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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陈独秀悲剧之源的探讨陈独秀，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
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一大至五大党的最高领袖。
这是教科书上，党报上，政府机关文献上，以及大多数公开出版物对这样一位历史巨人的描述。
这个表述在常人看来是颇高的，但是对陈独秀生平稍微有些了解的人就知道，其实陈的人生尤其是后半生是充溢着悲剧色彩的。
首先，陈独秀被指责犯因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直接导致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进而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被撤销了总书记职务。
其后，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爆发，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组织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和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
对于中共中央的做法，陈独秀专门致信中共中央提出批评。
同时，他对八·七会议后频频举行的武装斗争和暴动也提出了批评，并终于因为他的托派活动而被开除党籍。
后陈独秀成立了又一个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却因为叛徒的告密这个组织几次被国民党当局一锅端，1932年陈独秀第四次被捕入狱。
据说抓获他的警探获得了20块2角2分的奖赏，曾经的共产党最高领袖落到如此身价，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及至晚年，陈独秀野居于重庆江津翠林中穷得家里揭不开锅误食了霉变腐败的蚕豆花而食物中毒。
1942年5月27日晚9点40分，一代人杰陈独秀黯然谢世，终年64岁。
悲夫！陈独秀的悲剧与国民大革命的失败有着密切的关系。
以下本文将重点讨论。
1.陈独秀悲剧的直接原因——斯大林的错误判断和个人独裁。
随着苏联历史档案的解密，学者们发现过去所能见到的有关大革命的历史资料，并不是一个完全客观的、真实的全景画面，进而意识到在总结陈独秀右倾错误教训的同时，不能不深究共产国际对大革命失败的责任。
而作为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人的斯大林难辞其咎。
1.1大革命的初期，斯大林的错误策略是帮助资产阶级：“国际始终承认国民党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国民党领导’这句话在斯大林口中叫的异常响亮。
陈独秀在江津的最后岁月当时，长子延年、次子乔年多年前就已壮烈牺牲，夫人高君曼离开陈独秀后也因病离世，前来接他出狱的是三子松年和在入狱期间照顾他多年的患难夫人潘兰珍。
陈独秀的出狱，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
此时，摆在陈独秀面前的出路有许多——国民党许以高官厚禄、托派邀请他重整组织、美国图书公司邀请他前往美国写自传，但这些都被他一一拒绝。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的1937年，陈独秀念兹在兹的就是为抗战奔走。
出狱后的陈独秀，四处演讲著说，联合各方力量协商共同抗日。
然而这一切又因王明、康生诬陷其为汉奸而被打断。
这场风波不仅堵死了陈独秀回党内工作的机会，也让陈独秀从喧嚣的台前走向清冷的幕后。
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恶化，陈独秀一路沿着长江西迁。
来到重庆后，在好友邓仲纯的邀请下，陈独秀移居江津。
几易其所后，受杨家后人之邀，借为整理杨鲁丞遗著之机搬入鹤山坪石墙院。
在这里，陈独秀度过了人生最后的3年时光。
甘守清贫自得乐从江津城区出发，沿着蜿蜒山路行车半小时后便到了位于城郊鹤山坪的陈独秀旧居陈列馆。
这里原本是江津贡士杨鲁丞的故居，因院落四周用条石垒成了一人多高的围墙，故被当地人称为“石墙院”。
1939年5月27日，陈独秀和夫人潘兰珍受杨家后人之邀住进了其中一个小偏院的两间厢房。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宝林先生在《陈独秀传》中记载，这两间房没有天花板，脚下是潮湿的泥地，一下雨就满屋漏水。
室内家具仅有两架木床、一张书桌、几条凳子和几个装满书籍的箱子，唯一的装饰是书房上挂着的一幅岳飞手书“还我河山”的拓片。
尽管条件艰苦，但对于颠沛半生的陈独秀而言，终于有了相对安稳的栖身之地。
