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吐蕃文献是谁封存起来的

敦煌写本S.1438背《书仪》残卷与吐蕃占领沙州的几个问题陆 离 内容提要:敦煌文书S.1438背《书仪》残卷的作者是吐蕃占领敦煌初期的沙州都督索允,索氏为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大族。

吐蕃在敦煌等地设置的都督源自突厥和唐朝职官,吐蕃沙州都督在793年之后开始设置,由当地汉人(包括当地粟特后裔)担任,为敦煌汉人担任的最高职务,主管民政,有正、副(大、小)二职,位居吐蕃人担任的敦煌乞利本(节儿论)、节儿监军之下。

而英藏敦煌吐蕃文F r.80号文书的作者则是S.1438背《书仪》残卷中记载的,在795年或796年沙州玉关驿户起义被镇压后由瓜州节度留后使派来的新节儿。

关键词:吐蕃　敦煌　S.1438背《书仪》残卷　索允敦煌文书S.1438背《书仪》残卷是蕃占初期一位投降吐蕃后担任沙州守官的敦煌汉族官员的书状稿汇编,向达先生曾于1939年命名为《杂笺启》①;戴密微先生于1952年定此卷为《吐蕃统治敦煌时代一位汉族节度使的档案文书》②,对有关内容做了考证,并做了部分录文;藤枝晃先生则最先将其定名为《书仪》③;张泽咸先生曾摘录过文书中有关沙州氾国忠等驿户起义的记载,并将其年代定在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④;后来姜伯勤先生着重对文书中关于沙州玉关驿户起义的记载进行了探讨⑤;之后史苇湘先生又对此文书加以全面研究,做了全部录文⑥;赵和平先生则将87①②③④⑤⑥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207页。

〔法〕戴密微(P a u l D e m iév i l l e)著,耿昇译:《吐蕃僧诤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47页。

〔日〕藤枝晃:《吐蕃支配期の敦煌》,《東方學報》(京都)第31册,1961年,第287页注(2)。

张泽咸:《唐五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22—224页。

姜伯勤:《唐敦煌“书仪”写本中所见的沙州玉关驿户起义》,《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57—170页。

敦煌文献概述一、敦煌石窟、莫高窟、藏经洞几个概念汉河西四郡，（河，特指黄河，一般的叫水）霍去病开的。

武威，旧为凉州，张掖旧叫甘州，酒泉旧叫肃州（甘肃名称就这么来的），安西即瓜州，敦煌沙州。

瓜沙二州离得不远。

安史之乱以后，被西藏吞并，吐蕃。

当时把边关的重要军事力量调回内地平息安史之乱，顾不上边关了，就被吐蕃包围了。

包围了十年之久，敦煌投降了。

所以敦煌里的西藏文物比较多。

晚唐，敦煌大族张议潮起义，把吐蕃赶走了。

派出使者到长安，说归顺唐中央。

行政单位叫归义军。

归义军时期很长，敦煌很多的文物如壁画都是这个阶段的。

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敦煌石窟：指敦煌地区的多处石窟，如西千佛洞，榆林窟（榆林河峡谷，安西县西南）等。

不光指莫高窟。

旅游的话到不了榆林窟，不开放。

莫高窟也只是开放有限的洞窟。

敦煌城南就是一座山，鸣沙山。

鸣沙山月牙泉，汉朝就有了。

鸣沙山往东有条河，把山冲断，出现了崖壁，朝东。

莫高窟就开在这些崖壁上。

河对岸就是三危山。

（台）苏莹辉《敦煌学概要》莫高窟740多个石窟，时间最早的是前秦，最晚的是，千年之久。

16号窟，有耳洞，编为十七号，藏经洞，长宽高各3米左右。

耳洞地面高一点，要上两三级台阶。

把经卷都搁里边，包袱皮包上，像是有计划似的。

放得满满，把洞口封上，抹平，画上壁画，谁能看出来这还有个洞啊。

就这样，静静的，五百余年后被发现。

研究洞窟里的壁画，塑像，经卷形成了敦煌学。

二、藏经洞的发现光绪二十六年（1900），甲子纪年是“庚子”。

八国联军进北京。

8月，慈禧携光绪逃到西安来了，西狩，来西安打猎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藏经洞发现了，肯定顾不上了。

