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与意识形态建设沈湘平内容提要 现代社会的政治统治都建基于一定的合法性信仰,意识形态活动是统治系统增进合法性信仰的重要手段。
然而,现代社会面临着合法性的全面危机,意识形态甚至被判定为已经“终结”。
本文认为,意识形态并未终结,克服合法性危机端赖于建构先进的意识形态;在中国,核心问题是如何在实践中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 合法性 意识形态 全球化 马克思主义一 一定的社会维系于一定的组织、制度,在一定的组织、制度中,人们的自由权得到保障,同时,人们也必须强制性地尽到自己的义务。
作为一种契约的理念,人们对一种组织、制度,或曰一种政治统治经由评价而形成认同程度的差异。
人们对一种政治统治的认同程度就是所谓的统治的合法性(legitimacy)所在。
“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人认可的价值”①,“所谓合法性,也可以说是社会的组织机构自认为以及被认为是正确和正当的程度”②。
一种政治统治被接受与否或接受的程度是这一政治统治存在的关键指标。
也就是说,合法性就意味着一种政治统治是否继续存在的机会,如果这一统治的组织、制度被人们所认可,它就具有了合法性,从而获得了继续存在的机会。
反之,就将出现合法性危机,也就是某种政治统治的危机。
人们对一种统治的顺从、认同,“可能是个人或整个群体纯粹出自机会主义原因,是一种虚情假意的奉承,也可能出自自己的物质利益而实际上言听计从,也可能由于个人的软弱和束手无策,不可避免地加以忍受”③。
但是,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一种统治的持续认同主要是“建立在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权利的合法性之上,他们是合法授命进行统治的”④。
这就是法理型的统治。
这种形式主义的非人格制度是按照一种法定程序———制度化了的契约、民主过程产生的。
不过,现代社会的立法和执法程序本身也受到合法性的压力,因为一种程序只有间接地通过与权威的联系才能提供合法性,而权威本身首先必须具有合法性。
“这种正式程序的合法性能力的基础必须具体确定下来,比如,国家权力的程序潜能是根据宪法建立起来的”⑤。
一般认为,现代合法的统治应该是围绕宪法进行的政治统治,即宪政或法治。
哈贝马斯将这种意义上的①②③④⑤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页。
同上书,第241页。
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40页。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页。
合法性称之为“真理意义”上的合法性。
问题在于:(1)宪政或法治所蕴涵的“形式合法”是一回事,人们是否确实相信它为事实是另一回事。
“在法律共同体中,人们必须相信规范秩序的正当性,即必须相信立法形式和执法形式的正确程序”。
这样的统治才是合法的。
也就是说,合法性信仰的首要前提是人们必须在心理上相信和接受它。
这是哈贝马斯所谓的心理学意义上的合法性。
(2)宪法本身的权威也有一个合法性的问题。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宪法,如果对合法性仅仅作形式主义的理解,就会存在“何种合法性,谁之合法性”的问题。
原来,作为母法、根本大法的宪法蕴涵着不同价值诉求(不同宪法列出的人们的权利清单和这些权利清单的词典排序[lexical order]是不同的,上升为法的制度与规范不过是公众价值观念符号化的产物),我们在形式和心理上认同宪法的前提是认同其所蕴涵的价值观,或者说,只有在价值上获得认同,才能更好地在形式和心理上获得认同。
这样,就出现了法律形式之外的统治合法性含义,合法性在此意义上实乃人们对统治的价值认同程度,这是合法性更为实质的含义。
法律实证主义甚至认为有效的合法性信仰要求一种建立在价值理性基础上的普遍共识。
无论是法律形式之内的合法性,还是法律形式之外的合法性,都是统治系统所努力追求和巩固的。
统治系统为促进成员对自己统治合法性的信仰总是要进行有系统的努力。
这种有系统的努力既有实践(物质力量)的,也有理论(精神力量)的。
实践的努力是不断提高生产力,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满足他们的功利性需要,让人们觉得该统治系统是一种正面的、进步的秩序。
也就是通过一定的所谓政治绩效达致人们的认同。
理论上的努力集中体现为统治系统的意识形态活动。
无疑,对人类需求的优先考虑必然成为合法性的最终基础。
所以,增进合法性信仰的实践努力是基础性的。
但是,现代社会中,在物质底线的基础上,意识形态活动对于合法性的增进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哈贝马斯在谈到宪法本身合法性时指出:“资产阶级成文宪法中就包含着一系列不容修改的基本权利范畴。
只要而且只有在把这份权利清单同一种关于统治系统的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时,它才具有一种合法化的力量。
”①确实,现代社会统治合法性的阐释、辩护主要是借助于意识形态活动来实现的。
“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源自希腊文idea(观念)和log os(逻各斯),从字面上讲,指的是观念的学说。
作为明确的概念是18世纪末法国哲学家德・特拉西在其著作《意识形态原理》一书中提出的。
现代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则是源于马克思的理论。
此后,韦伯、曼海姆、帕森斯、李普塞特、贝尔、格尔茨、希尔斯、诺思等的讨论使得“意识形态”成为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范例。
统观自马克思以来关于意识形态的描述和定义,有两个变中不变的核心思想:一是意识形态是一种认知体系,是某一群体对世界的系统认识(不管这种认识是正确的或歪曲的)。
事实上,它覆盖了包括科学在内的整个文化领域,是人与世界之间的中介。
二是意识形态是“某种和现有实践的意识不同的东西”②,它是一种特殊的陈述体系,反映了群体的利益和价值取向,为群体行动提供合理性辩护,同时为个体行为提供约束。
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意识形态是最主要的意识形态。
可见,意识形态是一种全面的、总体的和包容性极强的认知范式,是一个群体对世界的纲领性解释范式,这一范式是认知意义和道德实践意义的统一,或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意识形态包括和渗透到了法律、道德、政治、文化,乃至知识性学科的领域,但又不能还原为这些领域。
不管意识形态本身是否正确,它都是“使个人和集团行为范式合乎理性的智力成果”。
它至少具有如下一些功能③: 11辩护功能。
这是意识形态首要的功能。
意识形态总是通过系统性的论证,以明显的学术性专门术语表明群体的组织、制度是合理、合法的,群体行为的目标和方法也是正当和应该的,从而使个体确信自己采取与群体一致的行为是合理的和应该的。
