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中国古代社会矛盾知识点总结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
这些矛盾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对社会变革和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文将对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些主要矛盾进行知识点总结。
一、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古代社会最主要的社会矛盾之一。
农民在古代社会中占据绝大多数人口，承担着农田的耕种和国家的赋税。
而地主则是占有土地并依靠出租土地租金获取利益的阶级，他们通过剥削农民获得巨额财富。
因此，农民与地主之间形成了激烈的矛盾和对抗。
二、君主与臣民的矛盾君主与臣民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核心矛盾之一。
君主代表着皇权，掌握着统治权力，拥有特权与权威。
而臣民则是在君主统治下的被统治者，要遵循君主的统治和制度。
君主与臣民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君主的专制统治和臣民的难以忍受或反抗。
三、贵族与平民的矛盾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又一个重要矛盾。
贵族是统治者的核心力量，代表了社会的精英阶层，享受着特权和优越待遇。
而平民则是社会大众，他们缺乏贵族的特权和资源，生活贫困。
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表现为社会阶层分化和资源不均衡等问题。
四、官员与百姓的矛盾官员与百姓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一大矛盾。
官员作为君主统治下的行政阶层，享有官职和特权，拥有相对的权力。
而百姓是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他们常常受到腐败官员的压迫和剥削。
官员与百姓的矛盾体现为政治上的不满和社会的不稳定。
五、城市与农村的矛盾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矛盾之一。
城市代表着经济与文化的中心，是财富和权力的集中地。
而农村则是农业和农民的聚居地，经济相对落后。
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矛盾表现为资源分配不公和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着多种矛盾，农民与地主、君主与臣民、贵族与平民、官员与百姓、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矛盾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古代社会的变革和进步。
了解和把握这些社会矛盾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和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封建社会的演化与矛盾中国封建社会的历程长达几千年，其演化也经历了许多阶段。
从战国时期的分封制度，到秦汉时期的统一制度，再到唐宋时期的中央集权和封建土地制度，最终迎来了明清时期以及近代社会的崛起。
然而，在这个漫长的历程中，封建社会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与问题。
亲戚关系的矛盾封建社会中，亲戚关系是十分重要的社会联系方式。
然而，亲戚关系同时也成为了封建社会内部矛盾的源头。
亲戚之间的利益往往成为斗争的导火索。
在各种场合下，亲戚之间的争斗都时常发生。
比如，当一个国家的宰相把重要职位分配给自己的亲戚时，会导致政治局面的不稳定。
同样，亲戚之间的经济往来也往往引发纷争。
这些争斗最终会成为封建社会中的深层矛盾。
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在封建社会中，地主是经济上稳定性的来源。
但地主与农民之间往往产生利益上的冲突。
这是因为地主需要尽可能多地剥削农民，而农民则需要保持自己的生计，让自己的生活得以维持。
因此，这种剥削关系导致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
官僚与民间的矛盾在封建社会中，国家权力被世袭的官僚阶层所持有。
官僚通常有着非常高的地位和特权，但他们往往无法获得民间独立的支持。
民间有着独立的力量和财富，却无法参与国家的统治。
这种矛盾缺乏公正性，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状态。
封建制度与现代化的矛盾封建制度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它使得现代化的思想和理念难以传承。
这样的矛盾在19世纪中期尤为明显，在这个时期，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思潮已经开始传入中国。
然而，与此同时，旧有的封建制度使得中国社会无法进行现代化的改造。
这就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落后。
总结中国封建社会的演化与矛盾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话题。
无论是亲戚关系、地主与农民、官僚与民间、封建制度与现代化这些矛盾，都对封建社会的演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作为一个渐进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需要总结过去的教训，才有可能找到前进的道路。
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君权与相权冲突问题——兼论官僚组织与君主专制制度的关系民主制度论文有关君权与相权的冲突问题虽是学术界的一个老话题,但其中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似乎仍有讨论的必要。
