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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石刻研究文献综述（2004～2014）近十年石刻研究文献综述（2004～2014）前言：石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遗产，它们经过岁月的洗礼，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展示了人类智慧的精华。
近十年来，石刻研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本文对这一时期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以期为石刻研究提供参考和启示。
一、石刻艺术的演变近年来，研究人员对石刻艺术的演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石刻艺术的演变脉络清晰可见，呈现出一种从简单到复杂，从概念化到形象化的发展趋势。
研究人员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石刻进行比较分析，揭示了石刻艺术的内在规律和特点。
二、石刻技术的研究石刻技术是石刻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近年来，研究人员对石刻技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通过对石刻工具、工艺、技术等方面的分析，揭示了石刻制作过程中的奥秘。
其中，对石刻工具的研究尤为突出，研究人员通过对石刻刀具的形态、材料等方面的分析，还原了古代石刻工匠的技术过程，为石刻技术的传承和保护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三、石刻的保护与修复石刻的保护与修复一直是石刻研究的重要课题，近年来，研究人员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
他们通过对不同石刻材质的分析，制定了相应的保护措施，保护石刻不受环境侵蚀。
同时，他们还开展了石刻的修复工作，通过对石刻的清洗、填补、粘接等操作，恢复了古代石刻的完整性与美观性。
四、石刻与历史文化研究石刻是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源，它们记录了古代社会的风貌、制度、信仰等方面的信息。
近年来，研究人员将石刻与历史文化的研究结合起来，通过对石刻的解读和分析，揭示了古代社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他们通过对不同石刻题材、内容的研究，还原了古代社会的面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为我们认识和了解古代社会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五、石刻研究的挑战与前景尽管近十年来石刻研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首先，石刻研究的数据基础不稳定，存在着尚未破译的古代文字和符号的难题。
其次，石刻研究的跨学科性和复杂性需要研究人员兼顾多种学科的知识和方法。
大足石刻知识点总结高一大足石刻：探秘千年瑰宝大足石刻是中国著名的石刻艺术遗址，位于重庆市大足区，是中国最大的石刻艺术群之一。
它被誉为中国的“石刻博物馆”。
大足石刻以其独特的造型、精湛的工艺和丰富的内容吸引了无数游客和研究者。
今天，我们将探秘这一瑰宝，总结一些关于大足石刻的重要知识点。
1. 历史背景：大足石刻起源于公元七世纪，唐朝初期，当时的国君李世民为了纪念母亲，在大足山开凿了石窟。
然而，大规模的石刻建设发生在南宋时期，大足石刻成为那个时代文化繁荣的产物。
2. 艺术风格：大足石刻融合了佛教、道教和儒教的元素，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它的特点是充满力量感和神秘感，雕刻形象栩栩如生，线条流畅，表现了石刻艺术的精华。
大足石刻还融入了许多民间传说和故事，使得石刻更具故事性和艺术性。
3. 保护与修复：由于大足石刻年代久远，遭受了许多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保护与修复成为一项重要任务。
