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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的演变过程及意义在古代，人们的名字通常是根据家族、地域、职业或个人特征来命名的。
这些名字往往简单直接，易于辨识。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逐渐追求个性化和独特性，名字的演变过程也越来越丰富多样。
我们来看一些常见的姓氏。
姓氏是名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代表着人们的家族和血脉。
在中国，姓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
最早的姓氏是根据氏族、地域或祖先的名字来命名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姓氏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家族，代代相传。
例如，姓氏“李”起源于中国古代的贵族，如李斯、李白等，现如今已经成为中国最常见的姓氏之一。
不同的姓氏代表着不同的家族和历史传承，它们承载着人们对家族荣耀和血脉延续的期望。
我们来看一些常见的名字。
名字的选择通常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宗教、文化、时代背景等。
在古代，人们的名字往往与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或文化符号相关联。
例如，古希腊的名字常常与神话中的神祇或英雄联系在一起，如雅典娜、赫拉克勒斯等。
这些名字代表着人们对神圣力量和英勇品质的向往。
随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名字的选择越来越多样化。
在现代社会，人们的名字往往更加注重个性化和独特性。
一些父母会根据自己的喜好、追求和价值观来取名字，以表达对孩子的期望和祝福。
例如，一些名字可能以美好的寓意为基础，如“希望”、“梦想”、“智慧”等。
这些名字代表着对美好未来和成长的祝愿。
名字的演变过程也与社会变革和时代精神息息相关。
在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或思潮影响下，人们对名字的选择也发生了变化。
例如，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古典文化和艺术的追求使得一些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名字重新流行起来。
在工业革命时期，一些与科学和技术相关的名字也开始出现，如“爱迪生”、“牛顿”等。
这些名字代表着对知识和进步的追求。
名字的演变过程及其意义丰富多样。
它们承载着家族的传承和荣耀，代表着个人的独特性和追求。
名字的选择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家族背景、文化传统、个人喜好等。
随着时代的变迁，名字的演变也反映了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思想观念。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与性别意识研究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形象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通过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和性别意识的研究，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文化中女性地位的演变和性别观念的变迁。
本文将探讨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多样性，以及这些形象背后所反映出的对女性的社会期望和性别意识。
一、古代女性形象的多样性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可以说是丰富多样的。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儿女恩爱的母亲、女性的聪明睿智、以及女性的美丽温柔等各种形象。
例如《红楼梦》中的贾母和王熙凤，她们分别代表了慈爱的母亲和聪明机智的女性。
这些形象不仅仅是作品中的角色，更是对当时社会中女性地位和性别角色的一种表达。
二、女性形象背后的性别意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所反映出的性别意识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女性形象的塑造往往受到封建社会中男权思想的影响。
