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融通的原因及过程
一、三教融通思想产生的原因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发生着密切的关系,有冲突,更有磨合以致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儒、释、道三教在冲突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这构成了汉代以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正如日本学者所说“佛教传来以后的中国宗教史,是儒、道、佛三教的交涉史' ,正是在三教之间的相互冲突和融合中,源远流长的中国思想文化吸纳新的内容与养料,经过数千年的递擅演变最终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
佛教所以能够为中国传统文化所接纳,使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最终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三教之间实现融通,其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包容性
中国传统文化面对佛教的传播、发展表现出极强的包容性禾一}同化力。中国文化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逐步走向成熟。两汉时虽“独尊儒术”,但并不能真正做到“罢黔百家”,而且在儒家内部也分化为不同的学派,文化的多元性正是其生命力所在。中华文化犹如大海,
它是不会拒绝江河的汇入的,有了这种恢宏之气,是能够正视自身和外外来文化的长短优劣,取寸之长补尺之短,而不会视外来文化为洪水猛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文化交流和碰撞,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第二,佛教方面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和调和性
外来佛教传入中国后,一方面十分注意依附迎合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也在努力调和与儒、道思想矛盾的同时,不断地援儒、道入佛,并极力论证佛教与儒、道在根本上的一致性,从多方面拉进三者之间距离,积极倡导三教一致论,从而使儒、释、道三教关系
趋于融合。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双方按自己的模式去建构、塑造、规范对方,并相互吸收、相互促进,最终创造出民族化的中国佛教和融汇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态。
三教融通的表现
一、三教融通关系论说
佛教初传之时,中土的人们对它了解甚浅,常把它与当时人们所熟悉的黄老之学、神仙方术混为一谈,并用儒家观点阐释佛陀。如袁宏《后汉纪》中介绍说:
佛者,汉言觉,将以觉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净。其精者号为沙门。沙门者,汉言息心,盖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也。……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无为而得为佛也。《牟子理惑论》中言佛:
佛者,号谧也。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佛之言觉也,忧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圆能方,
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辱,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
在汉代,佛教初来乍到,人地两生,中国社会对它甚是陌生。为了便于认识与了解,人们便把它同当时所熟知的文化相联系,如将它与当时流行的黄老之学相提并论,所谓“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并把佛教看作是盛行于当时的方术中的一种,把佛陀看作如儒家三皇五圣一样的神仙,或者是道家的元祖,可以飞行变化、超越生死、分身百亿。对于佛教的教义,同样以儒道的思想来进行比附。《牟子理惑论》中说: 问曰:“何谓之为道,道何类也?”牟子曰:“道之言导也,导人致于无为。牵之无前,引之无后;举之无上,抑之无下;视之无形,听之无声;四表为大,蜿蜒其外;毫厘为细,间关其内,故谓之道。”
问曰:“孔子以五经为道教,可拱而诵履而行。今子说道虚无忧惚,不见其意,不指其事,何与圣人言异乎?”牟子曰:“不可以所习为重,所希为轻,或于外类失于中情。立事不失道德,犹调弦不失宫商。天道法四时,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道之为物,居家可以事亲,宰国可以治民,独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天地,_废而不用消而不离,子不解之,.何异之有乎之”
为了更好的解释佛之道,佛教徒将它与道家思想扯上关系,认为佛之道是引导人们去追求无为的,与道家“澹泊无为”之道相同,其后又将老子自然之道稍加修改,将佛道二者统归于儒家修齐治平的社会功用中来。作者认为佛道与老子自然无为之道及其儒家的五常之道虽然在形式上存在差异,但它们最终的社会功用是一致的,即“居家可以事
亲,宰国可以治民,独立可以治身”,所以佛教虽是外来的宗教,但它与儒、道一样,其存在和发展是合理而且必要的。《牟子理惑论》针对当时社会上对佛教所表示的怀疑与反对,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广泛征引糯、道思想来为佛教辩护,试图论证佛教与传统的儒、道思想并无二致,从而拉近三教之间距离,使本土的人们能够顺利的接受佛教。
自《牟子理惑论》提出儒、释、道三教一致论以来,三教一致的观点在三教关系论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佛教支持者们在不同时机,从不同的角度用三教一致、三教融合的思想为佛教在中土的发展开拓道路、提供帮助。两晋及南北朝时期,三教并重、三教一致的观点更加频繁地被名士、佛教徒私}道士提出。东晋名士孙绰著《喻道论》,用道家无为解释佛教:
“夫佛也者,体道者也。道也者,导物者也,应感顺通,无为而无不为者也。无为,故虚寂自然,无不为,故神化万物”
其后更是将儒释二家相等同,特别强调“儒佛一家”说，
如言:“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故在皇为皇,在王为王。佛者梵语,晋训`觉'也,`觉'之为义,悟物之谓,犹孟柯以圣人为先觉,其旨一也。应世轨物,盖亦随时。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故逆寻者,每见其二:顺通者,无往不一。”儒家学说是当时社会思想的主导,因此,调用儒佛之间的关系对于佛教思想在中土的传播、发展有着极大的帮助。除此,晋宋之际的宗炳在《明佛论》中提出:
教化之发,各指所应,……儒以弘仁,道在抑动,皆已抚教得崖,莫匪
尔极矣。虽慈良无为,与佛说通流。而法身泥渔,无与尽言,故不明耳。且凡称无为而无不为者,与夫法身无形普入一切者,岂不同致哉?是以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也。
宗炳认为儒、释、道三教虽因“各指所应”,在教化的言论与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实际的社会功用却是相同的,即均同归于善,在此,三教一致论再次被明确提出。
南齐时张融在《门律》中指出:“道也与佛,逗极无二,寂然不动,致本则同,感而遂通,逢迹成异。”认为佛与道虽因“殊时故不同其风,异世故不一其义”,然而两者迹异却本同,也即是本同而末异之论。张融本身是道教信徒,但他力主佛道之间“同源定本”,本根相同,在他临终时遗命“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足见他对三教思想的重视,并倡导三教并重。
梁武帝崇信佛教,是融合三教关系的集大成者,他以皇帝的身份提出了“三教同源”说,力主融合儒释道三教,以助于王化。他曾作《述三教诗》:
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孝义连方册,仁怒满丹青。践言贵去伐,为善在好生。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妙术镂金版,真言隐上清。密行遗阴德,显证在长龄。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苦集始觉知,因果方昭明。不毁帷平等,至理归无生。分别根难一,执着性易惊。穷源无二圣,测善非三英。
从自述学习儒、道到崇佛的过程,梁武帝表达了对三教的看法,他认为三教是同源的。除此,梁武帝还依据当时的伪经《清净法行经》
作《舍事李老道法诏》说:“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他认为老子、周公和孔子是如来的弟子,实际是说道、儒二教发源于佛教,这就首先肯定了“三教同源'夕,并在此基础上,随即提高了佛教的地位。关于南北朝时期三教同源的论说主要产生在佛教与道教之间,道教依据《庄子·德充符》、《礼记·曾子问》以及晋道士王浮伪造的《老子化胡经》等,认为孔子问礼于老耽,老子又西越流沙化胡,为佛之师,从而使道教成为儒、佛之源,在肯定三教同源的基础上抬高了道教的地位;而佛教方面则依据伪经《清净法行经》,把佛教作为儒、道二教的起源。可见,佛道二教造伪经都有三教融合的现实功效,但其思想的动机不仅仅在于融合三教,更多的还有对于抬高本教地位的思考。梁武帝是融合三教关系卓有成绩的统治者,他在把佛教儿乎抬高到国教地位的同时,又崇信道教,拜茅山道士陶弘景为师,“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除此,他出于世俗社会统治的考虑,又承认“联思阐治纲,每敦儒术”,他曾亲临国子学讲经策试,并著有大量儒学著作,如《周易讲疏》、《周易大义》、《尚书大义》等等,总之他在抬高佛教的同时又兼顾了儒、道二家的社会政治功用,不仅使佛教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也促进了儒释