为了保护这一瑰宝，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修建环境保护带，定期巡视和维修石刻，同时开展科学研究，以了解石刻的材料和状态，从而采取针对性的保护措施。
4. 文化价值：大足石刻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
它展示了中国古代人民的宗教信仰，记录了历史事件和社会风貌，同时也承载了传统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
因此，大足石刻被列为中国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并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5. 游览动线：大足石刻广阔而复杂，游览时可以按照不同的线路进行。
一般来说，游览路线可以分为三个核心区域：南山石刻群、北山石刻群和飞来石刻。
南山石刻群是最为庞大和集中的部分，包括宝顶山石窟等众多佛教和道教石刻。
北山石刻群较小，但也值得一游。
飞来石刻则以壁画为主，内容十分精彩。
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时间进行选择。
6. 专题研究：大足石刻不仅仅是游客旅游的景点，也是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
许多专家和学者对大足石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索其历史、艺术和文化的内涵。
文化遗产旅游发展研究以大足石刻为例【摘要】本文以大足石刻为例，探讨了文化遗产旅游发展的现状和影响因素。
在介绍了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和研究目的。
接着在详细阐述了大足石刻的历史、在文化遗产旅游中的地位，以及发展现状、影响因素和对策。
最后在展望了文化遗产旅游发展的趋势，总结了大足石刻文化遗产旅游的启示，并提出了研究结论和展望。
通过对大足石刻文化遗产旅游的研究，可以为推动文化遗产旅游的发展和提升旅游体验提供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文化遗产旅游、大足石刻、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目的、历史、地位、发展现状、影响因素、发展对策、趋势、启示、结论、展望。
1. 引言1.1 研究背景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信仰、习俗和传统的集中体现，具有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的大足石刻，是中国石刻艺术的杰出代表，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文化遗产旅游成为旅游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同时也为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随着文化遗产旅游的兴起，一些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
大足石刻作为中国著名的文化遗产，虽然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观，但也面临着文物保护、游客管理、开发利用等方面的挑战。
为了更好地推动大足石刻文化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深入研究其发展现状、主要影响因素以及相应对策势在必行。
本研究旨在探讨大足石刻文化遗产旅游发展的现状和问题，为其规划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1.2 研究意义文化遗产旅游是指游客为了感受历史和文化价值而前往具有文化遗产价值的目的地旅行的一种旅游形式。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旅游业的兴起，文化遗产旅游逐渐成为人们选择旅行目的地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大足石刻作为中国石窟艺术的代表之一，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价值，吸引着大批游客前来参观。