作为统一的封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君权与相权冲突的体制性根源究竟何在?其冲突的社会动力机制又是怎样的?与此密切相关的还有:如何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角度,对这种冲突的性质、影响作出较有说服力的解释?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迫切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学术上的“焦虑”,本文拟在前人的基础上,尝试着利用政治学的有关背景知识,对上述问题加以初步探讨,切望得到批评回应。
显而易见的是,君权与相权可谓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统一体。
一方面,君权是整个君主专制政体的核心与代表,而相权则是实现君主意志和君主专制的工具,相权必然服从于、从属于君权,宰相组织必然服务于整个君主专制政体的需要;另一方面,作为百官之长的宰相又是官僚组织的代表,又必然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宰相及其所代表的官僚组织并不等同于君权和君主专制。
否则,也就谈不上君权与相权的冲突问题了。
所以,从这种对立统一的大格局下审视君权与相权的冲突,实际上可以把问题扩展为君权与相权各自所代表的君主专制制度与官僚组织之间的冲突。
本文后面的分析就是在这一前提下展开的。
君主专制制度对官僚组织的内在需求概括地说,君主专制制度对官僚组织可谓处于两难之间。
一方面,和任何政治体系下的情况一样,专制制度下的官僚组织也是因其工具性价值而获得存在的。
为了获得统治效益,君主离不开官僚组织这种“利器”,需要这种有组织的力量,官僚组织因而成了君主专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上所谓“君为元首,臣作股肱,齐协同心,合成而体,体或不备,未有成人”的“君臣同体”论,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①但在“效益需求”的另一方面,从君主专制制度的本质出发,又必然对宰相及其所代表的官僚组织形成另外的需求和排斥倾向,而这些需求、倾向实际上是与“效益需求”的实现相抵触的。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篇一：试析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试析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对中国君主制度研究的基本命题的一个尝试性解答张星久内容提要:本文认为,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就在于,君主的能力与其所拥有的无限权力之间的不适应或不对称,而专制制度内部两种力量的矛盾运动——君权的强化力量与约束调节力量之间的对立统一运动,则是这种内在基本矛盾的现实表现。
正是在这种矛盾运动的作用下,使得君主专制制度形成了某种自我调节机制,减弱了其狭隘性、封闭性与非理性因素,降低和减缓了政治动荡的频率与政治衰败的速度,从而使它能够在协调统治阶级内部利益关系、维护统治秩序方面发挥出基本的效能。
不过,这种内部矛盾运动虽然是我们思考君主制度的起点,但并非孤立的、自发的自我循环过程,它实质上是统治阶级分享、协调利益的一种具体形式,其深层的动力机制还应归根于社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对立统一运动。
关键词君主制专制君主制基本矛盾政治制度中国近年来,学术界相继发表了不少有关中国君主专制制度方面的研究论著,取得了许多可喜的研究成果,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必须在考订史实的同时,致力于方法和理论方面的突破,才能进一步推进君主制度乃至整个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深度。
①一位学者曾经评价中国的官僚政治研究状况说:“学术界对官僚政治的研究一方面是材料梳理和历史细节的考订;另一方面,人们基于宏观社会理论,着重从阶级性质、专制权力与意识形态层面上讨论官僚政治。
这些研究不可否认也是成绩斐然,但在丰富致思方向和研究方法上,新的进展尚嫌不足。
问题之一,似乎在于上述两个层次之间,有可能存在着一个薄弱的中间环节,即:在宏观社会理论与史实考订之间,尚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这种理论属于中间层次,大约属于某种‘中等范围’〈middlerange〉的理论。
”②依笔者浅见,在有关君主制度的研究当中,也同样面临着如何在研究方法、尤其是在中观理论方面取得突破的问题。
全国高一高中历史同步测试班级: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 分数：___________一、选择题1.先秦时期祭祀活动按照一定亲疏贵贱规则，通常情况下宗族地位高的政治权力也高。
但后来《礼记》记载中出现了宗子只是士而平民却成了政治地位较高的大夫的现象，这种情况下祭祀顺序不好安排。
这种局面A．说明祭祀活动是封建迷信B．巩固了分封制度C．表明宗法制度已被破坏D．导致平民将相大量出现2.《礼记》记述了贵族朝会的列位礼节：天子南向而立；三公，中阶之前；诸侯，阼阶（东台阶）之东；诸伯，西阶之西；诸子，门东……九夷，东门外；八蛮，南门外。
与此相关的政治制度是A．分封制B．三公九卿制C．郡县制D．郡国并行制3.战国时期各国对于官吏的任用，一般都以俸禄制度代替过去的食邑制度。
俸禄制度的实行在当时的主要作用是A．推动了商品经济发展B．肯定了郡县制进步性C．促进了分封制的瓦解D．有利于国家选拔人才4.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评论说：“秦无尺士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后无攻伐之患。
”下列对材料信息的本质理解，最准确的是A．肯定了秦朝统一的历史意义B．肯定了秦朝地方行政制度的作用C．敏锐地指出了分封制的弊端D．指出了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本质区别5.《全球通史》中载：“秦始皇一举废除了分封制度，不过，继秦而起的汉皇帝更重实际且谨慎，他先略微恢复一点分封制，然后再将其削弱到微不足道的地步。
