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深度）迄今评价知青上山下乡最客观真实的文章作者：莫言岁月的消失容易淹没人们的记忆，历史的长河难以把握客观、真实的评价。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文革"中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留下了传奇的经历和悲壮的历史。
我无意对这场运动做全方位的回顾和综述，只是做为亲历者谈几点众所周知的简评。
一、历史定位中共中央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发生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的社会进步，"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文革"的一部分，纵然有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原因，但究其根本也是违背社会进步和绝大多数知青择业意愿。
"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无社会进步可言，它与"文革"一样，也给知青和知青家庭带来了重创。
从1966年至1976年十年间，全国有1700多万城镇中学生上山下乡，他们或在农村插队落户，或在兵团军垦拓荒，或在草原牧马放羊，或在农场植树耕田。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既未成年，也未毕业，更无法继续应有的读书深造，无端成为一场政治风暴的受害者。
在阶级斗争年代，许多知青背负着父辈在政治运动中的冤屈，他们被打上异己的烙印，当兵、进厂矿、选送大学，均与他们无缘。
在这种特殊严酷的政治背景下，既便同在上山下乡之中的知青们命运也是千差万别。
回顾当年，上山下乡时千军万马一条路，就业返城时却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不是表现好，就能返城，而是所谓出身好，有关系才能捷足先登。
下乡时场景大致相同，返城的路却是因人而异，对多数知青来说返城回家的路充满辛酸和苦难，否则就不会出现云南知青爆发的大规模要求返城的请愿静坐。
当年知青们"我要回家"的诉求都难以实现，那有什么公平、公正可言。
的正当性，使人类的生活世界变得越来越扁平。
福柯的出发点是卢梭描绘的一种社会真相；“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3]与卢梭一样，这一真相如何变得“合法”或正当也是福柯想要回答的问题。
与卢梭和康德不同的是，福柯不认为启蒙或“思想解放”可以帮助人们一劳永逸地摆脱奴役状态、实现真正的自由。
借助系谱学和知识考古学的方法，福柯将各种思想体系客观化地还原为不同权力构型中的知识或话语形态。
脱离“体制”的真理从未存在过，福柯提醒人们关注生产“真理”的“真理体制”，即“每个社会都有它的真理体制，它的‘真理的一般政治’：也就是它所接受并当成真理来发挥功能的话语体系。
”[4]以上观点很符合知青一代的生存体验：在文化达尔文主义的丛林中，一种观念、一种话语体系能否延续下来，并不取决于你或你的知己们多么相信它是“真理”，而取决于掌握政治权力的阶层是否接受它为真理。
有多少真理被“历史的车轮”碾轧成齑粉，又有多少“谬误”被体制扶植成绝对真理？知青一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因此具备了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他们善于因应时势的变化而创造话语，借助政治权力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处境；在逢迎中追求影响力，在影响力增强的同时不失时机地“驯化君主”，是谓“帝师情结”。
他们更懂得写作技巧，懂得施特劳斯所说的“隐微写作”与“显白写作”的区别（哪怕他们不知道这些概念），懂得如何去写自己不相信的东西以及如何把自己相信的东西包装成读者认为他们不相信的东西。
换句话说，他们懂得真理的政治以及政治的真理。
从这个角度来看，学术的历史不是由学术自身的逻辑所决定的，而取决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
但福柯并未止步于此，他对真理体制的描述和分析并未使他趋向于迎合他所处时代的真理体制，他继承了启蒙所固有的批判态度。
[5]在福柯看来，没有一劳永逸的自由，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探寻边界、不断寻找可能性的自由，带着枷锁跳舞的自由。