在古代社会中，男性被认为是家族延续的重要人物，而女性则被期望以嫁娶、生育为主要职责。
这种男尊女卑的性别观念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反映，例如《西游记》中的白骨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另一方面，古代文学中也存在一些反映女性意识觉醒的形象。
例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和贾宝玉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符合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期望。
林黛玉作为一个独立思考的女性形象，她对自己的情感有着极高的要求，追求自己真正的幸福，这展现了作者对女性独立性的探索和呼吁。
三、女性形象的影响和启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
这些形象不仅仅是文学家们对当时社会的观察和思考，更是对后世女性地位争取和性别平等的启示。
通过对古代文学中女性形象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对女性权益的呼喊，以及对女性自主性的探索。
近代以来，中国的女性地位和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形象的研究，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性别观念，对现代社会中的性别平等和女性地位提出进一步的思考和呼吁。
总结：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和性别意识是一个复杂而丰富的研究课题。
古代文化的性别视角和文化分析古代文化是人类历史上的宝贵遗产，也是我们认识和了解人类历史的重要途径。
然而，在古代文化中，性别在很多方面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涉及到家庭、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
因此，对于古代文化，我们必须从性别视角来进行文化分析，从中挖掘出其中蕴含的价值观、人文思想和社会关系。
一、古代文化的性别视角古代文化是以男性为尊的，这一点从古代的经典著作、历史事件、艺术作品等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出来。
这并不是说女性在古代文化中完全没有地位和价值，而是因为在古代社会中，男性是主要的生产力，女性的主要职责是繁衍后代，因此，在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中，男性自然处于更高的地位。
而在古代文化中，性别观念被灌输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几乎影响了每个方面的生活，成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化属性。
1. 家庭在古代社会中，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
在传统观念中，男人是家庭经济支柱，以扶持家庭为宗旨，而女人则是家庭生产者，以智慧为支柱。
因此，在家庭结构中，男女的分工是明确的，男人负责外出劳作，女人则负责看护家庭和孩子。
这样的分工对于家庭生活和社会秩序的维护有一定的意义，但同时也限制了女性的自由发展。
2. 社会在古代社会中，男女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男性享有更高的权利和自由，而女性则面临着更多的限制和束缚。
这在社会中不仅体现在政治方面，也在文化、经济、宗教等方面都有所体现。
例如在政治上，古代社会的组织形式多为家族制或宗法制，政治权利是不容易得到的，大多是基于门第、宗族关系和财富等等因素。
而在这一系统中，身为女性的人往往被排除在外，无法得到政治权利。
此外，在经济、宗教方面，女性的地位也有所限制。
在传统经济中，男性负责家庭经济支柱，女性则往往从事家政、针线、织布等女性工作。
而在宗教方面，男性往往担任祭司，而女性则往往处于二位。
例如在古代中国道教中，女性往往只能充当道场妇女或督导者等角色，而不能担任神仙。
3. 艺术艺术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在古代文化中，性别在艺术中的体现也比较明显。
