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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专题作业:1.总结对比各典型公司治理模式的特点。
一、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模式1.外部监控型公司治理模式外部监控型公司治理模式,又称为市场导向型治理模式,因外部市场在公司治理中起着主要作用而得名。
这种公司治理源自于“盎格鲁——美利坚”式资本主义，以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高流通性的资本市场和活跃的公司控制权市场为存在基础与基本特征。
〈1〉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是这种公司治理模式的典型代表。
英美是典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企业融资完全是市场化行为,并形成了完善的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
在此制度背景下，英美企业形成了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融资结构以及与之相应的市场导向型公司治理结构:（1）企业融资以直接融资和股权融资为主,资产负债率较低(一般在35％—40％之间）。
企业长期资金的筹集一般遵循“留存收益—发行债券-发行股票"的次序。
同时,受相关法律制度的限制,银行不能成为企业的股东,银企之间的产权制约较弱,银行在融资与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极其有限。
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1999）将这种银行与企业之间的融资关系称作为“保持距离型融资”。
〈2〉（2）在股权结构中,机构投资者占主体，股权高度分散化.同时，由于存在监督成本与“免费乘车”问题,股东对公司的联合控制也很困难，其理性选择便是“用脚投票”。
〈3>（3)股权的流动性很高。
这不仅导致公司资本结构不稳定,而且使通过市场对经营者实施制衡成为一种重要的机制,而正是这种机制的存在导致了一场公司治理结构的变革。
2.内部监控型公司治理模式内部监控型公司治理模式,又称为网络导向型公司治理模式,因股东（法人股东)和内部经理人员的流动在公司治理中起着主要作用而得名.这种公司治理源自于“日耳曼”式资本主义，以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如日本、德国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
内部监控型公司治理模式以股权的相对集中和主银行(或全能银行）在公司监控方面的实质性参与为存在基础与基本特征。
专业贸易人才培养制度背景：韩国的贸易人力育成与因世界贸易环境变化导致韩国国内外经济贸易政策的发展共同推进的。
贸易在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担当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贸易人力育成也是国家的重大课题进行推进的。
1962年开始树立第1次5年经济开发计划后以贸易人力育成为目的在大学设立贸易学科，企业界则对构建贸易人力供应体系，并把综合商社当成企业的一种形态。
韩国大学中贸易学教育就是在国家政策背景下，以育成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为计划进行。
在韩国企业的立场中有一段时间韩国产品相对于质量而言因为价格低廉而具有竞争力，因此觉得营销不是很重要。
但现代市场中要出口同时具备价格竞争力和具有技术竞争力的产品，因此出口营销能力就显得重要。
并且情报通讯技术的发达和贸易环境的情报化急转后电子贸易的必要性和应当性。
电子贸易的人力育成也开始以重要的课题被认知。
因此政府对于贸易人力扩充供给和贸易人力的质的向上，推进了贸易人力养成施策。
贸易人力育成的代表机关为韩国涉及贸易学的大学，以及贸易学会的贸易学院（academy）。
代表性的政府人力育成事业为大学贸易实物事业团（Trade Incubator）和青年贸易人力养成事业。
这其中韩国大学的贸易学科人力育成与韩国贸易的发展共同经历了历史轨迹。
内容：①大学贸易人力养成历史：韩国大学中成立贸易学科为1960年代初期，在此之前也有3~4所大学中有商学课，其中包括贸易学概论、外汇论、商品学、商法、民法、销售管理等少数有关贸易学的教科书。
但当时作为大学中普通教学中的一部分，几乎没有以贸易学位专业的讲课教授。
5.16军事革命后政府坚持了民主党准备的经济开发5年计划，国家经济开发中心为以出口为导向的成长政策。
为了推动计划，认识到需要育成与之相应的“出口役军”，积极向大学劝说成立贸易学科，并制定、施行了“贸易交易法”、“外汇管理法”、“关税法”等贸易关系法。