研究大足石刻文化遗产旅游的发展对于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提升旅游景区的品质和知名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信息与评论·2005年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陈灼黎方银2005年8月18H至22U，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大足石刻首次科学考察60周年纪念会在重庆隆重召开。
本次会议由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丈足县人民政府主办，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蓐庆人足石刻艺术博物馆承办。
来自美国、英国、德国、I={奉、荷兰、丹麦、韩国、印度、巴基斯坦及中国等13个国家的97位专家学者}H席丁本次盛会。
本次研讨会涉及范围广，学者水平高，学术气氛浓，研究主题明，会议成果丰硕。
与会专家学者共提交了7l篇论文，对大足石刻展开了多层面、多向度的探讨和石窟研究的互动与交流。
一、图像研究图像的解读和深入研究，在题材丰富的大足石刻中依然是重点。
马世长指出第176窟弥勒下生经变相和177窟泗洲大圣并列组合，对照伪经《僧伽欲入涅檗说六度经》十分吻合。
从而证明，神僧崇拜和伪经的出现和流传是中国佛教本土化的具体表现。
李玉珉认为，一个外来图像之传入受四川当地文化的滋润，会逐渐产生新的组合方式与图象意涵。
李裕群考证，宝顶山广大宝楼阁图像出自菩提流支的译本《广大宝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经》；并探讨了其与近邻“六道轮回图”的关系。
肥田露美认为文献称南朝张僧繇在四川德阳画的观音、地藏并列像多次显示吉兆而受到武则天、唐代宗的崇敬，是基于观音、地藏并列造像的兴起而创作的缘起传说。
朴英淑则将高丽13世纪与四川、大足北山lO世纪的地藏、观音和陪侍的阿弥陀佛来迎图作了比较，认为其图像可能流行于中国的宋代与韩国的高丽时代的整个东亚地区。
张总考证小佛湾坛台下部地狱是据《华严经·十地品》；认为地藏十王的造像源头出自成都刻本，从晚唐以来川中、大足已有的地藏十王图可见其流布，至南宋终于形成了宝顶大佛湾石刻地狱图像之巨作。
梅林探讨了大足北山136号转轮经藏窟中心柱与三壁造像的互动关系；姚崇新以大足北山晚唐五代千手千眼观音造像为中心，试图揭示川渝地区观音信仰与造像的某些特点。
《近十年石刻研究文献综述（2004～2014）》篇一近十年石刻研究文献综述（2004-2014）一、引言石刻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价值不言而喻。
近十年来，随着考古学、历史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石刻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本文旨在梳理近十年来石刻研究的文献，分析其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及主要成果，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二、研究方法与范围本文以近十年（2004-2014）为时间范围，以石刻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综述法，梳理国内外关于石刻研究的文献，重点关注了学术论文、专著、报告等资料。
同时，结合石刻的类型、地域分布及研究主题，对文献进行了分类整理。
三、研究现状分析1. 研究主题分析近十年来，石刻研究涵盖了历史、艺术、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
其中，历史类研究主要关注石刻的年代、地域及政治、文化背景等；艺术类研究则关注石刻的造型、线条及雕刻技艺等；文化类研究则关注石刻所反映的民族精神、信仰习俗等；科技类研究则关注石刻的材质、制作工艺及保护技术等。
2. 地域分布分析石刻的地域分布广泛，近十年的研究也涉及了全国各地。
其中，以中国为主的研究区域最为丰富，涵盖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石刻作品。
此外，对国外石刻的研究也逐渐增多，涉及亚洲、欧洲、非洲等地的石刻作品。
3. 研究方法分析近十年的石刻研究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包括考古学、历史学、艺术学、科技考古等。
