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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网络汉字词的造词研究网络汉字词的造词研究结合葛本仪先生汉语造词法的分类，加上自己的认识，主要对网络汉字词的造词法进行了研究，并综合汉语网络词汇的实际情况，将汉语网络汉字词造词法归为摹声法 随着互联网的诞生和发展，网络词汇也应运而生，网络词汇就是在互联网上使用的词汇，从内容上具体包括信息领域的专业词汇，网民在网上聊天或发表意见时所创造并被广泛认可的词汇，以网络作为媒介开始风行的词汇三类。
从形式上可以把网络词汇分为汉字词和非汉字词两类，而网络词汇又以汉字词为主。
汉字词虽然由汉字组成，但是产生方式灵活多样，千差万别，汉字词与传统词汇区别很大。
为了准确把握新生的网络词汇，有必要对汉字词的生成进行系统的研究。
关于造词说，各家都采用了不同的标准，因而分类方法不一。
最早提出造词说的是孙常叙先生，他将造词法分为语音造词法，语义造词法和结构造词法三类，孙先生承认造词法和构词法有联系但是两种不同的造词方法，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并未严格区分。
尔后任学良先生专门论及，他将造词法分为词法学，句法学，修辞学，语音学和综合式五类。
然而，任学良并没有从根本上将造词法和构词法区别开来，他把造词法等同于构词法，把构词法看成是造词法的一种，因而导致分类时类与类之间交叉现象严重，界限不清。
真正将造词与构词区别开来的是葛本仪先生，葛本仪在其专着《汉语词汇研究》中首次区别了造词与构词，认为造词法指的就是创造新词的方法，也就是给客观事物命名从而产生新词的方法，并将造词法归纳为音义任意结合法、摹声法、音变法、说明法、比拟法、引申法、双音法、简缩法八种。
笔者比较赞同葛本仪先生的部分观点，故在葛老师造词法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看法并综合汉语网络词汇的实际情况对网络词汇的造词法进行了如下分类： (一)摹声法：摹声法就是运用人类语言的语言形式，对某种声音加以模拟和改造从而创造出新词的方法。
事实上，这就是把某种声音语言化，使其变成了语言中的词。
网络词汇中的摹声造词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根据事物发出的声音创造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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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词就是创制新词，造词的过程是词通过创制的方法从无到有的过程，和所有词的形成一样，创制出的新词也出现了新的音、新的形、新的义或者新的用法。
相应地，造词法就是创制新词的方法，人们在造词时可以根据本民族的语言习惯，掌握和运用现有的语言材料组成各种各样的新词，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使用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所以现代汉语的造词法多种多样。
从二十世纪40年代开始人们对造词法的认识逐步加深。
1946年廖庶谦先生在《口语文法》中首次使用“造词方法”这一术语。
1949年邢公畹先生在《汉台语构词法的一个比较研究》中同时提及了“造词法”和“构词法”，但这里的“造词法”指的是古代的六书而非汉语造词的方法。
首先把造词法从构词法中分离出来，构拟出造词法体系的是孙常叙先生，1956年他在《汉语词汇》中，把汉语造词法分为语音造词方法、语义造词方法和结构造词方法三种。
后来任学良先生又分为五种。
葛本仪先生把主要的造词法归纳为音义任意结合法、摹声法、音变法、说明法、比拟法、引申法、双音法和简缩法八种，这是八种常见的造词法，并指出把汉语的造词法全面细致地分析整理出来还是词汇学研究中一项不可忽视的任务。
音义任意结合法。
音义任意结合法是一种用某种声音形式任意为某种事物命名的造词法。
