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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强制性规范合同效力关键词:强制性规范;形式主义;原因理论;价值判断;利益分析内容提要: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合同效力问题需要深入的历史阐释。
在罗马法时期和近代民法时期强制性规范的体系构成和合同效力模式并没有得到全面的分析，在现代民法时期强制性规范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则成为理论研究和实践运作的重点和难点。
在“实质化”的民法理念影响下，理论界和实务界运用利益分析、价值衡量等方法对强制性规范进行体系化整理、类型化分析，进而对合同效力作出具体化判断以因应社会形势变化、伦理观念变迁、法律制度调整。
一、引言《合同法》制定后，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第52条第5项的讨论虽不断深人，认识也渐趋完善，[1]但若干问题的阐释仍有待细致的研究和全面的反思。
举例而言，如何界定强制性规范的内涵和外延?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和解释具体强制性规范?强制性规范对于合同效力的影响模式究竟是怎样的?既有的理论研究成果已经对上述问题有所解答，并且总结出了“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有效”[2]的效果模式。
这种解决方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它并触及问题的关键。
可以追问的是，这个命题何以具有“问题性”?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包括哪些?理论界和实务界又是如何回应这个问题的?解答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回归历史，因为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合同效力问题反映了社会变迁对私法构造的影响，即罗马法、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转变过程中合同法律制度的调整和法律解释理论的完善。
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合同效力问题只是民法制度转型的衍生物，其深刻反映了民法理念、民法制度、民法方法在现代民法时期的诸多变化。
透过这种“管中窥豹”式的历史思考和原因考察，强制性规范的体系构成和效力模式即能被明晰阐释，这对正确理解和准确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将有所帮助。
二、罗马法的考察从“乌尔比安三分法”到“狄奥多西法律”在罗马法中，违反强制性规范是契约无效理由之一。
[3]如果契约的内容或结果违反强制性规范，契约的效力原则上应当被否定。
论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合同效力作者：陈利建来源：《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07期摘要本文从我国无效合同的立法沿革作为切入点,分析了强制性规范对于合同效力的干预程度逐渐减弱的历史发展趋势,并提出对于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合同,不应绝对地认为无效,而应一分为三:即无效、并非无效但应受处罚和并非无效亦无须受处罚。
司法机关在进行判断时,应当从私法自治价值优先、公序良俗原则以及分析立法目的和宗旨三个方面进行全面衡量,以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关键词强制性规范合同效力私法中图分类号:D9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3-066-02私法的主要价值就是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出发,相信每个人会做出最利于己的决定,而经由自由交易,有限资源即可在最低成本下产生最大效益,从而使整体的公共福祉也自然达成,因此赋予私人以自主决定其行为的自由,即私法自治。
但是国家通常会依据具体社会生活的状态,对私法自治的空间进行压缩,从而保障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私法自治的基础在于私人拥有对其行为的自由支配权,然而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驱动经常会忽视他人或公共利益的存在,致使他人或公共利益受损,因此必然要求有“第三人”对此进行干预,从而平衡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保障受损一方能得到救济,而这个“第三人”在大多时候都是国家所扮演,其惯常的手法就是通过制定和适用强制性规范来干预主体的行为,将私人意思自治的范围进行压缩,以促成国家意志的实现,因此可以说,公法上的强制性规范就是借法官之手以进入个人意思自治的领域铺设了管道。
从我国无效合同制度立法史可以考察对于合同效力干预的程度。
一、我国关于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合同效力的立法沿革我国1981年《经济合同法》在其第7条规定的无效合同的四种情形中就包括:违反法律和国家政策、计划的合同和违反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经济合同。
而在1985年颁布的《涉外经济合同法》第9条中又规定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
