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钱钟书《宋诗选注序》、缪钺《论宋诗》、朱光潜《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对比阅读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据说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的时候，每听到他父王在外国打胜仗的消息，就要发愁，生怕全世界都给他老子征服了，自己这样一位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
紧跟着伟大的诗歌创作时代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的感想。
当然，诗歌的世界是无边无际的，不过，前人占领的疆域愈广，继承者要开拓版图，就得配备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征得愈加辽远，否则他至多是个守成之主，不能算光大前业之君。
所以，前代诗歌的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向后人挑衅，挑他们来比赛，试试他们能不能后来居上、打破记录，或者异曲同工、别开生面。
假如后人没出息，接受不了这种挑衅，那么这笔遗产很容易贻祸子孙，养成了贪吃懒做的膏粱纨绔。
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
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摹仿和依赖的惰性。
瞧不起宋诗的明人说它学唐诗而不像唐诗，这句话并不错，只是他们不懂这一点不像之处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
明人学唐诗是学得来维肖而不维妙，像唐诗而又不是唐诗，缺乏个性，没有新意，因此博得“瞎盛唐诗”“赝古”“优孟衣冠”等等绰号。
宋人能够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长了，疏凿的河流加深了，可是不曾冒险开荒，没有去发现新天地。
用宋代文学批评的术语来说，凭借了唐诗，宋代作者在诗歌里“小结裹”方面有了很多发明和成功的尝试，譬如某一个意思写得比唐人透彻，某一个字眼或句法从唐人那里来而比他们工稳，然而在“大判断”或者艺术的整个方向上没有什么特著的转变，风格和意境虽不寄生在杜甫、韩愈、白居易或贾岛、姚合等人的身上，总多多少少落在他们的势力圈里。
鄙薄宋诗的明代作者对这点推陈出新都皱眉摇头，恰像做算学，他们不但不许另排公式；而且对前人除不尽的数目，也不肯在小数点后多除几位。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2小题，9分）阅读下面这首宋诗，完成15~16题。
依韵和并州郑宣徽见寄范仲淹①西湖载客恣游从②,湖上参差半佛宫。
回顾隙驹曾不息，沉思樽酒可教空。
层台累榭皆清旷，万户千门尽郁葱。
向此行春无限乐，却惭何道继文翁③。
【注】①北宋皇佑二年，吴中发生饥荒。
此时范仲淹任杭州知府，他发动各地整修寺院，翻修官仓，借工程雇佣大批饥民。
因措施得力，两浙灾区唯有杭州安定无事，百姓平安度过灾荒。
②从：同“纵”，放任。
③文翁，名党，字仲翁，西汉循吏，曾任蜀郡守，政绩卓著。
15.下列对这首诗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A.首句从乘船纵情游赏西湖写起，确定了全诗的立足点，下文中的所见、所感均由此生发。
B.次句写湖周边的景象，从湖上放眼望去，到处是尚未建完的寺庙，参差不一，高低错落。
C.颈联互文见义，数不清的亭台楼榭、房舍院落层层叠叠，使人感到清新旷远、葱郁繁盛。
D.尾联两句一承一转，上句承接并收束前文，下句则是由“乐”到“惭”，丰富了全诗的内涵。
16.“先忧后乐”精神贯穿范仲淹的一生，在其诗词中也常有体现，但这首诗却似乎有“乐”无“忧”，对此该如何理解？请结合全诗内容，阐述你的看法。
（6分）（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1小题，6分）17.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6分）（1)《诗经·无衣》中的“”，描写战士修整甲胄和兵器，然后又以“”一句，表明战士们奔赴前线、共同杀敌的英雄主义气概。
（2)杜牧在《阿房宫赋》中以“，？”对秦统治者搜刮百姓的行为和奢靡的生活进行了质问。