然而，这种度日艰难的境况始终未得到改变。
由于长年四处奔波加之频繁进出牢狱，年近六旬的陈独秀身体状况并不好，高血压、肠胃症常年伴其左右。
身患有疾，却没有稳定的收入。
当时，陈独秀的主要收入一靠亲友帮助，二靠发表一些文章，赚取一些零星的稿费。
这些钱都不足以让其度日，以至于困难时要靠典当朋友相赠的皮袍度日。
中国历史人物—陈独秀陈独秀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家和民族灾难沉重的年代，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他的一生是跌宕起伏，领导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等重要的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曾当过总书记；但也受过多次牢狱之灾，......1937年7月，陈独秀经受过8年的监狱生活后，作为政治犯被释放出狱。
几十年过去了，陈独秀关于民主思想的见解有的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有的是正确的，应以一个公平的心态去评价陈独秀。
我的家乡是安庆市，作为陈独秀先生的老乡我深感自豪也深为其思想、博学、人格、个性、理性、和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真知灼见与正确预见所折服。
人如其名，“独秀”即独特而优秀的品质和才华是我中华最值得自豪的人物。
以他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在宣扬民主、自由、张扬个性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地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扬弃不能不说是他的独特而优秀之处，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来说也是值得吸收的精神财富。
我一直尊敬和欣赏陈独秀的才气、智慧和人格，他是当今中国政坛与思想界无人可比的人才，但他的真实思想与行为却被世人所忽视或者说误解了，而那些荒谬的观点却在中国风靡一时，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悲哀啊！他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其学识渊博，懂日、英、法三国文字，工宋诗，善写隶书，对旧学很有功底，新学造诣尤深，思想锐利，通晓中西文明，是民主自由和科学的倡导者，他的政治预言已被现实证实（比如苏联的大清洗、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东欧巨变而解体等）是正确的，而且对于现在的中国正走向民主与自由历史趋势同样有现实意义。
我想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也许就是陈独秀提倡科学精神的延续吧，毛泽东一直很尊敬与欣赏他的前辈兼老师陈独秀先生，但遗憾地是他没有继承和发扬陈独秀的民主与自由的普世真理而是走向了民主与自由的反面独裁（专制），也没有陈独秀的学识渊博和高尚人格，进而酿成了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也为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带来了专制这个消极影响，如果毛泽东很好贯彻了陈独秀的民主自由与科学那今日之中国也不会出现国共两党两岸对立，也不会出现众多的官僚与贪官，经济发展也会比现在发达多了，至少在经济上中国起步会早五六十年时间，如果从陈独秀提倡民主自由科学起一直执行和贯彻它那么这种政治思想经过八九十年（1915-2004年）的发展早已深入民心了。
读陈独秀的四段情感故事，我不再怀疑“男人有才便风流”这句话了鲁迅曾这样评价陈独秀：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写着“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鲁迅用这话暗指陈独秀内心不羁，但却表里如一的性格。
不得不说，鲁迅的毒舌，一语道出了陈独秀的真实个性。
这种不羁，既印证了陈独秀的人生生涯，也映照了他的情感世界。
在民国众多才子里，陈独秀以思想先进、见识广阔，发起新文化运动，成为时代的佼佼者。
可也因他生性不羁，不顾身边好友的劝阻，在时局动荡中，人生几经起落，让人唏嘘。
和很多民国才子一样，陈独秀一生也没离开和女人的牵绊。
对于旧式婚姻的反抗、对于浪漫爱情的向往，也让他一次次做出离经叛道的举动。
晚年，昔日的“桀骜之马”，经历人生的跌宕起伏和轰轰烈烈的情感，最终在苍凉且平淡的生活中度过余生。
和第一任妻子高晓岚：思想不匹配的婚姻，名存实亡1879年，陈独秀出生在安徽安庆，家里是晚清民国富商、大收藏家。
因父亲去世较早，他从小被祖父教育长大。