在人类语言之初，人们用某种语音形式指称某种事物，语音形式也就赋予它的某种意义，多数语音形式与它所指称的事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后来运用的.越来越多逐渐为人民接受，这种音义结合便固定下来。
语言中最早产生的一些词，多数是用音义任意结合法创制出来的。
如手、蜻蜓、蚯蚓等。
同样是生物，有的称“蚯蚓”有的称“蜻蜓”，这里面没有道理可言，这种音义的结合无法解释。
关于各家对造词法研究的比较分析作者：张潇丹来源：《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3年第10期摘要：关于造词法，词汇学四大流派的论述各有不同，本文就对他们的论述进行比较分析，以便更深入地了解和学习造词法。
关键词：造词法；四大流派；比较中图分类号：H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0-0092-01对造词法的研究，各专家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和分类。
下面我们就主要针对80年代词汇学四大流派及其著作，即王勤、武占坤《现代汉语词汇概要》、葛本仪《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和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中对造词法的论述进行分析。
除此之外，我们也对有代表性的研究造词法的学者，如任学良、孙常叙的观点进行说明分析。
首先是孙常叙先生对造词法的研究，孙常叙先生将汉语造词法分作三个大的系统，从语音、语法、结构来分类，分出了语音造词法、语义造词法、结构造词法。
孙氏对造词法体系的一大贡献，在于指出了汉语造词法的新旧质区别，并且指出新质是从旧质中滋生出来的。
但是，由于是最早的汉语造词法体系，所以孙氏体系还不够全面和系统。
本文认为，孙氏的分类和论述主要有以下两点不足：（1）在语音造词法中，孙常叙先生只列了一种类型——象声造词。
分为模仿自然物声的和模仿人造物声的，这显然有点不够，模仿外语词声音的拟声词就没列出来。
（2）在语义造词法中，分为两类：变义造词和比拟造词，但对于比拟造词，不从修辞方面来说明，而是从语义方面来分类，有点不合适。
另外，在结构造词法中有很多相似又有区别的造词方法，要注意区分。
比如修饰关系词组结构造词与分化造词。
任学良先生的《汉语造词法》一书强调了造词法的重要性，主张“以造词法统帅构词法”。
他的创新之处是提出了修辞学和语音学造词法，但是，造词和构词的界限始终是不清的，他认为修辞学和语音学造词法中没有构词法问题，是不恰当的。
任氏把造词法分为五类：词法学造词法、句法学造词法、修辞学造词法、语音学造词法、综合式造词法。
词义研究中的三个问题
葛本仪;王立廷
【期刊名称】《语文建设》
【年(卷),期】1992(000)005
【摘要】词义问题是词汇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
建国以来,由于对词义问题的重视,对词义方面的许多问题如词义的特征、词义的类聚、多义词问题等等,研究得都比较深入。
有的问题如“词义和概念的关系”等,在60年代,还进行过全国性的讨论。
但是还有些问题,目前仍是大家研究和争论的焦点。
下面提出三个问题简要介绍一下。
1.词义的内容问题。
词是声音和意义的结合体,毫无疑问,词的声音所表示的词的意义内
【总页数】3页(P14-16)
【作者】葛本仪;王立廷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19
【相关文献】
1.维语句法分析器中的词义排歧问题的研究 [J], 玉素甫·艾自都拉
2.汉语言文字学史研究中的汉语词义问题探索——以郑樵的假借研究为例 [J], 党怀兴
3.汉语言文字学史研究中的汉语词义问题探索——以郑樵的假借研究为例 [J], 党怀兴;
4.唐五代时期敦煌羊籍文献中的“叱般”词义及相关问题研究 [J], 王睿颖
5.汉语词义引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J], 吴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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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苏新春