强制性规范与合同效力刘贵祥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庭长2012-11-06 21:55:31 来源：刘贵祥：《合同效力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根据我国《合同法》第52（5）条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将该条的强制性规定限缩解释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以下简称效力性规定），但如何认定某一规范属于效力性规范，司法实践中问题很多，随意性很大，严重妨碍了司法统一性和权威性。
有鉴于此，笔者想结合司法实践探讨自己对效力性规范的一些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对违法无效的情形作类型化考察，以此就教于方家。
一、效力性规范的认定效力性规范的认定可溯源自德国民法，但德国民法理论本身并没有采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的区分。
德国法在判断违反公法上的禁止性规范是否导致合同无效时，首先将违法的“法”限定于公法规范，将民法上的强制性规范排除在外；其次，就公法规范的违反而言，原则上认定合同无效，但在例外情况下法律行为仍可有效。
那么，如何区分原则与例外？德国民法衍生出大量的理论，这些理论如规范说和法益衡量说等大体认为，违法无效是原则，仅在例外情况下违法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并认为此时其违反的是管理性规范，进而将重点放在如何认定某一规范是管理性规范上，并无“效力性规范”及相应的概念。
与德国民法情况相似的是日本。
日本民法区分私法上的强行性法规和公法上的取缔性法规，前者的违反导致合同无效，对后者的违反不一定就导致合同无效，而是应作综合判断。
可见，日本民法理论中尽管有“取缔性法规”的概念，但同样没有与其相对的“效力性法规”的概念。
第一次将“取缔性规范”对应于“效力性规范”的是史尚宽先生，但史尚宽仅指出效力性规范着重违反行为的法律行为价值，以否定其法律效力为目的；取缔性规范着重违反的事实行为价值，以禁止行为为目的，对其的违反，法律行为未必无效，[1]至于如何具体判断，史尚宽本身并未提供可供操作的标准。
People's Livelihood Guarantee‖民生保障合同无效的认定与强制性规定的识别(西北政法大学，陕西 西安 710063) [摘 要]在我国现行市场经济体制下，以合同行为为主的市场主体间交易活动占据了我国市场的半壁江山，在我国《合同法》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和鼓励交易的背景下，市场主体间的交易行为日益频繁，这对我国市场经济的繁荣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随着合同行为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合同纠纷中的疑难问题也随之显现。
在合同效力的认定方面，如何准确适用违反强制性规定而致使合同无效，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过程中，颇具争议。
为此《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三十条对此问题作出回应，本文以合同无效认定规则的发展作为切入点，对有关强制性规定的判别加以探讨。
[关键词]合同效力问题；强制性规定；禁止性规范 [中国分类号] D923.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168X(2021)05-0037-02邢思宇一、以合同法的作用与基本原则切入市场经济是动态的过程，始终处于运行的状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多以市场主体间的交易活动为基本内容，庞杂的交易活动又构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市场，合同成为调整市场资源配置和规制市场主体行为的主要手段。
在合同自由与鼓励交易原则的背景下，当事人意思自治成为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市场主体之间的行为多数基于当事人双方所达成的合意，并排斥国家权力的不当干涉。
但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不能跳脱法律体系而独立存在，上述行为仍然要受法律与道德的约束，故合同效力的问题也应在法律规制的框架之内。
我国《合同法》对合同效力的规定正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步完善，对于当事人合意但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合同是否无效的问题，应当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而不断更新其应有的内涵。
二、关于合同无效认定规则的演变对于无效合同效力之认定，我国自社会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之后，便在探索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并完善了相关规定。
