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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刑相适应与刑罚个别化冲突与协调罪刑相适应与刑罚个别化冲突与协调罪刑相适应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指刑罚应该与犯罪行为所构成的罪行相适应，即针对不同的罪行，应有相应的刑罚来惩处罪犯；而刑罚个别化则强调刑罚的个性化，根据罪犯的具体情况和犯罪情节进行量刑，旨在实现对每一个罪犯的公平、合理判定。
这两种原则看似不同，但实际上在实践中常常会出现冲突，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当代刑事司法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一、罪刑相适应与刑罚个别化的定义刑法学中的罪刑相适应通常借鉴了平行四边形法则的形式，即在同等罪行的情况下，刑罚应该成比例地递加或递减。
如果在同等的罪行中刑罚过轻，就不能体现应有的惩罚力度；如果过重，则又容易出现“过刑”情况。
因此，找到罪行与刑罚相适应关系，不仅能够充分发挥刑罚的威慑力和教育力，也可以保证刑罚的合理性和公正性。
而刑罚个别化则是根据罪犯的具体情况及犯罪情节，将刑罚量刑进行个性化处理，以实现对每一个罪犯的公平、合理判定，使刑罚更具灵活性和针对性，从而更好地维护社会正义。
不同的罪犯有着不同生活背景、认罪态度、犯罪手段、危害结果等情况，因此对其量刑时，应该根据他们的特定情况进行个性化处理，从而达到更好的刑罚效果。
二、罪刑相适应与刑罚个别化的矛盾与冲突虽然罪刑相适应与刑罚个别化都有其独特的优势，但二者在实践中仍然会出现冲突与矛盾的情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相互制约。
罪刑相适应是以罪行来制约刑罚范围，而刑罚个别化则是以罪犯为中心，从具体情况中提取一个标准，来制约刑罚范围。
在一些具体情况下，罪犯的特定情况可能会影响到刑罚的程度，这时候两种原则之间会出现相互制约的情况。
2. 不同法官之间的判定不一致。
由于罪犯的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导致不同法官对其量刑时出现分歧，给罪刑相适应和刑罚个别化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3. 量刑标准不足。
刑罚个别化要求对罪犯的表现、认罪态度、悔过程度等方面进行考虑，但从实际操作上来看，这些标准并不能全面地反映罪犯的情况，因此难免会出现误判和漏判的情况。
重罪案件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冲突及融合作者：李翔[作者简介]李翔，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
摘要：刑事和解概念虽从国外产生，但它和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以及和谐社会理念吻合，它融合了人文关怀和道德情感因素，符合以人为本、和谐有序的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和现实需要，重罪案件刑事和解虽然与刑法基本原则存在冲突，但更存在价值取向上的契合。
重罪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和解不仅应当而且可能。
关键词：重罪案件刑事和解价值冲突中图分类号：DF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3）05-0101-09 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后，普通轻微刑事案件①和解程序已纳入法制轨道，然而，刑事和解的理论和实践并未止步于此，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有进一步向重罪方向发展的趋势。
就一般意义而言，重罪案件②涉及更为重要的刑法法益，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影响甚巨。
重罪刑事和解对传统刑法原则的冲击更大，理论争议更为激烈，也更易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
但重罪刑事和解同样暗含更为巨大的实践价值，重罪案件中受害人受到的伤害更大，其精神和物质补偿的需要更为强烈。
重罪案件可能激发更加深刻的矛盾和对立，需要多元的渠道去化解和疏通，简单的报应虽然可满足“一时之快”，但案件背后社会更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却往往被压抑和忽视。
而重罪刑事和解过程中“犯罪人的真诚悔过”以及“受害人的自愿谅解”正是化解这些矛盾的良方。
因此，尽管阻力重重，但重罪刑事和解的理论和实践不应因此停滞不前，而是应当冲破传统认识的误区。
虽然从表面上看，较之普通轻微案件刑事和解，重罪刑事和解对刑法基本原则的背离似乎更远，但笔者认为，在“和解”的维度内，重罪刑事和解依然没有脱离刑法基本原则的轨道，在“可能存在”的冲突表象下，存在二者实质价值归趋的暗合与统一。
一、与罪刑法定原则可能存在冲突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目前给出的基本含义一般为：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样的犯罪，以及应承担什么样的刑事责任并给予什么样的刑罚处罚，必须以刑法的明文规定为前提，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协调1. 引言1.1 什么是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协调“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协调”是指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程序与刑法基本原则之间的平衡和统一。
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被告人认罪悔罪的基础上，由法院经过审理同意达成的由犯罪行为所致的争议或案件的和解。
