也注意到，征收漕粮向为江南地方官须“劳心劳力之事”，“今则大概由丁胥包办，即不包办，亦止政由宁氏，祭则寡人”。
③“丁胥”指管理漕务的长随（“家丁”）和胥吏（“总书”），“政由宁氏，祭则寡人”④则意味着在催科一事中，州县官的地位近似傀儡。
无独有偶，咸丰八年，湖北巡抚胡林翼亦有极为相似的描述，据称近年鄂省征解钱漕“各州县因循怠玩，任听奸书蠹役等把持舞弊，私收入己”，甚有昏庸州县“形同木偶，征收大权一寄诸总书、册书、里书之手”。
近代中国田赋改革思想之演进①夏国祥②摘 要：田赋在晚清及民国财政中占有重要地位。
由于其封建落后性，在近代财政改革运动中，田赋的改革问题是国人着力探讨的重大课题之一。
中国近代田赋改革思想经历了清末、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几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对新型地税制度的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系统考察近代田赋改革思想的演变过程和特点，对于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近代中国 田赋改革 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田赋被列为国家正供，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基本、最主要来源。
鸦片战争以后直至民国，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变迁，田赋在财政收入中的地位呈逐渐下降之势，但仍不失为重要税种。
民国以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系以农立国，土地几乎是农民唯一的生存手段，农村经济若因田赋制度不善而破产，则有动摇国本之虞。
另一方面，传统田赋制度只对农地征税，已不能适应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土地资源配置的要求。
因此，在近代财政改革运动中，田赋的改革问题受到国人的高度重视，成为近代经济思想界着力探讨的重大课题之一。
本文按清末、北洋和国民政府三个历史时期，并大致以抗战全面爆发的１９３７年为界，将国民政府时期分成前、后两个阶段，系统梳理近代中国的田赋改革思想。
①②本研究受上海师范大学第七期重点学科“城市经济学”资助。
夏国祥（１９６４—），男，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经济思想史。
一、清末：近代田赋改革思想的产生清代田赋分地丁、漕粮两种。
地丁是清初康熙、雍正年间在全国推行“摊丁入地”制度的产物，以土地为征收对象。
土地以肥瘠程度分为上、中、下三等九则制定不同的税率①，按每亩产量折银征收。
漕粮是一种实物田赋，征于南方八省。
漕粮征收实物，称为“本色”，征收银钱，称为“折色”。
至清代后期咸、同年间，纳“本色”的只剩江、浙二省。
１９００年，清政府下令全面停止漕运，漕粮一律改征折色。
晚清田赋积弊丛生。
最大弊端之一是附加税繁重，其中地丁附加有耗羡（亦称火耗）、平余、重戥，漕粮附加有正耗、漕项。
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1730—1911）的论文800字
清代田赋是清朝时期的主要财政来源，并决定着国家的财政和经济。
清朝时期的钱库，其主要财政收入来源有税收、工商税、关运税以及田赋等。
这些财政收入都是通过官府征收手段而获取的，税收和关税是每年经常性征收的，而田赋却是清朝特殊的方式，以每三年或五年一次作为征收周期，以粮食、钱币或劳动力等形式缴纳，由各级官府以及民间地主主要支付。
此外，地方官府也会就某一特殊情况，召集人民补贴或者征收特殊的赋税。
到了清代后期，清朝政府在立法、改革及税制上制定了大量的措施，以期调整财政赤字，提高政府的获利能力。
其中，清朝的财政收支体系改革尤为突出，其中对田赋的实施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田赋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例行性改革，包括增加收入、减低负担等；关税改革，主要是调整关税的征收制度，加快财拨；神宗12条改革，主要是对原有田赋制度
的改革，以赋费免除的形式减轻官府的负担等。
从1730到1911年，清朝政府不断改革田赋制度，使之更加符合国家经济状况和财政需要，以不断改进它的完善度，使其在财政收支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此外，随着新式税制的不断发展，清朝军事经费也从田赋费中分离出来，清代国家财政状况也得到明显改善。
总之，清代田赋对于清朝时期的国家财政状况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然而也因其存在的诸多弊端而遭到批评。
清政府的改革努力不断，将一直延续到1911年的革命。
浅析《光绪祁县志》中田赋部分编写内容与编写特点
作者：赵婧
来源：《卷宗》2018年第27期
摘要：田赋是中国旧时历代政府对拥有土地的人所课征的土地税，被国家正供，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基本、最主要来源。
本文从《光绪祁县志》中的田赋部分的编纂内容与编纂特点等方面进行分析，重现清末祁县的田赋、丁赋、税课的具体情况，分析其史料价值及参考价值。
关键词：《光绪祁县志》；田赋；丁赋；税课
中华民族历来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之说。
其中，地方志因其记载内容广泛，具有“资治、教化、存史、致用”的功能，使其在保护和传承当地文化等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①。
《光绪祁县志》中田赋部分，记载十分详细，对于后世研究清末祁县赋税制度有巨大的借鉴与参考价值。
1 《光绪祁县志》编纂内容
