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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121班：惠才贤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梁启超的报刊活动梁启超一生办报生涯共有27年，亲自创办和积极支持过的报刊有17家，撰写各类文章达1400万字，其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对报界和近代报业史产生过重要影响。
他的报刊生涯分为五个时期：戊戌运动时期、启蒙运动时期、立宪运动时期、护国运动时期、五四运动时期。
一、维新变法时期在此期间，梁启超为推行变法，重视办报制造舆论。
他主笔的《万国公报》、《强学报》、《中外纪闻》等，开风气之先，成为宣传维新的重要传媒，为即将到来的国人办报高潮拉开了序幕，也成为中国政党报之先河，。
《万国公报》、《中外纪闻》：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出版的第一份报刊，1895年8月17日由康有为创于北京，梁启超、麦孟华担任编辑，为双日刊，不署出版时间和地点，自撰文章不署名，每期有一篇论文，主要表达变法维新的强烈要求，宣传富国强兵之道、国家振兴之源、养民教民之法。
1895年强学会成立后，将其转为机关报，并改名为《中外纪闻》，仍为双日刊，署出版时间、地点，报刊接受袁世凯等达官贵人的捐款，经济实力雄厚，内容更加丰富。
《强学报》：康于1896年1月创立《强学报》，是上海强学会的机关报，其政治色彩比北京的两份报纸更加鲜明，大张旗鼓地倡导变法维新，提出“明定国是”、“开议院、立议员”等激进的政治主张。
《时务报》：由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等人于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成为办报活动高潮的标志性事件，内容设“论说”、“谕旨恭录”、“奏折录要”、“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初期由汪任总经理，梁担任主笔，在每期卷首发表鼓吹维新变法的政论文章，文字通俗、切中时弊，其中最有名的是《变法通议》，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纲领性文件。
他在报章中呼吁变法维新，痛陈亡国的危险，喊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驱赶时代前进的号令，吹起了时代的最强音。
开创了新式报刊文体——时务文体。
这种新式报刊论说文体是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度的形式，它生动活泼，夹杂着大量的俚语和外来语，雅俗共赏。
中国新闻传播史梁启超的名词解释摘要：一、梁启超简介二、梁启超的新闻传播思想1.民众报刊思想2.办报救国思想3.党性新闻思想三、梁启超对中国新闻传播史的贡献1.创办新型报纸2.推动新闻改革3.培养新闻人才四、梁启超的名词解释1.民众报刊2.办报救国3.党性新闻4.新闻启蒙正文：一、梁启超简介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化名人。
他不仅是戊戌变法的主要领袖之一，而且在新闻传播领域有着重要的贡献。
梁启超的新闻传播活动始于戊戌变法时期，他主张通过新闻媒体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推动社会进步。
二、梁启超的新闻传播思想1.民众报刊思想梁启超认为，民众报刊是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载体。
他主张办报应以民众为中心，关注民众的利益和需求，发挥舆论监督和引导社会的作用。
在他的倡导下，民众报刊逐渐成为我国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2.办报救国思想梁启超提出的办报救国思想，强调新闻媒体在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中的重要作用。
他认为，办报不仅是传播信息的手段，更是抵抗外敌、振兴民族的精神武器。
通过宣传民族优秀文化、倡导民主自由、推动教育改革等途径，办报救国思想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3.党性新闻思想梁启超主张新闻事业要有党性，即要坚持真理、公正无私。
他认为，新闻媒体应当成为党的事业的忠实代表，为人民服务，为国家繁荣富强贡献力量。
这一思想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梁启超对中国新闻传播史的贡献1.创办新型报纸梁启超先后创办了《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新型报纸，推动了中国新闻事业的革新。
这些报纸以民众为中心，关注国家时事，倡导民主、科学、自由的新思想，深受读者喜爱。
2.推动新闻改革梁启超在新闻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推动新闻改革。
他主张新闻媒体要客观公正、真实准确地报道国内外时事，提倡新闻评论的独立性，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梁启超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巨大的人物，但对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
过去很多人批判他是保皇派和反革命直到近几十年才对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给予正确的评价。
我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才，并归纳了他对近现代中国的十四大贡献。