而刑法基本原则是指刑法的根本精神和价值，如法无禁止即许可、犯罪必须法定等。
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协调是要在保障罪犯权益和实现司法效率的前提下，遵循法治原则，确保司法公正和社会稳定。
在实践中，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确保协调处理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关系。
刑事和解是司法实践的一种现代化、灵活化的案件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司法效率和减轻司法负担，但必须在尊重刑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进行，避免对法律精神和价值观念的侵害，保证刑事司法的公正和严肃性。
2. 正文2.1 刑事和解的定义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与受害人或被害人进行协商达成一项和解协议的过程。
这种和解通常包括被告人承认犯罪事实并同意支付赔偿金或进行其他补偿，同时受害人或被害人在一定程度上原谅被告人并同意撤销相关的起诉或控诉。
刑事和解的本质是通过当事人之间的协商和达成共识，解决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纠纷，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
相比于传统的刑事审判程序，刑事和解具有快速、节省成本、保护双方利益等优势，因此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法律界和社会人士的认可和支持。
在一些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刑事和解被赋予了法定地位，相关法律规定了刑事和解的程序和条件，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在进行刑事和解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比如受害人是否能够真正获得公正的补偿，被告人是否能够真诚悔过等。
2.2 刑法基本原则的重要性刑法基本原则是指在刑法领域中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基本指导意义的原则和规范。
这些原则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无规定不可为罪、疑罪从无、证据确实、法律适用于法当时、罪刑法定、非罪不罚、罪责刑相适应等。
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的刑法解释虽然罪刑法定和刑法解释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冲突矛盾，但是在司法实战讨程之中直正意义上实现本质意义和原上的协话。
依然有共通之处，所以应当加强对司法的探索，以找寻出恰当的途径实现工作的飞跃。
首先，应当找准罪刑法定和刑法解释之间的切入点，找寻恰当的途径实现工作的发展。
正如上文所分析到的，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之中，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需要保证广大司法人员完全的忠实于罪刑法定的原则，真正意义上履行自身依法办事的工作需求，而刑法解释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也是一样的，就是将实现法律的公正发挥最大化，故还应当对二者之间存在的本质差别进行深层次的研究。
从另外一个层面进行论述，而法律的公正最终还是要为了每个受法律保护的人的自由考虑的。
其实不然，其矛盾和冲突似乎往往被放大。
其矛盾一旦被放大，则必将使得相关司法工作的开展和进行受到重大桃战，相关现目也难以顺畅的开展。
这一点应加以重迎和分析。
故加强二者之间的互补，保证二者之间处于一种平衡的关系，才是促进我国司法工作不断向前发展的关键，在实践的工作之中还应当加强一者之间的制约和协调关系，形成一种相辅相成的衔接关系，互相制约，互相促进，互相发展，恰当的处理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和矛盾，分析当前工作的形势以及主要的现状，结合工作的原则和主要理念，以此为基础，进而使得司法工作可以迈向新的高度。
总的来讲，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存在的层面较广，在实践的工作当中还应当制定出严谨的纪律，从不同的角度对相关案件情况进行不同的思考，且结合实际情况，恰当的进行刑法解释，以显刑法定完善刑法解释，且以刑法解释来品显出置刑法定的重要性，使得二者之间可以形成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维护司法工作的科学性及稳定性，保证司法公正性，正如上文所分析到的，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需要保证广大司法人员完全的忠实于显刑法定的原则，真正意义上履行自身依法办事的工作需求，不能够以任意的方式和途径对刑法进行解释。
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协调首先来看法治原则。
法治原则是现代国家法治建设的核心理念，它要求所有的行政、司法行为都必须依法行使。
在刑事和解过程中，犯罪受害人和犯罪嫌疑人可以自行达成协议，从而规避了传统司法程序中的审判和判决程序。
这就存在一定的法治风险，可能会给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刑事和解应当在尊重法治原则的前提下进行，不能凭借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就绕开法律程序，而应当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确保和解的过程合法、公正。
