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苏小说创作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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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苏小说创作研究述评

作者：张敏

来源：《文学教育》2014年第01期

内容摘要：当今评论界对晓苏小说创作内容的探讨，推演出了底层与苦难、荒诞与趣味、道德与伦理三大主题，并认定晓苏在艺术追求上表现出以性为载体的故事体例和以俗世为基调的民间精神等审美特征。

关键词：晓苏小说 研究 述评

湖北作家群中以描写“底层荒诞形态”[1]见长的晓苏近年来愈来愈受到评论界的关注。晓苏1985年开始小说创作，先后出版了富有情趣的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集《山里山外人》、《黑灯》、《狗戏》，小说《三个人的故事》、《寡妇和她的女儿》、《耕田人》以清浅的文字、轻松的文调，一反当时文坛庄严深沉的文风，特别是其以油菜坡为文学地缘的底层书写迅速引起了文坛的注意。晓苏常年躬耕于短篇小说的苑囿，先后在《收获》、《花城》、《作家》、《钟山》、《大家》、《江南》、《十月》、《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大型文学期刊杂志上发表小说四百万字。2004年，晓苏以《侯己的汇款单》斩获首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跻身于莫言、苏童、陈忠实等名家之列。小说继承当代湖北作家群苦难现实写作的路线，以关注农村底层弱势群体的平民姿态，以一张汇款单讲述了一个曲折荒诞却又发人深省的故事，小说先后被《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转载并刊发评述性文章，晓苏再次名噪一时。新世纪以来，晓苏的小说写作相比于过去的底层描写和荒诞叙事，更多地倾注了文化观照与人性关怀，其以《金米》《麦芽糖》《花被窝》连续获得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湖北文学奖，后又凭借《乡村车祸》、《矿难者》获得第七届滇池文学奖、第十届金嗓子文学奖，为晓苏在文坛奠定了稳固扎实的地位。

短篇小说相比于长篇小说在写作技巧上对作家的要求更高，更能体现作家的写作功底，但是作为一个作家，如果没有长篇小说面世，作家的系统写作势必会遭受质疑。晓苏从来都不是一个令读者失望的写作者，上个世纪他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五里铺》仍旧延续以描写底层人的社会沉浮悲喜剧为主题，被评论界誉为“触及到改造‘劣根性’这一世纪主题的‘社会小说’”[2]，这无疑在其创作历程中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如果油菜坡作为晓苏短篇小说中特有的文学地缘给予了晓苏丰厚的文学原始滋养，那么在现实生活中身为文学教授的晓苏老师，大学的校园生活在他的文学家园中又具有怎样的特殊意味呢？世纪之末出版的长篇小说《大学故事》，晓苏将荒诞叙事转移到赋予他生存依赖的大学校园，荒诞的叙事配合光怪陆离的校园生活小品撩拨出他幽默的语言魅力，风格迥异的反讽技巧造就了他小说“审丑”的艺术品格。进入新世纪，晓苏的长篇巨制“人性三部曲”《成长记》《苦笑记》《求爱记》依然把视野和审美聚焦于民间，但在叙事立场和技巧上有了明显的突破。文学评论家如王先霈、於可训等人一致认为晓苏“站在私人叙事立场上观照宏大的社会历史内容，将世俗生活进行审美化处理”[3]，这表明晓苏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又显现出新的艺术追求。 龙源期刊网

对晓苏的小说创作进行公开研究最早源于《小说评论》，该刊1992年第6期刊发了秋鸿的短评《富有情趣的农村生活故事——读晓苏的三篇小说》。接下来的几年，各类研究晓苏短篇小说的评述性文章零星见于《长江文艺》、《芳草》等文艺杂志上，由于当时晓苏并未进入系统化的创作时期，外加上各类研究者的立场和切入点不同，他们对晓苏小说的主题和风格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如张侯发表在1996年第3期《小说评论》上的《说说晓苏的“三黑”》，因晓苏在其连续发表的三篇小说标题里皆带有“黑色”二字之故，于是推断“晓苏对‘黑色幽默’派的文学特征，作了有益地借鉴与有选择地采取”[4]，这显然是不够深入的论断。直到进入新世纪，2001年11月17日《文艺报》发表著名文学评论家於可训的文章《晓苏和他的故事体小说》，系统地阐述了晓苏小说的故事性特征，才算揭开了全面深入研究晓苏小说创作的序幕，之后的研究者诸如吴义勤、樊星、李遇春、金立群、汪政、毕光明等陆续就其小说在形式与风格、主题与内容、方法与技巧等方面展开了系统的研究。

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晓苏小说创作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各类报刊上公开发表的研究论文多达300余篇。随着对晓苏创作研究的不断深入，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对此前的晓苏小说研究做一些详实地细致地系统地归纳和整理，以便今后的研究者者进行更方便更有效的研究。