田赋全编可以分成四个部分：总论、田赋、丁赋、税课。
第一部分的总论中，简要描述了祁县的地理位置和地形概况、清政府征税理念以及明朝原额官民地数量。
“祁东南皆山乎”“西北地非沃饶”，可见祁县的土地质量并不是特别肥沃，所以粮食产量并不是很高。
还描述了清政府收取一分赋税，就要让百姓“受一分之惠”的征税理念。
可见政府的征税理念的初衷不是要掠夺与剥削，而是要增加财政收入从而使每个百姓得到实惠。
另外，还介绍明朝原额官民地五千二百五十顷一十六亩一分四厘七毫四丝二忽，并且把土地分为水、上、中、下四等征粮。
1.1 田赋
清朝初期将官民地进行了重新的统计，土地重新核准的数量是五千一百七十顷五十九亩八分。
征收分两次，夏秋各一次，具体的征收规则和数量如下表：
这个表格里可以看出，《光绪祁县志》对于征收夏麦秋粮的统计是十分详细的。
从总量和存留的具体数量可以看出，一年粮食的存留比率是大致百分之五十四左右，可见粮食的税率还是比较高的，百姓生存压力比较大的。
“今实在民田是五千一百六十顷二十七亩八分四丝六忽，分为水上中下滩五等征粮。
”由此可见，将民田分成了五等，较之前分为四等，有很大的进步。
土地类型的划分更加细化，可见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对土地认识的提升。
“夏秋
共征粮两万四千七百三十四石六斗一升七勺五抄九撮七圭一粒，内本色粮一千三百七十三石三斗二升二合四勺七抄四撮八圭五粒二粟……”清末的征粮数据已经精确到了粒和粟，较清初有了很大的提高。
另外，对于征粮数据的统计不仅仅是本色粮和折色粮，还有太原左卫坐落屯地四处的具体屯田数量以及王田、民田、屯田、更名地各自征收数量都记载详细。
对于本色粮中的民米、民黑豆、民河滩、屯米的具体数量，也是记载的非常详细，这一点非常难得。
1.2 丁赋
对于人口数量的统计，没有只记载清末的人口数量，而是对于明代一朝和清初期中期的人口数量都有详细记载。
根据丁赋部分的记载，可以明显看出祁县人口户数记载的非常详细，可以说明朝到清朝人口的变化趋势表现的非常明显。
人口在清朝刚刚建立时是最少的，可见政权的交替使百姓人口急剧减少。
而人口的顶峰时期是在光绪年间，人口已经到达十五万多，这对于一个小小县城来说，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可见康熙年间出台的“恩召永不加赋”，确实使百姓的生存压力变小，人口增速很快。
通过户数和人口数，计算出了每户的人数，可以看出万历十年每户要11.13人左右，可见当时社会上以大家庭为主。
而在光绪六年，每户人口是4.27人，可见当时单个家庭规模
变小。
另外，《光绪祁县志》对县内官职的俸银记载非常详细，从知县、门子、皂隶、伞扇夫到轿夫、捕快、典史、关子等等，从人数到工资是具体数额都记载很清晰。
另外，公费的合理支出也记载下来。
例如“迎春公费银一十五两”“關聖廟仲春仲夏仲秋三祭共銀貳拾兩捌錢叁分”。
值得关注的是，有一项支出是“錢送舉人會試盤纏銀三十二兩，三年一辦共銀六十六
兩”“新中舉人花紅酒席銀二兩五錢，三年一辦共銀七兩五錢”“舉人坊牌銀壹拾叁兩，三年一辦共銀三十九兩”等。
从这一项支出可以看出，县里对于百姓去参加举人考试是十分支持的。
当百姓没有钱去上京赶考，县府可以送盘缠。
当时知县一年的俸银是四十五两，而赠送考生的盘缠就三十二两，可见当时对知识分子是很重视，而且地位很高的。
不仅如此，考试结束后，中举后酒席的钱，政府也会给补贴的，这一点是非常人性化的。
1.3 税课
税课方面只要是记载了酒课、契税、头畜税、商税、猪羊税、棉花税、牙帖税、当税等几项。
通过记载可以看出，当税是赋税中最重要的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在酒课这一税种中，清晰的记载着闰月要比平月多缴税一两五钱八分三厘，可见记载非常细致。
“原额商税银一百六十两五分九厘闰月银八两八钱四分”“溢额商税银三十八两八钱七厘闰月银三两二钱三分六厘”商税被分成了原额和溢额两个部分记载，更加清晰。
2 《光绪祁县志》编纂特点
2.1 内容完整，编写清晰
对于田赋这一部分，记载内容很完整，将清末田赋部分的方方面面都记载清楚，并且非常精确。
钱银精确到厘，土地精确到勺，粮食精确到粒和粟，这对后世研究有着极强的借鉴与参考价值。
这也足可见当时对于修志的要求的严格。
②志书内容综合、广泛，反映了人民生活日益丰富多彩，与社会的演进变化紧紧契合。
有简单到复杂，搜罗广泛的资料，记述详备，力求“全而不漏” 、“详而无阙”。
2.2 较之前的方志结构更加合理
例如，明朝将祁县的土地划分为水、上、中、下四等，而清朝时期则划分为水、上、中、下、滩五等，划分更加详细。
可见在编纂的时候，编写者注意到了较前代不同之处，着重强调了出来，可以看出后代较前代的进步性。
2.3 有较强的连续性
在田赋、丁赋、税课这三方面，都注意到了对前朝的简要描述，连续性较强。
前代与后代的对比性跃然纸上。
尤其是人口部分的记述，户数和人口的记述十分准确详细。
明朝洪武、永乐、嘉靖、万历时期的人口数记载非常详细，这与清朝的记载形成一个完整的数据链，没有断节，非常可取。
注释
①汾阳县志编纂委员会.汾阳县志[M].北京：海潮出版社，1998，11.
②张世民.旧志整理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J].中国地方志，2006，（07）.
参考文献
[1]姜定忠.民国山西乡村志五种·前言[G].山西文史资料全编.太原：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2002：140-141.
[2]俞红飞，程慧.中国当代方志编纂学研究[M].方志出版社，1996，12
[3]刘天成.民国十六年汾阳西陈家庄乡土志[G].山西文史资料全编.太原：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2002.
[4]汾阳县志编纂委员会.汾阳县志[M].北京：海潮出版社，1998，11
作者简介
赵婧（1993-），女，汉族，山西，硕士研究生，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区域文化与旅游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