其次是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核心原则之一，它规定了犯罪与刑罚之间的法定关系，即只有在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才能认定犯罪和判处刑罚。
在刑事和解过程中，犯罪嫌疑人通常会在达成和解协议的同时认罪并接受相应的刑罚，这就涉及到罪刑法定原则。
在刑事和解的过程中，对犯罪行为和刑罚的确定必须严格依据法律规定，不能凭借和解协议随意确定罪犯的行为和刑罚，以免违反罪刑法定的原则。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刑罚的大小和性质必须与犯罪行为的危害性和社会危害性相适应，即刑罚应当符合罪犯所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和社会危害程度。
在刑事和解中，犯罪嫌疑人通常会通过和解达成一定的赔偿协议以弥补犯罪受害人的损失，这就涉及到罪责刑相适应的问题。
在确定刑罚的过程中，应当综合考虑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和社会危害程度，不能仅仅以经济赔偿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必须确保刑罚的大小和性质与犯罪行为的危害性和社会危害性相适应。
刑事和解还需要尊重诉讼的自愿原则。
诉讼的自愿原则是诉讼程序中的重要原则，它要求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应当自愿参与诉讼活动，没有自愿就没有诉讼。
在刑事和解过程中，犯罪受害人和犯罪嫌疑人可以通过自愿达成和解协议，这就涉及到诉讼的自愿原则。
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必须确保双方当事人的自愿参与，不能强迫或者诱导当事人进行和解，以免违背诉讼的自愿原则。
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协调是非常重要的。
简析刑事和解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近年来，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刑法理论和刑事司法实践中广受关注，随着刑事和解制度的广泛应用，许多人认为刑事和解与罪行法定原则的精神内涵相背离，然而，刑事和解制度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如何在此本文进行简要分析。
一、刑事和解的概念刑事和解是是一种新型的刑事司法关系，也称为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
一般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解人，使加害者和被害者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冲突。
其目的是恢复加害人和被害者的和睦关系，并使罪犯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我国刑法第3条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由此条文可以看出，我国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由两个基本方面构成：其一是“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其二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前者被称为“积极地罪刑法定原则”，后者被称为“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
刑法第3条从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对罪刑法定原则进行了表述，是“积极地罪刑法定原则”与“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的统一。
根据张明楷教授的观点，规定罪刑法定是为了防止罪行擅断，使国民免受不可预测的刑罚惩罚，从而保障国民的自由。
如果没有罪刑法定原则，国民就不可能享有人权，罪刑法定是人权的最有力保障。
三、刑事和解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根据相关学者的论述，刑事和解制度强调的是个人本位，而我国现行的刑事立法更多的是强调国家本位，两者之间形成了对立和冲突。
对此，有学者认为，刑事和解制度存在着对刑法基本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刑法适用人人平等原则的突破要将刑事和解制度全面地引入我国刑法，就必须解决刑事和解与罪行法定原则的关系。
按照罪行法定原则，行为人一旦实施了某种犯罪行为，其是否构成犯罪已经由法律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其行为的性质已经处于了一种客观的确定状态。
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协调刑事和解是刑事司法领域一个深受争议的话题。
刑事和解是指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或犯罪被告人）在特定条件下达成协议或达成和解，以最终结束犯罪案件的司法程序。
刑事和解的出现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它可以减轻司法系统负担，替代昂贵的庭审程序，并且能够给予被害人赔偿和犯罪嫌疑人改过自新的机会。
刑事和解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可能导致腐败、丧失公众对司法的信任、不公平的赔偿、以及犯罪嫌疑人的逃避法律责任等。
在刑法领域，刑法基本原则是执法的基础和核心，它包括法治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疑罪从无原则、法无明文不罚原则等。
这些原则是司法公正、法治社会的重要保障，它们体现了法律的权威和公正。
刑事和解这一做法是否与刑法基本原则协调，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本文将就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协调进行深入探讨。
