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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马克思主义学院 1211402班 121140201 付穗决策活动作为人类社会管理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任何一个管理部门都把决策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因此，决策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所谓科学决策，就是把科学引入决策的过程中，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采用科学的方法，以确保决策的准确性。
要使决策科学化，需要大量研究、论证、分析，获取大量感性材料，再加以分析综合，的处理性的科学的认知，从而提高决策的准确性。
这对于一些重大工程项目、重大社会政治经济决策、重大国家国际战略方针的制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必不可少的程序。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封建制度持续了两千多年，尽管辛亥革命使“民主”的概念得到广泛的传播，但并未真正深入人心，被人们所理解和践行。
民主决策要求让更多的人参与决策，包括参与决策过程和决策讨论公平。
民主决策的重要意义在于，使更多的人民能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使公共部门的决策真正反映民意，集中民智，体现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也使公共部门作出最佳决策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从而提高决策的正确性与可行性。
依法治国是我国是治国安邦的基本方略和基本国策，每个人、每个组织的活动都是自由的，但必须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法律的意义在于维护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从而维护社会秩序，保证社会稳定。
一项决策对自身再有利，如果违背了法律，是建立在损害他人的利益的基础上的，这样的决策必然不能实行，即使实行，也会导致大多数人的利益受损，自身形象下降，日益人心背离，最后害人害己。
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
法律是最低要求，科学与民主是现实需要。
科学是从理论上进行研究，提高决策的准确性，而民主则是增加参与人数集思广益，使决策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它们的联系在于依法决策为决策的实施提供了最基本的可能，科学决策是决策在理论上得到保障，而民主决策使决策符合民意，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民主科学决策制度作为一个国家，民主的管理方式和科学的决策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民主可以使人们参与决策，确保政府和民众的负责任，而科学的决策制度可以基于客观数据和事实，从而使政策更加有效和可持续。
因此，建立民主科学决策制度，是我们的共同追求。
一、民主决策的意义民主决策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非常重要，首先民主决策可以体现广泛的民意，提高社会的参与度和信任感。
其次，民主决策可以让民众了解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和决策，增强政府的公信力。
此外，民主决策可以让政府领导者了解民众真实的需求和感受，从而更好地贯彻落实政策。
总的来说，民主决策可以使政府与民众的联系更加紧密，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科学决策的意义科学决策是基于客观事实和数据，考虑了诸如环境，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相互作用的决策制度。
这样的决策可以避免决策者主观判断的偏见和错误，并借助科学方法和工具最大限度地采用最优决策。
科学决策的基础是数据采集和分析，从而获得客观的情况和指导。
并且，科学决策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低效决策和资源浪费，也可以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变化。
三、民主科学决策的必要性在现代社会中，民主科学决策必须成为日常决策的基石。
只有依靠科学的决策制度，我们才能建立健康的社会，更好地维护公众利益。
因此，建立民主科学决策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1. 透明度民主科学决策制度必须是基于透明度。
政府决策必须公开公布，政策决策的依据和过程必须完全公开，这样才能使民众了解决策者所面对的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案和选定的决策。
同时，透明度可以建立政府与民众的信誉，使人民相信他们的投入和信任得到了切实回馈。
2. 支持和参与在保证透明度的同时，必须支持和鼓励群众参与政策决策的过程。
政府可以利用研讨会、听取意见和进行咨询等途径向公众征求意见和建议，使公众可以更好地了解政策制定的过程和最终结果。
这样必定能更好地通过更为普遍参与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减轻基于一个人简单决策的压力。
3. 重视科学依据最重要的是，民主科学决策制度必须基于科学的依据。
依法决策\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关系刍议摘要：新形势下，行政决策是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所面临的新问题、新困难的重要所在。
要提高行政决策，其根本就是要坚持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依法决策的统一性。
关键词：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关系现阶段一些领域中的腐败现象，执法不公、行政不作为等问题比较突出，要解决这些突出问题，就要进一步推进依法科学民主决策。
如何处理好依法、科学、民主决策之间的关系，本文从五个方面探讨了这一问题。