道士，不是和尚，王圆禄发现的。

（敦煌是丝路的交汇。

出了敦煌，分两路。

南路到龟兹——于阗，翻过雪山——伊拉克叙利亚，过地中海，到欧洲了。

北路到吐鲁番——喀什——翻过大雪山即，葱岭（帕米尔高原）。

东西文化交汇三岔路口，壁画很有异域特色。

敦煌萧条是因为西夏的占领。

不让你往外运了。

保护世界遗产--敦煌莫高窟”知识竞赛试题一、选择题1.汉朝时期，在河西地区设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四郡，史称“河西四郡”。

A、张掖、武威、酒泉、敦煌B、武威、酒泉、张掖、敦煌C、酒泉、武威、张掖、敦煌D、武威、张掖、酒泉、敦煌2.公元848 年唐大中二年，敦煌大族张议潮率众起义，赶走吐蕃在敦煌的统治者，并派使者向唐朝告捷。

唐政府在敦煌设__________，以张议潮为节度使。

A、玉门军B、豆卢军C、归义军D、瀚海军3.酒泉古称___州。

城东有甘泉数眼，相传为西汉抗击匈奴名将犒军之处。

A、秦、哥舒翰B、甘、卫青C、肃、霍去病D、肃、李广4.1907 年，来敦煌骗取藏经洞文物的外国人是英国的___。

A、华尔纳B、鄂登堡C、伯希和D、斯坦因5.新疆境内最著名的石窟是_________石窟。

该石窟是印度佛教艺术传入我国内地的桥梁，是界于印度与中国佛教艺术形式之间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

A、库木吐喇B、克孜尔C、柏孜克里克D、森木赛姆6.反映古代西部边疆生活的诗“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诗作者是___朝。

A、唐、王昌龄B、唐、王翰C、唐、岑参D、宋、陆游7.北魏温子升的《敦煌乐》“客从远方来，相随歌且笑。

自有敦煌乐，不减安陵调”在这里《敦煌乐》是___。

A、乐府杂曲歌辞B、诗名C、词牌名D 散曲名8.公元1943 年，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___先生到敦煌视察，建议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A、张群B、于右任C、邵力子D、程潜9.敦煌________是唐代民间说唱文学的主要形式，它的发现，对研究宋元以来民间说唱文学的渊源有重要意义。

A、乐府B、小说C、变文D、杂赋10.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是我国著名美术家___先生。

A、徐悲鸿B、常书鸿C、段文杰D、刘海粟11.据有关史料，公元366 年，有一位叫________的禅师游历到鸣沙山下，看到对面的三危山金光万道，认为是受到佛的召示，便在此开窟修行，莫高窟的开凿由此开始。

灿烂的敦煌历史文化这曾经是一块被历史特别眷顾的地方，也曾经是一块被历史深深遗忘的地方。

这个地方拥有者众多充满色彩和韵律的象征符号，当破译出的这些符号回响着中古时代文明的声音的时候，人们传扬这样一个名字——敦煌。

在现在的中国版图上，敦煌不过是西北边远地区的一个县级城市但在历史上，它却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文化现象，为我们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敦煌位于中国西部绵延一千多公里的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

两千多年前，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了征伐匈奴，派大将霍去病率军进入河西走廊，重创匈奴，使河西归入汉朝版图，随着军事上的胜利，汉王朝在河西先后设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

据《汉书·武帝纪》记载，敦煌郡设置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敦煌从此成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基地。

为了从经济上保证这一基地的巩固，汉代一方面从内地往敦煌大量移民，一方面又征发军队来此戍守，移民和戍卒在敦煌开荒屯垦，兴修水利，同时也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敦煌，使敦煌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为敦煌逐步发展成为西部的军政中心和商业城市奠定了基础。

此后几个世纪，敦煌之所以一直作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基地，除了战略上的重要性之外，与其经济的繁荣是分不开的。

敦煌不仅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战略要地，而且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在海上丝绸之路兴盛之前，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通往西域中亚的商业贸易通道，一直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位于丝绸之路上的敦煌则扼其咽喉。

