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红高粱浅析

一、剧情介绍：影片《红高粱》由张艺谋导演，姜文、巩俐、滕汝俊主演，根据莫言的小说《红高粱》改编而成，是一部混合了“描写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伙中国农民古朴、野性的生活和他们与侵略者浴血奋战的过程”的华语电影史上最伟大的电影之一。

影片一开始，就是了“我”的叙述，“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

日子久了，有人信，也有人不信”。

接着出现的画面是一片一望无际的黄土地，一群汉子裸露上身一边高歌一边颠轿，而轿里的是一个那披着红盖头、穿着红衣裳和红绣花鞋的新娘，没有陪嫁人也没有迎亲人，显得那么的不和谐。

新娘手里紧紧握着剪刀，突然的啜泣，才让这群汉子停下了歌声、呐喊声和颠轿。

路过一片高粱地，一个强盗出来打劫，逼着大伙放下钱，还要带走新娘。

眼看新娘就要被强盗拉进高粱地里，众汉子在余占鳌的带领下，一拥而上，打死了强盗，抢回了新娘。

新婚三天后回门，奶奶路过高粱地，蒙面的余占鳌将她拉进高梁地里，两个人激情迸发。

回李家不久，李大头死了，我奶奶撑起李家的烧酒作坊。

又一次，土匪秃三炮劫走了我奶奶，罗汉大叔和伙计凑钱将我奶奶赎了回来。

余占鳌看到后跑去找秃三炮，将菜刀架在他的脖上，直到秃三炮用脑袋保证没有动奶奶，余占鳌才罢休，也自此余占鳌成了我爷爷。

我爹9岁那年，日本鬼子到了青杀口，烧杀抢掠。

经奶奶提议打鬼子替罗汉叔报仇，奶奶搬出十八里红给伙计们喝，大家斗志昂扬地去打鬼子。

奶奶挑着做好的饭菜去犒劳他们，路上被鬼子军车上的机枪打死。

我爷爷和我爹久久地伫立在那片充满了深红却又阴暗的土地上，此时在那鲜红的血色的阳光中，甚至出现了日全食，他们没有悲嚎，没有痛哭，没有落泪，只是凝望……愤怒的爷爷和大伙抱着火罐、土雷冲向日本军车。

我爹和爷爷站在我奶奶尸体旁，响起了爹带着哭腔、念白式的指路冥文——陕西民谣,”娘娘，上西南，宽宽的大路，长长的宝船......”。

二、影片分析：影片利用一望无际的红高粱和尘土飞扬的红地组接成一个充满活力激情和诱惑刺激的原始的世界，达到了人本性的自然回归。

小说《红高粱》是莫言的代表作，电影《红高粱》是张艺谋的代表作，请运用所学习的文艺理论方面的知识，比较分析二者的艺术特色和成就，并着重分析电影《红高粱》对小说的继承和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莫言以一篇《红高粱》轰动文坛，小说以抗战时期的家乡高密为背景，以土匪余占鳌与大胆追求自由的戴凤莲的爱情为线索，书写了高密百姓的不幸遭遇与奋起反抗的精神。

莫言借鉴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摆脱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轨迹却又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懈追求。

《红高粱》也体现了莫言对于写作叙事艺术的探索，小说以“我”的口吻带着崇拜的心情来追忆爷爷奶奶的英雄伟绩，在人称上他一反往常“你”“我”的称呼，而是以“我爷爷”、“我奶奶”贯穿全文，这使得叙述的强烈主观性得以凸显。

同时小说大量口语的运用使作品颇具地方特色，文章内容朴素自然，贴近现实。

小说除了有我的视角，其中也穿插了“我父亲”的视角，因此《红高粱》也可以称作复调小说。

其次，《红高粱》的叙事策略和语言方式追求强烈的“陌生化”效果，它是以由感觉引导，由情绪推动而完成的“非故事”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因此小说逻辑效果不强，多用倒叙、联想的手法自由展开叙述。

同时小说中的红高粱也并不只是一片普通的高粱地，作者赋予其丰厚象征意蕴，高粱本是北方民众的主食，但是莫言用它象征了中国农民旺盛的生命力，文中作者以高粱地为背景，描写了“我爷爷”在高粱地里伏击，“我奶奶”在弥留之际的默祷等事件，红高粱又成了民族精神的象征。

电影版的《红高粱》是张艺谋的代表作，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看过不少，也听过不少，但唯独对《红高粱》情有独钟。

他的这部影片是获得第三十八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的第一部中国作品，张艺谋导演对《红高粱》的阐释并没有受到小说的限制，他把小说的“魂”转化为电影的“魂”，把小说当做是等待被加工的素材，传达出一种从影像出发、以影像为中心的阐释观念。