”下列属于秦汉时期实行的是A．①②B．③④C．②③D．①④6.“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的现象反映了A．分封制的巩固B．中央集权的加强C．宗法制的消亡D．君主专制的削弱7.汉景帝中期，“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
这表明A．汉代已解决王国问题B．汉代改王国为郡县C．此时王国出现郡县化倾向D．“推恩令”的实行取得一定效果8.从两汉到明清，“封建”藩王的复合制国家结构形式始终镶嵌在单一制的大一统帝国内，时断时续地与中央集权制并存着。
【精】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君权与相权冲突问题—兼论官僚组织与君主专制制度的关系在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君权与相权之间往往存在冲突。
君权指的是君主的权力，即国家最高权力的集中体现；而相权则是指官僚组织的权力，包括官员的职权和行政管理等。
君主专制制度下，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力，可以制定法律、决策重大事务，并直接统领全国各级官员。
他们拥有对国家的统治权和制度建设的主导权。
然而，君主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官僚组织的制约。
官僚组织构建了官员的权力网络，并通过相权制约君主的权力。
如果君主不依靠官僚机构的话，君主的统治将难以实施，这就使得君主与相权之间产生了一种互动与制衡的关系。
其次，官僚组织在君主专制政体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官僚体系构建了政治和行政机构，并且这些官员通过严格的选拔和晋升制度得到职位。
他们具有相当的专业能力和行政经验，能够有效地管理和运作国家事务。
官僚组织的存在使得君主不可能直接接触和掌握所有的政务，需要依赖官僚来管理国家事务。
因此，官僚组织和君主共同构成了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核心。
然而，官僚组织的权力也存在着与君主权力的冲突。
一方面，官员的权力来源于君主的任命和授权，他们必须服从君主的指挥。
另一方面，官员拥有相权，即执行政务的权力，他们需要根据自己的职权行使权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君主的权力。
这就使得君主与官僚之间可能产生意见分歧和权力争夺。
为了解决君权与相权之间的冲突，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君主与官僚之间的合谋和合作。
君主需要通过赏罚和委任来操纵官僚组织，以确保自己的权力不受制约。
同时，官员也需要通过与君主合作，以获取权力和地位的提升。
这种合谋和合作使得君主专制政体在相权制衡下维持了相对的稳定和发展。
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君权与相权之间存在着冲突。
君主和官僚组织通过合谋和合作来解决这一冲突，使得君主专制政体在君权与相权之间保持了一种互动与制衡的关系。
官僚组织作为君主专制政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受制于君主，又具有相对独立的权力，为政体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试析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对中国君主制
度研究的基本命题的一个尝试
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主要是：一方面，它要求君主兼顾多种利益，但另一方面却无法兼顾所有利益。
君主专制制度强调君主的专制权威，要求2016年6月两会新闻发
布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牢牢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统筹各方利益，实现社会公正和公平”，这一点也反映了君主
的目的：兼顾多种利益，但另一方面，君主专制制度的特征是“一人统治”，封建皇帝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
面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封建社会秩序，也就是说，封建帝王统治就意味着他们个人的意志在超越各阶层利益之上。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两个矛盾：一方面，君主要求兼顾多种利益，但另一方面，却又不可能兼顾所有利益，因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就凸显出来了。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就在于,君主的能力与其所拥有的无限权力之间的不适应或不对称,而专制制度内部两种力量的矛盾运动——君权的强化力量与约束调节力量之间的对立统一运动,则是这种内在基本矛盾的现实表现。
正是在这种矛盾运动的作用下,使得君主专制制度形成了某种自我调节机制,减弱了其狭隘性、封闭性与非理性因素,降低和减缓了政治动荡的频率与政治衰败的速度,从而使它能够在协调统治阶级内部利益关系、维护统治秩序方面发挥出基本的效能。
不过,这种内部矛盾运动虽然是我们思考君主制度的起点,但并非孤立的、自发的自我循环过程,它实质上是统治阶级分享、协调利益的一种具体形式,其深层的动力机制还应归根于社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对立统一运动。
近年来,学术界相继发表了不少有关中国君主专制制度方面的研究论著,取得了许多可喜的研究成果,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必须在考订史实的同时,致力于方法和理论方面的突破,才能进一步推进君主制度乃至整个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深度。
[1]一位学者曾经评价中国的官僚政治研究状况说:“学术界对官僚政治的研究……一方面是材料梳理和历史细节的考订;另一方面,人们基于宏观社会理论,着重从阶级性质、专制权力与意识形态层面上讨论官僚政治。