在金榜题名才能光宗耀祖的科举时代，考取功名成为祖父对陈独秀的唯一希望。
陈独秀骨子里对那些“之乎者也”并不感兴趣，常常在祖父的严厉教育和鞭打下，才肯背书。
一次，祖父用鞭子打他，鞭子一次次落在陈独秀的身上，啪啪作响。
陈独秀却始终咬着牙关，不吭一声。
这就是陈独秀的性格——内心不羁，且极其刚烈。
用祖父的话说，将来“不成龙便成蛇”。
祖父果然没有看错人，陈独秀的一生都在被人称颂和被人诟病中游移。
在考场上，陈独秀叛逆地随意发挥，心想着肯定考不上了，也算是对旧式家庭教育的反抗。
可天意弄人，考官在所有规规矩矩的文章中，一眼便相中了陈独秀的别出心裁。
就这样，陈独秀不仅考上了秀才，全家人都跟着沾了光。
最主要的是，上门提亲的人，开始络绎不绝。
1897年，也就是陈独秀考取秀才的第二年，家里为他选取了清朝安徽安庆营统领高登科的长女高晓岚为妻。
历史的长河缓缓流过。
人云乱世出英雄，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在这个极度动乱的年代，英雄辈出。
但人无完人，英雄也不例外。
无论是何许英雄，都会有过错，对于有的人过错终被原谅，成为人生中的一次成长，而有的人却终将刻上错误的烙印，即使功绩显赫，也难掩其错误的严重。
他们的区别只是因为对过错的不同态度。
陈独秀，这个以民主主义英雄出场，以分裂党破坏党的消极态度谢幕的历史人物，追述其一生事迹不难发现，他属于后者，功绩显著错误严重，功过参半。
陈独秀，安徽怀宁人，1879年10月8日出生于安庆市北门后营陈家旧居。
家谱名庆同，字仲甫，科举名乾生，留学日本时名陈由己，辛亥革命后开始使用陈独秀的名字。
陈独秀两岁丧父，自幼跟随母亲查氏，其母虽尊崇封建礼教但为人正直善良，对陈独秀有很大的影响。
十八岁赴南京参加乡试未中，正是在这次乡试中，他深感科举制度的腐朽与黑暗，思想上偏向维新派，这也就决定了他今后十几年的行动。
陈独秀在科考以后专心学习时政，思想上有所建树，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沙俄抢占东北，东北混战，其在返回安庆途中，目睹列强在中国制造的种种惨案，深感帝国主义的残暴与清政府的无能，使他的思想愈趋激进。
后陈独秀又多次东渡日本，期间陈独秀在国内国外组织了数次爱国运动，创办报刊组织爱国团体。
最有影响力的当属《安徽俗话报》，，从习俗到地理到当今局势，无不涉及，对安徽民众的思想启蒙起了重要作用。
它的创办，为十年后《新青年》的创办提供了条件。
在辛亥革命期间，陈独秀当时的革命热情相当高，起草了革命缴文多篇。
“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袁世凯极力加强反动统治，在文化思想领域出现了尊孔复古的逆流，“民主”二字岌岌可危。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了《新青年》，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进化论为思想武器，向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开战，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
他在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开宗明义打出来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并向青年提出六条希望：一、自主而非奴隶的；二、进步而非保守的；三、进去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陈独秀的悲剧——共产党如何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文章作者：[议宣] 2002-03-29, 12:03:18中国共产党对陈独秀的看法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另一方面他又几乎葬送了诞生不到6年的这个新生政党。
在过去的影视文艺作品中，陈独秀一直是以“错误路线”的面目出现的，很少正面歌颂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毕竟4.12反革命政变中被杀害的那些共产党人的鲜血还保存在老一辈人的记忆之中，很难想象让他们来赞颂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尽管中共党史中很多人的历史可以平反，但是陈独秀那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至今不能平反。
随着时间的推移，直到建党80周年的时候，陈独秀才能在影视文艺作品中以一个比较正面的形象出现，人们才能更平静地分析他这个人。