（3)古人常在诗词中使用“流水”这一意象来表达对时光易逝、世事无常、人生虚幻的感慨，“，”就是这样的经典名句。
15.B(“到处是尚未建完的寺庙”不正确，“半佛宫”应该是指湖边的建筑大半是佛宫）16.诗人曾通过不懈努力，借整修寺庙等行为助饥民度荒，为百姓解“忧”；如今看到当初修好的寺庙和百姓安居乐业的景象，十分欣慰，这才“乐”上心头。
由《诗辨》对宋诗的批评析严羽的诗歌创作趣味作者：杨婕来源：《青年文学家》2015年第17期摘要：在中国古典诗学的发展史上，南宋严羽的《沦浪诗话》占有重要地位，其中《诗辩》是其诗歌创作趣味的集中体现。
在《诗辨》中，严羽对宋诗创作中存在的尚理、尚才学、不求余味等问题作出批评，并对此表现出其独特的诗歌创作趣味：一是有“兴趣”者为上；二是“熟参”而后“妙悟”者为上；三是“不落言筌”者为上。
关键词：严羽；《诗辨》；兴趣；妙悟；不落言筌[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5）-17-0-01在中国古典诗学发展史上，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具有较大影响。
其中《诗辨》篇是严羽诗歌创作理论的纲领和核心，他对宋诗尚理、尚才学、尚议论而不求余味等问题作出批评，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其独特的诗歌创作趣味：一是“不涉理路”而有“兴趣”者为上；二是“熟参”而后“妙悟”者为上；三是“不落言筌”者为上。
严羽意在改变诗坛深受理学浸染和江西诗派影响的现状，欲使诗歌重回追求其艺术本质的道路上。
一、“吟咏情性”且“惟在兴趣”严羽在《诗辨》中指出：“诗有别趣，非关理也。
”针对当时尚理的诗风，他主张诗歌应体现有别于“理”的他种趣味。
宋人试图改变唐人重意的传统，而走上重理的道路。
如邵雍在《伊川击壤集自序》批评“近世诗人……其诗大率溺于情好”①，认为应以“道”即“理”立诗。
然则在理学风气的影响下，宋诗重理抑性，缺乏活力，故严羽针砭尚理之风。
在严羽看来，“诗者，吟咏情性也。
”要破除乃至扭转诗坛的尚理之风，必须先明确诗歌的本质应是抒情的。
对于抒情性的重视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之一，最早可追溯到《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
严羽继承了这一传统，要求诗歌回归抒情的本质。
在与前人一脉相承基础上，严羽特别提出了“兴趣”说。
他称赞“盛唐诗人惟在兴趣”（《诗辨》）。
“兴”作为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范畴，历来为文人所关注。
对唐宋诗词风韵气骨研究的收获感想唐宋诗之争为中国诗史上聚讼纷繁的一大公案，在历代的唐宋诗之争中，实已包含有对唐宋诗艺术特征的认识。
如严羽《沧浪诗话》讲的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向来被认为是对宋诗创作特色的概括，人们对宋诗特征的认识，常通过唐、宋诗的比较来加以说明。
在现代的古典文学研究中，也一直存在着唐、宋诗之高下优劣的争论，涉及唐、宋诗创作特色和艺术风格的比较。
当同光体之类的旧诗成为遗迹，宗唐与宗宋的门户之见不复存在之后，这依然是唐宋诗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1922年为纪念《申报》创刊五十周年而作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胡适说：“这五十年（指1872—1922）是中国古文学的结束时期。
”他认为，“这个时代之中，大多数的诗人都属于‘宋诗运动’。
宋诗的特别性质，不在用典，不在做拗句，乃在做诗如说话。
北宋的大诗人还不能完全脱离杨亿一派的恶习气；黄庭坚一派虽然也有好诗，但他们喜欢掉书袋，往往有极恶劣的古典诗（如云‘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
'）。
南宋的大家——杨、陆、范——方才完全脱离这种恶习气，方才贯彻这个‘做诗如说话’的趋势。
但后来所谓‘江西诗’派，不肯承接这个正当的趋势（范、陆、杨、尤都从江西诗派的曾几出来），却去模仿那变化未完成的黄庭坚，所以走错了路，跑不出来了。
”很显然，胡适是从提倡白话文学的角度评判宋诗的，肯定宋诗中那些很近白话的诗，而对江西诗派掉书袋的古典诗则持否定态度。
新文学运动提倡白话平民文学，要打倒贵族的古典文学，所以当时的桐城派之文和宋诗运动中的江西派之诗，均在被排斥之列。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说：“所谓‘江西派’者，山谷之偶像也。