古代中国的性别与社会地位在古代中国，性别对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男性被普遍认为是家庭的继承者和社会的支柱，而女性则被视为家庭的延续和传承者。
在这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性别在塑造个人发展和决定社会地位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男性在古代中国拥有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女性被禁锢在家庭中，承担起照顾家庭和子女的角色。
而男性则能够外出工作、参与政治和经商，这为他们增加了社会经验和自我成就的机会。
此外，男性通常会接受更多的教育，进一步提升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
其次，婚姻对于古代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具有重要影响。
婚姻被视为女性人生中的重要关卡，一旦嫁入他人家庭，女性的社会地位往往受到限制。
传统社会中的封建礼教要求女性以柔顺和依附的姿态来面对丈夫和公婆，女性作为家庭的妇人，地位较低。
她们在婚姻中的角色主要是生育子女，并承担家务劳动。
这使得她们的个人发展受到了限制，社会地位相对较低。
然而，社会地位与性别并非绝对。
在古代中国，也存在一些特殊的女性，她们通过出类拔萃的才华和贡献，成功地摆脱了传统性别角色的束缚，获得了突破性的社会地位。
比如，在历史上有一些女性皇帝，她们通过卓越的智慧和政治手腕，成为了国家的领导者。
还有一些女性文人，她们通过才华横溢的作品成为了受人尊重的文化名人。
这些例子证明了性别并非决定社会地位的唯一因素，个人的才能和努力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社会对女性的看法。
古代中国的性别与社会地位也受到了一些文化传统的影响。
儒家思想强调男尊女卑和家族观念，使得性别差异的存在更加明显。
在儒家价值观中，男性被强调为主动、理性的代表者，而女性则被赋予被动、柔顺的角色。
这种思想观念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权益的发展。
然而，古代中国的性别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对性别的认知和观念也在不断地演变和革新。
在当前的社会中，性别与社会地位的关系依然存在。
性别与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对性别角色的影响与改变性别与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对性别角色的影响与改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性别角色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长期以来，男性在社会中被赋予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权力，而女性则常常被限制在家庭和传统角色中。
然而，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女性权益的崛起，中国传统文化对性别角色的影响也在逐渐改变。
首先，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期望和角色造成了一定的限制。
在古代中国，女性的地位常常被限制在家庭和家务劳动中，她们的主要职责是照顾家人和生育子女。
这种传统观念在中国社会中长期存在，对女性的发展和自我实现产生了一定的压制。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女性逐渐开始争取自己的权益和平等地位。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对男性的要求和期望也带来了压力和限制。
男性常常被要求充分发挥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感，养家糊口并承担更多的责任与压力。
传统文化中的这种性别角色定位，给男性带来了一定的负担，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经济压力的增加和家庭责任的增加，男性也面临着更多的挑战与困扰。
然而，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女性权益的崛起，中国传统文化对性别角色的影响也在逐渐改变。
现在，女性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仅在职场上展现出了出色的能力，还在家庭和社会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