这些研究不可否认也是成绩斐然,但在丰富致思方向和研究方法上,新的进展尚嫌不足。
问题之一,似乎在于上述两个层次之间,有可能存在着一个薄弱的中间环节,即:在宏观社会理论与史实考订之间,尚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这种理论属于中间层次,大约属于某种‘中等范围’〈middlerange〉的理论。
”[2]依笔者浅见,在有关君主制度的研究当中,也同样面临着如何在研究方法、尤其是在中观理论方面取得突破的问题。
认真说来,除了各门学科都通用的一般的宏观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外,我们目前确实还苦于缺少一种属于或贴近于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研究的独特语言,以便能把这种宏观理论过渡、转换为中观的理论。
由于在理论上存在诸多盲
区,也就无法确立属于中国君主制度研究所独有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形成学术界公认的基本分析范畴和基本语言,从而也难以找到学术对话的共同语言和共同基点,形成系统的研究成果和整体的学术积累。
基于这种考虑,同时也是对上述呼吁的回应,本文将通过对中国君主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的分析,尝试性地提出一种诠释和描述中国君主专制制度运行机制的思路,诚望得到批评教正。
[3]
一、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矛盾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是一切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据;其中事物内部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又对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起主要作用,是决定事物面貌与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和动力。
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马克思主义进而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一切社会都存在的基本矛盾,它制约着和决定着其它一切社会矛盾的存在与发展,它们之间的对立统一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原因。
也是基于这一基本原理和思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分析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着手,进一步分析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这一原理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一切社会现象的总方向和把握一切社会问题的总钥匙,它从方法论上给我们以莫大的启示:正如在整个人类社会存在着社会基本矛盾一样,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内部必然存在着一种基本矛盾,它决定着中国君主制度的基本面貌、存在方式与运行方式,因而也就构成了理解和研究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基本分析对象!
那么,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内部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又是什么呢?换句话说,我们应如何寻找切入点,来把握这一矛盾呢?
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列宁曾概括和总结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
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中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
4同时,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都表达过这样的思想:为了便于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要尽可能地暂时抛开“一切混杂的附属物”,在“最少受干扰”的情况下研究事物的“纯粹形态”或典型形态。
5由此,至少可以得到这样的启发:第一,应该从最常见、最普通从而也是最容易为人们所感觉到的事实出发,去把握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因为这最普通、最常见的事实里面蕴含着事物一切矛盾的胚芽;第二,应该暂时抛开这一基本矛盾和其它矛盾、其它制度的关系(如社会基本矛盾、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等),在一种较为纯粹和典型的状态下,深入到君主专制制度的内部、贴近这个基本矛盾本身进行分析,然后再由抽象到具体,即马克思所说的,让“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6由简单到复杂,由“纯粹”地描述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矛盾过渡到对外部联系(这种矛盾与外部社会政
治经济的联系)的全面分析。
另外,马克斯·韦伯也在其社会学研究中采用了一种著名的“理想类型”(ideal-type)的技巧和方法,即:首先在理论上假定社会行动的“纯粹”形态即“理想类型”,在此基础上与社会行动的实际过程进行比较研究,以求把握社会领域的复杂性。
和马克思有所不同的是,韦伯不大愿意承认这种理想类型的“假定”是有客观基础的,是对具体事物的抽象,甚至认为这种假定是有些“武断”的。
7如果抛开其思想的“武断”成分,韦伯恰恰是从他的角度证明, 为了便于对问题的分析操作,暂时假定事物的“纯粹状态”是十分必要的!