道三教的进一步融合。
隋唐时期佛教与儒、道两家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三教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相互补充与相互融合性,理论上呈现出进一步融合的趋势。隋以前虽有人提出过“三教一致”、“三教同源”的思想,但都不是站在儒家立场上提出来的。在隋代,王通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提
出了“三教可一”的主张,希望以儒家学说来调和佛、道二教。在《文中子》记载了一段王通与程元对话,论述“三教可一”的思想: 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恶多门久矣尸曰:“废之何如?”子曰:“非尔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适足推波助澜、纵风止燎尔。”子读《洪范说议》,曰:“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征进曰:“何谓也?”子曰:“使民不倦。”
王通认为一个国家教多则政出多门,于统治不利。他反对政出多门,主张统一教化,即只推行一种教化,实行思想统一。可知王通所说的“三教一”就是用权义并举的方法来处理好三教关系,使三教得以统一,从而保证国家的政治稳固与经济繁荣,以求达到天下大治的局面。
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柳宗元也认为,释门“盖本于孝敬,而后积以重德,归于空无”;“浮屠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在他看来,佛教也是尊崇孝道的,它的思想常常与《易》、《论语》的思想相契合,故而佛教与孔子学说的旨归并不是矛盾的,并能够融合在一起。正因为儒释有其融合的地方,柳宗元才能在入世与出世中寻找儒释理论上的交汇点,在儒家士大夫身上体现出释家的思想意识。
从佛教方面看,隋唐时期出现的中国化的佛教各个宗派,也都是在调和融合中国传统儒、道思想的基础上创立的。这个时期,不少佛教思想家在融合吸收传统思想的同时提出了三教融合、三教一致的观点。例如中唐名僧神清认为,“释宗以因果,老氏以虚无,仲尼以礼乐,沿浅以泊深,藉微而为著,各适当时之器,相资为美”,他在肯定三教各自
教理特点的基础上力主三者的融合,以“相资为美”,以求达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结果。比神清稍晚一些的名僧宗密对三教的功用、特点、异同也作了精到的分析,并肯定三教,主张兼采三教、会通释与儒道。他认为从理论成果看,三教有高低之别。儒道“二教惟权,佛兼权实。策万行、惩恶劝善,同归于治,则三教皆可遵行;推万法、穷理尽性,至于本源,则佛教方为决了”;从社会功用看,三教有同有异:“孔、老、释迎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他认为三者相同之处在于三教之祖都是至圣者,能感应万物,造福苍生,不同之处在于儒家学说“是治国养亲忠教之至道”,佛、道二家学说是“修身慎祸仁让之宗源”,因此,儒、释、道三教在社会政治和个人修行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理应遵三教而行。
总之,隋唐时期,从儒家与佛教方面,都有对于三教融合所做出的努力,无论是出于政治稳固的考虑抑或是推行佛教、促成其发展的要求,这些行为都从实际效果上促进了三教关系的发展,也为隋唐佛教文化的趋于鼎盛提供了有利条件。
入宋以后,儒释道三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日益加深,随着新儒学的出现和一!被定于一尊,儒释道三教终于形成了绵延千年之久的以儒家为本位的三教合一思潮。宋代以后,以心性论为主要哲学基础的三教合一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儒释道三教从早期
强调“三教一致”,到唐代的“三教鼎立”、“三教融合”,进而发展为入宋以后思想上的“三教合一”,这标志着儒、释、道三教经过长期的冲突与交融,最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找到了它们发展的最佳形式。
李静：从《弘明集》、《广弘明集》看儒释道三教关系，贵州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古代文学专业
曹魏时期的佛教
佛教自西汉末牛传人中原地区之后，至魏晋时期在中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异域文化之所以能够在小国得以传播，我们认为大致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①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动荡之中，战争连绵，民众备受涂炭，个体生命随时都有抿灭的危险，所以，这一时期佛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来世因缘等宗教说教，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社会民众的需求。佛教的原始教义与中国传统思想存在许多交汇点；如原始的佛教教义，既不是丰谈，也并非完全是一种迷信，它重视人生的实质问题，强调一个人无论在说话、做事等方面的社会实践活动，都应符合正道、规矩；它提倡用思想锻炼与生活修养的方法来求得个体生命从现实生活的烦恼和痛苦中解脱．这些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重人事、注重个人内心修养的思想具商某些相似之处。
②魏晋时期玄学的兴起，对佛教在中闻的传播亦给予了较大影响。所谓“玄学”，众所周知，足以《老子》、《庄子》、《周易》几部古代经典为基础，结合当时社会的现实政治而发展成为一种不同于汉
代经学的新理论，这种理论不仅注重了对于个体生命的人文关怀，而旦综合了儒、道思想，探究体用、有无、本未等一些比较抽象的形上思维理论，因而它广泛地影响了当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所以，有的学人亦将这一时期小国的佛教称之为“佛玄时期”。
昱还，叹会材明，非臣所测，愿天鉴察之。皓大集朝贤，以车马迎会。会既坐，皓问曰：“佛教所明，善恶报应．何者是耶?”
会对曰：“夫明主以孝慈训世，则赤鸟翔而老人见；仁德育物，则醴泉涌而嘉苗出：各既有瑞，恶亦如之。故为恶于隐，鬼得而诛之；为恶于显，人得而诛之：《易》称：积善余庆，《诗》咏：求福不回，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皓曰：“若然，则周孔已明，何用佛教?”会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于释教，则备极幽微，故行恶则有地狱长苦，修善则有天宫永乐。举兹以明功沮，不亦大哉。”皓当时无以折其言。1
从以上康憎会与孙皓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三国时期，佛教僧侣在中国传经称道的过程中，与中国固有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其次，从康僧会的解说来看，他将佛教教义与儒家思想相比附，同时，也说明佛教教义在某些方面亦有与中国固有文化相交融的契合点。
隋唐以前儒释道整合之历程
本末内外，均善均圣、殊途同归之辩
佛学东渐与中冈的传统恩您文化产生了冲撞。儒学、道教是中国1《太平十记》卷八七《康僧会》条，引自《高僧传》
本土固有的思想文化，出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正宗性及与佛教文化的差异，三者必然产生斗争。整个魏晋南北朝，儒、释、道三教之间的争论相当激烈，但有关三教础合的言论也很盛行，三教争论在改变着对方的同时也以变着自身。三教争沦的过程，也是三者相互吸收、渗透、补充的过程．斗争促进了融合。融合的内容主要是一些埋论问题：如本末内外、均善均圣、殊途同归等：内外关系即本末关系，但对本的理解有所不同。
东晋道士葛洪说：“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2
晋孙绰认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内外之名耳”。3
北齐沙门慧远用“内外”调和佛儒，“求圣人之意，则内外之道可合而明矣”。4
北周道安也将佛、儒视归为内外二教，佛教为内教、儒教为外教。
梁代名士沈约认为“内圣外圣，义均理一”5。以义理调和二教。南北朝时期融合论调高涨。
王褒论议三教特点时说：“儒家则尊等差，吉凶降杀”，“道家则堕支体，黜聪明，弃义绝仁，离形去智；释氏之义，见苦断习，证灭循道，明阅辨果，偶凡成圣。”各有所长，三者“虽为教等差．义归汲引”。所以他自己“既祟周孔之教，兼循老释之谈。”6
齐时萧子良认为”真俗之教，其致一耳”。7
2葛洪《抱朴子·明本》
3孙绰《喻道论》《弘明集》卷三
4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弘明集》卷五
5沈约：《均圣论》
6《粱书》卷四一《王规列传》
