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薪现象分析

企业老板欠薪逃匿现象分析近年来，“欠薪逃匿”现象呈现出愈演愈烈的发展趋势，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有关专家和政府管理层一再呼吁，希望我国刑法增设“欠薪逃匿罪”，运用刑法的强制力来治理和预防欠薪逃匿。

笔者认为，在经济可能继续下滑，欠薪逃匿仍可能不断蔓延的形势下，增设“欠薪逃匿罪”对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外出务工收入已经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渠道。

但是近几年，拖欠农民工工资（欠薪）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欠薪问题引起了媒体和社会乃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

特别是每到年终岁末时，各级政府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清欠风潮”。

这样的“年终关怀”也的确为一部分农民工讨回了血汗钱，但是“风潮”过后，旧帐未清，新帐又添，欠薪之势愈演愈烈，出现了“年年清欠年年欠”的局面。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为了不至于以后每年年底都来一次“清欠风潮”，从根本上解决欠薪问题，就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建立规避拖欠的长效机制。

所谓欠薪逃匿，是指一些企业经营者通过恶意欠薪的方式来牟取非法利益，在向供应商大批量进货并低价抛售产品的同时拖欠员工工资，当无法继续实施欺诈时便故意逃匿；或因生产经营困难，管理不善，资金周转不灵，企业主长期拖欠工资无力偿还，不采取合法手段积极应对而故意逃匿。

当前欠薪逃匿具有发案率较高、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危害性大等主要特点。

据媒体披露，“2008年第4季度，深圳发生欠薪逃匿案件48宗，涉及金额3000万元，大大高于往年同期水平。

”如深圳百灵达公司宣布关闭后，拖欠工资和经济补偿金1600万元，导致1200名工人大规模上街游行，要求政府垫付工资。

但由于百灵达母公司在香港，母公司对关闭事件未做出回应，烂摊子留给了当地政府。

据笔者收集到的资料，与过去欠薪逃匿大多以中小企业或家庭作坊为主相比，现在不少外资企业也存在欠薪逃匿现象。

据报道，“仅青岛一地，2003年以来发生韩企非正常撤离案例206起，涉及工人2.6万人，银行贷款7亿元”。

由于我国与大多数国家没有建立民事司法协助制度，跨国追债相当困难，这更使外资企业“欠薪逃匿”事件的处理难上加难。

市场经济中，付出劳动后获得报酬是法律赋予劳动者的最根本权利；与之相应的，从他人劳动中获益的一方必须向劳动者支付报酬，这是不言而喻的公理，也是劳动力市场秩序得以维持的基石。

然而，为什么在持续几年大力整治欠薪问题的情况下，仍有那么一些人一再重演这种毫无新鲜创意的无赖行径呢？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法制不完备，执法不严，对欠薪者的威慑力不够。

对于拖欠工资行为的处罚，《劳动法》只作了原则性规定，没有具体的罚则。

在法律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盲区：缺乏用工合同的劳动纠纷如何合理举证；因建设单位层层发包造成“连环债”，小包工头无偿还能力时，执行主体如何确认；什么样的欠薪案由劳动监察部门直接查处，什么样的欠薪案需移交劳动仲裁部门，劳动执法工作如何细化；老板恶意逃薪“蒸发”后采取什么样的法律手段对其追究等等，这些都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缺少法律依据，让执法者在查处这类案件时无所适从。

如果企业欠薪了，劳动监察部门没有更多的法律依据进行处罚，因为劳动部门无权查封企业财物。

公安部门也不能扣人扣物，因为拖欠工资不属于可以拘留的行为。

一些地方政府的劳动监察部门执法不严，履行职责不到位；劳动监察人员严重短缺，监察力量往往顾及不到每个企业，不可能深入到每一个用人单位去检查督促用工合同的签订和落实，难以对企业的工资发放情况进行即使有效的监控。

欠薪事件发生后，劳动监察部门一般是“民不告、官不究”，极少积极主动地介入，而是迫于舆论和媒体的压力不得不“作秀”式地应付一下，之后一切照旧。

政府的这种消极作为和不作为助长了欠薪者的为所欲为。

在发达国家，比如新加坡、美国等，拖欠员工工资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欠薪老板不能到高档场所消费，不能有自己的私家车，甚至还要坐牢等。

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对欠薪行为处罚太轻，一般只是要求企业整改，稍严重的也只是罚一点拖欠工资的补偿金而已，这对企业而言，根本就是无关痛痒。

当违法成本相比较而言小于违法获利时，恶意欠薪也就有了足够的利益驱动力。

拖欠者难受法律和经济制裁，给不良经营者提供了随意拖欠、损人自肥的机遇，而拖欠者得利，客观上又产生了一种逆向的示范效应，使相互拖欠行为越来越多。

建筑市场的混乱局面没有根治。

据全国总工会资料，建筑施工企业占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的70%，建筑领域是欠薪的“重灾区”。

由于建筑市场供求失衡，施工企业众多而工程有限，许多施工企业为了争揽工程，自垫资金入场承包工程，造成建设领域负债经营、拖欠成风；部分建设单位还利用施工单位接工程心切的心理，签订“霸王条款”，不认真履行合同。