影版的《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红高粱》和《高粱酒》，不同于小说通过文字来描写故事，电影是通过直观的视觉、听觉将情节展现到观众眼前。

《红高粱》影片主题及视听语言分析《红高粱》影片主题及视听语言分析一、影片主题:《红高粱》整部影片以女主人公九儿的命运为基本线索，反映了“我”爷爷奶奶那个年代黄土地上农民自由奔放、敢于追求爱情的性格，展现了他们对于酒神的崇拜，以及在抵御外敌时的民族荣辱情怀。

九儿19岁时，被贪财的父亲嫁给十八里铺有麻风病的酒厂老板李大头。

迎亲路上，在经过高粱地时遇到土匪，当时的轿头余占鳌带着轿夫们打死了土匪，自此，九儿与余占鳌互生情愫。

之后，两人在高粱地野合，九儿与父亲决裂，随着李大头的死，两人之后又顺理成章地走在一起生下孩子。

故事主线表现了“我”爷爷奶奶不顾世俗眼光，两人敢爱敢恨，追求幸福爱情的不羁精神。

影片中有两次唱“酒神歌”的镜头，一次是在高粱酒出炉时，另一次是在罗汉大爷遭鬼子毒手，众人要为之报仇时，反映的是这群黄土地上的汉子对于原始神力的崇拜之情。

他们相信，祭酒神能让其保佑每次高粱酒的成功出炉，也能赐予他们为亲人报仇的力量，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如果说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罗汉大哥的形象，那么侠骨柔情是最好不过了。

在九儿嫁到十八里铺后，罗汉大哥作为一个长辈对九儿嘘寒问暖，关怀备至。

九年后当他重新回到十八里铺时，为了不使酒厂的人受牵连，他躲开了九儿。

直到他作为抗日英雄被鬼子示众剥皮时，我们才被这个话不多但内心情感丰富，为了民族利益直面死亡的铮铮铁汉所打动。

罗汉大哥作为抗日英雄而死或许我们不会太意外，土匪秃三炮就不同了。

虽然他在影他的第一次出现是在劫九儿的时候，第片中只出现了三次，但的确是不可缺的重要人物。

二次是余占鳌找他“算账”时，最后一次便是作为抗日先锋被日本人处死时，每一次出场都会让我们对这个土匪产生新的看法。

土匪似乎就是残害普通百姓的罪恶者，秃三炮先前是为个人利益绑架索钱的自私者形象，而后却是为民族利益勇敢抗日的无私者形象，从中我们看到了土匪的人性光辉，矛盾而又让人欣慰。

《红高粱》在人物的塑造上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也正是每一个有血有肉的荧幕形象，才让我们深刻体会了影片所表达的时代、文化与人性相交织的主题内容。

题目：小说《红高粱》是莫言的代表作，电影《红高粱》是张艺谋的代表作，请运用所学习的文艺理论方面的知识，比较分析二者的艺术特色和成就，并着重分析电影《红高粱》对小说的继承和发展。

《红高粱》小说与电影分析对比小说和影视剧是两种不同门类的艺术，就载体媒介而言，小说叙事依然是语言文字，而影视则依靠的画面组构连缀；小说的传播依靠的纸质媒介，影视则是电子媒介。

同时，小说和影视的叙事语言也是不同的,小说叙事使用的是文字语言。

文字语言有着抽象性、间接性、模糊性、不确定性等特点。

而影视叙事则主要使用的是声像语言,它是由画面、声响、音乐等三个方面组成。

声像语言具有直观性、具体性、可感性、确定性等特点。

因此,小说叙事实际是一种文字线性的组构,而影视叙事则是通过画面运动和蒙太奇剪辑与声音符号连接来完成的。

《红高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成名之作，这篇中篇小说于1986年刊登在《人民文学》的第三期,随即在国内引起轰动并获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

随后莫言与陈建宇和朱伟先生三人共同改编了《红高粱》的电影剧本,而后与张艺谋导演合作将其搬上了电影舞台。

1988年春,电影《红高粱》在第38届柏林电影节上获金熊奖,这是我国当代电影首次获得国际大奖,从此该影片引起海外观众的广泛关注。

同年,该影片进入《国际电影指南》的世界十大佳片行列,并位列第二位,这也是我国电影首次在国际A类电影节上荣获的最高赞誉。

次年,该影片获第十六届布鲁塞尔国际电影节广播电台听众评委会最佳影片奖。

该影片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整地浓缩和演绎了小说的精华,以直观的形象、声音去打动观众,其“阅读”方式和观感效果显然要比小说更直接、迅速、强烈。