一、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先生最早将西方的民权，民主自由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
促使了国人的觉醒，使国人产生了近代化意识。
以戊戌变法为界，中国思想此前是封建正统思想，此后是启蒙思想兴起。
他将民权思想引进实务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开创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新阶段。
他的启蒙思想还影响到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具有国际意义。
二、梁启超先生坚决不妥协地反封建专制，倡导民主宪政，开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和法律制度化的新时代。
三、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宣传家梁启超先生把报刊作为宣传思想的阵地，先后创办了《中外纪闻》、《实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闻报》、《大中华》、《申报》等有重大影响的报刊。
他的文章反映了当时最科学的思想，广受知识分子的欢迎，影响广泛。
他将西方的哲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财政学和法学等当时先进的学科和学说介绍到中国。
四、梁启超是世界史上罕见的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政治家梁启超先生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主将，君主立宪的倡导推动者，革命共和的大力鼓吹者和立宪派领袖。
辛亥革命后任进步党党魁，熊希龄主阁时任司法总长兼财政总长。
袁世凯称帝，他愤然拒绝重金收买，发表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讨袁，与蔡锷等组织护国运动。
一战后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极力主张力争国权。
他事先探听到日本欲接管山东这一帝国主义图谋，及时将消息传回国内并在报纸上发表，引发了标志中国民主革命转入新阶段的五四运动。
五、梁启超是坚决反帝的旗手梁启超组织领导了公车上书反对签定《马关条约》。
发表文章《瓜分危言》揭露帝国主义欲瓜分中国的野心。
坚决地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梁启超思想及其意义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少年之中国少年、新民子等，广东新会人，维新派的主要领导之一，维新运动出色的政治宣传家，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上丰碑式人物。
他不但是一个杰出的报刊活动家，而且是一个深刻的新闻思想家。
（一）、梁启超的办报思想1、耳目喉舌论的集成梁启超认为，国家的强弱取决于信息通畅与否，要依靠办报“去塞求通”，所以他说国之有报纸，犹人之有耳目喉舌，他把“报刊”当做社会的“耳目、喉舌”。
他认为要维持政治、扶持国体，首先得创办报纸，“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
他主张我国应该学习西方先进强国，国家要积极保护并推动民间报刊的发展，充分发挥报纸“内外通”、“上下通”、“去塞求通”的特性，使国家富强。
2、党报理论与报纸的政治功能梁启超的党报观念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即报纸作为政治和政党的工具，而不是新闻宣传的工具，他甚至认为党报是党的重要机关。
在现实中，梁启超认为《时务报》《知新报》代表党的利益，党的机关报必须为党发表声音宣传主张，且在宣传内容、口径上与党的领导机关保持一致。
3、新闻舆论监督政府梁启超坚决反对政府对报业的思想控制，主张打破报禁，他认为报纸如果全部被政府垄断，民众就无法了解到事实的真相，从而也就无法有效的监督政府的行为。
4、办好报章的条件梁启超认为办好一张报纸需具备四条标准：“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
5、关于舆论的论述梁启超提出并强调“舆论之母”、“舆论之仆”和“造舆论”的重要性，并提出健全的舆论应有“五本”，即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
（二）、梁启超思想的意义1、想读者进行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教育他所创办的报刊以大量的篇幅介绍了西学和西方的情况，在中国掀起了学习西学的热潮，使众多知识分子从埋头经史、醉心八股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他们的知识得到更新，思想得到解放。
2、向读者进行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维新派的报刊宣传始终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这种爱国思想表现为明确的名族主义和国家观念，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
梁启超的办报历程及其新闻思想体系研究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薛超前言梁启超作为清末明初著名资本主义启蒙学者、思想家、社会活动家、维新派代表人物和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他一生所从事的政治、学术活动皆与“办报”两字紧密相连的。