浅析违反强制性规范之合同效力问题[摘要]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合同效力认定是理论上的难题，也是司法实务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本文认为，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合同效力认定应从两个层次予以分析，其一，《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规定不能简单理解为只要合同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即应被认定无效，对《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中的强制性规定应作限缩解释，即一方面强制性规定应仅限于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另一方面强制性规定本身应仅限于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其二，除《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外，尚应对具体强制性规范的性质进行界定，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范的合同行为方能被认定为无效，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可以从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等角度予以认定。
实务中对强制性规范违反之合同效力认定时，应以价值优先性选择为导向，将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与强制性规范背后所体现的利益加以比较。
同时，应以规范性质为基础，坚持运用字面解释、规范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等的法律解释方法。
最后，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合同行为并非绝对无效或完全无效。
[关键词]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规范目的解释方法价值优先性类型化处理中图分类号:d9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3)07-0126-02一、强制性规范内涵和范围的界定（一）现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解读1.《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以转介条款为公法介入私法提供了“管道”《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作为概括的转介条款，其在民法上意义非凡。
从正面而言，它打通了公法与私法、个人与国家的关节，使公法目标在私人生活中的微观实现以及法律秩序得以知晓有了法律依据；从反面而言，经此种极具抽象性的概括条款，必将导致大量公法规范蜂拥而入，如不以合理标准加以甄别、筛选，将极有可能侵蚀私法自治的固有领地，导致法律行为被轻易否定。
这里存在的问题是，《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民法自身的强制性规定还是公法的强制性规定，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有观点认为，《合同法》第52条第5项所谓的强制性规定应限定为公法上的强制性规定。
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2013-07-10 | 阅：1 转：12 | 分享腾讯空间人人网开心网新浪微博腾讯微博搜狐空间推荐给朋友举报修改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余伟京摘要：在我国，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一般被确认无效，这有可能违反合同法的自由、诚实信用、交易安全等原则，不利于合同当事人权益的保护。
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应准确界定“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违反此类规范的合同效力应多元化，分别确认为无效、未生效和有效。
关键词：强行性法律行政法规合同效力公共利益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对于违反强行性法律、法规的合同效力问题的一般态度是确定其无效。
这种理解在实践中造成了许多问题，如购买质量不合格的食品用于饲养动物的合同、移转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合同但未办理出让手续并交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预售未获得预售许可证的商品房合同，未获经营许可证的经营行为、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在公司成立日起三年内签订转让股权的合同等，若将此类合同一概划归无效，不仅缺乏理论依据，而且无效合同的责任形式还有可能违反合同自由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尤其是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的交易安全原则，导致订立合同一方当事人的权利无法得到最终保护，甚至一方当事人恶意抗辩。
违反强行性法律、法规的合同效力问题反映的是国家强制力和私权自治原则之间的取舍，在实践中也是困扰民事司法的一个重要问题。
近几年，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范的合同，并不都确定为无效。
如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第四期刊登的《于存库诉董成斌、董成珍房屋买卖纠纷案》，观点已有转变。
该案原告于存库以房屋占用的土地是划拨的，依法不能转让，且房屋产权仍未变更等为由，要求确认房屋买卖协议无效。
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认为：“虽然于存库对该土地还只有划拨土地使用权，但不影响他在补办土地出让手续后出售私有房屋。
于存库以签订协议时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以及该宗土地是划拨取得不能转让为由，主张房屋协议无效，其理由不能成立”，判决原、被告签订的协议有效。