在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革命者一直思考的问题是：中国需要的到底是“法式革命”，还是“俄式革命”？也就是说：需要资产阶级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正是由于坚信中国需要俄式革命，才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才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作为一个北大的教授，他肯定具有基本的逻辑分析能力，那么他最终为什么偏离了自己的信仰，滑向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呢？其实，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同样是源自于他的严密逻辑推理，甚至是源自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或称“教条的马克思主义”。
第一点，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应该首先出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根据这一观点，中国当时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
据此，陈独秀相信了中国革命必须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
这其实就已经开始偏离了他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初衷。
他由坚信中国需要俄式革命，变成了艰辛中国要进行俄式革命必须先经过法式革命。
第二点，陈独秀坚信，资产阶级革命当然要由资产阶级政党来领导。
在中国当时，也就是要由国民党来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共产党只是协助国民党，进行一些团结、鼓动工农群众的工作。
就是由于这两点简单、明了的逻辑推理，陈独秀就将革命的大权拱手让给了国民党。
陈独秀的功过人生历史的长河缓缓流过。
人云乱世出英雄，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在这个极度动乱的年代，英雄辈出。
陈独秀——近代史的一个悲剧人物他曾经被一代青年学子尊为思想启蒙的导师；他曾经推动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开辟了中国近代史的新纪元；他曾参与并且领导了一场改变历史、改变名族命运的搏斗，率先创立了一个新兴的改变中国命运的政党，担任它的最高领导人，在风云变幻中起伏沉浮；他也曾受到创伤，在一片谴责声中离开政治舞台的中心，又被敌人投入监狱，最后幽居小城，穷困潦倒，郁郁而终。
陈独秀，这个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人，他的一生就是一部充满感慨的人生史记。
早年，年轻的陈独秀从安庆登船沿江而下，怀着救世济民的壮志，去上海创办《新青年》，在那个当时已经保守到腐朽的神州大地上，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高声呼唤“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到来。
他在接受了蔡元培的邀请，去北京大学主持文科教学后，又以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并与李大钊等一批先行者推动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开辟了中国现代史的新纪元。
五四运动的影响和威力，它留给后代人的思考、探索和启迪，一直贯穿整个 20 世纪。
就是这个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 20 世纪 20 年代风云变幻的中国政局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登上历史舞台，并担负起历史赋予她的重任。
而陈独秀作为他的主要创建者和早期领导人，历史书上给与他的地位却是如此的尴尬，这从那些不愿腾出的版面上的只言片语已然不难看出。
中共“三大”后，陈独秀三次连任党的最高职务，权重一时，头脑开始膨胀，逐渐形成了个人专断的领导作风。
党内许多重大的事情，往往不经过会议讨论而由他一个人决定。
“四大”后，他任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长，权力更大了，成了名副其实的“家长”，对党内不同意见进行打压，像毛泽东这样有思想有主见、锋芒毕露的年青人，他就更不能容忍，多次压制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和主张。
陈独秀冤案：九大罪名无一成立作者：来源：《读天下》2012年第11期1927年八七会议决议、1929年中央政治局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维护当时党的团结、推动革命的发展，都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