出版物刊名： 世界汉语教学
页码： 104-106页
主题词： 葛本仪;《现代汉语词汇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词义;词素;构词法
摘要：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在眼下称得上是一门热门之学,新问世的著作层出不穷,且有论题愈来愈多、领域愈来愈广、文章愈写愈长、著作愈出愈厚之势.在这样的'时尚'下来看葛本仪先生的<现代汉语词汇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以下简称<学>),区区15万字的篇幅,只能算得上是一本小书.全书共七章,谈的都是'词汇'、'词'、'词素'、'词义'.稍有详略的是对词义还分出了'词义类聚'、'词义演变'两章,对词汇还分出了'词汇的动态形式'一章.这七个章目,或日七个问题,都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传统中最中规中矩的问题,谈词汇学研究几乎没有不谈它的.葛先生毕生在这一学科浸渍,从1955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到后来90年代成为我国第一个现代汉语词汇学博士专业方向的学科带头人,60年代出版了<现代汉语词汇>,80年代出版了<汉语词汇研究>,在几乎是相隔20年后,又拿出了<现代汉语词汇学>,可以说那几个问题也是她终生思考、探索的问题.。
收稿日期：2010-06-02作者简介：马宁（1979－），男，回族，宁夏人，宁夏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字学、职业教育管理。
作为现代汉语词汇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葛本仪先生的《现代汉语词汇学》[1]（以下简称《词汇学》）充分展现了作为词汇学大家的学术风范：严谨不失典雅，通俗不乏深刻。
全书整体研究从现象到本质，从微观到宏观，从简单到复杂，从具体到抽象，层层展开，理据结合，加上作者通俗的语言、平朴的文风，使得整本书成为了初学者与研究者均推崇的词汇学读本和学术著作。
但就造词法，这个汉语词汇学中相对比较复杂的问题，本人尚存一些疑问，希望与作者和读者一同商榷。
一、音译词是否摹声法造词？作者认为音译词是一种摹声法造词。
因为外来词的外来原因和方式是各不相同的，所以种类较多。
作者在本书之前的章节中也列举了：如音译词、形兼音译词、音兼意译词、形加意译词、音意兼译词、意译词。
如果像“咖啡、沙发”等这样的词是通过摹声法造的音译词，那么“啤酒、卡片”等音加意译词，“绷带、可口可乐”等音意兼译词，都涉及语音造词，但又不单纯与语音有关，又能否用单纯的摹声法来解释？其他不涉及语音的外来词似乎更是不能用摹声的造词法来解释，那它们又属于什么样的造词呢？二、对“音义任意结合造词法”的疑问（一）音义任意结合造词法在葛先生造词法体系中的排序问题《现代汉语词汇学》中把“音义任意结合法”造词法排在首要位置，是不是意味着这种方法是现代汉语最重要的造词方法或者它是现代汉语最早使用的方法？按照作者的定义：音义任意结合的造词方法就是用某种声音形式任意为某种事物命名的方法。
文中指出，最早产生的汉语的一些词是音义任意结合实现的，这样的词在音义组合前是无必然联系的，比如：“山、水、人、手、树、参差、婆娑”等等。
从作者列举的音义任意结合法造出的词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词都是从古汉语中继承下来，尤其是单音词，无一例外。
所以说音义任意结合法造词就必然要涉及古汉语中某些历史悠久的基本词汇。
音义结合造词、语音与词汇的关系等其实也是古汉语词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的来说，音义的结合是任意的。
因此，一个概念，在不同民族的语言中有不同的说法，在同一民族语言的不同历史阶段也可以有不同的名称。
……但是，这不等于说音义之间毫无关系，在一种语言的基本词汇初步形成以后，在词义引申和新词滋生的过程中，一些意义有关《现代汉语词汇学》中关于造词法的几个疑问马宁（宁夏职业技术学院，银川750002）摘要：针对葛本仪先生《现代汉语词汇学》一书的“现代汉语造词法”内容提出与“摹声法”、“音义任意结合法”、“音变法”以及“引申法”等相关的疑问，并阐释了质疑的理由。