我们来讨论刑事和解与法治原则的协调。
法治原则是指国家依法治国，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任何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都必须依法行事，不得滥用职权，不得违法操作。
在刑事和解中，如果没有依法进行，那么就违反了法治原则，因为这样的和解可能是在不公开、不透明的情况下达成的，而这样的和解可能产生负面影响，进而严重损害司法公正和法治原则。
刑事和解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协调也需要进行深入思考。
罪刑法定原则是国家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必须依据法定的罪刑法律规定来处理犯罪和制裁罪犯。
而在刑事和解中，如果不合理地减轻犯罪嫌疑人的刑罚或者以赔偿金代替刑罚，就可能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因为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刑罚必须符合法定的刑罚尺度和刑罚种类，否则会触犯司法公正和法治精神。
刑事和解与疑罪从无原则的协调也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疑罪从无原则是指在未被证实有罪之前，每个人都是无罪的，不受逮捕或者刑罚，而在刑事和解中，如果过分偏向犯罪嫌疑人一方，导致对被害人不公平，那么就违反了疑罪从无原则。
在刑事和解中，不能因为双方达成和解，就忽视犯罪事实和证据，过分偏袒犯罪嫌疑人，忽视被害人的权益。
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协调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制定的基础，其核心是罪刑法定原则、犯罪证明原则、非罪推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惩罚的限制原则、人权保护原则、法律适用原则等。
这些原则在保障人权的同时，有利于实现法律的有效约束，维护社会秩序。
而刑事和解是指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犯罪被告人在特定条件下自愿达成协议，由此达成和解的一种方式。
刑事和解的意义在于可以双方共赢，节约司法成本，减少诉讼纠纷，提高社会效益。
但刑事和解必须符合刑法基本原则，否则将违背法律精神，妨碍法律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引起社会负面影响。
首先，刑事和解必须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是指任何人都不能以任意方式定罪或处罚，而必须依据明确、具体的刑法规定。
因此，在刑事和解中，如果涉及到不在法定刑范围内的惩罚条件，这种和解协议是无效的。
刑事和解涉及的罪名必须明确，刑种必须在法定刑范围内，刑期必须符合刑法规定。
如果和解协议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一方面将侵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权益，另一方面也将损害法律的权威和尊严，给司法实践带来负面影响。
其次，刑事和解必须符合犯罪证明原则。
犯罪证明原则是指犯罪必须有证据证明，只有犯罪证明成立之后才能实施刑罚。
在刑事和解中，如果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经过合法程序证实其是否犯罪，就达成了刑事和解协议，这种和解是无效的。
否则，将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权益产生不利影响，损害其形成认罪悔罪的意识和实践。
第三，刑事和解必须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
罪刑相适应原则是指罪行的严重程度和刑罚的轻重应该相符合，即罪行越严重，刑罚也应该越重。
如果刑事和解协议达成后的刑罚轻于或重于法定刑，那么该和解协议就是违反了罪刑相适应原则的。
刑事和解不能成为打擦边球的手段，为追求短期利益而忽视刑法规定。
第四，刑事和解必须符合惩罚的限制原则。
惩罚的限制原则是指惩罚必须基于法定权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且不能过于严厉或过于轻微。
在刑事和解中，如果强迫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一个人在犯罪的情况下被允许逍遥法外，这是违反惩罚的限制原则的。
论刑事和解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冲突与调适王章力甘肃政法学院2012-10-17 20:01:12 来源：《西部法学评论》2011年第2期关键词:刑事和解；罪刑法定；和谐内容提要:刑事和解制度与我国传统的刑事基本原则理论存在冲突。
然而，出于对现实的需要和刑法观念的转变，刑事和解制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和推广。
是否继续保有旧有观念和制度不放，还是以积极开放的心态迎接新事物的到来，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存在较大的争议。
其中，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刑事和解制度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
为此，有必要对两者进行更加深人的探讨，从法理和情理上寻找两者之间的基本内涵、价值取向上的一致性，为刑事和解制度的良性运作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
一、问题之提出传统刑法观和司法习惯思维将刑法规定视为绝对命令{1}。
因此，国家依据职权发动的刑事追诉活动，是不受被害人和被告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意志影响的。