《红高粱》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并不是受限于它们特定的艺术表达方式,而是指这种改编更多来自于电影不同于小说的主题诉求。

电影《红高粱》无疑完满地实现了小说《红高粱》和《高粱酒》(电影《红高粱》改编自这两部小说)所要表达的主题,除此之外,电影还增添了一些小说所没有的东西,使电影的主题较之小说更加鲜明、深广。

小说《红高粱》和电影《红高粱》艺术特色分析（7）小说《红高粱》是莫言的代表作，电影《红高粱》是张艺谋的代表作，请运用所学习的文艺理论方面的知识，比较分析二者的艺术特色和成就，并着重分析电影《红高粱》对小说的继承和发展。

答：小说和影视剧是两种不同门类的艺术，就载体媒介而言，小说叙事依然是语言文字，而影视则依靠的画面组构连缀-小说的传播依靠的纸质媒介，影视则是电子媒介，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文化载体媒介上的不同，造成了叙事艺术上的差异。

但是它们之间之所以能够转换，是因为它们在故事的组构与叙述上又有着相似性。

当然，将小说改编为影视剧，在叙事的转换上是多方面的，但在笔者看来，最为重要的是叙事语言、叙事结构、叙事方法、叙事思维等。

小说《红高粱》将叙述与描写、动态与静态、书面语与口语，内在心理与外部行动等有机结合，特别是那些场景等的描写，都为影视的改编，提供了坚实的可能性。

《红高粱》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是抗战初期，“我奶奶”出嫁，做了酿酒坊的掌柜之后酿出了“十八里香”，在这部分，那个有麻风病的烧酒坊主李大头、远近闻名的土匪秃三炮都为追求自由的九儿和余占鳌造出了一个企图束缚他们的“铁屋子”，那间阴暗的酒坊是一种符号的象征。

后半部分是日本侵略军进了村，强追老百姓修筑公路。

为迫使中国人服从统治，他们惨无人道地把反抗者罗汉大叔剥皮示众。

这个时候，“我爷爷”和“我奶奶”面对的就是外来民族入侵所形成的牢笼，他们的所为已超出了前半部分的意义而更多了民族情绪在其中。

因此，这部影片营造出的是一种双重的压抑。

小说《红高粱》讲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传奇人生故事，作者运用了三种叙述视角，在不同的场景叙述中选取不同的叙述视角。

小说一开始就以“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开头，串联起“我爷爷”“我奶奶”的爱情故事和抗日故事。

“我”是叙述者，是拥有当代身份的人，既是第一人称视角，又是全知视角。

“我”回到故乡高密县后，通过自己查资料以及旁人的叙说，知道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

生命在拼搏中升华
——评析电影《红高粱》
在这样一部影像风格明显的个性化电影中，导演以贯彻始终的激情为我们讲述。

影片节奏张弛有度，笔触刚劲有力而又不失温婉细腻，细节铺垫使得整部影片在讴歌的同时，情节充满、真实可信。

影片中的镜头运用则时时迎合着故事情节，贯穿着主题。

运用俯拍的方式给观众们呈现出一个生机盎然的高粱全景，则隐喻着人民的活力与升级。

而在‚野合‛段落中，‘我奶奶’躺在一片倒下的神坛式的高粱中，‘我爷爷’跪在地上，高粱随着风摇曳飞舞，这时俯拍角度镜头被赋予独特的象征意义和表达效果。

在运用色彩方面对主题也凸显烘托之意。

在影片中，当‘我奶奶’在鬼子机枪的扫射下应声倒地，红色在烟火中弥漫了整个银幕，这是天空出现日蚀，银幕上所有的形象，天地、人、高粱全都变为红色，
红色的高粱迎风狂舞，如血似潮。

这时，色彩的自然属性消失了，升华为一种召唤着中华民族的惨烈与悲天悯人的色彩之魂，为观者留下了久久的回味和深深地印象。

电影的直观视觉冲击力势不可挡，对生命的赞颂响彻人心。

从九儿的红棉袄到豆儿的红肚兜，从罗汉爷爷的敬酒歌到豆儿的敬酒歌，从十八里红中爷爷的尿到豆儿的尿，生命以另一种姿态得以延续。

在颠轿这场戏中，张艺谋第一次向我们展现出他那仪式感极强的影像风格，红色的轿子在烟尘和土地的映衬下，犹如一团炽出的跳动的火焰，再配以轿夫们那低沉粗犷的嗓音，使得这场颠轿变换出了一种无比奔放的力量，这场狂热的颠轿就是用一种原始的还原，让我们领略到了那张扬而又酣畅淋漓的生命力。