7萧子良《与孔中丞书》《弘明集》卷一一
同时代的刘虬认为“希无之与修空其揆一也”。8
明山宾说：“虽教有殊途，理还—致”．“有神不灭乃三圣同风。”9
北齐慧远认为：“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山处城异，终期则同”。10
北周道安说：“三教虽殊，劝善义一，涂迹城异，理会则同”。11韦琼认为：“三教虽殊。同归于善，”12其意图是同归于儒家思想。
以上是不同朝代不同人物的人致相同的主张。正如《周易·系辞》中所说：“天下同归而殊途，—致而百虑”三教融合中，道教依靠儒家而壮大，吸收佛教而发展，用道家思想沟通儒佛理论。
[1]王洪军著.中古时期儒释道整合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8《祐录·无量义经序》
9明山宾《答法云与王公朝贵书》《弘明集》卷十
10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弘明集》卷五
11道安《二教论》
12《周书》卷三一《韦琼列传》
浅谈儒道佛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内容摘要：对于我国文化及其整个社会有着重大影响的主要有儒家、道家、佛家。人类文化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不可能完全割断。我们要汲取传统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精华来充实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也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现在有一种偏见，一提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只是儒家文化一家，完全抹煞了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抹煞了佛教徒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其实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中国文化在悠悠五千的历史长河中得到了卓越的进步与完善，中国古典文学更是文人的智慧的体现，优秀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灵魂，推动着社会的常卓发展。 关键词：儒学；道学；佛学；文化；历史；影响 一、儒学 孔孟荀是主要代表人物，是作为诸子百家中的一派而出现的。西汉董仲舒批判吸收了先秦秦汉其余诸家学说，使儒学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主要表现形式是经学。理学家出入佛老，返归六经，创建了宋明理学，主要表现形式即为理学从梁漱溟到杜维明，他们的时代课题是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复兴儒家文化传统，希望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乃至全球文明中继续发挥她应有的作用与影响。 中国的儒学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这对中国的文化和文学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仁、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儒家学说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使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修身、治国、平天下之理论贯穿于整个思想之中，万事以人为中心强调了人的主观动能性。儒家文化是中国的主流文化体系，它的目的是使人达到一种高度社会化的人格境界，这是通过“修齐治平”的过程实现的，最终达到“君子”、“圣人”的境界，儒家文化是包含了一套行为规范和伦理、道德规范在内的庞大的体系。 儒家的思想所传授的不外都是“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者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儒家经典不仅只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体，儒家学说不止是在中国，在东南亚世界也是占有重要的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了周围的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例如，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大多都受到了儒家的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到了至今都还是很明显的儒学的历史发展。 二、道学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等特点，这使得道教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古人所谓“杂而多端”。在包罗万象的文化体系中，神仙理论（或生死观）可以说是道教的核心内容。但在道教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对长生成仙或者说对解脱生死的看法是有所变化的。大体而言，可分为从汉魏时期重视肉体成仙到隋唐偏重精神解脱，再到宋元时期的性命双修理论。 道家哲学首先摆脱了儒家社会哲学的道路，直接从天道运行的原理侧面切入，开展了以自然义、中性义为主的"道"的哲学。天道运行有其自然而然的原理
如何让企业知行合一 摘自《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6.3 一项高管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的企业没有致胜的战略，三分之二的人认为自己的企业不具备执行战略的能力。结果令人不解，于是我们着手研究杰出企业如何弥补战略和执行之间的差距，研究结果出乎意料：既擅长战略又懂得执行的企业并没有遵循各自行业内的普遍做法。这些企业的管理者精于五种跳出常规、与传统相悖的行为： 第一，这些企业致力于打造一种认知。它们避免被困在单一发展思维中，哪怕市场机遇再多，只要没有把握取胜，它们就不会理睬。以宜家为例。宜家始终坚守自己的的认知定位：“为大众创造美好生活。”宜家的每一项举措—从深度研究人们如何在家生活，到自助提货、自助运输和自助组装的节约模式都是为了告诉人们这是一家怎样的企业，它最擅长什么。 第二，许多管理者认为应该学习业内最好的实践经脸，把外界标准当做成功的通径。但我们研究的企业不这么认为，他们把战略融入每天的工作中，设计、打造属于自己的个性化能力，与其他企业区分开，然后用独特的方法将这些能力放大。 企业解决执行问题的另一个标准方法是展开结构性改变：重新绘制组织结构图，重新思考激励机制。但是我们研究的企业抗拒颠覆性的重组，并且把自己的文化运用起来。他们挖掘根深蒂固的思维和企业深层行为的力量，利用企业文化而非结构来推动改变。 第四，一家传统的企业或许会为了铺开产业而试着全面压缩成本，但我们研究的企业削减成本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专。它们战略性地梳理资源，在少数几个
最重要的能力上加倍投入，把其他不必要的业务都去掉。 第五，这些企业并不是在尝试做到机敏。它们没有尽可能快地对外做出回应。相反它们通过创造自己想看到的改变来塑造未来。星巴克是一个典型案例。他们的客户们认为自己只想要咖啡，但是CEO霍华德·舒尔茨知道，客户们想要一个除了家和单位以外的“第三处场所”来见面。星巴克在2.2万家店铺的基础上，在它创造的“咖啡和社区空间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些企业的行为需要很多自信，企业高管们避开传统智慧，并不是因为企业不愿墨守成规，而是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和企业战略相关的基本问题上，比如：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选择的价值定位是什么？他们也把注意力集中在执行上：我们什么地方做得最出色、无人能及？我们还需要发展哪些能力？我们将如何绘制蓝图，培养加强这些能力并运用起来？高管们同时考虑这些问题，跟同一个团队进行同一个对话，这样战略和执行才会在每一个决定上紧密结合。