女性的地位和权益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尊重，她们享有更多的自主权和自由，能够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同时，男性对于传统文化的期待也在发生变化。
越来越多的男性开始关注家庭和子女的成长，积极参与家庭生活，体现出更多的温柔和责任感。
他们不再只是重视事业和经济收入，而是更注重家庭与个人平衡，为家庭的幸福和健康而努力。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也开始发生一定的转变。
更多的家庭开始倡导男女平等，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和权益。
社会对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和偏见也逐渐减少，人们对于性别平等的认识和意识也在提高。
这些变化不仅对个人有着积极的影响，也为整个社会的进步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然而，要实现性别角色的真正平等，还需要持续的努力和改变。
汉语古代文学中性别角色的演变与反映古代汉语文学作为中华文化瑰宝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展示了古人的智慧和情感，也反映了古代社会性别角色的演变和问题。
在古代文学中，性别角色的塑造不仅仅是一种刻画，更是对当时社会价值观念的体现。
本文将探讨汉语古代文学中性别角色的演变与反映。
古代汉语文学中的性别角色通常呈现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鲜明对比。
男性被渲染成英勇、聪明、权力的象征，代表了社会的主导地位。
古代文献中男性主角通常是武将、官员、学者等具有权威和社会地位的角色。
他们往往具有威严、果断的性格，以及坚定的意志和刚毅的品质。
例如《史记》中的司马迁就是一个具有崇高智慧和坚定信念的男性形象。
相比之下，古代文学中的女性角色通常被描绘成柔弱、娇美、依赖和贞烈的象征。
她们的命运往往与男性的命运相联，没有自主权和独立的选择。
她们通常被描述为婀娜多姿、细腻柔软的形象，主要通过美貌来引起男性的注意。
典型的例子有《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和贾玲玲，她们象征着中国传统女性的柔弱和无奈。
然而，古代汉语文学中也不乏一些突破传统性别角色的创作。
一些女性角色被塑造成强悍、聪明、独立和勇敢的形象。
她们敢于挑战传统价值观念，追求自我实现和追求真爱。
例如《红楼梦》中的元春和晴雯，她们不仅有自己的思想和意志，还能以行动和智慧影响和改变周围的环境。
这种女性形象的出现，反映了古代汉语文学中对女性地位的思考和反思。
古代汉语文学中性别角色的演变与反映也与社会及历史背景紧密相关。
古代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封建礼教尊崇男尊女卑的价值观念，影响着当时文化的塑造。
性别角色的演变反映了社会变革的进程。
例如在明代，女性地位相对提高，刻画女性角色的文学作品也增多。
这一时期的女性人物形象比较丰满，反映了社会对女性地位和权利的关注。
总的来说，汉语古代文学中性别角色的演变与反映不仅是文学作品的创作手法，更是对当时社会价值观念和女性地位的反映。
古代文学作品中塑造的性别角色包括了男性的权力与权威，以及女性的柔弱与依赖。
用文化语言学方法浅析中国女性名字古往今来的人名如银河星沙，至多至繁，都闪烁着光彩。
这光彩是人们文化素养和心理状态的反映，寻绎每一个名字的含义，都是饶有趣味的事情。
人们的名字或简单、或深奥、或典雅，直接反映命名者的文化素养；从人名中能够分辨出有关性别、职业、文化层次等区别，又是社会文化背景的折射。
因而，人名研究成为文化语言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本文限定语料，以徐一青、张鹤仙著《姓名趣谈》将中国女性名字归为八类为立脚点，用文化语言学方法浅析了中国大多数女性名字所透露的文化信息和心理。
徐一青、张鹤仙著《姓名趣谈》，将中国女性名字归为以下八类：1.女性字：娘、女、姐、姑、姬、媛、婷、娜；2.花鸟类：花、华、英、梅、桃、莲、凤、燕；3.闺物类：秀、阁、钗、钏、纨、香、黛；4.粉艳类：美、丽、倩、素、青、翠；5.柔景类：月、湄、波、云、雪、雯、春、夏；6.珍宝类：玉、珊、琼、瑛；7.柔情字：爱、惠、喜、怡；8.女德字：淑、娴、静、巧、慧。
从以上材料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女性的名字主要与两个方面的内容息息相关：一是文化；二是心理。