梁启超自1895年至1922年共27年的办报生涯中，亲自参与创办或作为主编的报纸杂志多达11余种，著文达到1400万字，每天平均执笔约为3000字左右，这么“高产”的报人在我国整个近代新闻报业史的发展中是及为少有的。
作为一名爱国报人，被人誉为“舆论骄子”的梁启超在长期办报的过程中，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和实践，逐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新闻理论和新闻思想体系，其所提出的“耳目喉舌论”、“党报理论”、“报刊使命”、“舆论观”等重要的新闻理论和新闻思想在我国的报刊史中占有着重要地位，甚至对今天的新闻事业的发展仍然起着重要影响。
下面我们就回顾一下他的办报历程以及在办报历程中所提出的一些著名的新闻理论和新闻思想：关键词：“耳目喉舌”论、报纸的“政治功能”、“时务”文体、新闻自由思想（一）“耳目喉舌”论与报刊的使命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这篇文章中，梁启超认为，国家的强弱取决于信息通塞与否，中国社会的症结之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信息和言论不通畅。
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依靠办报“去塞求通”，他曾这样评价过报刊的作用，“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其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曰：惟通知故”。
所以他说国之有报纸，犹人之有耳目喉舌。
他把“报刊”当做社会的“耳目、喉舌”，如果无“耳目和喉舌”，就像聋子瞎子哑子，是曰“废疾”。
梁启超认为要维持政治，扶持国体，首先得创办报纸，“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
他主张我国应该学习西方先进强国，国家要积极保护并推动民间报刊的发展，充分发挥报纸“内外通”、“上下通”“去塞求通”的特性，使国家富强。
除了把“报刊”作为社会“耳目、喉舌”的作用外，梁启超还曾为报纸提出过四种重要的办报原则。
一，是宗旨定而高。
梁启超新闻思想总结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政治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同时也是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先驱者之一。
他在新闻事业方面的思想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为后来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梁启超是一位积极主张新闻自由的思想家。
他认为，新闻的价值在于它能够让人们了解现实世界的真相，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判断。
他主张新闻应该公正客观、真实可信，不受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干扰。
他坚信新闻的自由可以促进社会健康发展，推动国家的进步。
他在政治上一直呼吁实行宪政，认为宪政是新闻自由的基础，只有在宪政的框架下，新闻才能真正服务于公众利益。
他以言辞犀利的方式，通过自己的写作和演讲，鼓舞了许多年轻人加入新闻事业，积极推动新闻自由的发展。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强调了新闻的责任和使命。
他认为，新闻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应该为人民服务，传播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他呼吁新闻媒体应该积极参与社会改革，关注社会问题，引导社会舆论，推动社会进步。
他自己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用文字和行动影响了许多人，成为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楷模和典范。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强调了新闻专业精神的培养。
他认为，新闻工作者应该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良好的职业操守，始终保持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
他主张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教育，提倡他们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能力。
他也提倡新闻从业者要勇于批判和反思，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方式和方法。
他本人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和学者，他的著作涵盖了政治、哲学、法学、经济、文学等多个领域，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持。
总的来说，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强调了新闻自由、责任和专业精神的重要性，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他的思想和实践为后来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启示，他的精神也值得我们继续传承和发扬。