从这里，人们把西方的文明带到中国，又把中国的文明传播到西方，随着西汉时期对敦煌地区的开发，汉文化开始进入河西。

魏晋时，敦煌涌现出一批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从而奠定了浓厚的汉文化基础；同时，敦煌又敞开胸襟，接纳了来自西方的文化，使敦煌成为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个世界文化体系的汇流之地，成为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独特现象。

不仅如此，历史上的敦煌，还是多民族杂居之区，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先后有大月氏、乌孙、匈奴等族繁衍生息，又有鲜卑、吐谷浑、吐蕃、回鹊、党项、蒙古等族统治经营，这使得敦煌历史文化由于少数民族的加入而五彩缤纷，辉煌灿烂。

/data/articles/d02/302.html敦煌所出张君义文书与唐中宗景龙年间西域政局之变化刘安志2005-01-11 11:57:32 阅读 8 次作者提供（原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1辑，即唐长孺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专辑）1941年夏，著名画家张大千先生在敦煌莫高窟获张君义文书四件，其中《唐景云二年(711)张君义勋告》较为完整，现藏敦煌研究院，余三件则残损严重，有两件是张君义立功的公验，一件是关于张君义等乘驿马的牒文，现藏日本天理图书馆1。

1961年，大庭脩先生发表《敦煌发现の张君义文书について》，首次对文书进行了整理和研究，提出了若干颇具启发性的见解2。

1982年，朱雷先生发表《跋敦煌所出〈唐景云二年张君义勋告〉——兼论"勋告"制度渊源》，重点探讨了张君义文书所反映的"勋告"制度3 。

1991年，中村裕一氏在《唐代官文书研究》一书中，对两件公验有过录文和简单解释，并刊布了三件较为清晰的文书图版4 。

1995年，内藤みどり氏发表了《"张君义文书"と唐·突骑施娑葛の关系》，在大庭脩氏研究的基础上，对文书残损部分进行了一定的增补，并结合史实考察了唐与突骑施娑葛的关系5 。

以上研究，对深入认识张君义文书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本文拟在前贤研究基础上，重点考察张君义立功的两件公验文书，并进而探讨唐中宗景龙年间西域政局的变化。

一为便于说明和研究问题，兹转录两件公验文书并试行标点如下（中间残缺部分俱用"............"表示）6 ：(一)1 勅四镇经略使前军牒张君义2 五月六日(破)连山阵同日............日破临崖阵3 同日破白寺城阵九日破□坎阵同.........同日破仏陁城阵4 十一日破河曲(?)阵十二日破......... 十四日破故城阵5 同(日)破临桥阵6 傔人(张君义)6′ (右使注功第壹等)7 牒：得牒(称) ........................(突骑施背)□，围遶8 安西，□...................................................命(?)君义9 等从..................................................................散府10 镇.....................................................................获凶11 丑□..................................................................等城，杀12 获逻斯□首。

新时期敦煌文献研究的奠基人——纪念唐耕耦先生马 德①今天在中国从事敦煌文献研究的人，上至耄耋之年的前辈，下至初涉学界晚生，没有人不知道，也没有人不阅读和使用《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

这部数百万字的煌煌巨著，即是唐耕耦先生奉献给敦煌学界的基础入门读物和资料依据。

因此，说起唐先生，首先想到的就是这部著作。

2009年，唐先生写了《我的“敦煌学”经历——〈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编辑回忆》　唐耕耦先生于2017年11月7日以九十高龄与世长辞。

国图刘波同志约我写篇文章以示纪念，我和唐先生接触不多，但他一直是我和很多像我一样的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们心目中的大神。