后面跟进的是首尔大学、釜山大学、建国大学、全南大学、全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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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日经济发展模式之比较崔志鹰内容提要：韩、日两国经济发展模式有四个共同点：政府都对经济进行干预，储蓄率较高，重视节能和环保，企业管理崇尚权威。
本文着重对韩、日两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同点进行比较，指出韩国奉行“出口第一”，日本奉行“国内市场第一”；韩国以“大企业为主”，日本则“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并举”；韩、日企业决策模式不同，韩国负债率和通货膨胀高于日本，经济稳定性不如日本，但韩国比日本更重视科技和人力资源的投资。
关键词：韩国日本经济模式韩国与日本都是东亚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
尽管日本的经济基础要好于韩国，但韩国能在短短几十年内，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迅速成长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创造了可与日本的“隅田川奇迹”相媲美的“汉江奇迹”，其经济发展的经验仍值得关注。
本文拟对韩国与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作些比较。
（一）韩国是朝鲜战争结束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1960年，韩国的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只有80美元。
那时很少有观察家认为韩国贫困落后的经济能有希望得到改善。
然而，从1963年起，韩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持续的高增长期，到1970年韩国达到了“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水平。
1986年，伴随着当时国际经济环境的“三低”现象（低汇率、低利率、低油价），韩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韩国国内储蓄率首次超过投资率，国际收支也从长期的赤字转向了盈余。
结果，韩国能迅速减少因接受发达国家援助而造成的巨额外债，实现了“经济独立”的早期目标。
韩国经济进入了“依靠自身维持发展”的阶段。
1986年，按照消费价格指数测算的韩国年度通货膨胀率稳定在2％－3％的水平。
1986－1988年，韩国经济增长率每年超过12％，为当时全球最高的增长率。
1995年，韩国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
11〔韩〕Byung-Nak Song：《THE RISE OF THE KOREAN ECONOMY》,Published by in the United States by随着经济发展，韩国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农业持续减少，而非农业――主要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大量增加。
韩国民主化进程中财阀的政治作用分析摘要财阀在韩国的民主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产生了积极和消极兼而有之的政治效用。
在权威政权以及经济尚未获得长足发晨的时期，财阀一方面对民主化进程起到了提供经济基础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其对市民社会力量的压制、造成的政治腐败。
又对政治民主化发生了消极的影响。
在民主化以及经济获得长足发展之后的时期，财阀造成的政治腐败成为韩国政治民主化的最大阻碍，而其促成的权力多元化格局客观上又是对韩国政治民主化的一个积极促进。
关键词：韩国财阀；民主化进程；政治效用；市民社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随着国内外民主化力量的日益滋长，1987年韩国爆发了民主化运动。
之后，韩国的政治体制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型，民主政体取代权威政体成为韩国新的政治体制。
在这一民主化转型的过程中，作为韩国重要经济角色的财阀在政治层面发挥了什么样的政治作用?本文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韩国财阀的内涵与特征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财阀被解释为“垄断资本家，一般指金融寡头”，财团则指“资本主义社会里控制许多公司、银行和企业的垄断资本家或其集团”。
在韩国，财阀亦称财团，二者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国际上对韩国财阀的专业用语为“ChaeboI(BusmessConglomerate)”。