其中，考古学和历史学是主要的两个研究领域，通过挖掘和分析石刻的背景和意义来揭示其价值。
同时，科技手段如化学分析、地质勘探等也被广泛应用于石刻的材质和制作工艺等方面的研究。
四、主要成果与观点近十年来，石刻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首先，在历史方面，学者们通过分析石刻的年代和地域特征，揭示了各个时期的政治、文化背景和民族信仰。
其次，在艺术方面，对石刻的造型、线条和雕刻技艺进行了深入研究，丰富了民族艺术的宝库。
此外，在文化方面，石刻所反映的民族文化精神和信仰习俗也得到了深入挖掘。
⼤⾜⽯刻艺术考察报告⼤⾜⽯刻艺术考察报告篇⼀：川渝艺术考察报告川渝艺术考察报告学⽣姓名卫世奇系别艺术系专业班级环境艺术设计01班指导⽼师祝磊期盼了已久的的艺术考察终于在兴奋与欢乐中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这次艺术考察，我们去了美丽的成都和重庆，主要游览了成都宽窄巷⼦、都江堰、重庆⼤⾜⽯刻等。
神奇、富饶、美丽的川渝。
“川”是四川省的简称，“渝”为重庆市的简称。
由于两地同处四川盆地区，且⽂化⽣活风俗上极为相似，四川和重庆合称巴蜀。
我考察的主要对象是：少数民族的民族风情、宗教信仰、⽣活⽅式及饮⾷习惯，少数民族的⽂化底蕴与⽂化内涵，古城的建筑风格及合理的布置，艺术设计风格在现实⽣活中的实际运⽤等。
史⽂化名城保护规划》。
2008年6⽉，为期三年的宽窄巷⼦改造⼯程全⾯竣⼯。
修葺⼀新的宽窄巷⼦由45个清末民初风格的四合院落、兼具艺术与⽂化底蕴的花园洋楼、新建的宅院式精品酒店等各具特⾊的建筑群落组成。
⽼成都的闲适新成都的时尚都在巷⼦⾥宽巷⼦的“窄”是逍遥⼈⽣的印记，窄巷⼦的“宽”是安逸⽣活的回忆；逍遥安逸，⾏云流⽔，顺其⾃然的⽣活态度，是成都⼈的精髓，是仙源故乡⼈居环境的神韵；短短的宽窄巷⼦承载着少城太多的历史信息与历史印记，令⼈遥想，慨然不已……⽿边回响着省历史学会会长、省中华⽂化学会副会长谭继和先⽣极富感情的演讲辞令，本报记者于昨⽇来到“千年少城”的核⼼地，采访了参与宽窄巷⼦规划设计定位的相关负责⼈王华银，提前揭秘即将开街的宽窄巷⼦。
宽巷⼦：⽼成都的“闲⽣活” 窄巷⼦：⽼成都的“慢⽣活”考察第⼀站——成都宽窄巷⼦宽窄巷⼦”是成都市三⼤历史⽂化保护区之⼀，由宽巷⼦、窄巷⼦和井巷⼦三条平⾏排列的城市⽼式街道及其之间的四合院群落组成，于上世纪80年代列⼊《成都历井巷⼦：成都⼈的“新⽣活”考察第⼆站——都江堰位置都江堰渠⾸⼯程位于青城麓的岷江⼲流上，濒临都江堰市区，距成都39公⾥，是公元前250年蜀郡太守李冰⽗⼦在前⼈鳖灵开凿的基础上组织修建的⼤型⽔利⼯程，由鱼嘴、飞沙堰、宝瓶⼝三⼤⼯程组成，两千多年来⼀直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使成都平原成为⽔旱从⼈、沃野千⾥的”天府之国”，⾄今灌区已达30余县市、⾯积近千万亩，是中华民族⽂明史上，与长城⽐肩⽽⽴的伟⼤⼯程。
大足石刻百年研究综述发布时间：2011年03月16日来源：不详作者：陈灼257 人关注打印转发投稿内容提要：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大足石刻之研究，上溯清乾嘉时期之张澍，至1945年县人陈习删与大足石刻考察团将大足石刻研究推入科考领域；以后至1984年，大足石刻研究向多学科扩展；1985年后，大足石刻研究、宣传开拓领域向纵深发展，获得丰硕成果。
本文对大足石刻百年研究梳理了一个线条，对主要成果进行了排叙综述。
作者，陈灼，1950年生，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绪言大足石刻位于中国西南的重庆大足县境内，计有七十五处摩岩造像五万余躯。
大足石刻造像始于建县（公元758年）前的唐永徽年间（公元650－655年），历唐、五代，至两宋达到极盛，明清两代仅有少许造像，现有75处石刻被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其中北山摩岩造像（含南山、石篆山）、宝顶山摩岩造像（含石门山）二区五处最为集中，规模最大，且多为唐宋石刻，是中国石窟建设史上最后的一座大型雕塑群；以其技艺之精美，内容之丰富，题材之多样，代表了中国晚期石窟艺术发展水平，故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9年12月1日，又由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大足石刻具备宗教造像三种类型，一为佛教类型，二为道教类型，三为儒释道三教类型。
晚清以前，大足石刻基本不见有研究。
千余年来，仅知见有大足石刻首录入宋《图经》，但其书今已不存。