项飙所提出的“一笔一画地描出另一种声音”的方法论思路可以说是契合于福柯的这种思路。
知青题材电视剧的接受需求作者：王怡来源：《电影评介》2017年第08期从最早期的《蹉跎岁月》《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和《孽债》到近年的《北风那个吹》《知青》《返城年代》……1982年至今30多年里，一代人老去、几代人生发；社会图景斗转星移、一个国家的灵魂几经洗礼。
知青题材电视剧每年都会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无论是在内容叙事上，还是在接受与反馈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虽然在电视剧播出总量中并非主流，但每一部的推出几乎都会引发关注和或大或小的争议。
这种关注和争议随着2012年小说《知青》的出版以及由原作梁晓声亲自操刀编剧的同名电视剧的播出，达到了一个阶段性峰值。
有人捶胸顿足，认为消费主义强势渗透的今天，知青题材电视剧“将浪漫、张狂、新奇等符号粘贴到‘知青’形象上，把‘知青’视为大众日常生活中消遣的商品，使消费者失去了对现实的把握”[1]，并且对于把知青岁月描绘成乡村爱情故事的做法很恼火。
也有人对这些变化表示理解，认为“动机性遗忘”可以帮助曾经经历过苦难岁月的一代人在之后的人生中避免更多的精神伤害[2]；还有人提出，知青文艺作品不能只是关注控诉和批判，将艺术等同于政治是一种价值误读[3]……的确，艺术不同于政治、文学不同于电视剧、电视不同于历史档案、观众更不是“乌合之众”，如果我们从更多的角度去分析，可以发现在当下多元的文化环境和丰饶的媒介土壤里，观众通过知青题材电视剧的收看所获得的要比想象的更多。
一、从集体盛赞到一代人的“碎碎念”“知识青年”这个名字，从建国初期对所有“有知识”的青年学生的指代，到了“文革”时期变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那些从城市去到农村，落户农村并进行农业生产的城市青年学生。
从那时起，“知青”成为当代社会中一个固化了的概念，而“知青”这个特殊的群体，随着文革结束陆续返城，他们曾经的生活经历成为了那个年代中国文艺表达的重要对象。
“伤痕文学”“知青文学”以及随后出现在电视荧屏上的改编作品，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知青文学名词解释知青文学可以追溯到毛泽东时期，它是新中国成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体裁。
主要以城乡青年知识分子的故事为素材，以青年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英雄气概为主旨，表现青年知识分子在社会改革实践、人生探索等方面的努力与困难。
一、知青知青一词源于英文“knowledgeable youth”，指的是60年代末新中国反映社会现状，用实际行动参与社会革命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
他们来自城市，也来自农村，涌进大城市，他们开辟了新中国知青文学的道路。
二、新中国社会新中国社会是指新中国在毛泽东时期形成的社会。
新中国的社会状况主要受到经济发展的局限，不同的社会团体和社会阶层意识形态倾向各异，矛盾和利益冲突不断地发生。
新中国知青文学用自身生活经验描述了社会变迁和当时社会的许多矛盾状况。
三、知青文学代表作新中国知青文学上有很多优秀的作品，例如《长恨歌》、《活着》、《红拂夜奔》等，这些作品描述了青年知识分子在改革实践、探索人生道路等方面所遇到的困难和失败。
《长恨歌》以哲理的文学语言讲述了社会的悲剧；《活着》以乡土文学的散文形式，展示了一个年轻人改变命运的过程；《红拂夜奔》描述了一个女主人公找到自己理想的追求，克服重重困难而成功的故事。
四、“知青文学”概念知青文学从政治、社会、文学等方面都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
它有自己独特的概念，即“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文学成果”。
它具有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新青年形象的特点，这种形象的出现标志着新中国的发展过程。
知青文学反映出真实的青年生活，让观众深刻地感受到不同的青年故事。
五、知青文学的意义知青文学反映的是毛泽东时期的社会现实，表现了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在实现理想、改变命运中所遭遇的困难和挑战。
它让我们更了解当时社会的动态，以及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中所发挥的作用。