虽然这种刑事司法的运作模式对于维护法律的权威，保护国家社会利益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缺乏灵活性也使得执行法律后遗留着许多问题。
如被害人的基本合理赔偿要求难以被满足、生活陷入困境、心理创伤难以抚慰，从而造成被害人对司法产生不信任，严厉的刑罚并不会想当然的改变犯罪人行为，且犯罪在改造期间相互影响严重；司法资源投人过大，造成社会负担加重等等。
这就迫使人们重新审视犯罪和刑事司法问题，并以新的视角去探索更加合理的刑事司法制度。
自从1974年加拿大安大略基切纳市“创造性”地以和解的方式来解决刑事案件，并收到了良好效果时，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恢复性司法制度也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所建立。
在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兴起，也顺应了这一趋势。
根据《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使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规定（试行）》，所谓刑事和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得到被害人的谅解，被害人要求或者同意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理而达成的协议。
但是刑法属于公法，而刑事和解却“违背”了公法的性质毅然赋予了被害人和被告人一些自主权利，刑法的刚性规定与刑事和解的灵活性不可避免的会发生一些冲突，这反映到刑罚的罪刑法定原则时，冲突显得尤为激烈。
因此，理性地看待刑事和解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冲突，并寻找两者之间在基本内涵、价值取向上的一致性，将变得至关重要。
二、刑事和解与罪刑法定原则古罗马法有“适用刑法必须根据法律”的规定，后来逐渐形成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法律格言。
刑事古典学派代表人物、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最先在其《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指出：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
只有代表根据社会契约而联合起来的整个社会的主法者才拥有这一权威。
任何司法官员都不能自命公正地对社会的另一成员科处刑罚。
{2}这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最原初表述。
我国1997刑法典正式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
《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根据这一条款的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的含义是：什么是犯罪，有那些犯罪，各种犯罪的构成条件是什么，有哪些刑种，各个刑种如何适用以及各种具体罪的具体量刑幅度等，均由刑法加以规定。
对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定罪处罚。
{3}经过长期的传承，这一原则已深深扎根于人们的观念之中，人们将这一原则奉若神明。
刑事和解制度不合时宜的出现，显得与罪刑法定原则格格不入。
因此，对于刑事和解制度，我国学者和社会大众一开始就对其表现出一种拒斥的态度，认为刑事和解制度是对我国刑事法基本原则的严重悖离。
马静华教授认为：“刑事和解在最终实体处分时作出低于法定刑的处罚或者免于刑罚，在一定程度上，这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也有损司法的尊严”。
{4}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该原则产生于国家刑法权无限扩张，无限滥用的中世纪，相对于封建时代的罪刑擅断而言是刑罚制度的伟大进步。
按照这个原则，在定罪的时候一定要有法律上的规定，它控制的是定罪。
但反过来，刑法规定构成犯罪的，则不是非要定罪惩罚。
{5}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价值和内涵就是防止刑罚权的滥用，排斥绝对不定期刑，禁止有罪类推，从而保障人权。
刑事和解的适用，正是在保障人权这一点上与罪刑法定原则有了契合之处，刑事和解以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消弭冲突为目的，将惩戒寓于教化之中，体现了现代法制中的政治民主、人人平等、契约自由、人权至上等精神实质，契合了法治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顺应了时代要求。
（一）刑事和解在国外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方面都有了飞速发展，但是伴随着这一成果的却是犯罪的激增。
严厉的刑罚并没有改变犯罪人的行为，没有达到公众对犯罪控制的期待目标。
正如英国哲学家葛德文曾经指出的那样：刑罚这种强制手段不能说服人，不能安抚人，而相反地，使遭到强制的人离心离德，强制手段和理性毫无共同之处，所以不能有培养德性的正当效果。
{6}基于此，人们开始反思传统的刑罚观念，探索新的理论、创造新的制度来缓解当前剧烈的社会矛盾，修复性司法的产生和发展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制度。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的许多学者都对修复性司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创造了众多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传统刑事司法需要改革以及修复性司法为什么可以减少犯罪。
真正创造综合性修复性司法模式的第一人是美国学者霍华德·泽尔。