”他将江西诗派归入“阿谀的虚伪的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而加以否定。
鲁迅在《致杨霁云》中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尚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
”这些新文学运动倡导者的言论，虽非专为研究宋诗而发，影响却十分深远，给宋诗运动以致命的一击，造成很长一段时间唐诗研究受重视而宋诗遭贬斥的局面。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诗、书、画异形而同品，“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都应表现出作者的性情、气盾与精神面貌。
作者的人文教养愈深，其个性、艺术精神在作品中的表现便愈加深入，，在“诗画本一律”(苏轼语)，诗、书、画等不同艺术品种融合、人文气息十分浓厚的宋代这一情况更十分突出。
北宋著名文人画家文同善画竹，他欣赏竹的“心虚异众草，节劲愈凡木”的节操。
他之画竹，实际上是以竹自比，抒发自己的怀抱，用苏轼的话说是“意有所不适，而无所遣之，故一发于竹。
”苏轼观赏文同的咏竹诗与书画作品后深有感慨地说：“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
”认为文同与竹有关的诗、书、画作品同为一体，都是作者人格、气质、操守、性情的流露，表现出“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的艺术精神。
在《墨君堂记》一文中，苏轼以传统的比德说，对文同墨竹的文化意蕴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它对帮助读者认识宋代文人画“意”的内涵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里，竹的生命价值、品德和作者生命的价值、品德等同起来，被赋与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竹的节操、志气无一不体现出作者与宋代文人卓尔不凡的人格。
北宋的另一“墨戏”大师也是文人画的名家米芾，“其作墨戏，不专用笔，或以纸筋，或以蔗滓，或以莲房，皆可为画；纸不用胶矾，不肯于绢上作。
”（南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
米芾的这些“游戏翰墨”之作并非是一种随意即兴的涂写，而是内心意趣的抒发，他所画的怪石、枯木、寒林无不表现内心的情怀。
“意”是相对于“法”而言的。
后者主要是指人工的因素，人为的约束与规范。
在崇尚精神意趣、推重性情的宋代，人们所追求的是个人思想感情适意畅神的表达，“与其师于物者，未若师诸心”。
这样自然就会对某些传统的矩式或成法有所逾越与突破，“以立意为先，布置缘饰为次”，从而为个人意趣情性的抒发争取到较为充分的空间。
作为一代宗师与天才艺术家的苏轼，在他涉足的各个领域都作出了成功的实践。
关于书法，他宣称：“我书造意本无法……适意无异逍遥游。
缪钺《论宋诗》看见有人讨论宋诗，说起这篇文章。
看得比较早，当时没读懂，自然也没什么印象，找来再读一下。
《宋诗鉴赏辞典》却不知是扔到家里还是压在某个箱子下面了，又是一本被我荒废掉了的书，叹。
缪钺《论宋诗》（《宋诗鉴赏辞典》序）宋诗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居易诗，故王禹偁主盟一时。
真宗时，杨亿、刘筠等李商隐，西昆体称盛，是皆未出中晚唐之范围。
仁宗之世，欧阳修于古文别开生面，树立宋代之新风格，而于诗尚未能超诣，此或由于非其精力之所专注，亦或由于非其天才之所特长，然已能宗李白、韩愈，以气格为主，诗风一变。
梅尧臣、苏舜钦辅之。
其后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出，皆堂庑阔大。
苏始学刘禹锡，晚学李白；王黄二人，均宗杜甫。
“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
”（《苕溪渔隐丛话》卷四十二引《后山诗话》）宋诗至此，号为极盛。
宋诗之有苏黄，犹唐诗之有李杜。
元祐以后，诗人叠起，不出苏黄二家。
而黄之畦径风格，尤为显异，最足以表宋诗之特色，尽宋诗之变态。