南宋王象之著《舆地纪胜》，记有大足的《韦君靖碑》、《吴季子墓碑》、《高祖大风歌碑》、《古文孝经碑》、《画维摩诘碑》，并记载了：宝峰山（按即今宝顶山）在大足县东三十里，有龛岩，道者赵智凤修行之所。
其后明万历年间曹学佺所著《蜀中名胜记》记有大足石刻，但多录自《舆地纪胜》和旧《志》。
一、1818年――1955年大足石刻之研究，可说自张澍开始。
张澍号介侯，中国甘肃武威人，清乾嘉时代有名的学者，著有《养素堂文集》和《蜀典》，主编了《大足嘉庆志》。
关于重庆大足石刻的研究报告研究目的：观察研究学习宋代民间岩石雕刻，以及其历史背景和知识，体会宋代佛教文化。
课题研究过程和办法：1 线路设计：跟随旅行团，按团定路线乘旅游大巴前往。
2 资料查找：上网查询查询资料如下。
重庆大足石刻始建于唐永徽元年（650年），历经五代，盛于两宋，余绪延至明、清，是中国晚期石艺术的代表作品。
其中，以宝顶山、北山摩崖造像最具特色。
中国人生活中非常喜欢排序，四大石窟普遍的说法是：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
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收录中国境内的四大石窟，分别是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和大足石刻。
大足石刻最杰出的代表是宝顶山石刻，位于大足县城东北15公里处，由宋代高僧赵智凤于南宋淳熙年间，历时70余年，以大佛湾、小佛湾为中心，有总体构思组织开凿而成，是一处造像逾万尊、在石窟中罕见的完备而有特色的大型佛教密宗道场。
宝顶山摩崖造像的表现形式在石窟艺术中独树一帜，万余尊造像题材不重复，龛窟间既有教义上的内在联系，又有形式上的相互衔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其内容始之以六趣唯心，终之以柳本尊正觉成佛，有教有理，有行有果，系统完备而有特色。
宝顶山石刻就像一幅幅石刻的连环画册，将深奥的佛学教义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曾经佛教史学界有一种定论，中国佛教密宗自唐开元三大士传入以来，一般认为只传了四代，第四代传的是日本僧人空海，由于唐末战乱，空海学成之后就回日本去了。
他在日本弘传大法，成为日本真言宗（东密）的初祖。
而国内在空海之后，则因会昌法难和五代变乱使密宗渐至绝响。
但在四川一带，特别是在大足，却出现大量的密宗造像。
北山佛湾有百分之五十都是密宗造像。
在宝顶山出现的密宗大师的踪迹和这座独具特色的南宋密宗道场，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密宗在唐末以后并未绝响，相反，它在四川一带有了很大发展。
两百多年后，出生于大足米粮的赵智凤来到四川弥牟游学，三年后，回到大足弘传柳氏密法并苦心经营宝顶山石窟密宗道场。
大足石刻的展览历程研究作者：李朝元来源：《卷宗》2017年第12期1 大足石刻概况大足石刻是重庆市大足区境内所有石刻造像的总称，分布于全区24个乡镇里。
造像有5万余尊，铭文有10万余字。
大足石刻造像始创于唐初永徽元年（公元650年），至晚唐方兴，历五代，至两宋崛起，余緖延至明清，时间跨度一千多年。
大足石刻造像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造像共计75处，其中唐代的有3处，宋代的有33处，明、清的共计有39处。
其中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6处：分别是北山石刻、宝顶石刻、南山石刻、石篆山石刻、石门山石刻、北山多宝塔；公布为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4处：分别是尖山子石刻、妙高山石刻、舒成岩石刻、千佛岩石刻；公布为大足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66处。
大足石刻造像内容涵盖广泛，儒、释、道内容造像皆具备。
被誉为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作、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最后一座丰碑。
在1999年12月1日，大足石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面对如此丰厚的文物资源，一座未开发的金矿的“大足石刻”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出大足，走向国门，走向整个世界的呢？这与大足石刻的展览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2 大足石刻的展览历程（以时间为序）1980年，大足石刻对外开放试运行。