这些决议以及党的一切文件和领导人的文章、讲话，给陈独秀扣了九顶帽子：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重新考察陈独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动，发现以上罪名都不能成立。
此案成为中共党史上第一桩最大的冤假错案。
他是“汉奸”？1937年末至1938年初，王明、康生在共产党的机关报——巴黎的《救国时报》、武汉的《解放》和《新华日报》上诬陷陈独秀是每月向日本侦探机关领取300元津贴的汉奸，当时就引起舆论大哗，纷纷要求拿出证据来。
陈独秀也发表声明予以批驳，并准备付诸法庭。
后来由于周恩来做了许多工作，并由徐特立出面调解，再加上战事吃紧，武汉很快失守，此事被搁置下来。
但是陈独秀头上“汉奸”这顶帽子，一直到死也没有摘掉。
1979年、1980年，学术界在首先为陈独秀五四和建党问题上正名的同时也对“汉奸”论提出质疑。
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员夏立平首先在该馆主办的《党史资料研究》上发表《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以后》一文，提出“汉奸论”不能成立，此事立即引起上层注意。
1984年3月19日，一份发向全国的13号文件，在指示注意严肃防止不妥当地宣传陈独秀的同时，也承认“陈独秀在建党时期有不可否认的功绩，30年代王明、康生诬其为日寇汉奸，亦非事实。
”实际上为陈独秀的“汉奸”罪，非正式地进行了平反。
“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从1928年11月蔡和森发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起，中共领导人及广大学者，把陈独秀视为“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者”，起因是1923年陈独秀发表的两篇文章：《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20世纪初，陈独秀高举中国新文化运动大旗，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李大钊等缔造了中国党，掀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晚年，他从国民党监狱里出来，漂泊到四川省江津县(今重庆市)，在乡间鹤山坪石墙院，度过了生命的最后4年。
一、破帽遮颜过重庆1938年7月2日黄昏时分，一艘逆水而行的客轮徐徐驶抵重庆朝天门码头。
体态清瘦，身着洗得发白蓝布长衫的陈独秀，由妻子潘兰珍搀扶着步履蹒跚地随人流来到江岸。
他先期抵渝的儿子陈松年迎上来，取过行李，领着他们来到禁烟办事处李仲公寓所。
陈独秀对新闻记者采访和社会名流约见，一律回绝。
可是，张恨水等安庆老乡专为他举办的接风洗尘宴会，不得不入席。
几天后，北大时的老朋友沈尹默寻迹登门畅谈离别之情，相见之欢。
别时劝道：“到山中歇息吧。
”陈独秀说：“已是这样打算，几年的监狱生活落下一身病……”沈尹默赠诗中有“时乖遂入市，曲尽宜归山”句，陈独秀领悟其意，接受老朋友忠言。
邓仲纯得悉陈独秀已来重庆，多方寻访，在上石板街15号见到陈独秀。
老友重逢，欣喜若狂。
邓仲纯原名邓初，与陈独秀是同乡、同留学日本、同在北大共事、同参加革命活动。
两人从青年谈到壮年、老年，从个人谈到家庭、事业……各有成功失败、酸甜苦辣。
最后，邓仲纯诚恳、热情地邀请陈独秀夫妇：“到我那儿去住吧，乡间比城市好!”陈独秀在交谈中了解到江津比重庆凉爽、日机空袭少、生活费用便宜，加上邓仲纯是医生，便与家人商量，都同意去江津居住。
二、邓宅门前遇故知8月2日早晨，陈独秀和潘兰珍在陈松年陪伴下，登上了由重庆去江津的小客轮。
粗心的陈独秀在重庆动身前未向邓仲纯捎个信；大意的邓仲纯邀请陈独秀夫妇来家住这样的“大事”，竟没有取得太太的同意。
陈独秀一行人来到邓宅门前，不巧，邓仲纯出诊乡下。
邓太太随丈夫在北大时是认识陈独秀的，也略知今天的陈独秀是“危险”人物。
她在门缝里瞧见这老夫少妻，心生厌恶，嘱佣人：“我不会客，不要开门!”在大太阳底下汗流浃背、唇焦舌燥的陈独秀夫妇久等不见门开，很不是滋味，进退维谷。
中共党史上因疏忽而酿成的四大悲剧作者：来源：《党史天地》2016年第09期北洋軍阀统治时期及大革命失败后，为了躲避抓捕，中共曾一度进入地下活动，面对抓捕、屠杀，中共组织的每个成员的每次行动都要格外仔细、小心，因为一丁点的疏忽、放松都会酿成悲剧。
虽然中共在行动过程中自始至终都贯彻着谨慎、小心的原则，但不可避免地还是出现了一些疏忽。
这些疏忽，致使中共创始人李大钊，中共创始人陈独秀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中国著名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的领导人彭湃四人遇难。