有学者将韩国财阀定义为：“由家族控制的、具有相当大规模的企业集团，或者说是由家族控制的独立企业的联合体。
”也有学者把韩国财阀定义为：“由一个家族成员或亲戚共同所有并管理的，由多个公司构成的大型企业集团。
”不管如何定义，从本质上说，韩国财阀是指一种大型企业集团。
在韩国，每个财阀都拥有数量不等的下属系列企业，少则几个，多则几十个。
今天韩国主要的财阀有三星集团、LG集团、SK集团、现代汽车集团、韩进集团、乐天集团、现代重工业集团等等。
韩国属于后发外生型的工业化国家，韩国财阀脱胎于韩国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南朝鲜财阀所支配的企业集团。
三星企业文化(企业文化)三星的企业文化和理念1、三星的使命：为人类社会作出贡献2、三星的经营理念：以人才和技术为基础，创造最佳产品和服务，为人类社会作出贡献。
3、三星的经营原则：遵守法律及企业伦理；保持廉洁的组织文化；尊重顾客，股东和员工；重视环保，安全和健康；履行跨国企业的社会责任。
4、三星的核心价值: 人才第一；最高指向；引领变革；正道经营；追求共赢。
5、三星人的精神：与顾客同在向世界挑战创造出未来6、三星服务理念：与顾客保持最紧密的关系；为了满足顾客而竭尽全力；让顾客享受最完美的售后服务。
7、三星新经营哲学:危机意识、认识现实、反省过去；变化从我做起：人性美、道德美、礼仪规范、行为规范；同一方向；重质经营；信息化、国际化、复合化。
8、三星人事管理原则：冷静的判断——因才施用，以正确的数据为基础进行冷静的判断；公正的审查——消除一切地缘、血缘、学缘等因素，达到对人的公正认识；慎重的决定——为防止可能发生的失误，在作为决定前要经过深思熟虑。
第三篇：三星的企业文化摘要随着企业间竞争激烈程度的不断加剧，使得企业纷纷通过各种渠道，加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的建设。
其中，在建设核心竞争力的过程中，企业文化作为一种能够确保企业凝聚力及导向力形成的重要的载体，其能够确保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mba毕业论文定制一定的优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企业均开始注重企业文化的构建，通过自身企业文化的构建，使其成为企业员工自觉的行为准则，以激励员工的斗志和凝聚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很多企业也开始尝试进行企业文化的构建，以提升企业自身的整体效能和创造力。
然而，由于当前我国企业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缺乏较为系统的思考和理论的指导，因此，我国企业在进行企业文化的构建时，盲目性较为普遍，严重影响了企业文化在我国企业管理中作用的发挥。
基于此，本文以韩国三星集团为分析对象，对该企业的的企业文化进行系统研究，以为我国企业文化的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LG的发展史1960年代:基础产业建设时期1960年是LG为步入新领域产业进而成长为大的企业集团而修筑基盘的时期。
以化工与电子为支柱，LG在1962年架设了电线，从而拓展了其电器电子产业的领域。
1967年设立的LG炼油作为韩国第一家民间炼油企业，成为LG全面发展的起点。
由此，LG在作为领导韩国化工、能源、电器、电子工业的先驱企业的同时，也迎来了充满希望的70年代。
1970年代:确保稳固长实现产业扩展倡导"先锋精神"与"以人为本"的企业经营方针的LG第一代董事长具仁会(莲庵)突然病世，1970年1月，具滋暻接任LG最高经营者之位。
这位LG的第二代董事长，应国家经济以出口为发展动力的政策需要，提出"稳步生长与挑战精神的结合"，加速了企业发展的步伐。
迈入70年代，LG开始全面致力于高精尖产业，以进身世界级企业的行列。
在这一时期，LG接连设立了LG火灾海上保险、LG投资证券、LG石油化工，LG半导体等公司。
从而以化工与电子两大产业为梁，大力推动石油化工、精密化工、能源、半导体等尖端产业、同时在金融业、流通业、服务业等产业的拓展，使LG 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
1980年代:展开全球化及发展尖端科技时期80年代，LG在70年代高速成长的基础上，实现了在美洲、欧洲、中东等地的当地工厂竣工，从而成长为向海外出口资本与技术的国际性企业集团。
另一方面，LG不断促进产业多样化，设立或接收了LG资本等共18个姊妹公司和公益法人，大力扩展其事业。
1987年，LG在汉城汝矣岛的LG总公司TWIN大楼竣工，大展公司风采。
自1988年，为实现产业经营的未来化，LG开始推行F-88项目和V项目。
这些项目的实施，改善了高度生长过程中出现的重复投资等经营低效性，并也为企业的整体组织改革做了准备。
1990年代:面向新千年的大革新从80年代末，通过经营革新积极适应时代变迁的LG，于1990年2月对外宣布了"21世纪经营构想"，制定出"以人为本的经营，为顾客创造价值"的企业经营理念，构筑了迎接第二次革新的理念和体制。