它还坚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念，让我们更加坚定地朝着理想的目标前进。
心香文艺写知青选调上学的作品
1.《我的知青故事》——周政
2.《失落的一代》——潘鸣啸
3.《黄金时代》——王小波
4.《绿化树》——张贤亮
5.《伤痕》——中国知青文学的第一篇小说
6.《分界线》——张抗抗
7.《一个冬天的童话》——遇罗锦
8.《在小河那边》——孔捷
9.《南方的岸》——孔捷
10.《铺满鲜花的道路》——冯骥才
11.《狂恋》——史铁生
12.《我遥远清平湾》——史铁生
13.《命若琴弦》——史铁生
14.《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梁晓生
15.《今夜有暴风雪》——梁晓生
16.《雪城》——梁晓生
17.《西望茅草地》——韩少功
18.《黑骏马》——张承志
19.《北方的河》——张承志
20.《本次列车终点》——王安忆
21.《血色黄昏》----老鬼
22.《中国知青梦》——邓闲
23.《中国的知青部落》——郭小东
24.《蹉跎岁月》——叶辛
25.《中国知青文学史》——杨健
26.《九栋》——邹静之
27.《繁华》——金宇澄
28.《知青私人辞典》——夏建丰。
伤痕文学与知青文学的审美差异
伤痕文学和知青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两个重要流派，它们在审美取向上存在一些差异。
伤痕文学是指描写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在政治运动中遭受伤害、挫折、痛苦等种种创伤的文学作品。
伤痕文学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揭示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社会动荡、个人遭受的苦难以及对个体内心世界的深刻影响。
它通常以真实的故事为背景，通过透露作者亲身经历、反思与表达痛苦的细节来引起读者共鸣。
伤痕文学作品揭示了历史的残酷与人性的悲惨，并对当时的思维方式、情感与价值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知青文学则是指以描写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农村的知识青年的经历和成长为主要内容的文学作品。
这些作品多以亲身经历为依据，表达了知青们在农村生活、劳动和思想觉醒中的情感变化、人生追求及思想反思等。
知青文学作品追求真实、生动的叙事方式，将主人公的内心变化和成长历程与特定时代背景相结合，以反映当时的社会风貌与青年一代的独特命运。
审美差异方面，伤痕文学强调对历史的回忆与批判，呈现了政治运动对个人和社会造成的伤害，将个人痛苦与社会背景紧密结合，以及对历史事件的抨击与反思。
而知青文学更注重个人成长与经历，在描写知青们的艰辛生活的同时，也关注他们个体的成长、情感变化和价值观的塑造，表达了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思考。
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流派都是在中国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文学形式，它们的审美差异主要源于时代背景和作者的创作经历。
同时也要强调，文学作品的评价应该是多元而宽容的，不能以单一的标准来衡量其中的价值。
知青岁月（30）知青老学者叶辛叶辛——令人敬佩的知青学者——记著名知青作家叶辛教授不久前,上海知青网站站长楼曙光兄寄来叶辛教授送给我的一套《经典知青文学作品集》八卷本，勾起心中一段难忘回忆。
楼曙光兄是2008年上海知青学术研讨会的发起人和策划人之一，是一位待人诚恳,工作勤快,很重知青情感的人。
我以前并不认识他，2008年10月赴美国洛杉矶探望儿子时,南加州知青协会的丘新睦老师告知我，叶辛教授等上海知青学者在沪发起筹办知青学术研讨会，相约一起去上海参加，并把我介绍给楼曙光。
回港后，为上海知青学术研讨会的事我曾与楼曙光兄多次电话交流，到沪参会后更一见如故，成为挚友。
记得是我抵沪当天，在出席上海社科院举行的欢迎晚宴上，楼曙光兄专门把我安排坐在主宾席叶辛教授旁，并介绍我们相识，使我得以同这位知名的知青作家见面和交流。
叶辛童年照知青作品久负盛名叶辛是海内外享有盛名的当代作家,是中国知青文学的一面旗帜。
他1949年在上海出生，1969年到贵州农村插队落户,在那里整整当了十年知青。
知青大回城后,叶辛却一直留在贵州省作协从事文学创作,在贵州又足足生活了十年,后来并担任贵州省作协副主席。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叶辛走访、收集、整理了大量第一手的知青生活素材，创作了不少优秀的知青作品，著名的知青小说/电视剧《蹉跎岁月》，就是叶辛在这段时间完成的代表作。