一.关于晓苏小说创作的主题和内容

有关晓苏小说创作主题和内容的探讨，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型：底层与苦难、荒诞与趣味、道德与伦理。

1.底层与苦难

晓苏从生他养他的油菜坡汲取了足够的文学营养，他的一系列乡村小说都是源于油菜坡的记忆开始的，如《侯己的汇款单》《金米》《麦芽糖》均取材于作者早期的生活，“《侯己的汇款单》中的侯己，其原型是我的一位舅舅，《金米》中的九女，她的原型是我一位伯母，《麦芽糖》里的那个没有出息的务农，原型是我的一个堂兄。”[5]晓苏早期底层生活的情感体验为他今后小说的苦难主题创作积累了丰厚的素材，从这方面可以看出晓苏是苦难大众的忠实代言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底层的苦难写作的确是文坛盛行的浪潮，大批的小说作者跟风模仿，沉溺其中，而晓苏是如何成长为时代的弄潮儿，从集体的苦难写作群体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独特的写作个体的呢，在我看来，这得益于晓苏对苦难个体化的经验与人性化的关怀。事实上，晓苏早已洞察到主流苦难写作的弊端，“一是官方视角，二是物质关怀，三是口号语言”[6]，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晓苏的小说文本才能真正指向底层视野下的苦难内核。

晓苏的苦难是个体化与人性化的综合，特别是在他的短篇小说创作中，他没有刻意拔高去追寻普遍意义上的苦难，正所谓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如《甘草》、《麦芽糖》等写的是乡村老年人孤苦无依的寂寞，这种寂寞在弱势群体中便是致命性的，让人读来怜悯心疼；《侄儿请客》、《住在坡上的表哥》、《农家饭》等写的是物质生活改善后的农民在寻求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心理苦难，细碎而又挣扎；《坦白书》、《松油龙源期刊网

灯》、《送一个光棍上天堂》等写的都是底层农民的性苦难，不夹杂任何道德和伦理因素，直面人性中最幽暗的部分，一点也不回避。有研究者认为“晓苏对人性的拷问选择了苦难做为人性的试验场，而叙述的视角则直接来自社会的底层”[7]。晓苏的长篇小说其实也不例外，晓苏把他对人性的宏观描述延伸到了他的“人性三部曲”《成长记》、《苦笑记》、《求爱记》中，他将人性的欲望和现实的生活做了特定的艺术化处理，展现出俗世众生的痛苦和现状。

2.荒诞与趣味

晓苏的油菜坡苦难重重，社会问题根深蒂固。当苦难无法排解的时候，荒诞便成了苦难的延伸，成了包裹苦难的外衣，而这件外衣往往是具有戏剧张力的。如在《麦芽糖》中的“我”只能每天给爹抓背，相比同村的成功人士杨致远、肖子文、余乾坤三人显得毫无出息，“我”却很享受这种幸福。从表面上看，油菜坡三位成功人士进城出国是幸福的，然而被他们遗忘在山村老家的孤寡老人却生活在极度孤苦的晚年里，最后是“我”为杨致远死去的爹披麻戴孝，是“我”把肖子文累倒的父亲背回了家，是“我”在吃团年饭的时候将余老爹送去了医院。在小说中，晓苏并没有将留守老人的孤苦无限放大，而是通过荒诞的外衣反衬出来。荒诞作为晓苏短篇小说最具特色的艺术手法，其情节构造整体上是荒诞的，而细节却是真实的，孤寡老人留守山村的现象无疑已经触及到社会发展的软肋，城市化进程带来的人口老年化问题在晓苏荒诞的叙事中散发出人文的关怀。

作为一个小说家，如何超越同时代群体的叙事模式，晓苏有自己的思考。在公开场合，晓苏曾经多次倡导“有意思的阅读”[8]，这可以窥测出他是一个“有意思的”写作者，这种“有意思”渗透在晓苏的荒诞叙述中集中表现为一种特殊的情趣。文学评论家金立群曾经就“有意思”的情趣专门写过一篇评论性文章，认为“晓苏的小说，往往有着表面的情节的趣，而且取材往往带点‘色’，既令人啼笑皆非，又可使人想入非非”[9]。的确是这样的，如在《送一个光棍上天堂》中“我”为了搭救一个光棍在临死前的性压抑，多方奔走，出谋划策，当各种计划落空后，小说中的“我”甘愿自我牺牲，终于让光棍获得了性苦闷的释放，“安详”地去了天堂。类似的趣味在晓苏的诸多小说中均有细腻的体现，如《为光棍说话》中对光棍杨喜性压抑的描写就很容易激起读者的共鸣，“一个男人想起女人，有时心里头可能是火烧火燎的，也有可能是有好多鸡爪子在胡乱地抓”[10]；再如《钟点房》中偷看女人上厕所的表哥杨官，最后拥有了女人却又不失正人君子的风范，这种并不算高级的趣味是可贵的。再如《光棍们的太阳》刻画了一个油菜坡光棍们的公共情人黄娘的形象，开篇一句“假如没有黄娘，油菜坡的光棍们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11]，便撩拨起读者无限的阅读遐想和审美快感，而最令读者大跌眼镜的是黄娘的丈夫在碰到她老婆与光棍亲热的时候竟然有意避开。这些看似不符合常理和逻辑的荒诞叙事是人异化后的写照，在情趣化的艺术加工后折射出人性反思的光芒。晓苏把性描写回归到常态化，意在向外界宣言性是无关道德和伦理的存在，任何外在的束缚和限制都是违背人的生存和发展需求的。