《刘后村诗话》曰：“豫章稍后出，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搜讨古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
”其后学之者众，衍为江西诗派，南渡诗人，多受沾溉，虽以陆游之杰出，仍与江西诗派有相当之渊源。
至于南宋末年所谓江湖派，所谓永嘉四灵，皆爝火微光，无足轻重。
故论宋诗者，不得不以江西派为主流，而以黄庭坚为宗匠矣。
唐代为吾国诗之盛世，宋诗既异于唐，故褒之者谓其深曲瘦劲，别辟新境；而贬之者谓其枯淡生涩，不及前人。
实则平心论之，宋诗虽殊于唐，而善学唐者莫近于宋，若明代前后七子之规摹盛唐，虽声色格调，或乱楮叶，而细味之，则如中郎已亡，虎贲入座，形貌虽具，神气弗存，非真赏之所取也。
何以言宋人之善学唐人乎？唐人以种种因缘，既在诗坛上留空前之伟绩，宋人欲求树立，不得不自出机杼，变唐人之所已能，而发唐人之所未尽。
其所以如此者，要在有意无意之间，盖凡文学上卓异之天才，皆有其宏伟之创造力，决不甘徒摹古人，受其笼罩，而每一时代又自有其情趣风习，文学为时代之反映，亦自不能尽同古人也。
宋代诗宋代诗歌在继承唐诗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
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有所开拓创造，出现许多优秀诗人作品，形成许多流派，对元、明以后诗歌发展有深远影响，在清代更引起了尊唐、宗宋之争。
可见在古代诗歌史上，宋诗是继唐诗而取得显著成就的又一高峰。
宋诗的成就①宋诗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都有新的开拓和创造。
宋诗比之唐诗,在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黑暗和表现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等方面都有所扩展;特别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剧烈的历史背景下,诗中所抒发的爱国主义精神比唐诗更炽热和深沉，成为南宋诗歌的基调。
在艺术旨趣和风格上，则主要向思想、显露、精细方面发展。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评：“诗有词、理、意兴”，“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
”杨慎《升庵诗话》卷八说：“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
”今人钱钟书《谈艺录》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虽然褒贬态度不同，而指出“理”、“思理”为宋诗特点则同。
重情韵者往往含蓄，重思理者则较显露。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凡例》说：“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出,发露则意尽言中。
”吴乔《围炉诗话》卷一亦指出唐诗重比兴,因而“其词婉而微”；宋诗重赋,“其词径以直。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称：“唐诗妙境在虚处，宋诗妙境在实处。
”宋诗又追求精细。
《石洲诗话》卷四又说：“诗则至宋而益加细密。
盖刻抉入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
”颇有见地。
所谓“细密”、“刻抉入里”，一方面指宋诗对客观事物的描摹刻画，趋于求新、求细，形容尽致，纤微毕现，与汉魏六朝唐诗的浑成凝重各异其趣。
如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评苏轼诗“情与事无不可尽”，就是一例。
另一面指宋诗对用典、对仗、句法、用韵、声调等用工更深，日臻周详。
如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中评黄庭坚：“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讨古书，穿穴异同，作为古律，自成一家。
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
宋代文论、诗论的若干问题*为什么“道胜文至”？儒家的理想，是济世安民，所以大气，又是修身为本，所以温润。