一、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重要性随着政务公开、透明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公共管理倡导的公民社会理念日趋形成，党和政府注重通过听证、座谈、调研、互联网等形式广泛征集公众意见和建议，表明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正在向制度化方向演进，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决策机制正在形成。
另一方面，仍有不少掌握决策大权的领导干部缺乏法制观念、科学思维和民主意识，群众观念淡薄，决策唯权力、唯利益，做出了一些脱离实际、违背规律、不符合群众利益要求的错误决策。
行政实践中违背依法科学民主精神的决策并不鲜见，决策时缺乏法制意识，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和既定的法定程序，背离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大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造成了地方经济的畸形发展。
罔顾民意，以个人利益、部门利益来驱动决策，群众利益被肢解、被碎片化，导致决策的随意性和片面性。
经验决策、盲目决策、违法决策造成的经济损失难以估量，严重地影响到地方经济社会积极健康发展，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依法决策是行政决策的前提与保障依法决策是行政决策的前提和保障。
法律规范是决策制定、执行、评估的起码要求与基本准则，同时也是决策的约束、救济、保障机制。
所谓依法决策，就是运用法律规范、调控行政领导决策过程，使决策行为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
使行政决策制度化、规范化。
它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决策主体的法制化。
决策机构或领导在整个决策过程中依法、用法、守法，决策权是法律赋予特定的机构或领导的权责统一的行为，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超越了法律所限定的范围就是违法决策、无效决策，就是不作为、失职或渎职。
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浅析2016级党史班余兴力在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人们平时最关心也是谈论最多的便是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的问题。
但是究竟如何理解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却并没有得到深入的讨论。
本文拟就此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以就教于学界。
一般说来，人们对科学决策的理解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指决策的方法和程序符合科学的要求，另一方面是指决策的结果符合客观规律。
前者一般不容易产生歧义，而后者却容易产生歧义。
当然，就前者来说情况也是很复杂的。
科学方法有社会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方法的区别，人们只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而不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是否合理呢？对信息的归纳、整理和分析也有不同的方法，有量化分析的方法，也有一般的归纳与综合的方法。
使用一般的归纳与综合的方法是否就不科学呢？例如过去的革命战争时期，战争的形势瞬息万变、政治环境纷纭复杂，然而毛泽东就是运用对立统一的方法和归纳综合的方法制定了正确的政治的战略策略和军事的战略策略，从而赢得了革命和战争的胜利。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的发展作了多么英明的预见，历史证明，后来抗日战争的发展基本上是按照这一预见实现的。
我们能说这样的决策不科学吗？当然我们也不能说量化分析的方法不科学，虽然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所以，关于决策方法的科学性的问题便是一个值得深入地讨论的问题。
对于后一个问题，即关于决策结果的科学性的问题，就不仅复杂，而且还会产生歧义了。
这里涉及到对实际情况的看法问题。
从决策者的角度来说，似乎决策的对象──包括环境和人都是纯粹的客体。
他们只有在一定政策的作用之下才会产生这样和那样的反应。
这样，就可以把每一项决策和客体的反应之间的联系作相关的细致的分析，并且将这一过程变成完全可以重复进行实验的过程。
只有作这样的设想时，才能从自然科学的意义上来考察决策结果的科学性。
这也就是把决策的过程和自然科学的实验相提并论。
这样做在一些人看来才是完全符合科学的，因而是科学决策的本意。
浅析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作者：马治海,崔新玲来源：《今传媒》2010年第09期摘要:决策过程中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是相互联系,互相促进的,但在决策的实际制定过程中却存在着决策科学化排斥民主化,民主化压制科学化的矛盾。
因此,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应根据决策对象的具体内容在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要求方面各有侧重,两者不可并驾齐驱。
关键词: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中图分类号:C9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09-0170-02一、引言在某种程度上,公共政策是一国公共意志的表达,决策的成功与否对推动本国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障公民权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必须审慎决策,不可掉以轻心。
自1986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在全国软件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问题以来,学术界对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问题的讨论日渐增多。
但学者们大多从其一致性方面来谈两者之间的联系,而忽视了他们相互冲突的一面。