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一、从文化背景上看，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萨丕尔（Haward Spair）反对说话与文化是一致的，但他又说：“语言的内容，不用说，是和文化有密切关系的，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它所服务的文化，从这种意义上说，语言史与文化史沿平行的路线进行是完全正确的。
”人名作为专有名词的一种，本应是私人化的事情，它是社会成员相互区别的符号。
但从不同民族人名起源、构成和发展来看，人名又不仅仅是简单一个符号。
可以说，人名是社会的产物，它不可避免反映了华夏民族悠久而丰富的民族文化。
1.中国女性人名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中国有句古话：“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
”这句话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
在母系氏族社会，妇女处于较尊贵的地位，在女性名字上也多有反映。
“姬”是较早的姓氏，传说中的黄帝就是姬姓，后发展为女性名字用字，体现了女性的尊贵；“女”字在远古的女性名字中比较盛行，如“女娲”、“女英”等。
中国文化中的女性形象与社会地位自古以来，中国的女性一直是一个受到关注的话题。
女性的形象与社会地位在历史上和现代社会中都有不同的变化和发展。
本文将从中国文化中女性形象的历史演变、传统文化中的女性角色、现代女性的地位提升等方面来探讨中国文化中的女性形象与社会地位。
中国女性形象的历史演变从中国古代开始，女性被赋予了被动、弱势、柔弱的形象，而男性则被赋予了积极、强势、刚强的形象。
女性地位的差距最早体现在宗法制度中，特别是家族的产权继承制度。
男性可以接受家族的继承，而女性通常不能。
妇女的低贱地位导致她们无法自力更生，需要依赖男性保护和供养。
因此，在古代，妇女对家庭而言，只是一种经济负担，没有社会价值。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女性的形象开始发生变化。
唐朝的作曲家诗人，歌莺之称的韩愈和唐朝的女文学家李清照等开始打破了古代中国的思想禁锢，向外表达自己的感情。
明清时期，中国百花齐放，文学艺术达到了巅峰。
一些女性文化名人，如唐婉、南华、李凤娘、郑板桥等，特别是清代的曹雪芹，通过自己的作品，向全世界展示了女性的美和智慧。
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的地位也不断提高，文化成就为女性以后的地位提高开了大门。
传统文化中的女性角色中国的传统女性角色主要包括母亲、妻子和女儿。
传统中认为，女性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妻子和母亲，这两个角色被视为女性的自然境遇和命运。
妻子的角色是照顾丈夫、照顾家庭；母亲的角色则是照顾孩子、支持丈夫。
除此之外，女儿这个角色也很重要，在家庭中照顾父母和爷爷奶奶。
在传统中，女儿的角色同样不容忽视。
妻子的角色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因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男女之间的感情不是基于爱情，而是由于一种“天生地养之道”。
男人应该善待自己的妻子，这是中国社会的传统与风尚，为了维护这个习俗，中国儒家亦推崇了“三从四德”的婚姻伦理。
三从即遵从父亲，嫁从夫；从夫则遵从夫的命令，协助经营家庭；妇德则是诚实、谦逊、勤奋、节俭，中国古典文化认为这是妇女的正确品德标准。
中国人的姓名体现辈分、渊源、传承、期盼、情感、思想，讲出处、有典故、通伦理、求蕴藉，避讳之礼博大深厚，礼义廉耻尽在其中，从特定的角度反映中华民族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
通过对某一历史阶段中国人取名的基本方法、择字风尚及忌讳要点等现象的观察、思考与分析，可在探寻当时政治形势、时代精神、社会习俗和文化水准诸方面获得宝贵的启迪和资源。
一中华民族的姓名起源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
母系氏族社会起源的姓遗传下来的姓只有任、姚、姜三姓，其他的不是消失就是人口极少。
而父系氏族时的姓却大都保留了下来。
据统计到今天我们中国的姓氏已达到了11939个，其中单字姓5313个，双字姓4311个，三字姓1615个，四字姓571个，六字姓22个，七字姓7个，八字姓3个，九字姓1个。
从商代的干支入名，到后来的“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牲畜，不以器币”入名的禁忌，由春秋战国时期打破禁忌，好以贱丑隐疾为名，关于中国姓氏的立法起源于秦朝，当时规定所有山川河流，百姓姓名都不能与皇帝姓名重合，而谱名的规定也从那时开始。