虽然他没有那些所谓的大师、泰斗们的赫赫威名，但他的贡献，特别是对敦煌文献研究的巨大贡献，在国内学界还没有哪位大师能和他比肩。

因此，作为一名直接受惠于唐先生，长期从事敦煌文献研究的后学，我非常愿意写这篇小文，以表达对先生的崇敬与怀念之情。

一②①工作单位：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

②刘进宝主编：《百年敦煌学：历史·现状·趋势》，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

（以下简称《回忆》），详细介绍了这部书的编写和出版过程。

作为过来人，笔者自然熟悉那个年代人文科学研究和成果出版的艰难，对先生的精神更是万分钦佩！先生一生为人低调，只做不说。

《回忆》中的过程尽管很详细，但对其贡献几乎只字未提。

为此，笔者在这里首先就自己对《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以下简称《释录》）的几点认识作些补充第一，《释录》是唐先生在极其艰难困苦下的敦煌文献整理，是所有从事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学者中，短时间内阅读敦煌文献最多的学者。

唐先生整理释录是在1980年，当时要出国看原件，真比登天还难；而且也没有像今天这样高清的出版物，主要是在缩微阅读器上看135的单色胶卷。

缩微胶卷和阅读器这种东西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也很少有人使用；但在三、四十年前还是很先进的阅读工具，特别是唐先生天天泡在图书馆里看胶卷的1980年前后。

敦煌莫高窟石窟的开凿，据碑记记载始于366年，在经历了四百多年后的787年，强大起来的吐蕃占领了这一佛教圣地，吐蕃统治者也笃信佛教，随着吐蕃的占领，也为唐代本就辉煌的壁画艺术带来新的画风与形象。

唐代是吐蕃最强盛的时期，赞普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全境，建立了吐蕃王朝，并与相邻的尼泊尔和中原唐王朝联姻。

受印度佛教影响，尼泊尔和中原唐王朝都信奉佛教，当松赞干布迎娶尼、汉两位公主时，两位公主各自都带去了佛祖释迦牟尼不同年岁的等身像，为安置这两尊佛像，由尼泊尔的赤尊公主主持，选用尼泊尔工匠修建了大昭寺，“殿堂之门，皆令向于西方尼婆罗地”。

由文成公主主持，使用汉地工匠修建了小昭寺，“庙门皆向于东方焉”。

可以想见，当时这两座寺院的建筑风格都带有各自的文化特点。

时光荏苒，千年后的大、小昭寺早已失去原来的样貌，可在远离拉萨的敦煌壁画里却可以窥探到一点踪影。

大昭寺有趣的弯柱子大昭寺是尼泊尔赤尊公主携尼泊尔工匠所修，必定带有尼泊尔风格，而众所周知的常识是木构建筑的柱子都是直立的，但在吐蕃时期开凿的第231、361窟却出现了弓形的柱子，似乎很不符合木材的物理性能。

弓形的柱子很神奇，也不见有存世的古建筑，它们是否真的存在过？现在在广袤的藏民族地区还存在吗？对于这一疑问，萧默博士在其《敦煌建筑研究》一书中写道：“中唐以后壁画木塔还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形式，其特点是大量地使用曲线，有的竟到了毫无机制的程度，我推测这可能与某种宗教意识有关……尤其是弯柱的做法，显然不合于材料和结构的本性，绝非技术物质因素的自然表露，从技术观点来看，它们是不合逻辑、矫揉造作的作品，但从建筑的意识形态这一角度看来，它却很能符合当时佛教的一支——密宗对建筑的要求。

”对于壁画中这一独特的建筑形式，存疑很久，终于在西藏流传下来的文献中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据《西藏王统记》记载两位公主的寺庙修建完竣，举行迎神开光的仪式上，对大昭寺的赞美词中有：“上下两层诸木柱，绝妙如同金刚橛。

敦煌的历史典故
敦煌的历史典故有很多，比如：张骞出使西域、三危佛光、敦煌藏经洞、敦煌鸣沙山等。

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伟大的丝绸之路，在人类文明交流史上留下了华美乐章。

在莫高窟第323窟中，精美的壁画再现了张骞的功绩。

三危佛光：据《贤者五福》记载，敦煌石窟的创始人乐尊法师路经三危山，看到“佛光”出现，决定在此凿建石窟。

敦煌藏经洞：1900年，道士王圆箓在清理敦煌莫高窟第17窟时，发现墙壁后面有一个密室，洞内藏有从公元4世纪到11世纪的经卷、文书和文献等5万多件。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及意义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五月二十六日。

云游寄居在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在清理洞窟(敦煌研究院编第16号洞窟)的积沙时，沙出壁裂，发现一个隐藏的附室。