本文就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在理论层面的冲突及其在实践推行中存在的问题展开初步探讨,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二、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概念的界定及二者之間的联系(一)相关概念界定学者们对于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概念尚未达成共识。
人民大学张成福教授认为,“决策科学化,就是决策这一主观活动完全要符合客观事物的实际,坚持符合实际的思想路线,运用科学的理论、方法、手段、体制进行决策”。
[1]厦门大学陈振明教授认为,“决策科学化是指决策者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及方法特别是决策的理论与方法来进行决策,并采用科学合理的决策程序。
”[2]虽然我国理论界对于决策的科学化尚未达成共识,但是,我们可以概括出决策科学化的核心是在决策的过程中广泛应用先进的科学思想、理论和技术,强调其制定过程中的专业化要求。
对于决策的民主化,张成福认为,“民主化包括决策方式方法民主和决策目标民主两方面,既要使人民群众充分行使决策参与的民主权利,听取各行业专家、能人的意见,使决策目标体现民意,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处理好决策中的科学与民主2013-04-08 第05版：党的建设作者：李志昌来源：学习时报字数：1911在决策中，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是两个基本要求。
从理论上和原则上讲，这两个要求应该是统一的，但在实际决策中，有时候可以做到统一，有时候却会发生不一致甚至冲突的情况。
如何处理好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关系，是决策中一个重要问题。
科学决策，从过程来说，要遵循正确的决策原则和决策程序；从结果来说，决策方案要符合实际、符合客观规律。
总之，科学决策的实质是要解决好决策的“真理性”问题。
民主决策，从过程来说，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集思广益；从结果来说，决策方案要代表大多数人的意见，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
总之，民主决策的实质是要解决好决策的“价值性”问题。
从理论上和原则上讲，我们的决策应做到“真理”与“价值”的统一，科学决策为民主决策提供理性基础，民主决策为科学决策提供价值取向。
在实际决策中，情况就很复杂。
在任何社会决策中，都存在“多数人”和“少数人”的关系问题，具体说，就是多数人的意见和少数人的意见、多数人的利益和少数人的利益关系问题。
民主决策有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的意见服从多数人的意见，少数人的利益服从多数人的利益。
但是，有一个问题值得深入分析，“少数”和“多数”的区分，能不能作为判断“正确性”、“合理性”的标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通常认为，多数人的意见是正确的，少数人的意见是不正确的；多数人的利益是合理的，少数人的利益是不合理的。
实际上，问题并不这么简单。
在一些情况下，或者说在多数情况下，可能是这样。
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可能是多数人的意见不正确，少数人的意见正确；多数人的利益不合理，少数人的利益合理。
从历史到现实，这种情况都是存在的，而且有不少教训。
因此，在实际决策中，不能简单以“多数”和“少数”作为意见和利益的取舍标准，要辩证分析、处理好这个关系。
科学决策的实质，就是决策方案要符合实际、符合客观规律。
试论正确处理民主决策与科学决策的关系民主决策与科学决策是现代社会中进行决策的两种主要方式，合理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更好地推进社会进步和发展。
本文将试论如何正确处理民主决策与科学决策的关系。
首先，民主决策是一种基于民主原则的决策方式，它的核心是民主权利。
在民主决策中，人民的意见和想法得到充分的关注和尊重，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如投票、调查、听证、公开讨论等，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
民主决策的优点是能够充分照顾到广大民众的利益和意愿，使决策更加公正和合理。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民主决策也存在缺点，例如，经常出现个别利益受损、大规模歧视、权利不平等等问题。
相对于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更加注重数据、真相、证据。
科学决策是基于客观科学方法和科学理论的制定决策方式，它要求人们用科学方法和技巧来分析和解决问题。
科学决策的优点是能够避免一些主观臆断和情感偏见，确保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但是，科学决策也容易忽略一些人类情感和价值观，不能很好地反映公众意愿。
正确处理民主决策与科学决策的关系，应当先认识到这两种决策方式的互为补充和相互作用的性质。
民主决策作为一种决策形式，应已最广泛的各阶层人民利益为中心，尊重人民民主权利，化解社会矛盾，体现社会发展趋势。
就决策的实施过程而言，要求透明且广泛参与，引导人们以理性的态度主动关注社会热点问题，主动信任专家科学建议，增加社会共识度和稳定性。
而科学决策则应该强调严把科学证据和方法关，坚持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和可靠的实证数据证据，并将公众的关切和需求充分考虑进去，根据不同群体的实际需求进行定制化的分析和解决方案。
在制定科学决策的过程中，不能仅仅局限于科学性的追求，同时还必须关注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可持续发展，公众参与和监督等各种因素。
当然，两者之间存在的张力和矛盾也需要得到解决。
在实际的决策过程中，可以采用以下的方法加强彼此间的关联和对话：首先，发挥民主决策的优势，在制定科学决策的初期或决策执行过程中，引入更广泛的社会参与，使公众更好地了解和参与到科学决策的过程中，增强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互信和合作。
论述领导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全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措施。