1981年3月，大足石刻正式对外旅游开发。
1985年4月11日至5月5日大足石刻大型图片展览在首都美术馆展出，誉满京都。
在展出前夕，郭相颖、钟德望拜访了中国美协副主席、文艺评论家王朝闻先生，他说：“我去看过大足石刻，美的东西能给人很深的印象。
乐山的大佛老而且大，但不太好看，大佛取其气魄；大足的佛像……可不可以这样概括：……有神的庄严，人的风韵，生活的美。
神化了的人，人化了的神。
这些到了宋代，在大足石刻中就反映得充分。
”[1]在展出期间，当代专家学者刘开渠、王朝闻等举行座谈会，在谈到石窟艺术建设和大足石刻成就时，雕塑家刘开渠说：“可堪称大足石刻时代。
”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参观大足石刻艺术展并题词：“中华艺术”。
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及第四届年会综述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及第四届年会综述光银大足石刻研究会是以研究大足石刻艺术为主旨，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群众性学术团体。
大足石刻迄今已公布为全国和省、市、县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多达74个，计像6万余尊。
其中以两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北山、宝顶山各造像盈万的大型石窟为最。
大足石刻以表现佛教艺术为主，但儒、释、道“三教”造像并臻，故又以“集…三教?造像之大成”而迥异于前期各代石窟，为专家、学者注目。
但由于社会历史变迁等原因，大足石刻研究起步较前期各代大石窟都要晚。
它兴起于晚唐四川藩镇割据征战之际，崛成于蒙军大举进攻四川之年，宋末元季兵燹一劫又使大足在元代废州、县，入合州，致使史失其载，沉睡青山翠岭千年无闻于世，研究更无从谈起。
至清嘉庆知县张澍方注目石刻，但他在任不过半年，未能使其名世。
直至1945年春，在渝史家杨家骆、马衡、傅振伦等发觉，组团考察后以为“实与发现敦煌相伯仲”，并以可与云岗、龙门“鼎足而三”正告国人。
抗战胜利，史家们各还处所，原拟研究之10多个课题停滞未进行。
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大足石刻，1952年就建立文管所刻意保护，但众所周知，研究工作滞缓。
1980年春大足石刻对外开放旋即引起举世瞩目，仅2年就成为年接待中外客人近百万的文物旅游盛地，为弘扬民族文化，进行中外文化交流，更好地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作出了卓越贡献。
1982年10月，四川省社科院在大足主持召开四川省美学学会年会，收到的论文中涉及石窟艺术的不下十篇。
省社科院及县的有关领导和一些专家提议成立大足石刻研究学会，以推进大足石刻研究，把历来鲜为人知的石刻奉于世人。
经永川县地委宣传部批准，于10月26日举行成立大会。
首批会员50余人，选举产生了由19人组成的理事会(其中副教授以上的专家11人)，推举四川大学教授杨明照为名誉会长，凌文远(永川地区副专员)为会长，宋朗秋(大足县副县长)为副会长兼秘书长。
会后编印了《大足石刻研究通讯》，载文十余篇中《试述大足石刻成因》是大足石刻史上专论成因的开荒之作。
1983年，永川地区与重庆市合并，学会成为市社科联的团体会员。
学会成立后开展的一次大的活动是配合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赴北京、深圳、成都、桂林等地展出大足石刻图片。
1985年冬在成都展出期间，与省文管会、社科院联合召开了成都地区的专家、学者座谈会，尔后各家撰就的关于大足石刻的上限年代、宝顶石窟造像的特点和是否是密宗道场、大足石刻道教造像的渊源及价值、大足石刻与安岳石刻的关系等10多篇文章，载入1986年《四川文物·石刻研究专集》。
学会会员发展到108人，分布全国十多个省、市地区。
1986年4月17至21日在大足宾馆举行第二届年会，这是学会成立后举行的首次学术研讨会。
出席年会来自北京、河北、厦门、新疆、甘肃、山西、陕西、云南、成都、重庆和省内外各大石窟的专家、学者及省、市新闻工作者、出版界的同志计110多人。
40年代“大足石刻考察团”的专家现仍健在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傅振伦、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梅健鹰发来了热情扬溢的贺信。