浅析儒释道三教关系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传播 中国佛教文化是整个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虽然创立于古印度，却兴盛在中国。外来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即经历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在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下，在同传统思想文化的相互冲突与相互交融中，佛教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 外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之中，儒佛道三教在冲突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这构成了汉代以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正是在三教的冲突和融合中佛教不断得到了发展，而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三教关系史。源远流长的中国思想文化经过数千年的递嬗演变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从三教关系中来透视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传播。 佛教中国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征，大体经历了两汉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依附、迎合、调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儒道共存并进、冲突交流，隋唐时期吸收融合、独立创造，以及入宋以后，内外融合、渗透合一的历史过程。 宗教传播既是宗教生命力的表征，也是其救世精神的要求。两汉之际，佛教东传华夏，开始了它的中国化（也就是与儒道相融合）的进程。 首先来说一下政治传播，宗教对国家的政治影响是通过宗教对政治人物和政治过程的影响、通过宗教组织的强大舆论攻势和政治动员效果来实现的。比如说宗教参政议政：南北朝时期史称“黑衣宰相”的僧人慧琳和史称“山中宰相”的道士陶弘景都曾积极参与国事。宗教领袖与国君和政要互动实际上是相互需要和利用
佛儒道三教文化的区别 先说佛教、道教、儒教之异 第一、佛家讲“超世”,道家讲“出世”,儒家讲“入世” 佛教主张“无生”，认为现实对人来说都是苦海。对现实人无能为力，所以要忍受和超脱----即“超世”。要忍受和超脱，就要放弃各种欲望，追求超脱生死轮回的"苦海"而进入涅磐（无苦的极乐世界）。佛教主张舍弃对现实物质的追求，注重精神的修持和对来世的向往。道教认为,个人修养的提升乃至成仙明道，根本在于个人的修炼，跟别人没有关系，主张远离人群到深山老林找块地方修炼。道教的修炼方法上也充分反映了道教的“出世”思想。道教运用内丹和外丹进行修炼。所谓内丹就是气功,外丹就是服用长生不老药。而修炼内丹和外丹都是个人的事,秘密的事,需要远离社会，所以,道教是主张"出世"的。 儒家是主张参与社会的,而且主张个人的自我完善是在参与社会的过程中才能实现。比如儒家的人生目标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际上是把人自身的发展与对家庭、社会的贡献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所以儒家是主张"入世"的。
第二、佛家重心理,道家重生理,儒家重做人 佛教对“心”的诠释，有诸多层次的分析说明，更用许多的比喻来阐释我们的心，进而教导我们如何找心、安心、净心。“心理学”西文原意为“阐释心灵的学问”，后来引申为“研究人类自身问题的行为科学”。这种发展演变符合佛教对宇宙人生的阐释，所谓“心能生万法”。佛教从心的角度概括世界万物的一切，并对人的行为问题进行根本性的探讨与阐释，因此，佛教早已构建一套成熟的心理学知识体系。佛教的教义几乎都在谈心，在诸多经论中随处可见，其中以“唯识学”对人类精神的分析，最具现代心理学色彩。 道教主张以生为真实，追求延年养生、肉体成仙。道教认为，人的生命由元气构成，肉体是精神的住宅，要长生不死，必须形神并养，即有“内修”“外养”的工夫。 儒教是礼法，要求如何做人，每个人应该怎么做。儒教崇尚的是“存天理、灭人欲”，哪怕削足适履也要人来适应宗法社会的纲常，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佛家讲的是净，道家讲的是静，儒家讲的是敬。佛家讲
《三教合一》情景课堂设计 安徽朱轶材 如果同学去少林寺游览，一定会看到“三 教合一碑”，又称“混元三教九流图赞碑”，也 肯定能看到印有此图案的各种纪念品。我们看 见的这幅图是朱元璋九世孙自称“三教中人”的 明朝乐律学家、历算家朱载堉(1536—1611)根据 少林寺“三教合一碑”所画。此图为何能体现 三教合一的主旨呢？ 我们先来仔细的观察一下：三人共一鼻子，一人正面，另两人均侧面，从正面看，长者秃顶、须髯，是佛祖类人物，代表释家。若稍换角度，以鼻梁为限，遮住画像右面，则左面就是头挽高髻的老子侧面像，代表道教(家)；遮住左面，右面则是头戴儒巾的孔子侧面像，代表儒教(家)。三教圣人的区分仅以简单的“头饰物”(准确地说，佛教人物并无“头饰物”)，而其余部分珠联璧合，天衣无缝，准确表达了三教一体(源)的深刻含义。三教共存一图，一片圆融。这三个头像合在一起，加上合肩、合上身，浑成一体，两手捧“九流混元图”，生动表现出儒、佛、道三教合一的主题。 再看原碑下的赞词：“佛教见性，道教保命，儒教明伦，纲常是正。农流务本，墨流备世，名流责实，法流辅制，纵横应对，小说咨询，阴阳顺天，医流原人，杂流兼通，述而不作。博者难精，精者未博。日月三光，金玉五谷，心身皮肤，鼻口耳目。为善殊途，咸归于治。曲士偏执，党同排异。毋患多歧，各有所施。要在圆融，一以贯之。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百家一理，万法一门。” 现在请同学们思考： 1、从赞词中看我们常说的三教九流是什么意思？ 2、三教是如何合一的呢？三教中儒教是宗教吗？
3、你是如何理解三教合一的？ 我们现在就带着这些疑问开始学习今天的课程第一节。 【答案提示】 1、三教：儒释道；九流：农、墨、名、法、纵横、小说、阴阳、医、杂。 2、隋朝，儒学家提出三教合一，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到唐朝统治者就奉行三教并行的政策，即遵道、礼佛、崇儒。“儒教”的“教”并非“宗教”，而是指“教化”，它虽然不是宗教，但在古代中国，却比任何宗教的影响都要巨大和深远，可以说它不仅渗入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里、血液中和潜意识中，而且对当代每一个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等至今仍在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3、理解：是儒、释、道三家思想信仰并存、兼容并包、互相吸收、和谐相处，从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可以有其他表达方式。 【简析】 三教合一，课文主要简述了形成过程，学生很难深刻领会，加之内容较枯燥，更需要增添新的情景资料。本情景从学生特别感兴趣的旅游少林寺引入，既展示带有一定神秘色彩的需要细细观察领悟的三教合一图，又有较为生动容易理解并蕴含传统文化的“混元三教九流图赞碑”辞，这样的情景教学，一定可以让学生记忆深刻，感悟更多。
談《赤壁赋》中的儒道佛思想 《赤壁赋》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教师讲课时不能只重视分析情理和“水月”意境等，而忽视其中的浓郁的优秀传统文化。本人不揣冒昧，试图通过解读苏轼儒道佛思想，来了解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从而彻底了解苏轼，并达到爱汉语言，爱中国文化的目的。 请看《赤壁赋》中的 儒家思想 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的执著精神，孟子“杀生取义，舍身成仁”的浩然正气，给儒家子弟以榜样和无穷的精神动力。文死谏，武死战。了却君王天下事，嬴得生前身后名。这种精神造就了不少英雄和涌现了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场面。其中不乏“士可杀不可辱”“宁死不屈，誓死不辱”“不成功毋宁死”的心态。 纵观苏轼一生，虽一贬再贬，不断迁徙流离，可始终没有放弃从政为民，服务朝廷，有用于世的执著，其积极入世用世思想显而易见。作者被贬荒蛮，“破帽多情却恋头”“湿柴如桂米如珠”，物质贫乏到极点；“新贵旧交音书绝”“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精神孤苦到尽头。尽管如此，苏轼游赤壁时心系国家，眷顾朝廷：“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南往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曹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时之雄也＂．言辞间洋溢着对曹孟德的羡慕和敬仰。这自然会让我们联想到“老夫聊发少年狂……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其中流露出的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多么强烈啊！“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寄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感慨人生须臾，功业无成，正是强烈渴望建功立业的反证。正是这种积极入世思想最终使苏轼成就了不朽功业，美名永流传。 佛家思想 虽然苏轼忘情于赤壁的“水月”美景，但毕竟内心还是痛苦无比的。身遭诬陷被贬而说不痛苦，绝对骗人。所以赋中有“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等语句。而文治武功盖世的曹孟德，“而今安在哉”？人生苦短，万事皆空，佛家思想滤净了苏轼心灵上的渣滓，使其更澄澈清新，不为外物所累了。道家思想 道教思想是我悠悠华夏，皇天后土中孕育诞生的极其宝贵的智慧之树。这颗土生土长的大树，吸日月精华，收天地之灵气，沐风浴雨，生命力极强。它的根系遍布中华大地的每个角落，它的精髓渗透中华儿女的毛细血管里。不能等闲视之，消极看之。 清风明月，白雾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这本身就是多么洁净的美好仙境啊！文章第四段充满哲理，说出了渺小与广大、须臾与无穷（一瞬与无尽）、盈与虚、物与我的辩证关系。这正是道教无为而治，随遇而安，随时而化，顺其自然，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乐天安命，乐而忘忧，和光同尘。 用心爱心专心 1