韩国大企业模式（财阀或财团）的功与过韩国仅用了30年的时间，就迅速完成了工业化，创造了震惊世界的“江汉奇迹”，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复兴的样板”。
韩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和迅速成功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关键的因素就是其大企业财阀在经济发展和工业化中发挥了堪称中流砥柱的作用。
韩国学者林炳润曾指出:“财团就是韩国经济之全部的比喻，并非夸大其辞。
由于财团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和发挥的作用如此巨大，故可以说，没有对财团的理解，就不能理解韩国的经济。
”[1]然而，同样令世界震惊的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席卷下，一批过去被称为韩国经济支柱或中坚的大企业集团纷纷倒闭、破产或陷入经营危机中，使韩国经济遭受重创。
近来发生的几件事更让世界震惊不已:“大宇帝国”的雪崩、“三星集团”的重组和“现代王国”郑氏父子的淡出，似乎都在预示着韩国的大企业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
本文在此对韩国大企业发展模式的利弊得失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学术界同仁。
一、韩国大企业发展模式的缘起韩国财阀及大企业发展模式，是以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民族工商业为起点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1．萌芽期（30年代—40年代中期）。
当时韩国一批年轻人利用日本扩大侵华战争和发动太平洋战争所带来的“军需景气”和日本财阀向朝鲜半岛转移部分产业的有利时机，开始涉足实业界，在日本殖民统治的夹缝中从事商业和服务业。
他们通过掠夺土地和从事大商业经营，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逐步扩大经营范围，从而建立起大的企业集团，如“三养”、“和信”和“开丰”等财阀。
这批战前就形成的财阀规模较小，一般都以小型工商业为经营主体，直到50、60年代以后才发展成为垄断财阀，所以也被称为“原始型财阀”。
2．成长期（40年代末—50年代中期）。
它们主要借助于韩国经济复兴的良机，依靠“归属财产”、美国的经济援助和政府的“特惠扶持”发展起来的。
1947年，美国占领当局将没收日本殖民所有（包括2575家企业、库存物品、不动产及相当于朝鲜半岛15％的土地，相当于韩国总资产的80％）的所谓“归属财产”，经李承晚政府之手几乎无偿地“处理”给私人企业。
韩国大企业模式（财阀或财团）的功与过韩国仅用了30年的时间，就迅速完成了工业化，创造了震惊世界的“江汉奇迹”，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复兴的样板”。
韩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和迅速成功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关键的因素就是其大企业财阀在经济发展和工业化中发挥了堪称中流砥柱的作用。
韩国学者林炳润曾指出:“财团就是韩国经济之全部的比喻，并非夸大其辞。
由于财团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和发挥的作用如此巨大，故可以说，没有对财团的理解，就不能理解韩国的经济。
”[1]然而，同样令世界震惊的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席卷下，一批过去被称为韩国经济支柱或中坚的大企业集团纷纷倒闭、破产或陷入经营危机中，使韩国经济遭受重创。
近来发生的几件事更让世界震惊不已:“大宇帝国”的雪崩、“三星集团”的重组和“现代王国”郑氏父子的淡出，似乎都在预示着韩国的大企业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
本文在此对韩国大企业发展模式的利弊得失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学术界同仁。
一、韩国大企业发展模式的缘起韩国财阀及大企业发展模式，是以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民族工商业为起点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1．萌芽期（30年代—40年代中期）。
当时韩国一批年轻人利用日本扩大侵华战争和发动太平洋战争所带来的“军需景气”和日本财阀向朝鲜半岛转移部分产业的有利时机，开始涉足实业界，在日本殖民统治的夹缝中从事商业和服务业。
他们通过掠夺土地和从事大商业经营，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逐步扩大经营范围，从而建立起大的企业集团，如“三养”、“和信”和“开丰”等财阀。