【合同无效】刘克滥：八类合同无效后常见问题解答合同的无效,指是合同因欠缺法定生效要件而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当事人的合同得不到被赋予合法的法律效果的一种状态。
我国《合同法》第56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这里所说的没有法律约束力，是指合同当事人所为的意思表示不为法律所承认，不能产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效果。
但是这并不代表说合同的无效不产生任何其他的法律效果。
我国《合同法》第58条和第59条对合同无效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作了明确的规定：即“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
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
”但是如何正确地理解和适用该条款来处理合同无效所产生的后果，不仅在理论界争议颇多，在司法实践中也同样难以达成一致。
因此，对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进行一个有效而又深入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
我们将通过八类常见合同发生无效后的法律后果进行探讨与研究。
一、建筑施工类合同《合同法》规定合同无效，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返还必要的，应当折价补偿。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特殊之处在于，建设工程的施工过程就是承包人将劳务及建筑材料物化到建设工程的过程，故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无法适用恢复原状原则，只能折价补偿。
对于建设工程合同无效后的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第三条根据建设工程是否验收分别作出了规定，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同，承包人可以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
1.合同订立后尚未履行当事人双方客观上不能履行或按约定不予履行，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可按照缔约过失原则处理。
一方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故意隐瞒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双方均有过错的，按照过错大小承担相应的责任。
论违反强制性规定行为之效力;关键词: 法律行为/强制性规定/公序良俗/效力判断; 内容提要: 强制性规定是指其适用不以当事人意志为转移、不能通过约定予以排除或变更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 条第 5 项中的“强制性规定”应界定为公法上的强制性规定,可以说是沟通公法强制与私法自治的“管道”,在性质上为授权法官进行价值补充的概括条款。
法院应遵从均衡性原则、适合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将违反强制性规定与违反公序良俗作“一元化”的把握,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判定违反强制性规定行为的效力。
法律行为违反强制性规定时效力的确定,是一个源远流长的问题。
罗马法学者以制裁方式之不同,将强制性规定区分为: （1）完全法律（Lex perfecta）,违反时行为无效；（2）次完全法律（Lex minus quam perfecta）,违反时仅行为人受刑事制裁,行为效力不受影响；（3）不完全法律（Lex imperfecta）,违反时不受任何制裁；（4）最完全法律（Lex pnus quam perfecta）,违反时行为无效且受刑事制裁。
但强制性规定的性质,在罗马法上被认为须依“解释”而定。
[1]后世欧陆诸国民法,在实务操作上多秉承罗马法传统,在判定违反强制性规定行为之效力时几乎皆视法律目的而定,而并非一律因违法而否定之。
在立法上,《德国民法典》第134 条规定:“法律行为违反法律上的禁止者,无效；但法律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
”围绕着该规定的理解与适用,在德国已经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解释论。
《日本民法典》的规定与德国有较大出入,其第91 条规定:“法律行为之当事人所作的意思表示与法令中与公共秩序无关的规定不同时,遵从其意思。
”但针对违反强制性规定行为之效力问题,日本民法学界却历经了100 余年的认识、争论、反思,形成了民法学上极其著名的“法令违反行为效力论”。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52 条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
论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合同效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凯湘2011-5-6 13:29 来源：法律教育网关键词: 强制性规范;形式主义;原因理论;价值判断;利益分析内容提要: 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合同效力问题需要深入的历史阐释。