他认为修复性司法是一种替代性司法的典型，在司法原则以及所有主要方面都与现行的报应性司法有所不同。
他强调应关注被害人的利益和犯罪人应对其罪行承担积极的责任，补偿其造成的伤害。
通过这种受害人和犯罪人之间的个人互动达成谅解，取得和解。
当然，理论的发展从来都离不开实践的支持。
自从第一个修复性司法案例发生在加拿大并得到圆满的解决、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以来，修复性司法开始越来越多的从理论过度到实践和立法。
美国制定了《1982年被害人及证人保护法》，其以确认被害人以一定形式参加刑事诉讼和在财产方面恢复因犯罪遭受的损失及主要内容。
该法规定，检察官对联邦刑事案件的处理听取意见时，应当与被害人及其家属协商。
检察官的量刑意见，应当征求被害人的意见，并告知被害人在量刑时有向法官陈述意见的机会。
加拿大《刑法典》第717条和《青年犯罪法》第4条的规定：警察在移送之前，可以对案件采用替代性措施或运用转向项目。
再诉以后，也可以移送替代性项目或社区司法委员会，如果这个阶段能够成功解决，指控将会终止。
德国刑法典第46条a第49条第一款则规定，如果犯罪人努力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其行为全部或部分得到补偿或努力致力于对其行为进行补偿，或被害人的补偿要求全面或大部分得到实现的，可依法减轻刑罚或免除刑罚。
亚洲的泰国在2002年的1月6日召开的第一次关于修复性司法的全国性研讨会上，就正式把修复性司法引入到自己的刑事司法系统中。
修复性司法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现如今已有超国家层面的发展，既有民间的合作也有国家间的合作。
比如德国为波兰提供调解员培训，挪威和丹麦为阿尔巴尼亚提供调解帮助等。
修复性司法同样得到了国际组织的认可和推崇，欧洲理事会在2001年3月制订了《欧洲理事会关于刑事程序中被害人地位的框架决定》要求各成员国到2006年3月22日必须采用修复性司法。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在2002年4月制订了《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修复性司法项目的基本原则》，其序言部分强调修复性司法为受害人提供了获得补偿、增强安全感和寻求将事情了结的机会，使罪犯能深刻认识其行为的原因和影响并切实承担责任，同时使社区能够理解犯罪的根本原因，促进社区福利并预防犯罪。
该基本原则决议案是迄今为止对于修复性司法进行系统规定的第一个国际文件，也为各成员国提供了一个建立和实施修复性司法的行动纲领。
（二）刑事和解在我国历史上的渊源如果就此认为修复性司法是舶来品，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和历史传统，则显得十分武断。
中国历来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的和谐。
“和为贵”、“冤家宜解不宜结”等为人处事格言成为了人们解决纠纷的指导。
《周易·讼卦》云：“讼，终凶。
”在古代人看来，诉讼被看作是破坏和谐关系的一种极端方式。
因此，孔子在《论语·颜渊篇》不无感慨地说道：“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儒家一直强调以德化人，教化为先。
在其思想中和谐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社会。
英国学者斯普林克尔曾经写道，“中国哲学的禀性，亦偏好以调和态度解决纠纷。
从正面看，‘和’的观念在价值体系中名列前茅；从反面看，人们害怕冲突，因这对每个人都充满风险，并会损坏集体的力量。
”{7}可以说“无讼”代表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
历代统治阶级也洞察到这一特殊的国情，为了更好的为自己的统治服务，专门制定了一些相关的规定来满足社会的需要。
据考证，早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官府中，就设有“调人”，“胥吏”的官职，专司调解纠纷，平息诉讼。
2000年前的秦汉时期，官府中的调解制度发展为官制事的调节机制。
唐明时代沿袭和发展了历代的调解制度，并将民间调解上升为法律规范。
清代县乡以下基层组织实行保甲制，负责治安和调解民间纠纷。
中华民国政府《区自治施行法》和《乡镇自治施行法》都规定，区、乡、镇设立调解委员会。
到了解放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现实的需要以及特殊的情况所制约，调解制度变得更加灵活，陕甘宁边区审判员马锡五采用的一套致力于调解的办案方式备受推崇，被称为“马锡五办案方式”就是最好的佐证。
而1944年林伯梁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司法纲要》中提出刑事案件在双方自愿的原则下，彼此息争止诉，受害的一方即可得到实益，而无形中便能增进社会的和平。
建国后，政府对和解这一传统做法仍积极地予以采纳。
1954年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第3条规定：调解委员会的任务是调解一般民事纠纷与轻微刑事案件。
根据司法部同年所作的说明，所谓“轻微刑事案件”，是指轻微的侵占、斗殴、伤害、毁损、小额偷窃、欺诈妨碍名誉信用等。
目前，我国已形成了遍布城乡的人民调解体系，到2001年底全国建立了各类调解组织九十二万多个，调解人员八百余万人，其中村民调解委员会七十二万多个，居民调解委员会九万多个。
这些都毫不疑问的表明，刑事和解并非国外独创，在我国有着更为深刻的文化渊源和民众基础。
（三）刑事和解制度在现实中的运用当然，我国现在的刑事司法模式固然可以不受外在因素影响实现自己的定罪权和刑罚权，从而维护了法律的绝对权威性。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这种近乎“僵硬”的司法诉讼模式下产生的司法判决，并不必然导致良好结果的出现，甚至连判决的执行都无法实现。
在一些法院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实践中，民事判决的执行达到如此困难，以致在连续数年的时间里，附带民事判决的执行率都为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