对于当今的新闻从业者来说，我们应该更加认识到新闻的价值和使命，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为公众提供更加准确、客观、公正的新闻信息，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是中国近代报刊事业的奠基人。
他56年的生命历程中有27年在从事与报业有关的活动，主持了17个不同的报刊。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是在他的报刊实践中形成、发展和完善的。
他系统地阐述了一套资产阶级报刊思想。
这包括他的报刊功能观、报刊舆论观、党报理论，以及他对报刊编辑方面的思考和观点。
他在办报活动的前期，认为报刊的功能在于“去塞求通”，而后期则发展为“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并提出实现报刊使命的办报四原则；在报刊舆论观中，他认为舆论监督政府，而报馆操持着舆论。
他认为舆论不仅监督政府，还具有反映的功能。
他将舆论分为健全舆论和非健全舆论，并系统地阐述了报馆造健全舆论所需具备的“五本”、“八德”；在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方面，他一直努力不懈地追求；党报理论，也是梁启超新闻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在报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编辑经验，完善了他的编辑思想，他为后人提出报刊编辑人员修养和道德要求，提出报刊“论说”、“纪事”写作要求，并且对报刊版面编辑和报章文体方面作出积极创新。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是有他的先进性的，他为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当然，他也同样存在他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
对于梁启超新闻思想进行探讨和研究的同时，他的新闻思想对当今新闻事业和新闻工作者有什么现实意义呢？对今天的新闻工作者产生什么启示呢？本文也将对此谈一些个人见解。
一梁启超办报实践及在此过程中其新闻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完善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是在他的报刊实践产生、发展和完善的。
他的新闻思想与政治活动、政治思想紧密联系。
（一）从属于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政治活动的报业活动阶段梁启超从1895年起涉足报坛，到戊戌政变之前，他的办报活动始终服务于维新派的政治活动，有京师强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中外纪闻》、还有《时务报》、《湘报》、《知新报》，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批判封建制度。
这一时期，梁启超总结前人经验，结合自己办报实践，提出一套办报主张，较系统地阐述自己对报业的主张。
梁启超的舆论思想摘要：梁启超的舆论思想是中西舆论思想相碰撞，相融合的结果，其对于舆论的论述像是有力，对中国报业之影响空前。
我们这里从他的舆论思想产生的背景，具体内容以及影响作用三方面进行浅薄的分析介绍。
关键词：梁启超，舆论，思想梁启超，伟大的爱国思想家、政治家，一生沧桑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除了维新变法，梁启超还有着鲜为人知的历史业绩——新闻传播史上的拼搏奋斗。
梁启超一生从事新闻活动二十七年，创办领导报刊十七种，正是他先进丰富的舆论思想的实践来源。
一．梁启超舆论思想之重要背景梁启超的舆论思想体现了19世纪末1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在开放中谋求自强的时代特征，顺应了历史发展大潮流。
1. 社会风气闭塞“于言风气，则彼时极为闭塞，多数知识分子都如坐井观天，不知外事”[1]知识分子此可见占据当时中国大多数的平民是何等愚昧无知。
论民智，则识字者尚不满五千万人。
社会封闭落后的程度可想而知。
所以梁启超要开辟鸿蒙，开启民智，用舆论向导国民。
2. 认识到报刊的功能正是由于社会风气的闭塞，梁启超认识到“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
”[2]所以他致力于办报撰稿，利用报刊的舆论力量来减少维新变法的阻力。
同时舆论监督对政府权力有一定的约束力，正所谓防民之口胜于防川，梁启超看到舆论的这一功效，对顽固派进行猛烈抨击，体现了资产阶级对政治制度民主化的要求。
3. 早期维新人士与传教士的影响“早期维新人士王韬任主笔的《循环日报》收市时启发，首倡风气，借报章权衡国是，而谋变通，讽清廷以改革。
”[3]他鼓吹国人办报，重视报刊政论对梁启超的舆论思想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另外，英美等国的传教士最早在中国办报，给国人办报提供了技术和经验上的借鉴，也是梁启超认识到舆论的重要作用。
4．梁启超的个人因素梁启超自幼在家中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
后师从康有为，参与维新运动，毕生与文字宣传工作结缘。
戊戌政变后奔赴日本，后又游历欧洲，思想深受西方文化洗礼。
健全的舆论需要素质健全的报人——论梁启超的“五本”“八德”新闻职业观摘要：梁启超在《〈国风报〉叙例》一文中提出了“五本”、“八德”思想，这是针对新闻工作者的自身素质提出的明确、全面的要求，包括知识水平、道德品格和业务方法等方面。
他的这种新闻职业观与他新闻思想的其他方面是融会相通的。
梁启超是为了健全舆论的需要而提出这一思想。
它的意义在于体现了对报刊正确行使职能的内在要求，也是梁启超新闻自由观的有益补充。
今天这一思想对我们新闻工作者的自身建设仍有现实意义。
本文将围绕以上这几个方面来讨论他的新闻职业观。