80高龄的傅先生还亲手撰写论文《漫话大足石刻》。
梅先生因考察过大足石刻在“文革”中还受到过批判。
他在出国考察前寄给学会的贺信中饱含深情的说：“我应该参加这次盛会，我应该为学会的会员，你们没忘记我，我非常感激。
”年会首次制订通过了《大足石刻研究学会章程》；听取了由宋朗秋代表理事会作的工作汇报；选举产生了29人组成的以宋朗秋为会长、丁先发为秘书长的第二届理事会；会员大会一致通过聘请傅振伦、梅健鹰、阎文儒、温庭宽等10位专家为顾问。
年会收到学术论文、资料33篇。
其中，北大考古系教授阎文儒60年代初考察大足石刻时撰就的《大足龙岗山石窟》、《大足宝顶石窟》数万言引起与会者注目。
与会人员实地考察了北山、宝顶山等处石刻。
并在小组讨论和大会交流中，从宏观和微观、纵向和横向各个方面，对大足石刻中的一些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发言者一致认为，大足石刻应是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作。
傅振伦先生文章提出：大足石刻“合敦煌、云岗、龙门等雕塑而构成一部完整的中国石窟艺术史。
”有文章提出，大足石刻在石窟建设、佛教发展和艺术史方面可填补晚唐至宋末的历史空白。
对宝顶石窟的建造年代，多数人认为以宋建为正。
对宝顶石窟造像内容，有人认为是显密融合，但文物部门同志的多认为是赵智凤历数十年而创建的“完备而别具特色的密宗道场”。
傅先生的文章还认为：“唐光启柳本尊创造道场于前，赵智凤营之于后……有计划地、系统地雕造密宗造像，以图像而宣扬教义，成为瑜伽部整个体系。
”云南学者提出，宝顶造像与云南密宗造像颇有渊源关系。
还有多篇文章对内容、神系、艺术特征和历史价值作了探述，一致认为是研究道教史不可多得的史料。
大家还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对大足石刻中的碑铭、韵文、古塔、古寨遗址和历史人物、文物保护等作了学术考证、探析、校补等，对个别龛窟造像且有突破性认识。
如顾森和陈明光文章，对石篆山“志公和尚龛”自清代以来就误定为“鲁班龛”作了辨正。
本届年会收到的论文，大多选载《大足石刻研究通讯》第二、三期上，部分文章已发在《文物》、《美术史论》、《社会科学研究》和《四川文物》等刊物上。
第三届年会是经过社团整顿之后，于1992年11月5日至9日，与四川省社科院、文化厅、重庆市文化局、大足县政府联合发起主办，由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四川省社科院大足石刻艺术研究所承办的四川省石窟艺术研讨会，也在此时同时举行。
(以下简称“两会”)按学会章程，第三届年会，应在1989年秋冬之际举行，由于中央发出清理整顿社团的通知，故年会推迟到1992年召开。
又因原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经重庆市编委批准为县级事业单位，由市文化局和县政府双重领导，更名“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故市社团管理部门亦将学会更名为“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
1992年春初，四川省社科院领导为推进大足石刻和四川石窟研究，与省、市文化部门和大足县政府组建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大足石刻艺术研究所”。
出席“两会”来自全国、全省各地的专家、学者、文物工作者及有关部门领导及新闻界人士计110多人，其中不少是首次参会的中青年学者，会员也发展到150余人。
大会听取了宋朗秋会长代表第二届理事会作的工作报告；修订通过了《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由29人组成的第三届理事会；一致通过聘请傅振伦、段文杰、李已生、马世长等14位专家为顾问。
“两会”的目的旨在于检阅近年四川石窟研究的成果，交流研究情况和经验，探索四川石窟发展脉络及其价值，从而发动社会各方面重视石窟艺术的发掘、保护、宣传和研究。
与会人员对四川石窟和大足石刻研究进行了广泛学术探讨和交流；先后实地考察了大足石刻及安岳石刻中的部分石窟；敦煌研究院院长、著名敦煌学家段文杰作了题为《谈大足石刻十大特点》的学术报告。
“两会”先后收到学术论文、资料36篇，编入《四川石窟艺术研究会暨重庆大足研究会第三届年会专集——大足石刻研究文选》30篇，除论述、介绍四川石窟价值及安岳、巴中石窟专题文章近10篇外，其余多是关于大足石刻研究的文章。