李大钊：盲目自信引悲剧1927年4月，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执掌北方政权的张作霖举起了反共的大旗，中共北方区的工作进入完全的地下状态，李大钊等革命者为了隐蔽起见，便搬到苏联使馆的兵营中进行活动。
因夜间写文章、谈话的声响，被隔壁法国医院的值班人员发觉，法国大使馆就把掌握的情报报告给了张作霖控制下的北京政权的外交次长吴晋。
与此同时，日本大使馆也向张作霖提供了经常有人出入苏联使馆兵营的情报。
于是，张作霖在日本、法国政府的支持下，决定对苏联使馆的兵营进行全面搜查。
这一消息最终传到了李大钊耳朵里，但他却认为张作霖不敢破坏国际公约，也不可能来搜查使馆，就没有把这个重要消息当回事，仍然在苏联使馆的兵营内频繁出入，毫无防备地在兵营内开展着各项活动。
就是在这种没有任何戒备情况下，悲剧在悄悄走近他们。
1927年4月6日11时左右，张作霖派出250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和宪兵，分别控制了东郊民巷使馆区的各路口，包围了苏联使馆及旁邻的中东铁路办事处、俄款委员会、远东银行，所有便衣侦探一律胸系红线为记。
军警拥入院子的时候，院内有人鸣枪数响报警，但因军警拥入之后即分头搜查，所以很少有人脱险。
4月28日上午11时，张作霖在警察厅南院总监大客厅进行军法会审，李大钊等20名中共党员被宣布死刑。
执行时，首先上台的是李大钊，他神色镇定，高呼“共产党万岁”而从容就义。
陈延年：放松警惕被捕，轻信朋友被卖1927年6月25日下午，国民党26军破获了在上海英租界和法租界内的中共几个秘密机关，逮捕了几名共产党员，但这几名被捕者并不了解中共的核心机密。
中国近代名人故事：陈独秀最后的日子中国近代名人故事：陈独秀最后的日子陈独秀的晚年生活是由一连串的打击和噩耗串起的。
1940年3月，蔡元培去世。
这位大胆起用陈独秀的伯乐，当年几次登门拜访，都未遇见陈，最后索性冒着寒风，一大早来到陈下榻的中西宾馆，坐在门口等候。
陈独秀早上起床，看见年长他11岁的蔡元培等候在门外，大为感动，便答应到北大任教。
陈独秀创建中国共产党后，虽和蔡元培政见不同，但友谊并未间断，陈独秀几次被捕，蔡元培都四处呼吁，积极搭救。
如今，挚友先他而去，令陈独秀痛彻心扉。
蔡元培死后不久，5月，又传来大姐突发脑出血病逝于江津的消息。
陈独秀小时候，大姐对他最好。
虽然他几十年革命与大姐没见面，但到江津后，大姐常看他，给他一些接济。
想到自己兄弟姐妹4人，自己最小，长兄、二姐早逝，“大姐今又亡，微身且苟延”，不禁悲从中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8月，一贫如洗的陈独秀寓所竟遭到偷窃。
他几年来呕心沥血写成的文字学手稿不翼而飞。
那文稿是他在病中一字一句抠出来的，可以说是他晚年生活的精神支柱，这个打击对他太残酷了。
在陈独秀的身上，有一种优秀的品格同梁启超很相似，他们从不固执己见，而是随环境的变化和见识的增长不断否定自己从前的判断。
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其价值和意义同他五四时期的新文化思想同等重要。
陈独秀隐居鹤山坪后，曾几次赴渝就医，但身体未有好转。
他自1913年参加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先后五次被捕，尤其是最后一次被国民党关了五年大牢，患上了严重的肠胃病和高血压。
入川后，陈独秀的生存环境每况愈下，思想上又找不到一个知音，虽自称“不怕孤立”，但心中难掩深深的孤独和悲凉，生活上更是十分窘困，连老友柏文蔚送给他的一件灰鼠皮袍，都被他给当了。
他除了偶尔为《东方杂志》和编译局写稿，每月领取一点少得可怜的稿费外，就是靠朋友和“北大同学会”的资助。
陈独秀骨子里有一种“宁予不取”的清高和虚荣心，在他不得不接受赠款后的复信中，经常会看到“既感且惭”、“不胜惶恐之至”的字样，英雄末路，其辛酸和羞愧难以言表。
第1篇一、案件背景陈独秀案是中国民国时期一起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法律案件。
陈独秀（1879-1942），原名陈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革命家。
他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然而，由于他在政治立场上的分歧，最终导致了这场悲剧。
1919年，陈独秀因领导五四运动而名声大噪，但不久后，他因与北洋政府的矛盾而被捕。
1920年，陈独秀在狱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
然而，由于在党的路线方针上的分歧，1927年陈独秀被开除党籍。
1932年，陈独秀因从事抗日救亡活动被捕。
二、案件经过1932年12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
被捕后，陈独秀受到了严刑逼供，但他坚贞不屈，没有透露任何有关党组织的信息。
此时，陈独秀的案件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