西汉以后以尊崇圣洁文雅为风尚，王莽篡权，为了强调自己革新的作用，要求百姓全部使用两字名，中国两字名开始兴起。
到了唐代谱名才又重新被人们重视，由唐宋时代形成的以辈次命名，再到清乾隆钦定孔子后裔辈次用字三十个，非但组成了绵延不绝的人名历史，也在人名的走向转变中显示了我国历代官风民俗、文学礼仪。
中国人的姓名经数千年积累演变，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文化系统，蕴涵着丰厚的人文信息、民俗资源、历史积淀、社会符号、文明指向、思想意趣、家族身份、修养成果。
不但影响了其他民族，也辐射至周边地区。
五千多个姓氏大多源于上古，几乎都存有自己的起源故事和嬗变历史。
从先秦姓与氏的“别婚姻”“别贵贱”，到秦汉的姓氏合一，再到中华民族大家庭内许多民族纷纷采用汉姓，姓名与历史文化密不可分。
可惜，姓名文化现今已经明显衰落，原本蕴涵的情怀和格调荡然无存。
虽然孔、孟、曾这几大姓迄今仍然严谨地遵循着谱名的要求，但是广大中国人的名字早已没有文化品位，仅仅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符号，而且高度一致、大面积雷同。
先秦魏晋南北朝女子命名以及女子姓名文化初探佚名姓氏是反映一个人血缘、宗法关系的重要标志。
与宗法制度成熟完善相适应，周代姓氏制度较之以前也有了新的变化。
女子的姓氏称谓更是能反映女子的宗法关系与地位。
先看周代女子的姓名形式，主要有如下几种：（1）单称姓、姓＋“氏”字、“妇”字＋姓。
单称姓是妇女姓名的最简单形式。
西周金文中有“仲父作好旅”其中“好”是姓。
姓＋“氏”字的形式其实与单称姓无甚分别，可能主要是使语调更顺畅。
《左传隐公元年》：“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姜出而赋……”“妇”字＋姓是商代就已出现的妇女姓名形式，周代还有。
如“妇妫”（隐公八年）、“妇姜”。
（宣公元年）（2）氏＋姓这是重要的形式，根据氏的不同又可分为三种：○1夫氏＋姓。
如雍纠之妻称雍姬（桓公十五年），息侯之妻称息（庄公十年），孔之妻称孔伯姬（哀公十五年）。
其中雍、息、孔为丈夫的氏名。
○2父氏＋姓。
如周惠王之后称陈妫（庄公十八年），楚武王之妻称邓曼（桓公十三年），郑庄公之妻称雍姞（桓公十一年），陈、邓、雍是父之氏名。
○3父氏＋夫氏＋姓。
如“苏卫妃”，苏为父氏，卫为夫氏，妃为苏国之姓。
(3)行次＋姓。
周代用伯仲叔季或孟仲季来区分兄弟姐妹的行次,而且“男女异长,各有伯仲”，即男女各自排行。
这类例子有，孟姜,仲子,叔姬,季芈,分别表示姜家的大女儿,子家的二女儿,姬家大三女儿和芈家的最小的女儿。
(如果儿子过女儿的数量超过四个,《白虎通姓名字》云:“质家亲亲,故积于仲;文家尊尊,故积于叔。
”即首尾不变,殷代中间的几位都称仲,周代则都称叔。
但学者多不认同,认为同称仲或叔是因为异母而生。
)（4)名或字＋姓。
先秦女子称名或字虽不多见,但在殷代就已出现,王国维先生有详尽的考证。
周代也有,名或字在姓之前或在后均可.西周金文有姬单,姜林母等,《左传定公四年》：“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
”杨伯峻注：“畀我,名也。
”(5)谥＋姓。
这是妇人死后追认的称呼,分为夫谥＋姓和己谥＋姓两种形式。
收稿日期:2006-01-01作者简介:焦杰(1964-),女,辽宁海城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化史和社会性别研究。
第39卷 第6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11月 Vo l .39 No .6JO U RN A L O F ZH ENG ZH O U UN IV ERSIT YNo v .2006 从中国古代女性名字的演变看社会性别文化的建构焦 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716002)摘 要:中国古代妇女的命名有其特殊的发展过程。
姓名中的女性气质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文化赋予的,女性气质名字的从无到有反映了社会性别文化的深刻影响和社会性别文化的建构过程。
先秦时期的社会性别文化尚未建立,妇女称谓与命名主要是标明她们的生理性别及附属于男性的社会身份,并不具备女性气质;两汉时代,随着以儒家纲常为核心内容的性别文化的建立,女性气质的名字开始凸显出来;在魏晋六朝时代,社会性别文化已经确立,女性气质的名字成为妇女命名的主流。
关键词:女性名字;女性气质;性别文化中图分类号:K 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6)06-0025-04 由于受传统性别文化的影响,男女两性的差别由简单的生理差别演化为复杂的社会差别。
这些差别受传统文化习俗的熏陶,已经变得根深蒂固。
以名字为例,人们普遍认为男孩要有男孩的名字,女孩要有女孩的名字。