汪曾祺小说中的的儒道佛 摘要汪曾祺小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一，汪曾祺小说中儒道佛思想的体现。二，儒道佛思想共同构成汪曾祺小说中和谐之美。三，汪曾祺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创作思想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汪曾祺小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笔者试就儒道佛思想在其小说中的表现、意义及其成因作系统的论述。 一 儒道佛思想对汪曾祺小说的影响，作家自己认为，影响最深的是儒家思想。他在《我是一个中国人》一文中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我接受了什么影响？道家？中国化了的佛家——禅宗？都很少。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1〕儒家思想在其小说中表现如下。 （一）刚健自强的人生态度。突出表现在《落魄》和《故人往事?如意楼和得意楼》。这两篇写的是生意场上的事情。前者写抗战时期内地一家小饭馆里一位精明能干的南京人和一位自甘报弃的扬州人；后者写胡老板的自信自强和吴老板的萎靡不振。通过对两类人物的描写，鲜明地表现了作者对南京人和胡老板的赞同，对扬州人和吴老板的鄙视，表现了儒家“一个人要兴旺发达，得有那么一点精气神”的积极的人生态度。 （二）“义以为上”的价值观念和由此形成的崇高的人格气节。《徙》中写小学教员高北溟身处恶境，却不苟合于世。他面对世俗的压力和权势的排挤，始终保持着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清高方正的品格。为了恩师的遗稿能被刻印，他省吃俭用，甚至不惜牺牲爱女的前途。在《故乡人》中，写王淡人以行医为生，却免费为穷苦的乡人看病治病；家乡发大水，他冒着生命危险救治乡人，全然不顾个人安危。《故里三陈?陈泥鳅》中，写陈泥鳅“也好义，也好利。”她救死尸讨价还价，救活人则不计报酬，救上来的人一无所有了，他连姓名也不问，还把自己的积蓄无偿地周济孤寡老人。这种尚义精神是儒家义以为上思想的表现。在《鸡毛》、《捡金子》以及《故里杂记》中的《李三》和《鱼》等篇，则斥责了见利忘义的卑劣行为，从反面表现了“以义为上”的主题思想。 （三）对仁爱思想的表现。对儒家仁爱思想的充分体现构成了他的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岁
苏轼高风绝尘“野性”之形成 冯静 人的性格具有丰富性、复杂性和多样性，但更应具有独特性，而独特个性的形成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有人说苏轼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表现出有时积极进取，有时默然消隐，是受某些学派和学说所主宰，个人觉得有失偏颇。苏轼当然受到儒释道各家学说的影响，但所有“选择”还是出于他自己，整个来说还是他自己是当时的“这一个”，即我这里所谓的具有“高风绝尘”野性的“这一个”。 “高风绝尘”是苏轼在熙宁，元丰年间所提出的一个命题。首先，它是一条审美理想标准和艺术评价标准，但是，这一标准在通向作者的为人和品德的时候，实际上已成为一种高尚的精神状态和苏轼独特的个性了。 “高风绝尘”简单说来，就是高风亮节和超越世俗的韵致。高风亮节，指方正亮直，挺然不群的为人处世态度，即苏轼诗中所谓的“挺然直节庇峨岷，谋道以来不计身”[1]。因此，苏轼的“忠规谠论，挺挺大节”，“遇事敢言”，“刚正嫉恶”，“独于谋身，锐于报国”，“为官一任，惠民一方”以及倾慕大自然的洁净，无私等品格都应归属于“高风”的范围之内。“绝尘”，是指摆脱世俗尘土的束缚和批判追逐私欲的恶习，即苏轼诗中所谓的“尘世劳方病，局促我何堪。尽解林泉好，多为富贵酣。试看飞鸟乐，高遁此心甘”。[2]以及所谓“高情遗万物，不与世俗论”[3]等。因此，举凡苏轼诗中批判世俗尘土的诗歌也都应归属于“绝尘”的范围。 苏轼的人生理想并非仅仅作为一种意念存在于他的思
想之中的。相反，苏轼在其千辛万苦仕途坎坷、迭遭厄运的人生实践中，在其持续不断、渐趋成熟的创作历程中总是竭力去实现这一人生理想。因而，追溯苏轼一生及其创作历程，这一性格的光辉无处不在。 自苏东坡任职凤翔开始从政以来，他就抱着“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4]的理想和自信，满想有所作为，然而现实却每每令他失望。但是，从政数十年，他始终坚持一种正视现实的态度，对宋朝廷数十年以来，取之无术，用之无度，因此民日困，官日贫的现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自谓“臣而不言，谁当言者？”[5]在京师为官，敢于对北宋积贫积弱的政局进行揭露与抨击，主张“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在地方做官，则做了许多“便民”、“利民”的兴利除弊之好事，这些都是苏轼人生理想中“高风绝尘”的具体表现。 苏轼“高风绝尘”的人生理想就其实质上讲，是诗人对痛苦人生超越基础上所产生的高蹈情怀，是苏轼人生探索和人格自我完善的结果，苏轼的“高风绝尘”显然是来自魏晋人性自觉时代的传统叛逆精神；但更重要的是，苏轼又是一个在世路崎岖，儒道佛思想交汇碰撞中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体会，改造思维模式，敢于表露自己的思想品性的人。因此，苏轼是在多角度、多方位的思想批判继承中，逐渐形成了他的“自我新体系”，从而造就了他自我文化的新个性。所以苏轼的“高风绝尘”是崭新的、独特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社会现象。也正因如此，“高风绝尘”才使得他具有了不朽的魅力和永久的生命力。 下面，我们就试着对苏轼的这一性格形成的原因作一个
从台湾高雄燃气爆炸事件谈企业价值观的“知行合一” 小组成员(按姓名英文字母排序)： 陈炳强、赖明华、李志强、马泳宇、孙仲潍、游向前、余非2014年7月31日晚，台湾高雄市前镇区发生因石化气泄漏而引发的爆炸。气爆造成当地供电、通讯、自来水和天然气系统严重受损，并造成数万户停电、停气、停水、停话，近百所学校停课。据最新报道，事件已造成32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此次惨痛事故的责任仍未完全厘清。初步判定祸首疑为李长荣化工(荣化)输送丙烯时虽发现管线压力异常，却未及时报案示警，以致丙烯大量外泄酿成惨剧。截至2014年8月29日，已有李长荣化工及华运仓储共九人因业务过失致死和公共危险罪嫌列为被告。高雄市政府也有三人因涉嫌业务过失致死而列为被告。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李长荣化工因为此次事件已经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李长荣化工于8月5日宣布自6日起停工四天。高雄市政府于8日勒令荣化大社聚丙烯厂停工，该厂每天要损失5100万新台币的营收。李长荣化工与美国科腾高性能聚合物的合并交易也宣告破裂。 从公开资料可以看出，在这起事件中，涉事企业荣化等其实非常注重履行社会责任，也在社会公益和教育事业等方面做出过很好的行动和表率。但因何仍会成为爆炸事件的重要责任方，不得不让人深思：企业领导该如何在策划管理企业的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同时，探索发展适合企业发展阶段的先进企业文化，树立既符合高尚的社会道德和商业道德又为企业和成员都接受共享的价值观，并且建立有效机制让所有成员都能理解和接受，即使在压力困境下都能自觉坚持这些价值观而作出正确的应对措施，维护企业与社会的根本和长远利益，而不会面对压力时不知所措或逃避责任，甚至采取损人利己的错误行动危害社会，令企业毁于一旦？ 什么是企业的价值观？ “价值观是人们对价值问题的根本看法，是人们处理价值关系时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的总和。”从字面意思而言，企业价值观是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所推崇的基本信念和奉行的目标，在实践中，这一名词有着更深远的维度和更现实的存在意义。探讨高雄燃气爆炸事件对于企业价值的启示，那我们首先就得弄清楚什么是企业的价值观。 对于价值观的研究和讨论由来已久，但对于企业价值观的研究则为时不长。20世纪80年代，美国管理学家彼得斯和沃特曼提出，企业总裁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塑造和维持整个组织的价值共识。而且他们强调指出，“事实上，如果一个公司缺乏明确的价值准则或价值观念不正确，
儒、道、佛三教的关系 本文将从两个角度回答问题：其一，是循着老师上课所陈述的思路，尽可能全面地展开三教关系在历史不同时期发展上的不同特点。 另一，则是作为本文最后的结论，将从儒佛道三教的文化特质，来透视其在不同时期发展所具有的不同特点，其内在原因为何? 儒佛道三教之所以从开始时的彼此攻讦，几欲置对方于死地，到最后三教融合、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一个浑然整体，谁也消灭不了谁，谁也取代不了谁，是因为它们其实都在一个文化整体中承担着各自不同的文化功能。儒家思想益于维持社会的人伦秩序(忠君孝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道家思想益于张扬个人的精神自由(自在无为、逍遥无待、神游于天地之间)，而佛家思想则能为每个人对自己生死问题的终极关怀提供一种答案(因果轮回、生死解脱、破除烦恼)。而中华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其实三者功用不同，确实缺一不可。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儒、道两家在社会秩序与个体自由