1. 侦查阶段陈独秀被捕后，国民党政府对其进行了侦查。
侦查过程中，陈独秀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
据当时报道，陈独秀在狱中生活艰苦，但他依然保持着乐观的态度。
2. 审判阶段1933年，陈独秀被国民党政府起诉。
审判过程中，陈独秀被指控为共产党叛徒，企图颠覆国民政府。
在审判过程中，陈独秀坚持自己的观点，反驳了起诉书中的指控。
3. 判决阶段1933年9月，陈独秀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判决后，陈独秀表示接受判决，但表示自己将继续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
三、案件影响陈独秀案在中国民国时期具有深远的影响：1. 揭示了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陈独秀案暴露了国民党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腐败现象。
同时，也揭示了国民党政府在对待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残酷打压。
2. 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陈独秀被捕后，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陈独秀在狱中坚持民族大义，为抗日救亡事业做出了贡献。
3. 增强了共产党人的斗志陈独秀案让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念，增强了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斗志。
关于陈独秀的小故事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今安庆)人。
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革命家与改革家、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伟大的启蒙思想家。
下面是YJBYS小编整理的关于陈独秀的小故事，欢迎阅读。
陈独秀生命里的那对悲情姐妹花1897年8月，在安徽怀宁，一场门当户对的盛大婚礼正在举行，宾朋欢呼中，18岁的陈独秀和时任安徽统帅部副将高登科的女儿高大众三拜九叩成亲了。
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作为将门闺秀的高大众恰好比陈独秀大三岁，无论家世和相貌都无可挑剔，而少年得志的陈独秀也前程似锦。
这是一段被格外看好的婚姻。
最初，年少夫妻倒也说得上琴瑟和鸣。
十年间，高大众为高家添了三男两女。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婚后，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在杭州求学的陈独秀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因受通缉，最后逃亡日本。
回国后，陈独秀就成了高大众眼中的“怪咖”，而在陈独秀眼里，妻子高大众也成了彻头彻尾的“古董”。
自从母亲去世后，陈独秀就很少回家，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他几乎放弃了平常人世的天伦之乐。
聚少离多，再加上个性和才情的天渊之别，夫妻之间越发人疏情薄。
作为一个接受封建传统教育的妻子，高大众希望丈夫能安分守己，所以她对陈独秀的所作所为极为排斥，甚至加以阻拦。
得不到理解和安慰的陈独秀，偶尔回来面对的也是无休止的唠叨和数落，这使得他更对这份包办的婚姻和旧式的妻子充满厌恶。
于是，家庭失和，口舌之争在所难免。
日复一日，家，再也不是让人栖息安生的场所，情，冷漠之后就成了禁锢自由的监牢。
1就在他们的婚姻陷入僵局之际，一天，高家迎来了位意外之客——高大众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
高君曼本名小众，小姐姐10岁，从小接受新式教育，性格活泼，热情奔放。
她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对姐夫发表的作品尤其钟爱，带着仰慕和崇拜，她走进了陈独秀死水般的婚姻生活。
陈独秀原本对这些世俗的亲戚关系并不上心，但高君曼时尚的装扮、灿烂的笑容、新潮的思想和不凡的谈吐还是让他耳目一新。
陈独秀人生悲剧原因初探
邵宪梅
【期刊名称】《黑龙江农垦师专学报》
【年(卷),期】2002(016)001
【摘要】陈独秀人生悲剧在于共产国际不能实事求是的分析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推卸责任，而且把矛头直指陈独秀；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处理陈独秀问题的方法不得当；再加上陈独秀本人的执拗，倔强的性格等等因素，最后导致陈独秀人生悲剧。