所谓男孩名字就是说该名字表达的内容要体现出男性气质,而女孩名字也要表现出女性气质。
从女性命名用词上讲,传统女性名字大致有三个特点:一是好用带女偏旁部首的字眼,二是喜用花草珠玉景物之类的词语,三是多用象征传统女性道德标准的名词。
这类名词或字眼往往表现了这样几个含义:一是女性与男性不同,二是女性在外貌上应具有观赏性,三是女性的性格与品行应有一定的模式。
那么女性是否就应该具有上述三种特征吗?这些特征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形成的?人们为女性命名时是根据其天生的气质,还是另有所据?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只要仔细考察分析一下妇女命名的发展过程,就可一目了然。
一、先秦妇女的称谓、名字与社会性别文化先秦时期女性的称谓和名字在很多人的文章及著作中都已经谈到,但他们通常是从妇女命名的特点来谈的,涉及到性别意识的只有田恒金先生的《从〈春秋〉〈左传〉看先秦时期女性的名字及其文化内涵》一文。
他认为先秦女性的名字、称谓是由母家国名、夫家国名、母家氏、排行、夫谥、自谥等材料组成,从她们的名字与称谓能看出她们的籍贯、家庭背景、血缘关系、婚姻状况。
这些名字和称谓就像标签一样,具有标识其身份的作用。
女性名字所具有的这种特点,一方面是为满足同姓不婚的需要而产生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女性依附男性的社会地位[1]。
我基本上同意上述观点,不过还想补充一些。
先秦妇女的称谓与名字除了具有识血缘、别婚姻的特殊功能和表现女性依附于男性的文化象征以外,还具有另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并没有体现出传统社会性别文化所要求女性的气质。
这就是说女性的称谓与名字在先秦仅是一个标签,标明她们所属的社会群体,但没有标示出她们作为女性而应该具有某种气质。
中国古代的名字习惯上有大名、小名和字的分别。
通常小名是按出生时的具体情况而定,并不考虑很多因素。
如《左传》卷六“桓公六年”载:“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
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
”[2](P 1571)这种起名方法同样也适用于女性。
先秦文献中保存有一些为女性命名的故事,最有名的要数齐平公一位名叫弃的夫人。
据《左传》卷三十七“襄公二十六年”载,弃出生时因身体呈赤色、通体长毛而被她的父母“弃诸堤下”,幸亏“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弃”[2](P1990)。
这就是典型的“以生命名”。
由于文献的缺乏,很多古人都认为古代妇女是没有名字的。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四就说:“古者妇人无名,以姓为名,或系之字,则如仲子、季姜之类;或系之谥,则如戴妫、成风之类,各不同。
周人称`王姬'、`伯姬',盖周姬姓,故云。
而后世相承,遂以`姬'为妇人通称。
以戚夫人为戚姬,虞美人为虞姬。
”[3](P56—57)这种说法其实并不正确。
古代妇女的的确确是有名字的,只是妇女一般只有小名而无大名,或者虽有大名但因女性名字习惯上是秘不示众的,正如男子成年以后只以字行世的道理一样,因而只好就按照她母家的国名、夫家国名、母家氏、排行、夫谥、自谥等材料对其身份进行说明。
这种称谓方法正如田恒金先生所说反映了女性附属于男性的社会现实。
事实上,我们通过各种文献还是可以知道一些先秦妇女的名字,如女娲、姜嫄、简狄、钟离春、西施、郑旦、东施、妹喜、妲己,传说中黄帝的妻子嫘祖以及女节、嫫母,另外还有窃符救赵的如姬,及刘向《列女传》所载鲍苏妻子女宗、楚武王夫人邓曼、楚成王夫人郑瞀、齐威王虞姬娟之、赵武灵王王后吴孟姚、齐相管仲妾婧、赵国掌渡官员之女娟、楚倾襄王夫人处庄侄等[4]。
我们从性别视角来分析这些名字,除了婧、娟、娟之、邓曼、孟姚具有所谓女性气质以外,其他名字极少带有这个特点。
尽管女娲、姜嫄、女节、嫫母、妹喜、妲己、如姬、女宗等女性色彩很强,但是性别含义并不突出,仅是表明其女性身份而已;简狄、嫘祖、钟离春、郑旦、郑瞀、庄侄则没有任何性别含义(西施、东施的“施”不过是姓而已,西施之别名“夷光”毫无女性气质)。
李学勤先生指出,先秦妇女称谓与男子的不同仅在于妇女要称姓,而男子不称姓,而称氏、称谥的用法两者一样,同时妇女的命名规律也与男子大致相同[5]。
这说明先秦人对女性命名并不太考虑气质因素。
由此可见,先秦女性的名字以及文献中对她们的称谓,主要是在于标明女性身份,或从生理身份标明,或从社会身份标明,并不包涵女性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女性气质的含义。
这一特点与后世是截然不同的。
其实,先秦女性名字与称谓的这个特点在商代卜辞中表现得也很明显。