关键词：现代汉语词汇学；葛本仪；造词法；摹声法；音变法；引申法中图分类号：H13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1084（2010）03-0080-04———兼与葛本仪先生商榷［语言/文学/艺术研究］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OURNAL OF LIUZHOU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第10卷第3期2010年9月Vol.10No.3Sept.2010的词往往会在语音上也有联系”[2]关于词汇音义关系的研究，古人早已做了不少工作，比如声训、右文说、同源词等等方面的论述，其实都是从音义出发研究字、词的。
作为古汉语词汇的发展，现代汉语词汇里那些看似音义任意结合的词，在古汉语中甚至上溯到汉语产生的最原始阶段，要么它们是音义任意结合而成，要么是全部或者部分地借鉴了其他古汉语词汇的语音形式，所以才导致战国时期假借字的兴盛和后来形声字的大量兴盛。
从汉语词汇历时的角度来判断，现代汉语中仍然保留的这些古词语自然就不能算作音义任意结合造词了。
苏州大学曹炜先生认为：“现代汉语词汇应该是从秦汉时代就已经出现并代代沿用、传承至今的汉语基本词汇基础上形成的”[3]而且他还通过在对现代汉语3000常用词首见年代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发现现代汉语3000基本词有70%在清代以前就出现了。
所以他认为现代汉语词汇形成是一个先秦两汉打下基础，发展到现代逐步完善的过程。
也就是说整个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是古代、近代汉语词汇的继承、发展、完善的结果。
那么撇开这些继承而来的汉语词汇，现代汉语究竟还有没有“音义任意结合”造词法所造之词还是个疑问。
另外，说某词造词是音义结合法，这一说法本身似乎也是不科学的。
因为我们的着眼点是现代汉语词汇，而这个词如果是古今汉语里都存在，而且它的核心词汇意义并没有发生变化，即便它是音义任意结合创制出，那么这其中音义任意结合法的造词方法就明显有混淆古今汉语研究界限的嫌疑。
所以音义任意结合法是汉语产生初期，语言不成熟的一种表现，汉语最初的基本词汇应该都是这种方法所造而成，但这种方法应该随着汉语的发展日益成熟早已退出了汉语词汇系统造词的历史舞台，在现代汉语中几乎不存在这样的造词方法。
（二）化学元素名称是否属于音义任意结合法造词？化学元素的名称跟它所对应的化学元素周期表中的化学符号有着一定的联系。
在拼音文字的语言中化学元素表示直接用符号表示，不存在混乱和错误的问题。
但汉语文字有其特殊的性质，如果用汉语表示元素名称就存在如何把元素符号转化为汉字的问题，也就有了元素符号还必须对应一个汉语词汇来表示这个元素的意思。
“钠”元素的化学符号写成Na，这个符号是截取拉丁文“钠”元素的前两个字母来代指这种元素[Na因电解苏打（Soda，化学成分是碳酸钠）制得而得名，拉丁语Natrium意思也是苏打]。
拉丁语Natrium这个词的首音节读音和拼写跟现代汉语拼音里声母n和韵母a正好写法相同，并且拼合成一个na[na]的读音。
因此，“钠”元素的名称似乎并不是音义任意结合的。
以此类推：锂（Li）（因从叶石中发现而得名，希腊语Lithos意思是石头），氦（He）[He是从日光光谱中发现的元素，所以用希腊语Helios (太阳)命名]等其他一部分化学元素也有与Na 类似的特点，命名时也可能找到与“锂、氦”这样的读音相似的词来表示。
当然，化学元素符号的命名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有用元素的拉丁文首音节字母缩写而成，有用希腊文首音节字母缩写而成，也有用科学家的名字首音节字母缩写来命名，甚至还有用神话故事里的人物名字的首音节缩写来表示，等等。
如果说这些首音节缩写字母代表了这种元素符号，那它具有的首音节读音在转换成汉字词语的时候就不能看成是音与义的任意结合了，至少它也是在这些首音节基础上的一种音译或者半音译。
三、对“音变法造词”的疑问作者提到了音变法可以造词。