【总页数】3页(P39-41)
【作者】邵宪梅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阿城学院马列部，黑龙江阿城15030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231
【相关文献】
1.陈独秀人生悲剧成因探析 [J], 仰义方
2."对陈独秀的考察更加全面"--朱洪新作《陈独秀风雨人生》的特色与评价 [J], 赵云
3.《人生》距离悲剧经典有多远——从高加林的人生“悲剧”看路遥创作的局限性[J], 陈莉
4.苦难生存中的悲剧人生——解读《人生》中高加林的悲剧人生 [J], 代柯洋
5.人生悲剧,悲剧人生——从声色世界洞彻影片《色·戒》的悲剧性 [J], 王纯荣;周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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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人生悲剧的酿成除了党派政见、政治思想、政治环境等诸多外在因素影响外，他的独特个性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倔强执拗、我行我素、刚正不阿、性情急躁的“龙性”始终贯穿于陈独秀的革命生涯。
陈独秀的独特个性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密切相关。
小的时候面对“白胡爹爹”凶狠的板子毒打，陈独秀总是咬紧牙关以沉默对抗，祖父说这孩子长大后不是蛇就成龙。
然而，他的性格中又有为人真诚直率、处事优柔寡断的一面。
祖父的板子吓不倒陈独秀，而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权威”，是他“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
当投入革命活动后，陈独秀的许多朋友、同事都领教过他的个性，章士钊说他是“一匹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坂弗上，回头之草不啮，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
”胡适称他为“不羁之才”，他的秘书王若飞更深知其“倔强个性”。
陈独秀自己也承认自己“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
”
陈独秀性格的两面性对他的革命实践活动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当他站在革命前列的时候，他会以全力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不愧是一代风流人物；当他一旦被前进的历史车轮甩在后面时，则变成了一个孤傲的老人。
陈独秀倔强不屈的性格伴随着他革命生涯的各个阶段，尤其在他的晚年对他产生了极大负面影响。
陈独秀在国民大革命失败的根源问题上与共产国际、联共及中共党内其他人员存在着巨大分歧，却与托洛茨基观点不谋而合继而转向托派，组织起自己的党派“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成为中国托派首领。
中国共产党从党的组织纪律考虑开除了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等托派者的党籍，鉴于陈独秀在中共党内特殊身份，中共中央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将开除陈独秀党籍的情况报到共产国际审核，共产国际也愿意请陈去莫斯科，然而陈在《答国际的信》中斩钉截铁地拒绝去莫斯科。
倘若陈独秀此时能够理性一些，能够灵活一些，他的历史命运也许会有所不同，然而历史不容假设。
1937 年11月20 日，延安《解放》周刊第24 期刊登了《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一文，希望他“重振老战士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伍中来”，中共中央还派博古、叶剑英等与他谈判，希望他回到党内工作。
固执倔强的陈独秀并没有领会中共的好意，仍然固守自己的思想观念，把自己加入托派组织看成是挽救革命的善意动机，表示愿意回党工作但让其作书面检讨却难能“遵命”，“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陈独秀刚愎自用、固执不屈的“刚”性性格缺乏能伸能屈的灵活性，在特殊时期成就了他，在关键时刻也摧毁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