张艺谋就是这样凭借自己对色彩和造型的独到理解，用镜头将一些原本看似普通的场面表现得极为盛大，从而最大限度的将影像中所表现的内在意义呈现给银幕前的观众。

从《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浅析张艺谋早期电影中人物性格的变化作者：王亚丽来源：《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0年第11期摘要:张艺谋及他的电影已经成为中国电影研究方面的一大热门,但大多数人集中在探讨其电影的商业性和艺术性,而本文将以《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三部电影为例,研究其电影早期人物性格的变化。

关键词:张艺谋;人物性格;《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1-0091-04张艺谋是一位不同寻常的电影创造者;一位在艺术上永远不甘寂寞的导演;是第五代导演中的一个突出人物。

第五代导演们作为一个令人困惑而又振奋的文化群体,无可置疑地占据了新中国电影史上至关重要的地位。

不仅以他们的优秀作品加入了80年代席卷中国大陆的历史文化反思运动,而且使中国电影开始为世界所注目,真正得以与世界电影平等对话。

如果说陈凯歌是一直固执于自己的艺术风格而不能自拔的艺术家,那么张艺谋则是不断探索、勇于突破自我和追求新奇独特的开掘者。

他曾明确宣称:“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求变,不辞辛苦地反复求变,增强自己的弹性和张力。

”研究张艺谋和张艺谋电影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电影研究方面的一大热门。

但是许多人在研究张艺谋电影的时候,大都集中在探讨张艺谋电影的商业性和艺术性,而忽视了张艺谋电影本身在叙事方法和人物性格方面的突破。

张艺谋曾经说过:“我们这一代导演要在‘写人’上补课。

无论拍什么样的电影都要过好这一关。

我们必须不断在实践中磨练自己刻画人的功夫。

”可见张艺谋对在电影中刻画人物是非常重视的。

在他早期的电影《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人物形象非常鲜明。

可以说,正是由于人物形象刻画的成功,才促使张艺谋的电影获得极大地成功。

不会忘记三部电影给我们所带来的象征符号的震撼:在《红高粱》中,不会忘记青纱口那一望无际的高粱地,那野性弥漫的绿色向我们张扬着自然和生命;在《菊豆》中,不会忘记视觉中反复出现的那杨家染坊里自房粱上悬挂而下的红黄布条,黄色暗含淫荡而红色却预示血腥和死亡,那布条更是给人束缚和限制的联想;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更不会忘记陈家大院里的大红灯笼以及灰色的高墙更是电影故事的主线,红灯笼让人想到青楼和挑逗而灰色的高墙则象征着幽闭和囚禁。

小说《红高粱》是莫言的代表作，电影《红高粱》是张艺谋的代表作，请运用所学习的文艺理论方面的知识，比较分析二者的艺术特色和成就，并着重分析电影《红高粱》对小说的继承和发展。

莫言的《红高粱》在讲述的革命与国家的历史与当时的政治满足了一个时代的阅读期待：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他用性与欲望代替阶级斗争做为历史发展的动因，以土匪的视角解构了教科书的抗战史叙事，以家族回忆的方式替代了民族、国家这些宏大的词汇，被称之为“新历史主义”的开山以及代表之作。

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红高粱》的写作方式，绝不仅仅是莫言自称的要抵达“历史的某种真实”，而是历史为什么竟会以这样的方式讲述。

很多人都会对前辈的情史有极强的窥探欲，对物质财富有隐秘的抢夺欲，这并不奇怪，哲学家说人们都喜欢问“我从哪里来”。

但在中国的伦理框架下，并没有多少作家愿意或者说有勇气探究这些秘密，《红高粱》扯块“家族史”的幌子，已经算难得了。

回想一下当年电影院里令人激动的那些场景，我们就会知道，这样充满荷尔蒙和情欲的叙事决非偶然。

最蓬勃的生命力，最理直气壮的情欲，最张扬的色彩，最狂欢的表达，在观众和影片细节所达成的每一次交流的默契里，已经暗示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欲望时代的来临。

那些重新合法化的物欲和情欲并非历史的场景，而是一个时代心态的真实摹写。

在这个意义上，《红高粱》与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一样，同样是最具政治意义、最吻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文本。

小说和影视剧是两种不同门类的艺术,就载体媒介而言,小说叙事依然是语言文字,而影视则依靠的画面组构连缀;小说的传播依靠的纸质媒介,影视则是电子媒介,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文化载体媒介上的不同,造成了叙事艺术上的差异。

但是它们之间之所以能够转换,是因为它们在故事的组构我们分析小说《红高粱》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所在,即莫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然后通过分析张艺谋的电影手段，详尽描述《红高粱》从小说到电影所产生的主要差异,最后运用文艺批评方法分析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以及张艺谋获得国际成功的深层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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