叶辛直到1990年才调回上海工作，现在身兼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在中国文学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并受到广大知青的爱戴。
叶辛下乡贵州知青照叶辛教授写作非常勤奋，是内陆的高产作家之一，至今已出版了数十部有影响的知青文学作品，其中《蹉跎岁月》、《孽债》、《家教》等，不仅在小说界久负盛名，由他经手改编成电视剧后，还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
叶辛教授由于文学成果众多，作品深受读者欢迎，多年来内陆各大出版社先后编缉、出版了多套叶辛系列作品专集，计有：《叶辛代表作品系列》3卷本、《叶辛文集》10卷本、《叶辛知青作品总集》7卷本、《当代作家精品》6卷本、《叶辛新世纪文丛》3卷本等。
任毅《知青之歌》词曲任毅是中国的知名音乐人和作曲家，他创作的《知青之歌》是一首不朽的经典之作。
这首歌以其深情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让人对中国知青时期的艰辛和坚持充满了感慨和思考。
《知青之歌》通过歌颂知青们在农村艰苦生活的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
这首歌曲的词曲简洁明快，旋律欢快而富有活力，表达了知青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对自由的向往。
知青是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到农村劳动。
知青们在农村经历了艰苦的劳动和生活条件，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们以积极的态度和坚韧的毅力，逐渐融入了农村社会，为中国农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知青之歌》的歌词中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对困境的坚持。
歌词中的“红旗飘扬在高山上”表达了知青们对未来的乐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同时，“翻山越岭走过草地”也表达了知青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前行的精神。
此外，歌词中的“知青啊知青，我们年轻无畏”表达了知青们年轻的朝气和对未来的无畏。
尽管经历了艰难和困苦，但知青们并没有放弃，他们坚持自己的梦想和信念，为实现自己的价值而努力奋斗。
《知青之歌》的旋律欢快而富有活力，激发了人们内心深处对自由和美好生活的渴望。
这首歌曲以其真实而感人的情感，让人们对知青时期的经历和奋斗产生了共鸣。
通过《知青之歌》，任毅成功地表达了对知青们的崇敬和敬意，并且激发了人们对自由和美好生活的追求。
这首歌曲不仅是知青时期的一段历史记忆，更是对那个时代的一种怀念和思考。
知青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它对于整个国家和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知青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为中国农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积累了宝贵的人生经验。
《知青之歌》以其清新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成为了一首代表那个时代的经典之作。
它通过歌颂知青们的坚持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展现了知青们在农村生活中的努力和奋斗精神。
总之，《知青之歌》以其优美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成功地表达了知青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对自由的追求。
“知青文学”是文学史上凝重的印记，它以上山下乡时期的千百万知识分子为主人公。
作为80年代初期出现的文学形式，知青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为知青文学的代表作家，梁晓声在他的创作道路上为知识青年这一特殊群体唱出了一曲又一曲真诚的赞歌。