*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异：西方人认为世界有统一的规律，所以做实验，找到规律就行，剩下的就是套规律、细化规律，以及不同规律之间的关系。
所以，学习是一个抽象的过程。
中国文化认为世界没有统一的规律，只有不断变化的道。
掌握道可不是背过一个公式就行的。
你看孔子说仁、说孝、说君子，都是因人而异的。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子游问孝，子曰：“敬。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
”这都是根据不同的人的不同的情况做出的答案。
这世界上没有一样的学生，就没有一样的答案。
但是，每一个答案又都是道，都很深刻。
你又不能理解成所有的答案背后都有一个一致的核心，那就又成西学了。
中国的文化，不是背过条条框框就行的，必须连材料一起掌握，了解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表现，了解大道的各种变化和变化的理由。
所以，中国人的学习要背过很多东西。
*《沧浪诗话》为什么要强调熟读前人诗歌？文人写诗，吟咏的主题是基本固定的：伤春悲秋、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咏史怀古、咏物言志、唱和酬答、友情亲情、思乡怀归、羁旅思妇等等。
诗的结构也是基本固定的：起承转合，罕有意外者。
意象是诗的构成单位，而中国人的意象是全民族共通的，很少有个人意象。
格律也是基本固定的，押韵也是必须遵守的，等等。
总之，你要作一首诗，一开口，有一半就已经作好了，大家都一样。
文人每天的感慨，都习惯性地以作诗为表达。
诗就成了最贴近心灵的事。
而作诗，主题是定的，结构是定的，格律是定的，意象也是共同的，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发乎情，止（指向，非“停止”之意）乎礼义，这是诗歌的传统。
不如此不叫诗歌。
古人作诗，那是他的生命状态，就像今天发短信一样。
几千年来，中国积累了大量的意象，形成了一整套的意象系统，所以表情达意的时候，就可以不用“意”直说，而借用“象”去说。
意象是构成中国诗文的最小单位。
宋诗的理趣及其文化成因一唐诗和宋诗之优劣，在后代引起了旷日持久的争论。
对唐宋诗不同风格的评价，往往因个人爱好的不同而大相径庭，大致激情发越者多喜唐诗，性格沉潜者多爱宋诗。
唐诗太辉煌了，以至使人发出一切好诗皆以被唐人作完的感慨。
它像一座座巍峨的高峰威压在宋诗面前，成为宋诗难以回避与超越的文化背景。
但宋人又不甘心不超过它，于是有了种种考虑，种种安排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特点，种种利弊。
其中有些人认为宋诗的毛病在过于追求理致，驰骋辩驳，喜好奇特，这样就不如唐诗真率多情，兴致盎然。
如严羽批评宋人之诗时说道：“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而理在其中。
”还说道：“诗有别趣，非关理也。
”严羽“尚理”的批评，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诗者，吟咏性情也。
”这样，“理”就被排斥在诗歌艺术本质特征的大门之外了。
二客观而论，宋诗胜于唐诗之处在于诗歌创作技巧的进步，意境的深刻，取材的扩大。
大量“有理趣无理障”的哲理诗应被视为宋诗的一大成就。
在宋人之前，也曾多次出现过以诗表达哲理的诗风，如山水诗之前的玄言诗，王维等唐人诗中表现佛理禅思味道的诗都是一种哲理诗，但前者由于“质木无文，淡乎寡味”而很快被山水诗取代，后一类的诗歌在大量光彩夺目的意象诗面前，也显得黯然失色，构不成一代诗风的主流。
至宋王安石，苏轼时代，诗含哲理渐成风气，诗歌“尚理”才成为有宋一代的审美风尚。
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
唐诗多以风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苏轼可谓是宋代“理趣”诗的集大成者，苏诗中的一部分以议论的方式直接阐发哲理，其中最成功之作莫过于《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陈衍说：“此诗有新思想，似未经人道过。
”《题西林壁》一诗，表面上是写庐山，实际上是从哲理的高度提出一个认识事物的原则。
要了解掌握事物的本质、真相，必须摆脱限于一时一地的片面性和自以为是的主观性，必须对事物客观地不带成见地作全方位的历史的反复观察，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