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对于我们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完成各项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一、正确把握决策领导民主化与科学化的关系领导决策，科学化是目标，民主化是保证。
决策的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是相辅相成的。
离开了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决策就无从谈起；离开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决策就失去了意义。
把握好领导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辩证关系，是正确决策的基础。
1、决策科学化是决策民主化的最终目的和归宿，是领导决策的目标领导决策科学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领导工作自身的要求。
决策科学化是领导决策应达到的最终目标。
民主的决策体制克服了个人集权决策体制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使智囊咨询系统、信息系统等直接参与决策过程，成为决策体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必然要求决策程序和方法的科学化趋向，导致决策科学化。
2、决策民主化是决策科学化的前提和保证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决定了单凭决策者个人的知识和能力，不可能驾驭全局，必须集中领导集团和群众的智慧，充分发挥智能机构和专家、学者的作用，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做到决策民主化，才能形成正确的科学的决策。
决策民主化是决策科学化前提和保证。
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十六字方针，深刻揭示了现代决策的真髓。
集体领导与民主集中是科学决策的根本保证。
坚持和维护集体领导，集思广益，不仅能够防止个人专断的产生和发展，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扬民主，减少决策上的失误，有利于实现决策科学化。
决策者在决策中只要按照严格的程序，抓住“民主”这一核心，经过每个程序的层层选择，决策的目标就会越来越明确，越来越集中；决策方案就会越来越可行，越来越可靠；领导者的愿望就会越来越接近客观现实，从而使领导决策更加正确和科学二、催进领导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具体有以下方面：（1）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广泛集中民智，使决策真正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之上。
民主决策促进政府决策科学化在现代社会中，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决策密不可分。
民主决策作为一种决策方式，在政府决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探讨民主决策如何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
首先，民主决策可以促使政府决策更加科学化。
民主决策的核心原则之一是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
政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通过广泛征求民众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汇集各方智慧，减少个人主观偏见的干扰，使政府决策更加客观公正。
民主决策能够刺激全社会的智慧和创造力，促进政府决策从集体智慧中获得科学化的指导和支持。
其次，民主决策可以增加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和公开性。
在民主决策的过程中，政府需要充分向社会公开决策所涉及的信息和数据，同时通过公众参与的方式，让民众了解政府决策的基本原则和立场。
透明的政府决策有利于消除社会对政府决策的猜疑和不信任，维护政府的权威性和合法性。
透明公开的决策过程还能够提高政府的责任感和服务意识，从而使政府决策更加科学化和合理化。
此外，民主决策还可以有效避免政府决策的错误和失误。
民主决策的过程中，政府需要与民众进行广泛的讨论和互动，审慎权衡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利益，避免过于片面和主观的决策。
政府必须认真倾听民众的意见和反对声音，及时纠正错误和偏差。
通过开放的讨论和辩论，政府决策不仅可以得到更多的思考和反思，也能够发现和解决决策过程中的问题和困难，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此外，民主决策还可以增强政府决策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民主决策注重平衡各方利益，维护社会的长期利益和稳定性。
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充分考虑社会各界的不同利益和声音，避免过度的权力集中和利益偏向，确保决策的公平性和长远性。
只有通过民主决策，政府决策才能够真正代表全体公民的利益，满足社会的多元需求，从而提高政府决策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综上所述，民主决策在促进政府决策科学化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民主决策可以使政府决策更加科学、客观、公正，增加决策的透明度和公开性，避免决策的错误和失误，增强决策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试论正确处理民主决策与科学决策的关系摘要：在推进政府行政决策民主化与科学化的过程中，民主决策与科学决策经常发生矛盾，能否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是衡量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效果的重要标准。
必须把握民主决策与科学决策的深刻内涵，把群众利益与科学精神结合起来，以民主决策作为基础，保证决策的合法性，以科学决策作为导向，保证决策的科学性。