在世纪末的风云变幻之中，是梁晓声以及更多的知青文学作家仍然高擎着理想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的旗帜继续呼唤新的理想。
在梁晓声的全部作品中，知青文学只占了十分之一的比例，却是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刻下的最深的痕迹。
作为一个高产作家，梁晓声以知青的上山下乡作为题材的作品，成为了中国当代知青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个曾经亲身经历过“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从最早的《今夜有暴风雪》到后来的《雪城》，梁晓声在自己的每一部知青文学作品中都倾注了对知青的特别关注，尤其是他笔下的知情命运，更是多样而又复杂，醒目而又深刻。
一、梁晓声笔下的知青命运（一）共同遭际梁晓声的知青作品多描写北大荒的知青生活，作品通过一个又一个人物形象来真实、动人的展示了知青的痛苦与快乐、求索与理想，深情的礼赞了他们在逆境中表现出来的美好心灵与情操，为一代知识青年树立起英勇悲壮的纪念碑。
严格的来说，知青的命运包括下乡时的命运和返城后的命运。
在梁晓声的所有知青文学作品中，可以将知青的命运普遍分为四种类型。
这四种命运分别概括为死、留、返城后失业或者不顺和返城后顺利。
稍微归纳一下，这四种类型的普遍命运又可以再划分。
这四种命运中又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前两种命运属于知青下乡命运；后两种命运属于知青结束下乡返城后的命运。
下面就结合作品里体现出的种种原因分析一下这四种命运。
1、乡下时期的两种命运形态第一种：死。
所谓“死”，就是指知青在下乡的期间因为种种原因死了。
高不成，低不就，既没有在下乡的过程中稳定下来，又没有坚持到运动结束，这种命运往往是知青最惨的结局。
知青的死也分好几种。
有的死得很干脆，很冤，也可以说是死于非命。
这种死在很多作家的知青文学作品里面都可见到。
《知青》——真实的、骄傲的、一代人的灵魂文献前些天某日，在中国美术馆看了大半天《从延安走来》美术展，是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起的，至于其意义，恕不赘述，今天有人一边压制着民间纪念和怀念毛泽东，另一边还大张旗鼓地纪念毛泽东，临时抱毛脚的意图只一眼就看清楚了。
我只是冲着那些好作品去的。
里面有一幅叫做《我们这代人》的油画，放在显眼位置，内容是一群穿着厚棉袄、厚棉裤的知识青年，挤在一间简陋的林场宿舍里，在那个年代特有的光线和颜色符号里，这些年轻人的精气神一下子溢出了画面，弥漫在展厅的空间里。
画面中央是一个面容漂亮、身着绿军装的女孩，在她身边是一个身着深色棉衣而面容秀气的女孩，她们当然是“我们这代人”里的女神，我相信所有来看这幅油画的欣赏者都不会叫出她们的名字，不过，我却脱口而出，中间那个是周萍，她身边那个是孙曼玲。
周萍和孙曼玲，其实是电视剧《知青》里两个女知青的名字而已。
周萍（傅晶饰）的父亲解放前是上海的民族资本家，文革时家里被红卫兵抄个精光，她为了给家人争气（注意，这里是为家里争气，而不是与家里划清界限），没有按原分配计划去山东屯插队，而是死活赖在七连要当兵团战士。
其实，周萍的出场，廓清了一个几十年没有厘清的误区，即，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总体上分成到农村插队，当农民，挣工分，和到边疆的生产建设兵团当战士――其实是农业工人，挣的是工资；即使是自小长在兵团的我一直以来对这样的区别也是模模糊糊，这也正是这部梁晓声编剧的《知青》让人眼前一亮的第一处：文献性。
往大了说，《知青》企图在重现历史的真实之上再建设创作者的价值与情感，这就是朴实而正确的现实主义风格，虽然这里难免有梁晓声个人的局限，如对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生活的熟悉远远强于在陕西黄土高原农村插队的知青生活，且，亦能从人物的故事里读出创作者对这两者显著不同的情感投入，但这仍然阻挡不了这部《知青》算得上几十年来对那个时代、那群人做出了最有历史记录意义的作品。
再比如，那个叫孙曼玲（张龄心饰）的女知青，是地道根红苗的哈尔滨平民女孩，毛主席语录可以出口成章，家里上数三代都是城市贫民，又兼具大姐大风范――孙曼玲与周萍的区别之处正应了《红灯记》里的那句唱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带着弟弟当兵团战士的故事，或者会让现在的独生子女们看着看着就了解了什么是手足情深。
正好，我小时候就在黑龙江的生产建设兵团里长大，虽然《知青》表的是黑河的事，但剧集里的人物和故事――除了那些梁晓声想作为一个断代历史的思想者做出的关于政治、历史和文化的分析外，我还是要说，故事主干是相当坚实的。
