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及对当前我国社会管理的启示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及对当前我国社会管理的启示

张新颖;朱莹

【摘 要】马克思在总结洛克、黑格尔等人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从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出发,创新了市民社会理论。理论界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深入探析,也是对当前我国所处社会转型期社会发展方向的思考和探索。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生活中快速成长起来,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也在逐步加强,这些方面的特征和马克思所论述市民社会的某些方面相契合。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论述,在构建我国社会管理新格局中日益凸显出其重要的借鉴价值。%Marx in summarized the Locker,Hegel et

al.Resident society theory in the foundations to embark from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bjectivity has innovated the residential society theory.The

theorists search to the Marx resident society theory analyze are also such

ponder and the exploration to current social development direction

because of our country thoroughly locate the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With

the sustaine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our

country politics democratization,th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grows fast in the social life.Citizen＇s politics the sense of participation

also gradually to strengthen.These aspect＇s characteristic and Marx

elaborate residential society＇s certain aspects to be on good terms gather

Marx＇s elaboration of the residential society has highlight value

importantly day by day in our country social management new pattern.

【期刊名称】《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1(027)010

【总页数】4页(P74-77)

【关键词】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社会管理;启示

【作 者】张新颖;朱莹

【作者单位】广西大学政治学院,广西南宁530004;广西大学政治学院,广西南宁530004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A715;D63

“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来自于西方的社会政治哲学。市民社会的出现和发展，始终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相联系，是商品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批判和继承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摒弃了黑格尔的神秘主义思想，把黑格尔关于“社会关系”的认识发展为“经济关系”，将“伦理关系”转换为“社会物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马克思阐明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从批评黑格尔的法权哲学开始的。”[1](P145)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政治民主化发展以及我国社会管理新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于“市民社会”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他把市民社会界定为一个区别于自然状态和野蛮社会的、由平等和自由的人们组成的自治共同体。

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西塞罗把市民社会称为“国家”，也就是指“已发达到出现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2](P215)。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其实不是指和国家分离的私人领域，而是指一种国家和社会相混同的状态，是指一种和“自然状态社会”相区别、相对立的社会形式。

洛克在社会契约论的前提下开始了国家和社会的二元论。在洛克看来，国家只是社会成员为了实现自己的权利而让出一部分权利给国家和政府的结果，因此，社会先于国家出现，国家和政府是为广大的社会成员服务的。洛克说:“社会先于国家而存在，国家只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人为达致某种目的而形成的契约的结果。”[3](P61)他打破了传统的“君权神授”思想，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上看出了国家和社会分离的必然性。

黑格尔和洛克的思想不同，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理论进行了论述，并被认为是第一位系统阐述现代意义市民社会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他第一次把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对应起来进行界定。和洛克相反，黑格尔认为国家是高于市民社会的。黑格尔所理解的市民社会是一个区别于家庭关系和公民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联合体，社会成员之间不是靠法律调整的公民关系，也不是血缘关系，而是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彼此实现满足的整合关系。黑格尔指出:“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他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了自己。”[4](P197)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的核心价值在于相互需要和契约关系。同时黑格尔认为，私人利益的追求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秩序混乱，人与人之间相互利用的契约关系又使伦理精神、人的本质得到异化，因此，要想使市民社会得到整合，必然要靠外界力量进行干预，这个有力的外界力量只能是国家。国家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并通过法律调整公民之间的关系，国家才是客观精神的最高体现，是绝对理性东西。“他的这种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伦理三序列划分是其辩证法正、反、合的思想在法学研究中的运用，合的完满性最终导致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基础上的国家至上性，国家高于市民社会是其明显的理论架构”[5]。

在黑格尔之后，马克思批判吸收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继承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相区分的思想，批判了把国家置于社会之上的观点，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进行了探索和深化。

马克思所谓的市民社会是指:“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当整个的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获得充分发展之后，直接从生产和生活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如同业公会等)及其构成的自主生活领域。”[6](P25)马克思从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出发创新了市民社会理论，他从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入手对市民社会进行了阐述，而不是像黑格尔一样把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归因于精神的自身运动。马克思用“物质交往关系”完善了黑格尔“需要的体系”，这一概念更加全面、准确地概括出了市民社会中不仅有由需要决定的关系，而且还包括了那些不是由需求直接决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另外，马克思还扶正了被黑格尔倒置的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马克思说:“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可是在黑格尔看来却恰好相反，它们是由现实的理念产生的……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7](P251－252)马克思正是在研究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建构起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还论述了市民社会的本质。他认为，商品经济的产生促发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市民社会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市民社会的本质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往关系以及由此关系所建构的社会生活领域。马克思用“社会物质关系”替代了黑格尔所说的“伦理关系”，更准确地把握了市民社会的阶级本质。恩格斯指出:“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7](P252)通过对这些方面的深入认识，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中蕴涵着科学解释社会发展进程的历史规律，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8](P247)。

马克思全面论述了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政治国家，而政治国家则是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所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产生。第二，市民社会的阶级状况决定了政治国家的性质。关于市民社会和法的关系，马克思曾经指出:“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所以可以得出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获得了政治形式。”[7](P441)因此，从表面上看，法律是由国家颁布和实施的，而事实上，法律反映的应该是市民社会的意志和愿望。在马克思看来，个人才是真正现实的主体，也只有个人才是国家的自然基础，“国家只有通过个人，才能发生作用”[7](P270)，“不是人为了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了人而存在”[7](P281)。

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相分离的意义表现在:第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之后，国家事务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转变成了广大人民的普遍事务，因而使原来的等级制转变为代表制，标志着人民实现了政治上的平等。第二，市民社会相对于政治国家的独立性，要求用公民权利对政治国家的权力进行制约。市民社会必须通过立法机关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法律，从而干预国家政治，维护自身权益，使管理国家事务不再是少数人操控维护少数人利益的特权。国家行政机关应该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干预市民社会，维护市民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的普遍利益。市民社会的成长壮大约束了政府的行政权力，推进了政府行政的科学化、民主化。

在我国是否可以通过社会转型建立起市民社会?很多学者提出不同的见解。一种观点认为，市民社会应该是西方独特历史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特有的社会发展模式，因而不适合我国实际。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具体实际只能说明我们在短时期内建构市民社会的任务比较艰巨，道路漫长而曲折，但是并不意味着我国不能建成市民社会。理论界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深入探析，是对当前我国所处社会转型期社会发展方向的思考和探索。深入探究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不仅有利于我们准确和全面理解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和社会历史理论，而且对创新我国社会管理模式，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政党使命的变迁，政党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完善自身职能。当政党还没有成为执政党时，其所要履行的利益表达和整合功能主要表现为凝聚本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力量，为维护和争取该政党代表的人们的利益与其他政党进行斗争和对抗。一旦成为执政党，其手中的权利则变成了公共权力，该政党把原来代表的阶级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之后，则要整合不同阶级、阶层、群体的利益，减少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此我们党必须不断增强社会整合能力，通过政党向整个社会的延伸和渗透，把我国已经逐步个体化和分散化的公民社会整合为以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的社会;通过各种组织、教育、宣传途径，使人民群众的国家意识、集体意识和法律意识得以巩固和提高，成为国家认同、政党认同和政权认同的前提和基础。同时要兼顾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利益，制定维护普遍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