关键词：五本八德舆论报刊功能新闻自由Abstract:Liang Qichao put forward the theory referred as “Wu Ben”(five principals) and “Ba De”(eight responsibilities). The theory advanced the requirements of journalist's professional ethics,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aspects: knowledge level, morality and operation methods. This theory was compatible with the other aspects of his journalism theoretics, and it was for the sake of forming a favorable atmosphere of public opinions. It was significant because it embodied t he requirements to properly perform the newspapers’ function, and it also supplemented Mr. Liang’s theory of freedom of the press. The theory is hitherto advisable to our journalists. This thesis is to analyze his theory of journalism occupation from the before-mentioned aspects.Keywords: Five Principals, Eight Duties, The Public Opinions，The Press Function, The Press Freedom.梁启超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报人、新闻理论家。
梁启超的舆论引导思想研究摘要：梁启超对舆论及其相关问题的阐述和他的办报实践说明梁启超舆论观的核心是舆论引导思想。
引导舆论的重要性和如何引导舆论是梁启超舆论引导思想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梁启超；舆论观；舆论引导思想梁启超的办报生涯长达27年，被誉为”舆论之骄子”。
研究梁启超的舆论观，笔者发现舆论引导思想是梁启超舆论观的核心内容。
一.梁启超的舆论引导思想（一）梁启超对舆论引导思想的阐述纵观梁启超对舆论的相关阐述，可以将梁启超的舆论观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舆论的内涵，即”多数人意见之公表于外者也。
”二是舆论的重要性。
”凡欲为国民有所尽力者，苟反抗于舆论，必不足以成事。
”三是引导舆论，这是梁启超思考和着墨最多的部分。
梁启超的舆论引导思想主要探讨了两个问题，为什么引导舆论和如何引导舆论。
之所以要引导舆论是因为”舆论之所在，未必为公益之所在。
”有积极的舆论也有消极的舆论。
消极的舆论”往往破坏秩序，横生枝节，以贻目前或他日之忧。
如是则舆论不为国家之福而反为病”。
[1]而积极的舆论对于实现中国的富强有重要的意义，所以，梁启超提出了”健全舆论”的思想，亦即引导积极的舆论。
如何引导积极的舆论？梁启超在《叙例》中提出了”五本”。
一曰”常识”，凭借常识才可引导积极的舆论。
二曰”真诚”，即舆论形成过程中，多数人”非威劫势胁以结集者也，而各凭其良知之所信者而发表之。
必多数人诚见其如是，诚欲其如是，然后舆论乃生。
”[2]三曰”直道”。
”国之所以贵乎有舆论者，谓其能为国家求多福而捍御其患也。
”四曰”公心”。
”凡人类之智德，非能完全者也。
虽甚美，其中必有恶者存；虽甚恶，其中必有美者存。
故必无辟于其所好恶，然后天下之真是非乃可见。
”[3]五曰”节制”。
消极的舆论具有巨大的破坏作用，引导舆论要节制。
梁启超明确指出，”以上五者，实为健全舆论所不可缺之要素，故命之曰本。
”[4]此外，积极舆论的引导还要依靠报纸杂志和舆论领袖。
”夫舆论之所自出，虽不一途，而报馆则其造之机关之最有力者也。
论述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蜚声中外的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家、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
他从1895年 22岁创办《中外纪闻》,到1920年47岁正式脱离报馆工作, 先后达25年之久，他一生所从事的政治、学术活动皆与“办报”两字紧密相连。
作为一名爱国报人，被人誉为“舆论骄子”的梁启超在长期办报的过程中，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和实践，逐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新闻理论和新闻思想体系。
首先，梁启超认为报刊主要有两大功能：1.“去塞求通”。
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表达新闻思想的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提出了著名的“喉舌论”。
梁启超认为，国家的强弱取决于信息通塞与否，中国社会的症结之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信息和言论不通畅。
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依靠办报“去塞求通”。
所以他说国之有报纸，犹人之有耳目喉舌，要维持政治，扶持国体，首先得创办报纸，“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
2.“党报”理论与报纸的“政治功能”。
梁启超对报纸寄予了太多的希望，他曾在多个场合强调报纸的社会政治作用，把报纸当做救国的手段。