的矛盾与对立出现激化时，其文化冲突会表现得尤为强烈，并出现走向极端的倾向，这可以理解何以会由汉代的独尊儒术严守人伦纲常而走向魏晋南北朝的自由舒展、飘逸放达。至于佛家，则因其直接切入个体生命所不能回避与关注的终极问题，所以关注个体生命价值的最高哲学表达，又当归属于佛家，谈到佛道两教之争，只能说是宗教资源的争夺。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三家思想都具有协助君王统治、实施社会教化、维持社会安定的文化功能，这又影响了作为集权专制者的封建帝王不同的宗教政策，这种宗教政策随帝王个人喜好之不同而使三教命运起伏波折。 一、佛教初传时的三教关系 三教关系，应以三教皆具而形成关系为标志，所以完整意义上的三教关系，理应从佛教初传开始算起。 佛教：佛教的传入，现在学界已大体确定为东汉初年(汉明帝永平年中)。在汉代佛教刚传入时，大家都看作是黄老道术的一种，这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道家思想密切相关，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们理解佛教，便把它当作是黄老道术的一种。具体表现，则是把佛陀看作神仙，可以飞行变化，
三教融通的原因及过程 一、三教融通思想产生的原因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发生着密切的关系,有冲突,更有磨合以致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儒、释、道三教在冲突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这构成了汉代以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正如日本学者所说“佛教传来以后的中国宗教史,是儒、道、佛三教的交涉史' ,正是在三教之间的相互冲突和融合中,源远流长的中国思想文化吸纳新的内容与养料,经过数千年的递擅演变最终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 佛教所以能够为中国传统文化所接纳,使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最终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三教之间实现融通,其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包容性 中国传统文化面对佛教的传播、发展表现出极强的包容性禾一}同化力。中国文化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逐步走向成熟。两汉时虽“独尊儒术”,但并不能真正做到“罢黔百家”,而且在儒家内部也分化为不同的学派,文化的多元性正是其生命力所在。中华文化犹如大海, 它是不会拒绝江河的汇入的,有了这种恢宏之气,是能够正视自身和外外来文化的长短优劣,取寸之长补尺之短,而不会视外来文化为洪水猛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文化交流和碰撞,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第二,佛教方面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和调和性 外来佛教传入中国后,一方面十分注意依附迎合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也在努力调和与儒、道思想矛盾的同时,不断地援儒、道入佛,并极力论证佛教与儒、道在根本上的一致性,从多方面拉进三者之间距离,积极倡导三教一致论,从而使儒、释、道三教关系 趋于融合。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双方按自己的模式去建构、塑造、规范对方,并相互吸收、相互促进,最终创造出民族化的中国佛教和融汇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态。 三教融通的表现 一、三教融通关系论说 佛教初传之时,中土的人们对它了解甚浅,常把它与当时人们所熟悉的黄老之学、神仙方术混为一谈,并用儒家观点阐释佛陀。如袁宏《后汉纪》中介绍说: 佛者,汉言觉,将以觉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净。其精者号为沙门。沙门者,汉言息心,盖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也。……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无为而得为佛也。《牟子理惑论》中言佛: 佛者,号谧也。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佛之言觉也,忧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圆能方,
《赤壁赋》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教师讲课时不能只重视分析情理和“水月”意境等，而忽视其中的浓郁的优秀传统文化。本人不揣冒昧，试图通过解读苏轼儒道佛思想，来了解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从而彻底了解苏轼，并达到爱汉语言，爱中国文化的目的。 请看《赤壁赋》中的 儒家思想 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的执著精神，孟子“杀生取义，舍身成仁”的浩然正气，给儒家子弟以榜样和无穷的精神动力。文死谏，武死战。了却君王天下事，嬴得生前身后名。这种精神造就了不少英雄和涌现了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场面。其中不乏“士可杀不可辱”“宁死不屈，誓死不辱”“不成功毋宁死”的心态。 纵观苏轼一生，虽一贬再贬，不断迁徙流离，可始终没有放弃从政为民，服务朝廷，有用于世的执著，其积极入世用世思想显而易见。作者被贬荒蛮，“破帽多情却恋头”“湿柴如桂米如珠”，物质贫乏到极点；“新贵旧交音书绝”“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精神孤苦到尽头。尽管如此，苏轼游赤壁时心系国家，眷顾朝廷：“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南往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曹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时之雄也”．言辞间洋溢着对曹孟德的羡慕和敬仰。这自然会让我们联想到“老夫聊发少年狂……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其中流露出的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多么强烈啊！“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寄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感慨人生须臾，功业无成，正是强烈渴望建功立业的反证。正是这种积极入世思想最终使苏轼成就了不朽功业，美名永流传。 佛家思想 虽然苏轼忘情于赤壁的“水月”美景，但毕竟内心还是痛苦无比的。身遭诬陷被贬而说不痛苦，绝对骗人。所以赋中有“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等语句。而文治武功盖世的曹孟德，“而今安在哉”？人生苦短，万事皆空，佛家思想滤净了苏轼心灵上的渣滓，使其更澄澈清新，不为外物所累了。 道家思想 道教思想是我悠悠华夏，皇天后土中孕育诞生的极其宝贵的智慧之树。这颗土生土长的大树，吸日月精华，收天地之灵气，沐风浴雨，生命力极强。它的根系遍布中华大地的每个角落，它的精髓渗透中华儿女的毛细血管里。不能等闲视之，消极看之。 清风明月，白雾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这本身就是多么洁净的美好仙境啊！文章第四段充满哲理，说出了渺小与广大、须臾与无穷（一瞬与无尽）、盈与虚、物与我的辩证关系。这正是道教无为而治，随遇而安，随时而化，顺其自然，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乐天安命，乐而忘忧，和光同尘。