称妻子时,商代妇女一般在名字前加“妇”字,如商王武丁之妻妇好;称母时又在名字前加“母”字,如妇好之名有时又写做“母辛”;称祖时则在名字前加“妣”字,如妣庚、妣丙等。
这种称谓和名字比较注重对女性身份的界定,只是标明她们的生理性别和她们与占卜者或主祭者的关系。
同样,尽管西周、春秋时期的女性名字和称谓比商代时要复杂,表现的文化内涵也更多,但却是以标明女性身份为目的的,而不是标明女性的所谓气质。
为什么先秦时期女性称谓与名字没有后世所谓的女性气质呢?分析原因有三:一是当时的社会性别文化还不发达,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还没有形成深不可逾的鸿沟;二是当时的男女差别仅仅是社会分工的不同,男主外、女主内,虽然丈夫地位高于妻子,但并不强调妻子一定要服从丈夫,而是各行其事,妻子不能干涉丈夫在外的事务,丈夫也不应对家内事务指手画脚;三是声伎业还未大规模兴起,女性还未被视为供人享乐的性的所有物。
正因为当时的社会性别文化还没有完全建立,这一时期的女性名字就显得非常古朴。
二、两汉妇女名字特点与社会性别文化两汉时代,妇女有了比较正规的名字。
在当时的文献中,只要出现的妇女有名字,往往就会直书其名字。
但是,假如该女未婚,往往先说明她的父亲是谁;假如已婚,则先说明她的丈夫是谁。
这种称谓方式就是继承了前代妇女依附于男性的社会现实。
撇开这个问题不谈,我们从性别角度来看汉代女性的名字,就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现象。
一是许多女性的名字非常男性化。
张孟伦先生的《汉魏人名考》第九章之《女子男名,男子女名》,专讲汉代女子命名男性化的倾向。
一种是以男性指代名词命名,如高祖姬赵子儿、女医淳于衍字少夫、卫皇后卫子夫、息夫躬夫人充汉、江都公主之女少夫、顺帝乳母王男等[6]。
我们在《后汉书》卷十下《皇后纪》里还可以看到武德长公主名男、冠军长公主名成男[7]。
另一种是男性气质的名字。
张孟伦先生列举出的有平阳侯家侍者卫少儿、长沙王之母唐儿、景帝王皇后的母亲臧儿、孝女叔先雄等。
其实除叔先雄以外,前三者并非是男名,很可能是昵称。
像这种充满男性气质的名字,在《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中俯拾皆是。
如《汉书》卷九七《外戚传》载汉武帝同母异父姐金俗、汉宣帝母翁须[8];《后汉书》卷十上《皇后纪》载光武帝皇后郭圣通、和熹邓皇后绥,《后汉书》卷十下《皇后纪》载孝崇皇后汉桓帝母明、梁冀妻孙寿、桓帝时后宫采女田圣、汉献帝伏皇后名寿,《后汉书》卷八三《逸民传》中梁鸿妻字德曜名孟光等。
女名男性化的风气连美女们也不能免俗,如成帝宠妃赵合德等。
二是许多妇女的名字比较中性化。
这类名字我们熟悉的有王昭君、卓文君、班昭、蔡琰等。
另外据《后汉书》卷八四《列女传》记载尚有鲍宣妻桓少君、马融之女马伦、许升妻吕荣等,《后汉书》卷十下《皇后纪》记载有曹操长女宪,《汉书》卷九八《元后传》记载有王莽之姑孝元皇后王政君及其三个姐妹君侠、君力、君弟。
此外,《后汉书·皇后纪下》所载公主名字百分之七十以上都呈男性或中性气质。
三是许多妇女的名字颇具女性气质的色彩。
张孟伦先生的《汉魏人名考》第九章之《几种特殊的女子的名字》指出:当时女性常用的名字有姬、姜、贞、娥、娆、罗敷、丽、华、珠、玉等,分别用来形容女子妖冶风流、美貌端庄、贞静守礼的几个特点,其中馆陶公主名嫖、梁竦女梁嫕还带有狎昵的味道。
除了表示女性端庄、贞静特点以外,大部分名字都刻意表现女性具有妖艳狐媚的特性,或视女性具有一定的观赏性。
类似女名尚有大家很熟悉的吕雉、赵飞燕、《孔雀东南飞》里的刘兰芝、《列女传》中的缇萦,及《后汉书》卷十下《皇后纪》中所载桓帝梁皇后女莹等。
有的名字虽然表明其女性身份,但却明显带有反性别文化的含义,如《后汉书》卷十下《皇后纪》所载的桓帝邓皇后名猛女就是如此。
四是带女字偏旁部首的词语成为汉代妇女命名的常用字,上述馆陶公主嫖、梁竦女梁嫕即是此类。
另据《汉书》卷九七上《外戚传》载还有景帝王皇后之妹儿姁、顺成侯姊君姁,《汉书》卷九七下《外戚传》载成帝许皇后姐许孊,《后汉书》卷十下《皇后纪》载顺烈梁皇后妠、桓思窦皇后妙等。
这类名字虽然带有女性气质的含义,但显然更着重指代女性与男性不同的生理性别。
长沙出土的汉代竹简资料也反映了汉代女名的上述特点。
王子今指出,汉代下层社会的妇女称谓常按她与户主的关系来确定,假如户人(即我们今天所谓的户主)健在,妇女名字的前面常被冠以“母”、“妻”、“小妻”、“子女”、“户下婢”等,但没有她们的母姓;假如妇女以户人身份出现,则称其姓[9]。
但此姓是母姓还是夫姓,王子今并没有说明。
关于妇女命名的特点,王子今总结出了一些规律:一是以“汝”、“姑”、“女”等表示女性性别的名字较多,二是以“妾”、“婢”等表示妇女身份低下的名字较多,三是以“贞”、“思”等表示社会性别文化的名字较多,四是以“丝”字旁构字的“絮”、“紫”、“绩”等表示妇女社会分工的名字较多,五是以“妙”、“彩”、“葵”、“燕”等表示女性柔美特征的名字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