这批战前就形成的财阀规模较小，一般都以小型工商业为经营主体，直到50、60年代以后才发展成为垄断财阀，所以也被称为“原始型财阀”。
2．成长期（40年代末—50年代中期）。
它们主要借助于韩国经济复兴的良机，依靠“归属财产”、美国的经济援助和政府的“特惠扶持”发展起来的。
1947年，美国占领当局将没收日本殖民所有（包括2575家企业、库存物品、不动产及相当于朝鲜半岛15％的土地，相当于韩国总资产的80％）的所谓“归属财产”，经李承晚政府之手几乎无偿地“处理”给私人企业。
1945－1961年，美国向韩国提供了大约21.5亿美元的物质援助。
韩国政府将其出售所得占当时财政收入的40％左右，以此充当对工商业贷款和投资的来源。
[2]那些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官商利用这一机会，通过购买归属财产、外国援助分配和政府在金融等方面给予特惠等途径发展，形成一批特权财阀，如“三星”、“乐喜金星”、“大韩”、“东洋”等，因此而被称为“特惠财阀”。
3.膨胀期（60年代初—70年代末）。
60年代初，朴正熙上台后，曾采取一些措施试图改变财阀对国民经济垄断的局面。
但韩政府很快发现，在市场体制不健全、企业缺乏竞争力的情况下，财阀是一支可发挥作用的经济力量。
通过各种经济政策的诱导和支持，在政府一系列五年计划和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一大批新兴现代财阀形成。
70年代初中期，在韩国“重化工业化”浪潮中，得益于政府优惠贷款、税收减免等政策倾斜，大批财阀转向钢铁、石化、造船、汽车、电子等产业领域，形成一批“借款财阀”，如“现代”、“鲜京”、“大宇”、“韩国火药”、“双龙”、“韩进”、“东亚”等。
新一代财团都是借韩国经济起飞，即政府实行开放政策而迅速积累资本（外资）形成财团的，因而被称为“现代财阀”。
4.扩张期（80年代—1997年）。
这一时期，由于韩国政府产业政策的引导和全面的经济援助，韩国财阀规模越来越大，并逐步形成对生产与资本的高度垄断。
1987年，韩国列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有13家，其中“三星”、“现代”还被列入世界最大的50家企业之中。
1993年，韩国前30大财团的销售额达107.2万亿韩元，占当年韩国国内生产总值113.1万亿韩元的94.8％。
1995年，韩国政府启动“世界化战略”，又推动了大企业财阀的投资和规模的进一步扩张。
[2]5.衰退期（1997年—1999年）。
1997年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席卷下，一批过去被称为韩国经济支柱或中坚的大企业集团纷纷倒闭、破产或陷入经营危机中，如“起亚”、“汉拿”、“韩宝”、“真露”、“三美”、“海天”、“高丽”、“大宇”、“NEWCORE”、“HAITAI”等，“现代”，“三星”、“LG”、“SK”等财阀依然负债累累，使韩国经济遭受重创，“大马不死”的神话也由此破灭。
6.改革期（1998年—现在）。
韩国爆发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组织（IMF）直接介入了其改革和调整方案的制定。
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改革企业结构，改革主要对象是财阀。
政府要求财阀撤消集团的综合计划部门，集团首脑只能担任一个公司的会长，以打破财阀家族控制；要求财阀卖掉非核心企业，资金用于补充核心企业的资本，实行专业化经营；禁止集团子公司相互提供贷款担保。
韩国政府要求每个财团集中力量经营3－5个大的产业部门，并采取交换的方式放弃集团的弱势产业。
“三星”只经营电子、金融和贸易服务业；“现代集团”致力于建筑、重工、化工、电子、汽车和金融服务业；“大宇”则从事重工、汽车、贸易和证券业；“LG”集中发展电子、石化、服务和金融业；“鲜京”则经营能源化工、信息通讯、金融和运输业。
韩国推行财阀体系改革遇到较大阻力，一旦触及财阀的切身利益，还会引发新的政治或经济危机。
二、韩国大企业发展模式的特征20世纪80年代末，韩国的“反托拉斯法”把“财阀”（Chaebols）定义为总资产在4000亿韩元（按当时汇率约合5亿美元）以上的大企业集团。
当时韩国有43家财阀，包含672家企业。
[3]韩国的财阀是在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与欧美的财团或大企业集团有很大的区别，是韩国经济社会中一个独特的现象。
1.政治与企业高度结合。
欧美的财团主要是通过市场竞争通过不断兼并和联合而逐步形成的，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
而韩国的财阀是在不完全市场竞争条件和政府强有力的扶植下形成的，是韩国政府推行扶植鼓励政策的结果，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
在韩国经济发展初期，政府面临着政治经济的混乱局面，市场不完备，政府的财政金融经济杠杆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于是政府想通过重点扶植几个大财阀来维持经济运行秩序，即“政府调控财阀，财阀引导市场”。