对他来说，报刊是唤起舆论，制造舆论，揭露社会现实问题，批评朝廷，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武器。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梁启超在现实的政治争斗中，往往通过“报纸”制造“舆论”，以期达到广大民众尤其是官员和知识分子的支持。
梁启超开创了中国政治家“办报”的先河，他的理念也深深影响着在这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
自梁启超后，从资产阶级革命到五四时期的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再到社会主义革命家等中国近现代的多个政治人物十分注重“报刊舆论”的影响，以手中的“笔杆”为武器，以“报刊”为阵地，呼吁改革，把“办报”当做参与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手段。
另外,1898年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到了日本,解读了更多的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使他的思想体系飞跃而形成资产阶级的新闻思想体系。
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报馆两大天职说和衡量报纸好坏的四条原则。
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舆论思想的变化及其原因作者：张薇来源：《传播力研究》2018年第10期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报人，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闻传播领域的集大成者，被誉为“舆论界天之骄子”。
由于社会环境、政局变动以及个人经历的影响，他的舆论思想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
本文将探究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后舆论思想的变化及其原因。
关键词：梁启超；戊戌变法；舆论一、戊戌变法前的舆论思想1895年，年仅22岁的梁启超尚无系统的舆论思想，但对近代报刊的舆论功能已有了初步的认识。
[1]1895年科举考试结束后，他渐渐地意识到清朝式微，只有改革才能改变国情。
除了政治改革，还必须开启民智，鼓动民心。
接触了一定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梁启超对报纸寄予了厚望，“度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2]。
这一时期，梁启超的舆论思想主要停留在办报方面，核心是将报纸作为沟通的工具。
他认为想要改变清朝当时上下内外沟通不顺畅的状况，就需要办报，所谓“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
[3]在此基础上，梁启超还提出了报纸具有“耳目喉舌”的功能，即报纸就如耳目喉舌一般，成为一国之主与普通臣民上下之间的沟通渠道。
梁启超在此阶段就已经认识到了舆论的力量。
这体现出新兴资产阶级对新事物敏锐的嗅觉，同时也暗含了期望参与国家政治、谋求民主的朦胧愿望。
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认为国民参与政治、监督政府，可以减少当权者的专制性和随意性；政府政策的实施也必须由民众的舆论所发，才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
舆论应当处于国家的基础性地位，而一般民众在舆论的形成过程中应当处于决定性地位。
二、戊戌变法后的舆论思想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维新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康有为、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
在经历了生死浩劫之后，梁启超的文风愈发变得奔放，主张也开始变得激烈。
随着办报实践的深入，以及在日本所见的舆论的兴盛，使得梁启超的舆论思想逐渐清晰成熟起来。
20世纪10年代，梁启超已形成了系统的舆论观。
梁启超的舆论思想摘要：梁启超的舆论思想是中西舆论思想相碰撞，相融合的结果，其对于舆论的论述像是有力，对中国报业之影响空前。
我们这里从他的舆论思想产生的背景，具体内容以及影响作用三方面进行浅薄的分析介绍。
关键词：梁启超，舆论，思想梁启超，伟大的爱国思想家、政治家，一生沧桑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除了维新变法，梁启超还有着鲜为人知的历史业绩——新闻传播史上的拼搏奋斗。
梁启超一生从事新闻活动二十七年，创办领导报刊十七种，正是他先进丰富的舆论思想的实践来源。
一．梁启超舆论思想之重要背景梁启超的舆论思想体现了19世纪末1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在开放中谋求自强的时代特征，顺应了历史发展大潮流。
1. 社会风气闭塞“于言风气，则彼时极为闭塞，多数知识分子都如坐井观天，不知外事”[1]知识分子此可见占据当时中国大多数的平民是何等愚昧无知。
论民智，则识字者尚不满五千万人。
社会封闭落后的程度可想而知。
所以梁启超要开辟鸿蒙，开启民智，用舆论向导国民。
2. 认识到报刊的功能正是由于社会风气的闭塞，梁启超认识到“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
”[2]所以他致力于办报撰稿，利用报刊的舆论力量来减少维新变法的阻力。
同时舆论监督对政府权力有一定的约束力，正所谓防民之口胜于防川，梁启超看到舆论的这一功效，对顽固派进行猛烈抨击，体现了资产阶级对政治制度民主化的要求。
3. 早期维新人士与传教士的影响“早期维新人士王韬任主笔的《循环日报》收市时启发，首倡风气，借报章权衡国是，而谋变通，讽清廷以改革。