其中《大足石刻研究述评》是首篇对大足石刻研究进行述评的处女作。
述评认为：大足石刻研究自40年代大足石刻考察团方开科学研究之先河，然至80年代大足石刻研究会成立渐向纵深发展。
关于论述大足石刻历史价值的《初探大足石刻是宋史研究的实物宝库》、《大足石刻是一部宋代形象史书》以及《宋代石刻镌匠留名浅析》等著述认为：大足石刻对研究宋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哲学、艺术和宗教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
关于宋代“三教合一”造像，有文章从纵、横二方面探索其形成与发展后认为，大足北宋“三教合一”造像是全国石窟群中最早的，它的出现与宋代社会密切相关。
对宝顶石窟的研究仍引人注目，有人认为“宝顶石窟区是大足石刻中宗教文化的中心”；有人认为是一部“刻在石壁上的哲学伦理巨著”。
此外，研究宝顶、北山等处龛窟造像、史碑校注和人物考识的文章还有《大足佛教石刻〈牧牛图〉跋》、《试论大足宝顶山南宋法身塔》、《韦君靖碑注》等10多篇。
在四川石窟研究文章中，《试述古代四川地区在早期佛教输入中国过程的地位》引起与会者兴趣。
论者认为，佛教传入中国，从南方滇缅道传入四川要早于北方丝绸之路，仅因南传不及北传物质、精神并重而影响不大。
首次汇编的《大足石刻文献目录索引》，搜录古今中外研究、宣传大足石刻著述500余目，基本上反映了大足石刻研究著述情况。
本届年会论文已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的多篇，其中陈明光《初探大足石刻是宋史研究的实物史料宝库》已被收载《中国当代论文选》。
为“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加了解大足”，1995年9月上旬，中共大足县委、大足县政府举办了“95中国大足石刻艺术节”。
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第四届年会，也于9月7日至10日举行。
出席本届年会的有中国社科院、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龙门、麦积山石窟、四川省社科院等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120多人，还有《社会科学研究》、《四川文物》编辑部和省、市、县新闻部门的记者。
四川省、重庆市文物部门、社科界联合会的领导和大足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的领导莅会并讲话。
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保护委员会、中国文化报社、中国旅游报社、中国文物报总编室的领导和麦积山艺术研究会、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等兄弟单位发来了贺电、贺信。
重庆电视台、重庆日报的记者对参会的专家作了专访、报道。
年会听取了常务副会长郭相颖代表第三届理事会作的工作报告，修订通过《重庆大足石刻研究章程》，选举产生了由31人组成的第四届理事会，并推选前任会长宋朗秋为名誉会长、郭相颖为会长、陈明光为秘书长。
大会一致通过聘请傅振伦、段文杰、郭朋、黄心川等20位专家为顾问。
与会人员实地考察了北山、宝顶山、石门山等处石窟；中国社科院南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黄心川和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孙修身作了学术报告。
年会收以学术论文、资料43篇，论述大足石刻的38篇，其中考古研究著述引起与会专家、学者注目。
在小组讨论和大会学术交流过程中，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大足石刻是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作，具有划时代意义。
其内容之丰富，为研究中国石窟建设、艺术和哲学、宗教(特别是密宗)史提供了新资料，提出了新课题。
各家著述简述如下：一、大足石刻概论张宝玺《调查大足石窟的回顾》，填补了1962年初北大考古教授阎文儒一行考察大足石刻之缺略。
宋朗秋《关于大足石刻分区与分期的我见》，将大足石刻74个文保单位以大足三条主要河流为经纬分为七个区域，把6万多尊造像分为唐代(前、后期)、前后蜀、两宋和明至民国四个时期。
黎方银《试论大足宋代石窟的文化基础》，论述了大足宋代造像的艺术特征和世俗化、生活化、写实风格等形成的问题。