质言之,为了论证的方便,我们将首先从比较抽象的层次,在一种比较单纯的状态下,深入到君主专制制度内部去分析其基本矛盾及其运行状况;然后再“跳出”到这种制度的外部,分析其外部联系,即分析这种矛盾运动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关系,特别是它与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关系。
这也就是通常所谓的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
那么,具体到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来说,它所表现出的“最普通、最常见从而也是最容易为人们所感觉到的事实”是什么呢?这就是君权在制度上的无限性与君主实际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或者叫做君主的“权力——能力的不对称”问题。
一方面,这种制度把君主虚设为“至圣至明”的全能角色,赋与他不受任何外在法律制度约束的、无限的权力,要求他以全能的角色去行使无限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在事实上无法使君主具有能够胜任此种角色的能力,君主的实际能力与其所拥有的权力不相适应。
这样,无论从情理上还是从经验上看,专制制度下的君主都必然会陷于权力与能力之间的深刻矛盾之中。
这种君主有权而无能、能力与其权力极其不对称的矛盾情况,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说明。
从一般情况来看,一切专制君主——无论相对于当时的条件其实际才能如何,都不可能是至圣至明的全才、全能人物,其才能都不可能胜任其“角色规范”的要求;与法治社会相比,仅靠君主的一己之才来对国家实行“人治”总是不够的。
具体来说,专制制度在肯定君主一人对国家最高权力的独占、在赋与君主以无限的权力(全权)的同时,也就使他背上了无限繁重、超负荷的管理负担。
所谓“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无论巨细,朕心躬自断制”,8这原本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应有之意。
但实际上只有全智、全能的人物才能胜任这种全权职务,现实中的君主又毕竟是人而不是神,面对无限复杂的政治世界,他的知识总是有限的,不可能完全摆脱“无知之幕”;为应付无限繁重的政治事务,其精力、能力也总是有限的,无论君主多么具有雄才大略和精力过人,都注定是不能胜任的。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只有法律才是“最优良的统治者”。
9如果舍弃了法律和制度的作用,任何君主在智能方面都注定不能胜任专制制度的要求。
明太祖朱元璋号称是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皇帝,他曾狂妄地下令废掉行之已久的宰相职位,并禁止任何人奏请恢复,否则“论以?
獭薄ｋ淙灰皇弊畲笙薅鹊厥迪至烁鋈思 ?但以国家事务之繁重,终非一人所能胜任。
尽管他“宵旰图治”,据说开始每天处理400多件政事,不久就难以为继,不得不承认“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不可无辅臣”,在身边设置了内阁大学士,协助他处理政务。
内阁大学士起初只是皇帝的机要秘书性质的职务,后来又演变为实际的宰相,只是碍于朱元璋“金口玉言”的禁令,
避宰相、宰辅之名而称“阁臣”、“辅臣”、“首辅”。
朱元璋可以说是以自己的方式印证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矛盾。
相比之下,唐太宗一开始就没有这么“自信”,他承认以天下之大,国事千端万绪,遇事应与“百司商量,宰相筹划”,“岂得一日万机,独断于一人之虑也。
”尽管他不便公开承认“至圣至明”的皇帝也有“无能”的时候,但已算得上是比较有自知之明了。
总之,任何个人的智能对管理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够的,都不可避免地使他陷于“先天性”的无知、无能的境地。
这是一般意义上的君主“权力——能力的不对称”问题。
所谓相对意义上的“权力——能力的不对称”问题是指:君主专制本身不仅不能产生符合全权要求的全能人物,就连当时条件下比较优秀的人物也难以保证,从而导致君主有权而无能。
首先,君主专制既然是一种肯定君主一人独占国家最高权力的“家天下”统治形式,君权在本质上就必然是排他性的,是不能由异姓染指的,故在最高权力的继承形式上,只能采取反智型的君位世袭制(清朝例外)。
而在中国皇帝多妻制的情况下,皇子往往不只一人,为了既能保证皇位为一家一姓所私有,又能“绝庶孽之窥窬,塞祸乱之本源”,防止皇室兄弟父子因争夺皇位而同室操戈,自相残杀, 只有沿用原来宗法制下辨别嫡庶长幼以定尊卑的做法,采取以嫡长子继承为基本准则的皇位继承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