在罗马法时期和近代民法时期强制性规范的体系构成和合同效力模式并没有得到全面的分析，在现代民法时期强制性规范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则成为理论研究和实践运作的重点和难点。
在“实质化”的民法理念影响下，理论界和实务界运用利益分析、价值衡量等方法对强制性规范进行体系化整理、类型化分析，进而对合同效力作出具体化判断以因应社会形势变化、伦理观念变迁、法律制度调整。
一、引言《合同法》制定后，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第52条第5项的讨论虽不断深人，认识也渐趋完善，[1]但若干问题的阐释仍有待细致的研究和全面的反思。
举例而言，如何界定强制性规范的内涵和外延?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和解释具体强制性规范?强制性规范对于合同效力的影响模式究竟是怎样的?既有的理论研究成果已经对上述问题有所解答，并且总结出了“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有效”[2]的效果模式。
这种解决方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它并触及问题的关键。
可以追问的是，这个命题何以具有“问题性”?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包括哪些?理论界和实务界又是如何回应这个问题的?解答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回归历史，因为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合同效力问题反映了社会变迁对私法构造的影响，即罗马法、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转变过程中合同法律制度的调整和法律解释理论的完善。
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合同效力问题只是民法制度转型的衍生物，其深刻反映了民法理念、民法制度、民法方法在现代民法时期的诸多变化。
透过这种“管中窥豹”式的历史思考和原因考察，强制性规范的体系构成和效力模式即能被明晰阐释，这对正确理解和准确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将有所帮助。
二、罗马法的考察(一)从“乌尔比安三分法”到“狄奥多西法律”在罗马法中，违反强制性规范是契约无效理由之一。
[3]如果契约的内容或结果违反强制性规范，契约的效力原则上应当被否定。
但是，早期罗马法考察契约效力时主要考虑形式要求，违反强制性规范并非否定契约效力的主要原因。
即使考虑强制性规范的违反对契约效力的影响，也需要深人分析其形式和目的。
罗马法著作中经常提及的次完全法律(不完全完善法律)、不完全法律(不完善法律)、完全法律(完善法律)的划分即是基于此种考虑。
根据罗马法史学家的考证，《乌尔比安论著要目》所界定的“完全法律”出现得较晚，“不完全法律”和“次完善法律”出现得较早。
[4]次完全法律是最早出现的类型。
如果契约违反次完全法律，契约主体会遭受刑事处罚，但契约效力状态并不受影响，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公元2世纪中期。
如“关于遗嘱的富里法”规定“所继承财产不得超过一定数量”，如果继承人继承的财产超过一定限度则需要支付相当于超过部分四倍的罚金。
不完全法律在例外情形下才会加以应用，此时不仅契约效力不会受到影响，而且基于特定政策考虑刑事处罚也被取消。
“辛西亚法”就是最好的例证，它禁止超过一定数量的捐赠，但对于超过特定数量的捐赠契约既不否定其效力，也不施以刑事处罚。
从共和国晚期开始，“完全法律”逐渐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契约违反完全法律则无效。
此时次完全法律和不完全法律依然存在，但数量并没有增长。
法尔其第法、富菲亚法、卡尼尼亚法、艾里亚和森迪亚法等法律是罗马共和晚期和罗马帝国早期著名的完全法律。
这些完全法律均强调对契约自由的干预、对私人领域的规范，且在构成要件中均包含“契约无效”的法律效果。
[5]经过持续的实践总结和理论反思，在狄奥多西时代人们认识到需要重构“强制性规范和契约效力”的关系，这种结果最终体现在公元439年的《狄奥多西法典》( Lex nondubium)中，该法律规定:任何违反禁止性法律规范的契约均无效，即使禁止性法律规范中并没有无效效果的规定。
[6] 这一原则确认了任何违反法律禁令(强制性规范)[7]的契约均应是无效的，即使立法者并未在法律规范中规定无效效果。
这个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乌尔比安三分法的超越，它使得所有强制性规范均成为“完全法律”。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罗马法中的合同无效理论实现了体系转换:在狄奥多西法律制定之前，只有被违反的强制性规范明确规定“无效”的法律效果时，契约才能被认定为无效;在狄奥多西法律制定之后，契约违反强制性规范即无效，不管强制性规范中有没有关于“契约无效”的规定。
[8]尽管不断有教会法学者和自然法学者对狄奥多西法律的地位认定和功能诊释提出质疑[9]，它还是深刻影响了罗马法体系下合同无效制度的建构，这在19世纪法典化的过程中体现得尤其明显。
(二)原因解释尽管近现代民法尤其是债法受罗马法影响很深，但一旦回到罗马法的概念分析和制度考察，我们就必须保持充分的审慎和足够的耐心，否则就难免陷人“简单化解释”或“主观化解释”的困境，从而忽视罗马法自身的历史性和复杂性。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罗马法对于“违反禁止规范的契约效力问题”作如此简单处理? 即“次完善法律”和“不完善法律”的时期不关注合同的“无效”，而在“完善法律”时期和“狄奥多西法律”时期则断定合同“一概无效”?[10]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罗马法中的强制性规范在数量上、范围上均和近现代法有所差异。
罗马法渊源于制定法(Lex)、执法官告示和法学家解释。
制定法在私法发展方面的作用比较小，从《十二表法》制定到共和国结束，只有《阿奎利亚法》等三十几个制定法对私法产生过较大影响。