”[3]他鼓吹国人办报，重视报刊政论对梁启超的舆论思想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另外，英美等国的传教士最早在中国办报，给国人办报提供了技术和经验上的借鉴，也是梁启超认识到舆论的重要作用。
4．梁启超的个人因素梁启超自幼在家中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
后师从康有为，参与维新运动，毕生与文字宣传工作结缘。
戊戌政变后奔赴日本，后又游历欧洲，思想深受西方文化洗礼。
首先，梁启超的舆论思想与中国传统舆论观有着密切关系。
他说：“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4]这种宣德达情和求上下之通的舆论信息观实质上与传统所追求的信息上的自下而上，上行下效的舆论信息观如出一辙。
其次，西方自由主义的舆论思想也构成了梁启超舆论思想的重要来源。
梁启超正是借助一种外力实现了对传统舆论观的超越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相对完整的舆论思想。
而实现这种超越的外力无疑是西方文化进入国人视野时所给人们带来的思想革新和精神善变。
小结：梁启超所处时代正是中西文化相融，相接，中西思想相交锋，相激荡的时代。
以康梁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人士，在面临晚清时局岌岌可危，民族命运生死攸关之际，勇于以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豁达开放的文化眼光来审视这一时代的潮流，并希冀通过参照西方国家政治体制模式的自我变革——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变法，来改变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也正是这种爱国情怀和宽广胸襟成就了梁启超舆论思想方面的完善与激进。
二．梁启超对舆论本身及舆论监督的研究梁启超素有舆论界骄子之称，他明确提出了舆论监督的概念，并就舆论监督的必要性、地位、特点、功能及方法进行了论述，形成了独特完整的舆论监督思想，对中国现代传媒理论建设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提出并强调“舆论之母”“舆论之仆”与“造舆论”的重要“舆论者，国民多数之意见。
”因此“凡欲为国民有所尽力者，苟反抗与舆论，必不足以成事。
”[5]这就事梁启超首次在中国提出舆论是国民大众的舆论，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官府言论。
另外，他还认为英雄豪杰之士要想成就番大事业，他们与舆论的关系就必经过三个阶段：“其始也，当为舆论之敌；其继也，当为舆论之母；其终也，当为舆论之仆。
”[6]所谓“舆论之敌”指敢于为天下先，敢于冲破世俗偏见、成见，敢于同传统观念斗争；所谓“舆论之母”指唤起舆论，造成舆论，指导舆论，最后操纵舆论；所谓“舆论之仆”指顺应舆论，尊重舆论。
此外，他还把舆论划分为积极舆论（健全舆论）和消极舆论（不健全舆论），并提出“欲尽报馆之天职者，当具忠告、向导、浸润、强聒，见大，主一，旁通，下逮八德”[7]者可以说是“梁启超最早归纳的新闻工作职业道德八条”[8]2．指出了舆论监督的必要性在梁启超看来，监督政府的必要性是由于人性是有弱点的，他说：“所谓监督政府者何也？世非太平，人性故不能尽善，凡遮务之所以克举，群治之所以日进，大率皆借夫对待者，旁观之监督，然后人人之义务稍定。
”[9]这就从人性的复杂性这一角度对舆论监督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述。
他还从政府权力来源和分权论的角度对这种必要性进行了论述。
梁启超认为政府权力来自于人民，“政府者，公众之委托，而办理最高团体之事业者也。
”[10]这种权力是一种重且大的公共权力，他就理所当然地要受到与之独立的立法、司法和舆论的监督。
3．阐述了舆论监督的特点梁启超认为与法律监督、宗教监督不同的是舆论监督是一种“软监督”，它不是通过一种外在强制力量来对政府的行为进行规范，而是借助舆论主题的隐形力量来达到对政府的影响和制约。
揭示了舆论监督的本质特点，即“运用公众的意见对政府施加影响，通过一种软性的却又成本较低的监督方式来确保政府权力公正透明地运行”[11]4．分析了舆论监督的功能梁启超将担负舆论监督功能的报刊视作“摧陷专制之戈矛，防卫国民之甲胄”[12]可见梁启超寄予报刊舆论监督以极大的愿望，甚至于把它提并到关系国家、民族进退的地位，他说：“故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报馆。
”[13]并呼吁报业诸君对此充分认识，以求切实付诸实践。
5．明确了舆论监督的主体地位梁启超认为报馆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两者是平等的“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14]而此前人们把报刊仅仅看作是政府顾问或臣属。
而梁启超则彻底颠覆了人们此前对报刊地位的认识，明确地赋予其以舆论主体者正当独立的地位。
小结：梁启超的这种现代舆论关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西方政治文化的融合和吸收。
在分析舆论监督的必要性过程中我们已看出，舆论监督思想与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民权观念和三权分立的政治学说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共同构成了梁启超的完整政治理论体系。
他不仅第一个载近代中国明确提出了舆论监督的概念，而且对其进行了现代意义的分析和表述，尽管这种分析还存在不当之处，但其对中国现代社会转型所蕴含的价值无论对过去还是现在都有不可估量的认识和借鉴意义。