关键词：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增强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提高行政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经阶段和必由之路。
但现实政府行政实践常常发生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的矛盾和冲突，出现决策的困境。
处理好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的关系，就有助于实现政府的决策目标，否则就会因决策失误造成混乱，甚至引起重大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
一、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内涵及其矛盾1.决策民主化的内涵。
行政决策民主化是指行政决策主体，在决策过程中与社会公众保持密切的联系，最大限度地让人民群众参与决策，使人民群众能够通过各种有效的信息渠道，充分表达对各种行政决策供选方案的意见和建议，达到决策目标符合民情、决策过程尊重民意、决策结果顺应民心，最终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行政行为。
简言之，行政决策民主化就是指行政决策在制定的过程中充分保持广大公民的参与度，力求使决策的达成融入人民的力量，最终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行政行为。
2.决策科学化的内涵。
行政决策的科学化，也可称为科学决策，是指行政决策在科学的决策理论指导下，按照科学的决策程序，运用科学的决策方法进行决策。
包括决策体制的科学化、决策程序的科学化、决策方式的科学化。
行政决策科学化的本质内涵是决策的内容必须是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符合事物发展的基本要求，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拥护。
它是和决策的随意性、人为因素以及浪费等相对应的概念。
为此要建立一整套决策的程序、体制、方法才能保证决策的科学化。
简言之，所谓行政决策的科学化就是指决策的正确属性，以及是否能够最大程度的契合当时的环境，强调的是决策的做出是否既考虑到了降低成本，又考虑到了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或是否很好的处理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协调了各方的利益格局。
3.两者之间的矛盾。
一般情况下，行政决策的民主性并不能兼容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反过来，行政决策的科学性也不是完全能兼容其民主性，在行政决策实践中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矛盾。
决策民主性强调的是合民意性，而决策的科学性强调的是合规律性，有时候往往行政决策的民主化以失去决策的科学性为代价，或者是行政决策的科学化以失去决策的民主性为代价。
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日趋多元化，特别在社会转型期，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政府一项行政决策的出台涉及的不仅仅是民生问题，还有生态问题、发展问题等。
也不仅仅是两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而是在更大范围、更多的主体之间利益的整合问题。
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有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等。
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对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稍有不慎，决策便会带来巨大的成本与恶劣的社会影响。
所以新时代对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的要求便显得更为迫切。
在决策实践中，政府决策存在着草率决策、随意决策、决策的经济导向和政绩导向，出现了大量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现象。
归结起来，就是没有把决策的科学性与决策的民主性统一起来，把民意与科学结合起来统筹谋划，要么在某项决策偏向于科学性，要么在某项决策中偏向于民主性。
大多数情况下是偏向于注重行政决策的科学性而忽视了行政决策的民主性。
行政决策的出台主要是采用专家咨询的方式，而并没有考虑人民力量的参与。
其实，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一个正确合适的决策是可以把科学性寓于民主性之中的，同时把民主性建立在科学性的基础之上，既在民主过程中寻求科学性，又在遵循规律性的基础上追求民主性。
在这样一种模式下既能充分地反映民意，体现决策的合法性，又能保证决策的质量，降低决策的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和管理水平。
这样一种决策模式或许才是我们现今急需要的一种决策模式。
二、以民主作为决策的基础，保证行政决策的合法性1. 民主决策要以人为本。
建立人本的理性权威，体现对人的真正尊重和敬畏，而不是把以人为本作为一个口号。
在政府实践中把人本的终极价值当作评价一切制度和规范，以及政策措施优劣的最高标准、终极标准。
“执政效果问民意”，重庆在行政实践中，注重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这个做法就是很好的例证。
要把所有人都当作人看，正视、尊重他们的需求、兴趣、爱好、宗教信仰，以及觉悟层次的差别等，不能采用单一的高标准要求所有人。
遵循帕累托最优与帕累托改进原则。
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也称为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帕雷托最佳配置，是博弈论中的重要概念，并且在经济学、工程学和社会科学中被广泛应用。
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即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也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
换句话说，就是不使任何其他人受损的情况下不可能再改善某些人的境况。
帕累托改进是通过持续改善，不断提高社会的公平与效率，从而使社会和事物发展达到“理想王国”，简而言之，各方都有利、都同意的事情或制度安排，一定是帕累托改进，即政府要最大限度地改进和增加民众的福利。