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敦煌藏经洞，现在编号为莫高窟第17号洞窟。

以下是小编为你整理的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及意义，希望能帮到你。

开启的时候，这个小洞窟内密密匝匝地堆满了成捆的经卷、文书、文物，从地面垒到屋顶，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从藏经洞中出土的文献约在五万件以上，其中百分之九十左右是佛教典籍，还有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其它宗教的典籍，以及官府文书、四部书、社会经济文书、文学作品等大量世俗文书。

文献中除大量汉文写本经卷外，也有藏文、西夏文、于阗文、梵文、回鹘文、粟特文、突厥文、龟兹文、婆罗谜文、希伯来文等多种古文字写本。

除了文献之外，还有若干铜佛、法器、幡、幢、绢纸画、壁画粉本等物。

藏经洞文物的发现意义重大，与殷墟甲骨、明清内阁档案大库、居延汉简一起被称为20世纪中国古文献的四大发现。

藏经洞文献连同敦煌石窟艺术的实物遗存，为我国和丝绸之路沿线的中古史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为学者们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被称为打开世界中世纪历史的钥匙。

敦煌藏经洞于宋、西夏之际(公元十一世纪初)被妥善地封闭掩藏起来，随后沉寂了近千年之久才重现于世。

由于缺乏明确的记载，我们还无法确知藏经洞封闭的原因。

有学者提出了僧团为躲避战争侵扰而封存法物的“避难说”;也有学者提出了“废弃说”，认为藏经洞文献是敦煌寺院历代保存的陈旧法物，由于佛教对“法宝”尊崇备至，其封闭保藏是基于佛教传统的处理方式，不具特殊历史意义;还有学者指出，宋代前后，随着佛经样式的演进，折叶式的刊本经卷逐步替代了古老的卷轴式经卷，因此就把以前使用起来不方便的卷轴经典等进行集中处理，予以封存。

敦煌藏经洞为我们留下了丰硕的历史宝藏，也留下了众多难解的谜题。

藏经洞发现后，消息不胫而走。

敦煌遗书敦煌遗书是中国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的中古时期纸质写本和印本文献。

又称敦煌古文献、敦煌文书。

发现和被劫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看守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同一杨姓抄经手在第十六窟干活时，杨某将抽烟用的纸捻插入靠近窟门内部北壁的墙缝，不料纸捻陷入缝中。

王、杨二人怀疑壁中可能另有一洞，于是乘夜凿壁，果然发现内有一洞(即第十七窟)，里面堆满了成捆的古代文物和遗书。

从此密封近千年的古代遗书重新面世。

1944年在莫高窟土地祠塑像中、1965年在莫高窟第 122窟窟前遗址中又有少量发现。

首批敦煌遗书被发现以后的最初几年尚未引起轰动。

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A.斯坦因在进行第二次中亚探险时到达敦煌，在翻译蒋孝琬的协助下，利用王道士的无知和对宗教信仰的虔诚，采取欺骗手段，骗得敦煌遗书24箱，运回英国。

斯坦因的“收获”在西方立即引起震动，盗宝者以“探险家”的名义纷至沓来。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也到达敦煌，他以通晓汉文的优势，尽量挑选有纪年和题识的遗书,共得10余筐,辗转运回巴黎。

斯坦因和伯希和盗走敦煌遗书和文物的消息传至内地，国人震惊，一批士大夫纷纷要求清政府进行干预。

但直到1909年,清学部才电令陕甘总督将劫余之物押运北京。

途中何彦昇、李盛铎、刘廷琛等封建官僚亦加劫掠。

此后日本人桔瑞超、俄国С.Ф.奥尔登堡等也参与劫夺。

大批敦煌遗书由此散落世界各地。

收藏和刊布敦煌遗书目前分藏在英、法、中、苏、日五国及其他国家的一些图书馆和博物馆。

斯坦因劫夺的藏文遗书现藏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汉文遗书原藏不列颠博物馆，1973年始移藏不列颠图书馆。