3.道德与伦理 龙源期刊网

晓苏《光棍村》里的范家老三虽然极力地讨好老婆，但最后老婆不甘心贫穷还是跟别人跑了，婚姻在贫穷的逼迫下显得如此儿戏，与其说是晓苏在以道德为中心在批判，不如说是晓苏站在精英写作的角度在对贫穷进行深思。在东方文化背景下，人性与道德有时候是对立的，当生存的压力直逼底层苦难时，生存便成了一种扭曲的道德标准。类似的倾向在晓苏的短篇小说中比比皆是，如《老板还乡》里的暴发户朱由衣锦还乡后另结新欢，最后落得个人财两空的悲惨结局，虽然是很俗套的“人一旦有钱就变坏”模式，但作者在此基础上还另有创新，将道德的惩罚介入到了叙述中，最后朱由落难逃荒又回到了故乡，乡亲们的眼光便是作者的态度，这种荒诞的叙述我想只有在晓苏刻意的道德立场下才会显得如此有张力。再如《表姐呀表姐》、《余爱竹》、《你们的大哥》、《我们应该感谢谁》等都是以道德为中心展开地对底层苦难的批判，人们原本井然有序，甚至贫困到理所当然的生活因为金钱的诱惑或者因为生存的压迫而变得面目全非，以血缘为核心的家庭组织，以地缘为核心的故乡体系面临残酷的考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是现代化进程中人的自私自利到无法调和状态下的激化。

晓苏就像一位庄严的法官审视着一切，但他作为一个孤独的写作者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他知道当生存的问题不再是主要矛盾，面对底层的精神荒漠，人性就可能会被彻底打压，道德的高压就必须摒弃，“喜怒哀乐既摆脱了道德的束缚，也绝非单纯的欲望刺激而与日常生活分裂”[12]。特别是在涉及性叙事的部分篇目中，晓苏的道德处理是模糊的，取而代之的是无拘无束的伦理叙事，这种伦理叙事也是基于人性立场的，正如晓苏在接受采访时说“文学是人学，作家纯粹的写作立场应该是人性立场。”[13]晓苏的乡村伦理是底层的生命个体秩序在油菜坡这个小社会的客观反映，相比于道德约束更加真实，是作者的理性写作。有意思的是晓苏对伦理的关切均涉及“三纲”（君臣、夫妻、父子）范畴，如《侄儿请客》、《住在坡上的表哥》、《农家饭》、《我们应该感谢谁》等多篇小说是有“君为主，臣为从”，“君臣有义”的等级渗透的，依附裙带关系的乡亲们都想从“我”这个县里来的领导身上获取好处，并且认为这种获取是理所当然的，于是上演了一场又一场阿谀逢迎的啼笑闹剧。作者对这种因社会地位悬殊带来的秩序不置可否，如《农家饭》的结尾这样写道：“从金嫂那里离开时，我忍不住流泪了。”[14]却又显露出自己内心的无奈；夫妻间的伦理主要指向婚恋伦理，特别是涉身夫妻二人外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如《嫂子改嫁》、《等冯欠欠离婚》、《风流老婆》、《劝姨妹复婚》等小说，起看起来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在晓苏的架构下却有了合情合理的叙述，作者对这种伦理颓丧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包容的。晓苏抓住人物细微的需求做文章是立足于人性的，存在即合理，能够被理解就有其合理性；父子间的伦理在油菜坡延伸为长幼孝悌之义，《你们的大哥》写的是兄弟手足之间，《松油灯》写的是兄妹之间，《花被窝》写的是婆媳之间，《侯己的汇款单》写的是公媳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网构建起油菜坡乱象丛生的社会伦理。晓苏对伦理的“玩弄”显得更加心平气和，刻意追求在伦理的叙事中保持客观的立场，在人伦的模糊框架下凸显人性的解放，探索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可被理解的新型伦理和认知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