“创新发展，知行合一” ——公司企业文化之经营管理理念解读篇 随着公司企业文化建设工作的大力推进，公司包聪彦总经理向我们郑重提出“创新发展，知行合一”的企业文化经营理念，这是实现中国邮政速递物流体制改革总体战略部署的需要，也是时代进步和公司发展对我们每一位员工提出的本质要求。 搏击，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从全球看，中国邮政速递物流与国际跨国公司UPS、DHL、FeDex等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加之国内民营企业主动挑起行业竞争的严峻态势，我们只有不断变革创新，付出更多、跑得更快、做得更好才有可能超 竞争环境的变化和产业的发展趋势，研究新动向和新思路，更要脚踏实地、身体力行，把事情做实做好。我们追求的是众志成城，全力以赴，每一位员工都从身边的点滴做起，从意识和行动上同步将“创新发展”提升到“知行合一”的新境界。“知行合一”的解读并不是空洞虚幻的哲学思想，而是实用主义，它博大精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格局，面对强大的行业竞争对手，我们怎么才能获得成功赢得胜利呢？这最关键的就是公司要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员工队伍，抓住改革带来的新一轮机遇，突破思维定式，释放创新激情，拓宽发展空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与团队一起共同铸就中国邮政速递物流的新辉煌。首先，让我们每一位员工都紧紧围绕公司领导提出的“创新发展”理念，在经营生产的每一项工作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能根据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宝贵经验认真提出并推行有利于管理创新、优化流程的一切合理化建议（公司已发出“合理化建议奖励制度”，旨在激励员工为公司发展献计献策），使公司因我们的存在而在某个关键环节能得到 一”，它可以让我们全体员工提升思想境界和综合素养，勇敢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只要我们对上对下言行一致，诚实守信，就可以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得更好，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支持。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只要我们能形成统一的思想，并付诸统一的行动， 小，朱元璋做过乞丐，但是他的成就比很多懂得更多知识的圣人要大！因为他做了圣人知道但是却不敢做的事情。在现实工作中，可能你没有别人的技能高，但是可能你比别人更懂得变通；可能你没有别人的资源多，但是可能你的思想境界比别人高而吸引更多的朋友相助，这些都是“创新发展，知行合一”的精粹所在。
试比较儒道佛三家的人生态度,并结合自身实际谈谈儒家对你人生态度的影响 一、儒家的人生态度：“入世”、“有为”、“现实”的人生态度 （一）“入世”：所谓“入世”，就是表示儒家既不关注外在的自然的探寻，它也不关注向上的、向天国的追踪。在方向上，既不向外，也不向上，它就是进入现实社会。儒家创始人孔子有这两句名言： 一是“未知生，焉知死？”，就是重视生命，不关注死亡以后的状态。 二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人现在这么郁闷烦恼，自己的事情还没治理好，搞这么多鬼事干吗？ 所以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这就是说到儒家的“入世”的情怀。 （二）“有为”：儒家强调“有为”，就是强调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与使命，重视为社会和他人贡献。儒家对人生最大的启示就是它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孔子生前周游列国十四年，到处宣传他的思想。时人评价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知道不能干你还硬要干，就不是违反客观规律吗？这是对孔子的最大误解。我们说，儒家精神的精彩就在于这番话。“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当你的良知判断并确定一个一生将为此奋斗的境界，哪怕是在实现这个境界过程中遇到多少艰难困苦，在所不惜，不放弃这种努力，不放弃这种追求。它展示的是一种百折不挠的韧性：理想暂时不能实现，但不停止努力，一旦时机成熟，这种理想就能实现。 有两句话最能代表着儒家这种有为的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都是人的一个积极有为的一种行为方式。 那么我要问，为什么中国圣贤要让真正的君子这样呢？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因为在中国古人看来，因为“天行健”，即自然的运行是刚健有为，因此人应该效法天道而自强不息。所谓天道“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风雨博施，阴阳大化”，都是在这样运动着，生生不息啊。中国哲学强调“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最重要的特性在于生生不息，人就应该向天道学习，君子要自强不息。大地的品性是承载万物，君子要向大地学习，要宽容，要厚德载物。我们经常谈到，一个人有多少成就，就看你的肩能担当起多少的责任，心胸能容纳多少事情。德越厚，你担当的东西就越多。叫厚德载物，这是典型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 （3）“现实”：重现实，就是关注生命，关注生命层次的提升，而不去玄思、探索一种神秘境界，这是儒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儒家立足于社会现实，注重对人自身的修养，强调家庭观念，以及对社会的改造。这些现实的命题决定了其学说的“现实”性特征。 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入世”、“有为”和“现实”。 （二）“无为”。道家的超世又和无为相联系。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他对知识、理性的东西，持超越的态度。哲学上讲超越的概念，说无为而无不为，就是“因物之性，顺物之情，顺势而动”，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依顺事物的本性，依顺人的本性真情，依据本性和规律去办事。这就叫无为。因此，道家讲的无为，前面必须要有两个字加以规定，这就是“自然”。所以我们在谈道家无为思想时，一般就说“自然无为”。美国前总统里根曾经在国情咨文中引用过《老子》中的一句话：“治大国若烹小鲜”。小鲜者，小鱼也。从字面上看，治理大国就像烹饪小鱼一样，不要一下锅就动铲子翻搅，否则肉就要碎烂。引申开来是说，治理一个大的国家，就是不要扰民，不要烦杂，不要朝令夕改。换句话说，就是要顺应事物的本性而为。这就是道家的无为。它有一个超现实的意义和价值在里面。（三）“超现实”。道家的思维，说白了就是常人这样看，它就是不这样看。哲学上叫超越常识的经验，这是道家的一个思想观点，应该说它的思想就是对社会的批判。所以说，当我们读《老子》《庄子》就觉得有醍醐灌顶之感，非常的清凉，因为它追求的那是一种超越，追求的那是一种内心的浪漫，追求的那是一种空灵，追求的那是一种逍遥和自由。所以，我们说道家的人生态度是“超现实”的。佛家：“出世”、“空无”、“非现实”的人生态度（一）“出世”。所谓佛家的出世思想就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即超脱人世凡尘，不入六道轮回，超凡入圣。具体来说，佛法又称出世间法，以出离世间，免除生死轮回为目的。即所谓涅磐。人生是苦是全部佛教的出发点，也是佛教对人生的一种根本态度。人生是苦，不是说人生之中有痛苦，而是说苦是人生的根本体验和感受，有受皆苦，在现实生活之中，根本没有快乐可言。佛教的这种人生观决定了它的出世倾向。 佛教的出世态度不仅否定人生价值，也对人生世界和现实社会进行彻底的否定。出离轮回的佛国净土很难在现实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影像，佛教众生平等、自由自在的理想也根本无法在人间得以实现，因而只能通过离世出世的方式实现自己的追求，对现实社会只能采取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佛教贬低人性、指出人的种种弱
(弟子规)教学反思_教学反思 《弟子规》教学反思 从事《弟子规》教学已经有一年时间了，在这一年里，我是一边学习一边教学。使我对我国国学有了新认识。 儿童通过诵读古今中外经典篇章，使其潜能在轻松愉悦中得到最大限度发展和提高，同时又能达到学习语言、培养情操以及提升素质，奠定人文底蕴综合目，使儿童逐渐变得知书达理，善良聪慧和乐观坚定。因此，学习一些永恒经典作品，将会对他们一生产生极其重大作用。 我根据一年级学生年龄特点和认知规律，通过采用多种形式诵读方法，学生喜闻乐见文学独裁去展示《弟子规》，唤起学生对所学内容兴趣，激发他们积极参与学习热情，使他们在轻松、愉快学习氛围中自主探究、自主实践、自主答疑。 个别没有《弟子规》同学或自觉性不强孩子背诵起来相当困难，我只好降低要求，他们能背一句是一句。我想他们在诵读过程中肯定会受到熏陶和感染。 液体压强教学反思（一） 这是一堂以实验探究为主实验教学课。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我从教学需要和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多媒体、演示实验等多种教学方法。在教学刚开始利用潜水员穿不同潜水衣、深海中鱼等图片激发学生兴趣，为新课引入铺垫了良好开端，在课结束时，请同学运用本节课教学内容解释这几个图片所蕴含道理来结束这节课，为本节课学习画了一个圆满句号。 物理是以实验为主一门学科，很多物理现象都要通过实验去呈现、通过观察现象去体验，本节课，物理实验贯穿教学全过程，在体验液体存在压强时，我利用自制教学演示水对容器底部和侧壁都有压强时，首先让学生观察未装入水时容器底部和侧壁橡皮膜形状是平整，装入水后橡皮膜形状变化，思考形状变化原因，引入液体压强，符合学生认知规律。在谈论液体压强产生原因时，我主要采用了引导学进行思考得出：液体受重力，且具有流动性。 但本节课仍有不足地方，有待改进： 1、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主动参与少了一些，应让学生有更多时间参与到探究中来。 2、有些环节语言不够简练，浪费了时间，导致最后练习没能完成。 3、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思考时间比较少，以至于有些问题提出后很难有预想效果，在以后学习过程中应注重学生预习。 4、教学中细节处理欠妥。学生在探究在液体内部同一深度，液体向各个方向都有压强时，没有提示学生：橡皮膜朝上、朝下时注意橡皮膜深度有所变化，学生知识简单探头盒子旋转了，使得橡皮膜朝上和朝下改变了一下方向，但在转动过程中橡皮膜深度已有2CM左右深度差距，致使测量橡皮膜朝上和朝下时压强有较大误差。