同时韩国企业面临国外名牌企业的竞争，只有大企业的崛起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分得一杯羹。
因此，韩国政府从一开始就采取了重点扶植“据点企业”，以大企业为中心推进工业化路线。
从韩国财阀发展史来看，它们主要是依靠政府的政策倾斜而获得垄断地位的。
70年代初以前不说，仅是70年代中期以后，政府贷款的1/3—2/3被作为“政策性融资”用于资助大财阀发展。
大财阀不但可以得到低息贷款，而且可以优先使用外资，并能得到大量出口补贴和各种补助金。
大财阀也认识到，自己的发展离不开政府靠山和后台，对于政府的经济计划和行政干预，甚至是对企业投资和经营活动的干预也不反感，而且乐于按政府旨意行事。
韩国财阀的核心层是产业性大公司，非金融机构，本身不具备信贷能力，因而政府提供贷款成为韩国财阀赖以生存的“生命线”。
因此，韩国财阀的私人垄断资本与政府的政治权力结成密不可分的关系，其密切程度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或地区。
正如美国哈佛大学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政府实际上是大财阀的缔造者，“在韩国大企业中，政府是事实上的董事局主席，而商人只有一些董事席位”。
许多外国人称韩国经济为“韩国株式会社”，韩国经济之船上划橹的不是企业家而是政府官吏。
在政企结合的官商合作中，尽管韩国经济得到高速发展，但也为危机埋下隐患。
2.企业规模的巨型化策略。
韩国的财阀大多是混合型企业集团，属于一个个庞大的企业集群。
经营规模巨型化是韩国财阀的一个显著特点。
由于政府产业引导和经济援助，加上本身的极力扩张，韩国财阀的规模越来越大，逐步形成了对韩国生产和资本的高度垄断，不少财阀跻身于世界级大企业之列。
在韩国最大30家财阀在1970年平均拥有约4个子公司，1989年增加到17个，到1995年达到20个，其中最大的5家财阀平均拥有子公司42个。
[3]3.高度集中的内部家族控制。
财阀所有权高度集中，它主要通过家族股份和子公司互相持股实行所有权控制。
由家族控制的核心企业，通过法人持股的方式占有其他企业，是韩国财阀集团化的基本模式。
1994年韩国最大的30家财阀大约10％的股份掌握在家族手中，另有33％的股份是子公司相互控股，集团外部持股大约占57％，但运作起来竟如同其私家资产。
[3]由于外部持股分散，财阀所有权仍牢牢控制在家族手中。
财阀透过持有事业公司的股份或子公司股份来形成，将全体旗下企业结合在最高控股公司之下，并透过高级职员兼任、融资、持续性交易行为等方式来加强，使得集团内企业的行为统一在最高司令部的控股公司之下。
据资料显示，财阀家族成员几乎占据了财阀公司中75％的总裁和经理董事职位。
三、韩国大企业发展模式的症结韩国财阀在国家经济起飞和对外扩张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不能因为财阀出了问题就彻底否定其作用。
韩国财阀的作用至少可以归结为3点:第一，财阀是韩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火车头。
韩国经济的起飞取决于财阀的崛起；第二，财阀是韩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力军。
在韩国经济外向型发展中，财阀由组建出口导向企业，到组建综合贸易商社，再到走向跨国公司，对亚太乃至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第三，财阀是韩国经济转型和升级的助推器。
它促进了韩国经济技术的高级化和现代化。
但是，我们也看到，韩国财阀的弊端相对于其作用而言同样非常明显。
在如何看待韩国的财阀上，有两种倾向是欠妥的:一是在财阀兴盛时，就大吹特吹韩国的财阀，甚至主张中国照搬韩国大企业发展模式；二是在财阀危机时，就彻底否定韩国财阀甚至所有大企业的作用。
我们不能把韩国财阀的问题与大企业的问题简单地划上等号。
实际上，韩国的财阀相对于世界上其他顶尖大公司而言，其规模其实并不大。
“现代汽车公司”是韩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其规模只有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7％，“三星电子公司”也只及日本松下公司的14％。
[3]但为什么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特别是美欧的大企业兴旺发达，而韩国的大企业则危机四伏？问题不是出在大企业本身，而是韩国财阀所特有的弊端所至。
我们前面讲过，韩国的财阀与欧美国家的大企业集团有很大的不同，存在许多与现代企业格格不入的东西，而问题恰好就源于此。
1.政企不分造成官商勾结和社会腐败。
客观地讲，没有政府的扶持，韩国财阀绝对不可能发展到如此地步。
然而正是政企之间这种超乎寻常的关系，给韩国经济危机埋下了导火线。
由于政府与财阀之间关系过于密切，政府陷入财阀的圈套中不能自拔。
政府支持，财阀规模越来越大，财阀规模越大，影响就越大，政府不能让其破产，反而给予紧急援助和保护，这又进一步助长财阀“大马不死”的心理，诱使财阀不计成本、不讲利润、不怕亏损，盲目进行扩张，这样反过来又增加财阀的经营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