汉文部分已制成缩微胶卷，在国际上公开出售，计6980号，其余未公开的残卷尚有几千号，总量实际已达1.16万余号。

伯希和劫夺部分最有价值，一直藏在巴黎国立图书馆，汉文和藏文部分都已制成缩微胶卷并公开出售。

其中2000号以前原留作藏文遗书编目使用，现存汉文部分 (含少量西域文字) 胶卷为 2001～6038号 (内缺4100～4499号)。

敦煌文献的分布英国——藏卷最多最长者英国藏卷都是斯坦因第二次、第三次中亚探险时所得，凡是汉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文献皆归伦敦的英国博物馆保管；凡是于阗文、龟兹文、藏文、婆罗谜文文献皆归伦敦的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保管，绘画则由资助斯坦因探险的英国、印度分藏。

1973年，由于英国图书馆东方部与英国博物馆分立，所以原在英国博物馆东方图书与写本部的斯坦因敦煌收集品全部转移到新建的英国图书馆藏书库保管，现在编号S．00001－S．13624和P．01－20，“S.”是斯坦因（Stien）的缩写，所编皆为手写本，“P.”是印刷品（Printer）的缩写。

在13624号写本和20号印本中，S．00001-S．6980和P．01-19号是最早由英国学者翟林奈博士（Dr. Lionel Giles）编目的，并于1957年出版《英国博物馆藏敦煌出土汉文写本注记目录》，不久在日本学者努力下这部分内容全都摄成缩微胶卷公布于世，我国学者刘铭恕据以编成《斯坦因劫经录》，与王重民所编《伯希和劫经录》等合为《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一书，于1962年5月出版。

其内容又印入了台湾黄永武主编的《敦煌宝藏》大型图册中，黄永武还续编了S. 6981-S.7599号的卷子。

1991年，荣新江将S．6981－S．13624号中的非佛教文献编为《英国图书馆藏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一书并于1994年出版，其内容则全部印入《英藏敦煌文献》一书共15册中。

藏于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敦煌藏文佛教文献共765卷，已由比利时藏学家瓦雷·普散编入《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敦煌出土藏文写卷目录》中，其后还附录日本学者从藏文、于阗文卷子背面著录的汉文内容的目录163号。

由于斯坦因最早进入藏经洞直接获得大批卷子，王道士又是把大捆的因而比较完整的卷子最先提出来，所以英藏卷子最多而又最长（俄藏号数虽多，但分量并不大）。

法国——藏卷最精最广者法国收藏的敦煌文献都是伯希和1908年所得收集品，全部在巴黎的法国国立图书馆东方写本部，有汉文写本3600馀号，回鹘文写本300馀号，粟特文写本78号，于阗文写本66号，藏文写本2216号，另有梵文写本若干卷和未编号藏文写本900馀号。

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学研究中的史料价值敦煌吐蕃藏文文献是指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被发现的敦煌文书之一，它是吐蕃时期以古藏文形式书写的藏文类文献，因而它既是国际敦煌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藏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第一手重要资料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收藏于世界各地并已编目有序号的敦煌藏文文献达5000卷之多，仅次于敦煌汉文文献而位居其他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西夏文等民族文献之首，特别是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具有双重资料价值，既为藏学研究又为敦煌学研究提供宝贵的原始资料，实乃当今人文社科领域中最为珍贵的古文献之一，对藏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一、在历史学方面的资料价值吐蕃时期是藏族历史上一段建树卓著、创造了空前繁荣的古代文明的黄金时期，为后人学者留下了丰厚的藏文古文献，除了佛教经典论著之外，大致可分为金石铭刻、竹木简牍、伏藏文书和敦煌文献四大类。

这些藏文古文献为研究藏族古代文明提供了全方位的第一手资料。

其中敦煌文献更引起国际藏学界的极大关注，因为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文古文献中不仅保持了原貌，而且内容丰富，正可谓包罗万象，它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军事、法律、地理、文学、语言、民俗、艺术、天文历算、医学科技等。

首先它在历史学方面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因为以往研究吐蕃历史主要依据藏文伏藏文书，而伏藏文书大多又经过后人佛教徒的发掘润色或重新编辑，从而使资料的原始性或真实性大打折扣，并形成一种新的特色，正如陈庆英研究员指出：“藏族古典著作中，文史不分的现象十分突出。