论三教合流及中国当代社会思想 自1966年到1976年文革以降，左倾错误导致我国思想混乱，“除四旧”，“划清界线以示清白”等等，摧毁了中国人延续千年的信仰价值体系，当代中国人心中已经缺失了心中的信仰，道德沉沦。 改革开放，是自1978年以来的既定国策，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使得我国的经济实力猛涨，中华民族强势崛起。然而在经济发展的条件下，社会矛盾也很突出。其突出的表现在，社会阶层分化严重且固化，贫富差距拉大，道德滑坡。 欲挽大厦于将倾，救社会于崩溃之边缘，实应立足于我国之传统思想的传承。然而我们却不能行那外儒内法之道，更不能独尊儒术，还需从儒，释，道三家合流处着手。 所谓“三教合流”从佛教在东汉时期进入中国以后，就有所谓三教，即儒、释、道三家。儒教就是以孔丘为主的儒家思想，道教就是以老子为主的道家的一部分思想，佛教则是以释迦牟尼为主的思想。 “三教”的说法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三教合流”的说法据说由南北朝时期的医学家、道家学者陶宏景较先提出。 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三教的分合是贯穿近二千年中国思想文化史中一股重要的流，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变迁产生巨大影响。对于此种现象，学者多以三教合一统而论之。然而，从三教并立到三教合一，则有一个过程。元明间“三教合一”一词的出现可以说是三教间关系已经具有内质的演变。 三教概念的发展，可以分几个阶段，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阶段，唐宋是一个阶段，元明清是一个阶段。最初的阶段里，虽然有三教的连称，不过彼此是独立的，当然相互间都有影响，儒、道、佛三者之所以相提并论，则是偏重于它们社会功能的互补。中间的阶段是一个过渡的阶段，主要在于彼此内在意识上的流通融合，逐步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就其主流而言，依然各树一帜。只有最后的阶段才出现真正宗教形态上的三教合一。其中，第二阶段是在继续第一阶段三教功能互补的基础上更添新内容，第三阶段亦是在前二个阶段的底子上再演化出来“三教合一”的新成份，这也反映了三教合流的趋势越来越大。 三教在社会上的客观存在是三教概念出现的基础，不过三教概念的提出却是社会意识发展变化的结果。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形成是在两汉之间，虽然“佛教传来以后的中国宗教史，是儒、道、佛三教的交涉史”，但三教概念的出现和被社会所广泛接受，却是在魏晋南北朝时率先由佛教表现出来的，三国之前人们的论著中是没有“三教”一词的。《广弘明集》卷一载有《吴主孙权论述佛道三宗》一文，同时提及儒、道、释三家。以及“牟子作《理惑论》，论儒佛思想之一致；道安以《老子》语解《般若经》；这些可以说是三教一致的最初意见” 至隋唐两宋，不仅三教鼎立的局面达到了一个高潮，三教理念的交流也空前频繁。陈寅恪先生谓：“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北周卫元嵩撰齐三教论七卷。见旧唐书肆柒经籍志下）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当时，三教之间关系成了政治上的一个热门话题，隋唐宋诸朝间屡屡举行的三教辩论大会，虽然表面上呈现了三家之间的区别与矛盾，但客观上却为三教的思想交流和融合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并反映了社会政治对整合三家的需要。如唐“贞元十二年四月，德宗诞日，御麟德殿，召给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赵需、礼部郎中许孟容与渠牟及道士万参成、沙门谭延等十二人，讲论儒、道、释三教”。
中 国古代文学研究 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９．０２ 苏轼是宋代的一位文学大师，他一生以开放兼容的态度，吸纳并融合了儒道佛三家思想的精华，苏轼用自己的智慧巧妙地把“佛家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融会贯通，在不同的阶段运用不同的“兵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从而使得他能够从容地面对人生。即便在被贬生活中，他也过得很惬意。苏轼一生毫无悲哀，是十足的乐天派。苏轼的文化性格历来为世人所称道，成为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家园。本文试从苏轼的儒、道、佛交融等三方面来剖析苏轼的生存智慧。 一、儒家的积极用世 苏轼自幼就研读儒家经典，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他以修身为出发点，进而实现齐家平天下的伟业。少时的苏轼就 “奋厉有当世志”，二十六岁登上政治舞台，面对北宋王朝的内忧外患，苏轼大胆提出一系列的措施，用来匡时救弊。他做事从不“随人”，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和自己的见解来决定自己的言语行动。由于苏轼跟王安石在变法的看法上有出入，无奈请外任到杭州，徐州，密州。在地方从政的苏轼更加为老百姓着想，当新法触及到老百姓利益的时候，诗人总会用诗歌来抨击时政。如《山村五绝》（其三）：“七十老翁自腰镰，惭愧春山竹笋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１］诗中写一个古稀老农腰镰爬山寻笋充饥，已经几个月没尝过盐的味道。难道他也像孔子那样，是听了《韶》乐后陶醉其中而忘了食盐的味道吗？在这里，诗人是用幽默的笔触，刻画出农民生活举步维艰的真实现 ○张承启 摘 要：苏轼是宋代的一位文学全才，在文学上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苏轼在政治生涯中却扮演着失败的角色，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苏轼被迫外任，“乌台诗案”的发生，标识着苏轼政治仕途的重大挫折，但这却成全了苏轼在文学上的“功业”。政治与文学的互动，使得诗人不仅收获了斐然的文学成绩，同时也在文学中释然自己苦闷的心情，从而为后人展现了面对不幸命运的生存智慧。关键词：苏轼 儒道佛 生存智慧 论“儒道佛”思想在苏轼人生中的作用 生之平和淡雅。江流的滚滚不息与千古英雄的群象长卷构成了雄浑深沉的时空感，雄奇的赤壁与雄姿英发的周郎多么妙合无痕，而华发苏子的“一尊还酹江月”又蕴含了何等丰富而微妙的意味！除了手法之妙外，亦有其功用：壮丽之自然令人心胸廓大，精神振奋，唤起一展宏图之豪情。词中对于大江赤壁的描写即是此类。秀美之自然令人心境平和，心绪宁静，有抚平心灵伤痛，归于冷静思索的功效。词中“江月”的意象即是此类。 第三，进退两适的人生态度。词中所写的两种人生形式，作者并没有否定其一的意思。是英雄人生的奋发有为，还是平淡人生的乐天知命，还得顺天应时。如此看来，“中国的圣人是既入世又出世的，中国的哲学也是既入世又出世的”［８］（ｐ６）。作为大学者的苏轼，广采百家，兼收并蓄，在他看来，儒道释并不矛盾，而是互为补充。智者总是站在人世的边缘，相机而动，并不偏执一端，于是这便有了二美并具的人生形式。 注释： ［１］陆机：《文赋》，转引自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 （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 ［２］谭爱旭主编：《高级中学语文第六册（必修）教学参考书》，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３］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编：《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语文第三册教师教学用书》，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４］刘勰《文心雕龙?神思》，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 ［５］李白：《将进酒》，转引自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６］王剑引：《古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７］陆游：《游山西村》，转引自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８］冯友兰：《人生的境界》，转引自《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试验修订本?必修）语文（第五册）》，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董成亮 湖南省桃源县第二中学 ４１５７２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