执法官告示虽对罗马法的发展和完善起过更为重要的改造作用，但就如帕比尼安在《学说汇纂》中所宣称的那样:裁判官法是对市民法[11]的支持、补充和修正，它对私法尤其是契约的影响也不是很大。
[12]根据《学说汇纂》的描述，法学家致力于创造、解释的是不成文的法，即市民法(D. 1. 2.2.12)。
由此可以看出，试图从罗马法中寻找关于契约效力的限制性规定和否定性规定比较困难，罗马法文献中关于契约效力的“强行性规范”数量确实不多。
[13]其次，罗马法中契约效力的认定坚持严格的形式主义。
罗马法中的契约制度具有强烈的“形式主义”色彩。
实物契约和合意契约采严格的“类型强制主义”，并且每种契约都有独特的成立要件。
口头契约或文字契约的成立必须采用严格的口头形式或书面形式。
罗马法对“形式”的强调和重视恰恰反映了罗马法中契约的效力来源。
格罗索总结到:“产生法律效力的私人行为，无论是具有物权方面的效力，还是具有债权方面的效力，在最古老的时期均同一种严格的形式主义相符合。
” [14]如果当事人有一致的合意，但未严格按照特定形式缔结契约，契约的效力就可能受到影响。
尽管契约无效还可能涉及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或者涉及对标的的处分权能，或者涉及意思及其外部表现，或者涉及适法行为的原因，“未遵循形式主义原则”相对而言是更为常见、更为重要的理由。
[15]这就决定了强制性规范的体系构成和效力模式不能得到深人分析，“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契约效力问题”也不能得到全面诊释。
尽管后来有狄奥多西法律的出现，罗马法对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契约效力问题大都是依据“公平”、“善良”等法律原则进行界定，至于强制性规范性质的认定，诚如苏永钦教授指出的那样:“就具体情形究属何种性质，在罗马法时代就被认为须依解释而定”[16]。
三、近代民法:以法国民法典为分析对象(一)《法国民法典》起草过程中的论争在《法国民法典》制定之前，法国传统习惯法认为“不存在无效规定则不存在无效效果”( Pas denullity sans texte )，即要求强制性规范中必须规定“契约无效”的法律效果，否则不能认定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契约无效。
[17]这一原则在司法实践中虽长期发挥重要作用，但其操作弊端日后也逐渐凸显，理论界和实务界均试图超越这一原则。
多马和波蒂埃等法学家重新反思狄奥多西法律的合理性，并建议在法国民法典草案中规定类似的条款:“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契约应为无效，即使没有明确规定这种法律效果”。
[18]这一建议最终体现于民法典草案第四章第9条。
但在随后的立法讨论中，对于“什么是强制性规范(禁止性规范)”却存在巨大争议，民法典的起草者不得不删除该规定。
对于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契约效力问题，立法者倾向于通过“公共秩序和良好道德”的原因控制来加以解决，这一建议反映在修改后的民法典草案第四章第6条。
尽管如此，这一规定还是遭到了高等法院的质疑，法官们担心这种一般性条款不能得到有效适用。
为了回应这些质疑，Portalis 主张根据法益的种类对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契约加以区分，即区分违反公共利益的契约和违反私人利益的契约，前者为无效，后者为有效。
因此，草案第6条的立法宗旨需要被重新认识，它不仅要制止扰乱公共秩序和违反善良风俗的行为，而且要对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契约予无效惩罚。
[19]上述论争使得《法国民法典》中并没有规定类似狄奥多西法律的条款，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契约效力问题被纳人了原因理论的框架之中。
(二)原因理论和强制性规范的违反法国学者普遍认为，“原因”是指当事人订立合同的决定性理由，它决定了合同效力的正当性，也说明了当事人何以受到合同的约束。
根据传统原因理论的界定，不同类型的合同具有不同的原因。
在双务合同中，当事人各方的义务乃以他人的义务为原因;在要物合同中，一方承担义务的原因是另一方先前所谓的给付;在单方允诺中，特定义务的事先存在是“原因”;在无偿合同中，以赠与为例，原因是慷慨的意图，即当事人无偿向对方让渡利益的意愿。
[20]可以看出，除无偿合同外，其他类型合同的原因均呈现客观化和抽象化的特征，它们区别于主观化和具体化的“动机”，法官只能对促使合同订立的“客观因素”进行审查。
根据《法国民法典》的规定:无原因的债、基于错误原因或不法原因的债，不发生任何效力;如原因为法律所禁止，或原因违反善良风俗或公共秩序时，此种原因为不法的原因。
如果缔结契约的原因违反强制性规范(禁止性规范)，则契约应当被认定无效。
但正如前文所述，法国实务界对于什么是“强制性规范”存有争议，因此即使是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契约，更多的是被纳入到“违反善良风俗或公共秩序”的不法原因之下。
这种处理模式导致了两个问题:一是原因理论将不同情形下契约的“不法”均归结为“原因不法”，但“原因不法”只是“不法”的一种形态。
换言之，原因理论不当扩大了其调整范围，使得部分违反强制性规范但不存在“不法原因”的契约也以“不法原因”而被认定无效;二是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契约效力问题被简单化处理，强制性规范的体系构成和效力模式自然也得不到深人的研究。
鉴于上述弊端，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法国民法典》的处理模式进行了改造，理论界也接受了罗马法规则(狄奥多西法律)，即承认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契约无效，即使法律规范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