往往一部著作既是历史著述，又是文学作品，有的甚至还阐释了宗教的哲学观点，形成文史哲合一的风格。

”这给历史学家描述吐蕃历史带来一定的难度，尤其对注重实证的西方学者来说，他们很不适应去辨别或引用此类史料。

自从1940年以法文出版《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之后，才引起国际藏学界对吐蕃历史的极大关注。

当时藏学界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藏族古代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

敦煌文物流失海外的历史事迹
敦煌文物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历史上，由于
各种原因，敦煌的文物也曾流失到了海外。

以下是部分敦煌文物流失
的历史事迹。

唐朝时期，敦煌曾是较为繁荣的文化中心。

当时，仙人洞、莫高
窟等地的千佛洞壁画和石窟造像就是敦煌文明的重要遗产之一。

但在
唐末时期，吐蕃入侵，加上众多内部因素，导致敦煌的繁荣走向衰落。

此时，敦煌文物的流失也开始逐渐发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敦煌文物的流失逐渐扩大。

明清时期，由于国
内政治动荡、西方列强的入侵等原因，大量的文物被掠夺和流失到海外。

其中，海外藏家弗朗索瓦·拉平等人曾多次来到敦煌地区，购买
了不少文物，并将其运往欧洲。

此外，20世纪初期，日本也曾派遣考古队伍赴敦煌地区进行发掘。

他们发现了大量的敦煌文物，并将其运往日本。

其中，不少文物至今
仍是日本博物馆的重要馆藏。

总之，敦煌文物的流失事实无法改变，但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寻找、追索流失海外的文物。

同时，也希望国际社会能够理解文物的文
化价值，齐心合力保护好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对敦煌文物流失的思考1900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从1909年9月伯希和将所劫部分文献带到北京，引起罗振玉、王国维、王仁俊、董康等中国学者关注，并开始进行有关研究迄今，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一百年。

百年之间，围绕敦煌文学及石窟艺术的一切，不仅使敦煌蜚声中外，成为东方文化圣地之一，而且也使“敦煌学”的研究发展成为一门世界性的“显学”。

一百年的敦煌学研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同时也留给我们许多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回顾一百年来的敦煌学史，可以发现，敦煌的命运盛衰始终与中国的国运休戚相关。

2000 年6 月22 日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100 周年纪念日。

北京、上海、敦煌等地都举行了各种活动, 北京还专门举办了敦煌艺术大展,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这些都是为了纪念这一令国人感到无比自豪然而又是万分痛心的日子。

敦煌位于河西走廓西端, 扼连接中原与西域要道的咽喉, 是沿古丝绸之路西去东来时必经重镇。

历史上重要人物玄奘、铁木真、马可波罗等都在敦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吐蕃文化、西夏文明也在这里得到了印证和体现。

季羡林先生曾经指出, 甘肃、新疆一带是世界各大文化体系的交汇点, 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以佛教教义为代表的印度文化、以伊斯兰教义为代表的穆斯林文化和以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欧洲文化的融合地, 而敦煌文物正是这种交融的载体, 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认识价值不言而喻。

以研究敦煌文物为对象的敦煌学的兴起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

可是, 这些在全世界也是无与伦比的瑰宝百年来竟遭到野蛮的破坏、掠夺和非法占有。

这也为中华民族国运的兴衰荣辱又一次敲响了警钟。

莫高窟亦称千佛洞, 位于敦煌东南, 坐落在鸣沙山砂砾岩上。

洞窟建筑坐西朝东, 完全符合科学原理。

冬季的西风从背后吹来, 风沙刮不进洞窟; 夏季东风强劲, 但窟区对面的三危山构成一道天然的屏障, 使风沙难于在此肆虐。

敦煌藏经洞的千古一叹1900年，中国农历的庚子年。

这年夏天，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仓皇向西逃亡。

此时，远在西北方的敦煌大漠之上，一个姓王的道士正靠着化缘得来的收益，虔诚地对石窟修修补补。

这里是他的王国，皇城里的祸乱并未给他带来任何影响。

一天清晨，天气微凉，他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石窟附近，心满意足地欣赏着这个刚刚清理完流沙的庙室。