剧集将一个出生于红色军人家庭的两个男孩，一个去陕北一个去东北的不一样的上山下乡之路作为故事核心躯干，然后伸展出两株粗大强壮的情节树，这两株故事树按时间的顺序在四五十集的物理时间里平行进展，又各成系统，同时又有紧密关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足以改造成史诗电影的不错架构。
而且，观众看《知青》的视角与剧中人物上山下乡生活的进程完全同步，比如，剧
集在前两三集，在表现人物性格之外，更深层处是认真交待了当时年代与“知青”这两个字有关的一切人物关系、社会形态和政经结构，主人公赵天亮（唐曾饰）与40多位来自北京、上海、哈尔滨的知青初刚到七连第一天，七连连长张建业（任帅饰）和指导员韩经泰（岳旸饰）就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标准配置”――管理体系、组织体系、人群结构等交待得清清楚楚，连队政治单位按班、排、连3层设置，40多个知青被分成两个排、4个班，设两个排长、4个班长，同时，连队还有机务排（其实，在这一层结构之中还应穿插着民兵排，也设排长），这样，整个七连党支部就由连长、指导员、一男一女两个知青排长，以及机务排长等人组成，他们决定全连的大事小情。
刚到七连不久，赵天亮因哥哥赵曙光（程皓枫饰）在陕西遭遇矿难而离队出走，他被辙了班长一职，男知青排的排长张靖严（李超饰）也受到牵连，被一撸到底去男知青一班当了战士，这才有剧中另一个重要角色齐勇（王凯饰）登堂入室就任班长，而赵天亮之父赵力雄（杨立新饰）对儿子赵天亮这个班长职位的解释，更应是梁晓声在向现在的人准确描述他们已经完全陌生的社会关系：
在部队里一班长可不是好当的，因为在排长不在的时候，他要随时可能代替排长。
如今，当年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早就变成了国营农场，有的大农场场部还变成了县镇，这叫地方化，我的姨夫，他老人家年轻时曾是建设兵团的一个班长，因为身高力壮，劳动出色，年纪轻轻就升了排长，再后来升了副连长，我记得他当副连长那会儿也是不脱产的，与其他人一样下地出工，并干一样的工作量，直到后来他并不是很大年龄就当上了连长，用他的话说，他能当连长完全是在劳动劳出来的。
当年，当排长的他就曾是下乡知青们的头头儿，因为他劳动技能出色，带了无数从城里来学农活的徒弟。
《知青》里，到兵团后第一个麦收，开镰第一刀由连长张建业和指导员韩经泰一上阵，梁晓声故意在此安排了连长让指导员4分钟的割麦比赛，这个画面勾起我对自己那们身材高大、脸上常常挂着笑容的连长姨夫的怀念，他老人家十多年前已经仙逝了――剧集的这一情节虽举轻但重在证明了当时年代，劳动能力而非其它能力才是决定其人社会地位的绝对资本，那个由任帅饰演的连长虽然不似干农活儿出色者那样大只佬，但我还要是承认，这是我自从离开兵团岁月以来见到的最像兵团连长的连长。
与此相似处还有打场扛麻袋，以及入秋收黄豆（大豆）。
就连麦收时七连遭遇雨季，致秋后七连的知青们只能啃发绿的酸馒头（发芽麦子磨成），因为好麦子都支援国家了――我打包票旁证，此事确凿无误，因为本人小时候不止一年地经历过。
娱乐性和价值观，看似都不是这部《知青》的主打手段，依我看，它最大的凭藉还是其文献性，比如剧中两段最牵动人心的爱情的发生，赵天亮与周萍的，赵曙光与冯晓兰的，虽有刻意安排上的对照和修饰感，但剧中人物之发乎情而止乎礼，以及他们将个人感情小心翼翼地折合在当时那个政治化过度的社会上的经历，都相当契合时代，可以说完全表现了当时年代人的情感状态。
剧集的第一主人公赵天亮，一个比《血色浪漫》里的钟跃民（刘烨饰）和《北风那
个吹》里的帅红兵（夏雨饰）个性和社会性更为复杂的人物形象，其真正的复杂性倒并不在于该人物本身有多么不凡的个性，倒是他和他的哥哥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真正经历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式的人生改造才更对那一代人具有代表性，这个人物其实是沿续了梁晓声当年蜚声天下的《雪城》和《年轮》里的诸多人物，我们看到剧中的赵氏兄弟逐渐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不断历练着性格、思考着社会，看到他们从飘在天外的北京革命小将变成脚踏实地的乡村劳动者，会油然而生一种抵近亲切的磨擦感。
当下，“知青”两字是介于敏感与怀旧之间的特别词汇，其实，虽然知青时代退出了历史舞台，但那个时代里成长起来的知青们仍然是这个国家的栋梁之材，就连中国下一代领导人都极有可能产生在当年那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里，所以，我在这部剧里读到更多的不是对往事的伤怀、对苦难的怨囿和青春的反思，更有对曾经经历过的那段岁月以及那段人生的骄傲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