一些建设单位有意拖延工程决算时间，有钱也不按期拨付工程款，致使施工企业流动资金异常紧张，最终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的发生。

此外，相当多的施工企业仍然存在非法转包、挂靠、违法分包的现象，层层"剥皮"，使工程款严重“失血”，最终导致工资拖欠。

建筑市场的这种局面短期内不会改变。

政府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

一些地方政府也成了拖欠主体，甚至是成了“债务链”的首要环节。

这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在资金没有到位的情况下，想通过“借鸡生蛋”甚至“杀鸡取卵”的方式来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致使在拖欠工程款的建设项目中，部分政府投资工程成为欠款“大户”。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在拖欠工程款总额中，各级政府建设项目的欠款已由2001年底的26．7％增加到目前的50％（湖北日报1月2 日）。

总投资3.2亿元的呼和浩特市政府办公大楼，已竣工使用2年，却还拖欠工程款3000万元，致使100多家承包商、几百个包工头被拖累，一些承包商难以承受资金压力而破产，上千民工讨不到工资。

象呼市这样的政府工程绝对不是个案，政府工程竣工之日，往往就是民工开始讨薪之时。

政府本应当先做依法办事的表率，才能获得严格执法的权威，若自身也在拖欠者行列，又如何能挺起腰杆清理清查其他主体的拖欠行为？民工的维权意识差、维权能力弱。

由于大多数民工的素质不高，法律意识不强，他们压根儿就没有与企业签定劳动合同的意识。

一旦工资被拖欠，民工并没有首先想到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通过法律途径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讨回自己的血汗钱。

相反他们大多数是忍气吞声，自认倒霉。

虽然有的民工懂法，但是烦琐的诉讼程序、较高的维权成本和“赢了官司输了钱”的预期也使他们不敢奢望法律的救助。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欠薪者的嚣张气焰。

欠薪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欠薪造成工人生活没有着落，极易引起怠工、罢工等突发事件，既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也会影响社会安定，其危害不容忽视。

劳动力市场和建筑市场格局在短期内不会改变，所以通过市场手段很难消除欠薪现象。

政府那种“年终关怀”式的“清欠风潮”也只能是权宜之计。

要根除这一社会顽疾，除了民工自身提高维权意识外，关键还是加强制度建设。

当前民工就业的劳动力市场格局没有改变。

据有关统计资料，目前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进城民工有上亿人。

劳动力市场仍然是买方市场。

劳动力严重供大于求。

在这样的市场格局下，雇主占绝对的支配地位，有更多的选择权。

对于处于弱势的民工来说，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已实属不易，根本不可能与雇主讨价还价，更不敢主动要求与老板签订劳动合同以寻求法律的保护。

民工们明知会吃亏，但也只能委曲求全。

雇佣双方地位的绝对不平等导致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很不乐观。

据报道，在市场经济十分活跃的浙江，去年上半年，非公企业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仅为40％，其中，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龙湾等地这一比率仅为百分之十几。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也是解决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劳动争议的一个重要凭证。

由于没有劳动合同，一方面民工在投诉时很难提供全面、正规的证据，举证困难极大地限制了对民工的保护；另一方面雇主基本上受不到约束，欠薪者更是肆无忌惮，从而导致欠薪现象屡屡发生。

“欠薪逃匿”具有以下社会危害：一是进一步恶化了当前经济环境。

因企业主欠薪逃匿，可能引起相关上下游企业倒闭的连锁反应，严重危害诚实守信的市场经济原则，并进一步阻碍了经济发展。

二是严重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欠薪逃匿断绝了劳动者的生活来源，对劳动者生存造成了巨大威胁。

三是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因讨不到工资和失业的劳动者可能走上盗窃、抢劫等侵财性犯罪道路，或者围堵、冲击国家机关，甚至走上自杀、自残极端道路。

四是增加了政府管理社会的成本。

不少地方政府为“欠薪逃匿”事件垫付资金，投入大量力量对工人进行劝导。

因此，欠薪逃匿已不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已经严重威胁到公共秩序和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十分严重的社会危害，刑法增设“欠薪逃匿罪”显得尤其迫切。

关于是否设立“欠薪逃匿罪”的争议由来已久，实践中主要有以下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现行法律可以有效规制欠薪逃匿现象，目前关键是抓好现行法律的执行。

持这种观点者还认为，即使增设“欠薪逃匿罪”也不会必然导致欠薪逃匿现象减少，因而反对“欠薪逃匿”入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刑法只有增设“欠薪逃匿罪”，才能对“欠薪逃匿”现象起到根本的遏制作用。

“欠薪逃匿”是不能容忍的社会现象，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增设“欠薪逃匿罪”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具有较强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参考文献：[1]吴俊、李兴文、杨霞：“珠三角欠薪逃匿事件明显增加呈现三大新特点”，《新华日报》，2009年2月25日。

[2]肖晓芬：“产业外资'范跑跑'青岛206家韩企非正常撤离”，《天津日报》2008年12月26日。

[3]王学堂：“恶意欠薪入罪：合情合理”，《郑州日报》，2008年10月9日。

[4]吴光侠译：《泰国刑法典》，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谢万兵、王遂斌、王之亦：“应追究恶意欠薪者的刑事责任”，载《郑州日报》2006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