庙室里破损不堪的泥像，让王道士心疼不已，他命人把一尊新的塑像装配在了庙室的台座上。

这时，他注意到墙面上有一道裂缝，里面竟透出一道微弱的光。

泥墙很快就被推倒了，当飞扬的尘土渐渐散落，所有人都惊呆了。

借着微弱的光线，王道士看到这个只有10多平方米的洞窟内堆满了高达数尺的经卷、印本、画幡和许多精美的铜佛，一时间他竟感觉有些手足无措。

藏经洞就这样偶然地被发现了，这一天是1900年6月22日。

王道士也许并不知道，这一天偶然的发现会改变他自己，乃至中国学术的命运。

王道士的虔诚与辛勤“看起来他是一个很古怪的人，非常胆小怕事，还不时流露出一种令人讨厌的狡猾表情”，初次见到王道士，斯坦因这样评价。

这个已经在历史上留下骂名的王道士，是湖北麻城人，大约出生在1850年，小的时候曾读过几年书，后因家乡灾荒而外出逃难。

1875年以后他在甘肃西部的肃州（今酒泉）当兵，退伍复员后就地出家当了道士。

后来，他离开师傅向西云游，大约在1899年前后来到敦煌，慨然叹曰：“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他从此就在这里住了下来。

此时，窟前有三所寺庙，即上、中、下寺，上、中两寺都被西藏的喇嘛占据，人生地不熟的王道士只能在以千佛洞为主体的下寺住下，以化缘募捐、收香火钱、超度亡灵做法事等方式作为生活来源。

光绪年间，像王道士这样依附佛教、寄居佛寺的做法，在肃州、安西、敦煌一带是很普遍的。

在当地站稳脚跟后，王道士开始着手改善居住环境。

曾采访过王道士的盖英群在《戈壁沙漠》一书中说，“他把山上的水引到一条水渠中，这条水渠沿着悬崖峭壁的底部流淌。

英藏敦煌文书S.4276所见归义军政权相关问题考赵沈亭【摘要】唐长孺考证英藏敦煌文书S.4276为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曹议金入贡后唐上表时的表文,意在求授旌节.结合相关史料与敦煌文书,可探讨归义军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体现了曹议金的政治诉求;文书中“二州六镇耆老,及通颊退浑十部落”可见归义军政权的基层制度,曹氏归义军初期“二州六镇”格局;通过S.4276中所记载左都押衙安怀恩可窥探归义军武职左都押衙以及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的关系.【期刊名称】《西夏研究》【年(卷),期】2019(000)003【总页数】6页(P99-104)【关键词】敦煌文书S.4276;归义军政权;安怀恩;左都押衙【作者】赵沈亭【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正文语种】中文“本篇底卷编号为S.4276。

惜残存一纸，根据图版所反映的装帧形式来看，很可能为卷轴装。

原件首全尾残，仅存十六行，行约十五字，共计一百七十字，书写中有多处涂抹，或当为草稿。

”［1］280个别字迹不清，多数保存完整，结合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将文书录文并标点如下：归义军节度左都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安怀恩，并州县僧俗官吏，兼二州六镇耆老，及通颊退浑十部落，三军蕃汉百姓一万人上表。

臣某乙等言：臣闻五凉旧地，昔自汉家之疆，一道黎民，积受唐风之化，地怜（邻）戎虏，倾心向国输忠，境接临蕃，誓报皇恩之德，臣某乙等，至欢至喜，顿首顿首。

臣本归义军节度使张某乙，自大中之载，伏静河湟，□逐戎蕃，归于逻娑。

伏承圣朝鸿泽，陇右再晏尧年，玄德流晖，姑臧会同舜日，遂乃束身归阙，宠秩统军，不在臣言，事标唐史，尔后子孙相继七十余年，秉节龙沙。

［1］280（后缺）录文采自《敦煌文研究与校注》，此录文是在吸收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施萍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等校勘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校录。

“民”字缺笔避讳。

“怜”为邻之讹，刘、施、郑三家均录作“怜”，《敦煌文研究与校注》中录作“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