即通过语音变化的方法产生新词。
尤其强调了汉语儿化韵是一种音变造词。
仔细分辨，儿化韵的使用的确是可以造词的。
如：面———面儿。
儿化前后它们分别指两个不同的事物，而且这两个词读音和词形都不相同，所以是“面”是通过儿化韵产生新词“面儿”的。
作者列举了如：“盖”（gài-gàir）扣(kòu-kòur)等词来证明儿化韵音变造词。
诚然，“盖、扣”等儿化后的词义和词性确实发生了改变，但作者似乎忽略了另外一个方面，“盖”作为动词是“覆盖、遮盖、掩盖”的意思，作为名词是指物体表面或者顶层的覆盖物。
按照作者造词理论的基本观点是马宁：《现代汉语词汇学》中关于造词法的几个疑问第10卷第3期81从无到有的过程是造词的实质来推断，先有动词“盖”，而后经过儿化才产生出名词的“盖”。
但事实情况正好相反。
“盖”这个词在古汉语词汇中早已有之，从《说文》“盖”的写法看出它的字形最初表示的词汇意义是名词的意思：指用茅草等编织的覆盖物。
后引申为动词覆“盖”的意思。
“盖”从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存在名词和动词的两种用法，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基本变化不大。
在现代汉语书面语中，不管是名词的“盖”，还是动词的“盖”一律都可以写成“盖”这个字形，“盖”与“盖儿”的区别更多地体现在口语和书面语的语体色彩，或者表示轻蔑、鄙视、怜爱等的感情色彩的差别中。
所以，《现代汉语词汇学》中给“盖、扣”等词加上儿化使其音变产生新词的说法也就意味着不是“从无到有”而是“从有到有”，显然与作者自己造词理论的实质有所偏离。
其实象“盖、扣、铲、个、本”等一些词从一个词义和词性转化成另外一种词义和词性，除了作者说的“儿化韵”的方法外，给他们后面加上词缀“子”，同样也变成了名词。
假设书中所举的“盖、扣、铲、个、本”等词的儿化音变法造词是合理的，那么“盖”由动词到名词“盖子”的造词过程并不属于因语音变化产生的新词，它属于作者自己提到的运用语言中习用的虚化成分对原有词的意义做某些改变以说明事物的说明法造词中的一种。
进而，如果“子”是一个造词的词缀，那么“儿”为什么不能算作一个造词的词缀呢？四、对“引申法造词”的疑问最后看看《词汇学》中引申法造词。
引申法是运用现有的语言材料，通过意义的引申手段创制新词的方法。
“打开”“关上”动作联想引申而把“操作打开和关上的物件”称作“开关”。
作者自己也列举了引申造词法创造的新词，如“领袖、收发、口舌、骨肉、山水”等等。
细细分析这些例子，会发现它们有一些不同的性质。
按照作者的分析方法，“裁缝”是动作，联想引申把做裁缝的人称为“裁缝”，“领袖”原本是衣服上的领和袖，后来联想引申为指正在进行或曾经进行某项较有影响力的活动或某些较有影响力的组织的最高领导人。
首先，我们从直观的角度可以看出，作者引申法造的所有这一组25个例词，每个词都具有一种词形形式。
即我们可以认为这组新造的词的词形形式与它引申前的形式（不管其是不是词）是相同的。
如果引申前已经是一个词,那么引申前后它们究竟是语音形式相同而意义不同的同音词还是它们各自属于一个词之下的几个互相有联系的不同意义的一词多义现象？就同音词与一词多义的区别在作者本书中也分得很清楚。
“同音词都是各自独立的不同的词，它们的词义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多义词却不管它有多少个义项，它都是一个词，因为这个词所表示的各个意义之间都是有联系的”[4]189我们可以试着分析这些例字中的某些词。
比如：“组织”它分别表示安排、整顿使成系统这一具体的动作“组织1”和表示编制成的集体“组织2”的意思（其他词义暂不考虑）。
这两个词义的概念表达都是借助“组织”这一具体的词形形式，它们产生的基础都是跟具体的组织的动作有一定的相关性，所以，组织1和组织2只能算作一词多义而不能看做同音词。
换个角度，从组织1、组织2的语法意义方面看，它们明显具有不同的语法性质和特征。
《词汇学》中也提到“一词多义不一定是一词多类，汉语中一词多类肯定是一词多义的。
”[4]186所以说“组织2”是“组织1”引申后的新造词是不合适的。
但我们必须承认,“组织1”与“组织2”的引申关系,词义之间“组织2”仅仅是“组织”一词的义项增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