2.扩大行政决策民众参与的途径。
目前我国民众参与行政决策的主要途径就是参加听证会。
听证会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为人民参政议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但是现在的听证制度存在着诸多的弊端。
例如确定听证代表的遴选程序、标准和数量不透明；缺少听证代表意见的信息反馈制度；缺少规范化的听证程序，听证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听证笔录对行政机关缺乏约束力；缺少听证权利的救济途径。
正是由于听证制度存在着如此之多的弊端，所以不能满足人民对参政议政的需求，因而扩大行政决策参与的途径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
应该在建立听证制度为核心的情况下积极发展和完善公众其他参与的途径，让公众有更多的选择。
比如说发展和完善社情民意反映制度、专家咨询制度、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
3.决策效果由民众评价。
民主的主动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把握着，政府又是由政府官员组成，所以说，政府官员充分掌握着决策是否民主的主动权。
官员如果想推进民主，再大的代价民主也能顺利开展下去，官员如果没有民主的意识，成本为零的民主也付诸不了实践。
所以要推进决策的民主化，官员的主观意识是关键，要帮助官员树立正确的民主观。
首先，要让干部真正明白自己的权力来自于人民，人民作为权力的所有者当然在权力的行使过程中要参与进来。
其次，要树立民众作为决策的评价主体。
这就必须靠制度创设，政府的政绩真正由老百姓来评。
以往决策效果都是由上级领导评价，上级说决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你就有升官的可能。
这样的决策评价机制，使得官员在进行决策时都特别去迎合上级的意思，而不考虑群众的意见。
而由百姓来评价政府的政绩就改变了行政决策评价的主体和导向，政府必须满足了群众利益诉求，才可能得到好的评价。
重庆的实践就十分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4.决策的执行过程中要有民众的参与。
决策在执行过程中，如果偏离了最初制定的决策方案，不仅使决策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还会挫伤民众参与决策的积极性。
所以在决策的执行过程中，必须有人民的监督，以便及时纠正决策执行中出现的偏差。
真正的民主不是花钱让民众坐在一间空房子里高谈阔论，然后由工作人员把人民谈话的过程记录起来，而是应该把记录起来的东西付诸实践。
实现决策民主化要从转变观念、完善体制等方面入手。
一是从转变观念入手，提倡民主精神，破除各种不适应于改革开放新形势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旧的决策观念，树立重视民众参与的决策观念，专家咨询观念，集体决策观念，决策权力分散、下放观念，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观念，重视决策跟踪评价观念等。
同时，营造一种民主、平等、协商的公共政策环境，形成一种人人能畅所欲言，充分表达自己观点，并积极提出政策建议的局面，促进多种公共政策方案的优化与选择。
二是理顺决策子系统中各种决策主体的关系。
既要保证党对公共政策工作的领导，又要保证人大和政府的决策权，充分发挥它们作为公共政策主体的地位和作用。
三是完善体制内的公共政策研究组织，从法律上保障其应有的地位，赋予这些研究机构相对的独立性、主动性及工作的灵活性，使之能够积极主动对公共政策问题进行跟踪研究，主动提供咨询、建议，提高其权威性，而不是被动地作政策调研论证。
四是大力发展体制外或民间的政策研究组织，让其充分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全过程，形成强大的决策参谋后盾。
三、以科学作为决策的目标，保障决策的正确性科学决策不能唯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是一种主张以自然科学技术为整个哲学的基础，并确信它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哲学观点。
盛行于现代西方，它把自然科学奉为哲学的标准，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研究成果简单地推论到社会生活中来。
如美国新实在论者要求哲学家效仿科学家。
美国哲学家W·奎因则说，认识论就是生物学对自身的运用。
唯科学主义在国外是一个贬义词，是对那种把自然科学看做文化中价值最高部分的主张的一种贬称，但在我国有一些科学主义者，却把这当做一个美称来加以提倡。
科学决策要注重政策过程，保证决策方法和程序的科学性，这就是：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定-政策执行-评估修正。
把握科学决策的标准：效益（effectiveness）标准；效率（efficiency）；充分性（adequacy）标准；公平性（equity）标准；回应性（responsiveness）标准；适当性（appropriateness）标准。
1.专家咨询是保证决策正确的保障。
现代社会面临的决策问题与传统社会迥然不同，当前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趋势加快，各类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各种社会关系、利益矛盾十分复杂，而且关联性日益增强，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新媒体时代，互联网、微博使信息传播速度大大加快，社会和环境的快速变化又要求公共决策者及时地作出回应。
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少数几个管理精英的知识和经验已远远不够，必须依靠“智囊团”、“思想库”这样的“外脑”来广泛集中“民智”，着力集成各部门、各领域专家学者的智慧，才能确保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降低决策的风险。
真正有效解决有效决策能力与职责不对称的矛盾。
同时专家咨询还体现了决策的民主化。
专家咨询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的是精英决策的模式，然而咨询机构和咨询人员对公共问题的思考角度往往具有社会化和公众化的倾向，再加上专家来自于不同的科学和职业领域，具有多元的价值取向，体现着不同的政策目标，因此对于同一个公共问题就可能存在着不同的决策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