三．梁启超舆论监督思想的作用与影响梁启超的舆论监督思想在当时，对广大国民的思想洗礼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以后，对推进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推动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1．对政治的影响——“监督政府”“向导国民”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从未断绝，他在日本仍然专心于舆论宣传。
他强调：“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国民而为其向导者。
”[15]“监督政府”的实现要靠“向导国民”来完成。
他更加注重解放思想，宣扬了民主主义思想，严重抨击了封建政治制度。
2．对新闻事业发展的影响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真知灼见与对报业力行笃信，梁启超在当时报人中，还无出其右者。
他对舆论的论述和对报人的规范都是中国当时最为先进和行之有效的理念。
梁启超“以卤莽疏阔手段，烈山泽以辟新局。
”[16]于中国报界，成当之无愧。
3．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梁启超不仅以先进科学的舆论思想关让广大知识分子阶层如沐春风，更以近乎完美的个人美丽感染着莘莘学子。
严复论梁启超文字的煽动力时曾说：“主暗杀则人因之而僴然暗杀，主破坏，则人又群然争为破坏”[17]可见其影响之巨大，以至于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改良派人士。
小结：关于梁启超舆论思想的影响多之又多，我们这里只是简要摘取其中一部分加以分析。
梁启超的路论思想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进步思想，是他通过办报、游历等一系列实践活动所得的宝贵财富，对当时的作用，对未来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
总结：梁启超的舆论思想是他新闻思想的核心内容，涵盖范围广、作用强。
以梁启超为主的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也是中国新闻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对现代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奠基作用。
我们主要从背景、内容、影响三方面进行了介绍分析，对于梁启超的舆论观也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一定时期的经济政治决定了一定时期的文化，在这个政治经济大变革的社会转型时期，梁启超顺应了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华丽的转身，犹如凤凰涅槃一样完美的完成了生命的蜕变。
参考文献：《新民丛报》影印本《中国近代报人报业》赖光临《时务报》影印本《中国新闻史》（上）刘家林《论梁启超的舆论监督思想》段乐川《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代百年政治史》李剑晨[1]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报业》上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第234页。
[2]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载《时务报》第1期，1896年8月9日。
[3]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报业》上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第234页。
[4]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载《时务报》第1期，1896年8月9日。
[5]梁启超《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载《新民丛报》第1号“饮冰室自由书”栏内，1902年2月8日出版。
[6]梁启超《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载《新民丛报》第1号“饮冰室自由书”栏内，1902年2月8日出版。
[7]梁启超《《国风报》叙列》载《国风报》第1期，1910年2月20日出版。
[8]刘家林《中国新闻史》上，武汉大学出版，1995年12月第1版，158页。
[9]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载《新民丛报》第17期，1902年10月2日。
[10]转引自段乐川《论梁启超的舆论监督思想》2005年《北京印刷学院学报》第3期。
[11]段乐川《论梁启超的舆论监督思想》2005年《北京印刷学院学报》第3期。
[12]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载《新民丛报》第17期，1902年10月2日。
[13]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载《新民丛报》第17期，1902年10月2日。
[14]转引自段乐川《论梁启超的舆论监督思想》2005年《北京印刷学院学报》第3期。
[15]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载《新民丛报》第17期，1902年10月2日。
[1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48页。
[17]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李剑晨《中国近代百年政治史》2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