这就促进了群体内部的认同和合法性信仰,抵御外来的不同信仰,保持了群体内部的团结和稳定,从而有效地巩固了政治统治。
21约束功能。
成功的意识形态活动有利于提高人们对诚信、忠诚等的效用评价,形成良好的自83 天津社会科学 2002年第1期①②③关于意识形态的功能,笔者参考了罗必良《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一文,《开放时代》1999年第3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页。
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第131页。
律,促进个体对法律法规、道德秩序的遵守,以尽量促进个人或小群体不按享乐主义和个人计算原则来行事,从而减少或克服个人“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
诺思把这看成是“各种主要意识形态的一个中心问题”。
科斯也指出,“意识形态是人力资本……较大的意识形态拥有量(ideological end owment)能减少消费虔诚的影子价格,因此个人搭便车或违反规则的可能性较小,而他对周围的制度安排及制度结构是合乎道德的意识形态信念较强……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义理性(legitimacy)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
”①31激励功能。
意识形态虽然是认知系统,但它更是有关生活行为和社会组织的信仰,它具有超越认知的情感意志功能。
成功的意识形态能有效地激发个体成员的信心和热情,坚定实现行动目标的决心,甚至能激励个体为群体的长期目标和利益牺牲自己的局部利益(例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激励)。
41节约功能。
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到一致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
从知识论的角度看,现实的个体理性总是有限的理性(信息不完全)。
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人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全部依靠个人的直接经验得出判断。
意识形态恰恰以世界观的方式减少了是与非、善与恶等若干价值判断与行为判断,从而达成“一致同意”的信息费用与谈判费用。
进而提高了个体、群体活动的效率。
意识形态的上述功能集中起来是促进对统治合法性的信仰。
任何居于统治地位的或想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总是利用意识形态的上述功能来为自己服务。
这样,意识形态与统治权力就结合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的政治化过程。
直到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无疑仍然是其主要的功能。
但是在西方宣布意识形态终结后,再次兴起的意识形态研究热主要讨论的是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这个工作与诺思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强调:“如果没有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清晰理论,或更广泛意义上的关于知识社会学的理论,那么,我们解释现行资源或历史变革的能力便会有很大的缺口。
”②他事实上是把意识形态纳入到了他的制度变迁模式之中,强调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但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也是通过价值功能来实现的,即只有人们在政治上认同了一定的统治系统,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才能体现,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只能作为统治合法性的辩护理由之一。
二 统治系统总是不遗余力地巩固人们对其合法性的信仰。
然而,几乎成为学界共识的是,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着普遍的合法性危机,人们对现有的统治系统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不信任,直至抵触和反叛。
“合法性的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Identitaskrise)”③。
为什么会出现现代社会的合法性危机呢?立足于当代中国,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危机形成的原因:11源于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
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毋宁说现代社会的合法化过程其实就是理性化的过程。
但是,自近代以来的理性化是一种技术理性化或工具理性化。
现代化所带来的后果是,在社会逐步制度化的同时,一方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形成了无处不在的制度牢笼,人们感觉自己的自由正在逐步丧失;另一方面,工具理性的泛滥使得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日益恶化,最终形成所谓自然环境危机,事实上是人类自身存在的危机。
这样,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反映在合法性信仰上,就体现为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的矛盾。
当现代合法性被诊断为形式合法性之后,“去制度”、“反体制”、“告别理性”的运动就持续不断,而后现代思潮可以视为对现代合法性的总体质疑。
21社会转型带来的认同危机。
社会转型总是意味着社会利益的重组,与之伴随的是转型前社会统治系统合法性的消解和转型后新的合法性的重建。
就中国而言,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进入了社会转型时期,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正在逐步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社会发生了急剧的社会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